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人本思维与尊重人、依靠人和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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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人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括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还包括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关注不够。实际上,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但从其全部著述的深层理论结构可以揭示出其人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人学,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国内理论界而言,人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我国的人学研究自改革开放起步,直至今天可谓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系统挖掘与建构方面,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兴起

    人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学”概念的提出代表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理念,一种观察、分析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代我国的人学研究,就是力求关注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新的视角、理念和方法。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多讲物质、规律,对人尤其是个人讲得不够。当今人学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

    首先,是哲学史根据。在哲学发展早期,“人”面临两种命运:一是人被淹没在自然、社会及宗教中,显得不独立;二是人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加以肢解,变成支离破碎的人。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把人本身从对自然、社会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其次是把被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这种变化蕴含这样的道理:人在世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本质,哲学既要从外部世界理解人,还要从人的内在方面认识人。由是,人学作为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才真正显示出来。既然如此,当代哲学就应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主要是人学,实际上意味着对哲学与人学的关系做出了两个限定:一是哲学并不是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人学,只是到当代,人学才在哲学中突出出来,所以我们用“当代”二字;二是哲学并不只是研究人而排斥对人以外的其他问题的研究,而是说哲学在当代研究的主题和重心主要是人的问题,研究人离不开外部世界,研究外部世界也要有“人”的眼光和尺度,所以我们用“主题”二字加以限定。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把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看作是人学,并不意味着要抽象地夸大人的地位和作用,而是说当代哲学要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以对人的问题做出具有当代水平的科学理解。其原因在于,人一直是哲学的隐蔽主题,然而随着人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在当代获得全面展现,人本身却又陷入了重重困境,这使得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为哲学探讨的主题,人的问题本身成为贯穿整个当代西方哲学演进的主线就是明证。人学作为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它所注重的既是在学理上全面完整地说清人,更重要的是它力求在提升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锻造核心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支持。

    其次,是科学史根据。近代以来人的各种科学独立发展起来,积累了关于人的丰富的实证知识。但各门科学在开始时并没有完整地研究人,反而使人变得支离破碎。对人的不同侧面加以认识而形成一系列的人的科学,是近代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科学发展到现代呈现出新的趋势,就是研究人的各门科学趋于结合,趋于综合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把人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和反思,必须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基础学说即人学,来把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既克服对人的片面研究的局限,又为一切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再次,是其文化学根据。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只有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存在的人。这两种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带来某种危机,危机的实质就是人性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法,就是重建一种完整的人性,并通过这种重建来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

    最后,是其时代或实践根据。真正的人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当代中国发展究竟提出哪些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深层问题呢?一是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哲学角度讲,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和开发人,为人松绑,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既要求相适应的人格作为它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又对人的发展产生正负影响,其最大的积极影响是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其消极影响是产生一定的人的物化现象。从现实看,当今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在表面上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价值等)的问题。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二是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既要把经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也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文化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提高国民素质,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新人,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为此就必须对“人”作专门、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三是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哲学高度和深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其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它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理论根据;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发挥为实现条件;以代际和谐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关键。发展学家佩鲁指出,如果不从人的更高层次上去理解发展,对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就难免是肤浅的、表面的。

    此外,人力资源开发,实行人本的管理,提高领导干部队伍和国民的素质、思想政治工作等,都要求对“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做”这两大问题作专门深入系统的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内容

    所谓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指专门研究人的科学,是着眼于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完整内容,可以分为人的本体论、人的社会观、人的历史观和人的价值观四个部分。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人的本体论、人的社会观、人的历史观和人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体论,尤其是关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人学思想体系的前提、出发点和根据。其主要包括人的存在形态、人的存在特征、人的本质三方面基本内容。人的存在形态回答“人指什么”的问题,人的存在特征回答“人表现为什么”的问题,人的本质回答“人应是什么”的问题。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中以四种基本形态存在:具有自然本性的自然的人,作为种属的一般形态的人类,作为不同社会类型的特殊形态群体(社会的人),作为人的个别形态的有个性的人。人作为自然的人具有自然本性,在很多方面具有“动物”性。人作为类存在具有类的共同性,即活动的自由自觉性、自由平等性、有机整合性和无限永恒性,这可与动物区别开来。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群体是指由某种共同纽带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人的共同体。人作为群体存在具有共同规范性、共同目的性、群体意识性、频繁互动性、共同活动性以及共同的需要和利益。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把人和人区别开来。个人是人的一种最现实、最直观的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将个人看作是从事活动的、在一定物质条件下能动表现自己的生命和个性的存在物。就人的存在特征而言,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人的四种基本存在,即自然存在、类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进行分析。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肉体需要、能动性、对象性、感性和受动性。人作为类存在的基本内容包括关系的共通性、类意识和自由自觉的生产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与共同性的统一,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内容。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关系。正是以人的这种社会差别性为根据,人们之间才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才进行社会合作和交往,才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个人的个性存在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与类存在相对应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差异性、独一无二性、不可取代性和自我性;二是与个人的社会存在相对应的个人的独特性、独立自主性和自由自觉性等主体性。就人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就是:从事创造性生产劳动,因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实现和确证其自由个性和满足其需要。总之,在逻辑上,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是具有类特性的人,再是处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最后是具有不同个性的人。

    以往的人学忽视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社会关系考察人,所以不够科学。而当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人的社会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便开始注意从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存在或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这就是关于人的社会观。人的社会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学的独特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中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其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人的社会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社会性主要有三层基本含义:合作性、群聚性和集体性,社交性和相互需要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其二,个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个人在现实性上是一种社会存在,个人的社会存在即他的实际生活过程。社会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利益、国家和社会意识等,都是从个人的一定实际生活过程中产生并得到说明的。它们产生之后,便成为个人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的社会形式。只要描绘出这一能动的实际生活过程,个人发展的历史便有规律可循。这样,个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既是前提又是结果,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具有主体性又受社会制约和规定。而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的关系,是贯穿个人社会生活过程的一条中心线索。其三,自由人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蓝图的一种展望。自由人联合体具有如下本质特征:以自由个性为本位;以消灭旧式分工、利己主义的剥削以及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条件;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原则;以达到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一致为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体系中同样居于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整个社会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形成、发展的历史,人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能动历史过程。依据人本身的发展状况,可以把历史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者说三大基本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此作了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39]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个人发展在其历史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历史形式。这就是:依个人发展同社会劳动分工的关系,人的能力发展之本质特征表现为由原始的丰富经畸形发展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依个人发展的社会基础不同,个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由人的依赖关系经物的依赖关系到个人间的联系的全面发展;依个人发展之方式和性质不同,个人发展表现为自我牺牲经利己主义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的问题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还对人的问题进行了价值观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的问题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观,指的是对人进行价值考察而形成的思想观点,包括人的个性观、人权观、自由观等等。对人的个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观的出发点和根据。马克思主义是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规定人的个性概念的:作为个人对外部世界独特的主体倾向性的个性,其内容主要有:个人能力、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积极能动的创造性;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人所具有某种特殊社会特征的个性,大致包括个人特殊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道德精神面貌特征;作为个人在外部世界的个别存在形式的个性,内容主要包括: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独特性、自我性等。在人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问题的提出,有其社会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人权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社会性、阶级性,人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又具有历史性。人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价值、人格和主体地位的价值确证。人权,一般包括普遍性人权、社会性人权和个人性人权。“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人学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的问题的实质所在。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自由是人的一种权利和追求,是人支配外部必然性的能力,是人支配自身并使外部必然性为人服务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自由观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在其完整内容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以下三个核心观点。

    (一)出发点:一切活动要尊重人

    这主要是从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来讲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的历史观的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0]现实的人,总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一定愿望与需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处于特定社会分工与阶级、阶层关系中的人,“需要”“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理解现实的人三个基本要素。

    从现实的人出发,就必须具体分析现实的人为了维持生命所应满足的肉体组织的需要;必须分析他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必须分析他从事的物质生产面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必须分析社会分工状况;必须分析与生产发展相对应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性质、特点、力量状况;必须分析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和对象,才能有效制定好与人有关的一切政策,才能进行好一切与人有益的活动。

    由此,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从现实的人出发,要尊重人,不能只见活动不见人。只有这样,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才有基本遵循。

    (二)事实维度:一切活动要依靠人

    这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讲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依靠人。

    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社会历史过程都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创造的,没有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的一切,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这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唯心史观认为,决定历史、决定人类发展的是某种神秘的客观力量,如“天命”“上帝”等等,而个别英雄人物则是“天命”“上帝”的体现者、化身、在尘世的代表。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实践观点,在深刻批判唯心史观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41]列宁把“历史活动是群众事业”的论点,称之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强调“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42]毛泽东同志也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43]

    我们党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以及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依据与基础,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观点。

    由此,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都要依靠人,只有依靠人,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才会有动力。

    (三)价值维度:一切活动要为了人

    这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来讲的。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基础上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体现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价值关怀。这就要求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为了人。

    由于革命战争时代的影响,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主要强调阶级斗争。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具有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学说,它不仅能够指导人们摧毁一个旧世界,更是一种建设性与发展性的学说,能够指导人们建立一个新世界。在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基础上追求的人的解放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4]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发展不但不影响你、妨碍你的发展,反而会促进你的发展,每个人在发展上是相互促进的。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和谐一致、利益共享的,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5]。这里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自我意志获得自由实现,人的各种需要、能力素质、个性获得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获得和谐发展等。社会关系的和谐能使每个人获得更为充分的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又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动力。自由人联合体与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辅相成,最终要达到这样一种历史效果: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们在发展中相互生成。人的发展与自我实现取决于人的自我奋斗,但是,其实现的程度与可能性却取决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每个人都好像一个中心点,由此向外辐射出无数条人际关系线,而社会则是一个由无数个中心点、关系线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人际关系线与他点相连。这种全息性的交往关系决定了社会关系对于自我实现的积极意义。整个社会关系的全面深入的展现与异化性质的消除,必将促进人的本质的完善与优化。正是在这里,人类历史显示出其最为深厚的伦理底蕴:人的自我生成与相互生成。从观念觉悟层面来说,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要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即超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道德原则,追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金律,生成真正的集体主义观念。每一个人都把他人看成全人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敞开自身、接纳他者、奉献于他者,真正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自觉意识。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亦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因如此,在1894年,当有人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希望恩格斯能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原则,以区别于但丁曾经说过的“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苦”的时候,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所讲的这句话最合适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应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还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诗意的描绘。“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6]在共产主义的视域中,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财富的尺度也必然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正是自由的时间使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自由的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即体力和脑力)能力的机会,因此,劳动就从奴役人的手段转变为解放人的手段,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同样,在这种直接的组织形式中,具有大量自由时间的人已经摆脱了那种强制的分工,虽然客观上仍有职业的区别。在这里,每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设计者,生活变成了个体的自我创造和个体间的相互创造;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每个人都有自由时间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又高度和谐,社会成员肯定具有高度的幸福感,并且是一种普遍的幸福。利益的一致与共享,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普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理想社会的状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

    由此,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都要为了人,只有为了人,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才会有意义。

    四、人本思维

    一切活动要尊重人、依靠人和为了人,意味着要确立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确立人的主体性,又意味着要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人本思维。这种人本思维不同于人本主义。

    在当代中国,要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维,就必须深入反思与批判物本思维和官本思维。也只有在对这两种思维的反思与批判中,我们才能形成对人本思维的深入理解,且更好地将人本思维落实于实践中。

    物本思维过分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创造,见物而不见人。在我们以往的发展中,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较为关注GDP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数量,经济与社会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物本”倾向。这种追求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这种“物本”倾向,这种单纯对财富的追逐,已经导致整个社会(包括企业、政府、民众等)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与扭曲的财富观,使其为了追求资本与财富而不择手段,甚至漠视生命。发展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我们不能为发展而发展,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这些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人更好地发展的手段与方法。所有这些方面只有最终落实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保障与全面自由发展上,才是正当的,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我们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为发展而牺牲人。如果不深入反思物本思维,真正确立人本思维,不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关注公民权益的维护,不将经济建设的成果真正落实在广大民众的需求满足、利益实现以及发展与幸福上,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就会泛滥,经济秩序就会失控,人际关系中最起码的伦理原则就会丧失,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丧失自身的价值宗旨与前进方向。

    官本思维同样是与人本思维深刻对立而应予以反思、批判的。受传统文化和传统体制的影响,在我们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官本位”现象。这种“官本位”反映在思想认识上即官本思维。按照官本思维,当官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为了个人利益。做官不是意味着责任,而是意味着特权。做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它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邓小平同志曾经对官僚主义以及这种官本思维进行过深刻批判。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他批判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47]现阶段,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就是“官本位”的集中体现。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在很大程度上所针对和批判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已久而又没有得到切实有效解决的“官本位”的现象与问题。只有有效消除官本思维,人本思维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官本思维与物本思维的逐步反思与批判中,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开始形成和确立一种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理念的新的思维方式框架:人本思维。人本思维集中地反映、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维方式所发生的框架性转变,也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人的现代化进程。

    (一)注重“阶级性和人性相统一”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57年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间,我们是比较强调阶级性的:人们往往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人和人的关系首要就是阶级关系。于是,我们比较强调从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一切问题(如划阶级成分),也比较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我们并没有放弃而且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同时,我们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又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性,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举措更加人性化。比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制定就使党的奋斗目标走进或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以人为本,反映了人性发展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奋斗目标更加人性化了。同时还强调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政治建设方面,要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推动文化创新。这里,各项工作举措更注重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更加人性化了。

    (二)注重“共赢共生”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比较注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往往强调“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比如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极对立”。在今天,我们既要在统一中看到对立,也要从对立中看到统一。

    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在坚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需要确立“共赢共生”的思维方式。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道路,要求我们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就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第二,社会财富是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相结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把一切积极力量凝聚在我们党的周围,必须放手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为发展不断增添新力量和新活力。第三,我国现代化建设基本上已经走过了“动员期”,各种要素和力量竞相迸发、涌流,现在,我们正进入对这些要素和力量进行调整和凝聚的“整合期”,因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些要素和力量积极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确立其地位。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就会增强我们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解决得不好,这些要素和力量就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确立“共赢共生”的思维方式:尊重和实现共同利益,注重共同、平等、和谐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是要求我们从“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一思维方式,更加明确、集中地强调“共赢共生”,也就是注重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注重互利合作,注重和谐相处,注重共同、协调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调动”(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一个确立”(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个促进”(促进区域经济主要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两让”(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四个都要”(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等观念,都充分体现了“共赢共生”的思维方式。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要树立和落实共享发展,也体现了“共赢共生”的思维方式。

    (三)注重“后天作为”

    过去,我们比较注重从历史必然性出发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存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掌权的必然性,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重历史必然而轻后天努力或作为。这种论证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必须坚持!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在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力决定地位的时代,在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需要日益增长且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仅仅满足于这种论证就显得不够了,还必须进一步从“后天作为”和“发展实力”即生成论的角度,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存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必然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观点,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在当今中国,在坚持注重“猫”的颜色的前提下,还要注重“猫”的功能;只有在“三个有利于”方面有所作为,才能不断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的地位;要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通过今天的发展,为其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这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地位是靠后天作为和发展实力来生成和确立的,而不是先天给定的。这实际上是从“后天作为”和“发展实力”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必然性。实践表明,正是由于我们根据“三个有利于”来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式,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后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贯穿了这一思维逻辑。这一逻辑归结为一点: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多次代表大会报告都突出与强调党的执政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在自己的现实努力奋斗和有所作为中完善自己、巩固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和确立自己。至此,生成论思维便真正确立起来了。

    (四)注重“以人民为中心”

    在我国1957—1977年这20年间,出现过以下两种倾向:要么见物不见人,即在社会生活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强调必然性、规律性和因果决定论的绝对性,而不大谈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要么谈“人”色变,把“人”的问题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其结果就是既抑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也阻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致命危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文化遗毒的消极影响使人们不够重视人的个性及其价值;“官本位”的社会运作机制使个人的发展问题得不到应有关注;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忽视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规律,忽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潜能、能力和个性,也没有把个人的平等和全面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们往往注重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的生存问题掩盖了“生存之后”的人的发展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思维逐步确立起来。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显现,不仅要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靠人的全面发展,认识到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提出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也提出了人的现代化是关键以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知识经济日益向我们逼近,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人的素质和人才的竞争,由此,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也将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历史越往后发展,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真正确立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人才作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因为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日益突出的问题就是,必须解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之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也要解决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此外,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人才培育也是关键。

    正是基于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要求,我们党明确提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思想。这里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独立人格、能力差异、创造个性和权利)、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强调要理解人、尊重人和塑造人,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注重“以民为本”

    中国共产党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而开始执政的,也是在“时空压缩”背景中追求赶超战略的。由此,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权对资源、社会力量的动员、组织和配置,国家的基本工业构架,特别是国防工业和国家战略防卫能力的奠基,也成为最初我国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往往首先集中于“强国”这一目标,而“民生民富”的目标相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就出现了“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的现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思想认识的片面性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惯性,使奠定工业化道路时期形成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被长期固定下来,而民生民富的目标却被置于次要地位。长此以往,就出现了国家实力增强而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的畸形发展现象,卫星上天了,而人民生活水平却提高缓慢,其代价不可忽视。

    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认识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离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受人民冷落的、进而失去人民信赖和拥护的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是缺乏凝聚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实现发展理念、发展观、发展思想、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的转换,也就是把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结合、统一起来,在继续强国的同时,也要把发展重点转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上来,使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民本”意识逐渐确立起来。从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同志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念,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地表明党的执政目的是为了人民。这一走向,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看作人民幸福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把人民幸福看作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落脚点和目的,强调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幸福之梦,更是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五、领导工作方法

    人学理论和人本思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自觉运用人学理论和人本思维来解决问题、做好工作。

    (一)坚持人本理念,用“人”的眼光观察问题

    人学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也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人学所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所提供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主要就是对人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就是把人视为各项活动的主体,就是一切工作要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利,就是一切工作都要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这种理念和思维方法对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是直接相关的,也是有利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看作本部门的第一资源,且在工作过程中力求做到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这应是一个总的工作方法。

    (二)确立能绩本位理念,解决发展活力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健全完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价值观念。当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它不同于奴隶社会的“血统本位”价值观,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权力本位”价值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金钱本位”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确立“能绩本位”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我们正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市场经济就是能力经济,市场竞争就是能力竞争;我们建立的现代经济体系及其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营造一个使人的创新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和氛围;我们确立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各尽所能的激励机制;股份制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合理的利益驱动和追求资本增值的冲动促使人发挥其创造能力;非公有制企业营造的也是一个使人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王国;就业难的“残酷”现实启示人们,要转变观念,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能等靠要,要学会自立,而自立则主要靠其能力,人必须充分发挥其能力才有立足之地,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我们现在建立的民主政治,其实质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为贤能之士脱颖而出提供条件,就是消除权力、“人情关系”、门第的影响;现在进行的用人制度改革,实质上也是在政治过硬的前提下,鼓励人充分发挥其才能;素质教育,就是避免高分低能,培养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质上是倡导人们各显其能。当今社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力量正在逐渐向自主创新能力转移这一趋势,要求我们把“能绩本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文化理念。能绩本位的实质,就是政治要过硬、本领要高强。

    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智能经济时代,确立“能绩本位”理念更凸显其重要意义。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观之,从哲学角度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生产赖以支撑的战略性资源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在农业经济时代,战略资源主要是人口与土地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战略资源主要是原材料、能源等物质资源;而在市场经济发展至智能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战略资源则是高素质、高技能并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从一个方面来讲,21世纪是智能经济时代,是知识社会。这样的社会在本质上要求确立“能绩本位”的价值观。智能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进一步说,它是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本的时代,智能经济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力社会。

    以能绩为本位,要求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一切活动与一切关系应首先指向人的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当“能绩本位”价值观与当前社会一些价值取向,比如“关系”“人情”“金钱”“资历”“权位”“出身”等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就应以“能绩”作为裁决的准绳,以“能绩本位”价值观为主导来统摄其他价值观。换言之,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体系中,“能绩本位”具有基石和定向作用。

    我国多年人学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紧跟智能经济发展的步伐,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人的要求,切实践行“能绩本位”理念,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由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制定和实施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方面下功夫,发现、培育和使用好人才。

    (三)制度安排要体现对人的关怀

    传统陈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制度创新。任何一种制度创新都有一个价值导向问题。我国人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分配制度创新和干部人事制度创新的价值导向,应是积极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能体现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在指导意识上必须清醒而明确地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以及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关注贯彻到制度创新的各个环节中去,使制度建设有利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四)文化建设要落实到人的建设上

    从人学视野来看,文化就其本质来讲有三种基本含义: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又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人格和个性的培育过程。这里,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就是对人的作用,即“化人”的本质是人化。就是说,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它对人的影响是根本和长远的,文化的实质是塑造人格,改造和丰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因而,文化建设关乎人的素质和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应落实到提高人的素质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上来。那种离开提高人的素质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建设,大多会流于形式。

    由此,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本部门、本单位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既要注重文化的产业化,更要注重文化的人化,紧紧抓住提高人的素质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文化建设。

    (五)在组织中实施人本的柔性管理

    每个领导都是某一单位或组织的领导,并在组织中实施管理。组织管理工作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组织和人的发展;况且,任何方针政策都要通过组织来落实贯彻,组织管理会影响到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所以,领导应高度重视组织管理。根据我国人学研究的成果,领导干部应把组织积极建成一种人本化组织,实施人本的柔性管理。柔性管理,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它在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的方式,依靠人性解放、权利平等、民主管理,在组织成员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认同、共识,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柔性管理要求管理者进行换位思考,具有同理心,消除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大力营造充满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尊重下属的人格和尊严,做到真诚相待、交流沟通、理解信任,切实关注与增进下属的福利与发展,激发成员的参与意识,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与机会,在完成组织工作的同时实现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真可谓:既要层层传导压力,也要层层传导关爱。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士光敏夫在《企业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明确指出,今后的管理者,将是提出希望的人而不是命令者,是提供帮助的人而不是统治者,是具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批评者。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在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尊重被管理者的独立人格,必须尊重他们的自尊心,也要敬重他们所代表的传统。赵凡禹与沈海霞在《领导六艺大全集》中提出,领导对员工的尊重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尊重员工的人格。任何人都有被尊重的需要。员工人格一旦受到尊重,往往会产生比金钱激励大得多的激励效果。让员工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自然能够提高其行动的效率。第二个层次是尊重员工的意见。员工参与程度越深,其积极性就越高。在某些企业管理中,让员工自己做出承诺并尊重这种承诺的机会少,其直接后果就是:员工对组织提出的宏伟目标没有亲和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理者豪言壮语,员工置若罔闻。尊重员工的意见,就是要让员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充分发挥参与式管理的作用,且利用团队建设,实现团队的沟通与互动,提高组织效率。第三个层次是尊重员工的发展需要。员工在工作中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金钱,同时还在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以满足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如此。在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计划,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意识地确定目标并努力追求目标的实现。企业应该了解员工的职业计划,并通过相应的人力资源政策,帮助员工完成自己的职业计划,使之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对员工职业计划的管理过程称为职业管理,它应该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职业援助计划,通过员工职业目标上的努力,谋求企业的持续发展。它需要帮助员工完成自我定位,帮助员工克服在完成职业目标过程中遇到的挫折,鼓励员工将个人职业目标同企业目标统一起来。[148]

    事实证明,实行柔性管理,对组织成员给予关心、爱护、尊重、信任、平等,对组织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比如,对一个企业来说,对员工的信任与尊重,会换来他们对企业的责任感,极大地推动企业的发展。“给予就会被给予,剥夺就会被剥夺。信任就会被信任,怀疑就会被怀疑。爱就会被爱,恨就会被恨”,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互惠关系定律。这种互惠关系定律可概括为“人与牛”的辩证法:当组织把其成员仅仅当牛来使用的时候,只让他拉车,不让他吃草,他就开始发牢骚了,他说“我是人,我不是牛”,他就会磨洋工,不好好干,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蛋糕做不大,效率出不来。换一种思路,当领导把下属当人看,尊重他、关心他、爱护他,那么,人心都是肉长的,下属就会认为,他的组织对他这么关怀,他就要好好回报!怎么回报呢?他就会埋头拉车,发扬黄牛精神。你看,当你把他仅仅当牛使的时候,他偏要做人;而当你把他当人看的时候,他甘愿做牛!这就是“人与牛”的辩证法。领导者尊重人,下属的黄牛精神就出来了。

    典型案例

    基于以人为本所要求的尊重人、依靠人和为了人来对待改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人本思维的典型案例。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聚焦到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落实到思维方式与实践上,就是一切要尊重人、依靠人和为了人。把一切要尊重人、依靠人和为了人与改革联系起来,那就是改革只有尊重人才有基本遵循,改革只有依靠人才有动力,改革只有为了人才有意义。

    尊重人,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我们所要进行的全面改革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政治原则,管政治方向,应当永远坚持!同时,还应坚持“尊重人”这一基本原则。尊重人,包括尊重人的基本需要,尊重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尊重人和人之间所应具有的平等与和谐的关系,尊重人的创造个性。改革,说到底,是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围绕“人”的需要、能力、关系和个性而进行的。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着重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或温饱)与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两个重要问题。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样是为了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今天我们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尊重人的集中体现。

    依靠人,会使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主体是什么样的,改革往往就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攻坚克难的改革,是深水攻坚的改革,是“涉险滩”的改革,是需要以“壮士断腕”精神和“敢于担当”精神进行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要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要破解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难题和问题。要顺利推进这样的改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共识与合力,积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智慧,把广大人民群众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只有这样的改革,才会生成出源源不断的动力。否则,改革是难以推进和深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也难以完成。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出巨大的创造能量与活力。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49]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面对着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只靠党和政府不行,特别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社会基层,对很多问题了解得更直接、更透彻,也往往会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进社会创新活力,就是改革要依靠人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为了人,会使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意义。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讲,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改革就是为了人,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从基本目标来讲,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从最终意义来讲,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的改革背离“人”,甚至伤害人、牺牲人,或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它是根本难以推进的,甚至会遭到人民群众反对。比如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改革,使一部分人的发展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改革,分配不公的“不好的改革”,用陈旧落后思维所开展的改革等,都不具有积极意义,最终会使人远离甚至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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