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住的那个角落最近在拓宽，这样，往返那个海岬上的消夏休闲聚集地的小车减速时就不至于太麻烦。我邻居家的房子卖给了这个小镇，被救援人员毁得不成样子，剔得空空荡荡，最后那些老旧、刻痕累累的梁木和劈成条的墙板被付之一炬，在冬日寒冷的毛毛雨中，三层楼高的火焰蹿起来整整烧了一天。接着，好几辆巨大的黄色推土机轰隆隆地出现在街上，开始又啃又咬，好像就在我们家的那个角上作业。我们家的老三，一个还不到两岁的男孩，眼泪汪汪、惊恐不已地从窗口跑过来。等我设法编了个理由安抚过去后，他抽泣着跟在我后面穿过屋子，一个劲儿地嚎叫：“闪电！闪电！”这时机器震得我们的房间山摇地动，还夹杂着辛苦劳作的诅咒声。这些庞然大物把我邻居家地基上的石头碾得粉碎，然后埋进地里，一举削掉那片水平台，简直就像从前我外婆切掉馅饼盘边缘多余的面团。他们把弯道改到我们家房角的右侧，那条备受蹂躏、适合当我房前人行道的小路沿对角线被一台高脚推土机剪开了。
昨天晚上，我穿过那条街往回走，跟一个邻居随口发的有关市政的牢骚还记忆犹新，抨击雪融化后，推土机留下的那片形状怪异的空地，样子显得何其不堪入目，裸露的高高的路堤被流水冲得千疮百孔，堆满了破旧的烟囱砖。我们很快就断定，既然春天到了，这里又该杂草丛生了。谈完话，我注意到我家那条小路被截去的地方，山崖已经不知去向；脚——主要是孩子们的脚，因为我们镇上的孩子大多都步行——磨掉了这条小路的锋芒，踏出一条土堤斜道，这样下坡时会更容易些。
这种小小的修正，这种最谦逊的人为的侵蚀作用，在我看来似乎弥足珍贵，不仅因为它的斜坡和土质的固化让我想起从父母家后院延伸下来，通向高中垒球场的一截小路。它显得珍贵更因为那完全是偶然形成，那份优雅的宁静纯属不经意间完成。在美国，我们从开始就不停地在进行切割土地，把土地弄得光秃秃的，进攻、改造着上天施与我们的大自然的这种暴行，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充满了敌意。我们代表全人类在探索这个两难：向外对物质的征服越多，在内心物质对我们的控制就越有力。证据——那些那千疮百孔的公用通道，被无情刮擦过的地块，沾满烂泥的填充物构成的血淋淋的山峰——就在我们周围，这是一场不会停止的战争，好在很清楚，目前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施加反作用。如果明天我们风景如画的大地上露出好多大坑，第二天肯定就会有可用的小路，踩出来通往遭到摧毁的那边。当我们对上帝馈赠的草木丛生的遗产的感觉逐渐淡化时，在这些破败，被磨蹭、拍打过的补丁般的小块土地上，就会萌生出一种人类遗产的感觉——犹如圣徒雕像上的脚，几个世纪的亲吻把脚趾都亲没了。你会想起约翰·杜威对上帝的定义：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
有段时间，我很纳闷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不愿上教堂。如果纯粹当作一种人类的娱乐活动，还有什么比走进一座崇高可敬、尺度恢宏的教堂更愉悦、更令人意外的呢？为了每周使用一两个小时，大楼始终保持着温暖和洁净，大家整整齐齐地坐着或者站着，咏唱、背诵信经和祈愿词，这些词就像我们内心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磨得光滑的小径。当一个报酬可怜却披着光彩夺目的长袍的人，用古老的使徒书信的片言只语和吞吞吐吐的描述不辞辛劳地安抚我们，你听或者不听都悉听尊便，那些描述经过语言无望地折中，记载着有关神圣欢乐的暗示，那些欢乐就像痛苦，它们瞬间即逝，因为头脑无法记住或者相信这些文字；你还可以去亲眼见证那些已经离世的赞助者捐赠的窗户，以及那些被早已不在人间的手摆放的讲坛上的花朵，还有精心设计、经年累月传承积聚起来的铜锈下面闪烁着熠熠光泽的整面镜片；我们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还不及给予的感动多——毫无疑问，在所有的民主中都不会有类似的东西。事实上，这是最方便的民主体验。我们一年都投不上一次票呢。只有在教堂和投票站，我们才真正被赋予人应有的价值，那就是个人的灵魂单位，连同它的实体算术等式：一等于一等于一。
我的说教玷污了这些话，也让我堕落。信仰是自己在无意识中建立起来的，然后又在有意识中被消费。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在教堂，除了枯燥乏味和令人压抑的徒劳感，我毫无其他感觉。出于种种原因，父亲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是个兢兢业业的神职人员；我母亲尚能有些智性活动，读过桑塔亚纳和威尔斯的著作，星期天早晨就待在家里，而我完全站在她这边，站在现象的这边，虽然那些年我也跟另外几个孩子去上主日学校。直到我们从城里搬走加入一个乡村教会，这时，我，一个正当青春期的十五岁的少年，头脑完全是一片充满各种女孩和文学的温床，才在教堂里体会到某种情感上的愉悦。在四旬斋期间——那段沉闷的季节，那四十个暂缓各种活动的日子，正值春天在积聚矿物能量准备万物复苏的时候，教会日历乘机抓住这个具有方便的象征意义的时机——我跟父亲在星期三晚上的活动中负责引座。在那些料峭的三月的夜晚，我们坐着家里的那辆旧车——那时我觉得它就是雪佛兰——赶来，发现教堂很暖和时我又惊又喜，火势红旺的炉子已经在地下室里欢快地哼唱它的热忱了。教堂正厅的照明有些暗淡，集会的人群只有小部分，布道词很短，在黑色窗户上方，狂风吼叫着某种虚无主义的旋律，窗户上胡乱涂抹着被篡改得不成样子的使徒像；空荡荡的条椅让牧师显得格外遥远和渺小，像个符号，这反而强化了我们抱团的感觉。这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早期基督教乌贼的气息：一小撮鸟兽在一个垂死、悲泣的帝国充满敌意的恶人内部偷偷摸摸地聚会。后排，这位临时当班却尽职尽责的儿子宽阔的后背和晒得发烧的脖颈似乎在那些样子淘气的老太太头顶的黑草帽上顽固地若隐若现，这些老太太的脸因为常年干农活都被扭曲得疙疙瘩瘩的，她们坐在自己的那排位置上，就像放在一个散发着香甜气味的地窖架子上的枯萎的苹果。我父亲把他的腿交叉起来，放下，然后又交叉起来，凝视着自己的念头，好像那些念头在很远的地方。在后排条椅上，坐在他身边其实很舒服。他不完全是那种喜欢安静地坐着的人。父母和我去看电影时，他总是想要靠过道的座位，好让他的双腿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会一跃而起，在放映余下的时间里，在影院的后面走来走去地喝水，跟管理员聊天，而我和母亲则被弃之不管，只好用那些虚幻不实、忽隐忽现的巨人来自我安慰。他心里对这种冷漠毫无感觉；对他来说教堂往往变成有助于逃离的地方。仪式开始的这一刻非常开心，甚至很庄重，从他那侧走进过道，从一个身穿白袍、貌似羞怯的模糊身影那里接过垫着毛毡的木盘去呈贡救济物，我们的脚发出的踩踏声是教堂唯一的声音。要求硬币和信封盖过毛毡。我故作低姿态，弯着腰殷勤地向每一排条椅点头示意。集会的人群似乎都成了他者，有四分之一的人伤残的手指亮闪闪的，他们已经渐入神秘之境，而这正是我想安然地侵染其中的境界。即便在一个教堂引座，都会把我们混同在天使中，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这个村子的教堂都有这种公元二世纪的品质。在曼哈顿，基督教势单力薄，它的未来似乎并不乐观。你要是在严寒的冬天步行去教堂，经过叽叽喳喳的咖啡馆和惨遭洗劫的报童，人行道上亮晃晃地洒着头天晚上的呕吐物，那会永远是四旬斋的一道阴影。这座不难想象很安静的教堂的庇护所，就像杂草丛生的空地上被垒球比赛磨光了的地块。这个城市的神灵像风一般在发光的窗户边上拍打着。活动结束后，你关紧房门，低垂着脑袋，匆匆去呈现这种伪装——毛线衫啊、土黄色的夏季军装啊之类的。我想不去来着，但不是内心不想去。我从来没有连着两个礼拜天去参加同一个教堂的活动，因为害怕变得被人熟络然后有所期待。被人认出面孔叫出名字，以及知道了财产方面的斤两，这会夺去我们单纯的灵魂，召唤我们去跟那些他者作对。这是魔鬼的活儿。我们都是他者。这是在教堂保持陌生的本质。
在这个岛上，正是皮肤的颜色让我显得异样。这座岛曾被完全遗弃，交给它的奴隶们的后代。他们的教堂建在一座小山上，早就被一场飓风摧毁了，我是从有关记载中了解到的。想去教堂，你得爬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因为小路是用松散的珊瑚石以及坑坑洼洼的灰色煤渣铺就的，显得很危险，那些东西与可以从处女滩旁边的浅地里拔出来、依然很柔软的五颜六色的树枝没有明显的关联。那些毛色暗淡的山羊沿途都被拴着，前腿紧紧地缠绕在绳子里，只要一点头，系着它们的灌木丛就会像应答似的点点头。至于窗户，教堂保留了高高的拱形洞孔，里面不是装着彩色玻璃，而是留有通风的余地和向外观望的视角，你可以看到山羊在拨弄着低低的叶子，看到衣着鲜艳的小女孩，她们从圣事活动现场逃出来，在教堂周围的硬地上玩耍着。活动仪式冗长得令人疲惫不堪。有无所不包的祈愿词（献给女王、首相、国会），还有众多八步韵的赞美诗，咏唱的时候弥漫着深邃沉着、婉转低回的欢乐氛围，而且还有一架手摇风琴伴奏。风琴一呼一吸着，声音既响亮又温柔。集会的人群大部分是女性，他们在一段短暂但却醒目的距离之外，随着风琴的起落和流淌哼唱着。他们嘴唇的动作总是在歌声的后面，所以，我好像沉浸在一部画面与同期声不理想的电影中。音乐上的强调，大不列颠口音，黑人的元音省略都努力让歌词化作变形的三重和谐旋律。“Lait eth's waadsa cull radio-ing…”我在赞美诗中徒劳地寻找着自己的音部位置——因为没有一个可视的键盘，我就会彻底迷失——我感觉在甜蜜、飕飕响的牛奶中升起一支激昂的曲子，耐心得就像那些山羊在慢悠悠地点着头。
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那帮一刻不歇的执事的影子在窗口溜进溜出的。我本人百无聊赖——因为我们逐渐习惯了陈述，甚至怀着慰藉——我发现不用从自己的座位上活动，照样可以穿过那些高高的、建造出来用来通风的正门逃出去。我的目光落在地面那宽阔的环状轮廓线上。从这个高度看，海平面被提高了一半，直上天空。加勒比海似乎像个陡然倾斜的蓝色平面，下面海湾里停泊的寥寥几艘渔船像磁铁玩具般系在那里。阿奎那开玩笑说，上帝是在游戏中创造了这个世界。
任何事物都有光明与黑暗面；兴盛，然后又衰亡。万物互相竞争；一种生命又有求于另一种生命。在另一个英国的小岛上，在牛津——流传着一个有关美国人的奇谈怪论，即我们往往会在异国他乡收到超自然的邮件——我帮一只猫走上不归路。这种事件往往都有这样的标志性特征：言之凿凿却不清不楚。我对妻子隐瞒了六年，没跟她讲过这件事，因为担心会吓着她。几个小时前，我把分娩在即的妻子撇在医院里。我穿了件消过毒的外套，戴上面具，到一个铺着白色瓷砖的房间探访她，沿着房间的墙壁竖着闪亮的水槽，随时准备排掉鲜血的激流。她的脸擦得又光又亮，红扑扑的脸蛋烧得像个孩子的。她躺在那里，全身裹在白色中，似乎完全无所事事，仿佛在参加一场毕业典礼。她会忽然中断谈话，竖起耳朵听着什么，好像在听一个学校女教师发出的遥远的声音。她的表情也渐渐变得全神贯注起来，宫缩过后，她又叹息说：“这次还可以。”然后又跟我聊起家常来，要我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吃饭，还叮嘱我要给某某发电报。
我从这个房间悄无声息地退出来，摘掉面具，试图耐心等待，随后被告知，这位美国卡通画里的滑稽的丈夫，快点回家吧，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走出去，乘了辆公交车回家。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是三月份出生的，曾期盼在三月迎来我的孩子，可是她要姗姗来迟了。我们住在伊夫利路，大约午夜时分，因为某个什么原因——我想是去寄一封信吧，可是什么信会如此重要呢？我从我们的公寓步行出发，走过好几个街区。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到了需要戴手套的地步。那种马上就要做父亲的五味杂陈的感觉——或者毋宁说是各种感觉全无；那种多愁善感的痛苦带来的挫折感，那种因为害怕而犹豫不决的感觉，那种迟来的自豪感——这一切让这条街显得无足轻重。街上没有美国道路上沿途不断嗖嗖而过的车灯的陪伴，那样的灯光会把我们投进不断反复的慰藉中。那些砖房，除了从一家楼上的窗户里照射出的反光，在干枯的篱笆和带有尖铁的围墙后面私人住宅浓厚的阴影中都是一片漆黑。街灯——弥漫着冬日的色彩，默默无语——把一切东西上的色彩都过滤掉了。我自己就是一道阴影，我在那条路的正中间发现还有一道阴影。我观察，那是一团黑色泥浆，团着身子蜷缩在那里，尾端从碎石上翘起来，似乎为了打个哈欠伸了一下身体。然后又僵死不动了。我心里害怕极了，这东西的大小跟婴儿差不多。等它第二次蜷缩时，我朝它走过去，我的脚步成了这条街上唯一的声响。
这是一只被小车撞过的猫。被撞了，但没有完全死掉：这是英国小车最谨慎的车速和理智程度的明证。借助在树里照明的路灯的客观目击，我无法确认它的皮毛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橘黄色，好像还点缀着深姜色的波纹。这只猫胖乎乎的，还戴着护脖。什么人可能很宠爱它。一只耳朵上的黑色模糊了它头部的一侧，我触摸到这儿时感觉就像只杯子。猫第三次伸了伸腰后，像所有的猫的动作那样，脚尖惬意地抖了阵子。它使出很大的劲头，痉挛性地翻到另一侧，但并没有叫唤。我们之间唯一的声音就是，我抱着猫走到街对面，把它放在最近的篱笆后面时我发出的低声哼唱。
这家人楼上一道淡黄色的灯光还在亮着。我怀疑这只猫会不会是他们家的。他们倾注过挚爱的东西难道就在我手中吗？我蹲下带着这件重物挤进篱笆时，他们在看着我吗？我想，自己会不会不被他们当成侵入者，一个“窃贼”？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英国的各种禁忌是很害怕的。在我自己那个残忍的国家，侮杀一只猫然后把尸体扔到对手的院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担心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到写个纸条把事情解释清楚，可没有纸和笔。我只好向这只猫解释，我如何把她（我感觉是雌的）从街上捡起来，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车撞着她，告诉她我把她放在篱笆后面这块安全舒适的土里，她在这里可以休息，恢复健康。我不相信她会康复；我想她可能已经死了。在我手中，她的分量感觉已经死了，我放了下来，她再也没有伸腰或者痉挛。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一只手套上沾满了血迹。大半个手掌和三根手指都被染成酒红色。我当初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血。我摘掉手套，认真地写了张纸条，解释我是在大街中央发现这只猫的，当时还活着，为了安全起见，我把猫放在这道篱笆后面了。如果，如我所想，这只猫死了，我希望发现者能埋了它。经过反复考虑，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我又走回去，把那张纸条塞到猫的身体下面，在篱笆后面，那张纸条似乎很安全。它固执地容忍着我侵扰这样的琐事。这说明我太无事生非了，似乎在对我说，赶紧回家吧。
再次回到我住的公寓，忽然感觉很疲惫，我的心脏怦怦地跳得很凶。我上了床，把闹钟对到三点，然后拿起一本书读起来。我还记得书名，是切斯特顿的《永垂不朽的人》。我关了灯，给我的妻子祈祷，尽管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份能耐，然后就倒头睡了。三点钟，闹钟撕裂了般撞进某个天真的梦游中，我脆弱的脑袋感觉就像一只空荡荡的杯子。我穿好衣服出去，走到一个街区开外的公用电话亭去给医院打电话。翻完记录后一个鸟儿般的声音告诉我，几个小时前，在四月的头一个小时（在美国还是三月），一个健康完美的女婴出生了。这是给我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把所有的电报都处理好后，我又回到篱笆那儿，那只猫和我的纸条都不见了。虽然我留了地址，但从未收到过一封信。
我们从英国回来后买了辆小车。我们是通过父母寄来的折叠式印刷品上提供的信息让他们订购的。虽然车子这种浓淡的蓝色显得更纯朴，更像知更鸟的颜色，与我们的期待不符，后来证明这辆一九五五年款的福特牌车买得相当划算。不管是每天早晨在西八十五大街两侧沉重地拖来拖去，还是挂在二挡上在佛蒙特一条让人精疲力竭的山路上攀爬，它都从不抱怨。在纽约，铺屋顶的活儿流下的滚烫的沥青像雨滴般洒到它纯洁的漆皮上；在佛蒙特，它的消声器遭到严重摧残，在一块岩石架上被撕裂了皮；在马萨诸塞，它在泥地里不停地打滚，灼热的离合器臭烘烘的，仍然从重重坟墓般的积雪里往上爬。车子里面不仅积满了砂子和糖纸，而且充满了英雄气概和交融的一个个瞬间。在美国，我们还在自己的车里做爱，听球赛，谋划我们的美元梦：小小地惊叹于宁愿牺牲风景，也要追求我们那完美而又汹涌的人生中梦寐以求的交通工具。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妻子还经常满怀爱怜地用肥皂和热水清洗车头毫无瑕疵的皮肤，那东西好像就是一个肥大的蓝色婴儿的胸部，最后，不管去哪里，我们任由厚厚的小山般的成年积土锈在车上。它那蛋壳般的漆光变成了灰色，因为撒满掉落下来的枫树籽的污迹。车门关闭时都会堵塞，车窗再也滑不下来了。但不知怎么，我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拿它以旧换新，虽然那位在大洋彼岸、在不祥的四月头上出生的小姑娘给我们施加了越来越强大的压力，现在她将近六岁了，已经是个口无遮拦、地位感越来越清楚的民主派。这笔买卖在我的灵魂背过脸的时候完成了，底特律这位毫无仁慈心的母亲签了吃掉自己孩子的协议。可是在新车到达之前，还有一个月的使用宽限期，在此期间，我可以拿自己的车享受最后一次猛冲摔打，这是我的第一部车，我的唯一——因为别的一切都将是替代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先是跟一个不是我妻子的女人在一场派对上跳舞，似乎纯属巧合，把她的手转放到我的手里，然后吻了下她的手心。有那么几次，她的大腿滑溜溜地挨着我的双腿，在跳舞的间歇，她逐渐练出很不自然而且又拙劣的猛然倒向我的小花招，踮着脚尖，拿她的乳房在我的胳臂上蹭，我手里拿着香烟的时候，那对乳房就横着堵在我的胸口。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会烫着她，然后又想到，大自然以其粗暴的母性方式安排了一次她给的机会——就像我母亲，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出其不意地决定给我举办一次生日聚会，或者万圣节派对。我顺从地低着头，吻着我朋友湿漉漉的手掌。事态不再进一步发展时，她的指尖开始抚摸我的下颏，动作貌似漫不经心，就像一个人在用手指触摸一条心急火燎的狗的嘴巴。这样的交流把我们的关系推向更高的调门；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了，我们的舞步已经跟音乐完全脱节，我的手从一个遥远的空想的距离探索着她的脊梁。她的脊背似乎绷得很紧很结实，显得很神秘。这个陌生女人的身体仍然保存着不少鲜活的物质能量，这些物质成分并没有因为熟悉而化作纯粹的情感。在房间一个隐蔽的角落，我们同时停止跳舞开始交谈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她双眼平静沉着和晦涩难解的评判下，她的两只手在焦急又含含糊糊诉说的兴奋状态，盲目地寻找着我的手，抓住后，轻轻地带着孩子气的本能，握住我的拇指。她只握住我的拇指，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就这样活动着拇指，那样子好像在把握着我的方向。我闭上眼睛时，眼睑里面的那片深红色开始颤抖，当我再次跟妻子会合，抱着她跳舞时，她问我：“你干吗气喘吁吁的？”
我们回到家里，把四个孩子都查看了番，然后在床上读了几页书，被他们的马提尼酒的余味搞得兴奋难耐，然后就关了灯，她没有转过后背，这让我很惊讶。在这方面，酒精的松弛作用对女人的触动要远比男人深刻；或者，也许可以这样说，像成对的音叉，我已经把她调到震荡状态了。在不管什么不明刺激物的刺激下，我们都在对方身上发泄出来了。
让我后悔的是，自己居然让本能的心满意足的喜悦活过来了——这时每块肌肉像一片花瓣体贴地蜷曲在一个恩赐的花冠里——而且被投到那片皱巴巴、死沉沉的沉睡的领地上。那种羽毛般焦急地簇拥着我竖起的手指的紧裹感万般痛苦地折磨着我。我的肺腑深处绞旋般爱着那个女人。我害怕自己身体会不适，然后小心地仰躺着，试图借助关注车灯来自我安抚，车灯从墙上明亮的缝隙里演变出来，然后在天花板上变幻成抛物线般加速转动的扇子，最后就消失了：这个景象，连同它传达的、已经超出我理解力的有关生活的含义，在我稚嫩的童年时代曾给我那无数的失眠之夜带来不少慰藉。在主日学校，读到耶稣说的那段话时我很震惊，他说，在心里意淫追求一个女人无异于通奸。现在我感觉自己绝望地陷入到这份罪过中了，这是根据灵魂而不是行为判定的罪过。感觉某种罪过就是去犯这种罪，去接触那个边缘无异于躺在那道深渊的地面上了。这个如此轻而易举地允许我去犯通奸罪，通过有条不紊的步骤，一步深似一步险峻地踏下去的世界，同样会轻易地允许我去死。浩瀚的宇宙无处不在的各种罪恶，时间的疯狂膨胀，历史上已然淡忘的屠杀者，在被扔弃的冰箱中闷死的孩子，最近分解出的分子螺旋生命，已被证明的精神的生理基础，我们当中白痴、艾希曼之流、畜生、细菌的存在——所有这些证据堆积如山，我似乎已经永远忘却了。卧室里漆黑、颤动的空气，似乎就是我坟墓里的尘土，它不断地向上涌，向上涌，我只好仰望着它祈祷，祈祷来个暗示的信号，哪怕只是一丝亮光，哪怕只有显微镜的观察孔那么大，或者只是这个证据链中的一条小缝隙，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年轻的罪犯，病态地呻吟着，拖着两条橡皮腿走进那道长长的走廊，向电椅走去。我变成了那个罪犯。我的大脑在那道钙质的拱门里大喊不公，咆哮着把诅咒喊进那毫无光泽又静谧的空气的同质结构中。每一秒钟，我的痛苦，那得不到解决的痛苦，都会更加确定地视其为当然：允许我如此恐惧的上帝是不值得存在的。每时每刻我的恐惧都会膨胀，强化了上帝的不存在，所以，当某些方程式在坐标图上沿着横轴移动时浮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或者在原子爆炸中磁场动力自己加速时，我就会陷入不断积聚的加速度中，它那不堪忍受的尖叫的声频推动着我活动，终于把我的重量落在妻子的身上，我然后恳求道：“醒醒，伊莱恩，我害怕得要命。”
我告诉她，几个世纪后我们的姓名将被遗忘，千年后，我们的国家将变成一片汪洋，几千万年后我们的地球将消失，更多的星球会自动慢慢稀释成不可挽回的匀质的冷却状态。正像一个小时前我把自己的情欲转到她身上那样，现在我又试图把自己的恐惧传给她。好像要破坏她的好滋味，我对未来的几千万年满怀嫉妒和疯狂，因为我活不过它们。她问我是不是从来没有病到这个地步，我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死活。这个卑鄙的回答——这老气横秋的斯多葛派式的回答——得到了奇怪的确证：最终，正如我在自己的父性艰难诞生期间曾有的那种感觉，我倒头就睡，而且梦到许多天真无邪又令人陶醉的场景。
第二天，星期六，是我的生日。这天跟任何普通的日子一样过去了，唯一不同的是，在家具、各种声音和习惯行为的掩饰下，我感觉死神到来了，就像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无形无影地向前压过来。报上除了提到各种残忍暴行，别的什么都不说。在竞争中伤痕累累和万分惊恐的孩子们，走到我身边接受安慰，我看到自己的样子十分沮丧，像枚掏空了内容的弹壳，在他们眼中我曾经就是安全世界的化身和保证。朋友们都来探访。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每张脸似乎都知悉有那么场巨大的灾祸，但都使劲压抑着不流露出来。我们的脸就像拦洪堤，在这种压力下变得皱巴巴的。大约六点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我母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的。我以为她打电话是要祝贺我的生日，所以我还幽默地调侃起逐渐变老的诸多不便来。一分钟后，她告诉了我那个消息，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我父亲住院了。他胸痛了两个星期，仍然继续散步，然后晚上呼吸开始短促起来。她好不容易把他骗到一个医生的诊所；医生做了个心电图，然后就催他去上医院。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立刻感觉释然了。压在身上的重负揭掉了。整整一天，死神都在被窝里前行，现在它撞着了对象，宣告了自己落脚的地点。父亲遭遇到这个冤家对手了，它必将被打败。
在这个行动的游戏世界里，我恢复了清爽的健康。那天晚上我叫了几个朋友过来庆贺我的生日，第二天又带上两个稍大些的孩子去主日学校，我自己则去了教堂。装着直框的白色窗户若有若无的淡紫色菱形玻璃断断续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这是一个恍恍惚惚的多云天，还飘着零星小雪。我在教堂的时候，妻子已经做好了羊肉饭，喝咖啡的时候我明白过来，必须开车去趟宾夕法尼亚。母亲和我商量好飞过去，尽快在几天内去探访父亲；看样子我得在宾夕法尼亚落地后租一辆小车。这样有些潜在的不便，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信用卡。这样的不便在顷刻间似乎很容易克服。我要自己开车去。这辆车还有几天时间就要以旧换新处理掉了，刚刚加过润滑油，我仿佛已经看到驱车向南的远景，借此逃离我们可恶的新英格兰的春天。半个小时内，我就收拾好行李，穿上去教堂的衣服，弃家出发了。赶紧回家。
我沿着128号公路行驶，载了个搭顺风车的年轻水兵，他跟我一路乘车到纽约，然后开着我的车花了两个小时穿过康涅狄格州。我很信任他。他身体健康，长着一张温顺的提坦人那种很好相处的脸，坦率开朗，肉乎乎的，眼睛幽蓝——对人毫无防备，能干，略显热情——我们早已养得肥肥胖胖，从稀薄的拉丁人的激情和欧洲日耳曼民族的忧虑中移除了太多的东西，这有赖于我们前所未有的丰盛牛奶、蜂蜜、维生素和蛋白质。他身上洋溢着美国年轻人天生的乐观主义，那是我们允许自己拥有的唯一的希望发生器，直到最近，它似乎才多起来。他有点不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却又令人放心——皮肤晒得发黑。他是在基韦斯特晒成这样的。他在那里待了24小时，搭便车往返于海军喷气式飞机。他曾在那里的沙滩上睡了24小时。他的父母住在塞勒姆，女朋友在皮博迪。他想跟这个女孩结婚，可父母仍是老观念，觉得他太年轻了。同时服役的小伙子们都说别结婚，永远不要结婚。可她是个不错的姑娘，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什么的，可是人真的挺好：他真心想娶这个姑娘。
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二十二，而且正在接受飞行技师的训练。搭完这次便车，他就想回塞勒姆住下来。他想飞行技师应该能找到工作。我以慈父般肯定的语气告诉他，听到要跟这个姑娘结婚，我的耳朵为之一惊，绝对一惊；父母到时自会适应的。我告诉他，关于父母有个秘密可以透露：无论你做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喜欢你。我又跟他说，我二十一岁结的婚，一分钟都不曾后悔过。
他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教书的？”
这句话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我祖父是教书的，我父亲是教书的，从我童年时起，街坊邻居就认定我到头来也会成为教师的。
“不，”我说，“我是个作家。”
他似乎没怎么惊讶，反倒有些迷惑不解。“你主要写什么呢？”
“噢——只要出现在脑子里的，什么都写。”
“重点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我倒希望自己能知道。”
此后我们就谈得不怎么畅快了。应他的要求，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接近新泽西州收费站，在湿漉漉的暮光中，我替下他来。他想在那里再搭个便车，直奔华盛顿。另外一些水兵成群结队地从加油站门口的路上走到雨中。他们向他欢呼，好像一直在等他到来似的。他向水兵们走去时，从背影看，那样子更像个不知名的海上水手。他都没有回过头挥手告别。我感觉自己吓着他了，对此我有些后悔，因为他替我开车开得挺不错，而我要他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在黑暗中，我独自开过收费站。最初有车的那些年，我们住在曼哈顿，在这样宽阔的黑色大道上，会不知不觉开到七十五码，现在指针已经找到它自然的六十码的水平上。玻璃上的雨刷敲打个不停，纽瓦克那些精炼厂仙境般的灯显得肿胀起来，像泡沫般被侧窗上的雨滴弄爆了。大约有十二秒的工夫，一个彩色星星构成的神圣的十字架笔直地从挡风玻璃的上半部分垂下来：我的上方有架飞机正要着陆。
到了宾夕法尼亚地界后我才吃了饭。宾夕法尼亚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更干净，不怎么拥挤，装修风格更像居家的样子。那些装饰性植物好像真的在生长。女服务员头天刚从头发上摘掉门诺派教徒的帽子，把头发绾成一个光滑的发髻，扁扁地压向病恹恹、狡黠的脸蛋。她们带着瞬息即逝的恩赐姿态招呼了我，那种恩赐态度只有在饭食还是某种很大乐趣的乡村才会出现。她们微笑时那种熟悉而微妙的嘲讽意味唤醒了我内心那种古老的感觉，宾夕法尼亚人知悉一切的感觉——就是说知悉真即善。她们都是小饭馆老板的女儿，上帝给了我们食粮，我的马车在外面套着。
我回到自己的车上时，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变了调子。那种人为的短暂的停顿和大西洋乐队土气的抑沉音符变成海岛风格，回到某种更年轻的东西上。当我经过福格谷的交叉口时，收音机里放出本尼·古德曼[1]的高中时曾让我头皮悚然的五重奏。速度表毫不费力地升到了七十码。
我离开那条收费公路，朝我们本地的高速公路驰去，然后拐进自己家乡的那条土路时差点被后面一对紧逼的车灯撞上了，还是宾夕法尼亚派头，就在我后面六英尺远的地方。我把车停在谷仓前父亲的那辆车旁边。母亲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小院里，在朦朦胧胧的细雨中叫了两声，这时关在笼子里的那条狗疯了般嚎叫起来，我们商量，我是不是应该把车开到离公路更远的地方。“避开害人的道儿，”我外公会这样说。我虽然不满，但还是听了她的。我们拎着行李箱，沿着沙石踏脚石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妈妈转过身带我向后门走去，好像我不认识路似的，所以直到进了屋子我才能吻她，算是问候。她给我们倒了两杯葡萄酒。在我们家，葡萄酒具有某种仪式般的意味，我们很少喝。妈妈似乎兴致不错，甚至有些傻气，那种本能的欢快冲动似乎过了一个钟头才退却。她转过头柔和地望着地毯，跟我说：“爸爸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信仰了。”这时她脖子的侧面都红了。
我自己的信仰也已丧失，所以找不出话来回答。在这样的沉默中我想起某年大学假期时跟父亲的一场谈话来。他仍然带着渴望知道真相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质朴劲儿问我：“你怀疑过某个圣人的存在吗？”
“当然怀疑过，”我回答。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说。“想象这个不是我的能力办得到的。耶稣是神圣的，不会有错。可是某个圣人真的存在，我从来没想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打算影响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他在那一刻从自己身上发现的还不算离奇的事实。
“他从来就不是那种信仰坚定的人，”妈妈又补充说，被我的无言以对刺伤了。“他是个十足的卖命工作的人。”
我睡得很糟糕，很怀念妻子的肉体，那种放在我旁边带着纯感情的沉甸甸的东西。作为一个父亲，我完全能感觉到离开我那小小的喧闹的灵魂小巢的失落感。我不停地望着窗户外面。建在八英里外的那家打算提炼低档铁矿石的工厂烟囱上的三只红色的灯，似乎越过我们邻居崎岖不平的田地向我们家的农场移动过来。妈妈弄错了，以为我跟父亲一样是个苦行僧，所以没有在床上铺多少毯子。我找到父亲的一件旧外套，盖在身上，外套领子蹭着我的下巴颏儿。我浅浅地睡了会儿后又醒来。早晨阳光灿烂得扎人，羊群拥挤着走出来，高昂着脑袋，穿过薄纱般的蓝天。这是最正宗的宾夕法尼亚的春天。草坪上部分青草已经长得闪闪发亮、细细瘦瘦了。一株黄色的番红花在那个“当心狗”的牌子旁边茁壮成长，那是我父亲让学校一个孩子替他做的牌子。
我坚持要开着自己的车去奥尔顿，后来感到很歉疚，因为那似乎是在侮辱他们自己的车。几个月前，父亲用一辆二手车以旧换新：现在他有了辆一九五三年款的普利茅斯。可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在父亲的车里，我遭遇过太多事故，所以坚决要求开这部我自己信赖的车。也许因为我不希望步他的小车的后尘取代他的位置。父亲的位置介于我和天堂之间。我害怕占用了那块地方就跟遥远的天空挨得更近了。我们先去拜访了他的医生。我们的老医生，他总是觉得人们患病不过是被“磨损”了而已，不必管。几年前他就被磨损了，然后就死了。新医生的诊室在市中心，装修得有种粗鄙的世故感。墙上透出流水般的音乐，上面挂了不少半专业的油画。他是个瘦长结实、舌头不灵便的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在才干和见证痛苦方面却令人可敬可佩。那些在最终的阶梯上方跳着越过我们的欢快的牧羊人便是如此这般。他从一个文件柜的顶部取下一个人体心脏的石膏模型。“你的心脏就像这个一样漂亮，又细又薄，可是你爸爸的心脏变得有些肥大。我们认为这里出现堵塞了，在外围的某根小小的血管里面，希望你爸爸运气不错。”
来到诊所外面，在奥尔顿的大街上，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开始肥大了。一轮苍白的太阳烤得彩色砖块干净的侧面热乎乎的，烟囱像牡丹的嫩芽，扎过含苞待放的树梢刺出来。已经逐渐适应了新英格兰拥挤、凑合的城市，奥尔顿笔直宽阔的街道和各个机构棒极了的设施激起我爱国主义般的激动。母亲出去要给我女儿买件生日礼物的时候，我顺便归还了一本她从奥尔顿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已经淡忘了那个地方曾有的浓郁的韵味，混合着柱身、清澈的流体以及装订器的胶水，还有隔壁店里烤着的甜饼的味道。我又重温了放着P·G·伍德豪斯著作的那面架子，有一年夏天我把他的作品给通读了遍。我取下《马林纳的夜晚》，看了看书后盖的日期，是1947年或者1948年，那肯定是我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寻找这样一部分书架，在那里将放着我自己写的寥寥的几本书。它们不是我。它们是我的孩子，神秘而又有具备自足的意志。
在开车去位于奥尔顿郊外的医院的路上，我们要经过博物馆的田产，那里的每棵树和花圃都佩戴着名签，黑天鹅浮过碎面包组成的小舰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相信，抛到水上的面包会成倍地回来。我记得博物馆里面有很多木乃伊，都长着吓人的破碎的脸；有一把给小法老用的镀金小椅子；有一根象牙，雕成几千个微型的中国人、宝塔和粗壮的长着叶子的树；很多微型爱斯基摩人的村庄，你一捻就能提起来，可以像看一颗复活节彩蛋般朝里面偷看；还有装箭头的盒子；鸟类标本室；还有，在楼上，有不少被所谓虔诚的“普通人”装饰着心脏、鹈鹕和郁金香图案的木箱，还有闪烁着虹光、巴荣·冯·斯泰格尔窖烧造的玻璃制品，以及描绘宾夕法尼亚林地的华美油画，还有印度摔跤人的青铜小雕像，我最初的春梦就是这些东西激发起来的，还有，在那间位于大理石楼梯顶头的自然光照明的圆形房间里，有个边缘发黑的池子，正中间有个裸体的绿色女人噘起嘴唇冲着一只贝壳，里面透亮的水永远从另一侧洒出来，注满整个宽阔的楼上的空间——从那帕拉第奥[2]式窗户里，可以看到在随处都有面包的池子里天鹅游动时留下的扇形尾迹——配着音乐和水落下来时清冷的浪漫氛围。那时，这个世界仿佛是一个复杂的奇迹，就是为了我的欢乐才展示的，而且无需要价。在树木的上方，越过整个池塘，人们可以看到医院玫瑰色的亮光，一片井然有序、高高的长方形砖房建筑群，坐落在平坦而又得到深情照顾的地面中间，可以说是病人的理想之城。
我已经忘记昔日奥尔顿医院宏伟的样子了。我从七岁的时候消除了扁桃腺的负担后就离开了这家医院，所以再也没有见过它气派的入口，入口连着一条长满绿草的林荫路，因为散发着早春的绿色，道路显得格外鲜亮。当时也是春天，妈妈陪着我。跟妈妈回忆起这件事，她说：“我感觉特内疚，你当时病得可真不轻。”
“真的吗？我回想起来还觉得那事儿很开心呢。”他们在我鼻子上方放了个粉红色的橡皮杯子，一股棉花糖味儿像雷鸣的洪水般冲来。我睁开眼睛，妈妈正在我床边读一本杂志。
“你可是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啊，”妈妈说，我没有看她的脸，因为害怕看到她哭泣。
我大声问道是不是有个我高中班上的女孩子还在这里当护士。
“噢，亲爱的，”妈妈说，“我想你一路赶到这儿来是来看望你那可怜的老父亲的。你关心的却是看——”她说出这个女孩少女时的名字，可是，据我所知这女孩已经结婚了。
到了医院里面，妈妈对路线的熟悉让我吃惊。通常，不管我们去哪里，都是父亲或者我认识路。我跟着她穿过这油毡的迷宫，妈妈的肩膀似乎已经接到了寡妇才会披的围巾。医院走廊就像一座宫殿的各种厅堂，两侧分列着耐心的申请者。黑人姑娘夸张而明亮地穿着浆过的白色制服，叠着一捆捆棉布床单；那些面色晦暗的人推着拧在一起的拖布。我们从一个标着“出口”的地方出去，又从一个楼梯下去，进入一个满是穿着浴衣、骨瘦如柴、正在康复的病人的世界，他们在过道里慢腾腾地进来又出去。我们还没进房间，我就透过门道斜对角方向看到了父亲。他在床上直直地坐着，像个苏丹般用很厚的一堆枕头撑着，身上裹着红条纹睡衣。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穿着睡衣的样子；一个魁梧男子，身板就像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他穿着内衣睡觉。可是终于被捕捉到穿着睡衣的样子后，他就像头宽宏大量的狮子，并不想淡化自己遭受的屈辱，而是充分暴露着，甚至连脚都没有一片布盖着。那两只脚光溜溜的，显得苍白又柔软，很奇怪，好像没有使用过。
除了两颊下面有一片暗淡的淋巴结发炎引起的红晕，他的脸庞总体上还是熟悉的样子。我原本担心他丧失信仰后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他的牙齿全部拔光后嘴巴都走样儿了。我们用露齿笑笑代替了难为情的握手动作，那种我上大学出门远行时逼着我们不得已要握手的动作。我坐在他床边的窗台上。妈妈拉过床脚的椅子，父亲的同室病友，一个脊椎断裂、晒得黝黑的四十多岁的男子，叹了口气，然后朝天花板吹了口烟，我猜，他想尽量别听到我们说话。虽然很多事情的变化已经天翻地覆，我们的谈话还是遵循老模式。话题很快从他转移到我身上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大卫，”他说，“你就是一天给我一百万元，我也干不了你那活儿。”尴尬又受宠若惊，我一如平常，试图让他说话小点声，他却故意不听，向室友转过去，大声嚷嚷道：“我不知道这小子的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肯定不是从他老头子这里来的，我知道这个。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过这可怜的小子一个灵感。”
“你还真是这样，”我轻声说，试图用痛苦的回应来减轻这个男人的负担。“你教会我两件事情。总是冲着边缘给面包涂黄油，因为中间部分够多了，还有，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新鲜的体验。”
令我沮丧的是，这话似乎弄得他反而很忧伤。“没错，大卫，”他说，“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新鲜的体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她——”他指着我母亲说，“会把那辆车给劈了。我不想让你妈妈碰到任何事情。”
“那辆车，你是说，”我妈妈说，然后又冲着我补充道，“那是一种罪过，他崇拜那辆车的那副样子。”
父亲并不否认这点。“天哪，我就爱那辆车，”他说，“那是我这辈子拥有的第一辆小车，在我心中不会出问题。还记得我们当年来来回回开的那些破车吗？”
那辆旧雪佛兰的油泵里总会进去灰尘，而且在最棘手的时刻总是拒绝启动。有一次从火焰山上下来，左前轮爆了后脱了轴，父亲拼命扭着方向盘，这时轮胎尖叫着，护栏的白色柱子稳稳地朝我眼睛飘来。小车向旁边一滑停住时，差点冲出路堤，我父亲满脸惊愕，嘴里都流出涎水了。我很惊讶，都来不及害怕。那辆一九三六年款的别克简直是在喝油。每走五十英里就用掉四分之一的油，而且喜欢在午夜后爆胎，我都得端着个蹭破了的脑袋溜回家，鼻子里都有口红的味道。有一次，我们两个进城，我把他给丢了，开着那辆小车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到家里。一进大门，妈妈就问：“怎么回事，你父亲上哪儿了？”
我肚子都瘪了。“我的天，”我说，“我忘记带上他了！”
我吸了口气，笑眯眯地准备跟他沉浸到那些冒险回忆时，父亲像石头般盯着自己那苍白、一动不动的脚趾上方的虚空说：“我喜欢这地方。这儿有好多奇妙的绅士。唯一让我担忧的事情就是你妈妈会劈了那辆车。”
令我恐惧的是，我看见母亲在床脚那把椅子里向前探出红彤彤的脸，悄无声息地哭起来。父亲瞥了眼她，对我说：“这种感觉真有意思。昨晚我们去看那个医生，我醒来，感觉呼吸困难，意识到我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这种感觉真有意思。”
“希望你爸爸运气不错”，“他的全部信仰”，“奇妙的绅士”：这些短语已经在我心中扎下根，有种可怕的沉重。我的舌头似乎被平平地压在它坟墓的地板上。眼皮底下那件睡衣的条纹让我不胜其烦，好像流淌着真实的鲜血。我想说出来，想说说，我多么需要他，恳求他不要离我而去，可是却只字不曾出口，在我们的传统中，找不到可以用的词语形式。一道烟柱从另外那张床上那位叹息声不断的男子嘴里喷向空中。
一个普普通通、干净得令人难受的女孩犹犹豫豫地走进这个陷阱。她带着本拍纸簿和一支铅笔。她的头发是黄色的，嘴唇厚厚的，而且，在粉红色边框的眼镜的后面，那双大眼睛看上去好像因为对眼儿而做过矫正。这双眼睛迅速扫过我们几张脸，然后笔直地向前，管道般的目光凝聚在那些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好玩人物的人身上。耶和华见证会[3]的成员登门造访时就带着这种漏斗般的眼神。她走近我父亲光脚躺着的那张床，尽量克制着不要结巴，介绍说她是路德家庭布道会的，还说他们有所有住院的路德派会员的记录，会通知合适的牧师来拜访。显然她担心遭到断然拒绝，早就评估过我父亲。也许她的眼睛在这方面比我老道有经验，发现了我错失信仰后流露出的外在迹象。无论怎么说，根据出生收养，我父亲都属于路德教派的人。他在一个长老派成员家庭出生长大，现在仍然像这个教派的人。
“你真是太好了，”他对这个女孩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拿我们给你的那笔微不足道的钱是怎么做这事儿的。”
她茫然不解，露出酒窝笑笑，然后沿着自己的路线向前走去。“你的教堂是——”
父亲告诉了女孩，每个音节都一字一顿地发了出来，同时又征询妈妈和我，“福音教派”是不是正式的说法。
“那会让你的尊敬的牧师——”
“没错。他会过来，不要担心。野马都拦不住他。没有什么比跳出乡下开车上奥尔顿更让他感到开心的事情了。一分钟前，我不是有意想让你感到糊涂，我只是想，就在上星期，在教堂理事会上，我们还说到了你们。我们闹不明白，我们给你们那么点儿钱，你们怎么工作。等我们被喂进炉子，转换成无害的印度教徒，就没有任何事情给你们的人干了，你们这些想在我们自己家后院帮助可怜恶魔的人。”
这位露齿微笑的姑娘在连珠炮般的赞美中不知所措，仍然没有离开自己仅剩的那点路线。“这段时间，”她背诵般地说，“会给你一本小册子，你可能会喜欢读的。”
我父亲用一个类似俯冲的动作从她手中拿过小册子，幅度如此之大，如果需要的话，我都会从窗台上跳下来，用身子拦住他。他必须平静地躺着我才好控制，这样我对他的情况才有把握，“你真是太好了！”他又对这姑娘说。“我不知道你们究竟从哪儿弄来钱印这些东西。”
“我们希望你住院愉快。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你，我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诚心实意。就像我对我儿子大卫刚才说的那样，如果我能照医生说的去做，我就会好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努力按照别人告诉我应该做的去做。这小子刚才跟我说：‘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爸爸，都是新鲜的体验。’”
“那么，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要去拜访别的人。”
“当然不介意，你尽管去好了。生了病的路德教派的人就像一打十分的硬币。你真是个奇妙的女人，去做你的事儿吧。”
她离开后房间好像变了似的。犹如一颗星星，虽然已经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但还在我们的天堂里闪烁着，所以我父亲继续把信仰褪脱到其他东西上。这次探访，在我跟他相处的剩余时间里，他那种单纯的存在状态让我感到非常放心，那种开心的幽默洋溢在我心中，乃至我们离开医院时母亲说了句话反而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刚才让他疲倦了。
“我没注意到，”我说。
“我一直很担心。”她继续说。“他那样一个劲儿地谈论电影。你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那些电影。”我曾提出再住个晚上，这样我就可以再去探访他一次，他说：“不用了，要是那样，你干吗不带你妈妈去看几场电影呢？”我说，与其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开车回家。这好像让他怔了片刻，接着意识到我说的家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有我老婆孩子的地方；虽然当时我已经没有耐心获得他的准许了，但还是意识到了，我很伤心：那一刻，他强忍着恍然大悟，即他都不是自己儿子的世界的中心了，但脸上依旧没有表现出来。强行忍住后，他对我说，我一路赶来看他真是太好了。他还对我说，我是个好儿子，又是个好父亲，他紧紧攥着我的手。我感觉自己会带着他的触摸直接北上了。
我开车把妈妈送回农场，拿上自己的行李在草坪上告辞。那幢小小的砂石房在太阳的余辉中变成了粉红色。草坪上响着羞怯的小溪发出的一连串嘈杂的叮叮声。妈妈站在有一株番红花相伴的“当心狗”的牌子旁边，笑着说：“这很像你出生时的情景。你爸爸冒着暴风雪开着车，开着我们的那辆老福特从惠灵一路赶回来。”那时他在电话公司上班，他彻夜驱车的故事是第一个我在其中充当主角的神话。
到新泽西后黑暗才降临。我从宾夕法尼亚的收费站看到，那个时候的乡村显得如痴如醉——树干下面涂过颜色，树枝上挂着含苞待放的黄褐色，草地像新地毯般长出很多小结，古铜色的太阳斜挂在福吉谷和莱维敦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宾夕法尼亚的大地上感觉如此亲切，可是同样的质地——也许由于稳稳地守着这样确定的信念，认为真就是善——也写在宾夕法尼亚人的脸上。我仿佛觉得，对日落时分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新娘，是交给我们来爱的，婚姻的恐惧与欢乐是我们带给它的一种性质，而不是我们的新娘所特有的。
没有水兵可以帮我往回开九个小时了。新泽西开始笼罩在暮色中，走出这个州时已经完全陷入黑暗。曼哈顿到了它最黄金的时段，八点钟，已是金灿灿的游丝飞溅。剩余的行程，陡峭的上坡路越来越多。梅里特收费站似乎在毫无意义地卖弄着风情。哈特福德下面那段光控路段寸步难行，令人发疯，上面那个把钟头却空旷得令人恐惧。距离越来越近了；发动机复杂而卖力的机械构造，爆炸了般的火花构成的充满星辰的无垠世界需要开着它飞驰，进入我的身体，磨损着我。我不断地停下来喝咖啡，为了那些人脸的虚幻安慰而停下来，每停一次，我那恭候的车子、伙伴、温暖的家和心甘情愿的坐骑，就会对我的压力做出响应。似乎开始出现奇迹了。车子能够从我麻木的脚下加速了；收音机里放出的音乐似乎成了我们努力的牵累。我关了收音机，把时间擦掉。我们翻越过一片空地，星光时断时续地洒落其上，沐浴在一阵单调的风中。我永不停歇地开着车；家具，土地，教堂，女人，这些都是我无邪地梦想的东西。我的车子穿过那几千万年，以一个机械的螺旋分子开始，然后演化成某种柔软、有机的东西，最后有了勇敢的意识。我先是没有了心脏，接着又失去了大脑，最后失去了任何身体的感觉。在这次行程的最后时刻，我不再关心或者感觉或者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去看了，但是，这部小车，虽然它的灵魂，驾驶员已经死去，却仍然保持着平稳向前运动的态势，安全地完成了这趟没有尽头的旅程。在我家后院的上空，星星凝固在原位，邻居家房子的模样呈现出孩子们借助旋转诱导出来的奇观。
现在，每天我们都会做折旧换新的交易，我们不过是在等待电话响起。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以旧换新买来很多部车子。你还没想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发生了。他开着那辆旧车出发，走上那条土路，跟平时没有任何两样，回来时，那辆车已经是新的了，旧的已不复存在，远去了，彻底回归融化到这个物质世界，在那里，它被施以魔法，被肢解，不会收到一个祝福，一个亲吻，一个遗嘱，或者任何告别仪式。在美国我们需要各种仪式，我想，这就是那个水兵所说的，我写作的重点所在。
注释
[1]1909年出生于芝加哥，爵士乐历史上最优秀的单簧管演奏家，在1929至1933年间与众多爵士音乐家合作录制了难以计数的唱片。1985年病逝于纽约。
[2]十六世纪意大利建筑家。
[3]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的小教派，最初发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原来叫守望会，1931年改称耶和华见证会。反对主流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讨厌偶像崇拜，拒绝向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致敬，甚至对美国国旗也不例外，并且拒绝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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