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于智利大学，现从事新闻工作。我是智利第二代阿拉伯后裔，然而生活却把我变得像犹太人，满脑子的猜疑和妄想。
我有酒精依赖症。还好今天不是在嗜酒者互诫协会，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心扉，娜塔莎说她不会阻止我反对你们的言论，这让我觉得很放松，在互诫协会我必须无条件地给予同伴肯定和支持。但当我真的面对你们时，我说不出来了，连酒鬼的脾气都收敛了。很奇怪，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强调个人身份也是一种趋势，你总要被这个社会边缘化，比如同性恋、种族，或者残疾人。令人震惊的是，大家竟如此强烈地拥护自己的群体，为了证明和其他群体不一样，我们不断强调群体间的不同。
母亲二十岁时才从巴勒斯坦来到智利，但我的祖父可是很小就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逃亡到这里的，他和几个近亲一起被带上船，漂洋过海，最终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当时都不知道它在地图上的方位，只知道很多人移民到了这里，他就跟着来了。他们拿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护照来到智利，所以被称为土耳其人。这是错的，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和我们非亲非故，没什么关系。和祖父一起来的一个亲属开了一家纺织店，连初中都没念过的祖父便给他做了帮工。接下来是我父亲，他事业心很强，对任何工作都不畏惧，二十岁就自己开铺子卖布，如今在独立大街开了一家很大的纺织店，自己当老板了。智利本土的制造业水平非常低，店里的顾客尽是些让他心里烦的人，但也很清楚，如果不愿意那就等着破产吧。他成家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娶当地人做媳妇，一心要找老家那边的人，所以才娶了母亲，但是结婚之前他们并不相识。
我成长在男尊女卑的环境里，母亲说话一直带乡音，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改过来。她一辈子都在父亲的店里做收纳，等到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也不能回家休息，自家做生意都这样。终于有一天，母亲突然觉得账本上的数字都跳起舞来，胸口被什么东西压着，之后就不省人事了，昏迷了十二小时才醒过来。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只知道弓着背干活，自己昏迷了不止十二个小时都不清楚，似乎一出生就被判了刑，永远不能抬头。住院的时候，她只想着不给父亲添麻烦。她跟我讲，以前外祖父家里只有一张床，外祖父睡床，外祖母只能打地铺。外祖父常年在外打仗，最后壮烈牺牲，成了民族英雄。至于外祖母，一辈子除了干活儿，别的什么也没做，所以腰病得很严重。母亲和外祖母都有很多孩子，真主说生就生，母亲一共生了八个，我是老五，夹在中间，有没有都一样，老大和老小才是最受父母关爱的。母亲不能干了，姐姐就接着在店里干活。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学点儿别的，越远越好，比如新闻专业，以防谁来找我当会计或者采购员。我向来都不守家里的规矩，最讨厌那些条条框框。想想可怜的母亲，一个无辜的生命在约旦河西岸的比特·杰拉镇降生，却不幸被连根拔起，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祖国。就像花园里的一棵树苗，被园丁一把拽出来，送到另一片大陆，她被送去一场陌生的婚姻，好像这还不够，直至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从不觉得阿拉伯女人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方。母亲在智利生活了很多年才敢在街上抛头露面地走，所以我才知道——事实也是如此——智利没有这些宗教限制，至少我的父母都不是宗教徒。那种对宗教的狂热，无论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都离我很远，这真是一大幸事。人们向来都是随大流，哪个香火旺，就信哪个，名字都无所谓。我在一所非教会学校上学，兄弟姐妹接受的都是世俗教育。或许因此，从小到大，尽管我从没忘记自己的根，但一直觉得自己和普通智利人一样。很小的时候我就让母亲给我讲她的家乡，那里的地名和环境我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几个孩子里只有我对那儿最关心，一有消息说犹太人屠杀巴勒斯坦民众，我就义愤填膺地说：“他们竟然这样对我们！”大哥总说：“不，莱拉，我们是智利人。”对，我们是智利人，但也是巴勒斯坦人啊。虽然我很容易被环境同化，但有一个承诺一直埋在心底，我要去那儿看看，我的另一个故乡。
我不想了解阿拉伯布料，也不想学做阿拉伯美食。母亲唯一教会我做的菜就是鹰嘴豆泥，我做的别提有多香了，虽然这样说显得太狂妄，但我做的绝对比任何人都做得好吃（我放很多柠檬，这是丹娜姑姑的独门秘籍）。大学一毕业，我就投身于新闻工作，并决定找机会兑现曾经的承诺。八个兄弟姐妹里，我第一个去了中东。父亲家的人早已离开以色列，迁去黎巴嫩了（他们先到达夏蒂拉难民营，结果沙龙把家里的一半人都杀害了[2]）。母亲的家族目前还生活在比特·杰拉镇，我的两个表兄弟入伍了哈马斯组织[3]，其中一个还身居要职。当时的情形是哈马斯的势力还不如法塔赫[4]。他们兄弟俩负责接待我，我在加沙地带住了很久，就在加沙城里，他们四处打听才找到了我，带我离开了那里。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恐惧会深入你的骨髓，渐渐把你吞噬。
我不喜欢突发性新闻，所以从不给天天出版的报纸写稿，也不去那种报社工作。我喜欢观察现象，先发现一个现象，然后揭开它的面纱，写稿也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在新闻领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可能都去写调查性新闻报道了。所以从工作角度讲，这是我前往加沙的另一个原因。通过表兄弟或者他们的朋友，我了解了那里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但从此，痛苦与我相生相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当初没去呢？遗忘有用吗？通过与家人和同胞一起生活，我才懂得，回忆是一种病，而我的民族正饱受其苦。巴勒斯坦，既是承诺之地，又是死亡之地。一个人的记忆力如果太好，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就等于每天用刀把自己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我们必须学会遗忘。既然个人的痛有这个权利和诉求，凭什么历史之痛就不可以？就算理解了一切，宽恕了一切，也好不过遗忘。在我看来，遗忘才是最美好的祝福。通过种种见闻和思考后，我出版了一本书，叫《甜橙树和橄榄树的地方》，对此我挺自豪的。在比特·杰拉镇的姨妈家门前，我还种过一棵橄榄树。我生了一个儿子，本应过个平静的日子。但是，你们看到了，我过得并不平静。
身体是储藏经历的容器。你的一切都装在里面，最后，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故事。我只想说，如果生活的土地被他人占领是一种耻辱、不幸和不公，那么和加沙地带相比，约旦河西岸的生活就是人间天堂。如果要求我只用一种感觉来形容，我会选择害怕。黎明醒来时感到害怕，刷牙的时候感到害怕，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能找到吃的——害怕，男欢女爱的时候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害怕。还有贫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比都没法比。结果疾病、卫生差、乱交已是家常便饭，日日上演。但这一切都不算什么，饥饿才是主角，而且是严重饥饿。面对满眼的生灵涂炭，要么抗争，要么等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革命之血，都能浴血奋战，不是的，大家只是为了继续活下去。抛头颅洒热血对我来说太难了，被智利中产阶级同化了的我，早就变得逆来顺受。在那儿生活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能让我接受，就是夜里大家悄悄地聚在一起喝上一杯亚力酒，当地只能买到这种酒，是一种烈性酒，能一直燃烧到你的内脏。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贪婪地吸着装水的烟斗，叫做水烟袋。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放下恐惧。但是当我回到智利，我发现在加沙的生活经历使我对死亡的认识都改变了。死亡就是死亡，如此而已，没必要执着。
起初我喝酒还没像中毒那么危险。在家没人喝酒，我进入青春期才开始喝，而且是在那种比较无聊的聚会上喝。在圣地亚哥，没有哪个年轻姑娘不喝酒，反正也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当时只是发现自己喝得越多，心情越好，还可以让我变得强大、勇猛，甚至坚不可摧。我不是那种一喝多就多愁善感的人，绝对不是。最讨厌那种矫情的人，总喜欢吐露自己脆弱的内心，实在受不了。
我讨厌一大堆东西，但也有喜欢的，比如黑色。我身上都是黑色的，我的头发又黑又亮，眼睛黑如焦炭，衣服也是一身黑。我觉得黑色代表力量，所以用黑色把自己从头到脚地裹起来。深紫色我也喜欢。还有白色，因为它是所有颜色的本色。但如果是玫红色，我看都不想看，天蓝色也一样。我讨厌听娇声娇气的故事。请原谅我，西蒙娜，仅仅因为男人爱看电视，你就不要他啦？如果他有暴力倾向，我尽量理解。如果他都打人了……父亲一直认为打老婆和孩子天经地义。我小时候有几次眼睛被他打青了，因为没办法给人解释，就没去学校。照你这样说，难道父亲就成魔鬼啦？当然不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方法，仅此而已。
马上要离开巴勒斯坦回智利了，有一天，我从比特·杰拉镇前往贝伦镇看一个表姐。两个镇子是挨着的，一路上我边走边搭顺风车。在那里，镇子之间都离得很近，国家也小得不可思议，可就在这芝麻大点儿的地方，问题却一个比一个骇人听闻。表姐的家在一条小街边，有一道墙把路分成了两半——实际是一刀切开，就是臭名昭著的隔离墙，正是沙龙下令建的。字面上讲，整座墙是从路的正中间穿过，可这说明不了什么。灰色的墙体，由混凝土长板一块块连接而成，虽然薄了点儿，但是非常非常高，让人以为柏林墙还立在那里呢。隔离墙在有些地方建得很不合理，所以经常引发争执。比如在贝伦，我的侄子们要去上学，学校离家只有几步远，却被隔离墙挡在了另一边。
还是在贝伦镇。看望表姐的当天傍晚，我决定去郊外看看整个隔离墙。我想试试沿着墙边一直走，在房子或者学校挡住路之前，看看能走多远。我走啊走，没注意到天色已晚，光线越来越暗。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准确地在文章里描述我正在做的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时，三个以色列士兵，我当时没看见他们，突然质问着我走过来，那口气一听就是清清楚楚地在怀疑我。他们十分傲慢地停下脚步。因为他们讲的是希伯来语，我便回答说——用西班牙语——听不懂。他们仨看起来都很年轻，加起来也不超过六十岁，胡子都还没长多少，其中两个人的眼睛和肤色都很浅，应该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另一个肤色深一些，可能是塞法迪犹太人，三个都很高很健壮。他们身穿制服，虽然皱了，但很干净，戴着头盔，手里的枪对着我，随时准备射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从他们身上我闻到一股杀气，甚至盖过了我的恐惧。看我完全没有和他们交流的意思，他们换成了英文。一分钟问了十个问题，就像连环炮，一个接着一个。我是什么人？我在那儿干什么？从哪儿来？哪个国家的？为什么在以色列？什么时候离境？我回答得非常流利，但他们根本不信，一口咬死说我是间谍。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问我智利在哪儿。随后，三个人用希伯来语商量起来。看起来他们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因为争论了很久。最后，两个人抓着我的胳膊，另一个肤色较深的走在前面，就像向导。我被粗鲁地拽着走了大概一公里，来到一个军营里。我就直说了，不想绕那么多弯子，我被他们强奸了，一个接着一个，一次，两次，三次。
我又来到加沙，待了几个月。我和表兄弟商量，求他们让我加入哈马斯。他们拒绝了，说我不够狠毒。我还不够狠毒？天呐！我绝对够！归根结底，他们认为我是女人，带上是个累赘，只是没明说而已。（如果我真的和他们一样狠，为什么我没有想办法知道那三个士兵的名字，然后找到他们？就算同归于尽，也会一枪把他们干掉。）“回去吧，写点儿东西帮我们筹集资金。”他们要求我说。在他们的认知中根本不存在中庸这个概念，就像戈壁，要么炙热，要么冰冻，一切非黑即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春秋两个季节。他们沉醉在人民的愤怒中，无法自拔。还想拉别人和他们联盟，真是异想天开，这一点我很清楚。于是我动身回国了。没敢直接从特拉维夫的机场回，而是穿过耶路撒冷附近的艾伦比桥口岸到约旦，从那儿回来的，避免又被讯问（机场警察的凶狠可是出了名的，一旦被他们怀疑，能把你的灵魂都卸下来检查，或者直接遣送回国，好像每个乘客都要去轰炸整个以色列一样）。当我终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散了。咔嚓一声，就像断了弦的弓。
回国后，我很确信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惊恐，什么是胆颤。将来不会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场意外，这辈子已经注定了永无安宁之日。我看到自己坚强却孤立无援的样子，就像电影《正午》里的加里·库珀[5]，身处绝境，依然相信正义，伸张正义。
当时的避孕措施是上环。因为我的月事从来都不准，任何气候、地理或情绪变化都能使我的周期紊乱，所以即使日子推迟了也没担心过。虽然无数次看到消息说有的人上环后还是怀孕，但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说来就来，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避孕套破了，或者避孕药没起效，这都是概率问题。当我乘坐的飞机在智利着陆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当时我三十岁出头，没人会给我做人流手术，付多少钱也没用。在智利，任何事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哪怕去犯法，也是认真的。
我可怜的阿麦德，一出生就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浅色的毛发。家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我从不回答孩子的父亲是谁。家里人一次又一次求我说，我就是不说。
在黎巴嫩，我认识了叔公，一位老战士。他皮肤黝黑，脸上的皱纹如一道道深深的刻痕，能随着表情伸缩变化。头上裹着穆斯林头巾，是白色的，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看得出，它经历了无数岁月和阳光的磨砺。我们讨论了很久“六日战争”[6]，还有难民营，从他那儿我了解了很多东西。当他讲到在夏蒂拉兵营医院住院的时候——为了讲他胃部受了重伤，他看到了我的反应，很严肃地说：“同情？我们可承受不起哟。”
阿麦德不会被任何人同情，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和叔公一直用英语交流，因为没有别的语言可以沟通。我不像西蒙娜，一出生就说英语。周围没人跟我讲英语，上中学的时候也几乎不讲。决定去以色列之前，我才不得不上了英语强化班。我很努力，可荒唐的是，我学外语竟然为了和亲人交流，而对他们来说，英语也是外语。）
父亲要赶我走，说他无法抚养一个私生子。我也确实到了离开家的年纪了，自给自足是很正常的事。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我求父亲先让我留下来把书写完，他迫于家人的压力，才答应了。我的书卖出去了，而且卖得挺好。我也因此用挣来的钱维持了一段生活。之后我就搬了出来，和阿麦德住在秘鲁大道的一套出租房里。房子离父母家很近，方便姐妹们过来帮我照顾阿麦德。有时候晚上孩子睡觉，我会坐在他身边观察他。看着他的肤色，想起那段屈辱。我一边看他，一边喝兑了可乐的皮斯科酒。心想，屋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这种酒。它便宜，低等皮斯科酒要比一公斤刚下来的水果都便宜。到后来，都不需要兑可乐了，我直接用皮斯科酒度过一个个心烦意乱的夜晚。平时只喝三杯，一时贪嘴，就喝了六杯，醉意阑珊中，我便再次闯入如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画面。我是一名战士，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是骁勇善战的阿拉伯突击队员[7]。之后，每次都是如此，各自为阵的我开始打架，看哪个最终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崭露头角。最理智的我在一旁观战，那些我为了主宰我的意志，都互不相容，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欲望之我，也就是中了酒毒的我，在那儿坐享其成，心想反正最后总是这个我赢。我在远处观望着战况，最后投之一笑，便睡去了，那种感觉，就是以色列坦克来了我都不怕。所以，在入睡之前的几分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那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的新闻学院教书来维持生计，教的正是调查性新闻学。但是收入相当微薄，当老师的都一样。传统的公立大学认为，你在他们的教室教书，付钱的应该是你。私立大学工资高一些，但不认识人，所以进不去。有时候想到那群傻乎乎的孩子，竟然认为可以上电视才喜欢新闻学，我真宁可自己穷点儿，不挣那个钱了。再穷也要有尊严啊。总的来说，我不怎么抱怨，去了趟父母的家乡，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贫穷，我怎么还能抱怨！
每个夜晚，我的眼里都是儿子弱小的身躯，那么小，那么脆弱。我轻轻地给他盖上被子。我没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小小的身躯恰恰是敌人的孩子。
问题是，我知道。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大很多。有的女生来自上层社会，她们人很好，和她们接触后，我才大概了解了传说中的富人圈子。卡塔利娜是和我关系最近的女生，自称是左派，还是坚定的积极分子。但她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罢了，我根本不当回事儿。要不然呢？我还能怎么样！她经常去父亲的庄园避暑，每年都要和家人一起出游，二十岁的时候家里就送她一辆车，班上只有她有自己的车（每次出行我们都坐她的车），衣服都是名牌，而且是她母亲给她买的，她还是标准的金发碧眼。总之，只要有机会搞活动，我们都不会错过，而且每次都是在她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最后相处得很好，一直形影不离。她很大方，为了让我开心，她可以做任何事。比如，她可以想办法为我买到音乐会门票；她的朋友里只要有我喜欢的，都可以帮我介绍；她还邀请我去她们家农场度假。除此之外，她为人亲切。在她眼中，生活是那么美好！她总是慷慨解囊，跟任何人打招呼都要用亲吻，所有人都是她的朋友。真是个有趣的卡塔利娜。我们俩站在一起，别提那画面有多好笑，她金发碧眼，我却上下一般黑！我们经常穿对方的衣服，在一起学习，而且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她在电视台工作，一切都顺风顺水。那时候她很喜欢来我家玩儿，对阿拉伯菜肴赞不绝口，还要去店里逛逛，但别的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她最喜欢在店里买些漂亮的布。“我妈有裁缝。”她这样说。有裁缝，这话让我听起来很稀奇。有几次我陪她去她姨妈家找东西，还陪她去她的表姐妹的聚会。就这样，我慢慢了解了那个社会。如果你不属于那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机会窥伺之。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她的父母会和我聊天，他们对我们这群人很感兴趣，聊到最后，总是说到中东问题。他们很有素养，卡塔利娜对这种生活早已见惯不怪了，所以看到我家吃饭的时候鸡飞狗跳的样子，她喜欢得不得了。八个野人除了吃自己盘里的，还要抢别人的，大家从不聊天，因为全是吵闹声。更别提听母亲讲话了，她的声音根本不存在。
卡塔利娜有一个哥哥，叫罗德里戈。显然，正如所料，我爱上了他。女孩子都曾经爱上过挚友的哥哥。罗德里戈比我们俩大几岁，学习法律。在他们家，只有他看起来最严肃。上大学后，我和卡塔利娜结为朋友，罗德里戈总是瞧不起我们，喜欢叫我们小屁孩儿。但是慢慢地，他看我们的眼神变了，之后我和他还有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只是没想到，那段感情被隐藏得那么深，都没几个人知道，可我还是忍不住寻找我们相爱的痕迹。正因为隐秘，所以就像一团火，一直燃烧着我们的激情。坦诚地说，我爱得情真意切，甚至愿意生死相许。就在我飞蛾扑火的时候，从卡塔利娜那儿得知，她哥哥已经有了新恋情，对方是他们那个世界里的女孩。后来当着面，他告诉我说：“我是要结婚的，莱拉，你知道我绝不可能和你结婚。”我问他为什么，结果却残酷得令人措手不及：“浪漫和激情是一回事，婚姻是另一回事，我不可能和独立大街上一家店铺老板的女儿结婚，况且他还是阿拉伯人！”
这是全世界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智利为什么存在这些阶层？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是君主制国家还可以理解，比如英国。但我们国家不是，确切地说，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阶级，过去也不是总督区[8]。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后，智利和秘鲁、墨西哥一样，已经没几个土著人了，面对赶尽杀绝的殖民者，大家想想，他们能不害怕吗？马普切人连比奥比奥河都不能穿过[9]。所以怎么样？智利人的目光丝毫不单纯，对眼前的事物，先是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判断，最后对号入座。神不知，鬼不觉，快似离弦之箭。这是潜意识的，或许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改也改不掉。好了，这时候他的眼睛停住了，经过这一番打量，他已经获得了信息。现在，他开始说话，十个词，或者二十个词，好了，再不多说。对智利人来说，眼睛和耳朵就足以让他们立即获得想要的信息，并加以区分。
很奇怪，有的人喜欢小孩子，可我不喜欢。并不是所有人，或者说，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小孩子。就像信仰，可有可无，但不是说有就有。说到这里，几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令我思绪万千。娜塔莎听我讲过。一个叫伊雷娜·森德勒的波兰女人，1910年出生于华沙郊外，是某个社会福利部门的主管，当时波兰已落入希特勒之手。五十万犹太人被纳粹隔离起来，尽管担心爆发瘟疫，也不允许任何食品药品进入。伊雷娜·森德勒被要求在隔离区内监察结核病，因为可以进出自如，她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拯救里面的孩子。她挨个劝说父母，允许她把襁褓里的孩子带走，这可没那么容易。伊雷娜觉得关在里面就没有活的希望了，但是那些父母还在用各种幻想欺骗自己，就是不愿意和孩子分开。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不仅是担心断子绝孙，还因为饥饿和疾病笼罩着所有人。渐渐地，伊雷娜每天都能带走一个孩子。她把孩子藏在手提箱里，或者斗篷里。她训练了一条狗，只要有德国人靠近，它就叫，把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这样就骗过了纳粹，她带着狗和那个秘密，从后面登上每天负责接送的救护车，经过隔离区的墙离开了。她把孩子留给那些基督教家庭，由他们来哺养。为了日后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写了一份名单，新名字旁边都注着原来的犹太名，然后把名单装进一个玻璃瓶里，埋在自家院子里的苹果树下。
后来，盖世太保将伊雷娜逮捕入狱，对她残酷用刑，用棍子打烂她的腿脚，用木槌捶打她的身体，最后宣布她有罪，判处死刑。后来通过贿赂狱警，她才逃了出来。她隐姓埋名地藏了起来，一直到战争结束重获自由之后，她才敢出头露面，并且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家里的苹果树下，把瓶子挖出来，发现名单上几乎所有孩子的父母都被杀害了。
晚年的时候伊雷娜住在养老院，照顾她的人就是曾经被她从犹太隔离区救出来的女婴，女婴被救时只有六个月大，她把孩子装在工具箱里，那只狗跟在身边。伊雷娜前不久才逝世。因为2007年她被提名参选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人，而与她竞争这一大奖的是艾伯特·戈尔，即最后的获奖者。
奖项都无所谓了，伊雷娜·森德勒一生都献给了与她毫无关系的几千个孩子。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子女，说不定阿麦德的祖母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这才叫爱，但我感受不到。
接下来我按时间顺序讲，先从儿子的出生开始。自然，一个人堕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开始，我努力做得和普通妈妈一样，照顾他，喂养他，鼓励他，但亲吻和拥抱让我一直觉得很不自然。我对他的爱，只在黑夜里摄入至少五杯以上的酒精之后才有。上帝垂怜，我真的想好好爱他。为了维持生计，我要上班。白天穿梭在城市里，等到夜幕飘进家中的小客厅，我便开始休息。看着桌上静候的皮斯科酒，伸手之前，我扪心自问：“到底是什么让你这样贪恋？”我自己也不清楚，从来没有满意的答案，于是，斟满酒杯，一口灌下去，再多困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只知道现实世界不是我想要的，那里冰冷刺骨，毫无幸福可言，我不想生活在那儿。
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不能去上班，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就没事儿了。那是第一次，到了第三次，被学校严厉批评，我向学校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可结果重蹈覆辙，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就被学校赶走了。
这是第一次严重打击，失业。
大家对我的劝告我全当耳旁风了，酒鬼向来什么都不听。从酗酒成性到适当饮酒有一段距离，有时候很长，很长，长到遥不可及。我认识有的人成功做到了很长时间地控制住自己。有一点很不利于戒酒，就是否认。酗酒的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酒精依赖症，对这种病也毫无意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擦亮眼睛，认清事实。问题是，谁来帮？这个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有胆量；二是这个人非常关爱患者。
系里有三四个朋友，都是学新闻的，和我一样在那儿教书。我们平时聊工作、聊专业，还交流世界观，可以说是无所不聊。当我开始因喝酒误课时，她们便察觉到我有酒精依赖症，当然，她们非常关心我的情况，因为我在她们心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大家都想阻止我酗酒，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终于，最勇敢的一个冲到了前面，她跑来家里找我。她叫阿波洛尼娅，和电影《教父》里的阿波洛尼娅一个名字。我们平时走得很近，但即使这样，她在面对我时，也是鼓足了勇气。她开门见山地讲，我病了，但我自己好像没意识到。她很真诚地说大家在考虑我的工作问题，每个朋友此刻都在为我担心，她提到了阿麦德，还拆穿了我曾经的那些谎言。她尽一切努力地帮助我，为我约了这方面的心理专家（我当然没去）。我知道，我这个人强势又自闭，她做这一切非常困难，只能说这是她对我莫大的关怀。因为她，第一次有人告诉我酒精中毒这个词。我否认了，而且否认了一切。我继续在她面前编造各种违背事实的谎言，就像编电影一样。我装作很幸福的样子，事实上我没感受到一丝一毫。我口中的生活，其实根本不是我的生活。我憋了一肚子火想对她撒，但是忍住了。每次吃午饭或者聚会的时候，为了背地里反抗她，我就故意多喝点儿酒，戏弄她对我的一片好意。最后，她走了，我失去了她。就像她后来说：“这些酒鬼满口谎言，和莱拉做朋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失业快把我逼疯了，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工作。最后，只得去一家专做广告的杂志社写些无聊的东西。钱很少，但至少付得起房租了。那时候房租很便宜，但剩下的钱还是不够我生活，这句话可不是撒谎。我开始四处借钱，先跟家里借，之后跟朋友借。起初还能按时还，后来便懈怠起来，因为确实记不得了，想还也还不了。我开始经常撒谎，可我自己却意识不到。阿麦德由家里人照顾，多亏有七个兄弟姐妹，总有一个能照顾他。小点儿的妹妹经常带阿麦德去爸妈家，能给他饭吃。当然，他们后来发现有些不对劲。平时我都按时去接阿麦德，结果有一天我忘记了，晚上七点还没去。因为那天在路上遇到几个大学同学，大家就决定一起去酒吧。不经意间就很晚了，当我终于想起来去接阿麦德，同学们劝我再喝几杯，说他们请客，我就留下继续和他们饮酒作乐。回家的时候已是次日凌晨，阿麦德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喝了酒，我酣睡如泥，一觉醒来已经很晚了，我去父母家接阿麦德，大哥在家等着我。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居然打我，直接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他说我是这个家的耻辱。家里不让我把阿麦德带走，说我没资格抚养他。我跟家里保证要洗心革面，还说得跟真的似的！
受到这样的羞辱，我决心戒酒。那段时间真是一场噩梦，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圈套，许下了我根本做不到的承诺。我把酒全部藏起来，果然，电影里对酒徒的描述都是对的。但问题是，戒了酒，我怎么做母亲？或者说，被祖国的三个敌人强奸，还有了一个儿子，我该怎样面对？没有酒精，那段经历就会像电影一样不断重播，那些画面翻来覆去，根本无法删除。身体的疼痛、满腔的怒火和屈辱，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我可怜又不幸的孩子，他有一双绿色的小眼睛，总是勾起我那段恐怖的记忆。为什么当初不把他送人领养？都怪我没及时想到，自以为是地认为能克服一切困难。等到后来再送走，家人肯定反对。他们都喜欢阿麦德，什么私生子，已经无所谓了。就连父亲都开始喜欢他，哪怕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他从没跟我说过，但是我的姐妹们告诉我父亲是如何一步步被那个小家伙俘获的。
但是还没到最后。总是这样，永无止境。
那段时间，我试着戒酒，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有时候意志力还是不够。但是隔段时间沾点儿酒，能让我精神焕发，耳聪目明，连阿麦德的事儿都抛在了脑后。我真是大错特错，人一醉酒就犯傻。这时候，我就想再写一本书，以中国为主题。我坚信，这是神明给我的启示。怀揣着激情，我去找大哥借钱，说我要去做戒酒改造。他毫不犹豫地把钱给我，还很欣慰，通知了几个住在爸妈家的妹妹，让她们再多照顾阿麦德一段时间。和大哥告别后，我揣着一大笔钱离开了，那全都是用来买威士忌的，威士忌的味道最好了。毫无疑问，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好好过把瘾。家里跟我要治疗的地址，我不给，辩解说是我的隐私。可怜的亲人们为我牵肠挂肚到疲惫不堪，又害怕我反悔，再去酗酒，所以都不再追问我。
我买了一大堆威士忌。本来可以买几瓶芝华士牌的，反正手头钱多，最后还是买了红牌尊尼获加，因为便宜，可以多买几瓶。我去不同的超市和商场买，每次都要拎个口袋，防止别人看见。记得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坐在窗边，朝窗外望去，天空一片混沌之色，只好观察起旁边的姑娘。她和我挺像，看起来年龄差不多，正在读一本书，栗色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身穿蓝色牛仔裤，黑色长靴，灰色连帽衫，上面印着智利大学的徽标。她正看得全神贯注，总是有一缕头发垂下来挡住了视线，她时不时地用手捋到耳后。她一会儿越过我看看窗外，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在一段文字下画线。突然有一瞬间我们目光相碰，她冲我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得，她的笑容是那么纯真，如水一般清透，直戳我背后那个弥天大谎。她好像在说：“我们正肩并肩一起走呢。”就像两个同龄姐妹，外貌相似，都很努力，都很聪慧，年轻的我们都希望给生活增添一些有意义的事。而她面前的我，正有几瓶尊尼获加藏在地上的塑料口袋里，准备让它们在我体内流淌、燃烧，直到胃里，那个地方埋藏着千丝万缕的哀愁，怎么解也解不开。任何讲经说道的人都比不上那个微笑，它仿佛在对我说：“你不过是个大诈骗犯，一点儿没错。”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从妹妹那里把房子钥匙要了回来，确保家人找不到我，因为他们可能会来家里找孩子的东西，或者来打扫卫生。我的姐妹们都是些豪爽的人，担心我出什么事，才拿了我的钥匙。我把钥匙从她们手里要来，是想一个人躲起来静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或许它永远无法愈合，并伴随我一生。但当它重新裂开，又流血的时候，需要我轻轻地抚慰它。
我消失了，毫不留情。
五天后，他们找到了我，当时我已经奄奄一息。因为钥匙被我拿走了，几个哥哥只好破门而入。是楼下的邻居之前总听到奇怪的声音，好几次来敲门都无人回应，但家里有声音，我想可能是我在卫生间呕吐或者摔倒的声音。邻居找了我的房东，房东就找到了我的父母。或许大家觉得我应该感谢那可恶的邻居，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被送到急救室。脱离危险后被转移到另一个诊室，精神病科，在那儿住了很久，直到把酒戒了。说得难听点儿，我只是不喝了，酒瘾根本没戒掉。医生总是要求我们想象一些美好的事物，可是进入我脑海的只有甜橙树和橄榄树。那片土地，尽管饱受摧残，但永远有甜橙和一点儿橄榄油，让你享受她的恩泽。
等我又能站起来了，便回到父母身边，把那套出租房退了。我的东西都被尘封在父亲店里的仓库。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艰难生活。阿麦德就在我身边，真是可怜又不幸的孩子。一开始他拒绝我的亲近，仿佛完全忘记了我这个母亲，他只让姨妈抱，后来才慢慢地注意我。我躺在床上，久久地注视着他，到最后我甚至感谢他能出生在智利。我觉得，一个人在哪儿出生能决定他的命运，而且谁都不知道你会在哪里降生。五十多年了，整个智利大地没听到过一声爆炸，而另一些地方却炮火连天。比如我朋友卡塔利娜，就是那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儿，从没听过空中飞啸的子弹声，连她父亲和祖父都没经历过。（当年政变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去哪儿了？海边吗？）当我看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时，我在想，这个以色列导演曾亲眼目睹萨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大屠杀，而他的父母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如今，这位导演的儿子能够讲出父亲和祖父所见证的一切，他天生就带着伤痛。我的阿麦德就是这样，他带着伤痛来到这个世界。
我再回头讲讲出精神病科后的那几日，接二连三的事情把父亲的脾气都磨软了，他容许我住在他们家，需要钱可以跟他要，甚至还听从姑妈的建议，给我找了心理医生。“不是戒毒所，”他说道，一个字都不多说，“能帮助你。”我问道：“帮助我什么？”“能帮到你。”他又说道，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想接受心理治疗，从来不相信花钱能解决个人问题。这不是男人嫖娼吗？我不是说娜塔莎干的是那档子事。但让我花钱买人听，买人爱，买人心，不，我不干。我是被逼无奈才来的，事情就是这样！第一次治疗的时候，娜塔莎就发现了。她肯定想，我是块难啃的骨头。
时光荏苒。
和大学领导沟通了很久，终于重新站上讲台。我要努力做最优秀的教师，弥补曾经的过失，让大家相信我。现在感觉挺好，有了归属感。我不再给那家杂志社写虚假轻浮的广告宣传，更不会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工作，因为伏案执笔才是我的最爱。工作之余，我还在一家私立大学上晚课，其实不算讲课，只是辅导论文，报酬也很可观。因为我不想再穷下去，不仅为了多挣些钱，也为了满足我的自尊心。
另外，我还要出版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已经开始写了，我写了很多随笔，也读了很多书。我马上就要去旅行了。我现在还和父母住一起，都这个年纪了，确实难为情，但之前接二连三的变故，实在走投无路了。大家内心其实不希望我离开，当然不是为了我，而是阿麦德。他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孩子，也是父亲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是所有人的孩子。阿麦德过得很开心，看到大家对他悉心照顾，我心里十分安慰。现在他已经上学了，在一所公立学校，放学后整个下午就和父亲在店里，帮他量尺寸和卷布。虽然很少见他眼里含笑，但他很健康，也很可爱。我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为他考虑未来，甚至开始理解点儿犹太人这个民族。我努力了，真的。我喜欢读书，只有阅读能帮助我，这是任何清规戒律都办不到的。我喜欢三位以色列作家的作品，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巴·约书亚和大卫·格罗斯曼[10]，那都是为了阿麦德。
我想我终于理解什么是心灵创伤了，特别是埋藏在我心里的那道伤。
每次把自己折磨得醉生梦死，才发觉历史已经留下了抹不掉的伤口，而我却把它死死地压抑在心底。伤口反复开裂，仿佛有冥冥之音呼唤着它，要求再给我一次痛的洗礼，它立刻狂躁起来，任谁都无法平息。不知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些，简单地说，就是我放不下那一次暴行和它带来的一连串后果。那种切肤之痛，只有酒精才能缓解。在酒精的催发下，一声呐喊终于从伤口迸发，茫茫中我却寻不得它的踪迹。受伤的永远是肉体。虽然酒精让我思维混乱，时间、意识和世界被撕成碎片，但痛苦还是重新刺痛了我的身体，每次都是如此，就像在贝伦镇附近军营里的那次遭遇。
没想到那场意外会变成幽灵，每次一犯酒瘾，正是它又在缠绕着我。
离开贝伦镇去加沙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没事儿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意外车祸。在现场，人们从地上爬起来，发现自己没什么大碍，向警察提供口供后，便各自回到家中躺下休息，一周后他们将遭遇沉重打击。意外之后，我不停感慨自己强大的内心，经历了性暴力，还能平安无事，自己都佩服。也庆幸三个残暴的士兵加起来都没把我摧毁。
我的打击来自回国之后。我怀孕了，这时才发现一切真实不虚，之前的平静只是对事实的否认，我万念俱灰。验孕结果赫然在目，痛苦又对我席卷而来，就像经历了第二次强暴。打击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再晚都会来。是我太天真了，苦海无涯，岂能让我轻易地逃走？当头一棒，我只得俯首称臣。只是不知，到底或早或晚，哪种更来得痛彻心扉。
从前，是再也回不去的流年。
第二次打击后，我的身体裂出一道道痕，变成了碎片散落满地，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已支离破碎。
真实只能用言语大声地讲出，把我拉回过去的不是我的声音，不是的，我什么都没做，也不想听到那个声音，那是我儿子的声音。那个声音证明一切真实不虚，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它来自那道伤，是刻在我心里的伤。
娜塔莎告诉我，故事只有讲出来，才能控制得住。今天我做到了。回忆是沉重的，为了治愈心灵，每一个经历痛苦的人都要学会拿起它，但这需要他人的帮助。今天，你们作为见证人，我把它拿起，转交给你们，记得，它很沉。
如释重负的我，早已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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