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路易莎。

    我是南方人。来自努布雷省的一座小镇，伊塔塔河从镇子穿流而过。今天我只想说说他，卡洛斯。我在乡下长大，是农民的孩子。如果不是卡洛斯，我就留在农村了。父亲是庄园里的佃农。我有很多兄弟姐妹，有的没活下来，现在剩我们五个。那时候在农村，小孩会夭折，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也不会留在身边。没有人有文化。现在变化实在太大了。嗯，毕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老了，都六十七岁了。

    我们悄无声息地生活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但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愿意活在世界的中心，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让我们宁愿待在角落里。我上过学，可是没学到什么东西。冬季一下雨，满地都是烂泥，根本去不了学校，所以老师经常缺课。学校把所有学生都放到一间教室里，只有两节课，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但老师教的都一样。（一天，庄园主问埃尔纳尼的名字开头有没有字母H [11]，埃尔纳尼是和父亲一起干活的另一个农民。他回答说：“没有。那是给有钱人的，我们要那H干啥用？”）

    后来我退学开始帮家里干活，我既要在菜园里帮母亲，又要帮父亲喂养牲畜，都是清一色的奶牛，有大有小，马只有几匹，这些全属于庄园主，只有那只叫泰的狗是父亲的，它一身黑毛，长得很漂亮。田野里有很多蜻蜓、大马蝇和牛虻，它们很快就习惯了我的存在，不会来叮我。那里的蛇很细，也不太长，不会把你怎么样。毛茸茸的蜘蛛也不吓人，农村里到处是它们的身影，它们常常藏在自己打的小土洞里，我的几个哥哥弟弟把它们从洞里挖出来装在瓶子里，蜘蛛看起来太丑了，但是和蛇一样不会伤人。田野里没有什么危险。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感受从北方吹来的风。我仰起脸，等待它飘来抚摸我的面庞，我等啊等，它来了，就像来看望我一样。等到北风离开，树叶就被雨水装扮得晶莹剔透。我家的房子盖在一个水塘边，我们掉进去好几次，但是水不深，而且清澈见底。在乡下，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很多狗，没人晓得它们从哪里来，走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们要到哪里去，母亲有时候抱怨说家里连口吃的都给不了它们。都是些流浪的土狗，它们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尼诺和巴塔利亚。尼诺体型小，浅咖啡色，就像打好的土鸡蛋和拇指饼干混合的颜色，它的耳朵和四肢都比较短。和尼诺相比，巴塔利亚是只长毛狗，有的地方是栗色，有的是橙色，看起来挺漂亮的，也是因为它身形比较高大。我把巴塔利亚留在身边，它日夜跟随着我，它太爱我了！巴塔利亚喜欢在地上打滚，四条腿一伸，在地上滚啊滚，滚成了一个火球，冒着橙色的火焰。它看起来是那么悠然自得，我在一旁羡慕得恨不得也趴地上陪它一起滚。我曾经多少次希望自己也是一条狗，至少尼诺和巴塔利亚比我们过得好多了。有时候我和巴塔利亚跑到牧场去，摘几株山羊豆，然后藏在灯心草丛里玩儿。一旦被父亲发现，他就解下皮带抽我，这时候巴塔利亚开始低吼，父亲有点儿害怕被狗咬，就走了，一边穿皮带一边扯着嗓门儿骂，如果我再不回去干活儿，下次就把我撕碎。还好巴塔利亚有它的优点，母亲喜欢它，因为它会抓老鼠，简直就是捕鼠能手！问题是，每次它逮到老鼠，都叼过来给我，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从不喜欢老鼠，那些家伙看着真让人恶心，农村的老鼠又肥又大，巴塔利亚捕到的也是这样，它居然还把那东西叼给我。不仅如此，之后，还用舔过老鼠的舌头舔我的脸和胳膊。

    巴塔利亚死后，我躺在栗子树下，也装得像死人一样。我们家最漂亮的东西就数那棵栗子树了，是棵老树，树冠硕大，枝繁叶茂。平时我们都在那棵树下活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树下放着一个大木盆，我们就坐在它的树枝下洗衣服、剥豆子和玉米粒。所以巴塔利亚一走，我就在树下闭着眼躺了三天。家里人也都不来叫我干活，也没人敢和我说话。到了第四天，母亲过来跟我说：“好了，路易莎，巴塔利亚去了另一个世界，它不会回来了。”我睁开眼，站起身，便开始和母亲洗衣服。

    这就是死亡。

    我最喜欢的树木之一是酒果树，它长在野地里，努布雷的田野里到处可见。它的树干很细，树枝很长，叶子密实。它的果实很小，圆圆的。蓝黑色的皮肉能把你的嘴和手都染上颜色，染得到处都是。它的味道甜甜的，十分可口。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兄弟们回到家，一个个都变得不像人样，是蓝模蓝样的，母亲也只能在一边责骂我们。我们的牙齿像焦炭，但没有那么黑，带点儿蓝色。我们从来不找东西把牙洗一洗，就那样，牙齿好久都是蓝色的。

    你印着酒果的围裙。[12]

    乡下最好的东西就是庄园主家的房子。也是那儿唯一的大房子，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神秘。他们不准我们进去，但我们家离那儿非常近，马厩那儿有一个小山丘，我和兄弟们就爬上去偷窥。有时候父亲要去给他们家修草坪，小时候我从没见过哪片草地被剪过，只有庄园主家才会剪草，所以父亲答应带我同他前去。我喜欢青草修剪后的味道，那是乡下最好闻的味道，我太喜欢了，无论刚出炉的面包，还是刚熨平整的床单，都比不上那种青草香。据说我曾经发愿长大后要当园丁。太少见了，多少女人都被埋在干不完的活里，至今我都没见过哪个女人当园丁！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村里修了一座教堂，虽然简陋，但也算是个了不起的新鲜物了。过了很久，来了一个神甫，他给大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全村人都领了第一次圣餐。他每天都和大家在一起，说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教堂很美，我很喜欢去那儿。卡洛斯不喜欢神甫，有一次他告诉我：“路易莎，你知道吗？地狱并不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地狱，卡洛斯，你别乱说。”我回答他。他说天主教会编造出一个地狱来安抚贫苦百姓，让大家以为存在一个比现世更悲惨的地方。我跟他讲：“哎呀，卡洛斯，瞧你说的这些话，看上帝到时候怎么收拾你。”他回答说：“我已经在受罚了，路易莎，自打来到这个世界我就一直在受罪。”

    卡洛斯说话就是这样，虽然我会啐他几口，但我喜欢听他讲，他太有主见了。既然小时候教的东西对他来说无所谓，那我就在想，他会怎么看待现在的恋童癖，他那么反教权，可能会大说特说一番，肯定的。

    十五岁时我被送去奇廉那个城市打工。是姐姐先去的，她给我找了一份工，就是在人家家里打扫卫生，照顾几个小孩。我并不喜欢，便回了乡下。但是父亲让我回去，我只好继续干下去。房子的主人们都不坏，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房子普普通通。孩子们都很乖，不惹事，但是我总是吃不饱饭，他们把东西全都锁起来，女主人一天只开一次储藏室。那时候还没有冰箱，至少奇廉没有，所有的新鲜食材只能每天去市场买，会有一个账单。我没经手钱，从来不经手。至今我还记得女主人走哪儿都带着一大串钥匙，生怕发生点儿什么意外，我觉得是这样。在乡下我们都没见过钥匙。我在那一家干了一年，夏天的时候就回乡下了。还是自己家住着舒服。虽然家里从不准我休息，总把我叫去牧场放牧，但是我可以和狗玩儿，可以爬树上摘梨和苹果吃，虽然不怎么好吃，但我很喜欢，因为没尝过别的果子。还有酸樱桃，那个我也吃，我们那儿有一片林子，都是这种树，谁都没去种过。听父亲说，它们是自己长出来的。那种果子味道很酸，颜色偏白。后来知道有红樱桃，我经常吃。我很怀念池塘边的那棵波尔多树，我藏在它茂密的树冠里，它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很厚，看起来是那么优雅，低头便是池塘的水。我在树上幻想着有一天也能有一幢房子，就像奇廉的那个夫人家一样，那就是我的全部了。

    后来有一天庄园主太太来了。“路易莎到了该干活的年纪了吗？”她问我母亲。“早到啦，都长那么大了！”母亲回答道。我当时十六岁。

    那年夏天，我被带去几户人家干活，看看我干得怎么样。如果好，之后可以去首都干。当他们提到首都圣地亚哥，我想象的是一幅巨大的画面，一座座洁白的房子整齐划一，都是两层楼，中间有扇大门，上方有两扇窗户，好多好多这样的白房子，数都数不清。村里人都想去首都，就像约好了似的，卡洛斯后来这样形容。对村里的女人来说，去首都要更难，除非夫人带你去，再没别的办法。男人可以去服兵役，但我们女人不行。听说我可以去首都，庄园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里都带着嫉妒，女的就更别提了。我没那么傻，知道这意味着一种特权，只不过当时还不会特权这个词罢了。后来是听卡洛斯说的，他总在各种大会上针对有钱人的特权问题侃侃而谈，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词，我在家念叨了好多遍。好了，那年夏天我在庄园主家里干活合格了，便起身前往圣地亚哥。当我看到宽阔的马路和密密麻麻的汽车时，不禁感叹：“好大的城市！”上帝啊，我有点儿恐惧……我不敢一个人上街，周日有时候只能待在家里，没有人可以一起出去，直到我哥哥来了。他之前离开农村去参军，所以在首都生活。他教我如何去他家，他就住在洛巴列多住宅区。那时候我才觉得没那么孤单了。后来正是在他家发生了最重要的事情：我认识了卡洛斯。

    卡洛斯在建筑工地上班，是施工队长，平时工作认真，所以工头对他不错。他出生在艾森市，说话带南方口音，却总嘲笑我的南方口音，我便觉得他很幼稚。他的父亲是个脚夫，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哥哥，去了阿根廷，后来就一直杳无音信。所以卡洛斯身世凄凉。我们刚认识，他就开始追求我。我那时候算是个黑美人，长得丰满迷人。当年我们就结婚了，只走了法律程序，我本来想再办一次宗教婚礼，但是卡洛斯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在教堂结婚没意义。总之，我们别的都没做。他跟我说：“上帝不喜欢送祝福。”起初我们在委拉斯凯兹将军大街那里租了一座房子里的一间屋子。女儿戈隆德里亚娜出生之前，我一直在别人家干活。我怀孕后，女主人立马就明白了，她说：“路易莎，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随时可以回来。”靠着卡洛斯的工资，我们依然维持着生活。那一年，卡利托降生了，现在在瑞典，是个电工，他娶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就像从杂志里走出来的一样。有件事我一直不能原谅卡利托，就是他把我的戈隆德里亚娜也带走了。他把瑞典跟她讲得天花乱坠，直到有一天，女儿禁不住诱惑，把我一个人丢下了。“行了，唉，路易莎，”我劝说自己，“既然孩子们有权掌握自己的生活，就不可能永远待在母亲身边了。”不过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太喜欢和卡洛斯在一起生活了，所以从没提起过农村。沉默的我，一直都很怀念农村，怎么可能不怀念！我们多了两个孩子，委拉斯凯兹将军大街的屋子实在住不下了，我们搬了家，之后我买了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因为想听它们打鸣儿。结果公鸡太没规矩了，要不就是老犯迷糊，谁知道呢。我习惯了天亮鸡鸣，结果那只公鸡根本不分时间，说叫就叫。在南方，每次母鸡下了蛋，公鸡就会叫起来，父亲说鸡叫是为了庆祝。在宁静的傍晚，如果听到好多次公鸡叫，父亲就准备第二天吃鸡蛋了。后来在圣地亚哥，我把鲜蛋留给孩子们吃，卡洛斯不吃，他说他不会吃一只“认识的鸡”的蛋。这个傻瓜，他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怀念乡村，怀念夜晚。人们总觉得乡村的夜晚是静谧的，其实不然。当然了，那里没有车，没有吵闹的音乐，也没有汽车喇叭声和孩童的聒噪，这跟城市不一样，但依然有一片声音的海洋。我可以分辨出那些声音，有各种各样的鸟鸣、蝉鸣、蛐蛐的歌声，所有生灵都在同时唱歌，所有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还有狗……它们在夜里哭泣，心里有太多苦楚。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卡洛斯盖楼房，我抚养孩子，当时正是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候。“世界即将改变，路易莎。”卡洛斯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讲，满怀憧憬。那些年来去匆匆，就像被困在旋涡里，深感焦虑不安，而所有人就生活在那旋涡里。卡洛斯工作很辛苦，要参加工会、工人联盟[13]，还有各种会议。

    有一天十一点的时候他找到我，求我仔细听他讲。“我要赢，路易莎，”他说，“我为胜利而战，并且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权力，什么都做不了。以前和一群手无寸铁的人生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那种苦难永无止境，而它的根源就在于我曾经无法拥有的权力。你明白吗，路易莎？”

    他接着讲那些政治党派。“你不要掺和进去，卡洛斯，”我跟他说，“你去是为了啥……”他很严肃地看着我，他在思考，但没跟我讲他脑袋里在思考些什么。他还讲到了他的同伴，都是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在这之后，我再也没听过伙伴这个词。他递给我几本书，希望我能看懂，受到一些启发。“你别再为别人的肮脏去清洗了，路易莎，”他说道，“等你再工作的时候，去做些值得你做的事情吧。”那些日子很美好，卡洛斯后来把那段时间称为一千日，是等到所有恐怖的日子过去之后。

    1973年开年的时候，我们去南方度假。父亲对我说：“这一年小麦的收成会很糟，路易莎。”

    9月11日那一天，太阳落在我们头顶上，仿佛一个杀人犯。

    一天夜晚，他们来搜捕卡洛斯，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了。那一年我三十一岁，他三十三岁。当时是11月，是政变发生两个月后。我们正在睡觉，因为街上有宵禁，听到敲门的时候，我跟卡洛斯说：“都这个点了，街上不应该有人啊。”但是还有人在敲。他们大呼小叫地进来，叫着卡洛斯的名字，瞬间把他抓了起来。“让我把衣服穿上。”他说道。但是，他就那样穿着睡衣、胳膊被人抓着给带走了。我开始叫喊。“别喊，阿黑，如果我一会儿回来了，就说明他们抓错人了。”这是所有他最后对我说的话。

    别喊，阿黑。

    孩子们醒了。没看见卡洛斯离开，也没见到那些士兵，他们什么都没看见。第二天，我跟孩子们讲爸爸去南方了，就会回来的。

    从9月11日起，从拉莫内达宫遭到轰炸之后，卡洛斯非常痛心。哎哟，我看他那样子，心里就嘀咕：“以后还有事等着他呢，他能撑得住吗？”当时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但从没真的那样想过。

    等待开始了。

    我们住在格兰大街七站巴勃罗·聂鲁达住宅区，后来叫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小区，是在不久前才改的名字。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正值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大家疲于奔命，邻里间也不来往，所以我们对附近的人都不太认识。卡洛斯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希望能遇见什么人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人向我走来，没人知道，也没人看见，就好像一切只是我的臆想。我的床空了，这可不是臆想。我一声不吭，我觉得我必须把嘴闭住。只要不张口，卡洛斯就会回来。我说话越少，他回来得越早。

    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我连面包都不敢出去买，生怕卡洛斯回来找不到我。我和孩子们每天都待在家里，完全当作一件任务在做，而且很艰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认真办一件事情实在太难了。一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洛巴列多，就是我哥哥住的地方。我跟他讲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卡洛斯有一次自告奋勇去跟工头说说工作的事情。但是谁都不知道什么事。“他们施工队有三个工人到现在都没回来。”他对工头说。我不认识他的同伴，卡洛斯从没带他们来过家里。“路易莎，”哥哥说，“你回乡下去吧，那边先照顾好你的生活，然后等卡洛斯回来。”我回答说：“如果他回来看我不在怎么办？”

    我记得卡洛斯曾跟我讲：“法律和正义不是一回事。路易莎，你记住，法律绝对不是正义。”我记住了，那我应该去伸张什么正义？

    我的苦难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我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弄钱。我有两个孩子要养，还有房租要交。别人有补助金，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气死我了，卡洛斯又是参加工会，又是这事那事一大堆，怎么就没想过给自己弄一套房子？可怜的卡洛斯可能觉得我这一辈子都用来给自己整套房子了。第三，学会适应没有卡洛斯的生活。女人如果一直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她会变傻。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也认不得几个人。我开始需要和成年人说说话。但是慢慢地，我习惯一个人了，虽然付出了许多汗水和泪水。说实话，我流的泪比汗水还多，但我不得不等到夜深人静才默默地落泪。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就像一个人不喜欢什么东西在赌气一样。我学会了把泪水咽在心里。

    我想卡洛斯。想他可能会遭受寒冷。他们为什么当时不让他穿上衣服再走？那件睡衣一点也不暖和。我想抱着他，想和他说所有没说过的话。

    我去找以前的庄园主夫人，就是父母常年生活的那个庄园。有人可能会问，怎么有那么多穷苦女人当保姆？因为干家务活儿本来就是女人生活的部分，只是把范围扩大了而已。而且这些人别的都不会做，家务是天生就会的，每天都做，还能挣到钱。我还能干什么？我还会干什么？当然了，卡洛斯不喜欢我把这些力气用来给别人家干活，但是我也没别的地方可以使力啊。问题是孩子们。夫人只能留下一个孩子，“两个不行，路易莎。”她跟我说。我又去找邻居，那个女主人很和蔼，但很少说话。我比较喜欢的是她不爱说闲话。她问我丈夫去哪了，我说去南方了，她就信了。我们商量好她帮我照顾卡利托，我拿出工资的一部分给她作为报酬。她也有几个小孩子，反正一样要在家里照顾。我带着戈隆德里亚娜去干活，公交车上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声不吭。我干活的时候，她的表现特别好。我可怜的孩儿啊！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我打扫房间，洗衣服，熨衣服。厨房由另一个保姆负责，是家里的常住保姆。工作期间，我不断地观察着那个家里的日常生活，第一次感受到了羡慕之情，以前从没羡慕过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羡慕。女主人很和蔼，但有些傲慢，还很优雅……她上半晌出门，说是去“办手续”。谁晓得她去做什么。男主人很少在家，经常去南方，那里有他的天下。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两男两女。别提那几个孩子有多乱了，把衣服扔在地上，捡起来能怎样？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扔，书、本子、内衣、信、光碟、唱片，扔得满地都是。保利娜最小，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刚认识她的时候特别小，她那小脸儿长得可漂亮了。

    有一天，保利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怎么叫都不出来，最后被送去看医生了。事后，夫人很严肃地跟我讲：“太可怕了，路易莎，保利娜得了抑郁症。”“保利娜为什么抑郁？”我问道，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因为我才是一直很抑郁。她没有经历丈夫被抓走，她有家，有吃的，也不用像我一样照顾两个孩子，而且还能上大学，谁都没给她添麻烦。我实在不理解抑郁症，看起来像有钱人才会得的病。那年的整个冬天，保利娜都在抑郁，她整天黏着我，一刻不让我消停。现在这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突然就伤心得死去活来，别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夫人和我谈了话，说她可以另外找人来做清洁，但是我不能离开保利娜。就这样，我在保利娜的房间里度过了整个昏暗寒冷的冬天，和她一起看电视，一直陪着她。我俩就像两个幽灵，也不知道到底谁更哀伤。有时候，好像有幽灵在和我们讲话。听着雨水打落在窗户的玻璃上，她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你为我难过吗，路易莎？”她们允许我把戈隆德里亚娜带到房间里，让她静静地在地毯上玩耍。一天，保利娜跟我说：“你知道吗，路易莎？妈妈为什么那么担心，让你专门负责陪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你说说看。”“因为他们害怕我自杀，所以才这样。”“你自杀！小美女，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在说什么呀？”我想象着保利娜长大后的样子，她有自己的工作，有爱她的丈夫，这个人要工作有工作，要钱有钱，她可以去父亲的庄园度假，再请一个路易莎来做清洁，有可爱健康的孩子，陪他们旅行，给他们买衣服，住漂亮的房子。全世界都在她手里了，这样一个姑娘，怎么能说自杀？哎呀，上帝啊，或许到现在我还没把人弄明白，但这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和她的未来相比，我女儿的未来……如果我女儿要什么有什么，享尽荣华富贵，那会是什么样？卡洛斯走后的第一个冬天，也是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多亏了保利娜我才熬过去，我的女儿才没受冻，因为一回到自己家就觉得冷。家里只有一个石蜡取暖炉，但是卡洛斯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开着它，会着火，所以每次睡觉我都关了它。两个孩子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像两只僵硬的乌鸫，我们仨紧紧地贴在一起睡觉。孩子们不缺吃也不缺穿，从没邋遢过。至于我，嘴里永远都是谎言，每次孩子们问父亲的事情，我都回答说，他在南方。

    卡洛斯没回来。又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他还是没回来。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丝毫未减，它就像傍晚的太阳，始终不肯离去。

    有一天，我问夫人信不信新政府一上台，人会失踪。“你怎么了，路易莎？”她这样回答我。干活的时候我总希望能从她那儿知道点儿什么，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乎在拉斯孔德斯[14]根本什么都没发生。于是，所有人都以为卡洛斯在南方，抛弃不要我了。

    如今我还是学会了一些东西。我知道上哪儿能问事情和寻求帮助。还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像我这样孤单。但是那个时候我哪会知道这些？

    我太想要一个家了！有个婆婆和我一起过这艰难的日子，有个小叔子去四处打探消息，有个小姑子让我时不时把孩子们留给她照顾，那我就可以松口气了。想跟人讲讲卡洛斯，又不想被怀疑。就连我哥哥也因为那时候过得不顺，离开首都回南方农村谋生去了。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每天清晨。七点差一刻我去上班，我在门上留一张纸板，下午回来把它取下来，第二天再放上去。纸板上写的是：“卡洛斯：我在上班，七点半回来。路易莎”。有一天，帮我照看卡利托的女邻居说：“我说邻居呀，您打算一直这样放张小纸板到什么时候？”“如果上帝同意，就这样一直等他回来。”我回答说。她同情地看着我。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能置人于死地？沉默。沉默能杀人。

    除了哥哥，我从没和任何人讲过。

    别喊，阿黑。

    我把嘴紧紧地闭住，年复一年。慢慢地，心里打了好多结，最后绕成了一团乱麻，怎么解也解不开。黑暗正渐渐吞噬着一切。企图绕开那些痛苦的事情是一种错误，学不到任何东西。即使付出代价，也应该停下来，抓住它们，不要放手，就像在乡下逮兔子一样，要想抓住就得设陷阱，不能让它们跑了。如果医生是想让大家在这儿讲话，凭我的经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称呼她为医生，是因为我做不到直接称呼她的教名，刚开始我叫她娜塔莎女士，但她很不喜欢，我就改叫她医生了。我是通过资助来到这里的，是资助，因为我根本付不起钱。还好，不只我一个人得到了资助。这件事让我不太好意思，至于诊疗费用多少，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但我来诊所还因为另一件事，去看病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开阿司匹林。“我觉得难受，医生，很痛苦。”“哪儿难受？”“神经，医生，全身都疼。”然后看见医生眼里露出一丝异样，就给你一盒阿司匹林。我进医院后，幸好有位心理医生同情我，她人很好，遇到她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是她带我到这里看医生。那是我第一次讲我的故事。第一次给一个人讲我的丈夫被抓走以后失踪了。我都没给自己讲过。但这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很久很久以后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接着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最后一年一年地过去。忧伤已经笼罩了一切，从天到地。而我，一个典型的农妇，啥事儿不管，乡下人都这样。我继续等卡洛斯，从没想过死亡。他还活着，穿着睡衣在那儿挨冻，但还活着。有一天，夫人说当年失踪的人在阿根廷，“如果他们利用当时的政局，抛弃妻子悄无声息地离开的话。”她跟我讲。我想到了小叔子，他就是翻过山脉再也没回来。但是卡洛斯呢？为什么不能回来？他爱我。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在阿根廷，说不定是呢。我想起巴塔利亚死后，我闭着眼在栗子树下躺了三天三夜，这个办法很好。怎么样都比干等着强。

    你在哪儿，亲爱的？你在哪儿？你没听到我说话了吗？

    那时候小区里贴着皮诺切特的海报，那是喜欢他的人干的，如果不喜欢，就一声不吭。所有人都担惊受怕地活着，害怕丢了工作，当然，也怕丢了性命。皮诺切特就像一种病，全国一半的人都被这种病魔缠身，只能任由它摆弄。我不希望孩子们被传染，不希望他们为了父亲的事情倒霉，我一个人倒霉就够了。

    遇到医生之前，我找过占卜师和通灵师，只要是能给我点儿消息的人，我就去找。有一天在公交车上，一个女人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说：“心灵进化者”。我去了，她跟我讲：“从苍天到最后一克泥土，都是哀伤，都是哀伤啊。您就要得伤心病了。”我就在想：“人还能得伤心病？”要知道人刚一睁眼就是痛苦的，我想起戈隆德里亚娜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声啼叫，然后号哭，那是她来到人世间做的第一件事情。想象一个婴儿笑着出生了呢？她会去哪个世界？但是那个心灵进化者说得有道理，我已经病了，只是自己没意识到。我总是身子疼，而且全身都疼，这和生病有什么区别？还有神经，神经一直在疼。可能是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我后来找医院给我预约一个小时的诊断时间，等了很久才约到，去了之后他们找到了症结。左胸的位置，有癌。可不是么！你们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就是因为沉默和哀伤堆在胸里了。

    癌症是再晚一些的事情了。

    家。

    是一剂毒药。

    我始终认为，卡洛斯回来了一定会回这个家。如果在其他地方他会找不到我。房子是租来的，终于有一天，房东来了，是个老头儿，我们住同一个小区，街角的小卖部也是他的。“我要卖这个房子。”他跟我说。我吓了一跳，说道：“不行，哦，阿尔贝托先生，您怎么要把房子卖掉？”他说：“对，唉，路易莎女士，我想把它卖了，现在手头有笔不错的买卖，我需要这笔钱。”我和他大吵了一架！

    以后卡洛斯回哪儿？

    比奥莱塔曾经唱道：“路易莎没有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到我耳朵里的，可能是小时候在奇廉听到的。

    国庆节到了

    路易莎没有火

    没有一盏灯

    没有一块尿布

    路易莎没有家

    士兵在检阅

    如果去公园

    她回哪里去

    当时是9月份。我突然有了主意，因为房子是我一直放不下的事情，我那时候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房子。那个老先生阿尔贝托的小卖部在我住的那条街的街角，走过两栋房子就到了。大家都在那儿买东西，有饮料、香烟、零食、针线和彩票，不过那地方很小。小卖部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是他用来存货的仓库，里面只有四张板子，都当房顶用了。于是我跟他说：“您把仓库卖给我吧，阿尔贝托先生，我干活付您钱。”我当时就是这样讲的。他看了我一眼，那张脸在说我疯了。“干活？干什么活儿，路易莎女士？”他问我。我向他提议每天傍晚七点起——他晚上九点关门，包括周末，我在小卖部给他照顾生意。他很尊敬地回答我说不行，对他来说这笔买卖不合适，他做不得。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睡，一直想啊想。到了第二天，我给女主人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干活。我抓起一张大纸板，写道：“路易莎没有家。”我拿起厨房的凳子，走到小卖部对面，怀里抱着戈隆德里亚娜，手里举着纸板，在那儿一坐。路过的邻居们停下脚步问我怎么回事，最后全居民区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家了，也没有地方可去了。他们问我是否能在别的小区租房子，我说不能，我住的小区是这儿，我的孩子们出生在这里，我不会走的。或许他们觉得我是个死脑筋，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场纠纷是因卡洛斯而起。我手里拿着纸板，一动不动在凳子上坐了三天，直到第四天，阿尔贝托先生来了。“天呐，路易莎女士，所有邻居都跟我讲了，还能怎么办？我接受您的提议，我会把仓库给您，但是我的货还得存在那儿，请您帮我打理好。”

    就这样我在小区的买卖就做起来了。

    女主人帮我从耶稣之家买来了墙板，当月我就把一座板房建好了，只有一间屋子，但无所谓，之后可以再扩建。和孩子们在里面睡的第一个晚上，我闻到了快乐的味道，那种味道就像棉花洗过之后的清香。那片荒芜的土地对我来说就是一片长满雏菊的田野。那年秋天没有一点雨水，我每天都望着我种的那些东西，给它们一棵一棵地浇水，好让它们迎接卡洛斯的到来。那段时间是我最忙的时候，感谢上帝，当时还算年轻，还有足够的力气。我在富人家不停地爬上爬下，一直干到下午六点，然后再去小卖部打理生意。新家厨房的窗户是朝街的，正好是卡洛斯离开的路，以后他还会从那条街回来。

    我在简陋但井井有条的板房里，看着岁月在眼前匆匆流逝。我从不喜欢圣地亚哥灰蒙蒙的天空，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却不下雨，那还有什么用？孩子们长大了。卡利托终于离开了学校，到十站去给一个电工做学徒，出徒后，开始给家里挣钱。再后来，我和阿尔贝托先生办理了手续，我不用再工作那么长时间了。那个房子已经属于我了，我可以休息了。

    抗议开始了。之后便是公投。幸福就要来了。民主开始了，人民胜利了。而我，依然一声不吭。接下来是雷蒂希报告[15]，我在电视上完整地看了一遍。

    旗帜是镇静剂。[16]

    但是名单上没有卡洛斯。“如果他没有被起诉，路易莎，他怎么可能出现在名单上？”有一次我去乡下的时候哥哥跟我这样讲。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孩子们成长得很好，从没有人对他们指手画脚。既然卡洛斯不在我身边，他出不出现在名单上又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签订了和平协议，只有我还在战争里。民主来了，可我依然独自一人。

    有几天我觉得卡洛斯在跟我说话。“你在奋斗什么？”他问我。“等待，”我回答说，“我每天都在等你。”“我没想过你会等我，我的阿黑。”他说道。

    你们知道什么事对一个人来说最糟糕？是失踪，死亡都比失踪好。

    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男人了。谁都不会没了男人就死。但我知道我现在很累。我累了，我太累了。

    他们给我做了手术，为了治疗癌症，我经历了化疗，所有的都经历了。我不得不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保险公司会为我付钱。我的乳房被切掉了。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女人，那么多人都单身、丧夫、被抛弃或离异，不管是因为什么，所有人都非常孤独。到了探病的时候，病房里挤满了女人，一些人照顾另一些人。卡利托一进来，所有人都跟他讲话。还好那个病房里没有人病逝。我很喜欢去一间工作室，是通过癌症协会去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女的，人很美，平时给我做按摩。在那之前，除了卡洛斯，从来没有人摸过我。一开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谁会想到我会有身体上的快感。我心想，这要是让乡下人看见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每一次按摩的时候，几公斤的心事都卸在了床上。在我这一生经历的事情里，那段时间的按摩被我看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已经过去五年了。我现在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孩子们一直等到我身体恢复健康了，他们才离开。走的时候脑袋里把真相也带走了，是医生要求我说的。她要我告诉孩子们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对我，还有对他们都很难，因为他们不会原谅我。最后，卡利托跟我说：“我有权知道这件事，一个是被逮捕然后失踪的人，一个是不负责任、抛妻弃子的人，我是哪种人的儿子，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

    我的故事就这些。已经和盘托出了。我不善言谈，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要讲。如今我已经不做保姆的活了，只在小卖部里待几个小时，现在阿尔贝托先生会支付我钱。我在那儿感觉不错，活儿不累，还能和小区里的太太们说说话。孩子们会给我寄钱。我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夏天的时候，我去乡下的家里。母亲还健在，九十岁出头，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越来越瞎，但还要维持家里的生活。栗子树、波尔多树和水塘都还在，一切都没有变。还是到处都有狗。我有四个孙子，但很少见到他们，最多一年一次。看到他们真高兴！孩子们想让我去瑞典，但是不可能，我怎么坐得了飞机，吓都吓死了。你们肯定会说我自己把门全关上了。我今年六十七岁了。一切都过去了。然而，我还活着。

    如果你们想知道真情，那就是我还在想卡洛斯。在我的头脑中，我依然觉得我走在他的身旁。我仰望着天空，因为我走路时总是在看天，并且感受他走在我身旁的温度。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精神又健壮。他三十三岁，正好是耶稣受难的年纪。他是一个游子，我是这样想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这样就能说明一切。他经历了战争之后一直向前走。我觉得卡洛斯就像一个想要回家的游子，他想归来，但是有人阻止他。他想要的就只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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