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幸都不是因为我，却让我受尽折磨。我问自己，既然没有一个绳结是我打的，为什么我的心会如此绞痛。如果是我铸成的，好，是我自作自受。但是有些厄运，我连手指都没动它就发生了。所有人都受尽折磨，谁他娘的敢说自己不受罪？必须想一个办法，从作孽的痛苦中重获快乐。
我今年三十七岁，可能看起来很老，因为活得太累了。我在美容中心工作，是脱毛师，阿道弗喜欢让我们把他的理发店叫做美容中心，它位于维塔库拉镇的洛卡斯蒂略商业中心附近，在一个高档小区里。我工作干得不错，有忠实的顾客。现在单身，可笑的是，我太渴望有个男人了，是不是丈夫不知道，但必须是生活伴侣，还得是床上伴侣。我十八岁的时候生下了苏西，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是我的心肝宝贝。
生下苏西的时候，我没有结婚。母亲也是，她也一直未婚。她有伴侣，但不是我父亲，虽然他们在一起生活，但他并不珍惜母亲，他妈的，简直就是作践。从小我就学会保护母亲，一直到今天，只不过现在不是从男人手底下保护她，而是与病魔做斗争。我是独生女，出生在龙迪索尼地铁站和马塔大道中间的维尔街，就是奥希金斯公园东边。那个小区安静祥和，房子——属于外祖父——是土坯的，很坚固，当时觉得那座房子永远都屹立不倒。街角有一家杂货店，能保证日常生活，周围的居民进进出出，就像自己家一样，很随意。那时候，我走路上学，经常一个人到处走走，和小区的男孩儿玩耍，很少有汽车从那儿经过，天气热的时候，女人们一整天都在外面乘凉。到了夜晚，一片静谧。外祖母是个爱指手画脚又很苛责的老太太，但是也很亲切。她的手就像两个上了釉的烧菜铁锅，很硬，而且永远盛着东西。她教会我很多事情，所以我现在不仅厨艺很好，还会缝，会织，会修插座。对外祖父，我没有多少印象，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后来有一天，我们那儿要修路，倒霉的是，就在我家门口修。大家收到通知的时候，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认为那条街以后会变得更重要，甚至认为，既然将来那里车水马龙，那就做点儿小买卖。根本没有！什么做买卖，连条死狗都没有！糟透了！水泥，水泥，除了水泥还是水泥。到处都是工人、机械和噪音。最后的结果是，修了地铁和南北线公路。我们被城市隔离出来，那是一条非常宽的公路，围栏里，双向汽车全速行驶。车辆根本不能停靠，那只是一条火速进城的公路。那些笨蛋，人家可是火速，都蠢到家了。随之而来的噪音让我们简直无法生活。隐蔽私密的生活都结束了，我们就像生活在玻璃柜里，倍感孤独。
大家会说，这是发展。但是有一点你们都承认，可恶的发展是以牺牲老百姓利益为代价的，当年的小女孩儿是怎样每天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童年被发展摧毁，曾以为永远不变的风景就在她眼前改变。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和那里说再见。我还记得母亲和外祖母——外祖父已经逝世——讨论往哪儿搬，去哪个小区，有没有补助金，是住宅还是套房，最后我们来到了迈普。我们是开拓者，当时既没有今天成千上万的居民，也没有超市，更没有汽车，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苏西出生在迈普，给她看我以前生活的小区，她都不相信曾经可以那么安静地生活。
房子非常重要。告诉我你家什么样，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一个女人的世界就在房子里。房子就像鸟的羽毛，覆盖着你。
我想发财，无非是为了能有一个漂亮房子。我工作的理发店附近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套房，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有门卫，不会害怕，而且冬暖夏凉，房子有阳台，伸手可以碰到树冠。每一个房间都宽敞明亮，特别是那些有二三十年的老房子。我没有抱怨，只是觉得如果迈普的房子墙再厚一些，再安静一些，屋顶再高一些，采光再好点儿，还要稍微大几平米，那我就很喜欢了。手里缺钱的时候，我上门给人家脱毛，因此能看看别人家的房子，我太喜欢了，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将来我也给母亲和苏西买个漂亮房子，肯定特舒服，而且一人一个房间。”现在我们只有两间房，一个母亲住，另一个苏西住，我根据需要视情况换着住。
我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挑三拣四。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脱毛。以前我最喜欢美甲，但是我很难做到全神贯注，或者说，精细的活我都干不来，因为我一着急就做不好，想把东西都扔出去。有个邻居在自己家偷偷开理发店——因为不纳税，也没有许可证，只为小区里的人服务。我经常放学后去她那里帮忙，喜欢给她打下手。母亲说：“女儿啊，你最好待在家里学习。”外祖母却反对道：“让她干点儿活，学会做好一件事，总比一直学习好，反正将来都要工作。”剪发、染发、美甲、脱毛，这些我全学会了。我拿家人和朋友练手，有时候——刚开始——会毁了她们的形象，她们可怜兮兮的，却从不吭声。在我看来，母亲期望我能继续读书，学点儿技术，成为家里第一个高学历的人。我却是个笨蛋，十足的笨蛋，我太讨厌学习了，唯一想做的就是赶快上完中学走人，去他妈的，干活去！外祖母叫我“小蚂蚁”，因为我干活的时候永远不知疲倦。虽然我这样说自己，但我非常幸福。我幸福，但是有软肋，那就是男人。我太喜欢男人了，直到现在还喜欢。中学毕业的当天晚上，我就和乐队的一个乐手干了好事儿。第二个月，我开始难受，正值盛夏，酷热难捱，又恶心。我去药店买了验孕纸，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家里只有一个，外祖母在门外喊：“好了没有？”砰！“胡安娜，快点儿！”我焦急地等待结果（现在一秒钟就出来了），阳性，这一结果赫然在目。居然是阳性！上学已经不可能了。太多年轻女孩儿因为怀孕被毁了，太多了！
凯蒂——她喜欢凯字，从来不用卡字——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如果我垂头丧气到了美容中心，她会看着我说：“一副臭脸地来了。”“是啊，”我说，“你以为呢？难道我要永远面带笑容吗？”他们都习惯我的回答了。等到顾客和阿道弗——我们老板——走了，凯蒂为了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给我洗头，吹头，詹妮弗泡茶，然后我们一起聊天，吸烟，我把不高兴的事讲给她们听，等到离开的时候，我又变得精神抖擞。状态不好的时候如果没有她们，真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心情好的时候也一样。女人们在一起不会感到孤单，男人之间却彼此互不打扰。
母亲在手工巧克力厂工作了很久，和其他女人一起做手工巧克力。我称呼她为巧克力匠。她生活在巧克力的浓香里，各式各样醉人的巧克力，模子有心形、三叶草形、球形、小房子形、瓶子形。母亲的味道甚至我们的生活都是香甜、绵润、温暖、美好。真是唇齿留香的美食。我喜欢凝固前的巧克力酱，情不自禁想伸出手指，触碰它，如此柔软滑嫩、犹如奶油一般，刺激着你的感官。当然了，我也掌握了这项技能，还传授给苏西，我们都会做巧克力。母亲的朋友们——以前来我们家的时候——喜欢和我们一起吃点心，因为我们家永远有一盘巧克力。母亲退休了，现在身患重病，什么都做不了。我买了可可粉，等有时间的时候做。有个星期天我休假，便从储藏室拿出模具，开始做巧克力。她很开心，一直看着我。有人会说，她工作了那么久，应该一看见巧克力就躲。然而并没有，她依然喜欢，我给她做的时候，她看着我，眼里充满感激。
很多年前，有一次深夜，我突然醒来，看见她床头的灯还亮着。在外祖母的房子里，我和母亲睡一个屋。第二天，我在学校有演出，演的是《灰姑娘》里的仙女教母。有位同学答应借给我演出服，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她告诉我裙子已经借出去了，按她的话说，她没能要回来。我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当时有十四五岁，我决定装病，不演了，没有服装怎么演。我气急败坏地睡觉去了。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半夜醒来了，睁开眼睛，母亲在床边缝衣服。她一般六点起床，家里收拾好后，七点钟去巧克力厂。深夜，她的腰都弯了，不仅因为缝衣服，也是让生活的重担压的。晚间她的床动都没动，绿色和黄色印花床罩依然平展得一条褶皱都没有，人造板的白色床头柜上，亮着唯一一盏灯，普通的木制灯座，油纸糊的灯罩，灯泡不超过四十瓦。台灯旁边，一个水杯，绿色的玻璃，干净剔透未曾碰过，光线穿过，好像太平洋的海浪被囚禁在玻璃中。至今我还记得床头柜上的所有东西，那个水杯、药和圣母像。她没发现我醒了，我可以看见她，而且不被她发现，她太全神贯注了。裙子上躺着一块蓝色蝉翼般的布料，那是一种纱，据我所知，这块布是外祖母房间的一块帘子。母亲正在锁边，这时我发现帘子变成了一条裙子。我恍然大悟，这正是仙女教母穿的裙子。椅子上，是我夏天穿的天蓝色短袖，上面多了很多亮片，不知从哪儿来的，它在我睡觉的时候，变成了仙女穿的霓裳。母亲食指套着顶针，在微弱而纯洁的灯光下，因为专注而眉头皱起，她为我缝制了一件只属于我的演出服。她聚精会神，完全不在意病痛，这在少年时期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她不是在病魔中煎熬、自我牺牲的母亲，而是为了女儿不怕麻烦的女性。我第一次发现血管浮上她的手背，突起的筋已变得青紫。母亲的手是什么时候变老的？她的头发，剪得很糟，紧贴着后颈，不好看，也没有任何光泽，白发从缝隙中探出，和暗哑的铜色头发混在一起，那是几个月前染的。一个深夜操劳的身影，不知自己被暗暗观察，没有比这更触动人心的形象。我又闭上双眼，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在母亲庇护下，很久，我才入睡。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我七点左右下班，从来没有比这更早过。苏西不在家，她告诉我在同学家学习，准备数学考试。我去市场买猪肘肉，因为路上突然想吃。我把钥匙塞进门锁，想着母亲可能已经烧了水，桌子上摆好了茶杯，希望还有热腾腾的麸皮面包，我们从来不做晚饭，回到家我们就吃十来个面包。我打开门，只见母亲倒在沙发旁边，双目紧闭，嘴巴张着，口水沿着嘴角流出。身旁是织毛衣用的八号针，和一个橄榄绿粗羊毛线团。腿上的血管因疲劳淤积成一个个结，就像李子叶柄顶端的突起。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衬衣裙，扣子在前，腰间系结，好几颗扣子都开着。裙子是奶油色冰丝制的，点缀着几朵咖啡色和黄色的小花儿。很长时间我做梦都能看到那些花儿，小小的，咖啡色和黄色。
在诊所，他们说是脑溢血，后来医生说是中风，还有的说是脑血栓，反正都是一回事儿。重要的是母亲最后偏瘫了，左半部分身体几乎瘫痪，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嘴巴一直歪斜。这就是母亲今天的样子。她几乎不能说话，可能是以前说得太多，说完了，就像茶壶，水一旦冷却，就不能喝了。可恶的疾病！母亲一向最积极勤快，教会我坚持不懈，可如今，她每天坐在沙发上，等着有人来，等着生活给她一些和电视里不一样的故事，因为我每天给她把电视打开，让她不孤单。我多么希望陪在她身边，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她，每天给她洗澡、洗头、梳头，跟她说话，给她做饭，让她高兴。但是我不能丢掉工作。母亲的退休金只有一点点儿，在这个国家大家都这样，如果我不挣钱，我们就会饿死。我看着她日渐衰老，有的地方长了毛发，有的地方却越来越少，我要用镊子把她下巴上的毛拔掉。我一直把她收拾得很漂亮，而且很舒适，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让她不舒服。她就像一个洋娃娃，我给她穿袜子，现在不穿裤袜了，太困难了，像灌肠一样，连我都尽可能少穿。母亲生病的第一年，苏西经常照顾她。按照时间，苏西放学回家照顾母亲，我从理发店下班，买东西，打扫卫生。虽然我一直，一直匆匆忙忙，我们两个人把一切都打理得还行。你们都想不到我现在有多忙，很久以前，忙这个词就不够形容我了，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我有注意力缺失症，他们是这样叫的。现在能诊断也能治疗，过去可不行。据说这和遗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母亲没有，苏西也没有，感谢上帝。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我把这个病归咎于那个不知是谁的父亲。母亲怀孕的时候，那个死家伙居然跑了。什么是注意力缺失症？就是注意力分散，又乐于付诸实践。比如有一天上班，我一边等蜡烧热，一边翻阅一本杂志。看到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去世了，文章说他是解说员、歌手、译员、工程师、爵士乐小号手、话剧作家、歌剧作家。“显然，”我说，“这个家伙有注意力缺失症。”我想做的事情有上千件，而且我都有能力做。比如说所有和理发有关的，理发师、美甲师、按摩师、人体反射区按摩师和染发师，我都行。我还能成为优秀的厨师、服装设计师、舞者、瑜伽教练，如果再安排得紧一些，我还可以画画。如果我去做，所有这些我都能做到。但是，我肯定没时间，我一直忙碌生计。如果我出身富裕，我也会有和这个家伙一样的碑文。
我总是有些笨拙，所有细活儿和太女性的活儿，我都干不好，所以我最后只能给别人脱毛，如果做美甲师，我会给人家画到外面（有几次我费尽力气画成功了）。我一生都在克服自己的笨拙，不仅是身体笨拙，还有思维笨拙。我比大多数人动作都快，所以我非常讨厌开会。比方说苏西的家长会，其他人可真让我恼火，动作那么慢。我随生命奔跑，就像走鹃鸟一样，走到哪儿都是为了离开，永不停歇。因为总是丢三落四，我显得很笨拙，连最喜爱的东西都能弄丢，因此，我显得忘恩负义，又狂妄自大。其实并非如此，我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批评里，外祖母、老师、领导和朋友总是因为我言行不当而指责我。我现在依然这样，但是通过诊断和治疗，好了些。无论我喜不喜欢，我还是我，从未改变。虽然接受治疗，我还是在没完没了地做无用功。我要找手机，看见眼镜，就停下来，一会儿又看到咖啡杯，就要把它拿到厨房，显然，我记不清我为什么停下来，直到我看见了手机。我如果想做好一件事情，眼前必须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我才不会分心。任何东西都能让我分心，噪音、人、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冒出各种想法，所以我比大多数人都容易累。我讨厌衣服的商标蹭着皮肤，就把它们都拆掉。从科学角度讲，这是因为我受到的刺激比我能接受的多，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永远做不到直线到达港口，所以我疲惫不堪。其实也不全是坏的方面，我比别人更有创造力、想象力，而且一定比别人更独特，因为我总有一些奇怪的联想，所以会产生奇妙的点子。如果你能受得了我，有时候我还很幽默。
据说注意力缺失的人都很聪明。我不是，虽然我有这个症状，但我不是特别聪明。我无法有条不紊地连续讲一件事情，我总是跑题，我想说美容中心，下一分钟我就变了，说说苏西，或者评论对面那个女人的衣服，或者担心自己没交燃气费。我不能集中精力只说一个话题。
我有一个顾客，她叫玛利亚·德尔玛，是我最喜欢的顾客之一，经常来美容中心，住在大概两条街外。这个女人非常有文化、有教养，我就总给她讲我的事情。她也有这个出了名的缺失症，她称它为ADD，美国佬就是这样叫的。她吃利他林，走路快似子弹。她说这叫紧急事情选择无能症。她还说，做女人就意味着注意力缺失。按她所说，女人受到的刺激程度太高，以至于无法按级区分，她很喜欢这个词。所以，婴儿、股票、怕死，这三件事情一样重要、一样紧急（每当我遇到喜欢的家伙，想在他面前装成一个有趣的女人，我都会学玛利亚·德尔玛。我很擅长模仿和使用别人的话，所以我就用她的话来显示自己很聪明）。
这些年，经历了各种事情，总结出来就是，我知道很多，但都是一知半解。
对我来说，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普通人眼里，时间就是时间，或者说，它是短暂的。而我觉得它很漫长。我一直觉得自己有很多时间，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对时间的安排，而且一直这样，虽然每天都意识到不该这样，但就是做不到。
无论怎样，不能说我过得不幸福。我疯狂过，愤怒过，冲动过，我什么都享受过了。如果说，命运安排我受苦受难，那它搞错了，它并没得逞。
父亲的未知，并不让我觉得非常悲惨。他是我们在维尔街的邻居。其实算不上邻居，是邻居的朋友。因为长得英俊，放得开，跳舞也好，母亲就喜欢上他。他从康塞普西翁市来，当时在圣地亚哥度假。外祖父那段时间只顾着足球俱乐部，所以母亲没能去度假。圣地亚哥热不可耐，母亲无所事事，邻居就请她参加给这个外地朋友准备的聚会。据母亲讲，他们俩眉目传情，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当得知母亲怀孕，他就跑回康塞普西翁市去了。他妈的，可恶！很快，政变爆发，他被捕入狱，日后被放出来，他立即离开智利，在委内瑞拉落脚。这些消息是母亲从邻居那儿得知的，估计现在还在那儿。有时候，我看见委内瑞拉人，就猜想会不会是我的兄弟，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睡卧不安，最多好奇一下，更不会去康塞普西翁市找他的家人。我没有父亲，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反正那时候有外祖父在我身边。
有时候，我从理发店里的杂志上学到些没用的东西，比如说，负责愉悦的大脑皮层，名字很难记，当人遇到喜欢的事情时，该区域就被激活。我的皮层会因为性激活。面对性，我就像绽放的花朵。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男人向有的女人求婚，别的女人就不行？我是个守旧的人，坚持认为女人要端庄，但是这个词现在不仅罕见，而且被认为是错误的。现在二十五岁女孩儿认为愚蠢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端庄的表现。在我看来，追求是男人的事，我一个女人，从不主动追求他们，也不明目张胆地挑逗他们。我等着他们来追求我，但是到后来，我脑子一热，就像脱缰野马。我知道我失去了所谓的端庄，我恨自己，鄙视自己。这就是我和男人的相处之道。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抛弃我。为了性而性，我做不到，如果发生了关系，我会爱上他，至少我认为自己已经坠入情网。真羡慕男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番云雨之后就说再见。我们女人很傻，对他们恋恋不忘，第二天醒来无所期盼的感觉最让我们难受。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可男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算被利用，他们也不会发现，并且认为利用别人的永远是他们。我前男友是希腊人。他来美容中心理发，但是老板阿道弗正在给他哥们儿剪，虽然理发店规定男的只能给女的剪，詹妮弗也在忙，为了抓紧时间，只好我来给客人洗头发。他对我一见倾心。“他喜欢我的笑容。”我告诉阿道弗，所以头部按摩没算钱。下午，他来给我送鲜花。他不会说西班牙语，会一点儿英语，但是我不会。我们一起去吃饭，他带我去了一家非常漂亮的餐厅。你们会问我们怎么做到的。语言重要吗？打个比方，乌拉圭和荷兰两支球队比赛，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比赛需要吗？赛场上的用语完美极了，每一球，他们都彼此懂得。我和阿莱克斯就像这样交往。两周后，他返回希腊，浪漫也随之而去，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很好。我又变得神采奕奕、心情舒畅。如果没有性，我的状态就不好。一天，我在詹妮弗的姐姐多丽丝面前发牢骚，她比我大一些，她告诉我说：“就我而言，我已经把那里关闭了，大小唇上移到背部，现在，我居然有了小翅膀！”
苏西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备战最后一学年，高三那一年，她好像头脑不够用，学习非常刻苦，我觉得她脑袋都要学炸了。那一年过得很艰难，母亲病倒了，苏西着魔似的学习也帮不上忙。“我想成为专业人才，妈妈。”当我问她为什么那么用功，她这样回答我。据说，高三的学业非常紧张，我很担心可怜的女儿突然倒下。年底，她取得了好成绩，我们为辛苦的一年好好庆祝了一番。我觉得女儿值得读完最后一学年。我把钱准备好，至今我还记得，把她送到公交总站时那张快乐的小脸。她一周都在城南，回家几天后，她做作业的时候突然哭起来。“怎么了，苏西？”我惊讶地问她。她说她害怕死亡。“死亡，你？宝贝儿，你不会死的。”我一边说，一边把她轻轻地拉到身边。我抱住她，感受她碰到我身体的那一瞬间。晚上，她和我一起睡。第二天，我和往常一样叫她起床。我做早餐，还要单独给母亲准备吃的，我盯着苏西的黑眼圈，问道：“你没睡好吗，苏西？”“我没睡，妈妈。”我看着她，心里说道：“会过去的，就是青春期躁动。”当天，我下班回家，母亲用那只好手示意我睡在沙发上的苏西。她从来不会傍晚七点睡觉，也很少在客厅睡。我叫醒她，请她给我帮忙做好吃的，这个办法一直都很奏效（她最喜欢吃油炸蜜糕，但是我不喜欢做蜜糖，因为它在锅里融化以后就像脱毛蜡，心里抵触）。我要给她做油炸蜜糕，但是这次她不领情，说她不饿，还想睡觉。我和母亲互相看着，同时预感到苏西有问题。她一直睡到第二天，都不知道我中途把她抱到床上，还把衣服脱了。
闹钟每天早上六点一刻响，一天的生活正式开始。我跳下床，沐浴，七点差一刻把苏西叫醒。等她从卫生间出来，早饭就做好了，有开水和烤面包。为了把所有事情完成，上班不迟到，每一分钟都很关键。那天早上，她轻轻对我说，她不想去上学。“你不舒服吗，孩子？”“没有，我没有不舒服，就是不想去了。”她这样回答我，一脸悲伤。“好吧，那你就照顾外祖母。”我担心地走了，那天我一直在想应该带她去看医生。我家附近有一个诊所，医生是我朋友，或许能给我加急。我一直想她上高三的事情。是不是太用功，把她弄垮了？我心里问了无数遍，是不是到现在才出现症状？
美容中心的姑娘们建议我给苏西吃阿普唑仑镇定药，还送给我了一些，可以帮助她镇定情绪。“问题是，她太安静了。”我回答道。但是她们坚持让苏西吃。白天我给苏西打了三次电话，她每次都让我不要担心，说她很好。“糟透了！”我心想，“一个几乎残疾的母亲，一个抑郁的女儿，为什么我没有在家？为什么必须一天都在外面？钻在女人的毛发堆里，来回都是她们的腋窝和腿，要时刻注意蜡，要把它完美地撕扯下来，好的脱毛师就是蜡撕得好，否则毛断了，而根没有拔掉。”晚上，我把镇定药给苏西，只让她吃了很小的量，第二天，她回学校了，但是神情忧伤。到了周末，她不想出门。她有很多朋友，她们经常在一起，听音乐，跳舞，一起疯玩儿。那次她居然待在家里，手机关机，太奇怪了！她们经常电话或短信联系，像小狗一样被手机这根香肠牢牢牵制住，她们靠手机彼此联系，现实生活好像与她们无关，我一直疑惑，她们天天见面，怎么还有那么多话要说。
我的苏西把自己关在家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母亲刚病倒的时候，白天我不得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一直等到苏西放学回来。后来我分期付款给苏西买了一部手机，给她存了我的手机号和理发店的手机号，把手机放在沙发椅旁边的小桌子上，她白天常坐在那儿。每天早上，我把她的手机打开，屏幕上是我的电话，方便联系，她只要按一下键就可以。我担心突然有一天，家里只剩下苏西她一个人，这也是医生的建议。一年前的一天，我正在给客人脱毛，手机响了，显示的是母亲的号码，我有些恐慌，刚接起就喊：“你怎么样，妈妈？”声音很大，好像她耳聋一样，从她含糊不清的话里得知，苏西出了问题。我放下一切，立即就走。从维塔库拉到迈普，当时竟如此漫长，好像一场障碍考验，面前是一座大山，布满岩石、沟渠和裂缝，那段路足够一生才能走完。最后一段，我打了出租。“妈的！”我自言自语，“哪怕活不到月末，我都要先到家。”
苏西出走了，就这件事。母亲困难地给我讲，苏西早上起来很奇怪，好像有点儿生气，以往都是一脸悲伤，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她朝着母亲吼了几嗓子，说的什么她没听懂，没准备午饭，没收拾床，什么都没做就走了。四个小时之后，仍没有一点儿消息。
我给她的每个朋友都打了电话，给学校也打了，都不知道苏西在哪儿。我就跑到街上，像疯子一样，组织了一些邻居在小区找人。我记得，当我转过街角的那一瞬间，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西。我记得，世界不断缩小，直到消失，前一天重要的事情在那一刻都消失不见了。我还记得，我的身体剧痛，每一寸肌肤都被害怕吞噬。我在一条小路上找到她，那里没有车辆，她坐在一栋房子门口的地上，在那儿玩几个小球，像耍杂技的。我轻轻地叫她，担心吓到她，但是她没有回答我。我一点点地靠近，她却避开我，站起身，朝相反的地方走了。最后，我拉住她的胳膊，她猛地挣脱掉，跑了。
我去找警察。
他们把她带回来了。
当晚，她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艰难地让自己接受第一次的诊断结果，重度抑郁症。两个月里，我把伤心的女儿抱在怀里，轻轻地摇，观察她的痛苦，却不能帮她从胸口掏出。我去了学校，和她的老师们说明情况，并请了短假，想办法让她通过那一学年的课。我带着苏西去接受治疗，我在外面等着。在家也看不到健康的她，她对着电视，躺在外祖母身边，不再出去。好几天，我彻夜都在想，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能问的人，我都问了，找得到的资料，我都看了。女儿的抚养、我这个母亲称不称职、她的基因，这些我都反思两万遍了。最后，终于有人帮我了。玛利亚·德尔玛，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顾客，她的哥哥是心理学家，他免费给苏西做心理辅导，真是一个圣人。每两周一次的治疗，是苏西唯一出门的时候。每次治疗，精神病医生也要给她开一些药。因为在普罗维登西亚治疗，我就把苏西带到理发店，我做脱毛，她就待在旁边的小床上。为了客人的隐私，窗帘都要拉上，我把柠檬马鞭草汤给她做好，再给她一本杂志。理发店的其他女孩儿活不多的时候，就陪陪她。凯蒂逗她笑，詹妮弗抚摸她的头发，连阿道弗都来安慰她。她很安静，不爱动，百依百顺。凯蒂说：“你知道吗，胡安妮？苏西太听话了，好像被吸血鬼咬了似的。”有时候，我真想吼她，让她生气，让她叛逆，证明她还活着，但是没有，她依然像小绵羊一样，把自己交给我，因为生命对她来说是多余的。后来她第一次发火，直接被关起来，诊断结果也变了。
躁郁症。
狗娘养的。
这个病分四级。他们还不知道苏西是几级，或者说还没商量好。
把她关起来后，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害怕苏西会自杀。他们好像在和我说另一个人，她来自另一个世界，说另一种语言。“我的苏西要自杀？为什么啊？”
每次警笛声响起，或者救护车开过，我就在想，警笛声一响起，大家都知道有悲剧正在上演，所以就不去听。但是有人正深受折磨，所以要鸣笛，但是大家视而不见。比如说，可能是苏西，或者母亲。我永远不知道是谁在痛苦，既不会上电视，也不会上报纸，但是这警笛声，是为其生命而响。
当我身边的马涅说到躁郁症，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凝滞了，好像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故事。当下，躁郁症确实常见，以前可能没有这个名词。其实马涅真正要说的是经济问题。我跟你们讲，玛利亚·德尔玛的兄弟给苏西第一次治疗是免费的。后来有了诊断结果，由专家医生接着治疗，一个月一次，由社保付费。但是药费就不可能免费了，药很多，过去的药便宜，但是有副作用。更新更好的药太贵了。我上哪儿弄钱去。我想到了银行贷款，但是他们看到我的工资证明，拒绝了。要知道，阿道弗还帮我多写了点儿呢。后来听说可以抵押迈普的房子来贷款。房子在母亲名下。你们知道我办了多少手续？银行、公证处来回跑，我放弃了多少理发店的活儿？最后，银行终于给我贷款了。每个月要付利息，我需要准备很多钱来还息，如果没有，怎么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感谢外祖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如果没有这套房子，我就没有了苏西，如果买不到合适的药，我就会失去苏西，医生还换了好几次药。如果哪个母亲没有可以抵押的，真不知她该怎么办。
女儿离开学校一年了，放弃了学业。最后一学年没有念完，但她不得不辍学。她要长期接受治疗，现在不再是那个温顺忧伤的小女孩儿，而是对世界充满愤恨。有时候拒绝吃药，认为那些化学药品让她脱离了生活。她不愿意治疗，也没有办法说服她。这段时间，她不愿离开家，也不愿待在街角。她只与外祖母和我来往。因为外祖母生病，她只能靠我了解外面的世界。我，成为她和外界接触的唯一渠道。她会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我上班的时候，她会用微波炉热午饭，帮助外祖母吃饭。但是如果家里没有面包了，一个瘫痪，一个麻木，两个无能的人就一起没有面包吃。那画面真美。在迈普，家里一切都由我负责，大事小事我都得操心，我还得花钱。有时候我没耐心了，就想逼她们全听我的，但是人言可畏啊，对不对？好吧，我就不断地跑腿，保证一切平安无事。苏西从来不想去治疗，我就连拖带拽，把她送去。我得去和阿道弗好好谈谈。让我花时间在那儿脱毛，简直比弄到摇滚音乐会门票还难，所以我们不得不谈一谈。我们一起十五年了，关系很好，他知道我很好，我也知道他尽可能多给我发工资，所以我们商量给我临时找一个助手，当然我的钱就要少一些，但是目前，这比丢掉工作好多了。这只是暂时的，我向阿道弗保证。孩子会学着和病痛相处，这是医生告诉我的，她也必须一直接受治疗。
“不，这不能怪她，夫人，”医生坚持说，“这和您，还有您的培养没有任何关系，是遗传的。她天生就有可能患这种病。”他们问我要孩子父亲的家族遗传病史。我不得不给他打电话，他一本正经地来了，把他母亲的各种疯病都坦白了。
我承认给他电话很尴尬。我们很少联系，他从不关心苏西，最多偶尔带她去吃次冰淇淋。他也没有给一点儿抚养费。他说是我当初想要这个孩子，是我的问题。除了这一点，他也不是个坏人。我跟他讲苏西的病，他立即就来了。至少，这是他的责任。
就这样，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有人会问，怎么会这样？我也问自己怎么会这样。一切如常，日月交替，冷暖更迭，心脏依然跳动，肾脏坚持运作，肺还能呼吸，腿也能走路。但是，快乐呢？快乐去哪儿了？我已经不记得苏西的笑容。我所有精力都用在照顾苏西和支撑这个家。家里有两个病人，她们是我的母亲和女儿，我没办法叫别人来照顾她们，还得我自己多做一些。她们从哪儿开始，我就跟着她们一直到哪儿结束，我就是她们，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清楚了，好像我们三个已合为一体，我得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苏西的手变得软绵绵，手心都是汗，我把手放在她的掌心，看着母亲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对疼痛已经麻木了，不像我，她已经无力感受疼痛。母亲是幸福的，每天早晨，她都感觉不到心碎。
我心乱如麻，又很累，累到连动一下都没有力气，有时打招呼这种平常的动作，都会把照顾苏西的力气耗费了。小时候住的社区附近有一个贫民窟，偶尔去聚会的时候穿过那里，一句话解释，就是一群穷人扎堆生活在一起，现在贫民窟不存在了。令我震惊的是，那些女人从木板、纸壳和破布搭的房子下面钻出来，裙子上沾满油污。我怔怔地看着她们，她们看起来极其疲惫，和一个男孩儿说话很吃力，连嘴都张不开。她们节省到这种程度，为了不消耗体力，连说话的力气都要省着。如今这些女人再次浮现在脑海，我似乎也成为她们的一员。
“你在睡觉吗，妈妈？”
“没有，亲爱的。”
“如果我用粉笔在路上画一只猴子，多长时间会消失？它会消失吗？”
“我想会的。”
“怎么消失？”
“比如雨水。”
“如果不下雨呢？”
“路人会踩到它。”
“你不要睡，求你了。”
“明天要上班。”
“那你不要上班了。”
“那你的药怎么买？”
“我不想喝药了，我害怕，妈妈。”
这就是我的黑夜。
我总是傻傻地爱动感情。高雅人士最恨这个，就像玛利亚·德尔玛说，多愁善感太俗气。有时候我辩解几句，她就说：“胡安妮，情感和多愁善感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是我没文化，想想也应该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我讲这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如何自我定位的。每次被虚华的事情感动，我就热泪盈眶，把内心的情感暴露无遗，真是见鬼。只有我是这样，毫无例外。比如，女人们聚在一起唠闲话，聊聊这家母女关系啊，说说那家闺女过得痛苦啊。有时候我就想，你们说的这些只有我才能真正体会。
能把话说出来，而且有人听，这种感觉很好。凯蒂会听我说，但我们总是跑题，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最后没有一个话题讲完。以前，我不用整天跑路，客人一走，我们俩就点根烟，沏杯热茶，然后开始聊天，她每说一件事，都被我扯到另一件事，就这样，能被打断二十次。但是现在，我不为此感到内疚。前不久，我认识了娜塔莎，她太严肃了，我有点儿怕她。我也不用付费，拿什么付啊！我是通过医院来到这儿的，苏西的医生希望我能全力做好准备，照顾好女儿。通过心理辅导，我心里更有底了，明白了很多，但还没有任何突破。我只知道，我现在过得很不好，再没别的。当然，表面上我就是这样。我的痛是由外而内的，不像苏西，她是从体内、从骨头里生出的疼痛。可怜的孩子好像想好的每个词都是为了什么都没说，就像猫一样。有一天，我在邻居家的厨房，只有我和她的猫。那个家伙无缘无故受到惊吓，毛都炸起来了，好像后面有魔鬼在追它，把它吓跑了，耳朵贴在后面，像被熨过一样。厨房里没别人，只有猫在窗前看着自己的影子。通过观察这只猫，我惊讶地发现，周围没什么可怕的东西，可它总是吓得乱跑。我恍然大悟，是猫自己吓唬自己。
我的苏西。
医生确定，苏西不会永远都这样。“总有一天她会好转，”佩拉雷斯说，“普天同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都能中彩票了，买一套公寓，有暖气，就像我去过的顾客家里一样，管他多少钱！然后，我想坐飞机，我还从来没坐过，天哪，那玩意儿太神奇了！如果能去最热的地方，那就收拾行李直接去坎昆。我能想象到，苏西和我躺在沙滩椅上，手里拿着彩色鸡尾酒，太阳把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旁边还有一个当地小伙儿，但愿夜晚能给我带来欢笑。（母亲？我把母亲放在哪儿？）我一直梦想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两条修长的腿，这是彩票给不了的，如果美梦成真，我的人生肯定会大不一样。继续幻想，胡安妮，彩票不会被取消，每周都要准时买。然后偿还银行贷款，收回被抵押的房子，把全世界的药都买了。我要给自己买漂亮衣服，买顾客穿的那种高档衣服，很少有合成纤维，主要是棉或者丝绸，不知道她们怎么看，但是这些布料的垂感就是不一样，很轻柔，好像没有重量。还要买很多高跟鞋，牛皮的、漆皮的、鳄鱼皮的，我太喜欢了，走起路来气质挺拔，就好像把生命掌握在手的感觉，坚定又性感，这都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再买一辆车，去驾校学车，生活即将改变。晚上我可以接更多脱毛的活儿，来回就没那么担心家里出状况，瞧我多么充分利用时间。虽然有车的顾客总是咒骂圣地亚哥的交通状况，她们已经忍无可忍，还说停车点的激增太恐怖了。当然了，她们害怕，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俗人抓住汽车就不放手了，所以马路被塞得满满的。这些外乡人发起牢骚来很好笑，她们抱怨这，抱怨那，什么都抱怨。
我身边有两个女人，她们让我想到自己，我在她们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朝这边儿，一会儿朝那边儿，因为我能在她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也想向她们学习。其中一个叫罗德丝，秘鲁移民，在理发店当清洁工。另一个就是之前提到的顾客，玛利亚·德尔玛。她们两人相距一个沙漠，不，沙漠都太小了，应该是一片海洋。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一个是深色皮肤，一个是金发，有一点很重要，在这片大陆，对女性的认识是非常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
我们从罗德丝讲起。有一天，我问她的生日，她说不知道。“你童年怎么过的，姑娘？”我问道。他们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出生在高原山区。父亲是搬运工，一辈子靠着嚼古柯叶保持体力。母亲抚养孩子，照顾一片小菜园，张罗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最近的镇子步行需要一个小时，去医院要走三个小时，罗德丝的兄弟姐妹相继夭折，他们的生命像苍蝇一样微不足道。她不能上学，因为要在家里帮忙。男孩子可以学习，女孩子就没那个机会了，大家都知道，她们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当然也是免费的）。就这样，一家人半饥半饱地生活。从三岁起，她就做面包，炖玉米，洗衣服。自然谁都不会教她读书写字。父亲经常打她，每次醉酒回来，都是一顿毒打。估计那个变态也虐待过她，只是她没说。十二岁开始，她的哥哥们对她动手动脚，她说当时他们正值青春期。十五岁的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么跳河，要么逃跑。有一次过节，是个宗教节日，一家人去了一个比他们那儿的小破村更远的地方，到那儿之后，她跑了，轻而易举。那么多孩子，直到很晚家人才发现她不见了。她上了一辆卡车，用她唯一拥有的东西——身体——换得司机带她去利马，就是这样直接。司机那家伙也不傻，立即就答应了。罗德丝很平安轻松地到了首都，没有一丝挂念，也不觉得良心不安。她从不回头。刚开始很艰难，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呀！她在一家餐馆打工，那里是最贫穷的区域，整整一年，她洗碗擦地，餐馆给她饭吃，给她住宿，但是不付工钱。住宿，其实是扔在储藏室的一块草垫子，周围堆积着玉米和土豆。绝望中，她想在一家很小的妓院挣点儿钱，但是妓院嫌她年纪太小，又营养不良，惹了政府可划不来，就把她拒之门外。她只好从餐馆带客人到储藏室，这是唯一能够得到现金的办法。她这样干了很久。她一点儿也不傻，知道不识字哪儿都去不了，就开始学习。餐馆每天的饭菜就是她的学习资料。从音节开始，可怜的罗德丝付出很多努力才终于学会。我们不说她现在学富五车，但是文字已经掌握得很好。她另一个愿望就是修牙。就像我，觉得绿眼睛能让我大变身，罗德丝认为一口漂亮的牙齿能改变她的人生。她在智利实现了，现在牙齿成为她的骄傲，每个月坚持去给牙齿做美容。为了不把自己搅乱，我们还是继续说利马的餐馆。天天看着厨师做饭，她基本全学会了，现在能做出最棒的辣子鱼片和辣椒鸡，可能谁都没吃过这些菜。有一天，有个客人喜欢上她，想让她一起去塔克纳，然后试着穿越边境到智利。他说在智利也有洗盘子擦地的活儿，而且工钱很多。我们这儿可比不上美国啊！那么想到智利来，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比如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有多贫穷。
罗德丝是非法移民，和三个同胞一起住在市中心的一间小屋里，都是些年轻姑娘。屋子不超过九平米，每月房租是八万比索，有公用卫生间，可以在房间里做饭。她们不能用电，很多那样的楼以前发生过火灾。怎么样？她完全生活在猪圈里，可是她自己说从来没住过那么好的地方。她觉得自由，周末晚上和秘鲁同胞在武器广场旁边的教堂街聚会，还谈了男朋友。阿道弗要求她尽早把移民手续办好，否则就让她走人。如果我屋里还有一间房，我就把她收留了。她很可爱，手脚麻利，一直埋头干活，从不抱怨。因为没有办移民手续，她只能做那些活儿，如果是合法移民，她可以去当厨子。我经常听到顾客一来，就绝望地抱怨自己失业了。（这在她们的生活里已经是悲剧了。）也总听到别人回答说：“把自己当成秘鲁人，她们太强大了。”我会想到罗德丝，但是如果她不变成合法移民，只能一直扫地，挣那么一点点钱。不知道她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天使一直跟着她，应该是悲惨和贫穷的天使。
我为什么讲别人的故事？你们觉得我应该讲自己的故事，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的故事永远是其他女人故事里的一部分。
玛利亚·德尔玛就要五十岁了，差不多是老人了，虽然她吸烟，也不锻炼，看起来却很年轻。她一出生就是美丽的，而且充满祝福，完全是罗德丝的另一个极端。父亲投身政治，拿着公务员工资。在民主体制下，一路升为外交大使。母亲是历史学家、第一批上大学的女性，直到今天，她每天都把一半的时间用于读书。有时候她也来理发店，我喜欢见到她，大概有八十岁高龄，看起来很幸福，苍白的头发垂在肩上，她的发型和同龄人都不一样，脸被太阳晒得有点儿红。她居然也吸烟！她一半时间在乡下，一半在圣地亚哥，离女儿很近，就在维塔库拉，她有一套非常漂亮的公寓。（如果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会是什么样？脱毛师不可能，估计是一名著名画家。）玛利亚·德尔玛的父母热衷于旅行，以前经常带着子女出游。学校上的课都一样，母亲就找老师说：“我要带玛利亚·德尔玛去罗马，在那儿学得更多，不要给她算旷课。”老师们也不敢说什么，她们就走了。
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全世界最美的博物馆里，听母亲说：“这些历史事件、画家、建筑大师的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的眼睛能习惯这种美。”她的确养成了习惯。审美是玛利亚·德尔玛最重要的事情。她学的好像是艺术史，现在在大学教书，给报社撰稿，她说那叫评论文，出过几本书，非常复杂，根本读不懂，她说都是关于利他林的书。我问她干这个挣钱吗，她说挣得不多，但是父亲留下的遗产能有些租金，就足够了。
（租金，她太幸运了。我身边没人有租金，就是说手指都不动，钱就来了。印象中只有在其他世界，或者神话故事里才可能发生。）
1973年，军人掌握了国家政权，正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玛利亚·德尔玛还是个小孩子，她的父亲被迫离开祖国，当时他是人民团结阵线的议员或者参议员。她记得那几天就像黑云压顶，一切陷入黑暗，近乎窒息，父母都不上班了，身边的人都压低嗓音，一些奇怪的人从她家进进出出，她从来没见过那些人，但是看起来他们对她父母比对自己家人还亲近。一天，她突然得知要离开那里。她一边哭，一边收拾行李，想念朋友、学校，和一切熟悉的事物。她不想离开祖国。到了华盛顿，就是她所说的“帝国的首都”，很快，他们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语言、饮食和气候。她开始反抗，拒绝学英语。当然，她没坚持多久，渐渐地，她想和同学，还有邻居家一个很帅的男孩儿交朋友。她在最好的中小学和大学念书，如今，她非常感谢人生的那段经历。
每次她去华盛顿，回来都给我讲她的所见所闻，还有那些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东西。她寄宿的朋友家，我就像去过一样，位于国会大厦后面，是一幢狭长的四层官邸。她不停地讲奥巴马，奥巴马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她觉得奥巴马与自己密切相关。她讲那座城市的好与坏，我会问她一些细节，然后特别羡慕华盛顿大片的绿地，对迈普的绿地一脸嫌弃。最后她竟然送我一本书，上面有各种精美的图片，都是古迹、公园和河流。如果有一天我去那儿，很多都不会陌生。
她爱上了一个英国科学家，也在华盛顿学习，后来嫁给他。他们在伦敦生活了四年，玛利亚·德尔玛顺便念了硕士，然而婚姻也到此为止。那时候她还年轻，自由独立，便决定回智利。她说服自己唯一的亲哥哥——给苏西问诊的心理学家——跟她一起回智利。据她所说，他们在这里定居，希望参与推翻军政府，建设新民主。她又恋爱了，这次是智利人，她再次结婚。为了让故事简短，她讲了第三段婚姻，她讲得那么自然，好像结过三次婚是世间最正常的事情。她说，每一次分手都很害怕，备受折磨。同样，她认为人必须要铤而走险。“没有风险的话，哪儿都去不了，胡安妮。”她常常这样讲。她有两个孩子，是后两个智利丈夫的，孩子和丈夫都很敬重她。当然了，两个孩子非常优秀、勤奋，又长得漂亮，谁都没有遗传注意力缺失症。
她喜欢讲自己的不幸，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像悲剧，可是她过得那么好，无论怎么看，她的生活都让人羡慕，或许是为了让大家原谅她的幸运。为了掩盖天赋，她夸大自己的缺点。比如她来理发店的时候，有一根手指缠着绷带，她说：“我简直太笨了，连昨天晚上做饭都能把自己切着。只要进厨房，不是切着自己，就是烫着自己。”其实我知道她厨艺精湛，给我传授过很多很棒的食谱。再比如，她匆忙进来吹头发，说道：“糟糕！我把手机落在家了。脑子这么不好使，真是什么都做不好。”我知道她是非常有条理的人，恰好因为注意力缺失症，总是无休止地想把事情做好。“我太讨厌了，太讨厌了。”她看着镜子说道。镜子里我唯一能看到的面庞是一个明艳动人的女子，浓厚的金发，修长的双腿。我给她脱毛，在帮她脱靴子的时候，那皮子摸起来就像柔软细腻的天鹅绒。我心想，她希望别人原谅她，原谅她这么聪明、优秀，有人爱，还那么有钱，所以她说自己很讨厌。我不仅不嫉妒她，还很喜欢她。她很大方，知道自己得天独厚，希望和别人分享，虽然不太知道该怎么做。她的周围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好像一层天蓝色的轻纱将她笼罩，保护着她，一旦遇到不好的事物，她都不理会，也不参与。
你们会说，我怎么敢把自己比作她。我们都有幸福快乐的本事。一段经历，有的人享受，而有的人受尽折磨。如果母亲受过教育，我也能成为玛利亚·德尔玛那样的人。（曾经被迫跟着苏西学习贝尔纳多·奥希金斯[1]的一篇讲话，记得他说，只有文明和教化才能让人社会化，变得高雅，有德行。文明？教化？去他的！）贫穷是相对的，和玛利亚·德尔玛比，我是可怜的，和罗德丝比，我就是富翁。她们俩，我都沾点儿边。
还有弗拉科，把他讲完我就结束了。弗拉科唯一不足的是头皮屑和已婚。十一年前，甚至更久以前，某个月的18号，我去奥希金斯公园的一个小餐馆，就在我家对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奎卡舞、炸饺子、点心和红酒。我跳舞很棒，当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小伙儿看了我很久，他还算高，身体像被铁丝网裹住一样，干瘦，线条分明，四肢动起来像拧螺丝，眼睛漆黑如他的发卷。我喜欢他，而且是一见钟情。我身穿一条合身的黑色短裙，一件黄色短袖衫，鞋也是黄色的。他向我走来，对我说：“我想和这只快乐的小蜜蜂跳舞。”之后，他请我喝皮斯可乐。很快就凌晨两点了，我还在和他跳舞，和我一起的人都在另一边。当时整个世界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发生了星星连成一条线这种不可能的事，反正我跟他走了。他的性能力是上天最好的馈赠。问题是，在初试云雨后，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有老婆了，是他第二天早上告诉我的，已经晚了。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回家的时候想，最好不要再见到他，我不喜欢已婚男人，从不和他们纠缠。但是，弗拉科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弗拉科虽然喜欢参加聚会，但是生活中，他非常认真努力。刚开始他开别人的出租车，慢慢地，他用积蓄和借来的钱买了一辆自己的车。他继续开别人的车，把挣来的钱一点点存起来，然后再买一辆车。到了三十四岁，都快有一个车队了，到现在已经把钱都还清了。他向上爬得辛苦，至今都记得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他很自豪，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家。直到今天，他一直开着自己的出租车，不待在家里看自己挣了多少，也不叫别人给他干。或许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婚姻那么忠诚，多半是因为难为情。他让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怀孕了，整个家庭——很大，又爱管闲事——都围攻他，强迫他结婚，现在有四个孩子。是谁说的，魁梧的男人，其实是自以为“洛奇”而依赖家庭的壮汉。
18号的一周后，他开着出租车从美容中心路过。我自己都没听到我说过在哪儿工作。他约我去麦当劳，点了一份汉堡加薯条。然后送我回家，他很礼貌，那个晚上的事他只字未提。而我一直在颤抖，是内心的暗自颤抖，还是一样很傻。
男人是我一直喜欢的话题，我曾经想象过一个男人的样子：他觉得世界以他为始终，他是世界的中心，去他的，天下男人都是这样！
你们不要以为弗拉科不是。
他开始追求我。一点一点地，非常有分寸。他就像夏天的苍蝇，又大又重，在我的唇与舌之间跳跃，就算我想喘口气，他都不走。最后，我欲罢不能。然后像个小傻瓜一样爱上了他。周末看不见他，就让我很痛苦。我想给他讲我的家、母亲和女儿、我看的电视节目“巨人周末”，还有散步和购物。他想着另一女人，虽然恨她，却觉得对不起她。弗拉科爱我，他竟然爱的是我。三个月后，我告诉他，我不想再看见他，因为他已婚，我未婚，这让我很煎熬，觉得很不公平。我们有十天没见面，我们分手过二十次，那是第一次。我怎么能跟你们讲我们十天后又见面了，我们又不是饿狗。他停放出租车的车库里有一间小屋，被我们筑成了爱巢，我甚至给他缝新窗帘，买漂亮的床单。一年后，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和他妻子离婚，要么我们结束。“你总是要这要那，胡安妮。”他这样说我。我们相互远离了大概两个月，结果他妈的他居然不敢和他老婆分手，而我又回到他身边。
这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你们知道我们这样持续了多久？十年！整整十年！孩子们长大，他父亲去世，孩子们毕业。我为他而斗争，没有做作，没有羞耻，我比他的妻子更需要他，更爱他，一直如此。但是他都没胆量离开她，还宣称男人不再顺从和屈服。他的妻子还怀了他的孩子，怀孕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五年了。太过分了。我确实失去了耐心，每个生理周期我像个傻瓜一样小心翼翼，她却怀孕了，而我都不能有一个他的孩子。瞧这见不得人的生活。那一次我真的放弃他了。我说谎了，我只是抛弃他一段时间而已，不过是时间最长、最痛苦的一次。“我能怎么做？”我用一张无辜的脸问弗拉科。“让她去做人流。”我愤怒地对他喊道，那一刻我已不再是我。我给他一周时间做决定。约定的日子鸣铃而来，我去迎接他。我用唱歌般的嗓音向他打招呼，但是有根小提琴或者吉他的弦走音了。当然，你们能想象结果怎么样。当时我真的有点儿绝望。
胆小的弗拉科，真他妈不是男人！至于我，就像一个顾客说的，凄凉啊，凄凉。
我们分开了一年。这让他有时间毫无愧疚地看着儿子出生。我们和好的时候，我已经变了。我明白了，他不会倾向任何一边，我们不会有未来，他永远不会抛弃孩子的母亲。但是我们在一起依然很幸福，谁让我们相爱，而且合得来。我继续和他一起看球赛，边喝酒边看，看到丙级赛，我都醉了，弗拉科太迷足球了。看起来一切未曾改变，而我，已经不是电影的主角。
关于“致第三者”的文章，我在理发店的杂志上看了太多！就算我自己也不想，但我确实是第三者。差不多第三年开始，有几个晚上我在自己的房间睡，苏西去母亲的屋里睡。我一直不知道弗拉科用什么借口来敷衍妻子。我觉得是出租车，没有问过。同样，我一直告诉苏西：“等你长大了，千万别跟已婚男人来往，苏西，不要做这种蠢事。”“好，妈妈。”她回答得很自然，就像我建议她晚上不要喝咖啡，要不然睡不着觉一样。
我没什么后悔的。但是姐妹们，我就像一支优秀的足球队，失败让我付出惨重代价。时至今日，弗拉科一直为我难过。他知道如果不改变他的婚姻状况，他就不能踏进我家。也许有一天他会去做，也许到时候他已经找不到我了。明天我就可以认识别人，就像认识那个希腊人一样。当然，因为这段时间过得很艰辛，胸口就像扎了针，我没有心情去认识别人。
其实，什么弗拉科，什么这个那个，我脑袋里想的都是别的事情。医生说，苏西现在情绪波动大，睡眠不稳定，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情绪高涨，暴躁易怒，焦虑不安。他们说的这些，我都要学会。我的生活就是围绕这些。
几天前，一个顾客跟我讲，北极有一个小岛，一直向北，在很北很北的地方，岛上有一个部落。令人震惊的是，每年5月10日左右小岛进入极昼时期，一直到8月底才进入极夜时期。我一直在想，天亮后，三个月才能天黑。当然，你们会问我什么才是一天。我觉得光线就是我的梦魇。什么时候才能把恶魔赶走，不要再围着我家转，它们都睡觉去？那儿时时刻刻都有光，世界一片白色，什么都是亮的，没有阴影。太阳一直在那里。任何事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白天持久、炽热、让人精疲力竭。那里的居民该多想念夜晚，可以在黑暗中休息。如果光线毫不留情地直射着我，我会觉得自己无依无靠，任它斥责和欺凌。
讨厌的白昼。
黑夜就要来了，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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