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这些准小说家触及的生活领域肤浅得就像自己的皮肤。我们穿过有话没地儿发泄的人群，像蜗牛般在身后留下一条若有若无、从自己身上分泌出来的线索。我们还无法从落在自己脸上就融化的几片雪花中就构想出一场暴风雪。
某个夜晚，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下了楼，踢着了挡在楼梯平台半道上的针线篮。针头、线轴、纽扣和布片散得满地都是。归拢这些东西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外婆的顶针。我一时弄不清那是什么东西，形状像个不带把儿的银质脚杯，重量不及一盎司的一小点，无意中落在我手指中了。接着我明白了，时光的阀门都分开了，时隔几年后，外婆的形象又在我心中活起来，而且似乎降临到我身上，既迫切又神圣，好像要告诉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女人，如今已不在了，想告诉我她如何出生，成长在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的遗物都在我们身边；告诉我她的顶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好像在一个神奇的岩洞里，在那座时间的黑色大山里，是那些因为遥远而显得矮小的工匠制作出来的，在一个早已消失的作坊里，这个作坊可能都还没有这只顶针大了，而且跟它一样很快遭到灭顶之灾，似乎是因为地理上的压力，已经粉碎得无迹可寻了。噢，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段落，以其恶毒的无知从事您的复活工作。
这只顶针是她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我是她唯一的外孙。我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好几了，又瘸又拐，身体相当虚弱。她跟帕金森症进行了漫长的搏斗。我最早记得她的时候，她就染上了此病。她的手指和脊背都弯曲、佝偻了；当她穿过黑暗，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我们家那些奇形怪状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时，全身会哆嗦个不停。有时我蹲在外公外婆的房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外的过道里——会听到她的声音，一种喃喃的低语声，用小小的咬住不放的刺戳劲儿透过墙壁，怒气冲冲地回答我外公刚刚用几乎听不见的嗓门儿问过的一个问题。很奇怪，出了他们的房间，他巴不得拿出最大的嗓门儿讲话。她俯身探过来时，我都能闻到毫无疑问是某种类似咳嗽药和透进干燥阳光的旧衣服的混合味道。我童年时代，她身体很结实，总是给大家散赠各种私藏和资财。我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渐渐衰弱，完全靠自己的坚强意志带着她上下那幢乡村小屋的楼梯，那是我们搬过去住的房子——就是那个她还是新娘子时住过的房子。她说话极为困难，一句话说到中途时会悬堵在那里讲不下去了。为了这句话，她付出了让泪汪汪的眼睛和凌乱的白发备受摧残的代价。她早已身无财物了。除了她的衣服和那张床，那只优美的银顶针——那是她父亲赠的礼物，上面刻着她的闺名的缩写——成了她最后的财产，最后连这只顶针都给了我们。
那些日子，每次跟她告别，我都觉得可能是永诀。因为结了婚而离家远行的时候，我就没指望再次看到她还活着。可是，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和妻子回来，倒是外公去世了而不是她。外公是在我们赶到家里前几分钟去世的。他的尸体停躺在他们卧室的床上，在一张枯萎得已经辨认不出的脸上，他的嘴像一个小小的黑三角。一盏煤油灯温暖的光暗淡地照着房间，我有些害怕他的尸体；让我吃惊的是外婆似乎并不害怕。我害怕他的尸体会动。我用试探性的轻声细语叫了声“外公”，然后因为害怕听到应答，简直浑身毛骨悚然。外婆坐在床边上，迷迷瞪瞪的，面带一丝微笑迎接我。她神情迷茫，像一个工匠长时间聚精会神后突然抬起头来看人一样。外公临终时老年人应有的健全心智已经离他的精神而去。外公大声咆哮，外婆则拼命抑制他。外公觉得好像床在燃烧，不停地要从床上蹦起来；外婆就紧紧地贴住他，当他们都摔倒在地板上时，外公死了。可是还嫌不够糟糕。我母亲冲上楼梯大喊：“你们在干什么？”
“干什么，我们跌在地上了，”她父亲不慌不忙带着讽刺的口吻说，然后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我父亲在草坪上迎着我们的车灯，他已经气喘吁吁。“天呐，”他对我说，“你回来的这个时间点可真有意思，我们估计外公可能不行了。”我岳父母跟我们一起来的，妻子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是死神的密友，他赶紧上楼去看尸体。下楼后他笑眯眯地说，已经没有脉搏了，但手腕还是热的。后来我上楼看到外婆也面带微笑，完全是同样那副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表情。
外婆坐在那张有着两个空洞的床的边沿，因为挣扎显得精疲力竭，好像被淘净了般。她是个小个子女人，但大家都知道她有着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力量。亲手把丈夫送上死亡的不归路成了她最后最伟大的努力。从那一刻起，她的意志就自动调整着为失败在做准备，而且意志顽强的抵抗力对她来说是种不便。我迅速抱住外婆，甚至都害怕她的身体，这个曾经刚刚抱过地上那具尸体的身体。母亲在我身后问她，要不先下楼跟其他人在一起待着。外婆拒绝了，说“再等会儿”，然后做了个极不耐烦的解释或者说拒绝的动作。
也许，她知道，我看到这一幕时会有何等震惊，当我双膝颤栗不已地走下楼梯，全身打着颤，好像刚洗完澡出来：我们拿不出恰当的姿态来回答本能的迫切反应。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人的生活走的还是一种滑稽的低级路数。母亲原本买来迎接我们到达的雪利酒上来了，等待办丧的人的过程带上了某种她本来就想举办的那场聚会的克制版色彩。我岳父以令人不寒而栗的职业方式切着冰冷的火腿；我母亲紧张中故作镇定，好像身处几种互相矛盾的张力的中心，不时制造出一两句俏皮话；父亲跟我们路德教派的牧师的电话交谈，跟他与这位年轻人一贯交谈的那样让人不解又匪夷所思。然而，不知道自己想期待什么结果，我很吃惊；聊天声大得似乎越来越让人不堪忍受，我想起外婆在我们头顶听着，就脱口而出说了几句：“你们干吗就不让老人安心休息？”母亲面带责备的神色惊讶地看着我，我又感觉当她聪明却毫无经验世故的儿子多么安全；有些事情我是无法理解的。
牧师带着那张疲惫苍白的脸进来了，发现家里人都在欢声笑语时那张脸舒坦地绽放开来。在教会举办的棒球赛上，他摔断了脚踝滑进了二垒，至今还跛着。他的祷告词好像是从我们心上一块块凿下来的碎片，然后又任其飘荡而去。几个办丧事的人，长着离奇古怪木呆呆的模样，好像上了年纪的绞刑吏过来，笨拙地把遗体移出大门。然后，仿佛从一系列压力锁中钻出来，我们都从死亡的通道里获救了。
外婆没有参加葬礼。她很明智，因为共济会的会员们以其玄秘的理由把葬礼弄得十分荒谬。外婆曾经那么强烈地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现在整天待在家里，而且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当我和妻子再次离开时——我还要读一年大学——我发自内心地向她道别了。可是，圣诞节我们又回来时，她还活着，到了六月她还活着，但这时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
她的意志还在盲目搏斗着。外公曾是锻炼的热烈倡导者，认为这是长寿的关键。也许是遵从丈夫的呼唤，外婆经常请人拉起双手，换成坐姿，然后又放低身子，然后再拉起来，直到替她这样做的人完全失去耐心，恼怒地放弃了。她喜欢有人陪伴，虽然已经丧失了一切讲话的气力。“起来，起来”，这个狂热又平常的要求，就是我能理解的全部了。我们知道，疾病只是触到她的舌头；我们知道，在那颗不言不语、灼灼发光的头脑中，活跃着同样敏感和贪婪的思想。然而，一种完全剥夺了功能的思想活动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继续存在，我们一起在她的房间跟她说话时，仿佛这个房间空空荡荡。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她在一起——我和妻子得先去英国一年——我在外婆的房间里度过若干夏天的午后。我知道她还听得见，但我们互相说的话却并不多，所以我经常默默地看书或者写东西。我记得自己坐在床脚的那把活动椅子里，靠近外公那天晚上在温暖的灯光下躺着的地方，这时太阳的光像溪流般透过窗台上的天竺葵洒进来，我在写着一首打油诗，想象我不久将启程的海上航行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条线就是地平线。
地平线上的蓝无比神圣。
地平线下的蓝无比海蓝。
有时下面的蓝像绿色。
此刻，读着这节诗，我仿佛看到，在纸页的边缘，当外婆的头看上去被压缩了、深陷在枕头里时，仿佛可以看到她的鼻孔。日渐萎靡的力量并不均匀地压在她的身体上，为保持对称把身体扭曲了；一只鼻孔压扁成泪滴形，另一只像个黑黑的圆孔，她似乎通过这只鼻孔获取空气。她整个人纤细的身架好像悬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饥渴的小孔，只有一枚钱币大小，她的生命就是借助这个小孔来维持的。
在英国，每拆一封家信时我都会犹豫再三，害怕里面藏着外婆死了的消息。可是，好像在一个遥远的大陆，它的下午是我们的早上，它的早上是我们的晚上，在这样一个大陆轻飘飘地流过去的那些日子的不实幻觉中保存着，她活了下来，而且我们回去的时候她还在。我们有了个小女孩。孩子还太小，不会爬，我们把她放到外婆的床上她蜷起的双腿旁边，于是四代人共聚一堂，外婆不用转头就能看到她的全部嫡传；我母亲，我本人和我女儿。在外婆的葬礼上，我的孩子微笑着，在我的怀中伸着手要够到棺材里面那个已经干瘪和化过妆的遗体，也许她隐隐约约觉得有些面熟吧，那时她已经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反应很活泼了。
外婆终于死了，当时我离得很远，还在波士顿。我正参加一个聚会，那是星期六晚上。我手里拿着一支烟去打电话，呼吸中还带着君度酒[1]的气息；我母亲，因为距离遥远，声音显得很细微，用两个词开始这次谈话：“外婆走了。”早上，他们发现她死了，直到现在才联系上我。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母亲为了照顾她，自己的健康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都解脱了。我继续去参加聚会，跟大家说了我得到的消息，收到了恭敬的安抚。这是场小型派对，来的全都是朋友。但是不可能整个晚上都是克制着欢乐，当欢乐的感觉复苏时我想还是融进聚会。为了摆出适当的姿态，我摸索着适当的反应，郑重宣告第二天早上去一家路德派教堂。可是礼拜日早晨来临时，我睡过头了，誓言似乎成了一个恼人的怪念头。我没有去教堂。
我没有去。这一拒绝似乎就是那场聚会上的一张脸，我差点要跟它吵起来，然而随之其他记忆又涌现出来，碰了碰我的手肘，把我引开了。
那时家人都很齐全，我们五个待在那幢煤油灯照明的屋子，礼拜天和礼拜六的晚上，在春天和夏日里光线还很充足的某个钟点，我经常坐着父亲的小车出发去城里，那里住着我的几个朋友。这样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十英里之外后，我终于结识了几个朋友：就像对那个离奇定则的注解，犹如领着欧律狄克的奥菲士，[2]因而，通过背对这个规则，我们的欲望得逞了。我甚至收获了一个女孩，所以当我在家里厨房的镜子前扮着小丑的鬼脸，就着一个被炉火烧热的水盆刮胡子，用滴水的梳子梳着头发，调整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直到取得那个迷人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我的脸似乎很漂亮，而且因为空气、天空和草地，那些默默地高高地堆积在我们家周围的东西的衬托，我的脸蛋看上去有种永恒的可爱，这时，这些震荡，无论情欲还是社会方面的，因为怀有期待，弄得我叮当作响。外婆会在我身边盘旋，恐惧地观察着，就像我小时候那样看着，担心我从树上跌下来。我会胡言乱语，哼哼唧唧，俯身抱起她，像个小孩般抱起她，一只胳膊从她的膝盖底下弯过去，另一只胳膊扣在她背后。以我的高度和力量，我会得意地抱起那个脆弱干巴、体重可能有一百磅的身子旋转，家里其他人则面带惊讶和警惕的微笑看着。如果我跌倒了或者让她摔下来了，可能会摔断她的脊梁，可是我的开心总是证明这是一个安全的摇篮。无论这样的冲动何其讽刺，无论在这个年迈衰老的皮壳，几乎不是女性的老人，和在这天晚上结束之前我即将拥抱的柔软、温热的女孩之间存着多大的反差，直接的欢乐已如洪水般冲走了：我正抱着曾经抱过我的她，我正在给自己的过去献上一段舞蹈，我曾从地上抱起过这个我童年时代焦虑的看护人，我正壮着胆把她带到危险的边缘，而她曾极力保护我不要走向危险边缘。
我们住过的第一个屋子的侧墙上有一张我和外婆的合影。地上有积雪。砖铺的人行道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我穿着一件防雪服，它臃肿的样子让我走路时显得更为笨拙。在雪和洁白的砖墙的映衬下，我们两个显得都很黑。我有些摇晃，外婆黑色的身形向我侧弯过来，有种掠食般的关切，她的一只手抓住我的一只手，那只手因为疾病的扭曲已经变得有点像爪子。她担心我会摔倒，担心我吃得不够多，担心附近邻居更大些的孩子会伤害我，担心一场流感会要了我的命，然而她的担惊受怕并不愚蠢。在那种房子里的确有危险。怒气冲冲的老虎就藏在家具下面，绝望的阴影会跟随我父亲到门口，然后当他独自来到暗淡的大街上时这些绝望的影子会靠住窗户把自己压扁了。
我还记得在餐室里观察母亲熨衣服的情景。忽然她的手猛地放到了下巴上，脸色煞白，两只失神的眼睛震惊不已。牙齿弄得她一阵剧痛，重新熨衣服时泪水开始顺着脸颊直往下流。我肯定喊出声了，因为她在冲着我的脸微笑。我说你得赶紧去看牙医，然后又接着看我的彩色书。炽热的衣服上令人舒服的气味在隐隐约约的痛苦的火花上方缠绕。这时，围绕着那团冰冷的火花，从记忆中分离出来的火花，房子里的空气开始结晶：我们被忽略的牙齿，我们可怜又黏糊糊的饮食，我们磨得破旧的地板，我们灰尘满地又鬼气森森的厅堂。我坐在地毯上——餐桌下面，地毯还保持着新鲜的混沌状态，对我来说就像丛林草地——母亲站在餐桌旁边，在我们周围，就像如光晕般环绕在一个坟墓壁画上那些僵硬的人物身边的象形符号，是另外那三个人的简意模样：外公像座金字塔，就着前廊依稀的光线反复读着报纸，父亲像一把叉子，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大步行走着，外婆在我们头顶她自己的房间或者我们身后的厨房里，像半个月亮，佝偻着腰对付着某个小零活儿。只要她的身体还带得动她，她就要干活。
我们搬家的那天晚上，母亲和我穿过湿漉漉、黑乎乎的草地，绕过那幢砂石农舍的边缘，看到我外婆，从门口望进去，离我们很近，但又很遥远，像弗美尔[3]画里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根颤抖不已的火柴，踮起脚想摸着高高的厨房炉架上的一盏灯。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一瞬间，记得母亲声音沙哑，补充了句：“她总是干这种事儿。”比如点亮一盏灯。总想点亮一盏灯。
借助那个“总想”，我跌进了自己出生前的时间容积中，在那里，外婆就像一个历史人物，凭借她的执著向我的日子发出欺骗性的回声。她是十多个孩子中最小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活到了成年，在那个存活率很低的时代显得很耀眼。她是最小的宝贝，父亲最疼爱，是哥哥们的小亲亲。在她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当各种幻影开始穿过她房间的墙壁默默地站在角落时，她的哥哥们，在所有孩子中，她活的时间最长，在她的头脑中再次变得鲜活起来。我成了他们中的一个；她有时会拿佩特的名字叫我。这是她最小的哥哥的名字，她最喜欢的哥哥。他那已经发黄的照片贴在用金色卷轴压制的硬纸板上，竖立在她床头的桌上。他炫耀着鹰钩鼻，一个农村纨绔子弟硬撑着要照相的浮华的傲慢劲儿。他犀利的黑色眼眸，就像雕塑的眼睛——即便在照片中也不曾褪色——俯视着她的病床。
我坚信她的母语是宾夕法尼亚的德语。正如有些父母当着孩子的面会用法语讲一些秘密一样，我的外公外婆也经常用这种土话对付我母亲。我只听到了两个词——ferbuttled和dopich，是“糊涂”和“病态”的意思。它们是我外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这大概也是其他人看待她的方式。她的生活形状像把镰刀，急匆匆地抽打过混乱和病态的草地，而这片草地在夏天一个月的时间里，又长得跟从前一样高了。
跟描写波士顿的那个幸福男人一样，我应该在这里提供一个外婆生活状态的清单，她跟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的婚姻，她的一次分娩时遭的磨难，以及蕴含着她永不停歇的劳作的财富的涡流。田地，雇工，马匹，谷仓的石墙，壁炉，通往市场的大路上那些“三英里”小客栈。还有我母亲的出生：灯光、明灭不定的水，为了接那个冷嘲热讽的医生，四轮马车发出的咔嗒声，恐惧得像天花板上一块透明的补丁，那种不断累积、越来越强烈的疼痛时刻——外婆是个小个子女人，婴儿又很大。最初，她的大小，让我母亲感觉就像一种耻辱，难以磨灭地传递给那个怀她的女人，简直就是千般痛苦尴尬之首。可是，对我来说，从我超然的角度看来，其中，寓言、记忆和血淋淋融合在一起，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幸存。双方都在这场考验中幸存下来了。而且最后，我所有关于外婆生活的印象都集中在她刻骨动人的幸存这个纤细的关键点上。
我们回到母亲出生的那个农场时，外婆坚持要从泉里取水。虽然我百般告诫，她还是提着桶悄然溜走，迈着摇摇晃晃的双腿，提着桶顺着草坪的斜坡走上来，桶里满满当当的，奇怪的是很少有水洒出来。夏季的某一天，母亲和我在房子的侧面站着。露天的空气中大自然里的各种声音，昆虫和鸟儿压抑的颤音在震荡着，忽然，母亲的脸，好像牙齿剧痛造成的一般，变得神情痴迷，然后又惨白起来：“听！”我还没有来得及听，她就跑下草坪向泉水奔去，我紧随其后，到了那儿，我们发现外婆在泉水上方使劲弯着腰，空悬着，借助一只肩膀的压力，朝那堵砂石墙垂挂过去，那堵三面围着泉水的墙。桶的重量向前拉着她，她把自己摔到旁边，已经动弹不得，完全靠意志的坚持硬撑着不要淹死，直到她微弱、像鸟儿般的求救的鸣叫声飘到孩子调试有素的耳朵里。死神只有趁她睡着的时候才能带走她。
据我所知，她从来都没有走出过宾夕法尼亚的地界。她从来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读什么。她像条鱼一样生活在我们国家，而且是生活在深海里的鱼。一天晚上，她以为——当然是以为错了——自己快要死了，我听到她问：“我会不会成为一个低能儿？”我还从未听说过她的好奇范围如此遥远。等给出否定的答复时，她显得很吃惊，然后又面带一丝微笑恍惚地说：“嗯，我想也不会。”像个孩子般希望这个障碍轻而易举地挪开。
当然，后来我跟她相处都是用一种孩子般观察别人的无知方式。毫无疑问，我眼中的她的天真其实是我自己的天真，她的无知也是我自己的无知。别人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可讲究和难对付了。她喜欢漂亮衣服，可口的食物，精致的东西。她是这一带第一个开车的女人。这部车是越野牌的，经常在那条橘黄色的乡村土路上奔驰，现在这些农村的山沟里已经盖满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房子，住满了宾夕法尼亚的乘车上班族，那辆车已经蜕变成一种风景，她已经成为一个我必须要想象的女人，一个完全不是我外婆的女人。
那几个缩写字母是K.Z.K.。我拿起那只顶针，上面有点绘的皇冠，像个微型的蜂巢，五瓣花朵的装饰边沿轻叩着这个银质物件，那天晚上，我感觉身后涌出一股阴险的大浪，好像就要淹没这个世界，把我们都埋葬了，把我们幸存的各种零零碎碎的玩意儿都埋葬到几寻以下的深处。因为我感觉世界就要临近末日了，不断向上攀爬的人群很快将黑压压的一片，里面的银光将被抹去，正是这种迫在眉睫的灾难让我觉得现在必须要喊叫了，在最后一秒钟，在喊叫还有意义的时候，我想喊叫，这里曾经有个女人，她让这片大陆上几平方英里的一块土地有了人烟。我想说，那时把她冲上来的那片土地还很坚硬，稀稀拉拉没有多少地被人开垦，比现在更加肥沃。我想说，她太稀罕了，当这种稀罕还保持着时，她开始走向时间的终点。千篇一律的脸孔已经挤满大街。强烈的求生意志把她投进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跟她一起生活，她爱我，可我并不理解她，我不在乎这个。如今，因为我们遗弃她，她走了。这只顶针就像一个念想物，被一个遭到抛弃的女人按压在我手中，就像我从一个小岛出发进入一片荒野漫游时有了他人的陪伴。
这些简单朴素的东西让我想到自己那些没写完的故事的第三篇。这是篇很简单的故事，一篇有关生命的故事，剥去了那种充满繁殖力的幻象，从历史中提炼打磨出来：就像一幢空屋子里一扇门砰然关上。“我们不妨来想象，”帕斯卡这样邀请我们，“一大群戴着锁链的人，全都被判了死刑……”
范宁岛是太平洋上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岛屿，接近赤道。如今它已经建了所跨洋电报分程传递站。范宁船长发现这个岛的时候，岛上还没有人居住，却留有居住过的标志：一个长方形的珊瑚楼的地基，一把黑陶扁斧，若干骨头做的钓钩，少量隆起的坟包，里面还有打了眼儿的鼠海豚的牙齿和人的骨头。所有这些东西都显得很有年份。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人都随机居住，就像种子在大自然里的播撒。在那片辽阔的海水荒滩上，还有许多独木舟和长帆船，都吹得七零八落；有计划的短程航行充满了危险，而更广阔的航海则完全不可能。有些人漂到其他有人烟的岛上，那里的荆棘又把他们吞没。有些在太平洋岛屿贫瘠的土地上活活饿死；有些朝南航行的掉进南极的冰窟里。有的被冲到环形珊瑚岛，只有独木舟里的耗子还活着。只有少数——很少的一部分，大自然以漫长的时间玩了场挥霍浪费的游戏——活了下来，到了一片无人居住但都能住下去的岛上。幸存者的同伴包括一个还能生育的女人，人口就这样繁衍开来。那些从一个民族流散掉的人又成了另一族群的种子。回去已不可能。星星的指南作用要比书斋里的理论家想当然的更不可靠。这里，跟别处一样，偶然性就是貌似完成的事物表面背后的生成机制。
事情肯定是照这样来的。一群乘着一艘大独木舟的人，在马克萨斯群岛[4]内漂泊，被大风卷走。最后，他们被抛到范宁岛上。他们在岛上盖起一座房子，开始养鱼、生活下来。他们中没有女人，所以他们的成员只能越来越少。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位可能活了五十年。这个男人的骨头没有一块保存下来可供埋葬，都腐烂消失了。找不到任何灾难的迹象可以解释这些男人消失的原因。也没有任何必要。
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戴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5]
——我们来自希瓦瓦岛[6]，给努库阿洛法[7]带来猪肉和消息，它就在地平线下面。我父亲是首领。禁忌是很严格的，我们的长帆船里不许带女人。风停了，然后从另一个地区返回来。大海变得非常平静光滑，光泽就像椰子的内壳。西南边的天空与大海融为一体。这场暴雨损失了大量的猪和一个老人，他小时候就见到过努库阿洛法。当天空放晴时，时间已到了晚上，星星都爬了上来。黎明时分，围绕着我们的地平线完整无缺；当巨大的浪涛把我们高高掀起时我们都努力想看个清楚。我们对着太阳歌唱，在那些彻夜未眠者的身体的阴凉中睡着了。暴风雨把那间小木屋撕掉了。那些胆小鬼的行为影响到我们。但唱歌给了我安慰，父亲的存在庇护着我。他的个头最高，最勇敢，但还是成为首批丢掉性命的人。我们吞吃了他的尸体，他的力量传给了我，而我还年轻。我老觉得这个岛在逐渐靠近。抚摸我给了这些人以希望和快乐。这个岛初看好像一片云；可是马赫尤看到鸟儿了。我们的航行就要结束，我们拍着已经不成样子的手。我们的皮肤在海水中已经泡成碎片。我们的喉咙已经被堵住，我们都默不作声。到这个岛用了我们两天一夜的时间；第二天黎明时，这个岛的胳膊向我们伸过来。我们看到绿色的灌木和椰子棕榈树从岩石上方长出来。我们的精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前，我和卡尔努诺打了一架。虽然他是这个村人人害怕的男人，我还是赢了，杀了他，心里很难过。我们开始建造容身之地。我们盖了个石头房子，用斧头劈开柔软的岩石，就像灰烬。我们摘果子，打鱼，学着用奇怪的树皮做塔帕纤维布。我们安葬了死去的同伴。我们用那艘船的木头雕了个神像。我们互相当对方的女人。我最年轻；我就主动献身给我喜欢的男人，天性最好的男人。先死掉的并不总是年纪大的。冷漠的恶魔逮住了麦厄威，那个小丑，还有科里-科里，那个负责看管神像的。地平线仿佛总想跟我们说点什么；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我们住了下来，虽然我们看到别人变得冷漠起来，下巴消瘦了，身体变得僵硬，轻薄，就像孩子玩的独木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不能肯定他们会死。我们连同从村子里带来的护身符埋了他们。如今，我成了最后一个了。一个季节前，我埋了马赫尤，那个三指人，晚上他经常跟我说话。
这只是个梗概，可毕竟是那些日子的写照，是那些日子的再现……那些青翠的日子。那重任，那青草，那天气，那大海和空气的微妙变化。犹如一块从草地上揭走的草皮，被丢勒一画可以变成一幅《光荣颂》。细节，细节就是这位巨人的手指。他抓住那杆画笔，剥掉树皮，展示出下面燃烧的湿漉漉的欢乐的白色树木。因为我觉得，这篇小说，如果完整地讲述出来后，不由我的意志掌控，会变成一个结局美满的故事，一个洋溢着欢乐的故事；如果我的力量更强大些，我们会知道。现在看来，你得像我一样，必须虔诚地相信它。
注释
[1]原产于法国的一种橘味白酒。
[2]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其妻欧律狄克新婚夜被蟒蛇杀死，他以歌喉打动冥王，冥王准许她回生，但要求在引她回去的路上不要回头看她，他未能做到。
[3]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作品有《挤奶女工》、《站在维吉纳琴前的少妇》等。
[4]位于南太平洋。
[5]原文为法语，引自帕斯卡《思想录》。译文参照商务印书馆版《思想录》（何兆武译）。
[6]法属波利尼西亚。
[7]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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