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正在休息，晚些时候和大家告别。
我也不知道娜塔莎为什么召集大家今天来，她从不告诉我她要做什么，所以我也无法提前跟大家解释。她想跟大家一块儿告别？或许吧。她希望即使自己不在，大家依然能彼此拥有？有可能。或者她只是单纯地希望大家说出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就知道自己进步了多少，康复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一定要倾听别人的伤痛。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推测。我只是她的助理，通过和她交流，还有对她的观察，我明白了什么是人性。我认识她很多年了，连她的表情、声音的高低、手势动作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我没有她的学识，也不像她那么有修养。我从没研究过什么，只在文学系读过几年书，但我对文学始终情有独钟，具体说应该是阅读。大家知道，有的人天生就不是为了做主角，是专门做见证者的，这就是我在娜塔莎这里的工作。
几天前我在她的文件里发现了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在获得普利兹克奖时的演讲稿。娜塔莎划出了这样一句话：“……于是一条条小船逆流而上，我们奋力向前划，却被载着不断地倒退，回到过去。这是一幅壮丽的画面，象征着人类的现状。过去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诱惑，然而，未来是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是那一刻，我开始明白娜塔莎今天请大家来的原因。
跟着娜塔莎在智利的这几年我过得很幸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她建议我跟她一起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时候我一无所有，也没个牵挂的人，后来她逐渐变成了我的亲人。各种各样的战争让我们老百姓失去了祖国、家园和归属感。我们是流浪的犹太人。我们坚守自己的形象，穿越层层山脉。
估计你们都想听一听娜塔莎的故事。作为治疗师，她放不下面子给大家讲，不过她同意我来给大家讲她的故事。
[20]940年她出生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当时属于苏联，在此之前先后被占领过无数次，有波兰、立陶宛、法国、德国。对智利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些国家的动荡生活，你们习惯了有根的历史，而我们习惯了无根的历史。你们的国家五百年没换过国名，起初属于西班牙，后来建立了共和国，你们不了解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占领。你们的领土在历史上一直是有序的。我们在中欧一会儿去那儿，一会儿来这儿，不停地穿越各种边境，每一场战争结束，每一次协议条约签订之后，我们的生活就要发生改变。比如我的丈夫出生在中欧的加利西亚1，即约瑟夫·罗特[21]的故乡，虽然我的丈夫来自那里，但不知道自己是波兰人、奥地利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
我们还是继续来讲明斯克。
出生在那个年代真是糟糕透了，娜塔莎总这样说。纳粹德国侵略他们的时候娜塔莎才刚满一岁。城市惨遭轰炸，全部毁于一旦，但没想到当地居民居然没有死光。有人说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娜塔莎的父亲鲁迪最爱讲他们如何看着警察、律师、检察官、祭司，这些特殊人员跟随德军到达明斯克，而德军的唯一任务就是杀犹太人。最早的大屠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们在夜里挨家挨户地把人们从床上拽起来，把男人、女人、儿童、老人，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送到森林里全部处决，为了不留痕迹，他们把尸体全部掩埋在地下。
几天以后，纳粹开始逼近城市的一个指定地点，三十四条街，讲到这儿，鲁迪会强调说，仅仅三十四条街，他们把里面的居民全部赶出来，然后让所有犹太人进去。每个人只有一个半平方米的地方，至于孩子，连个地方也没有。最后从德意志帝国各地总共抓来了十万人，全部在犹太区。但是鲁迪一家就像猫一样有七条命。“我这骨头还没准备好化成灰呢。”他跟我们说，而且他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一段爱情故事。是啊，爱有时能挽救生命。
鲁迪出身木匠家庭，家境十分贫寒——“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很有钱！”他总爱拿这句话提醒我们。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和作坊。虽然在家接受了宗教教育，小时候还学习了犹太法典《塔木德》和各种经文，但是成年以后鲁迪并不信教。因此娜塔莎也和鲁迪一样，对于生活，他们比其他家人和邻居要看得更宽更世俗一些。束缚人民的并不是宗教。鲁迪拥有伟大爱情却被视为异教徒，这并不奇怪。
玛莲娜是当地贵族之女——是没落的贵族，因为当时白俄罗斯虽已属于苏联，但是贵族依然在挣扎。她要鲁迪去给她的新房做家具。还有几个月她就要和当地的纺织厂老板结婚，男方也出身没落的贵族。这些事发生在娜塔莎的母亲出场之前，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得详细一点儿，这对后面的故事非常重要。鲁迪和这个女孩儿疯狂而热烈地相爱了，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二人遭到了强烈谴责。女孩儿的父亲因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坚决反对他们相爱，鲁迪也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这段爱情，他贫穷，没文化，尤其他还是犹太人。玛莲娜想解除和未婚夫的婚约，跟随鲁迪一起私奔，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当然是鲁迪的，便意识到她的浪漫爱情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于是和那个贵族结了婚，孩子假装是他的，但不是说她从此抛弃了鲁迪。鲁迪支持他爱的人所走的每一步，为了能看到他的私生女，鲁迪想尽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办法，哪怕只能远远地望着她。他甚至开始挨家挨户地卖些小家具，只为了能路过她住的那条街。
后来鲁迪认识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孩儿，也就是娜塔莎的母亲，便决定与她成婚。这是一个理智大于爱情的决定。娜塔莎出生的时候，她的姐姐五岁了。
纳粹入侵两天以后，一辆马车来到了娜塔莎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是玛莲娜。娜塔莎的母亲并不认识她，但时间不允许她做太多解释。鲁迪聪明，一直没被追捕，但玛莲娜意识到他的前途堪忧，便决心救他，也包括他的家人。她把鲁迪一家带到父亲乡下的庄园，当时苏联人还没有把庄园夺走。玛莲娜立即辞退了看守人，让鲁迪来顶替。没想到她行动如此之快，因为纳粹入侵五天之后，犹太人就成笼中之鸟了。
随着战争的展开，德军一直未离开苏联，玛莲娜每次来庄园都带着小汉娜，而且会在庄园多待一会儿。我们也不清楚鲁迪和玛莲娜每次见面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娜塔莎的母亲会觉得这是多么耻辱的事情。
虽然他们在庄园与世隔绝，还是能听到骇人的声音，有时候是传言，有时候是新闻消息。每天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被杀害，各地的犹太人都被抓进了聚居区，不是死在纳粹手里就是活活饿死或者病死——各种流行病每天在非人的环境里肆虐。但对于鲁迪来说，作为一个苏联白人，现在给旧社会的寡头当手下，一样是一种耻辱，为了糊弄纳粹，从口音到生活习惯他都得改掉，还要改变自己的样子，装成另一种人，但是不管耻辱不耻辱，他必须这么做。而他的确骗过了纳粹。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对于小娜塔莎来说，唯一不变的是她和汉娜的友谊。寂寞的庄园里寒气逼人，充斥着恐惧，又缺少食物，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关系是唯一的光明。虽然大人向她们隐瞒了事实，但没有煤炭而冻僵的身体和空空的肚子隐藏不住这个秘密。汉娜和娜塔莎在床上背对着恐惧，相拥在一起。
战争结束的时候娜塔莎只有五岁，但这些记忆和画面都清晰地留在她脑海里。电影《日瓦戈医生》上映以后，娜塔莎日日回忆自己的童年。冰天雪地里那座日瓦戈和拉拉藏身的房子，大家还记得吗？它勾起了娜塔莎对庄园的回忆，还有寒冷，反正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雪。
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鲁迪意识到，他将很久见不到玛莲娜和汉娜了，于是，他拉着两个孩子的手，把她们领到厨房的餐桌前，让她们坐在炉子旁边，然后交给每人一条金项链，上面挂着一块宝石，是亚历山大石。正午的阳光下，宝石闪耀着蓝绿色的光辉。接着，他把宝石放在火光下，孩子们惊讶地看到宝石变成了深红色。他把项链先给汉娜戴上，然后给娜塔莎戴上。他告诉孩子们：“亚历山大石很养人，能让你们变聪明。你们要一直戴着它，作为这次战争的回忆。”你们都知道，那条项链娜塔莎一直戴着，从不离身。
玛莲娜带着汉娜回到了明斯克。娜塔莎再也没见过汉娜。后来鲁迪成功跨过边境，和许多同胞一样，从西德来到了阿根廷。按照娜塔莎说的，鲁迪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段人生。
鲁迪在世界的另一端继续做着木匠活。头几年日子过得很艰苦，钱实在不够用，但贫穷总是相对的，鲁迪并没有因此丧气。“至少我们不再担惊受怕了。”他平静地说道。他终究是个真真正正的手艺人，日子终于慢慢地好起来，他开了一家店，生意很好，手下有几个木匠工人听他差遣，接的都是大订单。那个年代，阿根廷非常富有，到处是希望和机遇。娜塔莎和所有移民一样，开始在公立学校念书。那时候除了数量极少又精英化的私立学校，就数公立学校好。学校里只有女生，因为男女一起的学校还没有出现。最开始娜塔莎无法理解同学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奇怪的语言，但没多久她就和同学们一样了。二战之后的移民浪潮让娜塔莎认识了各个国家的女生，而且很快就和她们打成一片了，有苏联人、波兰人、德国人、克罗地亚人，还有喜欢叽叽喳喳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没过几个月，大家都开始讲西班牙语。娜塔莎成了家里的翻译，甚至没了她家里人去不了市场，要不然只能打手势。她的母亲终究没能说一口西班牙语，她一直待在家里，很少跟阿根廷人打交道，也见不到什么人。鲁迪则相反，几年以后，西班牙语讲得非常好，只有一点点口音，他的这个天赋曾经可是在祖国救过他的命呢。虽然战争那几年，意第绪语被藏了起来，但在美洲，它重新成为他们在家里使用的语言，这样他们一家人在私下里彼此都能听懂。
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主导了所有父母的思想，即子女的教育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旗帜和手段。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娜塔莎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小学一毕业，家里就把她送去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叫女子一中。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紧张，庇隆对国家和教育也日益专制。这所学校很大地改变了娜塔莎的生活，它位于圣菲大道，那是一条贵族街，各种各样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比她以前见过的都要文雅和高贵。她认识了有钱人家的女孩儿，她们去美国旅行，还带来了最早的“火箭炮”泡泡糖，等等。
娜塔莎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后，受到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的影响，也决定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文学系读书。鲁迪为此非常恼火，他觉得这种专业学了也是白学，没用处。娜塔莎答应他日后会学习医学，其实她更感兴趣、更想学的是心理学，而不是精神医学，但当时没有这种专业。事实上，因为当时的精神病医生掌握了所有治疗法，所以五六十年代的阿根廷第一批心理医生都出自医学系。然而娜塔莎此时还没准备好把自己关在医学教室里，一关就是好几年。
现在“心理”领域受到阿根廷人和犹太人的热捧，这不仅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有关，也与他们热衷于研究事物的根源有关，因为他们的迁徙能力很强，阿根廷人和犹太人长期四处奔波和流浪，适应能力强，有移居强迫症。你会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见到他们。
我清晰地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不知道跟谁能说说话，于是闲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花园的长凳上看书。有一次我正在读书，一个中欧长相的女孩向我走来，她身子高挑，白皮肤，高颧骨，一双眼睛瓦蓝瓦蓝的，浅色的长发扎成一束马尾，身着一条海蓝色半身裙，脚蹬一双黑色平底皮鞋，还有一件短短的白色薄坎肩儿。
“你在读法语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吗？”她斜看着封面，一脸羡慕地问我。
“对。”我饶有兴致地回答她。
“那你读《达官贵人》了吗？”
“没有，这是第一本，”我指着封皮上的《第二性》说道，“还不知道会有多喜欢这本。”
“嗯，我觉得这本更好。《达官贵人》给人感觉不够大气。”
（我心想，难道是个爱卖弄的人？但我对她说波伏娃不够大气的评价很感兴趣，她敢质疑波伏娃，于是我请她坐在我身旁。）
接着她问我为什么说法语。
“你能想得到的语言我都会说。”我笑着回答。
“为什么？你从哪儿来？”
于是我们从波伏娃讲到了我的故乡乌克兰，还有明斯克，我们一直聊个不停，结果那节课迟到了很久。一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时她刚开始学法语，在阿根廷，人人都说法语好，希望能说法语，读法文，为了熟练掌握法语，她需要一些练习，便请我给她帮忙。于是周末的时候我请她去了我家。清晨的校园里，我独自一人，怀里放着《第二性》，此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说1950年以后我会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在娜塔莎的病人面前讲述这段轶事，我肯定不会相信。
娜塔莎二十一岁的时候，其母因肺癌病逝。母亲临终时，娜塔莎痛苦万分，她作为独生女，觉得全部生活都结束了。母亲在与家乡远隔万里的异乡逝世，阿根廷必然让她觉得遥远又陌生，漂泊这个概念萦绕在娜塔莎的脑海里，母亲口里呻吟的是另一种语言，在女儿眼中，她的每一次疼痛都再现了那个不幸的地方，那里是灿烂的，也是遥远的，而命运的再现加剧了这些印象。她一心扑在母亲的病情上，觉得她欠下的债总有一天要还，但她说不清是什么债。看着妻子打了一针又一针，鲁迪生气而无奈地对娜塔莎说：“为什么不学医？你跟人性净瞎折腾什么？说不定你能救你母亲，现在可好，还思想，思想啥办法也想不出来。”
弥留之际，她的母亲以为回到了明斯克，便安详地走了。没有任何合适的仪式让娜塔莎为母亲哭丧。“我们需要上帝。”娜塔莎在母亲坟前对父亲说，父亲一言不发。
在哲学文学系的学习结束了，为了履行对父亲的承诺，娜塔莎决定去法国学医。法国在那个年代涌现了各种新思想和新事物。电影、文学和哲学达到鼎盛时期。娜塔莎学了医学，并获得了学位，但她没有感到快乐，也从未觉得自己学到的是一种治疗方法，她更享受阅读各种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和朋友讨论这些学说。大多数时间她都在拉丁城主教路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度过，娜塔莎说，从那时起，她喜欢上了简约生活。只有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什么都没有，她也不想有什么。她喜欢的东西是无形的。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她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他们约她去一个全市最陌生的地方——“女神游乐厅”。娜塔莎从没看过裸体表演。出来的时候，一位青年男子朝她们走来，他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大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和娜塔莎的一位朋友打了个招呼，这位朋友给大家介绍说，他们是在系里认识的，这个小伙也是医生。听说大家正在给朋友过生日，他看了这个小寿星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嘲笑。“一个拉美的医学学生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小伙问道。话音刚落，娜塔莎就挑衅地回答说：“难道我应该在我们那儿闹革命吗？”这句回答勾起了他的兴趣。娜塔莎觉得这个人挺特别的，黝黑的肤色和深蓝的眼眸扰得她心慌意乱，她怔怔地看着他。其他人建议天亮前再去喝一杯，也邀请了这个青年。来到穹顶餐厅，大家在一张大桌前坐下，娜塔莎后来喝醉了，她说她很少喝醉。娜塔莎就坐在那个青年身边，心里觉得很“异样”——这是她的描述，那个人不停地问她一些刁钻的难题。有一次她很不安地问这个人她怎么了，为什么总是缠着她。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因为我喜欢你。”随之，娜塔莎感到心里豁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第二天，他邀请娜塔莎去一家烟雾缭绕、觥筹交错的小酒馆听一位希腊年轻歌手演唱，他叫乔治斯·穆斯塔基[22]。
后来他又请娜塔莎去电影院看《广岛之恋》，娜塔莎不喜欢这部电影，“没讲什么，节奏还那么慢。”她告诉雅克-亨利，而他无法相信娜塔莎居然敢质疑“新浪潮”。
雅克-亨利常常嘲笑娜塔莎，而在此之前还没人这样做过。当终于出现一个人不太把她当回事儿的时候，娜塔莎对他难以抗拒，一周以后，娜塔莎自己就向他表白了。他们没多浪费时间，几个月以后，娜塔莎就带着自己那点儿东西离开了主教路十一楼的那间小屋，搬到了孚日广场的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里。“你这么有钱？”了解了住处之后，她愕然问道。雅克-亨利好一番解释后说，他是非常出色的神经科医生。几年后他们结婚了，据娜塔莎所说，结婚是出于家庭原因，她必须拿到法国国籍。“在阿根廷手拿两国国籍永远是必需的，为了以防万一。”她是这样说的。
娜塔莎对婚姻生活从不迷恋。他们二人都是各自独立的，娜塔莎有时候把自己的爱人丢下，跑去海边的朋友家学习，好几周都不回来。雅克-亨利觉得很正常，他自己去了普罗旺斯，父母在乡下有座房子，一样不着急回来。两个人都认为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和谐相处的方式。
虽然他们看起来互不关心，其实非常相爱。公共场合他们从来不碰对方，这是原则，真难想象私下里他们会是什么样。他们相互挑逗，嬉戏，精神上得到彼此的滋养。“离开娜塔莎我就是个傻瓜。”这是雅克-亨利常爱说的一句话。他们经常交流讨论一些问题。每当面对患者大脑里的未解之谜，娜塔莎都很绝望，就不知疲倦地和雅克-亨利在一起讨论，告诉他自己的问题和不安。有人怀疑说，如果雅克-亨利不是神经科医生，娜塔莎还会嫁给他吗？
娜塔莎对做母亲也没太多热情。
她怀孕之后——据她本人说是一次意外，大脑里最后想到的才是她即将成为一位母亲。当时她已获得了学位，正在一家公立医院上班，同时也在外面看诊。工作已经耗尽了她的精力。雅克-亨利知道孕育生命的是妻子而不是他，所以为了解决此事，他乞求娜塔莎说：“咱们温柔一点，好不好。”
娜塔莎只有一个儿子，叫让·克里斯托夫，在巴黎当外科医生。当初他告诉娜塔莎自己要学医，娜塔莎对他说：“真没想象力！”让·克里斯托夫一有机会就过来看母亲。他长得帅，还有幽默感，就是不愿意结婚，女友也带来过好几次，娜塔莎每次都表示完全满意，但他就不肯结婚，都四十岁了，还没下决心承担婚姻的责任。
我们回到前面继续讲。
在巴黎，有一天下课后，娜塔莎回到主教路的那间公寓，在一楼大厅的信箱里发现有一封鲁迪的信。她高兴极了，一边爬了十层楼梯，一边提前享受父亲带来消息的喜悦。回家收拾了一下，她就端着一杯精致的咖啡，在屋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展开了那封信。是汉娜。鲁迪讲述了关于汉娜的事情，让娜塔莎回想她的童年，战争期间她们俩一起生活在玛莲娜的庄园里。鲁迪说，汉娜是她的姐姐。这让娜塔莎感到意外，又很震惊。她很清楚地记得汉娜。她要立即和父亲谈一谈，想尽快了解更多的情况。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电话要花费她一周的生活费，她只好选择写一封航空信。父亲一回信，娜塔莎就激动得要立刻和汉娜团聚。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鲁迪只知道玛莲娜的丈夫离开了白俄罗斯，后来在莫斯科定居。娜塔莎估计汉娜应该有三十多岁，她担心姐姐也继承了四处漂泊的性格。
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冷战时期，要想在苏联找一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娜塔莎的“寻亲之旅”开始了，这是我起的名字。从此，找到姐姐成了她的一个执念。汉娜成了一股龙卷风，它的威力势不可挡，这种旋转的力量，不仅是封闭的，而且非常强大、无法穿越，能和她画上等号的只有这种自然现象。执念如何选择目标，又如何排除其他目标呢？这是一个谜。我甚至在想，如果人没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念，该如何活下去？执着能使事情变得重要、有意义，如果没有执着，此事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比如我的执念，或者再说得大一点，全人类的执念。
“寻亲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娜塔莎首先想到了寻求系里的共产党员朋友来帮忙，这是明智之举。在巴黎，他们是苏联的主人，最有可能掌握和传递消息。娜塔莎只给了他们汉娜父亲的真名，就是和玛莲娜结婚的那个纺织厂老板。大概一年以后，娜塔莎听说她的父亲已经逝世，战争刚一结束，他就落入政府手中，被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这样，一条重要线索就确定了，或者说其实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当时我和娜塔莎去巴黎待了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在孚日广场的那套房子里，雅克-亨利坐在餐桌旁，一只手端着一杯红酒，另一只手夹着黑雪茄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散发出浓郁的甜味，针对娜塔莎的想法，他为她分析了所有的可能性。玛莲娜的丈夫能有那种下场也不足为奇，在白俄罗斯，有一群人为了活下去想加入体制但遭到诽谤或者被逐出体制，她的丈夫就是典型的这一类人。问题是，玛莲娜陷入困境之后会躲在哪里？或者说去哪儿能让她的家人不被发现，免遭同样的厄运？于是，娜塔莎决定动身前往苏联，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成法国医生代表团的一员，受邀访问苏联。她的共产党员朋友给她办好了，但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因此时间在这次寻亲活动中有了另一种含义。我想娜塔莎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她没有让自己白白地着急和紧张。她给自己的想法明确规定了期限，所以她要控制好时间。
娜塔莎的这一次行动彻底失败了。邀请人根本不待见他们的调查工作，娜塔莎也没去明斯克，那里本来是她的另一个选择，毕竟所有事情的源头在那里。对娜塔莎来说，苏联的这种管控制度是最不利于她行动的一个方面。她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承诺说会继续调查下去，虽然她一次又一次地找他们，提醒他们当初的承诺，但她心里明白，他们不会为此事坚持太久。
虽然出了汉娜这件事，但生活没有因此停滞。娜塔莎还和平时一样，只是把汉娜作为一种执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初，让·克里斯托夫还小的时候，娜塔莎决定结束和雅克-亨利的婚姻关系。因为没有激情了，这是她的看法。激情退去，他们就无法再做伴侣，但可以成为朋友。雅克-亨利一如他犬儒主义的性格，对娜塔莎大打出手，他试图让娜塔莎相信激情根本不重要，它早晚都会消失，他们还要继续相伴在一起。性？性有什么重要的？重点是娜塔莎已经对欧洲疲倦了。她带着儿子，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鲁迪年纪大了，娜塔莎想珍惜时间，陪他好好度过余生。他们住在一起，娜塔莎不仅有自己的诊所，还要去公立医院坐诊，就像现在在智利一样。她负责抚养孩子，照顾父亲，坚持热情地工作。后来，那段时间总能勾起她美好的回忆，每次回想起来，她的目光都会柔和起来，似乎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里，飘过了一股兼喜爱与严肃的平和之气，就和她本人一样。
大家都会把生命里的某个时刻视为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称之为“转折点”。一件事情引发另一件事情，如此相推，突然有一天，时间决定来一次大转变，而我们却记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变化的发生。这就是鲁迪的去世，或者是军事独裁。具体说，娜塔莎遭遇了重大打击，智利就是在那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有位重要的阿根廷籍精神病专家，他和娜塔莎在巴黎读书时就是朋友，为了研究在欠发达国家普通阶层女性的烦恼问题，他在欧洲获得了研究资金，于是决定前往智利，因为他在欧洲就感觉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在整个南美是最值得关注的。这里发生政变的时候他正好在这儿。皮诺切特政府的那些军人认为他的研究与政治无关，他才得以继续安静地做研究。后来阿根廷的局势变得异常糟糕，他说娜塔莎可以翻越山脉来智利，并与他共事。但娜塔莎反驳说：“那又能怎样？那儿也一样是军事独裁。”“是，”她的朋友说，“但是不一样。”他解释说，他的研究项目有欧洲经济联盟这个保护伞，娜塔莎如果以法国国籍来智利与他共同研究，那些独裁者很难找她的麻烦。他劝娜塔莎不要像她朋友一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整日提心吊胆地活着。
魏地拉政府的阿根廷已经让娜塔莎绝望了，当朋友告诉她这个建议的时候，她正考虑要不要回巴黎去，虽然并不情愿回去。当然了，当时巴黎到处是阿根廷人，也有智利人，整个欧洲都是这样。但是朋友的建议让她愿意去大山的另一边赌一赌。她跟朋友说：“说到底，我真正的伙伴是这些女人。”娜塔莎与雅克-亨利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儿子去巴黎上中学。她鼓励儿子说：“以后你就不需要我了，你离我越远，才能越健康。”就是那时候，娜塔莎跟我说：“一起走？”我也对魏地拉政府又气愤又心痛，但若换成去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疯狂之举。我跟着娜塔莎工作，给她当研究助理，帮她经营诊所。当时我已经感觉到周围有一种不正常的平静，我的这种“不情愿”就像巴里科[23]在《海上钢琴师》中创造的角色一样，我本可以一直航行，永不停止，他有他的音乐，我有我的书；两个人，无丝毫野心。我的婚姻和咱们这一代人一样——离婚率高发的第一代，我的婚姻早已结束了。（“婚姻是一个犯罪机构，”著名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写道，“总有一方要吊死在婚姻的线绳上。”）而我呢，在吊死之前就决定离了。
我没有子女，兄弟姐妹分散在世界各地，唯一与我亲如一家的就是娜塔莎，在阿根廷，没了她，我就是个孤儿。我的生活里有她比没她好得多。但是阿根廷的房子我还留着，我没有做出任何最后的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来到了智利。最后促使我决定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黑岛的那座房子，房子是娜塔莎的那个精神病专家租来的。我说的是那时候的黑岛，当时还不是一个与聂鲁达有关的著名景点，没有游客、汽车，也没有出现在各种图画上。那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只有很特别的人才去，去小酒馆吃炸鱼的时候你会很期待能看见他们。周末我们经常去那儿，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冬天，我为智利的海感到震撼。在黑岛，深邃、汹涌、不可亲近的大海，用一股强烈的力量凶猛地穿透我的心脏。还有菠萝林，巨大的礁石。没多久我就必须告诉娜塔莎，我不需要拉普拉塔河里流淌的泥沙了。
第二年我回阿根廷把贝尔格拉诺区的那套房子卖了，又在这儿的普罗维登西亚镇重新买了一套。娜塔莎也是，她在阿空加瓜河岸买了一小块地，把当地的老房子进行了改造，这样我们又可以享受菠萝林了，还添加了广玉兰、鳄梨、木瓜、人心果、毛叶番荔枝和蛋黄果，还有几条狗。娜塔莎养了两条拳狮犬，叫山姆和弗罗多，都是栗色的，体型很大——这跟它们以鳄梨为主食有关，对擅自闯入者很有震慑力。它们凶猛的外表配上服从的性格，虽然矛盾，但非常招人喜欢。为了防止我也动心给自己家里养一只，我就带它们出去散步，和它们一次玩个够。就这样，我和娜塔莎也成了圣地亚哥人，没完没了地抱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没有刺激感，但是从心底上，我们感到很幸福。雨过天晴，山峦就会雄伟壮丽、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只需一天，我们就可以忘记对城市的一切仇恨，重新恋上这座城。
然而还有汉娜的事情。我们继续来说娜塔莎的这个执念。
在智利生活的这几年，她继续近乎疯狂地打听汉娜的有关消息，即使接二连三地失败，她也依然坚持。我担心她一次又一次让自己振作精神最后会毁了她，担心她对汉娜的想法——因为汉娜只是一个想法，会变得脆弱且抓不住，担心自然的力量会不留情面地让汉娜从这个世界消失。
有几天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娜塔莎问我会不会觉得汉娜已经死了。我当时什么都不信。当然，汉娜不能死。有时候我会提醒娜塔莎，“寻亲行动”大张旗鼓地开始时，她的姐姐已经年过三十了，她父亲的命运可能跟她没什么关系，或许她结了婚，随了丈夫的姓，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子。“有可能在蒙古国，”我建议说，“或者亚美尼亚、波罗的海，苏联太大，太难找了。”
后来有一天，柏林墙倒了。
一年之后，苏联解体了，整个体制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娜塔莎在诊所里，紧跟着事情的发展脉络，直到发现了合适的机会，她就乘飞机出发了。那时候的她太强大、太有精力了。有一次看她有些虚弱，我就觉得有义务陪她一起干，但后来我明白了，这个任务只能由她自己一个人完成，谁都不行。为了一切顺利，虽然我不信，可我还是向上帝祈祷。
到了莫斯科，她住进一家比较便宜的酒店，打算根据情况，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每一户与玛莲娜，还有她丈夫的名字有关的人家她都去问了，她当然想到玛莲娜应该已经去世了。后来只找到一个人和他们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从其含糊的言辞中，娜塔莎断定玛莲娜这一家庭分支是属于明斯克的，而不是莫斯科，虽然他们知道玛莲娜的丈夫在斯大林时期被处决了，但他们失去了玛莲娜的消息。于是，就像第一次一样，娜塔莎决定去明斯克。出发之前，她又去了好几个大使馆打听，有法国的、阿根廷的、智利的，甚至还和德国人有过交谈，归根结底，不就是他们的错吗？
在明斯克的那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在激动的情绪中度过，她看了看城市，还有父母曾经住的街区。她找到了一些亲戚，大家都很欢迎她，也很照顾她，但是都帮不上什么忙。大家说的她都已经知道了，纺织厂老板一家战后就离开了，再也没回来。她又打听了小时候和汉娜一起住的庄园的位置，就故地重游，只为了看看那里的变化有多大，没有一块石头或者木头能让她想起是那座老房子。连记忆中的某棵老树，还有一些果树几乎都没了。
直到有一天，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是让·克里斯托夫认识的，给还在明斯克的娜塔莎打了电话，终于给她带来了一点儿消息。
原来汉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多年前她和一位共产党的政府工作人员结婚了，对方是苏联人，企业工程师，在战争末期被派往越南。当时苏联已经统一，他的任务是给战胜者提供技术配合。娜塔莎感到很幸运，她知道了一个名字，是汉娜的丈夫，虽然也同时得知这个人去了河内，几年后就死了。没人知道他的妻子当时有没有回到苏联，没有任何她的记录。
越南。
娜塔莎从莫斯科又来到了巴黎。让·克里斯托夫看到她一脸疲惫，却又坚决不放弃继续找下去。他当时的反应是：“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天啊。”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娜塔莎先回智利（她落了太多工作，“旷工是有节制的。”我要求他告诉娜塔莎）。在巴黎，他们去了一趟越南大使馆，新一轮寻找开始了。经过等待，汉娜的丈夫确有记录，但是汉娜的名字没有，让·克里斯托夫答应娜塔莎会继续寻找。他说：“法国人在古老的中南半岛还是有点儿像家一样，你现在的年纪已经不能挨家挨户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了，等我一放假，或者有时间了，我就往东方去。”许下承诺之后，娜塔莎才回智利了。
让·克里斯托夫去了无数次越南，最后算是个真正的“越南通”了，还深深爱上了那个国家。他一到河内，第一件事当然是去俄罗斯大使馆。当时已经不是苏联的大使馆了，这成了他们用来掩盖混乱和麻木不仁的借口，一群无情又胆小怕事的官僚，一个寡妇丢了都不管，无论她是不是俄罗斯人，都不应该这样。甚至一个官员略带调侃地跟让·克里斯托夫讲：“越南人可不是保加利亚人，人家一直都很自作主张，我们可管不住。”
当让·克里斯托夫得知越南女性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二岁的时候，他决定抓紧时间，赶快找人。时间非常紧迫。
在一次寻找的途中，他认识了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是个有勇有谋的女兵，曾经在越苏合作时期认识了汉娜和她的丈夫，还成了朋友。她知道汉娜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小孩子，非常善于和孩子们沟通。还听说汉娜在苏联学习过当教师，但在河内没能如愿。丈夫死后，汉娜就不见了。谁都没再见过她。让·克里斯托夫反驳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有管控，肯定有她的记录。她会不会丧夫之后改嫁给越南人了。”他们回答说：“我们也没办法知道，那样的话，她的名字和国籍就都改了。”“妈，如果她不是姐姐，是哥哥就好了，我们早就把人找到了，”让·克里斯托夫抱怨道，“男人可不会像女人一样失去自己的名字。”他们还提醒说：“要是她跟了外国人，离开了这个国家，那就更找不到线索了。”让·克里斯托夫一听此言，便略带嘲讽地说：“不可能，我们保留了二十年里每一个出境人的信息。”“那婚姻记录呢？”他们就像在看一个无知的小孩儿要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的公职人员非常忙，怎么可能专门派人去查婚姻记录？”但至少那个越南女兵给让·克里斯托夫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一张照片（娜塔莎把它装进一个很漂亮的相框里，就在她的卧室里，和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24]的照片摆在一起）。照片上，汉娜看起来有五十岁左右，皮肤白净，就像我认识的娜塔莎一样。照片虽然是黑白的，但依然能看出她蓝色的双眸。在某个政府接待处，她站在丈夫身边，一身剪裁粗糙的深色套装，虽然照片上只能看见她的上衣，头发向后盘成那种老式的发髻。即使这样，她依然是个美人胚子。
由于让·克里斯托夫要在法国工作，他雇了一个私人侦探，拿着照片开始找人。在一个八百多万人口的地方找一个失踪了多年的人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河内的每个角落、每所学校、每个幼儿园和每家医院都找了，什么都没有。在过去的西贡市他们也进行了同样的寻找，这可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越南中部是下一个目标，这时娜塔莎提出要亲自去找。她不喜欢私人侦探的观点，而且从一开始就怀疑他的调查结果，似乎都不用解释，她从心底还是相信只有亲情的力量才能找到姐姐。她休假之后和让·克里斯托夫在岘港会合，在那儿也没得到任何消息，他们便出发去了顺化市，还是没结果，此时已经有些失望的两个人又转战到了会安市的南中国海海岸，至少这个地方风景宜人，能让人从悲伤中稍微解脱一下。就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里，校长一边拿着汉娜的照片细细观察，一边告诉他们：“在会安市郊区有一所非常小的学校，那儿有几个白人教师。”
想找到那片“飞地”也没那么轻松，那所学校很不起眼，几乎消失在了田野里，它位于一个破旧的村落里，周围是稻田和几只瘦骨嶙峋的灰色奶牛。在那里，人们是凭着一股韧性才继续活着。一座低矮的建筑，里面有三间屋子，一个带顶的长形庭院，地还是土地。角落里一群小孩子拉成一个圈，和中间的一个妇女正在做游戏。还有一群小孩儿坐在地上，围着另一位女教师，正拿着几块尖尖的石子做练习。第三位女老师和三个孩子在场地中央的一张矮桌上翻书看。三位老师都戴着越南的大斗笠，脸部遮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娜塔莎一直走到院子里。她打断了桌子旁边的那个女人，并向她道歉。这位老师扭过头看了看娜塔莎，娜塔莎发现她是白皮肤，眼睛和斗笠下露出的头发是深色，但的确是白种人。她冲娜塔莎微笑起来。
“汉娜，”娜塔莎轻轻地说，“我找汉娜。”
她又笑了笑，用一口蹩脚的法语说：“没有，没有，这里没有汉娜。”
娜塔莎指了指另外两个女人，远处，她们正被孩子们围着，专心地做着手里的事情，完全不在意这个正和她们同伴讲话的西方人。
“那是芳和玲。”桌子旁的这位一边说一边点头以示肯定。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扭过身子，胳膊轻轻地搭着这位跟她说话的人，好像要给她指引离开的路。
娜塔莎不愿放弃，即使有失礼节，她还是离开这个人，在院子的顶棚下径直朝另外两组人走去，芳和玲还在工作。是让·克里斯托夫后来跟我讲述的当时的情景，他站在烈日下，从外面看着里面的情况，似乎认为这时候插手很不合适。
娜塔莎走近第二个女老师，就是让孩子围成圈的那个，直接上前去看她的脸。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白色的头发，淡色的眼睛，那边坐在地上看孩子们拿着石头做练习的第三个女人也一样。但是两个人都因风吹日晒，显得有些黑，和越南女人为了白而防晒正好相反。两个人都不像从明斯克来的俄罗斯女人。娜塔莎悄悄地来回观察两个人。这时她看见一道蓝绿色的光。是那个坐在地上的女人，她穿着一件高领丘尼卡，前两颗扣子敞着。露出来的那道光，是宝石的光。娜塔莎弯下腰碰了一下那块宝石。她立即解开自己的衬衫，摸着自己的那块亚历山大石。地上的那位妇人好奇地观察着她。娜塔莎叫出了这个女人的真名，她惊愕地点了点头。
对，汉娜。
“寻亲之旅”就此结束。
玛莲娜从没告诉汉娜她的生父是谁，所以汉娜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妹妹。汉娜没有忘记战争期间在庄园生活的日子，也很想念那个叫娜塔莎的小女孩，她们曾一起度过那段可怕的危机时期。她也没有忘记鲁迪，没有忘记他给自己和娜塔莎一人送了一条宝石项链，母亲还要求她永远戴在脖子上。如此亲密的人后来竟再未相见，更想不到这块石头竟成为她们相认的证据。
汉娜已经是位形如枯槁的老人了，她住在海边的茅草屋里，给孩子们教语言。她改了名字，也的确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渔民，随了他的姓，两个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之所以改了自己的教名，不是为了隐藏身份，而是因为“玲”对当地人来说更容易念一些。
我就不在这儿讲汉娜的经历了。为了让大家明白娜塔莎接下来的打算，我只跟大家说点儿别的。汉娜现在七十五岁了，生活很艰苦，身子骨也不行了。按照娜塔莎形容的，人已经“枯朽”了。“汉娜也是四处漂泊的犹太人，和咱们一样。假如她不是，丧夫之后为何不回俄罗斯？难道她不相信叶落归根吗？”娜塔莎自言自语地琢磨着，后来我回答说：“她不信，因为她和您一样。”
娜塔莎想带汉娜来智利，但是被汉娜断然拒绝了，什么都不能把她从越南带走，只有那儿才是她的土地，其他都不是。
现在，汉娜已是风中之烛。生活的贫困、粗茶淡饭，总之这最后二十年的状况把她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她又老又累，如果要带她离开人世，她也做好了准备，她的妹妹会陪着她，为她合上双眼。
我没有汉娜，但是我有书。神奇的是，任何打开它的人，都能被它俘获芳心。我喜欢的好几位作家都在陪着我一起慢慢变老，这对我来说比有骨有肉、摸得着的人更真实。有多少次，娜塔莎经过一天的工作，会疲惫不堪地到我的小屋里跟我说：
“给我讲讲外面的生活。”
“既然是外面，你肯定是指小说里的人……”
“对，他们，讲讲他们在做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在想些什么。”
根据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文学要在知与不知这种复杂的关系之间做斗争。
爱德华·萨义德，一位伟大的巴勒斯坦作家，就late style，即“晚期风格”，进行过探讨。晚期风格研究的是艺术家进入迟暮之年以后，会抛开一切，随心所欲地创作，且作品与以往的作品毫无关联。这种自我放逐的状态有时会诞生出空前绝后的精品。
我认为，娜塔莎作为精神医学专家，也进入了她的late style。她随心所欲地生活（其中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她同意我给你们讲她的故事），要去越南一直等到姐姐入土为安。医院、研究项目、她的诊所、患者从现在起都要离开了。一成不变的意念终于有了波澜。她要去做她必须做的事，而且要庄严地把它完成。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25]出发去墨西哥的时候，作家佩德罗·普拉多写信告诉他的墨西哥朋友：“不要在她周围喧哗，她正在打一场无声的战斗。”
我斗胆把同样的话转达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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