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也是一代佳人。然而不幸的是，这已是过往烟云。没人会说我现在很美，更不会说我将来很美。好吧，我现在所拥有的就是过去。有一部50年代的电影叫《日落大道》，这部电影很像我的生活，或许因此，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影片由葛洛丽亚·斯旺森主演，以好莱坞电影巨星诺玛·德斯蒙德的生活为题，她曾是一个真正的女神，全世界都拜倒在她脚下，她出演过几十部电影。老了之后，她还想出来拍电影，博得大家的喜爱。然而昔日对她大加赞赏的导演和制片人都对她置之不理，因为她已经没用了。而她自己内心却拒绝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人也不接她的电话。她被抛弃，变得孤独，渐渐堕落，就像我一样。
我从小喜欢在镜子前打扮和跳舞。父母外出的时候，我就踮着脚去母亲的嵌入式衣柜——我自己家里没有衣柜——偷偷把披肩和头巾拿出来把自己打扮一番。件数不多，但是我能打扮出上千种样子，系在腰间，戴在头上，或者绑在脚踝上。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施工队长，我说这个，是为了让你们不要误以为我玩儿的那些布料是伊斯兰阿迦汗王族使用的布料。但重要的是，我想象自己是美国偶像丽塔·海华丝，母亲用府绸做衣服剩下的那些碎布，我就想象成东方丝绸。那个时候，女人不学习，也没有现在这种体面的生活。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女性当时既能接受教育，还能体面地生活，但是我所在的环境里没有。我生于30年代，对欧洲女人来说，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年代，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裙子剪短了，吸烟，喝酒，从政，她们深呼吸，好像世界就要灭亡。她们不是我这种地方城市的女人。我出生在基约塔，那里的女人都负责家务，干有酬劳的活儿也只是用来贴补家用是的，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教养。
在学校，我的表演课成绩非常突出。我喜欢扮演各种角色，无论男女老少。一上台，我就会忘记地方城市的压抑生活。那里的选美比赛寥寥无几，我参加过“基约塔选美王后”和“基尔普埃小姐”，都获奖了。校长是我的伯乐，她发现我有能力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而不是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她是一个很光鲜的女人，是智利当时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阿曼达·拉瓦尔卡的朋友，也与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人为友，这些如今老去的妇女们当年奋勇当先，我们欠她们太多了。就这样，她让我家人同意我去圣地亚哥，跟着当时一个著名导演学习戏剧。我住在阿姨家，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然了，你这么漂亮。”阿姨说。圣地亚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乐趣的城市，一点儿不像今天这么乏味。住在这儿很有情趣，令人欢畅。这里车辆很少，绿树成荫，市中心都是深宅大院，有波西米亚人、剧院、书刊、诗人。偶尔发生一桩凶杀案，就像在提醒我们是人类。夜晚，我独自一人走在巴西街，飘飘欲仙。
那时候生活清贫。智利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什么进口的东西都没有，比如牛仔裤、威士忌，都没有，就像一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记得我们团第一次出国，去的是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糖果摊，我想会有我们国家的那种安布罗斯里、塞拉诺或者加拉夫品牌的糖果，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糖果品牌。可当我走上前去，却大出意料，那儿居然有各式各样的口香糖，有黄色小球形的，有红色心形的，还有绿色小三角形的，有的标签是英文，有的像圣诞节送礼的巧克力棒，还有一次性打火机，就像魔法产生的幻觉一样。我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了后来说的全球化。此后有一天，我在姑子家，她的孙女想把几只猴子贴在本子上，但没有东西可以贴。我提议说我们做点儿浆糊。她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阿拉米语一样，她没听懂。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浆糊！我解释说，把面粉和水做成糊状，用来粘东西。她回答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买胶水或者胶棒啊。”好吧，我还生活在过去的智利。以前既没有电脑也没有音乐播放器，为什么我这样提醒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得到一台收音机，都得好好感谢上帝。在剧院周围，一个人可以认识所有艺术家，我很多次都碰见聂鲁达和德洛卡。如果凌晨你在波斯科酒吧小喝一杯，或者在附近一家馆子吃晚饭，这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波斯科酒吧有一位常客，他是诗人，头发稀疏，有着拉丁人的眼神。村里人说，他永远睁不大左眼。他的牙齿——虽然因为吸烟有点儿变黄——小而且齐。手上总夹着一根烟，举到嘴边再放下，我喜欢看他的手这样来来回回，我就要求他做给我看。当他起身把手伸给我时，我发现他很高，我一下子喜欢上他的身高。我看上他了。其他酒吧都不去了，为了遇见他，我只去波斯科酒吧。一天，我鼓足勇气在他坐的桌子边坐下，他在纸巾上潦草地写着些什么。我在他身旁沉默不语，女神们都是一样的。他停笔后，抬起目光，高声诵读他的诗。我觉得妙极了，也这样跟他说。他感激地朝我微笑。“你是个和美的女人。”他对我说。我回答说：“你嘴巴抹了蜜吧。”他笑了，请我喝啤酒。第二天我同一时间到那儿，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就像我们约好了一样。这样过了五天。第五天，当我要走的时候，他和我一起走，带我去阿拉梅达街。正要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时，他突然揽住我的腰，吻了我。
我非常喜欢那个吻。
这个人就是鲁西奥。
我想我爱上他的原因是他比我高，我们看起来很般配。六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结婚是很尴尬的，但是为了我的家人，我选择了结婚。如果我不拿出那个小本子，我可怜的父母该如何面对基约塔的亲戚们？鲁西奥（头发金黄的人）——所有人都这么说，在当时的智利，他们还不太习惯看见一个不是黑头发的人——很有天赋。他为我写了几十首诗，都很美，他唯一出版的一本书就以我的名字为书名。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以为他是为了赞美我的美貌，这并不奇怪，我笑话他如此痴情。与此同时，我正在演戏，而且事业蒸蒸日上。给我的角色都年轻貌美。“那是在利用你的美貌。”鲁西奥说。“不是因为我演技好吗？”我问他。不管怎样，那时我一直都没有安全感，所有女性都这样。我的一些女性朋友问我：“你这么漂亮，还没有安全感？”我回答说：“一码归一码。”
鲁西奥不想要孩子。而我，傻乎乎地听了他的话。我给女人们解释说没有孩子是因为不想要，她们的表情让我很愤怒。不用说，我也知道她们想说，我竟敢违反自然法则。那个时候我不信任她们，因为对我来说，她们并不重要，有鲁西奥和戏剧就足够了，而且我活在当下，觉得我永远都会那么幸福。现在有时候我很后悔，那些儿女成群的女人们都在为自己计划未来，这让我觉得恐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有没有子女，所有人都会衰老。因此，艺术是唯一重要的。鲁西奥写诗，我演戏。
我们生活得棒极了！有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玩儿，在无尽的夜晚，谁都不会提前走，也没有那种正常的工作。在美妙的周日，我和鲁西奥在床上玩“流氓游戏”一直到傍晚，这是他起的名字。我们几乎一天都看不到阳光。让我觉得有些好笑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怎么能在露天里崇拜生命？纯粹是胡扯！无论出生还是死亡都不是发生在露天里，一切重要的事情都在室内。
我很晚才进入电视领域。电视剧后来风靡一时。但是到那时，我已经被晾在一边了。因为岁月流逝。鲁西奥也一样，找不到出版社，他很失落，就开始喝酒。没有人愿意出版诗歌，因为卖不出去。聂鲁达让同时代的人受尽委屈，虽然鲁西奥当时很年轻。不管怎样，他一样爱我，从来不向我泄愤，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刚领来的小狗。我记得当时圣地亚哥遇到一种病毒——或者是什么东西——叫“马脑炎”，也不知道和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染上了这种病。病情很严重，好像几天后就要死了，重感冒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鲁西奥不让我受到一点儿风吹日晒，他给我把所有药弄好，为我做蜜饯香椽汤，让我能咽下去。床单被汗水浸湿，他都会换干净的。那次流行病——唯一一次在鲁西奥身边病倒——让我仿佛真的走进《茶花女》，我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临终前享受一个男人跪在脚下爱着我，呵护着我。
鱼尾纹像鸡爪爬上了我的眼睛，目光也少了神采。魅力渐渐褪去。不需要去剧院的时候，晚上我就在鲁西奥身边，陪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一直玩儿到三四点钟。我们不是很富裕，却能周转得开。然而，花钱如流水，我们已经付不起房租了。某个朋友借钱给我们，等我有好的角色出演，挣到钱再还给他。不管怎样，酒水钱我们一直都有。我们就是缺那么一点，这话其实有两个含义，一是缺钱，二是鲁西奥作为诗人不够出色，我作为演员也不够出色。
终于，智利大学的戏剧院院长决定重用我因我的才华，这次不是因为我的美貌。他们把《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角色给了我。这个角色的年龄很适合我，不太年轻，又想极力掩盖不被发现。布兰奇这个角色，优秀的演员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饰演。这个角色非常难演，费雯·丽在同名的电影中饰演这个角色，就在马龙·白兰度身边，你们记得吗？这部电影应该是他早期演出的影片，那个家伙真的太性感了。白色汗衫显出鼓凸的肌肉，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女人们都为之倾倒。他的眼眸流露的神情像一个坏男孩……我们回过头来说布兰奇，乘着街车的布兰奇。我充满激情地排练这部戏，那种激情，是你知道要失去一个东西，因为珍惜，才会付出的激情，就像一个衰弱的老人，用尽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力气。我在舞台上最后几次的出演都让我觉得无聊——觉得有点儿受屈辱，布兰奇这个角色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名誉，没有人再不怀好意地说我的角色都是靠美貌换来的。晚上，我疲惫地回到家，因为把全部精力都给了排练。每天几乎看不到鲁西奥，也不能陪他喝酒，看见床，下一分钟我就睡着了。但是他不抱怨，他太为我骄傲了！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幸福，而且朝气蓬勃。
那段时间，我处在“月圆”时期，我曾这样形容。我感觉自己就像月亮一样，一点一点，一夜一夜，越变越圆，直到变成满月，极其明亮，完美无缺。我感觉当这种平衡结束后，月满则亏，一点一点，直到消失。生命中每个人都有一轮满月。如果能很好地利用它，至少自己会觉得自己清澈，而且完整。
首演那天，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我没让鲁西奥看过我排练：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就像布兰奇到新奥尔良一样，穿着我的服装，戴着礼帽，还有所有的一切。我的演出圆满成功！虽然显得很卑贱。这部戏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我向大家致敬，收到了一束玫瑰花，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鲁西奥的脸。我想象报纸会如何评论，题目可能是“终于展现出她真正的才华”、“一位女演员的重生”，还有类似这种的胡言乱语。
演出结束后，我走下台来，激动得几乎昏厥。来到化妆室门口，等我的不是鲁西奥，而是他的好友潘乔。他脸上的神情应该已经提醒了我，但是我太沉醉于演出的成功，没有看到他的表情。
鲁西奥死了。为了去剧院看我，他在过阿拉麦达街的时候被车撞了。一辆公交车撞到他头部，他当场死亡。
我只在首演出演了布兰奇的角色。他们说，第二天我一直是受打击的状态，不听也不说，只有睁大的双眼证明我没有睡着。双眼充满泪水，如此清澈但充满疲惫。关于葬礼，我已经不记得多少了。有人在墓前吟了一首诗，那首诗太糟了，比鲁西奥的差很多。几个演员朋友同情我，为我熬汤，看着我喝下。头几天，她们轮流在我家留宿，因为晚上我行为异常，我坐在床上，眼睛盯着一个点，眼睛睁得很大，一夜都不合眼。进到胃里的东西都会吐出来，从床上到马桶，再从马桶到床上，不停地吐。就这样过了些天，我无法再回到舞台，我连一行台词都记不起来了。那次演出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一位巨星的重生之路就到此为止了。
你们觉得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三样东西：酒、男人和戏剧，我就按这个顺序活着。从皮斯科酒、杜松子酒到葡萄酒，我就像受了一遍刑一样。重要的是让我去睡觉，那就是死刑。我去波斯科酒吧，鲁西奥的朋友们会请我喝酒，因为我没有钱付账。有婚礼，就没有丑新娘，有丧葬，就没有坏死人。但是，欢笑之后，第二天还是要到来。我睁开双眼，感到头痛欲裂、嘴巴软绵绵动不了以及在各种酒后不适之前，我就想起自己已经丧偶。“不，这不可能，这只是个噩梦。”我这样说道，然后想继续睡着。为了与此抗争，我就抓起一瓶红酒继续喝。好几天我都没有起来，有必要吗？我不洗澡，想办法睡着，最好是一整天都睡着。谁在面前，我就和谁躺下睡。毫无疑问，造化弄人。很多次，我醒来后发现躺在素昧平生的男人身边，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有的是搞戏剧的，给我找些小作品，就是为了把我吃掉，没别的。都是些不起眼的角色，没人相信我，愿意给我重要的角色去扮演。尽管演过布兰奇，我还是会去演，只是为了钱。
不久，我就放弃了——我必须放弃，应该这样说——梅赛德街的出租公寓，我已经付不起房租了。离开那里就等于和鲁西奥告别（有好多次我都恨透了极具名气的布兰奇，如果不是因为她，鲁西奥还活着，我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因为没钱找公寓，我只能找一间屋子。在伦敦街的一栋楼里，我找到了一间，带着四件旧衣服住了下来。至少那里风景不错，街道很漂亮，就在那下边，是市中心。但是屋里太冷了，比庄园用的大锁都冰冷。我依然把男人拉上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感染了，很严重。鲁西奥的姊妹，就是我姑子，给我父母打了电话。她叫查罗。在我和鲁西奥的婚礼上认识了她，她给我的感觉很传统，特别正派。她穿着裙套装，戴着珍珠，哪怕是假的她也一定要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根都不会乱飘！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很晚才走近她。她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不管好坏，她只关注自己，为自己做主。我丧夫后，她应该参与这件事，并且照料我。我唯一的亲兄弟住在蓬塔·阿雷纳斯市，离我很远，而且我们不熟悉，所以查罗就成了我的“家人”。她是个不错的女人，是护士，勤劳、认真又努力。在医院她要轮班，时间表满得吓人，但是从来注意不到她没有睡觉。她的孩子们是我唯一接触的年轻一代，如果不是他们，我很难明白今天的很多事情。
我的父母到了圣地亚哥，他们还挺硬朗，穿着整齐，身体很健康。他们俩猜得真准，明白了一切，于是把我从伦敦街拖了出来，带到了基约塔，将我塞到一张床里，那是我的床，还和童年的时候一样。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走廊、大厨房，还是那么干净整洁。父母照顾着我。和家人在一起，我开始恢复了，不再喝酒，也好好吃饭了，感染也好了。但是在基约塔，我能干的只有给叔叔看铺子，我的要求很严格：那个曾经的演员可不是最后去干称糖的活儿的。在资源集中型的国家，地方的条件要差很多，总是缺这少那，什么都一成不变。“在首都，或许你还能再嫁人，”母亲幻想着说，“你还是这么漂亮……”我很伤心地和母亲告别，她是那么单纯，身上的衬衫那么简朴，对光明充满希望，我的黑暗和绝望离她是那么遥远。
我回到圣地亚哥，回到我过去的圈子里。父亲把他的部分积蓄给了我，我可以租一套很小很小的公寓了，大小无所谓，我唯一的愿望是能有自己的浴室（在基约塔，全家人共用一个浴室，虽然一直亮洁如新，但我却不敢进去，浴缸或者把我完全映在里面的镜子能带来一种肉体和心灵的愉悦，我无法带着这种心情进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比库尼亚·马肯纳街的生活——我是根据先后生活的街道来算时间。刚开始很困难。我依然坚持当演员，只能过得低三下四。我经历了那种朋友拒接电话的感受，和《日落大道》里可怜的诺玛·德斯蒙德一模一样。过去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秘书刚开始会拒绝上司的电话，还互相比谁的上司更重要，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注意接电话。几年前，男人为了我的身子向我哀求，现在，就好像无视我的存在，他们的目光直接把我穿过。为了一个小小的角色，我去乞求，好像只要上了舞台一切就都解决了。我们没有适合你这个年龄的角色，这是那段时间我听到的最多的话。我把头发染了，衣服换了，给自己化妆，看起来和年轻女孩一样，但是无济于事。幻想比长着獠牙的猿猴还危险。母亲的幻想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里：我要再婚。事实上有一些人选，虽然他们只是为了满足床上而不是家里。但是，在聚会或者剧院相遇时，他们却和自己的妻子一同出现。“正妻来了，”我愤恨地说，“我恨那些正妻！”
丈夫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稳固的地方，甚至很纯净的地方，只要妻子忠贞不渝。我需要一个平静安宁的地方。
一天晚上，姑子到我公寓里来。她带我去一家最漂亮的餐厅吃饭，告诉我说：“够了，马涅，戏剧已经结束了。咱们国家还没有电影，电视也才刚开始。他们要的都是有前途的年轻姑娘或者有特点的演员，你两边都沾不上。你怎么不去给别人上表演课？我有几个朋友在一家很好的学校，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你就可以有稳定的收入，你把保险交了，一直等到退休领退休金。”
我听了她的话，因为也没别的办法。我心中自言道：“有牛就用牛耕地，马涅。”
我就这样开始生活。在学校教课，我教得很好，还买了社保——按照姑子说的，现在我已经退休了。父母去世后，我把基约塔的房子卖了，和那个不熟悉的兄弟分了钱，一人一半。我把这些钱和鲁西奥父母留给我的一点钱凑在一起，买下了我人生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财产，桑托·多明戈街上的一个小型公寓，很精致，有电，而且是我的，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女王。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平米，估计不超过五十，但是足够了，一个小客厅、一间卧室、洋娃娃家一样的厨房，还有一间私人浴室。我还求什么呢？有时候我希望有一个阳台，哪怕很小很小，我都会很幸福，不过没关系。我的花销非常有节制，因此我很平静，我不会像乞丐一样饿死，连狗都不愿对我叫。在那个时期——我称为平静时期，我觉得生活已经给了我一份大礼，我被爱过。而我也爱过。
爱并且被爱，根据时间的见证和亲眼所见，是很稀有的。但是很多人都非常确定地认为，爱并且被爱，就像普通钱币一样，所有人多少都经历过。我敢说不是这样的，我把它视为一种馈赠。它是珍宝。太多人都没见过，那可不是随便哪个角落就有的财富。它就像中彩票，你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哪怕最后花光了，谁能剥夺你的记忆？谁能指控你现在的潦倒生活？如果你曾经是百万富翁，你的一切都不是粗俗的。这样才是爱，就算鲁西奥逝世了，哪怕我孤独终老，这些我都无所谓，我的经历改变了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理解了这些后，我步入了老年。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姐妹值得我们借鉴。
衰老就是永远那么疲倦。醒来累，白天走路累，躺下也累。
每天早上醒来，我要想起来我是谁，要与自己成为朋友。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多给我一天的生命？我应该感谢吗？姑子跟我说，我现在还能活动自如，只有身材好的人才能这样。或许吧，或许她说的有道理，但是这种消失殆尽的美更加让人痛惜。
最糟糕的可能是这一点，身体的衰退。第一个发出讯号的是脖子，想转转脖子，不得不放弃，当深深的皱纹把两边的耳际真切地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美貌了，它走了，走了。你内心看到自己像年轻人，但其实你不是，脖子首先就解释清楚了。第二个是嘴唇。它们开始后退，撤离，就像一对战败的动物。有人会问，谁跟它们打架了？就说我，我的嘴唇现在变成了一条线，想想以前，它们那么好看，很饱满，把鲁西奥迷得神魂颠倒。是，我知道现在有硅胶技术，但是得了吧，别告诉我说看起来很自然，就像嘟嘴鱼一样！衰老是按身体比例进行的。等到你想把全身都遮盖住的时候，你就糟了。我记得我说过——关于在男人面前裸体——我会把腹部遮住，但是乳房露着。当它们开始下垂，我就露出腿。再后来，我把腿也遮住，只把胳膊露在外面。直到有一天，我把胳膊也遮住了。好了：你已经不想露出任何一部分。那么，你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不要怨天尤人。
我们来说一说衰退。你骑着自行车，会想看一下甩在后面的东西，你扭脖子，却扭不过去……脖子萎缩，肌肉老化，你只能看到肩膀后面，连这个，你都做得很费劲。我再说说从椅子上起来。起来的时候，体内会有一股推力，这股力量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正常人每天做多少次都不会注意，但是我起来就很困难。那种陷进去的沙发椅更是羞辱人，一旦坐进去，就起不来了。再说说弯腰去够床底下的拖鞋，根本够不着，膝盖已经僵硬了。还有又硬又疼的各个关节、麻木的肌肉、僵硬的腿（不想说腿好不好看，紫色的血管爬满了皮肤，五十岁的时候还一点儿都没有），你不知道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你的腿就不像从前了，不听使唤了。晚上静卧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疼。我还要说说长期的彻夜失眠。我睡得早，晚上十点就困得睡着了，凌晨两点，眼睛就睁得像圆盘一样，等待我的是黑暗，或者说，是回忆和胡思乱想。为了不影响睡眠，我不开灯，但还是一样失眠。一到五点，我就开始打盹儿，但是又被上厕所弄醒，膀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的一个朋友，她曾经是著名演员，现在要用尿布。味道难闻极了。当我看见她，我就想，这事如果也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宁愿在那之前死掉。有人想死得容易一些，但是年复一年，你却牢牢抓住每一天，根本不放手。身体不得不把液体和固体都清空，括约肌越来越控制不住了。今天我说“先死好过用尿布”，但是等到真的要死了，我又做好准备，想活下去。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鲁西奥的母亲，也就是我婆婆，去世前不能走路，因为髋部损坏，再也起不来了。对所有人来说，她都是一个负担，活得污秽不堪，但她一直坚持，因为她唯一拥有的就是生活。任何生活，再糟糕，也好过一无所有。恐惧，是对死亡不变的畏惧。很奇怪，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东西我们却如此畏惧。眼睛，我现在用三副不同的眼镜，阅读、看远和看近。我会搞混，弄丢，我拿起一副想要读报，结果拿错了，于是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找了二十圈也找不到阅读镜，其实眼镜就挂在脖子上，我愣是没发现。好几次我要上街，但是找到的不是看远的眼镜。我一半的糊涂行为都和眼镜有关。眼睛已经不是脸的一部分，总有两块玻璃挡在前面，而我戴上眼镜很好看。虽然想化妆，但是不能化了，因为我看不清，会化成小丑。然后是牙齿的问题：好的牙医付不起。于是去看不好的牙医。越来越多的东西吃不动了，比如说肉，我已经没牙去吃肉了，只剩下几颗臼齿，前面的一颗是假牙。我还牙龈出血。太冷和太热的都受不了。哪怕支付不起，我也本应去治疗。我没有治疗，把臼齿一拔就算完事儿了，救它需要太多金钱。但是有时候整张嘴都疼，所以现在我开口大笑，没有牙的地方全都能看见。
衰老也意味着放弃笑容。
别提吃药了！我每天要吃九片药，每片都不同，降压的、降胆固醇的、降糖的、抗抑郁的。吃这么多药都为了什么，我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为了保持正常，我每天吃九片药。我的床头柜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一盒又一盒的药。智利药房要是没有了学名药，我会恐慌。我可买不起原研药。
刚在讲身体衰退的时候，我意识到应该先说钱的问题。据说人老了会变得吝啬。难道不应该是钱少了让他们害怕？
极少一部分的老年人生活富裕。我给你们讲了我微薄的养老金，是保险标准局发给我的，如果我当时把钱投给皮诺切特搞的私人保险公司，现在就该街头行乞了。搞艺术的人从来没有长远意识，也不为将来考虑，也许这是他们现在还保留的职业特点。靠艺术挣钱很少，所以都不存钱，只活在当下。所以我们看报纸上说，哪个作家或音乐家逝世，而且是在贫困潦倒中溘然长逝。如果姑子不要求我存钱，我都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虽然我没有上街乞讨，但是我也给不了自己一件奢侈的东西。这样，奢侈这个词就变得晦涩。为了保住牙齿，去做牙龈治疗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吗？不断发现，革新，产生新的治疗手段，一得到消息，就有人将新疗法引入其他国家，但是我没有渠道获得，等智利有了新疗法以后，我还是一样买不起。富人和穷人吃的药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能患抑郁症，那是另一种奢侈，我们怎么付得起治疗费呢？
（我在这儿是因为娜塔莎一半的病人不需要付费，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她对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最有钱的给最穷的付治疗费。我不知道你们谁给娜塔莎付了治疗费，但是我太感谢你们了，我被她纳入了救济项目，这是她教我的词。）
一天，一个女的在电视上讲，她买了三十片抗抑郁药，价值六万比索。一片药就要花两张一千比索。我吃饭两个月才花六万比索。普通女性如果去公共门诊看病，有抑郁症状，医生就开阿司匹林。这个国家太奇怪了，据统计，所有人都抑郁，哪怕生活在冰岛。但是有钱的能治好，没钱的就不行。我认识一个女孩，是电视演员的女儿，患有躁郁症。这没什么，当下所有人都有躁郁症，非常普遍。但是这个女孩，要看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还要买药，他父亲告诉我，有时候这些花费只是他工资的一小部分。那个被医生开了阿司匹林的女人，如果是她的女儿得了躁郁症，她会怎么做？什么都不会，她女儿自杀，就完事儿了。我们又回来了：治疗和吃药都是奢侈品。
我们要区分真正算得上奢侈的东西：整形、康复按摩、高度健康饮食、去美国治疗癌症、沙滩别墅、定制服装。总之……所有这些。吃的东西就更有趣了：越健康越贵。复活节岛的金枪鱼，生的，就像日本菜用的那种，纯蛋白质，你们知道多少钱一公斤？相当于十一袋或者十二袋扁豆的价格，一公斤牛排相当于十公斤香肠面包。就这样算，还很多。
好了，你没钱买健康。也没钱娱乐和消遣。书非常贵。我只看别人借给我的书。有时候有人请我去剧院，但是电影院我已经不去了，虽然以前很喜欢看电影。在百事达租碟店租碟看更便宜，但是只能等到供货那几天。所以，我就被逼无奈去看公放电视，因为我也买不起有线电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看广告，我都背下来了。我没有车——一直没学开车，为什么？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没车，我这个岁数，坐公交车长途旅行太辛苦。我只去基约塔，就在圣地亚哥旁边，需要三个半小时。于是，你的视野就变得狭窄，不仅因为一切都复杂了、难了，也因为你想要的越来越少，欲望越变越小，当外面的世界在你眼中越变越小，你的内心世界却依然跟随潮流，最后，你变得越来越傻。
关于气候：年轻的时候，这不算是一个问题，什么气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冷热都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烦恼。现在，就像电影里的英国老太太，气候决定一切。在城市里过几个月的夏天，能热死，在我那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中间，被水泥包围，就像被煮了一样。如果你没有有钱的朋友或子女，到我这年龄，你上哪儿去避暑？只能不避暑了。通过桑托·多明戈街，在讨厌的噪音里，我已经看遍了春夏秋冬，来往的公共汽车能把你的耳朵吵聋。什么“畅通圣地亚哥”！那些黄色公交车总带着恐怖的噪音驶过街道，唯一的不同是以前它们是白绿色的。冬天，我说公寓有集中供暖，你们也不会相信。那栋楼里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我有一个石蜡取暖炉，走哪儿就带到哪儿，比如卧室或者客厅。问题是买蜡。我求打扫卫生的小伙子给我买来一大桶蜡，我请他吃煎饼，或者其他什么吃的，小费我给不了。我一年比一年用得节省，因为蜡桶需要找人帮忙，也因为买蜡需要钱……晚上我就把炉子关掉，为了不浪费，也担心中毒，我把所有的毯子都铺在床上，因为我还是会冷。不用说，我的床冬天的时候要承担很多重量，所有这些毯子，还有长袜、披肩这些，从不离身。温度达到零下的时候，我就不下床了。老年人总是身上冰冷，这是衰老的一部分。看到电影里的女人们大冬天穿着短袖睡衣，我都怀疑是不是在骗我们，或者真的有这样一个世界，冬天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穿短袖。
我变得越来越居家。到最后生活就是：长袖或者短袖，再没什么大事儿了。
对时间的感知也有变化。一切都在呼吸之间，非常快。我们在聊某人的时候，我说，对，我那天看见他了，这时你们问我什么时候看见的，我发现“那天”其实是一年多以前。对我来说，一年就是“那天”。如果这种事情确实存在的话，那就是时间的确切数字和我对时间的真实感受已经分开了。也可能因为生活太单调了，什么都不发生，什么都不期待，时间就是一条直线。
还有城市。城市是平坦的，自愿进入，很容易。城市本身则是自我封闭，没有多少新奇的事儿。比如，市中心的老太太，就像我。所有老太太都是颓废的、贫穷的，大家穿同样的大衣，有点儿破旧但很合身。留同样的短发，并且稍微烫了一下。拎着同一种中号的黑包——不大不小。穿着同样的黑鞋，有一点点老旧，特别是脚孤拐那里被磨损得厉害。所有的老太太走路的时候都颤颤巍巍的，害怕磕着，那就真变得老不中用了。至于那些学生，都是留长发，穿连帽卫衣、破洞牛仔裤，但愿真的是穿破的，脖子上围着阿拉伯风的围巾，身上挎着书包，有的耳朵上塞着耳机。还有一群人，赶集的妇女。如果你们去拉维加看看，就会注意到她们一个个就像用同一把剪刀剪出来的，身躯肥胖，或者说总有些超重，衣服紧裹着身子，清一色地染了发，而且头发都有些受损，肤色很深，穿着牛仔裤和卡到臀部的卫衣，连说话方式都是一样的，起的名字也差不多，尤其喜欢外国名（我小时候，大家的名字都是西班牙语名）。还有开着小轿车从高档小区出来的富家女，她们占有很大的优势，柔亮的长直发，而且都很瘦，手里总是响着什么东西，手镯、钥匙，或者别的东西。她们背的都是大号的名牌包，从不穿普通的鞋子，都是长靴或者短靴。她们给女儿起的名字都改自男人名，比如多明加、费尔南达、安东尼娅、曼努埃拉。
总之，跟我当初一样，所有人都是想要挣脱枷锁的老鼠。
圣地亚哥没有多元性。
在发达国家，人的寿命不断延长。我很大胆坦率地问：为了什么？看看现在的孩子，出生后有曾祖母和曾外祖母，这是很正常的事。在我那个年代，这是不可能的！幸运的话，祖母或外祖母有一个在世。那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哎哟，到底为了什么？把这些没人照顾的老家伙们聚集起来？没时间，没金钱，没空间，有时候也没那个意愿。过去，孤零零的老头在偌大的房子里几乎不被人发现，现在这个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悠闲的老太太过去要照顾老头，现在也不用了。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一大障碍。上帝，我可不愿想象二十年后是什么样。有时候我看街上送葬的，有成年男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不想说他们其实已经谢了顶，上岁数了，他们要给母亲下葬。但是他们的母亲本应该几个世纪前就去世了！
如果我们和其他文化一样，比如东方文化的尊老，我们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可能会和小宝宝们一起！
老年期最主要的特征，大家都知道，就是孤独。如果让我说最后悔的事，那就是没有好好把时间用在友谊上。我有朋友，但是除了姑子，没有一个是精神上的朋友。本来我没有选择姑子，但她是鲁西奥的姊妹，我没得选。我和她也没有亲近到可以向她倾诉每天的鸡毛蒜皮。我不太相信女人，这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当时的趋势。别的女人永远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就像我，因为长得漂亮……成为女人们的公敌。那个时候还没出现女性主义者，没有人讨论性别孤独、女性关系，以及类似的话题。总之……我抱怨什么呀，就算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估计也早已去世了。
服老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会迷失：痛苦会永远缠着你。或许有丈夫和儿女的人会好一些，但是环境没变，老了就是老了，谁都瞒不过。如果是孤身一人，这座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老太太，她们最想做的就是两眼一闭，装作什么都不知。你们看那部电影了吗？叫《兰闺惊变》，是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演的。她们俩演一对互相仇恨的老姐妹。最后，一个把另一个杀了，但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注的是贝蒂·戴维斯的外貌。她因为不服老，穿着打扮都像一个少年，有时候像小女孩。我经常想起她脸上的腮红，两个阴阳怪气的红圈圈。如果有一天我和她一样，那我就走到人生尽头了。但这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这是肯定的。人的最后一天从来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我来讲一个小故事。
一天，大概十五年前——我当时六十岁——收到门多萨的一封信。我一看寄信人，心跳加速。他曾经很喜欢我，鲁西奥去世后，所有疯狂的追求者里，他可能是最喜欢我的。他在信中说，有个朋友去他那儿交给他我的地址，他便非常想知道我的情况。我立即给他回信，大概说了说我的生活，当然是加了修饰的，反正纸上什么都能写，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他当时从商，他的合法配偶，也就是他的妻子，是个很讨厌的人，从不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我敢肯定他当时很烦她。总之，我们开始在信中暧昧。既不用花钱，对方又看不见你，你可以尽情发挥，变成许多年前那个美丽动人的完美女人。他的信让我感觉好极了。我更加热爱生活，终于有了可以期盼的东西。每封信都让我有一种和他同床共枕的感觉，况且他说话也一点儿不讲究分寸。那段时光很美妙，充满幻想和期望。我觉得我又有了做女人的感觉，可能是最后一次。后来我收到一封很紧急的信：“我来智利了，我要看你。”糟糕！他要看我？我都六十岁了，这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我跑到镜子前，看着自己，我贴得很近，试着用他的眼睛看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可是一次两性之间的见面，而我却像一只站在电线上的鹦鹉，丑老太婆一个。我又站在远处看，感觉就不一样了。“容貌决定一切。”鲁西奥总这样跟我说。我发现如果离开镜子几米远——没有光的直接照射——我再举止优雅一些，看起来就像五十岁或者四十五岁了。不管怎样，那家伙和我一样，也不是小伙子了。我开始在镜子前跳舞，就像小时候一样，要离得远，三米，四米，好了，很合适。但是，到时候他会离我很近。于是，接下来的十天，我一直在想，到底怎样能让自己看起来年轻，让这个男人喜欢。终于，这一天到了，我们约在晚上七点，在一家咖啡厅见（如果我提出约在我家，可能太挑逗、太明显了，毕竟床就在客厅附近）。是他提出在咖啡厅，我觉得挺合适，而且是他比较谨慎的选择，我就顺势答应了。我试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甚至包括演完布兰奇之后的裙子，那条裙子当时又重新流行起来。我洗了头发，刷了一百次牙，回忆剧院化妆师的手法给自己化妆。目的就是要好看，并且很自然。总之……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为了那次见面我有多紧张。我确实对他寄托希望，但不是为了结婚，而是彼此懂得，我只是说我终于可以幻想，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拥有一场奇遇就像获得重生。
比小丑托尼还精心地打扮一番后，我走进了咖啡厅。他已经到了，我深深地松了口气。他正在前台打电话。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他有了双下巴，还有点儿啤酒肚，除此之外都没变。他看见我，从远处向我打招呼，然后继续打电话。说实话，他打电话耽误了很久。说完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我，刚一靠近，我就感觉到他离我很远。他看起来好像为什么事情忧心忡忡，注意力都在那件事情上，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跟我讲，他的卡车在穿过连通智利和阿根廷的救世基督隧道时抛锚了，如果耽误了时间，水果就会烂掉。我们坐下来，我很自然地点了一杯咖啡，他也是（晚上七点了，但他并没有点酒），他继续跟我讲刚才的电话（我在想自己的黑眼圈），讲边境的问题（我抬起脖子防止被看到皱纹），讲他可能要失去的市场（我舔舔嘴唇，不让它们萎缩），他讲的都很没意思，我们的谈话有些让人担忧，而这本不应该发生的。我们继续聊着，但是内容和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比如关于智利、某个《协议》、和阿根廷做生意的困难、山上的雪这些话题。我们又点了一杯咖啡，很快又继续聊起来。这个喝着咖啡的男人和我旧情人的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的眼里一点儿坏意都没有，没有玩笑，也没有对之前的回忆。九点钟，我停下来说我晚餐有约。“你要走了？”他问我，好像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一样，我离开了。他不喜欢我。他回忆的是二十年前的我，是那个女人和他在信中打情骂俏。就是这么残忍、愚蠢、粗暴。分别的时候，我们用了智利人最常用的话，再见，是的，我们再见，再来智利的时候告诉我，好，我会告诉你的……他后来杳无音信，再也没联系过。就是这样。
我回到家，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哭了。我从抽屉柜里拿出化妆盒，还是我在剧院演出的时候用的——虽然全干了，但我依然保存着。我站在镜子前，后退了好几米，尽可能看不到细节，然后我观察自己。我把脸洗干净，打了一盏灯，不直接照着我，我又开始化妆，重头开始。先从胭脂开始。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貂毛刷，在脸颊上轻轻碰了几下，转过身观察，又轻轻碰了几下，再观察，再碰了几下，我发现，每碰一下都能年轻几岁。等看起来像年轻姑娘了，我拿起一支颜色最艳的口红，犹如一道血光，我按照心形涂在嘴唇上：又年轻了。蓝色的眼影、睫毛膏都涂好了。头发最花时间，我试了很多种年轻人的发型，向上，向下，到最后，一边扎了一个小辫儿，一下子减龄不少。我穿上裙子，为了能在膝盖以上，我把裙子系紧。都弄好后，我肯定年轻了十五岁，我就开始在镜子前舞蹈。最后累极了，瘫在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拿出卸妆霜擦脸，再用棉花擦掉，之前发生的一切都随之扔掉。尽管内心有个声音：什么有牛就用牛耕地，都见鬼去吧。一夜之后，手里正拿着第二杯酒，我没忍住，又重新再来。化妆，在镜子前跳舞，但永远都离它几米远。我演的《兰闺惊变》中的宝贝简才没有贝蒂·戴维斯演的那么滑稽可笑，我比她更漂亮，做得更细致。但是我们要表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之后同样的事又接连发生。我戴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面具，穿着短裙，在镜子前跳舞，然后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个布娃娃，被撕成了碎布。
就这样，新的马涅诞生了，一个衰老怪诞的小女孩，同时心中生出一个意念，任何男人都不能靠近我。我开始有了嗜好：当我孤独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和那个旧情人发生的一切，想着想着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害怕再也没有人碰我，这种致命伤一发作，伪装和舞蹈又开始了。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相信我可以博得别人的喜爱。远远地，那面模糊不清的镜子一直不停地给我编织着谎言，压抑我内心的强烈愿望，好想把这颗精疲力竭的脑袋，扔在一件皱皱巴巴却令我欣慰的衬衫上。
然而，衰老有一件很美妙的事，谁都不会对一个人有期待。这是期望的结束。对于很多事情，几乎全部，都为时已晚。所以，想变成疯子，晚了。想变成酒徒，晚了。想变成恶棍，晚了。想做些丧尽天良的事，还是晚了。如果年轻的时候，嫉妒之心就没有折磨过你，那么现在也不会。这是一种宽慰。
如果以前你就知道取悦自己，你就会一直做下去。衰老带来欲望的缺失，但把这份缺失留给了良善之事，能带来很多自由，很多。
有的人很怀旧，他们打开衣箱，一张张翻看那些老照片，读几十年前写的信。我没有衣箱。我只有一个盒子，里边存放着几件东西：我的结婚证，鲁西奥出版的书，还有母亲的高脚杯。这几个杯子勾起了一些回忆，外祖母把它们送给母亲，只有两个——肯定还有，只不过都碎了，玻璃晶莹剔透，是天蓝色的。母亲很珍惜它们，从来都舍不得用，据她说，是因为太漂亮了。临终前，她才把这两只玻璃杯交给我，并让我收好。我照她的话做了。因为太爱惜它们了，从来没用过。不久前我发现了它们，他妈的，既然不用，我拿着它们干啥。等待合适的时机用一下，没有任何意义，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那一刻根本不存在。
或许，每天都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是解决之道。如果没有了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生死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决定一直穿着睡衣，不换衣服也不洗澡，在别人发现之前，我也能这样过很多天。你们不知道我对自己多严格，每天早上必须下床，而这一刻我要用尽力气，不过正因如此，我现在还能走到浴室，还能操控水流，还能给疲惫的身子注入一点点活力。这让我想起优秀演员的品质：高要求、高标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我为什么这样强迫自己？因为等我放弃的那一天，就是我躺在床上、永远起不来的那一天。永远，永远。如果我屈服了，世界上就没有力量能够把我拉走。也因为放弃是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如果放弃，我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前不久，一部意大利电影在智利上映，我和查罗一起看的，叫《灿烂人生》。电影中有一个角色让我思考了很多天，就是孩子们的母亲。她是那种很典型的母亲，无论在意大利、西班牙，还是智利，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有代表性。表面上，她没什么可讲述的。她在一个学校教书，还要做饭，照顾家和孩子们，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孩子们渐渐长大，离开家，父母也都老去。最后，她成了寡妇。这一切都让人以为她就要崩溃。然而，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她决心不去抱怨。到了这一步，已经年老的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且做到了。她每天早起，如果谁好几天一直穿着睡衣，她就会提醒他，从儿媳妇到孙子。去世后，所有人都很想念她。谁会想念我呢？这个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我和她一样会怎样？当然了，在智利，你会被冻僵，没有西西里岛，没有巧合，我也没有家庭。这个女人在盘算她的孙子，因为孙子不会让她孤独终老：这种孤独是肌肤的孤独。
没有人触碰你。人走路的时候当然不会去碰你。性已经是丢失的记忆。你用生命去换取一个紧紧的拥抱，换取这种唯一能把你抓紧不放的力量。或者说，为了换取在你头发上的抚慰，让你安睡。有时候，我想我只有一个请求：在我长眠之前，有一只手放在我的头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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