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诚实，我觉得自己很诚实，也钦佩别人有这种品德，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很害怕开口，因为我觉得自己没太多可讲的，而且如果没出生在拉弗罗里达镇最虔诚的宗教家庭里，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我家是半独立式住宅，有一面墙和别人家连着，所以家里的事情隔壁听得一清二楚，我们家还信奉每日祷告和尊敬长者可以获得自我和世界的救赎，结果母亲就更有理由相信：我是空幻的。
他们一直教导我要尊重他人，所以我的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相比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更相信从外边听来的。有人说我活在往昔的世纪，不是指上个世纪，而是要再往前推一个，这说得好像是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一样。对我来说，世界很大，大到它一直不停地赶我走：这不是弱者待的地方。我真的很困惑娜塔莎为什么今天请我来，进来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我都看了，我就在想，看来今天来的都是娜塔莎最关心的几位，“嘿，安娜·罗莎，你可是其中之一呢。”我立即告诉自己。
我从头讲起，我叫安娜·罗莎。
三十一岁。
在拉弗罗里达镇南部，我和弟弟住在父母的那套半独立式房子里（父母生前按揭买的），自从上帝把弟弟带给我父母，就是我在照顾他，父母一起离开人世，如今应在某个更美好的世界享受，这叫升天或永生，随便怎么叫都行。
小时候我就近上学，大学没考上，去职业学院学了广告学，结果跟没学差不多。我的人生就像从新教这个模子里取出来的一样，不是天主教，生活里只有劳动、教规、反对享乐和等待下辈子的幸福，因为幸福不属于人类，只有天使、天使长和那里的特殊人群才享有幸福。我一直未婚，以后也不会结婚，因为我不大喜欢这种爱，况且你们也看到了，我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要优势没优势，要魅力没魅力，既不会打扮，又没钱没想象力，衣服只有四套，每周轮着穿，一套蓝色，一套深灰色，一套咖啡色，还有一套紫红色，为了搭配我先后买了同样色调的衬衫，这样就不用想每周穿什么，穿衣搭配可是件头疼的事情，但只要记住搭配好的就不会浪费时间，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既要赶公交车和地铁，还要给弟弟把东西都准备好，保证他起床吃饭和洗澡，要是我不盯着，他就一觉睡过头，连课也不上了，然后玩一整天电脑。为了拥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我费了好多精力，祖父说我是耗子眼，说到底，眼睛意味着一切，什么美与丑都能从眼里流露出来，我唯一向上帝抱怨的就是给了我一双无神的小眼睛，咖啡色的睫毛和别人一样短得几乎看不见，我常在街上寻找美丽的眼睛，但很少能遇见，我坐在阿乌马达步行街的长凳上一边看女人的眼睛一边想象她们生活怎样，她们想什么，她们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大甩卖的时候如果是断码衣服，大家从不买大号，都选择买小号，那衣服穿在身上，人被勒得紧紧的，赘肉都看得一清二楚，后来流行露胯，大家也不管适不适合自己，都把肉露在外面，为了增强容忍力我可是费了很多工夫呢。
我在市中心一家商场当秘书，当时在日报上看到招女销售员我就去应聘，面试的时候我跟主管说我很腼腆，不会跟顾客打交道，但是文字功底很好，这可是很重要的优点，我们那代人不会写字、不会写文章，要么少写字母h或重音符号，要么不写逗号、感叹号、问号或者省略号，冠词也不会用，但前提是你要想得起来用冠词，于是我就想争取一份文秘工作，这让主管一时不知怎么办，他还没见过有人来应聘居然是为了找别的工作。结果，我的这一行为反倒帮了自己一把，虽然出于自尊心我没说自己正急着找份工作糊口，但也没告诉主管我还有一个未来公民正等着我来培养，他感觉到我很焦急想要这份工作，便许诺一旦岗位空缺就联系我，就这样，两个月以后我坐在了四楼的办公室电脑前，五年前还没有“畅通圣地亚哥”公交系统，那时候的日子可比现在舒服多了。现在每天早上我要坐公交去地铁站坐四号线，就是蓝色线，在维森特·巴尔德斯站换乘五号线到巴克达诺，然后是第三次换乘，要坐一号线到智利大学下车，我不想抱怨（这比经济危机的时候失业好多了），能够有份工作已经让我受宠若惊了，地铁拥挤不堪的时候，我就向上帝诉苦，最后会迟到一小会儿，接下来在傍晚之前我都不会再想这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因为傍晚又是高峰期，我还得再受一次罪，而唯一能让我转移注意力的就是思考罪孽——我是想说，谁酿成的——一路上根据电视讲的我可能想到车臣国人或伊朗人，也可能想到和伊拉克开战的美国人，也常常想起那些伤风败俗的智利人，我认为急需恢复我们的传统美德。娜塔莎觉得这很有趣，我来做咨询的时候她有时候会问我当天或者那周发生的悲剧是谁的责任，我就详细地讲给她听。[18]
再来说说我的工作。我身边的人都很好。我们领导喜欢发号施令，经常在我们办公桌旁走来走去地说些奇怪的话：“钱多了命不够”，“空想不如实干”，等等，他从不下命令而是给建议，从不下指令而是暗示你，到头来却是没完没了地使唤你干这干那，要是让他发现你浪费时间，准瞪你一眼（那眼神让你觉得他六亲不认），但总而言之他是个不错的胖子，我并非点头哈腰之辈，但很尊重他，所以既保住了工作，吃穿也不缺了，每次月底拿到支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父亲教会我读书写字，他是小学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尽管我们一直生活拮据，但我从他那儿继承了——除房子以外——读书识字的本领（虽然我和妹妹刚开始没兴趣，但后来我们都很看重这一点），我俩十二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们硬皮的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词典，共上下两册，现在我把它们当作圣物一样，和《圣经》保存在一起。父亲建议我每天看十五分钟，我是个听话又有毅力的孩子，到现在还坚持这个习惯（所以我说话用的中心词汇就不像其他人的那么低端，我们国家四分之三的人讲话都是满口胡言，还有各种夸张的口头语），每天傍晚回家，我都累得不行，一进家门就打开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因为看了太多电视节目，我觉得自己还没傻得什么都不懂。等我做了饭，弟弟去睡觉了，我就津津有味地看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我没有网络，也没想过装一个，因为相比看电影我更愿意了解一下真实的智利，如今我也算是话题专家了，压根儿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谁跟谁好了，哪儿又打架斗殴了，模特叫什么名字，等等，总之我全知道，我还可以因此得到放松，但前提始终是先看十五分钟词典。比如昨天我专门研究了一下我的人生关键词，“空幻的：形容词，缺少或没有实质”。因为前后都是类似的词，我就顺便看了一下“实质”，意思非常多，看完可不止十五分钟，但我觉得值得记一记，“名词，使其他物体增长、供给营养的物质，没有会导致其消亡……”这些用词我觉得太随意了，真不知该怎么解释才能让她爱听，我那早已过世的可怜的母亲。
有时候我听了一个喜欢的故事，就坚信书上的故事说不定能突然跳出来变成现实。曾经就发生过，可能在印度或者类似的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有个习俗，新郎要在新婚之夜的第二天向众人展示染了血的床单以示新娘的纯贞。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经常听到，但这段故事的重点是这个新娘并不是处女之身，当夜新郎看到新娘没有流血就明白了，但他没有抛弃新娘也没有公之于众，而是拿起床边水果盘上的小刀在自己的手指上切了一条口子，把自己的血滴在床单上给大家展示。我太喜欢这段故事了，就算当今社会没人在乎贞洁，我也想知道我的同事，或者在家附近的广场角落里用高音喇叭体听音乐或者吸大麻的人，有谁，一个就行，还有这种高尚的品质。
我在八岁之前一直很幸福。而给我带来幸福的人是外祖父，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外祖母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所以我没见过，听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有一天为了给我妈过生日，她正在做海绵蛋糕，突然心脏就不跳了，一点儿预兆也没有，据说母亲就是从那时起情绪变得有些不稳定（至少父亲相信是真的）。继续讲我外祖母，她既不是穿着蝉翼纱裙的俄罗斯赌徒，也没睡在巴勒斯坦战争英雄床边的地板上，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值得讲述的趣事。她全身心地照顾子女和丈夫，从未出去工作，我听说她是“假正经”，外祖父这么说的，有一天他说漏嘴了，于是我就明白为什么母亲回忆说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外祖父只有晚上约朋友出去花天酒地，还非去不可，当时没人注意到外祖父其实性格暴戾，因为那时候的男人都一样，没几个忠诚的，实际上女人也是帮凶。虽然我去想象他们二人的性生活很不和谐，但我不得不想，因为我觉得我和她一样不喜欢性，这也是我提到外祖母的原因。所以外祖父去别处找女人，跟所有爱炫耀的男人一样。所以说，这种事看似并不罕见，我说的是女人的性厌恶，那时候没有杂志会触碰这个话题，也没有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没人管这件事，既然性是义务，那履行义务就行了，但我们希望尽可能少发生，最好不发生。再来说说外祖父，他是我童年的一盏灯。刚才说了，我父母上班很辛苦，父亲在我上的小学工作，母亲在市政府上班，她在那儿干了一辈子，从未旷过工，市政府是她的命，从来都是亲自处理各种事情，起初给军人干，后来给历任市长干，要是上帝没把她带去他的王国，现在早就退休了。她早出晚归，每天六点以后才能回家，她有两个女儿，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妹妹（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不得不自己打理一切，外祖父当时从国家铁路公司退休了，因为家里只有他一直在，所以我说他是我童年的一盏灯，放学回家以后他教我做作业，带我出去散步，给我买冰淇淋，在小区的朋友面前介绍我，那些人和他一样闲着没事，每天晚上我和外祖父一起祷告，我是他的心头宝贝，他最喜欢我了。他教我放风筝，折纸船，用画笔画画，而弟弟妹妹只能用彩铅画，他会讲很长很长有趣味的故事，晚上是他哄我睡觉而不是母亲，我也更希望是外祖父，因为他讲的故事更好听，也更有耐心，父亲从来不介意和岳父住在一起，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很喜欢外祖父，他们相处得挺好，都喜欢打牌，聊足球，喝啤酒，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每次母亲做了血肠或者猪蹄沙拉，两人都特别感激。
尽管外祖父不上班了，但他依然每天很早就起来等着洗漱，因为只有他不用着急，洗完澡他要像孩子一样给自己擦爽身粉，然后穿上白衬衫，衬衫每三天换一次，还有一身老旧的灰西装，是他在铁路上班穿的衣服，星期日去望弥撒的时候就换成蓝色西装（这身衣服只穿着去望弥撒，参加婚礼、葬礼和洗礼），再打上领带，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周日不穿正装了，都换成了运动衫、牛仔裤，甚至直接穿条短裤，一个个腿又短又粗可真难看，现在没人穿西装望弥撒，运动服又那么丑，除了佩莱格里尼[19]没有哪个男人穿运动服好看。再说说我的童年，我那时候不明白外祖父为什么打领带，也不知道他早上都做些什么，因为我要上学，见不到他，但他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把母亲前一天晚上准备的饭菜热一下就可以了，吃完他要睡午觉（天天如此）。我靠在他身上，感受他带来的温暖与疼爱。
虽然我们家很小，却是父母的骄傲，因为是自己的房子，他们用学校给老师发的住房补贴，每个月要还房贷，这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开销，其他费用（电费、煤气费、水费或小卖部）都可以拖欠，但是房贷不行，所以从小我就懂得，只有很努力才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值得一提的是，家里有两间卧室，我们本来住着很舒服，可是弟弟出生以后就变了，这是父母的失误，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想过再生一个，当时我两岁，妹妹才十一个月大，或者说，生活已经安排好了，结果咔嚓，家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但家里已经腾不出地方了，所以弟弟跟外祖父在一起睡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根本放不下一张床，客厅小得连沙发床也塞不下，而且母亲只要活着就绝不会让她父亲没有房间住，这是大不敬（她自己说的）的行为。另一间卧室是主卧，等到父亲已经受不了和我们姐妹俩一起睡觉的时候，就把我们送去和外祖父睡，外祖父睡一张床，我和妹妹睡另一张床。但如今想来，在哪睡都一样，家里的墙就跟纸一样，什么都能听见，连我爸的鼾声我在这边床上都能听见。我估计那屋肯定有过夫妻之事，只是我和妹妹睡眠都很正常，一睡着就像木头一样，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睡得很安详。
家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客厅里的玻璃柜（母亲用它照镜子）。我每次给娜塔莎讲玻璃柜的时候她都笑，我说得很仔细，柜子里摆满了彩色陶瓷制作的小人像：天使、猫咪、牧羊女、小丑。每次打扫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越堆越多有什么意思？能干什么？也许它们正是用来掩盖我们自己的无价值和无意义，我想有一天我会把它们一个一个扔到地上摔碎，因为每当我觉得自己很蠢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像我们这种虔诚的家庭确实不缺圣像，家里什么都有：耶稣受难像、圣母画像、各种圣人画、黄铜浮雕像，一进家门就能看见一幅圣心图，画上的耶稣身上有一颗伤痕累累的红心，这幅画我一直没搞懂，只记得说耶稣每天要为我们受尽苦难。客厅里只有一个沙发，两边的小茶几上摆满了小型塑像，或者叫雕像，母亲喜欢这样叫它们，比如说那个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还有在橄榄山布道的耶稣，山是用石膏做的，很小，有一次上面的漆剥落了，母亲气坏了，我就用学校的蛋彩画颜料在剥落的地方补上了绿色和咖啡色，结果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后来补的，从此，每次听见有关以色列，我就想起橄榄山的咖啡色和绿色。我更喜欢圣母像，她们各不相同，但你想想看，她们归根结底是同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圣母？有卡门圣母、露德圣母、法蒂玛圣母、卢汉圣母，所有圣母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以为有了她们的保护，任何坏事情都找不到我们。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给这么多圣像打扫卫生，轮到我就必须得干，母亲还会在一旁说：“擦的时候要充满爱，宝贝，爱，懂不？”他们教我用一块湿布，把圣母衣服上的每一条褶皱、耶稣的每根手指都擦一遍，任何地方都不能有灰尘，这太困难了，圣地亚哥灰尘大，哪儿都有尘土，谁知道为什么，我真好奇那些没有灰也不用随时拿着抹布擦来擦去的城市长什么样。
我八岁的时候，妹妹阿莉西亚和我的上课时间一样，所以我们一起上下学，学校就在街角，我俩从小就来回都是肩并肩地走。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学校要给她们年级加课，以后她就比我回家晚了。因为我在阿莉西亚之前到家，所以外祖父就专门等着我回家，他说我是他的一切，还说在阿莉西亚回来之前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什么都行。
我八岁了，那一年生日后来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非常美好，是童年才会有的记忆，小时候看不见乌云就觉得它不会来，因为眼见为实，就在好几个世纪以前的3月1号，那一天天朗气清，我放学回家以后，看见桌子上有一块蛋糕，有各种颜色的橙子果冻，有威化饼干，有鸡蛋面包，还有姨妈和表兄妹给我的礼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我，不过那天生日（虽然不在周末）过得的确非常热闹，至今我还记得每一件礼物。其中最好最重要的礼物是外祖父送的，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钱，是一个芭比屋，算是我当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了！那是一座粉色的塑料房子，有给芭比娃娃用的床和各种配件，不用说，它是我最喜欢的玩具。（这些东西我还留着，现在我有一张只属于我的大床，我把玩具放在床头，只是每晚都要把它们挪走，第二天早上再把它们放回去。）拆礼物之前，母亲让我要感恩上帝的仁慈，还要念圣母经。后来大人们开始喝啤酒，还有潘趣酒，因为过生日都要准备黄桃红酒和热红酒，热红酒就是把加了橙皮和肉桂的红酒烧热喝。我们几个小孩在一起玩芭比屋。父亲和外祖父喝得有些兴奋，别人都走了，他们俩还意犹未尽，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母亲就一直板着脸，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直到很晚他们俩才睡，我和阿莉西亚已经睡着了，外祖父走进屋，把我叫起来，只叫了我，“过来，小寿星。”他说完，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去和他睡，和每天睡午觉一样，但这次是晚上。他想继续为我庆祝。
粉色、结实的芭比屋。
上帝为我安排了太多难以理解的事情，不是我抱怨，而是有时候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可怜人下手，我就像纵横填字游戏里丢了字母的单词，兜再多圈也填不上，我知道上帝为什么不对阿莉西亚下手，是我保护了她，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她只比我小一岁，但在我的小脑筋里，不知哪个部位想好了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人，我的自大并没有招来上帝的惩罚，因为阿莉西亚现在很幸福，和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有了两个女儿，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父母去世以后，她丢掉了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开始做自己，她依然信仰天主教，依然爱上帝，遵守上帝的每一条戒律，这让我想到没必要像母亲一样，为了博得上帝的爱在那儿装模作样。我一直觉得上帝对我和对其他人不一样，至少和家里的其他人比起来，他不愿意接近我，想了想原因，我觉得要怪就得怪自己，肯定是我身上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把上帝赶走了，就算他早已习惯了世间的丑恶，还是会与这些东西保持距离，况且上帝也没必要对我产生好奇。有时候我在想，天上负责我的人肯定遇上了罢工，把我的事情扔一边儿去了。
学校里，大家有时候嘲笑我，并不是为了攻击我，女同学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和她们一样跟男生玩儿，有的女生特别开放，我们年级甚至有女生把肚子搞大了，那么小的时候她们就讨论舌吻，我还跟她们讲：“上帝会惩罚你们的。”结果她们一个个快笑死了，似乎敬畏上帝早就是老掉牙的事了，连开玩笑都过时了。我没有太亲密的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有，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因为至今我也没有想出其意义何在，我坚信人要有羞耻心，要端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在别人面前一丝不挂地展示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这就是唯一的真理。即使架起一座座桥梁，人永远都是一座小岛，其他一切不过是谎言而已。
当时我八岁，每到黑夜，我就缩成一团，两只手像活了一样，不听使唤地贴在一起不停地摩擦，手上全是红斑，又粗又丑，而且很疼。生活开始发生改变，我告诉自己这是上帝之命，我的主要责任就是让外祖父高兴，我欠他太多，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然而有一天，我想到去找母亲诉苦。她竟然一脸刻薄地看着我，还评价说：“多有出息！”那冷酷又贪婪的眼神至今我都记得，她半眯着眼睛，好像眼里进了沙子，又好像在躲避尘土或阳光，反正是生气的样子，而且这种怒火积累了很久。然而我们能怎么办，家庭是神圣的，因为家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同。哪怕家是牢狱，它也永远是我们的身份。每天清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我看见一块又一块单调的水泥地面上露着一丝丝裂缝，我一边在人行道上走，一边想起母亲的目光，那双眼睛和地上的裂缝一模一样，我想如果她有另一种眼睛，或许我天天早上走去公交站的步伐会变得不一样。除了目光，她和我一样矮小，身子干瘦得像从未绽放的花骨朵，又干又瘪，四肢总是有点儿贴着身子。外祖父说她：“耗子，都是我们家的耗子。”“多有出息……多有出息。”母亲像母鸡一样围着我叨叨了整整一周，每次除了这就没别的了。那么说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好像被遗忘在了某个黑洞里。母亲一不高兴就生病，症状还很明显，看得出来是真的生病，要么感冒，要么严重腹泻或者发高烧。要是我们把母亲气发烧了，那就得怪我们，几个姨妈都这样说，所以我和阿莉西亚可害怕了。阿莉西亚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居然敢谈恋爱了，母亲差点儿被她气死，感觉像她自己犯错一样，结果她就过敏了，过敏得特别特别严重，第二天早上连班都不能上，只好去诊所看病了（她从来没旷过工），阿莉西亚没办法，为了让过敏消下去，只能跟人家吹了，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获得了宽恕，因为阿莉西亚还算懂事，外祖父还让我每天晚上或者午休的时候做两遍祷告，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他让我做完祷告就硬要和我睡一起。
我的脑海中有一段生活中很长很长的记忆，那里只有躯体，有我的，也有母亲的、阿莉西亚的，还有外祖父的。全是躯体，因为我的大脑拒绝有灵魂的回忆，大脑就像只讨厌的猫，为所欲为，根本不拿我当回事儿，说封锁记忆就真的封锁了。侵略者同样是受害者。事情都变得复杂而且记不住，只剩下一幅幅短暂的画面在闪现。虽然这些画面并不多，但里面一直有我，之所以没有多少画面，是因为日常生活和正常生活很难分清，而且最容易记住的是罕见的事情。最能迷惑双眼的是熟悉的事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我漫步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时间里却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一个人突然瞎了却能好久回不过神来，因为熟悉的事情需要慢慢被忽略。
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我和娜塔莎做了很多努力，现在我能想起以前的事情多亏了娜塔莎的帮助，因为刚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我的大脑里有一个黑洞。随着时间推移，在我九岁和十岁的时候每次洗头都掉一撮头发（八岁的时候一头短发都还卷卷的很漂亮），突然头发就开始变直，越变越直，而且很薄，感觉快没头发了。每次看见客厅里那个又重又笨的衣柜——它在之前讲的玻璃柜对面，我就想这个家具的忍耐力可真强，虽然它比我重，但我俩像同一种东西。
在古中国（有一天我去参加一场免费讲座，就在单位附近，因为我告诉自己：安娜·罗莎，你有点儿傻，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自己聪明一点？于是我借助在中心上班的机会，利用一下城中心的资源，因为在拉弗罗里达镇，人们只会聊维斯普奇广场的购物中心，或者星巴克的咖啡有多贵，ZARA最近的打折促销，绝对不会聊古中国是什么样），就我刚才说的，在古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人体由两种元素或精神构成，一个是附着有形的，叫魄，另一个是清而虚幻的，叫魂，人们相信生命由二者共同塑造，死的时候也要两种元素或者精神同时消失。显然，魂喜欢离开身体——我觉得是因为它轻，一般在人睡着的时候离开，于是产生了梦境，这是那里的观念。人在最后一刻，这个元素或精神是第一个离开身体的，因此当一个人到了弥留之际，他的儿子要到屋顶招魂，让魂回来，一旦没招回来，人就真的死了。我听了之后，那个儿子让我想了很久，他跑上房顶去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魂，要是没成功他会是什么感受，会不会因为没把魂找回来就把父亲的死怪罪在自己头上，如果会，他得多恨自己，会不会认为救父无能是要受罚的，他会不会永远活在这件事的阴影中。这些都是我替追魂之子所考虑的。
那是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那一年冬天异常寒冷，我十五岁。从那一年开始我爱上了冬天，因为它让我觉得真实，不像夏天快得像飞一样，虽然夏天看起来好像充满趣味让人心动，实际根本不是，因为太阳总是急急忙忙地丢下一群意犹未尽的人们就走了。冬天并不奢求安慰这些人，但我还是觉得它能给人安慰，因为我可以蜷缩成一团保护自己，观察自己，好好思考，我觉得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真正地思考，对于我来说，十五岁的冬天意味着许多事情都结束了。
我的父母不太喜欢走动，待在家里连街角的小卖部都不愿意去，在整个家族里我们属于最不爱出远门的人，因此我从没出过国门，连自己国家的城市都几乎没去过，在地图上任意找一个点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在经历了各种焦虑和准备工作之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决定去利纳斯看望一位阿姨，她是父亲的教母，他们有很多年没见了，所以打算周末两天都在那儿（一切都是他们俩自己定的，外祖父看家和做饭），他们允许我周五出去玩儿，周六周日必须在家照顾弟弟，他还太小，于是我周五下午去了朋友家，她家的电视开着，就在播新闻之前我跟朋友说：“要下雨了。”后来突然闪过一个交通事故的画面，一辆大巴因为司机睡着翻车了，我继续和朋友下跳棋，因为电视上发生的惨剧肯定不会跟我有关系，五分钟以后，就听电视里说那辆车是开往利纳斯的，我的胃一痒，之后结成了冰，好像注射了什么东西（是冰在顺着血液流入），我一声不吭，打开门就往外跑，寒风中我一直不停往家跑，我还能记得当时的天空阴郁浑浊，好像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我累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全身冰冷又落魄，恐惧的感觉犹如一座房子压在我的头上，一直压着我回到家中。父母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在利纳斯的医院——事故离利纳斯更近——逝去。如今想象一下，那来自美好中国古代的魄，带着它附着有形的元素交杂在当时的混乱和血泊之中，而我却不在现场，不能呼唤魂的回归，不能爬上屋顶叫那可恶的魂，是它们最先抛弃了我的父母，我不能追也不能强迫它们回来，我帮不了父亲和母亲，我觉得不是上帝征服了我，是我没能及时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更罕见的是，我是从新闻里听来的消息。（个人的悲剧从不该是听来的，更不该让一个十五岁尚未独立、没有心理准备的孩子来承担。）
我三十一岁了，孤儿的日子也已走过了大半，但我从朋友家往自己家奔跑的那个时候，阴暗的天空，棋盘，还有电视声紧追着我一路走到现在，生怕我会忘记它们一样。腐烂的肉体会被遗忘，因为这种附着物只是第二天上报的一个画面而已：一张照片上，血肉模糊、内脏混杂的身体堆积在一起。这个国家喜欢发生各种事故，每分钟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大量新闻：司机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事故是一场接一场地发生，最好把事情展现得越棘手越好，还要有痛哭的家属。然而，这一次是我的家人，他们就这样死了，上帝把他们一起带走了——还好是一起，因为我曾成千上万次地想，失去了一个人，另一个人还怎么活下去。
对他们的死亡我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葬礼那天的夜晚，什么词都忘了，只有一个词牢牢固定在我的大脑里：去死。
去死，去死，去死。
茫然中，一种恐惧袭来，我可怜的母亲——已经安息——在灵柩里翻来覆去，这都怪她的大女儿闹消失，逃避责任。说实话，外祖父在世时没太多事情需要我负责，一切都是外祖父张罗，况且房贷已经付清了，他也退休了，家里还有父母留下的一点点积蓄，公交公司又给我们赔了些钱，家里的小事我和阿莉西亚都能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茫然的状态，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前前后后地在围着我飘来飘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换一种方式表达，我觉得这样活着也是有道理的，伤痛有权防止别人把它忘记。
父母去世后，死亡笼罩了一切，是的，一切。这场旅行开始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不愿去想一些重大问题，也不愿接受万物皆有终的观念，我感觉死亡威胁似的一直待在我身边，虽然没有碰我，但一样在骚扰我，所以每到夜晚我就跑到弟弟的床边看他是否还在呼吸，如果阿莉西亚还没回来，我就在电话旁边等着噩耗的来临，如果朋友说她六点回来，但是到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觉得她被车轧了，就连可怜的小狗——小家伙是我们收养的——都得忍受我的执念，被我锁在院子里不让出去，怕它出意外。
这就是那次事故给我带来的一切，它不是泪水。
父母双亡之后，我便不再是外祖父的心肝宝贝，他觉得上帝把培养弟弟成人的任务托付给了他，所以他要抚养弟弟，我和妹妹本来就有很多困难，这样也减轻了我俩的负担。午休没有了，卧室也进行了重新分配，我和阿莉西亚睡父母的大床，弟弟在外祖父的房间，两个人一人一张床。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时间就这样流走，虽然我们想努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我早已支离破碎。这么多年我都错误地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因为我缄默，可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
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和阿莉西亚都中学毕业了，我正在职校读三年级。外祖父死于胃癌，发病时间非常短，查出结果之后就已经没救了，最后是我一直在照顾他。印象中，他变得苍老、憔悴、消沉，我竭尽所能地让他在最后的每一天都感受到爱，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
临终前，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那是我唯一壮着胆子问出来的问题：
“我妈为什么不护着我？”
“因为我对她也一样。”他是这样回答的。
中学毕业开始读职校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每个女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婚姻、子女、未来。就算我不告诉任何人——请上帝原谅——我不喜欢小孩儿，有些（不太道德的）事情通过我对妹妹孩子的行为也能看出来，每次让我照看他们的时候，一种隐藏在深处的怪念头无数次地产生，我不想好好待他们，我想利用我对他们的权威，用他们弱小的身躯来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我喜欢他们的软弱无力，我想复仇。随着他们渐渐长大，我很肯定自己将来不会是一个好母亲，阻止事情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孩子，想生孩子就必须有个父亲，而在这方面我又不会，所以这也不是什么亟须解决的问题。学广告的时候，我和托尼奥成了朋友，他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腼腆，不爱交际，脸上还在长着粉刺，他的头发很黑，还有点儿硬，咖啡色的眼睛小得只有一点点，体重应该超不过六十公斤，他长得像只老鼠，或者小老鼠，都差不多，那家伙老实得威胁不到任何人，做什么事还好像很懂的样子。可怜的托尼奥是个老好人，他文质彬彬，又对我很友好。总之我以为我们会像电影里那样走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惧怕彼此，他一看就是那种被女人一把推倒的男人，没准儿他和母亲之间或者家里发生过什么，他没跟我说过，反正我们相处得很好，还一起在我家或者他家学习，聊一些不着边际的傻话，两个人过得很开心。有一天从电影院出来，我们走在一条昏暗的街上，突然间，呀！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必须表现一下男人的天性——而不是他想，他把我推到墙上，手伸进了我的衬衫，而这之前我们都没有接过吻，所以我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于是我求他慢慢来，可怜的小伙儿喘着粗气，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很傻，从那以后，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走，一点点地尝试。我不会说那是一次成功的经历（也不怎么令人满意），因为诸位估计已经想到了，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没成，但我们努力了，我的心态也很平和，至少尝试过了，我不是没上过战场就瞎做决定，从此我可以说：我对性没兴趣，我不喜欢男人，就算是对着枕头我都说过，就这样，我变得更加冷静了。
那么，如果我的定论是我喜欢男人，我愿意找我的另一半，我的处境可能还是一样的。如果找男人是为了声誉，为了依靠，为了像拥有一件用料上乘的大衣，只要能优雅地落在肩上，不在乎它是否保暖，那么我会冷。一个人会因为独身而被大家瞧不起。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哪儿有男人？我看不见。像我这样的女人能组成一个军队，即三十多岁还单身，从自己的床上睡起来，又在没有一丝褶皱的同一张床上睡下，即使每天早上上班或出去看世界，还是不知道去哪儿认识男人。谁也不知道男人们藏到哪儿去了，我身边的男同事不是已婚，就是和女友同居。如果跟别的女人有关系，听同事说，也只是想找一夜情，最多在一起几个晚上，事后男人因为偷情，还是跟天天都得见面的人发生了临时关系，每天都带着罪恶和不悦的心情。大家都没地方去认识男人，时间久了，就开始着急，担心一直当剩女，这反倒把单身男给吓跑了，况且这些候选人——太稀有了——既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也没有亮点，有这些特点的男人也不会找商场的打工妹或者办公室的小职员。我这类女性不会发展得特别好，到任何地方都需要门票，这张门票可能是你的名字、长相、存款或职业，反正手里得有一样，但是我一样都拿不出来。到了周末，我们这一大队娘子军就近入了百无聊赖的状态，结果开始喜欢上班，至少身边还有人和事儿，能够忘记无边无际的寂寞。据说咱们国家的抑郁症患者最多，数据统计是不会撒谎的，我这个年龄和条件的女性占比例最大，多么悲惨的事实，因为就是在这个中期阶段，女性要为自己的前程打拼，又要为家庭付出爱，结果前程就没了。所以不管怎么说，感谢上帝，我没有为这个群体再新增一员，而是选择了单身，让我少受一点儿伤。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一个女人为了保护孩子把丈夫杀了。没有人为我杀人，即使亲人也不会，谁都不保护我，这让我多么心痛。我想见见新闻里的这个女人，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抱抱我。
我觉得不结婚不生子是保险的，我不想走上这样一条路：把事情搅得一团糟还伤害了所有人。我很努力地让自己靠近好的一面，想象自己是一小片充满阳光、人畜无害的土地，我日日与自己灵魂的黑暗面做斗争，上帝知道这些黑暗面，我怕它们，痛恨它们，因为我想成为一束阳光，然而有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暗流要把我拽入黑暗。或许从灵魂深处我更像一条蟒蛇，只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总有一天它会冲出来。我觉得我活着就是为了等待，我是谁不重要，因为我做不了主，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条蟒蛇离开这里，我要去毒害世人，成为惨无人道、兴风作浪的无耻之徒，为了证明我祈祷得不够，三十一年的端庄持稳都将付之东流，并且作为受虐者，虐待只会永远地扭曲着我。这就是生活能够给我的最严重的打击。
我只清楚一件事情，所有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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