第一节 敬业的概念与时代价值
一、敬业的概念
敬业观从属于职业价值观，而职业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以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操守等要素在内的观念系统。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敬业观是职业价值观的一种，它既是职业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职业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化要求。这种具体化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职业价值观的主流要求。故虽然具体的职业价值观取决于不同的职业，但是敬业观仍然是贯穿各种具体的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作出的表述为“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民在工作中做好一个建设者”。在这一表述中，就可以发现敬业观在职业道德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它是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进行的重要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敬业观其本身的内涵概念，可以从三种不同的心理感觉而引发的伦理感觉来把握，即社会主义敬业观是：“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相融合的职业认同感、专业精神与担当意识相结合的职业责任感、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相统一的职业成就感。”社会主义敬业观在此三者中实现有机的统一。
以较为通俗的视角而言，“职业社会与个人生活相融合的职业认同感”主要所体现的是，完成“从业——事业——乐业”的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相辅相成、相互提升所带来的对人生与工作的认同。“专业精神与担当意识相结合的职业责任感”所体现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与专业技能基础之上的职业操守相结合所带来的对职业责任的强化，而“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相统一的职业成就感”，所体现的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两者所实现的共同发展、所带来的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日趋丰富的成就与满足。
二、敬业概念的产生及其变化
以中国古代传统敬业观而言，从古代文献入手，“敬业”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其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过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 这里所说的“敬业乐群”是古代社会对求学者考核的一个必要阶段。在后期的社会发展中，“敬业乐群”所针对的事物逐渐跳出“学业”的固化要求，而在后世学者的注疏中逐渐完善。如唐代孔颖达对此注疏道：“敬业，谓艺业长着，敬而亲之；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2]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从人的心理层面解释敬业，言道：“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心也。”[3]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敬业观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敬业观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业”的发展，“业”的发展与丰富事实上也就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所以，这就决定了古代社会的敬业观首先聚焦于“从业者”，强调从业主体主观的心理活动与修养。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传统文化在论及“敬业”之时就不自觉地涉及“诚信待业”这一内涵；同时，这种内涵与古代社会中的“敬位”“敬事”“敬职”等相关词语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敬业”的总体格局。中国古代社会中，“敬业”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尽职尽责。尽职尽责就是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职责，就是说一个人除了要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以外，更需要忠于职守、尽职尽责。首先，体现于要“勤于本职”：做好本职工作，勤勉于本职工作，不能懒惰。其次，尽职尽责还体现于“心”与“业”的统一：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作，将自身的智慧充分运用在职业中。最后，尽职尽责还体现于要有献身精神，这一点在古代士大夫这一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古代士大夫既选择了服侍君王，就要有和江山社稷“同生死、共存亡”的决心；“忠臣不事二主”，在古代士大夫群体中，“业”就等于其自身的生命。
2.诚信无欺。诚信是中国古代先哲极为重视的一种职业品质和职业规范，在各行各业中均有体现，于商业活动中尤为凸显，这一理念主要用以引导商人的行为规范。诚信的职业内涵就是货真价实、诚实不欺；遵守契约、有诺必承。在古代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各个商家经常会标榜“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经营理念。同时，在中国古代虽然并没有真正形成西方认识中的“契约精神”“契约文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违背契约所面临的风险与当今社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契约，可能面临的经济上的损失并不大；但是，一旦被社会视为“言而无信”之人，其所面临的精神和社会地位上的损失则是相当大的。
3.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是指一件事情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却还要更加追求完美。精益求精是尽职尽责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钻研，提高工作技能，才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它表现了对事业和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理念，主要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匠人、手工业者群体。这一群体在社会上是“靠手艺吃饭”的，手艺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生活水平的高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手工业者群体中，往往都会有与之对应的“祖师爷”，祖师爷并不是虚拟的神，而往往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是可以学习甚至超越的。祖师爷高超的技艺，始终鼓舞着本行业的后来者不断探索，如果不能做到精益求精，就会是“砸招牌”的行为，这在古代职业理念中，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以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而言，传统的敬业观面临着新的挑战。如前文所述，此种价值观层面的挑战，本身并不是单纯的道德挑战，而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更多的聚焦于社会主体自我修养的“敬业”理念，必然受到严峻的挑战。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主张，往往能够比较鲜明地表现这种变化。例如，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就谈道：“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4] 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也谈道：“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5] 事实上，近代以来传统敬业观最大的转向，正是在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职业本身也不断产生着变化；正是由于职业本身与劳动阶级的关系越发密切，“敬业”的价值理念不再仅仅局限于学者的自身修养，而是快速面向大众，敬业观本身也开始世俗化，逐渐扩大其影响范围。
但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即“机遇的后发与水平的落后”。“机遇的后发”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由西方列强强行推动的；同时，在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长期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水平，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职业发展的水平（如行业的数量、职业教育的水平、行业的规范等），进而也决定着职业价值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职业价值理念受到冲击，而新的职业价值观又不能马上成型，可以说社会主义中国的职业价值观是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呼之欲出的。这也是以“敬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职业价值观凸显当代价值的根本所在。
从国外敬业观的角度来看，西方敬业观念的产生同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西方较早的敬业思想，是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兴盛而产生的，正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合适他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对柏拉图而言，理想的国家其实就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6]。以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敬业观，实质上反映了古代西方社会将“敬业”视为个体德性来审视态度。随着城邦制度的瓦解，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加强，人们已不再从社会共同体的内部而是从社会共同体外部，借以宗教的灵魂救赎，来认识自身从事的职业——劳动事实上是一种神的惩罚，而非荣耀。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之时才被突破。在宗教改革中，一种成熟、完备的“天职观”形成，即在世俗社会中的职业不仅是上帝安排给人们的一项终身任务，需要人们尽力去完成，同时也是人们荣耀上帝、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然而，这种“天职观”，在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又再次被“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带回尘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材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7] 不能否认的是，“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个人的一己私欲在人类交往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以动物般存在的“人的本能”的遮盖下，对人性的社会性进行否定，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扭曲。但是，必须看到“理性经济人”在遵守契约的前提下，往往尽力去采取一种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且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促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实现预定的目标，确实在实践中对西方现代敬业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方式与前一社会历史时期的“天职观”相比，并不显得那么神圣，但是却在经济社会的运行中，拓展了西方的敬业观，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职业价值理念。这些职业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推进、学习社会主义敬业观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现予以简要介绍：
1.美国与“美国精神”。作为世界上少有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其虽然简短却异常迅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职业精神体系。“美国精神”是在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发展背景下逐渐形成起来的。其内在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职业，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美国精神”是典型的清教徒的宗教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的体现。在“美国精神”的作用下，美国的行业规范以及行业法规，都比较完善，并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调节作用。不同行业的职业伦理道德规范，往往由不同的行业协会制定并管理，这是美国职业道德体系的一个特点。
2.德国与“德国制造”。“德国制造”可以说是德国的一张“国家名片”，其精湛、严谨的制造技艺为世界所惊叹。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德国制造”是历史上德意志地区“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德国人往往将各种生产应用视为理性制度的实现与创新，而理性制度往往不能掺杂任何人为的情感因素，这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德意志民族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尊重与认同。同时，德国采取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8] ，使得德国的专业型、技能型职业教育水平非常高，整个德国社会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的认同感很高，职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自身满足感也较高。
3.日本与“忠”。日本作为亚洲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其职业价值文化借鉴了大量中国传统的文化，但同时予以进行本土化的理解与解释。其中，最有特点的是日本以“忠”字为核心的职业价值，它也是日本对于“企业与员工”关系的一个代表性认识。日本强调员工对企业的贡献，视企业为自己的“家庭”，而现实中，人的家庭往往是固定的，所以日本实现“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很多日本人一生往往只在一家公司工作。在日本，企业员工跳槽往往被视为一个严重的“人品问题”，有过跳槽经历的人往往不被社会器重。从文化的发展来看，日本的职业价值，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战国时代“家主与武士”的关系的影响，是一种比较有民族特点的职业价值理念。
4.北欧与“和谐”。北欧地区（如瑞典、芬兰等国）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形成了一种以“和谐”为核心的职业观。这种“和谐”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类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与自然打交道，在北欧国家的文化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尊崇、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成为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也融入各个职业中，成为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和谐。在现实中，每个行业、跨行业之间的职业人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北欧的职业价值观中，也突出强调调节好职业人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历史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欧海盗曾盛行一时，在北欧海盗的议事原则中，需要保证相当大的民主性，这与其他地区的“首领议事制”有很大的不同，这也造就了日后北欧地区职业价值观中强调和谐、保障自身与对方话语权的价值取向。
三、敬业观的特征
敬业观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中，其内在特征也就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下，敬业观的特征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多种学说，中国古代传统敬业观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而当代敬业观与之相比又显示出了很大的不同。有鉴于此，中国敬业观的特征应该从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分别予以考察与把握。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敬业观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敬业观的内在特征，更多的是体现了古代中国传统儒家修身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古代真正形成较大范围的分工、出现比较固定的职业分化，还是在汉朝建立以后。汉朝的建立与早期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为古代传统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自汉朝以来，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在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观，自此便带有着明显的孔孟学说的色彩，并且对中国其后的职业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观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敬业观的根本要求来自儒家“仁”的理念。中国古代对于敬业的要求，出发点其实并不是具体的职业，而是儒家“仁”的理念；而敬业观的认知与学习，首先是对于儒家“仁爱”观念的认同。形象地说，儒家的“仁”的理念，对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而言，更像是古代社会的“从业资格证”。在古代社会中，“敬业”的考察首先意味着对人的修养的考察。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人们来说，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业”，但更是一种“德”，“修业”本身就意味着“修德”。而中国古代不同行业的职业价值观念，究其根本都是儒家“仁”的理念在现实中的一种显现与细化。从中国古代对男子“成家立业”的家庭社会希望中，我们不难发现，这背后的核心是儒家“仁”与“德”的贯彻，“成家立业”的先决条件便是：自身形成与儒家“仁”者相对应的行为规范，这样才能“成好家”“立好业”。所以，中国古代敬业观的根本要求来自儒家“仁”的理念，它从属于整个儒家的认知体系之中。
第二，敬业观是古代社会“利义之争”的实践方案。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利义之争”，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重义轻利”一直是儒家的重要信条。古代社会敬业观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实现——古代社会的敬业观是解决“利义之争”的实践方案。它对于“商人”适用，对于“士者”也同样适用：商人不能只注重“蝇头小利”而更应该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士大夫不能因为“一己私利”而贻误民生、国运。事实上，以当代的观点来看，古代社会对于“义”的认识，更像当代社会对于“资本”的认识。当今“资本”的核心观点即资本是能够实现增值的财富，而古代社会中，对于“义”的认识，同样被认为是能够实现增值的一种“财富”。这种“财富”的拥有，一方面促使古人的修养更为完善，向着“至善”的境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的拥有，虽然并不是一种实体，但是，古代传统社会却将其视为能够招徕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重要源头。可以说，古代传统文化注意到了不同的职业从业者都将面临不同的“利与义”扶择的问题，而“重义轻利”或者说“以义取利”是古代社会塑造职业价值、处理职业价值问题的一个重要实践方案。
第三，敬业观是古代社会“入世”的先导。中国古代儒家始终凸显“积极入世”的理念，《礼记·大学》中就谈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成长路径。而“入世”的基本条件就是有相应的职业。古代敬业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怀有对社会巨大的观照；当然，古代社会所关注的更多的还是儒家理念中“大同社会”的未来理想的构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社会。但是，正是由于有了“大同社会”这种未来构想，中国古代才逐渐形成了通过自身职业而不断提高修养、为构建这种“大同社会”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分力量的积极入世精神，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以敬业观为“入世”先导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通过明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形成的将职业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修养要求。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敬业观的特征
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与资本主义社会敬业观有着明显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是一种“资本至上”的观念，一个人的职业与工作只要能对资本的运动与资本的增值有所裨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就被赋予很高的职业评价。以资本运动为核心的职业价值取向，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职业价值的主流取向。而社会主义敬业观则凸显着“劳动光荣”的核心，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劳动”始终是社会主义设想的核心内容，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职业观的基础。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太阳城居民不使用仆人，使用仆人的结果会造成使人腐化的习惯，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事。”[9]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为科学地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非但没有成为一种“荣耀”反而成为一种人的“异化”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重新塑造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所以从宏观上来看，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最大的特征便是对劳动的尊崇。具体而言，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的特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社会主义敬业观的载体是劳动者。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以劳动者为载体，或者说，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的主体是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者居于核心地位。对当代中国而言，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要特别注意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都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对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应该公平对待，虽然具体的敬业观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在两者的实践中，总的职业价值、敬业观都发挥重要作用。可是，也要看到，敬业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总要受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限制，当前敬业观面临的严峻考验，事实上也来自劳动者群体的分化与衍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兴行业的劳动阶层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得劳动者群体之间相互认可度不高。社会主义敬业观的推进，首先意味着整个社会劳动者价值的重估，特别是对一线劳动者的价值，应当予以充分注重。同时，继续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不同劳动者群体间收入的差距。
第二，社会主义敬业观以集体主义为先导。当代社会主义敬业观以集体主义为先导，这是其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职业观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从表面来看，社会主义敬业观是每个从业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道德水准，不同行业的不同从业者，其具体的敬业观应该是不同的。但是，从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内在特点来看，社会主义敬业观在实践中以集体主义作为其先导。任何国家的职业观念，都要对集体与个人有明确的认识与回答，才能实现一种职业观念。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先导，就是指社会主义敬业观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选取集体主义以调节二者关系。“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节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节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10] 在现实中，虽然每个从业者不同，但都要秉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以此为出发点，具体细化敬业观。可以说，社会主义敬业观是以集体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是社会主义敬业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社会主义敬业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纽带。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设想中，未来社会发展将会呈现三个重要特点，即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此出发，社会主义敬业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纽带，在未来社会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持续性的概念，在未来社会仍然存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供给，这就需要不同职业的人能够继续从事生产活动，而未来社会之所以能够保证有序的生产与供给，则依赖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能够保持一种科学、合理的职业观念。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不是“无业游民”而是“各司其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以职业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寻求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丰富。总的而言，在未来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职业仍将保留，并继续发展为新的形态，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敬业观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一个持续性的道德规范，所以社会敬业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纽带。
四、敬业观的时代价值
敬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敬业不是一个空泛的理念，而是紧紧依托于各行各业，依托于劳动者；敬业的时代价值，就体现于各行各业的实践中。当然，必须看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敬业观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在根本上是由物质生活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以道德等为典型代表的上层建筑，对于物质生活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敬业观时代价值的探讨，实质上也就是探寻敬业这种道德理念，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体而言，敬业的这种反作用，可以从中国社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凸显敬业观的时代价值。
第一，敬业观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推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观，发轫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细化。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职业”，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即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不同的职业，来维持进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依靠于不同职业群体的努力。敬业观的树立与坚持，决定着每一个行业从业者的精神面貌，而不同行业的从业者的工作效率与水平，又与其自身的精神面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中国的综合实力虽然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少差距，敬业观所体现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精神面貌，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推手。社会主义敬业观的时代价值，首先就体现于其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二，敬业观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在现实中，每个人所面临的，并不始终是单纯的经济生活。事实上，每个社会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个体一方面要承担经济、生产活动所赋予的各项任务，这是最为直观的一种“业”；同时，每个劳动者也会面临国家、法律所赋予其的权利与义务，这实质上是更深层次的一种“业”；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基础。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是以经济建设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施行，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否则就是空泛的政治运动。而细化到个人，个体本身的职业观念实质上也决定了其自身能否正确履行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所以，敬业观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第三，敬业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属性上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范围的一种建设，而敬业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考察近四十年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传统的集体主义理念面临严峻的考验。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附加于人群身上的束缚，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束缚逐渐放开，个体自由从业、创业的机遇逐渐变多；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形成真正完善的个人职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唯利是图等消极的从业观念有所抬头。而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本身也存在着被扭曲的现象：传统的企事业单位，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反而产生了不少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的职业价值理念。从文化认知上来看，由于现代社会敬业观的部分缺失，前文所述的“从业——事业——乐业”的职业心理发展阶段嬗变为“无业——从业”的简单化认识，如果每个人的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那又何谈敬业呢？毫无疑问，敬业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内在价值必须予以重视。
第四，敬业观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突破点。从社会的正常运行来看，一个社会需要不同从业者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在这背后，是对不同职业者的认同与尊重。而当前中国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职业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一方面是对脑力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等群体地位的无限抬高，另一方面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视。诸如“工人”“农民”等词语，虽然本身的表述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当今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群对这类词语或多或少存在着轻视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中，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群体，而社会对于这一部分群体予以的尊重长期欠缺。每个人对以职业为基础的敬业观的学习与践行，并不是要分出“三教九流”的行业高低贵贱，而是以敬业观为出发点，既明确“敬己业”的责任，同时也要认识到“敬他业”的要求，进入敬业观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不失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第五，敬业观是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延展。恩格斯在“两种生产”的论述中，言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的繁衍生息，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而这二者都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对这两种生产活动都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以至于西方国家纷纷需要耗费极大的财力、物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上，确实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况，生态问题在当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阻碍。而敬业观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延展。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生态问题人人有责，这不仅仅局限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毫无疑问的是，生态建设需要的是每个人劳动的付出，而如前文所指，敬业观的载体是劳动者，这样，在生态建设领域，劳动者的概念与范围都被延展，学生、离休人群等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者”群体，在生态建设领域都被调动起来，付出劳动。虽然这种劳动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无偿性的，但同样需要敬业观的实践。事实上，从现实生活中去审视，在生态建设领域，有很大一部分人将生态的治理视为自己的“第二职业”，几十年如一日，为生态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11]
第二节 案例及其分析
案例：“药丸三克责任千斤”——北京同仁堂的质量传奇
北京同仁堂始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后，北京同仁堂成为了中国中药制造行业的典范，是驰名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在这块招牌背后，有着同仁堂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职业操守与职业要求。这些都凝结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这条同仁堂古训。由于中药制造流程的特殊性，在今天的同仁堂中，仍有一部分药品遵循古法而制。在这其中，有着“温病三宝”之首之称的安宫牛黄丸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有着两百一十三年历史的药丸，时至今日，依然沿袭手工制丸技艺。而这颗仅仅三克重的药丸，也是同仁堂员工张冬梅三十多年精益求精的缩影。
安宫牛黄丸的制作要经历研配、合坨、制丸、内包、蘸蜡、打戳等多个流程。在这之前，首先需要对安宫牛黄丸的一味重要原料——麝香进行加工。麝香取自雄麝鹿香囊的干燥分泌物，在实际中往往附着有许多细微的绒毛，需要将其进行剔除才能入药，而这一流程不可能用机器替代，只能用人工完成，制药人员将其形象比喻为“拿毛”。“拿毛”这道工序，本身没有质量标准要求，但拿多少、拿到什么程度，凭的都是药师心中的经验。张冬梅十七岁进入北京同仁堂，最先接触的就是“拿毛”这道工序，单调乏味的工序，一干就是一天，耐得住性子，才能制得出好药。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她逐渐克服了心浮气躁的毛病，为制作药丸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在“拿毛”之外，“打条”也是一道重要的工序，也是手工制丸的关键。“打条”是指将研配好的药材，揉搓成粗细均匀、长短合适的圆柱形长条，“打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搓丸”的质量与速度，就这么看似简单的一个工序，张冬梅一练就是一年，以至于张冬梅事后笑着回忆道：“我对打出来的条都不是很满意，后来就天天回家搓面去，那阵子我们家天天吃面条。”正是由于张冬梅刻苦训练，不断提高业务水平，2005年前后，同仁堂亦庄分厂成立，干活踏实、技术全面的张冬梅被任命为“安牛班”班长。然而，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使得张冬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反而更加发挥出自身的带头领导作用：一方面，她加强对班组的管理，在班组里推出了班级抽查、组内巡查和个人自查的“三级检查”办法，只要发现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行使“质检员”的职责。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张冬梅还坚持了同仁堂一贯的“师徒传承”文化，将自己的手艺传给徒弟，这也是同仁堂能够成为驰名中外的老字号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冬梅退休后，她被返聘为同仁堂集团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专家。2015年11月17日，同仁堂正式成立“张冬梅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首席技师工作室”暨“张冬梅劳模创新工作室”。至此，张冬梅又多了一个正式身份——师傅。拜师会上，张冬梅向六名徒弟坦言，自己不怕反复教，但希望他们都能坚持在岗位上“干到退休”。如今，安宫牛黄丸的传统制作技艺已获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能把“手工搓丸”的传统手工加工技法更好地传承下去，张冬梅将自己积累多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是金子总会发光。2015年4月29日是张冬梅五十岁生日，而这一天她刚好获得“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她总觉得这个“礼物”太沉了，因为自己做的都是“该干的”分内之事。
分析：发扬社会主义敬业观，彰显个人品德与民族精神
北京同仁堂员工张冬梅的事迹，是敬业观的历史演进，以及当代敬业观实践的典型。首先，从敬业观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敬业精神与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职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华老字号，在其发展的岁月中，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职业价值理念。北京同仁堂作为中国传统医药行业的代表，其所秉持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理念就被广为接受。
一方面，这一传统的价值理念道出了中国传统中医药行业的特点。中药行业这一“国粹”在现实中，就是要面对品类繁多的药材，就是要面对烦琐的制药环节；面对这种情况，有责任的中药企业、有职业操守的中药行业的从业者，应该有明确的答复——虽“繁”不“省”、虽“贵”不“减”就是同仁堂整个企业及其员工的答复。从同仁堂本身的发展来看，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久不衰，其凸显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企业文化。从业者个体的敬业观，与企业宏观层面的经营管理理念、企业文化，两者虽然具体上有所差异，却是共生的关系。一个好的企事业单位，往往能将员工的职业价值观念，纳入其经营理念之中。所以，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培育，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是保障其持续有效运营，提高产品、服务质量与水平的心理层面的巨大宝藏。
另一方面，这一理念在同仁堂员工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为同仁堂的目标群体——广大患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产品与服务。而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优秀的职业价值理念，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则会逐渐升华，成为其从业者的一个共识。这种优秀的职业理念，其本质并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所不同的是其实现形式的丰富与多样。张冬梅作为这一传统理念的现代践行者，在其从业的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之所以能够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对接班人孜孜不倦地教育，从根本上来看，是她坚持以北京同仁堂的目标群体——广大患者的疾苦为出发点，这实质上点明了任何一种敬业观的“导入”，都要首先明确：其所在的职业是为了谁？服务于谁？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广大患者的痛苦以及摆脱病困的迫切希望没有变化。张冬梅正是怀揣着这种与患者“感同身受”的心态，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并帮助他人。对于张冬梅而言，其与同仁堂传统职业理念的联系，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印证。社会主义敬业观的培育，不应该是沉重死板的说教，而是置身于现实生活中，明确自身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所在。在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任何一种职业会遭到歧视与轻视。职业既是自身社会生活的依靠，也是“我服务于他人，他人服务于我”，是社会稳定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中国的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社会主义敬业观，首先就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的弘扬。在此基础上，才能认识到，自身的职业价值会给他人带来巨大的福祉，而他人的良好的职业观念，同样也会影响到自身生活。以这种实践路径导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是对每个从业者的说教，而更多的是劳动者自身的“自省”，并通过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调节，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敬业观的树立。张冬梅的劳动，尽管只体现在那一颗颗重量仅为三克的安宫牛黄丸上；然而，当我们看到服用安宫牛黄丸的患者康复之后喜悦的表情时，就会觉得张冬梅的劳动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厚重的回报。
注释
[1]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514.
[2]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27.
[3] 【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37.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5：39.
[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60.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2.
[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
[8]“双元制”职业教育结构是指教育机构与企业等相联合，形成两个权利与义务较为对等的“培养方”，从而共同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从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双元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尽可能地缩短了学生“由学校到社会”的这一适应过程。
[9] 【意】康帕内拉。太阳城【M】.陈大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
[10] 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4.
[11]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1988年6月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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