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音乐厅足有四百多个平方米，偌大的厅靠江边也即东面是南方建筑上不常见的落地破璃。人们边饮咖啡边可以浏览万舸争流，浪遏飞舟的湘江美景；地毯是土耳其的，厚实而松软，图案流畅古朴；几袭紫红的帷幔等距离隔着将东面透进玻璃的光线均一分摊；四壁有很专业的消音处理；音乐听起来像自四方奔来，显得悠扬深远，人则被紧紧地褒在里面，浑身每个细胞都浸淫在美的韵律里，确实使人放松、飘逸，是一个谈商言情的好场所。
李达、成哲拣了个靠窗又能见门口的位置。要了两杯不加牛奶不加糖的纯咖啡。正说着，门口听见音乐厅值班经理的声音，”朱总经理好！”
一位身高一米八著白色短袖衬衣与青黑色裤，面带微笑的英俊青年人正往这边走来。李达站起身，“朱总，你的事业是越来越红火啊。”
“哪里，全靠朋友们帮助。”朱总已伸手过来与李达握手。成哲站起身来。
“这位是咱们湘岳市著名企业家、文化人、民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朱立国先生。”李达介绍道。
成哲平和地伸手过去握手道：“我在北京时，就听说老家有个民肯公司，关心改革大业，宏扬中西优秀文化，创办实体很不简单”。
“这位是我北京的朋友自由撰稿人李成哲先生，”李达介绍道。成哲双手递过一张精致的名片。李成哲一向身备两套名片。
朱总接过名片，“自由撰稿人，在西方是门很令人向往又自由又有品位的工作，人家美国总统都待为座上宾，真稀客。”接着，朱总双手递过去一张名片。侍者不待招呼，已给朱总端上一杯牛奶咖啡。朱总招呼大家坐下。
朱总原来是湘湖大学中国古典哲学的本科生，美国哈佛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又在The Acade my of World Harmony获博士学位，在国外八年，去法国Lyon（里昂）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是学贯中西的学问家。不愿久居国外，回老家从事文化、娱乐事业二年刚初具规模。据他本人讲，他的家谱显示，他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后裔。
“朱总为什么将文化与娱乐搁一快发展呢？”
成哲饶有兴趣地问，“在国内，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有着非常意义。”
“哦？什么意义？”朱总微笑着问。
“国务院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份颂布了一项鼓励民间社团办登记的文件公告后，为迎接加WTO，充分调动民间智力参予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后又发文件鼓励民间搞科研，办研究所。这种宽松的环境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性。
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应是一个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烈焰烧成荒园，给国人留下了巨烈地精神创痛，与有目共睹的文化萎缩，自拔乱反正后，不再是皇帝的新衣。
现在中央提出与时俱进的号召，其实，也就给文艺界、民间提供了开拓创新的空间。”
成哲目视着朱立国，一脸诚恳。
“你说的不错，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不可能单方面靠一个或几个政党获取成功。
小平同志不是说，改革就是和平环境下的社会革命，是需要全社会来参予的。
否则，寄希望于政府力量，那么也就不需要改革了。
因为，首先改革的是社会管理体制，打破一种始终正确的神话。
实事求是精神，不只是一个党的精髓，作为一种品质，它贯穿西方理性科学与追求真与善的所有人的思维文化、心理。
咱们湖湘学派自魏源、曾文正公起，着重强调经世致用，即含有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
朱立国说话挺富有领导风格，措辞知轻重缓慢，脸上绝没有庸俗官吏的皮笑肉不笑或政治家们的模具表情，充满着学者型企业家的儒雅、正派气质。
“任何一种力量都在波动中。一旦制度机制上造成效益低下，消耗过大，同时就消减了自己的力量，而相联系的另一种力量就会崛起。彼此关系处理得好，那么就会互补共进；如果一味地以二维思维而施以棍子，那么社会就永无宁日，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近代历史尤为深刻地告诉了我们。我想，我们国家的改革是非常理智的，既不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体克’疗法，更不是在表层的旧理论框架里做文章，而是敢于开拓创新，将市场经济引入到社会主义中来，这于我们这个饱受列强侵略屈辱的民族健康发展，以防覆辙是有经典意义的。”
成哲语意清晰，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主流的语气，努力表达着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有大刀阔虎的气魄与大无畏的气概去实施！”
他想起了当今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的总理朱镕基那段感人至深的讲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起了总理在京城泪洒商鞅的情景。
改革的大船在一倾无垠的汪洋大海上颠扑前行，稍有不意，就可能船翻身亡。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力行改革的政治家都难有好的结果，商殃最终的下场是“车裂”。
传统僵化的利益一旦被触动，他们的力量就会像应激虫一样，马上作出反应。
他们不是从公民长远利益，从国家大局、民族前途及人类进步出发，而是从改制后，个人马上会失去的眼前利益出发，凭藉各种利害关系结成一股社会力量，为了其一伙或集团的利益，对改革设置阻碍。
他们不知道，改革是需要全民尤其是那些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付出代价牺牲一定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为基本理念的，经得住改革低潮的人，最终才能享受改革带给个人丰硕的成果，享受国力增强的民族自豪感。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仅仅是传统积习，难道连事物孰优孰劣简单比较也不会？
朱立国算是对刚谋面的成哲有了肯定的认识。“在西方社会，政府是鼓励民营、私有经济发展的，他们非常明确地在宪法里面保护推崇个人利益，这已经是一种思维定势，它并不妨碍西方人的爱国情感；而有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传统，把一切奉献出去，盲目讲究某种精神至上藐视物质这种带有机械唯心主义的作风，忘了国家富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也就是藏富于民。
事实是，财富集中在管理阶层，理论上应花在国民身上，但由于制度设计亲信道德力量，而偏弃法治，致使道德意志普遍软化的管理阶层对国有财富进行无情地任意吞噬，不是从社会层面上的权力制约，也就导致本身的监督行为沦丧为一种形式、一种过场、一种摆设。
如此，也就给了民间一些投机分子与权势者的不法勾当。有位富翁在一次企业改制研讨会上作总结时，兜售当前社会转型期间投资致富的最佳捷径，那就是行贿，迎来了悦耳的掌声。
据说中国有100万个100万富翁，如果每位都向这位仁兄看齐，那将取得闪电式的胜果，征服共和国。于是乎，人们又祭起‘包青天’这种文化传统固有的法宝，乃至海瑞、铜牙铁嘴纪晓岚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风靡全国。然而，似乎不能深入人心唤醒人们的内心力挽乾坤。”
朱立国啐了一口咖啡略一沉思继续道：“在中国这场旷世的改革转型中，我们不可以打击个人利益的正当合理追求，而是应该扶植、疏导，使之与集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人类利益能够多元平衡，实现共赢；决不能盲目推崇西方不惜损人利己的逻辑与价值，陷入恶性自由竞争里面，那是人类走向整体自杀的旧文明模式。
合乎道德法律的个人利益追求一般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暗箱操作等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
破坏公正公平，置党纪国法不顾的往往是人们迷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偏执思维与价值认知，而不知利人利己的均衡发展。
他们在集权时得利，在发展个人利益，放开改革搞活时也依旧得利，最后导致全社会的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市场产出与消费失衡爆发经济危机，改变这种局面就是改革的一大目标。
所以，在我们社会，是如何让腐败最小最少最弱化，我们的着力点就是早日越过这种徘徊犹豫不前状态，将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法则全面运用于生活事业当中，继承尧舜禹那种实现朝野利益互补统一的制度道统，让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企业家与劳工等都处于互补的良性循环的格局，这样的经济腾飞就能摆脱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树立自己文明复兴在世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价值的世界标准，领导人类文明转型。”
李达在旁静静地听着，一边猛吸着烟。他沉入国企这些年，内心确实有许多疑问，就像朱立国与成哲两人探讨的话题一样。诸如暗箱操作流失的不仅是部分国有资产，更甚是这个社会赖以有序存在的基础：公正与公平。
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与公平，一旦有限的资源与利润被少数人分割了，你能担保不出现下岗工人、农民起来……
这不堪设想。李达对一九九七年某市的农民请愿还记忆犹新。好在中央、国务院以怀柔政策解决了，不然，悲剧重演，那之于这个民族肯定是场劫难。
李达抬腕看了一下时间，正是七点半吃饭时分。窗外，如织的灯火已在昏黄的天幕下把湘岳市装扮成半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少女，一种朦胧的美在这个城市上空冉冉升起升起……
“今天承蒙李先生美意，有幸认识北京的新朋友，我请两位赏脸到公司营业餐厅吃个晚饭。既来之则安之嘛，如另无急事，今晚可否在民肯酒吧坐坐，那里可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咯，特别是文人骚客。
酒吧经常有社会贤达人士承租办些文化沙龙，很有创意的。当年，卢梭这样的思想家就得益于法国流行的贵族沙龙，那是很富培植力有丰富养料的蕴床，对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有神奇的催化作用。”
朱总站起身，右手有点夸张在胸前方平挥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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