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西蒙娜，名字源于圣西蒙，因为母亲是他虔诚的信徒，所以她读了《第二性》没有任何感悟。我六十一岁，毕业于天主教大学社会学专业，左派，为了男女平等，为了让女人可以有个性，走自己的路，我奋斗了大半辈子。我曾参与全国首批讨论、分析、撰写和出版有关该论题的活动组织。可以说，智利妇女解放运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并不同意我的说法。虽然之前的女性运动慢慢建立了明确的目标，但我们才是最早正视和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我们刚开始引入“女性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人们认为我们是一群铁石心肠的女人。它变成一个可怕的词语，代表邪恶、暴殄天物、迂腐、陈旧。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也很单纯，就是争取更人性化的生活，让每一个女人和男人享有同样的空间和权利。简单地说，就是打破千年模式，改变权力法则……多么艰巨的任务！过去我们一直没能一手拿着胸罩，一手拿着剪刀上街游行，我们太缄默了，不敢大声疾呼，因为这场欢乐盛宴于我们来得太晚——当时我们国家非常贫穷，世界尚未全球化，我们向美国和欧洲女性学习，她们已经在女权斗争中迈进了很多步。我们读贝蒂·弗莱顿的作品，当时《女性的奥秘》在其他各大洲已经被反复讨论和强调了上千遍。我们来晚了，结果又进入独裁时期。我就不必解释在军事独裁环境里，大男子主义该是什么样子。现在看见一位年轻父亲怀里抱着小宝宝，上班时间在公园里给孩子喂食，我笑了，我想悄悄问他的妻子：“你这么幸运，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去开会，丈夫在那儿照顾孩子？因为在你之前，每个女人都做了斗争，你的母亲在某一年的3月8号被独裁政府的警察毒打，你的外祖母支持妇女参政，支持美国工厂女工抗议站着工作，还有西蒙娜·德·波伏娃、多丽丝·莱辛、玛丽莲·弗兰奇等，总之，成千上万的女性都做了斗争。”
英语是我经常用来思考和工作的语言，“历史”这个词分个人和集体：小的叫“故事”，大的用“历史”。“故事”翻译成西班牙语也可叫cuento。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出身于大家庭，生活富裕、幸福欢乐。狄更斯作品里的人物会很羡慕我的童年。现在有的小孩儿很幸福，非常幸福，我小时候也是。幸福的童年让我成为一个相信世界和相信自我的人。我一直觉得——不用感觉——我们是世界的主人，至少是国家的主人。前几代人投身共和国的建设，后辈也代代传承了这种精神。我们那时候对公共事业十分热诚。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大家谈政治，有一次，一场政治运动要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我还陪母亲去参加。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人们讨论的永远是政治，而且能各抒己见。我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变得好奇心强、消息灵通。我们家都是这样，前提是不涉及宗教。宗教让人失去理性和逻辑，尽说些蠢话。我当然也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念书——是美国的，从那时起培养了说英语的习惯。在那儿念书的十二年里，我每天早晨都坐电车，它的速度，和它那两根电缆，我甚是喜欢，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童年里一道美好的风景。在学校，我们就像“修女”，所有女孩儿都是。除了祷告，做弥撒，还要举行一切宗教活动，比如圣母月、四旬斋，等等。我们经常斋戒，几乎每天都要领圣餐。这些事让我变得愚笨，绝对的。那些无用的道德要求，让人时刻都活在疑虑中。我们愿意当修女，来供奉饥饿又苛刻的上帝。我对《圣经》很感兴趣，觉得耶和华不是什么好人，上帝怎么能惩罚人，还特别自私自利？《新约全书》里，耶稣不像他父亲那么令人生畏，他能安抚心灵，你看他多么完美。
那时候，生活处处是规矩，我们只能活在唯一的世界里。那时候世界很美好。没有什么能遮住我的双眼，记忆中阳光永远是明媚的，按部就班的生活是多么温暖和亲切，曾经的大厨房是多么坚固，可爱的保姆会给我们讲故事（还给我们喂食），还有父亲的声音，多么有安全感，这些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然而我对真实的世界竟一无所知。（有件事我很困惑，女儿们什么都知道，她们是不是更幸福？）那个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哪位与我同龄的人在公立学校上学，不是我没有上学的朋友，而是几乎没听说过公立教育。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一切消息和事情都和性别有关。令人惊讶的是，在同一座城市，就在我身边，近在咫尺的地方，居然有其他世界，这些世界与我的世界共存，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我竟然一无所知，更别说见过。
在外面，人与人之间彼此非常尊重，就像每位父亲都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别忘了，你不仅仅属于自己。”着装和言谈最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着装。女人一般不穿裤子，而是一种挂在短裤上——用一种带子，毫无性感可言——的透明长袜，后来才出现连裤袜，真是方便多了。成年后，我再没穿过那种透视长袜，人们把它视为不雅又死板的东西。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我们一个个穿得像老太太，尽是些丝绸或山东绸的连衣裙、百褶裙、粗呢套装、高跟鞋、舞鞋，头发要梳得一丝不苟。我现在看女儿去参加聚会，身上就两块布，头发也不梳，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我生错了年代？（我现在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时候穿睡裙，什么时候穿连衣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条牛仔裤。当时的智利很穷，我不想再讲第二遍，连富人都过得很朴素。
然后是言谈，好坏都有，有的人嘴巴说个不停，有的人口无遮拦，有的话是阿谀奉承，能把你捧到天上，有的话让你产生共鸣，还有的话暴露了你的本性。
和其他方面一样，那时候讲话都是一板一眼，死板得不得了。回头想想，过去我们的词汇太贫乏了。有太多的词汇容易引起误解，都不使用了，所以有些东西叫不上名字。比如，ambo（上下不同色的男套装）这个词，被归为不可言明的一类。而在此之前，你想说上下不同色的男套装，搭配得又很和谐，是没有词可以用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我的一个男朋友用这个词，当时我已经离开家很多年，没有了出身背景带来的偏见，但我还是愣住了。我正和他下床，心想：“ambos（两人）不是用在很亲密的人之间吗？”（我很客气地请他不要再说这个词，他就好好给我上了一课，说我的社会圈子用词太狭隘，没文化，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还来了句，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
那时候不讲粗话。偶尔听到哥哥弟弟们打架的时候说一两句，但绝不会在父母面前说。学校里也不说，更何况是女子学校，说那种话是不可想象的。连父母都绝不会在我们面前说不恰当的话，家里其他人也不会。我没见过那种怪女人，她们说话随心所欲，一生气就骂街，但是现在人人都见过。我上大学后，听到有人说粗话，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只好不停地咽口水，把舌头咬得生疼。有个女同学用“鸟嘴”指代男性生殖器官，我听到都快昏过去了。更想不到有一天这个词会成为我的口头禅。（嘴脸，鸟知道是哪天，关我鸟事，等等。用起来感觉很棒，意思太贴切了！）我讲一件趣事来结束这个话题。有一天，我和母亲去购物，在普罗维登西亚街上，她开着沃尔沃皮卡。当时我上社会学三年级，大概二十岁。突然一辆出租车跟我们追尾，听到铁皮的撞击声，我吓坏了，母亲一脚踩下去，我身体向前一冲，脑门子撞到了储物箱，这时——那段时间，我一直分裂成两种状态，一个在家，一个在学校——我大喊一声：“傻x！”你们绝对想不到，母亲没有先下去和出租车司机理论，看看撞得严不严重，而是身子倾过来，把我这边的门打开，声色俱厉地说：“下去。”
那个年代，一切和性还有身体需求有关的词都没有，更没有各种生殖器官的词。
大家太纯洁了。
好，我们回到开头。小时候我很幸福，长大一点儿后，我也过得非常好，学习非常用功，但是也有时间参加聚会，和朋友玩儿，谈恋爱。我生得漂亮，胆儿又大，只挑喜欢的男孩儿交往，而且朝三暮四。
那时候，我们的社交活动主要在家里，舞厅只能去父母同意的，比如“女巫”——就在拉雷纳区，前不久刚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太遗憾了。还有“洛古洛”，在城北靠近山脉的地方。重要的是，男人邀请你，你才可以去，没人邀请你，一个女人是绝对不能去的，否则她就会像赤裸裸地迷失在武器广场，实在太尴尬了。有的女人没男人缘，得不到邀请，所以没去过这些地方。男人作为彬彬有礼的绅士，要负责买单，我们女人连要掏钱的玩笑话都不会说。私人聚会一般在朋友家里举办，你要等男人邀请你跳舞，有男人缘的女人甚至要给他们排号，和约舞卡一样。我还记得我排到十号的时候，内心无比骄傲。曾经有个家伙很可怜，在边上一首接一首数着等我，一直等到第十首才能和我跳舞，多可怕！至于那些丑女人，就只能晾在一边儿，“晾”这个词，是指没人邀请跳舞而坐了冷板凳。
性完全不重要，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贞洁是最重要的。跳舞也是有规矩的，男女之间要保持多少厘米的距离，不可以贴面，大家把贴面叫“不要脸”，只有好色之徒和水性杨花的女人会这样做，水性杨花指的就是坏了规矩的女人。对女人来说，水性杨花是最严重的罪责，没人会娶这种女人。谈情说爱的时候大家也只是先拉拉手，过一会儿才亲一下。我在想，欲火焚身了怎么办？好吧，过去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再长大一点儿，中学毕业前，接吻会更有激情一些，但是必须抓住对方的手，防止他有企图。不知从哪里听说的，男人有办法达到目的，但只跟和我们不一样的女人。这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有权利发泄呢！过去，我们也不能问谁有没有贞洁，所有女人，不只是你，都是纯洁的，谁都没想过在成家之前身子是残缺的。贞洁太重要了，为了守住它，全身的肌肉和神经都绷紧了。
现在我们继续来说言谈方面。它像不像裹尸布，或者是把病人固定在床的约束衣？把我们紧紧捆住，嘴巴也塞住，连话都不能讲！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依然受制于自己的偏见。谁敢说一个女人摆脱了从小接受的教育？如果没有自我解放，没有反抗，她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的独立。
刚上大学的那会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发现人并非千篇一律，这个国家竟然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太不可思议了！抱着对世界略懂一二的希望，我选学了社会学，结果越学越迷茫。当时是60年代末，即弗雷·蒙塔瓦执政末期，也是智利，乃至全世界的两极分化时期，在那种环境下，人们很难再支持右派。一切积极向上的事情都来自左派，比如革命的神父、切·格瓦拉、柯恩·本迪特、米格尔·安赫尔·索拉尔，以及天主教大学获得自治权这件事（智利大学的人总是小瞧我们，直到现在才承认天主教大学的学生是在他们之前获得自治权）。当时我还不理解，为什么一切和艺术有关的都和右派对着干。作家、诗人、音乐家、演员、画家、电影制片人都站在左派一边。连性自由好像也属于左派思想。总之，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都是反派的。
困惑接二连三地产生，又被我各个击破，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其中，信仰最不受待见，直接被我扔了。就像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的：“圣灵……究竟是谁？不过是一群鸽子罢了。”
我不再相信宗教，改走政治路线，并加入了左派。
我的故事很普通。一个叛逆的女孩儿，放弃自己优越的阶级生活去搞革命。我简直活成了教科书！四十年后的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一辈子按部就班地活着，只是旧瓶换新水而已。
没必要的我就不再多讲，从我的专业角度总结我们那一批女性就是，我们经历了从信仰到责任的过程。很难，但我想我们做得很成功。感谢上帝，锦瑟华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步自封。那是一段历练，风吹雨打之后，我们终于破茧成蝶。
我爱上了我们专业一位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他是我们年级的助教，叫胡安·何塞，是我的初恋。我拖延了很久才和他确定关系，毕竟摆脱了以前受约束的生活，和很多男人混在一起的暧昧滋味儿真是太好了。通过大街小巷中的交际和街头涂鸦，我发现，原来性是美好的，我不想错过。如果我中学毕业就结婚——和某个未来企业家或政治家，这对我很合适，然后和他过一辈子，我的很多中学同学都是这样——实际上是几乎全部，那么，严格地讲，这一生我就只了解一个男人的身体。
我们的决定是被逼无奈。胡安·何塞，我叫他胡安何，获得了杜克大学硕士奖学金，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我们不得不结婚。“你别异想天开，西蒙娜，美国佬可是相当麻烦的，弄不好会给你拒签。”我无力反驳，只得接受婚姻。
那段时光过得很惬意。我太感谢避孕药这玩意儿了。胡安何的奖学金不多，还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所以绝对不能在那个时候怀孕。有的女人不会享受这种学习机会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要求丈夫给她一个孩子，填补内心的空虚，解决后顾之忧，然而，她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丈夫要学习，需要集中精力。我很在乎胡安何付出的一切努力，也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我在英语学院选修了几门课，对我来说，这真是上天的馈赠，只不过后来发现我太痛恨语言学和语音学，倒是对阅读情有独钟。我很享受阅读，可我差点儿与之失之交臂，上大学的时候尽是些没完没了的分析研究。我不再去上课，根据之前的学习笔记，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我在家里唯一的沙发上认认真真读了几个月的书。当时智利正逐渐崩溃，而我则与英俊的达西先生眉目传情，或者说正在推开布赖兹赫德豪华庄园的大门。
一半的人携家带口流亡海外，大家反目成仇，土地改革深化，土地没收，这一切把我们推向最后的结局：阿连德总统被害。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社会主义民选总统。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今天我不想就此戛然而止，还有很多痛苦紧跟着我们，如影随形，直到生命的尽头。
到了独裁时期，我和胡安何回到杜克大学，这次他要读博，我的第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叫露西亚。放弃语言学之前我不能做一点儿奢侈的事情，现在又是这样，满眼都是尿布、奶瓶、甜菜胡萝卜汤。每天连续在家待好几个小时，美国的冷空气把我冻得半死，心也随之日渐冷漠。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地上裂开一条缝。我带着女儿返回智利，那段婚姻也到此为止了。
本来我还要多找几个伴侣的，但是我遇到了奥克塔维奥，他是我的挚爱。该死的奥克塔维奥！讲之前，我先告诉你们，我们俩都是狮子座，那可是两把火呢。很少见过像我们这样爱得轰轰烈烈，相爱相恨，又相杀，就像下层的那不勒斯刁民一样。我们惺惺相惜，一起游山玩水，聊天，读同样的书，好似神仙眷侣。我想为他生一个孩子，因为我爱他太深，虽然他没有多大热情，我还是生了一个。她是我的二女儿，叫弗洛伦西亚。我伟大的母亲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照顾两个孩子。我和他继续旅行，过着疯狂的日子。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为什么二十多年的感情还能破裂？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分手的原因是，奥克塔维奥脾气暴躁，电视和球赛不知是哪个让他痴迷，或者说两个都是。那台机器几乎就是神，被他供奉着，他的脑袋里装着开关键，一打开，完了，上帝都管不了。
当然，都是我自找的，谁都没强迫我做他的女人，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大概恋爱了三个月，他想带我去西班牙，因为工作的事情，他要先上几天班，然后需要一周的时间穿越南部。我跟他走了，因为旅行会让你重新了解一个人，平时在城市里，大家都会把那一面隐藏起来，所以我想来一场旅行，印证这个说法。我们租了一辆车，穿越一座座城镇，来到了塞维利亚。在旅馆落脚后，我们出去散步，路上发现一张琼·曼努埃尔·塞拉特的演唱会海报，就在当晚，斗牛广场举行。我立刻激动万分（智利正处于独裁时期，塞拉特去不了），无论如何都要去。我们很早就吃了晚饭，出发前我们在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奥克塔维奥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正好曼联比赛，他就沦陷了。十五分钟后，该出发去演唱会了，我叫他起来，他只说了句：“等一下。”我坐在床上，每过两分钟，我都看一下表。“奥克塔维奥，要迟到了。”“不会的，放心吧，马上就走。”等到必须要出发了，我挡在屏幕前，义正言辞地说：“必须得走了。”那时我第一次见他脸色大变，他愤怒得满脸通红，目光浑浊，嘴巴丑陋地扭曲起来，朝我大喊：“别挡屏幕！”奥克塔维奥从没对我吼过，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一动不动，愣在那儿了。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带着威胁的语气：“不要挡住屏幕。”我反应过来，立即冲出房间，独自一人去了演唱会，因为他脑袋里的开关打开了。我惊慌失措地走着，既伤心又愤怒，心想：“这就是我的新郎君？刚刚还一起游玩，现在就消失了。”我知道我要立刻坐飞机回智利。他不仅对我不好，还言而无信，光凭这两点，我都应该和他分手。“今天是塞拉特，明天也许就是别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他了，我要离开他！”
赶到音乐会已是中场休息，我若无其事地进去了。后来我没有坐飞机回去。
（这件事后，我经常跟他讲，当初竟然没有坐那该死的飞机走人，我怎么这么蠢？他的回答永远都是那句话：“你没想过你会迷路吗？这世上谁比我更爱你？你跟谁比跟我更幸福？”戏剧性的是，我居然觉得他说的有理。）
我无数次地扪心自问：“我为什么爱上了一个懒人？因为他并不是一直懒，不是天天都犯懒毛病，而只有脑袋里的开关开了，他才犯懒病。”更糟糕的是，他对烹饪如痴如醉，但我从来没听过做饭有那么多讲究。有他在，哪样菜我都做得不合格。在我父母家，评论菜肴被认为非常没有教养。我从那种高度一落千丈，和一个只会在餐桌上评头论足的男人一起生活，我真是疯了。我也喜欢美食，就像我对其他事情一样热爱。（不得不承认，奥克塔维奥在其他领域还是很值得称赞的，或许因为饮食关乎日常，和其他的没有可比性，所以才无法忽略它。）
说件有趣的事，我怀弗洛伦西亚待产那几天，正好举行“南美解放者杯”。奥克塔维奥躺在床上看比赛，都看疯了。我躺在他身边，想午睡一会儿，但是电视声吵得我睡不着，就起身去厨房找点儿吃的。刚走到过道，感觉一阵刺痛，两腿间不知什么东西，凉嗖嗖的，有点儿怪，紧接着一股水流出来。我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喊道：“奥克塔维奥，羊水破了！”没人回答，显然他没听见。我艰难地走到卧室，羊水流得满地都是。我又朝他喊：“羊水破了！”他看着我，我那个样子，他不得不看着我，当时画面太可怕了，我劈开腿，羊水哗哗地流着。你们以为他会马上跳起来，找车钥匙送我去医院？根本没那回事儿。他来了句：“稍等一下，上半时马上就踢完了。”我记得内心的无助让我突然爆发，从他手中抢走遥控器，甩到墙上，摔成了碎片，至少他真的被我吓到了。十五年过去了，墙上还留着那个印记，每次生气的时候，我都会看看，心中默念：“对不起，宝贝，但是你怎么作孽似的还在他身边？”
小时候，我养了一条狗，在它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它叫柯皮特，和我一起吃，一起玩儿，一起睡觉，从不分开。我第一次领了圣餐后，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决定给柯皮特也办一场。我自己安排整场仪式，邀请了父母、兄弟姐妹、所有保姆，还有几个亲戚家的孩子。模仿当时的场景，我做了圣像，自己裁纸，在上面画天使图和耶稣诞生图，后面写上一句福音、柯皮特的名字和日期。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在举办圣事的前一天，哥哥从远处看见我在花园里打柯皮特！（他后来经常讲这段故事，不是我讲的。）他很担心，便上前一瞧究竟。“它不想念祷辞，”我生气地解释说，“我教了好几个时辰，它就是不念！”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第一天起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哪儿还用得着这么多年费尽千辛万苦才明白。如果说，上帝在人间创造了随和的特性，那都让女人占了，男人丁点儿都没捞着，所以他们冥顽不化。百忧解这个药是个例外，前提是，你得说服他们。
提到百忧解，就不得不说说药物。男人觉得独立克服困难很爷们儿，独立就是不吃药，不治疗。他们认为，遇到问题不求助于化学品是对阳刚之气的磨炼。这么愚蠢的想法，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亲耳听过，有的男人曾经意志消沉，后来独立走出困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天一片百忧解，那么简简单单的小药片，就能拨云见日，消除烦恼，他们怎么就不理解呢？比如奥克塔维奥，一听到心理疗法和神经性药物就毛骨悚然。
我离开奥克塔维奥这件事，没有人不说我傻，不说我疯。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心情郁闷，在娜塔莎这儿治疗，还吃了些药。奥克塔维奥根本不懂我到底怎么回事，对他来说，情绪不好没什么大碍。因为不理解我，他想帮都帮不了。为了把我从晦暗的心情里拉出来，他想了各种娱乐活动，甚至还计划带我去中国，用旅行来治愈我。我连床都不想离开，可他没意识到。为了过一段清闲日子，我在海边租了一栋房子，他答应每个周末来看我。
第一个周五的晚上，奥克塔维奥来了，为了关心我，还提了一篮吃的，都是我最喜欢的，有肉酱、布里干酪、乡村面包和红酒。他说很想我，没有我很空虚。我们在餐厅共进晚餐，彼此靠得很近，这一幕，多日的闷闷不乐突然减缓了不少。上楼去卧室的时候，他东张西望，非常愕然地问了句：“电视在哪儿？”“屋里没电视。”我回答道。“你租的房子竟然没有电视！”我辩解说：“对我来说更清静些。”当时他提高嗓门说：“但是今天晚上直播巴萨和皇马的比赛！我这么早从圣地亚哥赶来，就是为了看比赛。”我心里有点不安，因为没有提前告诉他这件事：“对不起，可以让孩子给你录下来。”他脑袋里的开关开了，对我大吼大叫，说我自私，没有为他着想，虐待他。“抑郁的人是我，奥克塔维奥，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他瞟了我一眼，气得脸红筋暴，抓起车钥匙就走了。下楼时大声喊道：“我再也不来了！”
我看着他走了。亲眼目睹了一个神志清醒的聪明男人瞬间变得愚不可及，想想都心有余悸。和巴塞罗那的足球赛比起来，我的抑郁症根本无足轻重。我就像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那个傻大个儿，渴望柔情，所以口袋里揣着小老鼠，手指伸进去抚摸。
果然，奥克塔维奥再也没回来。我打电话提醒他，我还没有好，很脆弱，让他过来看我，他也不来。他是真的怒不可遏了。等我回到圣地亚哥，两周后我就和他分手了。
我暗下决心，不能再给男人当垃圾桶。他，因为和你一起生活，被所谓的婚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可以随便把自己那些破铜烂铁都扔给你，比如愤怒、过错、失败、恐惧和不安。这不是我说的，是小说里写的。作者也是女的，书中女主人公自称是“丈夫的垃圾桶”，看到这里，我茅塞顿开，可不是吗，几乎所有女人都正在或曾经给男人当垃圾桶。如果谁不是，请举手，大家应该为她鼓掌。
周围的人都好心提醒我想一想曾经和他在一起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幸福时光。这的确是真的，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受到了伤害。如果再让我看见奥克塔维奥突然大发雷霆，我会崩溃，会四分五裂，或者直接上去把他杀了。没完没了地看电视，脑袋哪儿能经得住？他肯定会痴呆。我明白，再和他过下去，我就只能让步，这个词暗藏了多少危机。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维护尊严？想想以后的日子，谁知道他脑袋里的开关还会开多少次！
作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竟然没能捍卫自己的尊严，这让我陷入恐慌。我想，如果连我都这样，其他女性呢？这种矛盾让我一度萎靡不振，我的人生，还有我自己，原来都是打肿脸充胖子，虚张声势。
刚认识奥克塔维奥的时候，我送给他一幅字，是诗人雪莱的一句话：“你是奇迹，是美，却又是恐怖！”等到奇迹与美渐行渐远，二十年后，我又写给他这句话，并且在最后一个词下面重重画了一笔。
我成了单身，时年五十七岁。
不想再找伴侣。帕特里西奥·埃尔文总统说过，市场竞争很残酷。对于一个五十七岁的女人，虽然从情感和智力上，有适合的男人，但是这些男人宁愿选择三十七岁的女人。就算有，我也没兴趣，实话，我不想再过二人生活。该经历的我都经历了，一个人生活，反倒轻松许多。
屏幕上再也没有足球。
床上再也不会躺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遥控器，两眼发直。
再也听不到没完没了的电视声。
再也不用把耳朵塞住睡觉。
再也不用拿着书在屋里找地方看，因为在我的卧室里找不到这样的空间。
再也不用和科洛科洛俱乐部竞争，只为了引起另一个人的注意。
再也不会发生：
——西蒙娜，你去买今晚的红酒，我没时间，上半时马上就开始了。
——天啊，西蒙娜，我在看球赛，你能不能让孩子们别吵？
——喂，西蒙娜，你把电话线拔了，我看球赛呢，电话一概不接。
——这是家吗？冰箱都是空的。一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竟然得不到一点理解！
——把灯关了，西蒙娜，顶灯开着电视看不清，你上别处看书。
我不用管别人的想法、身体、欲望、生活习惯，或者痛苦，反正我如释负重。能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娜塔莎功不可没。一想到还在婚姻中的女人，我就心生质疑：“有几个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以前在圣地亚哥，有时候我在小区散步，看着一座座房子和一栋栋公寓楼，想到窗帘后面的饮食起居，我就问自己：“谁不想换个地方生活呢？”
曾经我一直在心底挣扎，就这样如犬儒一般委曲求全，还是离开奥克塔维奥？很多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都把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说自己已经成年了，没必要把爱情视为一切，就像桌布上沾了一点儿油污，并不影响全局，如果难看了，放个花瓶不就好了吗？这样的确很简单，但想法糟糕透了！犬儒主义就像一条蛇，潜伏在人的背后，蠢蠢欲动。
不过，它再怎么动，我也没上钩，没有成为犬儒主义的俘虏，我现在的位置是我当初自己选择的。女人都不太习惯选择，要想独立，就必须会选择，从金钱到情感，处处需要我们选择。
然而，很多选择的机会我都失去了，因为奥克塔维奥给我安排的事情一个接一个，我还要经营好我们的关系，好的一面要和坏的一面平衡。就是因为好的太好，我才在他身边待了那么多年。有时候我琢磨：“天哪，我们的默契去哪儿了？……”我们曾经比翼连枝，只要他出现，我都能感觉到，好像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我渴望见到他，才会觉得开心。如果我起身去找水喝，他正在读报，我总是摸一下他，就这样，轻轻地。他一旦察觉到，我都会说，感谢生命里有他。触碰他，是我最常做的事情。他每天都喜欢和我亲昵，因为一点儿也不枯燥乏味，我从不让他觉得，两个人亲昵只是一种习惯。他对我的爱是高贵又独一无二的。他毫不吝啬地爱我，从不测量也不计算。他全心全意地爱我，没有一点儿遮掩，哪怕在最糟糕的场合，也从不关起一扇门。只要是我，他的床从来都是敞开的。他从不允许我怀疑他的爱，一秒都不可以。
那段感情是多么深厚，我可以藏在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躲避除他以外的世界。我无数次乞求他别再那么懒，戒掉电视瘾，就是别那么沉迷电视，改改坏脾气，我跟他说这些毛病会破坏我们的感情，我们拥有的也只有感情。我一次次地求他，我心里明白，迟早有一天，他的懒惰和臭脾气会把我逼走，但是他根本不在乎。
我失去了太多。
莎士比亚说：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
我的好友，特别是思想传统的，跟我讲，单身女人最后都很凄凉。她们和丈夫去参加聚会，总是有单身女人可怜地在那儿观望，一看她们的举手投足，就知道是受了诅咒，她们凑在一起，把即将离婚的和已经丧偶的男人列个名单，时刻准备冲锋陷阵。单身的都喜欢凑在一起，别人都有丈夫陪，她们就只能希望旁边的人充当丈夫，陪自己去看电影，尝尝新餐厅，一起过周六下午，等等。我心想：“她们怎么不自己去？一个人安安静静看场电影多好。”我没权利对她们评头论足，但是我为她们感到痛心，她们认为自己被抛弃，并且一直带着这种思想苟且，这太不公平了。朋友给我讲没有丈夫多可怕，我却暗自不以为然，不就是个象征物，去他的，我一定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还有更让我痛心疾首的事情，为了脱单，竟然可以降低标准。年纪一年年增长，期望却不断降低。年轻时候遇到的男人，那时候根本不会看第二眼，现在居然都觉得满意。一切标准都化为泡影，全无势均力敌可言。假使真的有机会选择，她会选择现在这个男人吗？因此，我经常看见花容月貌的女子身边跟着一个歪瓜裂枣的男人，而且彼此都很满意。
我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著名企业家，丈夫有很多应酬，她也不得不跟着去。反正我孤家寡人，晚上我就提前去看她，她在镜子前准备行头，我就在旁边想：她要面对很多重要谈话；很晚才能吃到东西；闲聊时间不能冷场；假装对旁边的人很感兴趣——别人对她也一样；得喝多少酒才能打发无聊的时间；为了不让大家觉得丈夫娶了一个傻女人，她得想出多少有智慧的见解；一直踩着高跟鞋，回来以后得多疼；如果旁边的女人讲她家孩子发生了什么意外，她肯定困得想睡觉。所以我想说：“要取消一切来自丈夫的应酬！”自己的应酬都顾不过来，凭什么配偶的也算作自己的？陪伴有时候是甜蜜的。“来，陪陪我，我一个人。”这时候如果自愿去陪他，那是有意义的。我，第一主语，陪另一个人，第二主语，动词“陪”蕴含美好的意思。但是如果加入第三者，就成了“喂，你跟我去陪别人……”这就不行，绝对不行。
夫妻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人组成，不是一个混合体！噢，上帝啊！
我想任何人都天生有一定的厌倦情绪，有的人肯定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这种情绪。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厌倦能力是不是弱化了，一定要及时发现。一旦疏忽了，你会有灭顶之灾。注意了！你经历过厌烦透顶的感受吗？如果是，走吧，立即，马上，让一切结束。不要再伤害自己。
绝对的乐观并不显得有风度，我坚信这一点，也努力区别看待各种事物。我曾告诉自己：“好了，西蒙娜，现在你往前走需要灯光，近光灯还是远光灯，你自己选吧。”有一个细节很重要，我的大女儿露西亚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小女儿弗洛伦西亚在英国读研，就是说，我这个母亲已经没什么负担了。
我不想追求真理了，我渴望幻想。那么多年一直为追求绝对的真理而活，现在不相信，也不需要真理了。我越来越渴望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伴随着新的一天，我睁开双眼，这种愿望愈加强烈。这句话听起来好奇怪，我以前从不觉得真理和幻想是对立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还这样认为。
有时候，我会像路易斯·卡罗尔一样，想知道蜡烛熄灭后是什么颜色。
我开车去了智利沿海，圣地亚哥的房子交给中介帮我出售。我想找一个小镇，就像欧洲和美国的那种，冬天也充满生机，有居民，生活服务也一应俱全。其他国家有很多这种小镇，闭着眼都能找到。智利没有这种地方，一切美景都隐藏在杳无人烟的地方，这里有世界最美的风景，但都未开发。要想在这儿找一个地方和大家一起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实在太难了。（况且，这个地方还要漂亮，风景如画，引人入胜，太普通的地方不行。作为母亲的好闺女，外祖母的好外孙，那种高贵气质是丢不掉的。）
有好几年我都享受着在家工作的优待，因为公司还没有在智利设办公点，所以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干活。每个月只需要去一趟圣地亚哥，核查一下材料，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就没别的了。我渴望大海和无边无际的海平线。我想活得简单，活得轻松。我想，那简单而永恒的海天一线，正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五十七年，一个人能积攒很多东西，从一堆家具到各种人际关系，从日积月累的朋友到一件件桌面摆饰。我要把一切都放下。为了以示决心，我把头发剪了，为了不再染发，已经染的都洗掉了。然后，我约了所有朋友，把一大堆不需要的都送给她们，从一串项链到一个花瓶，只留下以后要用的，看见东西变少了，心情无比愉悦。你们想过一个女人有多少没用的东西吗？比如手镯，我非常喜欢，每次看见好看的都买，结果不戴，我要在电脑前坐好几个小时，这些银圈或者木头圈在桌子上、鼠标上碰得叮叮响，听着很不舒服。还有家纺，就是常说的白色用品，但是现在几乎都不用全白的，母亲以前教我要买三套床上用品和三条毛巾，一套用，一套洗，一套干净的放在柜子里。我只买了两条羽绒被。我还像过去那样抖来抖去地铺床吗？不是。然后说说我的衣物。有的鞋一年只穿一次，只为了一场饭局，但我早就不去了，所以没有那种鞋。社交关系就像酸奶一样，是有有效期的。所以鞋子、裙子和配套物品都给了朋友，她们可是连别人婚礼都不错过的人。我留下几条围巾和披肩，都是蚕丝、开司米羊绒或羊驼毛做的，不是因为它们有多精美，而是贴在皮肤上很舒服，我还留了两件比较宽松的夏装。周围的东西一下少了好多，但留下的都是我最喜欢的。
我在智利最美丽的海滨买了一套公寓。
我不想住独门独院的房子，没精力收拾那么大的房子。公寓不仅有壁炉，还有暖气、保安、二十四小时门卫，还能找人帮我把从超市买来的东西搬上楼。什么煤气啊、电啊，这些鸡毛蒜皮的麻烦事情都不用我管。既不用找人守门，也不用找园丁。我在阳台上摆满盆栽，那儿就是我的小花园。屋里有几扇大窗户，面朝大海，没有防护栏，视野很好。整套公寓有两间卧室，各有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小客厅，那里放着书桌。孩子们和朋友过来有地方睡，环境舒适，东西齐全，一切都很方便。
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我还没说，班格罗·比尔。它是女儿们送给我的狗，她们担心我在海边一个人住着孤单。现在它已经不是小狗了，长得很大，在家比我还占地方。那家伙全身奶白色，就像乡下做的黄油一样。一开始我不怎么待见它，因为要像奴隶一样每天带它出去遛，还要教它养成各种习惯。结果正如孩子们所料，我上钩了，如今成了它最虔诚的崇拜者。有时候它深色的眼神里流露出些许悲伤，“喂，班格罗·比尔，你把哪个小东西杀了？”这世上没人比它更爱我，唉，它只是一条狗，的确有点儿悲哀。它在家里长大，又只和我在一起，所以它很有教养。一般这些家伙不仅顽皮，还都是捣蛋鬼，但是班格罗·比尔很聪明，懂得随遇而安，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我不去管它，它也不会来打扰我。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看书，正看得欲罢不能，不想起来，就给安赫利卡打电话，她是镇上的一个小姑娘，手机从来不关，我请她帮忙去遛狗。
孩子们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教我使用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iPod），她们把所有我喜欢的音乐都存下来，都不需要用激光唱机（CD）（过去的磁带和黑胶唱片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和班格罗·比尔去散步，我就带着iPod和耳机，它在那儿跑，我就享受在维森迪克或者勃拉姆斯的旋律里。这个小玩意儿对我的生活很重要，还好身边有年轻人，要不然错过很多新鲜事物。
谁会去告诉奥克塔维奥？我买了一台液晶大彩电，又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账号，为了在亚马逊网站买我喜欢的书、唱片和电影。现在电视剧很受欢迎，就像19世纪人们对小说极其热衷。那时候巴尔扎克每周都要出新章节，就像现在《广告狂人》的编剧一样。观众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下一集，就像过去等新章节一样。如今，人们用这种新方式体验另一种生活，去云游四方，体会别人的故事。就是说，电视剧是讲故事的新方法，可我以前总责骂丈夫沉迷电视。我无法一集一集地追剧，一旦着了迷，我就要一次看完，所以我要等到有很长的空闲时间才看，甚至看一个通宵，比如《二十四小时》，我对剧中的杰克·鲍尔——实际上是个法西斯——没什么可说的，但不管怎样，我很崇拜他。不知什么原因，以前在圣地亚哥，我不敢熬夜。很奇怪，按照那儿的生活方式，早上我没办法睡懒觉，因为总有事情打扰我，不是A，就是B，或者C，如果没事情找我，反倒满心愧疚。
我喜欢现在的家，经常久久地看着它——这些年我变得总是若有所思，脑子里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有时候觉得房子是洞穴，夏娃曾在这里哺育后代。有时候是土耳其大亨妻室的房间，他的小妾正享受着丝绸、地毯带来的自由，因为大人这会儿把她忘了。有时候又变成中世纪苦行僧的修行之地，只有几个弟子进出，摆着古籍的书架很高，一直到房顶，把几面墙都遮住了。在各式各样的幻想中，有一种最特别的，它是西班牙的一家店铺，地址是觉悟街一号，1977年的时候售卖戈雅的《奇想集》铜版画，现在是一家香水和酒品店。
现在我要自顾自地生活，我感觉这还是第一次。清晨我不用像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一样揉面团，现在都是从外面买面包。从买面包到安排自己的时间，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去码头的鱼市买最新鲜的鱼，都是刚从海里捞的。我是常客，如果去晚了，他们会把无须鳕或者石首鱼给我留着。安赫利卡，就是那个替我去遛狗的姑娘，每周有两次来家里做清洁，使用吸尘器和洗衣服能把我累得气喘吁吁，这是我唯一请别人帮我做的事，也是小时候没学好的一方面。每年2月，和大家一样，家门一锁，我就出去度假了。你们不要以为我生活节制，禁一切欲望，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想做晚饭，我就吃面包或者奶酪，这些是我最爱吃的，还要配一杯红酒。第二天早上我就开车去海边，把前一天晚上摄入的热量都消耗掉（我不需要跟芭比娃娃一样，都六十一岁了，没人对我的曲线感兴趣）。有几个黄昏，我手里端着酒杯，静静地坐在阳台上，一切放空，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之前说过，我变得沉静寡言，这种感觉很好，以前从没体会过。我学会了沉思，而且每天如此，没想到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之前没领悟？
现在早上效率很高，因为休息得好，起床后精力充沛，脑袋也好使。我喜欢清晨，特别是冬天的清晨。雨天是我最爱的天气，雨点的声音就像旋律一样动听，不是说我想淋雨，或者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在雨中漫步，而是喜欢在窗前慵懒地裹着毯子，抱着班格罗·比尔，望着海面的波涛，虽然外面阴冷，我却享受着室内的温暖，以前从未如此幸福美好。任大自然千变万化，冷暖无常，我独安好。或许这种安逸源于我战胜了外界环境，任其暴风骤雨，我都静观其变。因此，为了紧紧抓住男人这种象征物，而不惜一切出卖灵魂的女人，我同情她们。我想大声地对他们说：“没有男人，生活也是完整的，快放手吧！”
我独自一人，却从未孤单。
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心怀执念，或者说有固定的想法，非常有意思。没有比执念更强大的力量，它强势又贪婪。或许女人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执念不同。
要想活得像我一样，必须懂得自娱自乐，坚持自我，如果没有这些心理条件，我也不会有这种生活。塞缪尔·贝克特写过一句话：“无所谓，再试一次。即使又失败了，也比上一次好。”每次怀疑自己的时候，我都会默念这句话。
大家都知道，缺点——因为不确定是不是优秀品质——会随着时间被放大，如果没有社会的制约，就更是变本加厉。就是说，一个人活得随心所欲，有近乎百分之百的选择权，外界因素也奈何不了他。我就是这样，黑暗面已经膨胀，但是必须这样活着。比如我已经选择了自由的生活方式，我就还想解放思想，质疑一切。不仅让身体，还要让思想自由地飞翔。但是，我发现自己不愿接受别人的质疑，让我放弃一直坚信不疑的事情真的太难了。有时觉得自己像个自以为是的傻瓜，甚至装腔作势，一副很懂生活的样子。我不想变成这样。
我最糟糕的毛病是坚持精英主义，其中只有一部分源于家庭，我想说的不是种族和阶级歧视，绝对不是。我的精英主义体现在另一方面，比如对目光短浅的人完全没耐心；瞧不起中层领导，我受不了他们，觉得他们庸俗低贱，总想往上爬。所有和中层有关的我都敬而远之，包括中产阶级心理最卑微的一面，攀龙附凤，固守陈规，又缺乏想象力。
我第一次带女儿去纽约的时候，露西亚只有十五岁，她站在第五大道中间，看着两边，天真烂漫地说：“这就是纽约？好有家的感觉！”但是每当我显得很俗气的时候，感觉被赶出家门了，通常都是些日常小事，比如露骨的电视节目、美国国情、自助借书机、酒吧的“快乐时间”无限畅饮、人们对时尚趋之若鹜、组团游，我被一次次冲击。这些都是美国文化，我不想冒犯大家，其实我对乡巴佬、白种废物，还有这些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都嗤之以鼻，绝不愿与这类人为伍。我不害怕思想堕落，也不觉得与他们为敌很粗鄙。总而言之，奥克塔维奥属于国家的精英阶层，我也是，这是事实，无可回避，所以在参与愚蠢可笑的谈话前，我宁愿沉默几个月。我真是佩服有的女人跟谁都是朋友，傻也好，无趣也好，粗陋也罢，都能情同姐妹，而我的不屑一顾更让自己折服。
孤独不是绝对的。陪伴我的人永远不离不弃，所以孤独是相对的，真是这样。总结出来，这恰恰就是爱，是陪伴的力量。有可爱的人儿陪你喝下午茶或者喝一杯酒，比如，我的孩子们。妈的，母亲被人们视为草芥，却又对她如此歌功颂德。这种爱，就像孩子们活在我的心里一样，坚不可摧，甚至能感觉到疼痛，我怎么能把它说得如此看不见摸不着？露西亚和弗洛伦西亚出现了，我很仔细地观察她们，这种感觉很幸福，她们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总能逗笑我，她们剪了什么发型、头发染了什么颜色、动作手势、鞋子、怎么扭脖子，我都看在眼里，而且目不转睛，像丢了魂儿似的。弗洛伦西亚严以自律，做事一丝不苟，所有才华都集中在这方面了，比如吃早餐的时候，她一点一点在面包片上涂果酱，很从容，很认真，每次只涂下一口的量，从来不一次涂满，这就是她。露西亚呢，平衡性很好，就算一只手提的东西轻，另一只手提的重，也不用把两边的重量均衡一下。但是她缺乏自信，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就像有一次在她的新房子里挂一幅画，她手里拿着锤子，闭上一只眼，仔细瞧挂得正不正，但总觉得有点儿歪，从旁边看她天使般可爱又夸张的眼神，有趣极了。
没有她们，我压根儿不理解什么是爱。
我时不时会去圣地亚哥办些事儿：来看看娜塔莎和牙医，还要看望朋友或者亲戚，再逛逛商店。一切都一如既往，但是我却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不把大都市和海边小镇放一起对比，我只想问，什么时候才能不抱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改变生活质量？首都不是要什么有什么，远非如此。
上一次来圣地亚哥，我去医院做妇科检查，是强制性的。听一个朋友讲，体检项目有巴氏涂片检查、乳房检查和阴道超声监测。我躺在床上，两腿劈开，医生——非常温和的意大利混血年轻小伙子——把探头深进下边儿，眼睛看着上边的屏幕。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很好，没有问题。”后来又加了一句：“卵巢有些萎缩，不过到您这个年纪很正常，不用担心。”回家后我就琢磨：“我这个年纪可以既没毛病又萎缩，去他的！”
就个人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活范围变窄了，自己被限制住了，或者机会减少了。我依然保持对政治的关心，每天早晨工作之前，我都要在线读《国家报》和《纽约时报》。至于智利的报纸，我花十分钟时间浏览一下题目就行了，它意识形态味道太重了，质量很差。我的DNA天生带有对政治的喜好，从来离不开政治。出国的时候，朝着智利的方向望去，心中泛起一阵涟漪，觉得祖国很伟大，自豪感油然而生。第三世界的人民都很敏感，很爱国，不像欧洲人那样嘲讽或者漠视自己的国家，除非斩断我们的根，才会像他们一样一提到祖国就变成一群犬儒之辈。我们的历史还很短，很脆弱，可能会像树枝一样掉落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太讲究。
我和孩子们（没有伴侣，就我们仨）一年出去旅游一次。我平时很少花钱，把存下来的钱给一个朋友——金融专家——帮我投资，没想到一下子挣了那么多。有的旅行很贵，以后可能不会给孩子留下多少遗产，但是我们说好——三个人一起做的决定——活的时候把钱全花完。比如去年春天，我们在圣托里尼岛租了一栋小别墅。每次选择下一次去哪儿都很有趣，准备好地图和网页，大家就开始选。露西亚是最异想天开的，尽想一些去不了的地方，比如她想让我们经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蒙古一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说这么玩儿把钱全折腾光了。
我完全做好当外祖母的准备了，但愿马上能实现。问题是女儿们还没这个打算，现代的优秀女性都这样。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我能感觉到希望，我很耐心，也充满喜悦地等待着。我和我的家都准备好了，随时迎接。
问我是否需要性？不知道，不是很需要。
说实话，绝经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解脱。谁说是不幸？的确，更年期会感到潮热，头痛，体温变化，但是，看看好处啊！每个月再也没有倒霉的那几天，再也不需要避孕药，等等。这是多么巨大的解脱！
关于性。我偶尔怀念和男人亲昵的感觉，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放心地靠在他身上，把脸埋在他的肩上，对他撒娇，背后我还练了很久呢！
离开奥克塔维奥后，他一年多都没和我说话，只是来看过几次。和我一样，他再也没有认真地找个伴侣，只随便谈了几次恋爱。我想我们都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已经经历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不可能有下一次。
顺便讲一下，有一天我就在想，如果我一个人在海边的公寓里离开人世，谁去告诉奥克塔维奥我曾经多么爱他？他并不知道我很爱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才可怕地刚刚发现。
我从没对他说过，也不可能说。无言才是爱。但如果总是玫瑰，还有华而不实的东西，就让人厌倦。没有比一句情话更朴实，更容易。以前，奥克塔维奥的形象和观念就像一只手，在我的身体里不断地挖，一直渗透，直到最深，达到完全占有。我的呼吸里有他，吞咽的时候也有他。（我认识他的时候给他讲爱丽丝的故事，就是梦游仙境的那个女孩儿，我说想当那个瓶子：喝我吧，还有那块蛋糕：吃我吧。）
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我把全部身心付与他。他却全然不知。
三年前公司把他派去巴塞罗那，一直没回智利，但他曾在邮件中说，退休后——马上就退了——回来在我住的海边买一座房子，我们像朋友一样往来。他还写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父亲。”我回信说不要拿孩子威胁我，还用索菲亚姨妈的话提醒他说：“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只有没围困严的城墙。”
最后我再讲讲人们给我安的罪名，以及对我的意义。
人们指责我反社会、对人冷漠无情，为了显示自己清高，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在我的墓志铭上写：利己主义者，纯粹、冷酷。
他们说我有社会恐惧症。逃避社会义务和规则，受不了就逃离这个世界。说我厌世，讨厌人类，我变成了隐士，对世俗不屑一顾，一切为空。还说我不通人情，因为我只关心自己的尊严。
他们说我卖弄，视红尘为多余。
这样看，大家确实有道理。但是我要说明，在这背后我有一个追求：超凡脱俗。
这段时间我读了很多关于大海的书籍，从叔本华到佛教大师。我舍弃了很多东西，从家具、衣服到丈夫，还有社会地位，这可能是最难舍弃的。我执着于这种修行，冥想让我体会到什么是当下。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尽最大的努力释放自己，但可能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度。这时，我感觉生命在流淌，流啊流，手可以触摸到，对死亡的恐惧也随之消散。
虽然我六十一岁了，但我并不哀伤。甚至正好相反，我可以心无挂碍，这是另一种宁静。过去的就过去了，心中不留。未来还没有来。
庆祝我们真正拥有的，也是唯一拥有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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