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更确切些：一个女人永远不会习惯。
不知为什么娜塔莎让我第一个讲，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有可能因为我是老患者吧。确实我的治疗年头最长啊！另外，我对你们非常好奇。咱们直言不讳地说：这里现在醋味儿十足。想必我们所有人都在互相妒忌着。上车时，我观察了大家互相打量的眼神，打招呼的时候气氛紧张得就像奥运会选手要争夺金牌一样，每一个穿过入场线的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许我太夸张了，你们不必介意。这种治疗方式面临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治疗师对每个人都是唯一的，而反过来却不是。多不公平啊！我想不出什么关系能比这个更不公平。我宁愿这样想：没有人比我更得娜塔莎的喜欢，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让她开心，没有人比我更让她如此忧伤和怜悯，没有人像我一样让她牵肠挂肚。总而言之，我能说出来的心事娜塔莎都知道，而且我希望她只听我讲。要是她也听了你们每个人的隐私，这我怎么受得了？难道娜塔莎也让你们觉得自己得到了疼爱和重视吗？难道她在诊所给每个人都提供这种子弹防空洞，营造这种既不寒冷也不灼热的空间？她的内心真的有那么大空间来爱我们所有人吗？
一天，我在西班牙的一份日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夫妻二人喝酒被捕，只因把女儿扔在婴儿车里》，下边解释说列伊达夫妇的十二岁儿子报警，因为父母醉酒回家但是妹妹不在他们身边。这条新闻让我反应强烈，便来到了娜塔莎这里。直到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生活可以停滞不前，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东西的位置？我坚信，冰冷的心是一种美德。
当我到了娜塔莎那里，我知道我的治疗关乎生死：必须彻底剪断母女这条线，阻止重蹈覆辙。你们要理解我，这不是基因或者DNA的问题，是养育方式的转嫁。一切都是预谋好的，我会变得狠毒，滥用权力，并成为施虐者。在此之前我毫不知情，并且把很多精力投入到结婚生子的事情里，我日日奋斗，是日日。有时候我问自己哪儿来这么多精力。从我父亲那儿？从我热爱的、不顾一切向他祈求的上帝那儿？还是说我的哥哥尼古拉斯从某个地方向我暗示着危险，所以我的这些能量来自于他的眷顾？我觉得是本能，纯粹是本能。正常家庭是什么样子，我心里一点儿概念也没有。我真的是一个奇迹。
在娜塔莎这里，我竟如此毫无保留。
我叫弗朗西斯卡——连我的名字都这么普通，你们认识多少叫弗朗西斯卡的人？今年刚满四十二岁，这是很复杂的年龄段。说年轻也不年轻了，还不算老但也有点儿老了，没有任何特点，纯粹是一个过渡期，是衰老的开端。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成了一个老年人，所有事情都已成定局。
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现在是公司的合伙人，我的事业之所以能够顺风顺水，全是我努力工作换来的，真的，我非常努力。我的职业发展方式很传统，从当重要建筑设计师的助理起步，直至发展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最终变得无可替代。我们在普罗维登西亚有一个工作室，一共十四个固定员工，因为人员流动较大。现在我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了，并且对空间如痴如醉。我嫁给了维森特，他是基建工人，我们有三个女儿，真是倒霉，全是姑娘。家庭方面我也过得很好。大家都说我丈夫难相处，也许他们说得没错，但是我和他相处得非常和谐。尽管他有些古怪，但我爱他，对他很忠诚。
麻木是我的常态之一。我把普通的日常生活叫做麻木状态：每天早起，送几个女儿去学校，然后去健身房做四十五分钟普拉提，去办公室，之后要头脑清醒地和公司的律师讨论事情，检查所有员工的工作，检查归我们负责的几栋大楼的物业，还要和我不喜欢的销售代理斗嘴，吃午饭——但愿能和一个朋友吃，而不是匆匆忙忙地吃一个三明治，饭后坐在电脑前消耗一些脑细胞，客户面前再消耗一些，还要拜访几乎永远让人讨厌的某部门，那时候是真的带着一盒盒火柴满怀期望地走进去，不像今天，火柴变成了一个个装腔作势的外来词，全凭想象，比如步入式衣帽间、凉廊、家庭办公室，要是走运就能签份合同，然后受尽圣地亚哥交通的折磨后回到家里，和丈夫聊一会儿，检查孩子们的作业，热一些简单便捷的饭菜，看看新闻，听完这样或那样的讲话咒骂几句，试着把经济板块听懂一些，最后……拥抱一下孩子们，给她们很多的吻，然后上床睡觉。不用早起的时候偶尔有性生活，然而这只是一种期望。嗯，是的，我承认不是每次都充满激情，而且有时候很敷衍，但我也做。
多少女性都过着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全球能有成千上万。四十岁的女人经营着自己那点儿生活，既渺小又温柔，有的稍微聪明点儿，有的更亲和一些，有的目标远大，有的更风趣，但是总而言之，这些女人都是一样的，为了使自己与众不同，只有拼命奋斗，并通过合法的竞争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不同，于是一个个心力交瘁，疲惫不堪。通过她们，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一个模子，看到一个就了解了全部。有时候你觉得和丈夫没话可聊，孩子们的故事也枯燥乏味，你甚至梦见和美国影视明星乔治·克鲁尼同床共枕。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连感觉都没有了。你把所有事情都做了，也努力做到了最好，然而你只是机械地在做，也许过马路的时候你被车轧了都不知道。你不觉得痛苦，因为你是一块冰。后来随着这种日子越来越多，我就称之为“麻木的日子”，尽管这种静止的状态导致我的双眼被蒙蔽，不能立即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但请你们相信我。
让我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一天，丈夫嫌我太冷淡。可怜的人儿，多久了才发现！但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没有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冷淡，也没关心过什么是冷淡，我只了解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也曾有过其他状态，比如激情的状态和愤怒的状态。大家都一样！当我不麻木的时候，我也爱自己，也为了爱而至死不渝，也会感激到无以言表，也能神魂颠倒地享受性虐。这些我都可以讲出来。
我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两个男性，我的丈夫和我的猫。我发现他们俩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且我在用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爱着他们。
我的猫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它体型大，是只大猫，长着红黄相间的条纹（我叫它“小老虎”，哪怕孩子们嘲笑我）。我相信它是爱我的，但它总爱往外跑，好像外面的东西比家里的好。让我气愤的是，我抓它不着，它还靠着我享受荣华富贵，独占着一屋子的美食、宠爱和温暖，还有整个街区都给它用于飞檐走壁和打架。它生性好斗，每次回来都带着伤，要么是抓痕或血迹，要么就是毛少了。我把它照顾得比自己都好，给它擦医用酒精，出了任何事都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每天晚上，我都要跑到路中间呼喊它，有几次我深夜只穿了件睡衣就出去找它，孩子们后来都发誓说不认识我。如果它没有回来，我就睡不着觉，为了找它我不知要起来多少次，直到把它抱在怀里为止。也许有人会说爱一只猫没什么用，但这样说就错了，因为一旦它屈服了，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令我惊喜的事情是，我一叫它，它就回应我，而且它只回应我，别人都不行。正因为一直如此，我才总能找到它。这样解释吧，如果不是它的这一特质——因为没有人否定这是一种特质——它早就丢了。它特立独行，只因我不依不饶才使我们在一起八年了。它和我一起睡觉，半夜的时候它会抬起一只爪子——它的爪子像人一样——抚摸我的脸颊。冷了，我就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它都由着我，很温顺。
它还是个胆小鬼。虽然在外面它是街头一霸，但是在家里，要是听到异样的声音，它就一溜烟儿地藏起来。门铃响了，它一听到外面传来男人的声音，就吓得钻到我的床罩里。当然，有好几次被我女儿一屁股坐在身上，因为她压根儿没看见。总之，它一看到男人就吓破胆儿，这是一种恐惧症。此外，它还很高傲。最典型的一次应当是，一天早晨它照例出去游荡，直到凌晨都没回来。我找它找疯了，甚至绝望地以为它在十条街以外被车轧了，结果当它出现的时候，居然一脸的若无其事，还满不在乎地盯着我看，要是它能张口说话，肯定会说：“还不是怪你。”
好吧，当别人问我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猫，我偏偏选一只最折磨人的，我回答说：“是因为，请相信我，它值得。它爱我。”
关于维森特，我想说的也是这一点。
我出身殷实体面的普通人家，住在圣地亚哥东区毕尔巴鄂街。我父亲是搞经济的，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他性格有些软弱，爱逃避，但总体上是个好男人。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他，他们有两个孩子：哥哥和我。我母亲没有工作，那时也没人觉得她需要找一份工作。她一觉睡到中午，然后阅读，不停地吸烟，到了晚上就去电影院，天天如此，我没有一点儿夸张。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和录像带，她就不出去看了，天天在床上看电影。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得不分室而眠了，因为两个人作息时间不同，父亲很讨厌烟，还有烟味，也不喜欢电视机一直开着。白天的时候，母亲总是有点儿心不在焉，我给她讲学校的趣闻轶事，发现她很不耐烦，显然她只是义务性地听我讲。但是换做是我哥，我发现她很上心，也许只有他能引起母亲的关注。有几次我跟尼古拉斯说他像是独生子，但当时没意识到我这句话暗藏着可怕的真相。母亲非常厌恶“女性的事情”，她对衣服、浪漫故事、青春期复杂的朋友关系都没兴趣。我记得大概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贝罗尼卡打架了，我俩是发小，最后我当然哭着回家了。
这是当时的对话：
（妈妈）——你怎么啦？
（我）——我和贝罗尼卡打架了。
（妈妈）——有什么重要原因吗？
（我）——因为她不请我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我以为我是她的朋友，她喜欢我……
（妈妈）——谁都不可能特别喜欢谁，女儿，你最好从此明白这件事。
因为是“女人的事情”，她忘记告诉我女人会有月经，要不是同学告诉过我，我肯定被突然流血给吓死。我的身体开始发育，曲线越来越明显，她却全然不知。有一天我去她房间，跟她抱怨说：“妈妈，我的胸在变大，你做点儿啥啊。”她远远地看着我——用她特有的那种眼神——回答说：“跟你爸说让他给你钱，自己去买个胸罩就得了，多简单。”我满眼泪水地跟她说，我不想长大，我不想有胸。她笑起来。去吧，弗朗西斯卡，你不是小姑娘了。然后她又开始看书了。
她从来不碰我，但对尼古拉斯不是。打架的时候她根本不会站在我这边，在哥哥或表兄弟面前，她也从来不给我撑腰。似乎错的永远是我，所以我极度缺乏安全感。现在回头一想，我应该直接承认她根本不爱我。即使别人不相信，但它确实发生了，有些母亲真的不爱自己的儿女。
年复一年，我和其他同龄女孩一样在成长，和她们做同样的事，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给外面的世界、朋友、我的追求者们、学业、运动。日复一日，她对我错误的冷漠却给我带来了帮助。我以为如果在某方面做得很突出，妈妈就会喜欢我，于是我决定做一名优秀学生。结果，她更关心尼古拉斯的学习，对我只是顺便轻描淡写地祝贺一下。因此，我一看靠学习不行，就改为搞体育，我相信一定能打动妈妈，尤其是她喜坐不喜动，或许和她不一样能引起她的注意。我摇身一变成为学校最优秀的女子篮球运动员之一，但是我获得的只有她唯一的一次观赛。我又改变了目标，也是最后一次，我决定成为一名出色的家庭主妇。我参加了烹饪班，十五岁的时候我的厨艺已经和专业厨师一样。我很会摆桌，任何人都比不过我，但结果只是她对我大加利用，有客人来了，她就让我来负责。有时候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皱起眉头说道：“你到底像谁，弗朗西斯卡？”当我的成就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之后，有一天，她用一种我认为是嘲讽的语气跟我说：“我一直怀疑样样都行的人到头来样样都不行。”
我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种观察和窥探中度过。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小孩子做事情就是期待着某件事情的发生。
我寻找过替代者，然而家里没有别的选择。我母亲是独生女，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姨妈。我父亲的姐妹们都很无趣，并且在外地，她们住在安托法加斯塔，我基本都不认识，他的嫂子和弟妹们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也很清楚老师只能作为临时替代者。在这里我声明一下：宗教信仰在我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比较消极被动的天主教徒，偶尔去参加一下弥撒，遵守基本的教规，仅此而已。（政治方面也一样：我们是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但也并非积极分子。）好，我于是向天使求助。但是天使没有性别，这让我思考了很久，天使非男非女，而我需要的是一位母亲，所以我认为我的天使应该是女性，于是就定下来了。作为守护者，我的天使真的太完美了，她一直陪着我，不仅主持公正，而且秀外慧中。她住在我的房间里，我们只在夜晚交流。我给她讲述每天的生活，并且尽情地给她讲母亲不爱听的鸡毛蒜皮之事，向她抱怨我的家和学校，如果做了错事，我会请求她原谅，我知道她爱我，会免除对我的所有惩罚，正因如此，我从不对她撒谎。她的名字叫安赫拉。我习惯了她的存在，以至于我觉得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就是在她的陪伴下长大。有时候，尼古拉斯听见我在门后说话，就走进我的卧室，担心地问：“弗朗西斯卡，你在一个人说话吗？”我回答说：“当然了。”其实我没有说出来，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已。如此以往，我便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给她留纸条。就这样，我在一个空巧克力盒里存满了甜言蜜语，都是写给她的——我爱的母亲。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安赫拉，我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直到今天，有时候我依然需要向她求助，就像其他人求助上帝一样。不同的是，安赫拉比上帝更可爱，我从不觉得上帝特别的和蔼可亲。
母亲并不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女人。虽然她看起来很有距离感，而且总是心不在焉的，但她拿捏得很好，甚至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魅力。她有一种特异功能，就是让所有人都臣服于她，受她指使。她一手操控着我们，并且总能如她所愿。比方说，如果有她不喜欢的事情，她甩手就走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在吃饭的时间。我们都在餐桌旁坐着，要是我突然说点儿什么，不知道是什么，比如我朋友的妈妈要去篮球赛看女儿，她就瞪着我，叉子一丢，餐巾纸在桌子上一扔，腾的一下，起身就走了，哪怕我们才开始吃头道菜。然后父亲会耐着性子对我说：“弗朗西斯卡，去跟你母亲道歉。”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在家里谁都不说她不高兴的话。她弄得我们只要是她不喜欢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成年后，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表现，便毫不留情地自我谴责，而且厌恶自己。
此外，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她身材高挑，虽然有一双美腿，但是腰有点儿粗，栗色的秀发柔美亮丽。她根据时尚不断地换发型，但永远是一头短发。她虽然吸烟——好像生活在50年代的电影里一样，总是不停地吸烟——但是这样反而显得她魅力四射。她的嘴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唇瓣很薄，线条刻板，看起来很吝啬，好像嘴唇被吃掉了一样。要我说，那是一张少了些许豪气的嘴。但是，她的鼻子非常挺直有型，眼睛和头发一样是栗色的，还很大，而且炯炯有神。然而我却有白人的特点，面庞白皙，有点儿寡淡和苍白，他们说这是外祖母遗传给我的，然而我并不了解她。
再说说我的外祖母。如果不讲讲我母亲自己的母亲，也许也就无法理解她。
我的外祖母是俄国人，有些癫狂，她妄想成为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却在异国他乡，当时极不发达的国家智利，成了一个破产赌徒。她的父母，是富有的俄罗斯白人，革命时期逃离到巴黎定居，这种人当时有很多。外祖母在巴黎长大，很小的时候就用金钱来安慰流亡似的煎熬，说实话，按照她的家庭情况，哪儿有那么严重。很快，她爱上了赌博，对赌场迷恋到了觉得那里像家一样。为了看起来成熟一点儿，她改了身份证，这很容易，她说在那个年代，贫穷的俄国人为了生存会想尽一切办法。父亲去世后，她变成了继承人——当时不过十九岁，竟把她的母亲留在巴黎，自己一个人跑去摩纳哥生活。她居住在距赌场几条街以外的酒店里，白天睡觉，晚上赌博。她长得倾国倾城，有一头美丽的金发、洋娃娃鼻子和魅力动人的眼睑，她早熟，为人玩世不恭又很风趣，居然能把外语说得像母语一样，这种天赋真叫人羡慕。我觉得她一定很聪颖，只是浪费了上天的这份馈赠。对她来说，男人没那么重要，与其把他们当作追求者，倒不如当作赌友。这样一位如堕烟海的赌徒，也许对巫山云雨毫无兴致。在摩纳哥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五岁了，母亲因患结核病而离世，她刚动身去巴黎安葬母亲，就计划着变卖房子和家产。赌博有赢有输。赢得特别多的一次，她决定买一座城堡，就真的买了，她睡了没超过三次就失去了，是赌博输掉的，好歹那公主般的感觉她也享受了一段时间。好运注定不会跟随她很久。输光了之后，她已年近三十，却从没想过嫁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智利人出现在她的世界里，而且深深被她吸引，认为她是欧洲女人的浪漫化身。这个人是外交部门的小职员，除了年轻就没别的了，工资微薄，阅历也不足。刚认识她的时候，因为输得一穷二白，倒有了一种病态的苍白美，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很少晒太阳，喝的酒比吃的菜都多。这个智利人想照顾她，并将此立为宏愿。等到他该回国了，就想办法说服我外祖母嫁给他。我估计外祖母没办法了才答应嫁给他，她身无分文，赌场上的朋友都只是过客。或许她觉得这是个机会，能有个人照顾她。另外，她知道在圣地亚哥附近有一座城市，那儿有一家面朝大海的赌场。
在飞越大西洋的旅途中——据她讲，因为晕机，她不停地呕吐——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从没想过这种事情会落在她头上，觉得自己肯定忍受不了分娩之痛，到时候肯定会死掉。她请求外祖父带她去维尼亚德尔马市生活。这个傻瓜便辞去了外交部的工作，去了维尼亚德尔马市，在那儿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来养活这个矫揉造作又弱不禁风的女人。就这样面朝着太平洋，我的母亲出生了，是难产，还有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母亲。我不撒谎地说，她都不知道什么是尿布。他们雇了奶妈，叫纳尼塔，由她来喂养——她要同时给我母亲和她自己的孩子喂奶。当然，外祖母又去赌博了，只是相比在摩纳哥不那么豪赌了，她只能背着外祖父从他钱包里凭运气，能拿多少是多少。女儿从来不是她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和她接触得不多。我十岁的时候她便去世了。这么奇特、病态、风趣的女人，我真想好好了解她。因为他们住在维尼亚德尔马市，所以我们不常见面，她就给我几个遥远的吻，好像很嫌弃的样子，不一会儿就把我打发了。她不懂得如何跟一个孩子说话。我没有祖母，所以我以为所有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陌生的、疏远的、跟人不亲切。童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们说起自己亲爱的祖母或者外祖母，给她们又织衣服又烙煎饼，而我只有一间屋子。祖母和外祖母既不针织也不做羹汤，她们都在赌场赌博。
我在维尼亚德尔马市看望她时，最喜欢做的就是翻她的衣箱。里面有30年代的长款服饰，质地有纱、蝉翼纱、麦斯林纱，天鹅绒流苏裙、带中国元素的蚕丝睡衣、领口带羽毛的睡衣、毛皮围巾、很长很长的宝石项链、不知什么皮的大衣、像窗帘一样结实的披巾。我把这些东西罩在身上，有时一次穿好几件，看她没有发现，我就穿着在家里走来走去。奇怪的是有一天她恰好发现了，不但没生气我穿了她那件很透的蝉翼纱黑裙，还很满意地对我说：“你将来像我。”
我四分之三的血液都是纯智利的，就是说，是西班牙人和马普切人的混血。但每当有怪异的想法经过大脑时，我会心头一惊，自言自语道：“这是我的那部分俄国血统，不会是什么好事儿。”或许正因如此，我成了一个传统女性：一切循规蹈矩，像教科书一样。我不苟言笑，一点儿也不。要是我解开辫子，不守规矩，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在床上我也很传统，没有花样儿的性爱，更没有新奇的玩法。都没有。他在上，我在下。有些乏味和千篇一律，但是一切都很有保障。毕竟外祖母说过：“你将来像我。”
有趣的是，娜塔莎也是俄裔，就好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扔向无能堕落的出身。当然，巧合也就到此为止：外祖母一家不是逃离纳粹而是逃离共产党，她也没有在阿根廷最好的学校念书……但她是俄国人。我就像我的心理医生，就像我赌博成瘾的外祖母，还有我母亲的一半血统。
尼古拉斯继承了外祖母的体型，身形优美，高颧骨、发色偏白，这些我母亲都没有，她完全是拉丁人的外貌，和我外祖父一样。尼古拉斯长得像外祖母，连名字都有个沙皇的“沙”字。这方面他都赢了我。
虽然这么说显得他很丑陋，但是尼古拉斯赢到了最后：他死了。他的早逝既没有一点儿浪漫色彩，也没有什么英勇高尚的事迹，哪怕生点儿什么病呢。至今我又依稀能感觉到他的离世带来的巨大悲痛和震惊。很多时候我都妒忌他。如果走的人是我呢？假如我不在人世了，母亲会爱我吗？我对他恨之入骨，比他活着的时候更甚，但这种感觉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娜塔莎帮助了我。一个女人的身体生下了他，哺育了他，也爱了他。他升了天堂，天堂接受了他。在这个世界，既没有最基本的回忆来拯救我，也没有一处伊甸园，我必须给自己开拓一片空间。我出生的土地被占领了，被双重地侵占了，恰如二战后的德国。结果尼古拉斯去了天堂，在那儿则真真正正地被生你的人爱着。
母亲的悲伤可以想象，应该说是悲痛欲绝。她几个月没有下床，把卧室门和朝阳台的百叶窗都关上，还绝食。她给自己的生活加了一样东西：酒。睡觉，吸烟，喝酒。我不怪她。现在我也是三个女儿的妈妈了，我不怪她。和她的痛苦相比，不知怎么的，父亲倒是挺过来了。毕竟尼古拉斯不是他生出来的。生育连接着身体，而且是整个身体。
一天，她下了床，我和父亲吓了一跳，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些什么，说的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当然，她把我们的悲伤都带走了。她的悲伤最重要，以至于父亲和我都不能随便为儿子和哥哥落泪。她的伤痛让我们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因为她永远是主角。然而不知她从哪儿获得了力量，竟忽然之间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于是，我们出国了。父亲的单位需要一个人去纽约总部任职一年，他便自告奋勇，因为考虑到换个环境可能对我妈好点儿。那一学年的课我没上，因为美国和智利的上学时间是反的，但这并不令人担心，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对我学好英语是有帮助的。
第一次出状况是在广场饭店的一次小聚。当时我们已在纽约安顿下来。饭店有一个小电影院，我们约好先去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然后喝茶，就在那里，广场饭店的大厅里。母亲来得有点儿晚，电影已经开始了。“妈妈，”我惊呼，“你忘了把拖鞋换掉！”她看看脚，可不是吗，穿着一双拖鞋，看起来太滑稽了。她耸了耸肩，说道：“穿鞋太热了。”然后就开心地进了影院。我找了个借口没去喝茶，我可没脸和一位穿着拖鞋的女士走进大厅，广场饭店就是广场饭店。
她很喜欢在中央公园走走，我们住在第三大道五十七街，离公园很近。一天，旁边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坐在长椅上，身边有两条和她一样满身跳蚤、枯瘦的黑狗。可笑的是，她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很孤独，我的家人被外星人抓走了。一开始我笑出声来，但是母亲并没有和我一起笑，我就难过地跟她说：“可怜的女人，多可怕啊！”而她，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地回答我：“可怕？不，多令人羡慕啊！”过了一会，她又思考着说：“你想过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竟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吗？想过她怎么活下去吗？”我没有在意她说的话，因为早已习惯了她的古怪言行。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自己都没有吃的，怎么去喂养那两条狗。
她越来越不爱换衣服，有时候甚至穿着睡衣去买面包。两周以后，第二个状况发生了：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等她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接到她的电话说：“你们自己去吧，我在公园，走路太热了，我想在这些树这儿躺着。”当然，我们没出去吃饭，在家做了三明治吃。大概凌晨两点，她回来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可怜的父亲差点就要报警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她失踪又出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咖啡色纸袋，里边装着一件又旧又脏的衬衫和裙子。我爸一把夺过去，吼道：“从哪儿弄的这些恶心的抹布？”然后扔进了垃圾桶。她一脸无辜，好像无所谓地回答说：“我在公园的超市购物车里发现的。”然后，她看了看我爸的表情，问道：“你为什么抢走？”但是，一如她的性格，为了惩罚父亲扔掉了那些衣服，她通知说要离家出走几天，于是就走了。
再后来的一天晚上，她没有回来睡觉，也没跟我们打招呼。直觉告诉我们不要报警，是她自己愿意在外面。但是父亲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得知有一个叫做巴内萨·德米歇尔的人的信息，虽然她的姓听起来像意大利人，但其实是智利人，居住在纽约，从事电影行业。父亲拿着母亲这位新朋友的地址，前往了那个村，只为了证实一下地址有没有变，因为领事馆没有她的新地址。这个女人的名字我完全没听过。我很坚定地告诉父亲，我有权知道母亲跟什么人走在一起。然而从父亲那儿我只套出了一点儿消息：她是智利人，很多年前就居住在纽约，母亲和她在大使馆举办的一次聚餐中结识，母亲说自己遇到了灵魂上的孪生姐妹。两个人有时候相约着出去，母亲陪她拍电影，一来二去，就住在她家了。我怀疑父亲非常担心的是，相比男人，巴内萨更喜欢女人。
第二天母亲若无其事地回来了。
父亲决定带她去看医生。她坚决反抗说：“亲爱的，也许是这个城市的过错。我脑子没坏，纽约是个危险的地方，会让一个人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就是这个词。母亲正是这样。她有时候不洗澡，我还注意到她洗头一次比一次间隔的时间长。之后她开始不洗衣服，把脏的堆在卧室的椅子上，挑干净的穿。等到没有干净的了，又重新到椅子上那堆脏衣服里找一件穿。当然，最后我都拿去洗衣店洗了，但是她看到我把干净衣服拿回来，一点儿也不在意。我担心的是内裤和胸罩。我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看着她穿脏内裤。另外，胸罩上出现了肋骨留下的一条条黑印，和脖子上的黑印一样。有时候父亲把她拉去洗澡，把头发和全身都冲洗一遍。我从来都不给她洗，我不习惯看着她赤身裸体，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在那样的情况下有这种经历。我无法相信又满腔愤怒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我始终无法理解她的大脑出了什么鬼。纽约改变了她，但是新的她并不比之前好。父亲想依赖我的时候，我就提醒他，和母亲结婚的是他，不是我，所以是他的问题。我不断地自我防备，不去面对母亲变成这样的事实。看她把自己关在洞里，都快变成了山洞人，而且情绪和指甲、内裤一样不堪入目。
我是多么，多么的想念尼古拉斯！尽管他生前让我心生嫉妒，但我没有停止对他的爱，他的身上好像流露出双重人格：一种是我母亲的儿子，虽非他所愿，但这个母亲却因他而让我备受折磨；一个是关心我，爱我的亲哥哥。他的早逝让我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痛，让我去理解没有他的生活真的很难，但我只能低声哭泣，不能给父母带来更多悲痛。是的，在纽约的那段生活，我每天都哭。
母亲情况恶化，可能最严重的是她开始变得不顾廉耻。我无法忍受进她的房间，看见她赤裸着下身，只穿了睡衣的上半部分，劈开双腿坐在那里。我才十六岁，还很纯洁，而我的教育竟是如此，如此让人感到羞耻。她出门几乎不换衣服。“妈妈，你去哪儿？”“去散步。”她回答后把门一摔。我的生活常识太有限，太年轻了，还想不到这种情况是可以治疗的。如今，我想起来就很生父亲的气：怎么不直接揪着她的头发送去看精神病医生！怎么不去市里找找办法！
实际上，因为工作的时间问题，父亲错过了很多这种场面。也因为他强大的拒绝能力。我每次上完英语课就一直走啊走，钻进商店、书店、博物馆，以及任何一个可以不回家的地方。不经意间，我开始培养各种当时仍未涉足的兴趣爱好，比如建筑学。走路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建筑楼群，还进行欣赏和分析，这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此外，我还对绘画极其热爱，而在去纽约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之前，我对绘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还有阅读。在巴诺书店我可以捧着一本书看几个小时，而且不会有人赶我走。作为一名优秀生，我被《大市民》深深地吸引了，因为它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总之，我近乎成为一名完美女性，而这一切都归结于母亲。我看起来如此正常，如此令人生厌地正常。没有人会说我有一个疯妈，和一个早逝的哥哥。
父亲感谢——并没有跟我说——我没有给他添麻烦。他接受的教育很不全面，他懂数字，其他的知识却是寥寥无几，所以他常常称赞我能在那座城市里如鱼得水。他对文化只是表面上的理解。他觉得看剧、看芭蕾，再加上时时关注电影海报就是有文化。而我则相信体验深度，我家附近的艺术馆我能去好几次，就是为了再看一眼康定斯基，他的作品形式与我之间，在内心深处——也许是灵魂？——产生了认同感。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时尚，不会去父亲小心翼翼推荐给我的那些音乐会，在屋子里一个人听音乐比去听现场感觉更好。我学会了讨厌戏剧——说起来，据我所看，戏剧就是一种乱哄哄吵吵闹闹的东西——但爱上了音乐剧。下午三点的时候，时报广场有半价票，我一场不落地买了，因此体内积累了不知多少个小时的音乐剧。面对有名无实的母亲和满脑子华尔街的父亲，城市是我的避难所。
然而遗憾的是，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母亲就再也不读书了。“妈妈，你为什么不读书了？”“我怎么没读？这是我晚上唯一做的事情。”她对我撒谎说道。她的床头柜上的书，不像在圣地亚哥的家里，早就没有了。“你以前喜欢的晦涩难懂的匈牙利书呢？你已经不读了吗？”“不读了，我都读完了。”
当然，这一天到来了，父亲跟公司的人谈了，请求放他离开纽约。我们回去了。我很开心，回到了我原来的环境、我的学校，还有我喜欢的朋友们身边，总之……除了父母以外，又有了那种有些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感觉。母亲继续——一段时间里——她以前的生活，父亲便觉得纽约果然是一座危险的城市，而智利才适合他妻子。然而并非如此。有些东西已经从她体内爆发出来，还没有退回去，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对正常地度过了几个月，与此同时，我已成为一个没有更多榜样可效仿的女人了。我立即给自己设定个人转向，焦急地等待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学。我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周末她去乡下的姑子家。我答应周日到，全家一起吃顿午饭，然后和她一起回圣地亚哥。那天我一直在赶作业，因为第二天早上要交，所以我迟到了。下午两点，我觉得很内疚，就给乡下打电话说我会晚点儿到。接电话的是我姑姑。我请她让我母亲接电话，她本来要接的。通过电话，我听见她说：“哪个弗朗西斯卡叫我？一个弗朗西斯卡我都不认识！”
那是我对母爱的缺失第一次表现出少有的无所谓。就像我说的，已经无所谓了……可怜的我，如此天真，就好像某一次会变得有所谓一样。我不是很喜欢调情卖俏，或许是无意识培养了些许腼腆气质，调情卖俏让我的女同学们很受用，而我没有，我更冷静一些。我不会轻易地受骗。又或许是我更单纯的原因：我喜欢男人，本可以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但是我太没有安全感了，害怕他们不喜欢我，所以我就躲得远远的，为了保护自己，故作疏远和冷漠。
一个漫长的周末，我的一个朋友邀我去海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回到家，父亲在客厅，一个人，坐在对着阳台的沙发上，关着灯。我很快有了预感：母亲出事了。果不其然。我可怜的父亲，他跟我说我们应该谈谈。在确定之前，我给他准备了点儿酒，给自己来了瓶可乐，给他一瓶威士忌，沙发对面是一把华而不实的沙发椅，没有人坐过，在前面一点点的位置我坐下来，观望着。
“她出走了。”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他不想给我看辞别信，他有他的道理。但大致意思是，她回纽约了，不知道会留在那里，还是会继续前往欧洲，但是不回智利了。也不回来当妻子和母亲了，这句话她当然没有说。总之，就是请我们不要去找她。
“她在信中和我道别了吗？”我问道。
“对。”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我感觉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再也没见过母亲。至少没有面对面见过。也许因此，和她有关的，我都用过去时态。我不得不面对无法避免的事实：遗传性恐惧症，是对失去母亲，或者说，是对失去的认同感。这对我产生的影响已在预料之中：不仅我不可能去爱他人，我母亲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摆脱我。曾经害怕自己会和她一样，但那种担心早已消失。我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做母亲，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我感觉到一股黑暗中的恐惧，深不可测，在一潭死水中看到：那种恐惧，是把对母亲的恨转嫁给我自己的孩子。那种恐惧，是我亲身经历的重蹈覆辙，是我的母性变得和她的一样。
念完大学，我认识了维森特。就像我刚讲的，他是基建工，在一个车间工作，我以前在那儿实习。一见到他，就发现他有魅力，让人沦陷，而且面相古怪。他的兄弟们小的时候说他是“纽扣脸”，因为他的五官都挤在中间。但即使这样，他有他的魅力。我喜欢他粗黑的头发，永远那么有光泽，我的手指正好能捋成一丛，刚梳好后有点儿黑帮的感觉，我非常喜欢，他永远不会秃顶。虽然有点儿傲慢自大，有点儿自以为是，有点儿捉摸不定，但是从他的眼底能看到那份像我父亲一样的善良。他是典型的那种男人，即外表尽显冷酷无情，而把温柔留藏在心底。他很孤僻，无社交能力，曾一直把我当作他面对外界的盔甲——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过去的时间说，既然他直到现在都这样——而我日日夜夜都觉得被扔进了狮群。但重要的是他当时爱我。虽然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跑掉，但他爱我，现在也依然爱我。当我面对自己，我并不觉得值得被爱：如果连我自己血管中的血都需要摆脱我，为什么会有别人来爱我？即使这样，事情还是发生了。维森特爱我。
我获得学位后我们就结婚了：这是逃离的最好方式。我就像海边岩石上的帽贝一样紧紧地吸着维森特：他爱我，他爱我，我这个人值得拥有某种爱。时至今日，我一直是个好妻子。况且，我知道这么多东西，除我以外，还给他带来了巨大好处。我每天早起，工作，挣钱——维森特很喜欢这一点，因为他有点儿吝啬；照顾孩子，我很爱她们，倾尽我所有的热情——既然我有——不让他们活得像我以前一样。最终，我按照与母亲背道而驰的样子走下去。比如，我不记得母亲下过厨房。即使我努力回想她在那里做点儿什么的样子，也想不起来。因此，那里是我最喜欢的空间，我在那儿放了一张大餐桌，大部分家庭生活都围着它度过。我喜欢在那儿花时间，不辞劳苦地干活。比如吃樱桃，我的猫和维森特都特别喜欢吃樱桃，但都说得轻巧：他们喜欢吃无核的，要切成两半，再把中间掏空。夏天樱桃上市的时候，我要在厨房待很久，手里拿着小刀——为此我专门买的——另一只手的食指做好准备。一盘切好后，我的手指被染红而且发皱，我把樱桃分成两份，给他们俩各一份。
有时候我觉得我表现得精力充沛又效率高是错的，导致他们不可能不对我大肆利用。早上起床稍晚一点儿，就看见丈夫一脸要吃人的样子。他以我的能量为食，就像吸血鬼。有时候，当我独自一人，一放低警惕，就精疲力竭。我给其他人注入了太多热情——给维森特，给女儿们——给自己竟一滴不剩。
我一直认为我会生男孩，我想得太容易了。幸运的话，我能有一个像尼古拉斯一样的儿子。有了男孩，母亲对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重蹈覆辙了。但是，我的全是女孩，三个女孩。因为她们，我竭尽全力地回想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那个时候我太忙于自己的事情了——为了试图去理解母亲，她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生了一个女儿。白费力气。最后永远都得出同一结论：母亲是个怪物。我开始信奉摩尼教学说，因为能让我明了，能为我指条路，一切都是白与黑。但我的女儿们或许也和我想的一样。我尽全力成为一个好母亲，不断审视自己的态度，这让她们少了自主性，以后我会为此受到判决，能有什么疑惑……一个女人作为母亲总是做得很糟糕：不是因为这，就是因为那，不管怎样，都会定罪。
父亲重回纽约生活。他已六十五岁了，但装成五十岁的样子，他们不能让他退休。他又结婚了，看起来他对新生活很满意。我想没必要补充说他妻子比他小二十岁。上一次去看他，就在几个月前，得到了新消息（感谢上帝，维森特因为不能放下工作，我就一个人去了）。巴内萨·德米歇尔，母亲的老朋友，联系上了父亲。她住在康涅狄格州，告诉父亲说她有他前妻的消息。父亲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把她的话交给了我。
我立即给巴内萨打电话。她约我在她家见面。
走进一栋小楼的花园，一座老房子分成七个精致的小间，遇见一个女人，坐在园子里唯一的青石凳上，手里拿着喷壶在那儿歇脚，身边围满了天竺葵和牵牛花，后面映衬着明亮的白房子，一幅地中海画面，虽然我们在美国大陆。一看到我，她站起身，喷壶无意识地还拿在手里，我猜壶里没水，因为看起来很轻。她中等个儿，但不知为何，给人印象是个很高的女人。她的栗色短发，能看到背后某位优秀理发师的手艺，左脸垂下一缕，闪着金色的光芒。她的样子，说起来至少是很古怪。一件绿碎花淡蓝色睡衣，下边镶着花边儿，长袖卷至肘部。从后边系着一件铁匠或者皮匠穿的围裙……我也不知道，就是男人穿的那种，黑色，前面带个大兜。她身材粗壮，生得匀称，估计五十岁出头。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眼睛——和发色一样——大而有神。嘴看似小巧，一开口，竟能变得很大。她的微笑闪动着光芒，本来一脸严肃，也被一扫而光，看了看她的皱纹，想必生活不错。
她是悲讯的传信人。
一进到家里，她手里端了一杯咖啡，把我领进昏暗的客厅，打开播放机——不是DVD，而真的是那种影片——响起了我童年看电影时那种特有的噪音，那时影片要等好长一段时间的空白，然后才出现内容：前几幅画面，我看到了纽约的一条大街，应该是百老汇大街或者第五大道。人们在人行道上走，车辆在马路上行驶，几个孩子在那儿嬉戏，一个很高的黑人商贩和一张脆弱不稳的桌子，上面铺着带点儿颜色的布，摆着披巾或者是围巾。突然，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在报亭附近停下。镜头拉近，停在她身上：身形粗大，穿着黑色破布条，裤子像男人穿过的旧裤子，虽然看起来阳光明媚，更确切地说，像夏天，她却裹得严严实实，套了好几件马甲，有的短点儿，更显得膀大腰圆。头发——白色和栗色相间——很长，因为不洗，结成很多缕，乱蓬蓬的。雷鬼头，我的女儿们会这么说。脸——几乎认不出来——也是黑乎乎的。整个一团黑，脚连鞋都没穿。眼神是不会错的，眼睛不需要特写就能发现里面无尽的冷漠。突然，她开始脱裤子。她蹲下来，镜头靠近，把她的臀部放到很大，上面长满了蜂窝织炎，就像皮下塞满了橙子。母亲把裤子完全拉下，小便，非常镇定。画面不仅仅是侧面，更确切地说，是三面。尿完后，一边把黑裤子提起，一边起身，走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求瓦内萨把影片停下。她对我说了唯一一句话：你应该学会，弗朗西斯卡，不是所有人都想被救赎。我逃离了那座房子，那个女人。她为什么这样做？她用这段录像想给我展示什么？至今未知。我尽可能减少看望父亲的次数，回到圣地亚哥，再也没有提起我看到的，对维森特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应该留在纽约试着去联系她吗？应该试图拯救她吗？我唯一确定的是，我是上帝最可怜的人。比我母亲还悲惨。
回到圣地亚哥，我悄悄地走在街上，就像一个人一直警惕着，监视着，把缄默和伪装都藏在自己身体里。就像一个人暴雨之后依然湿着前行，一直不干，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他的不幸遭遇。
我的思想和情绪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每晚都失眠。为了不吵醒维森特，我踮着脚尖走到写字台，打开电脑，进入lanchile.com看看飞往纽约的机票。我都不知道预订了多少次。天亮后，我在工作室又把它们都取消。我打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只为了等纽约的气温。我唯一在线看的报纸是《纽约时报》，总是希望看到些和她有关的消息。我想象她落到最差的境地，这样才能上新闻，就像，比方说，在第五大道上用汽油自焚，或者在帝国大厦顶层坠楼。夜晚，我梦啊，梦啊，梦得好长好长，都是那可怕的患蜂窝织炎的臀部。醒来后，我关在浴室里悄悄地哭。我哭是因为多种理由，要视什么日子而定：有时因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女人，有时因为让母亲在那里流浪都不动动手指救救她。有的夜晚，我因愤怒、仇恨而哭，无法摆脱：仇恨就像血液一样，无法掩饰，将一切都浸染。
有的人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失去尼古拉斯，他们错了。这种痛或早或晚，她的儿子死与不死，都一样会发生。
距离母亲离家出走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成熟了。如果说我战胜了这个问题，那就太狂妄了。没有，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被战胜的。但是，我已经可以与它同在。已经不能把我击垮。有时候，我会变冷。有时候，我会停滞。有时候，我会变成一个疏远、没有同情心的物体。这些都无足轻重，因为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重要事情：扯断遗传这条线，打破重蹈覆辙。我的女儿们获救了。
在这儿，我继续正常的生活，以正常的面貌、正常的家庭。跟我的猫，跟维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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