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

    那年我刚考上大学，在一个陌生城市为异客。校园里多的是和我一般的孤独人，就相互认老乡，老乡见老乡分外亲热。于是就有了一堆大三、大四的老乡朋友，他们个顶个是玩家。于是也在没课的时候，跟他们呼天啸地去疯。

    天渐渐冷的时候，没什么节目，就都挤到琴那里去。琴上大四，在外租的民房，离校不远。不知琴嘴甜还是房东不错，竟给她配置了憋气炉。我们围着炉火，天马行空地乱侃，带点红袖添炉夜话的罗曼蒂克气氛。

    那天，外面的世界正忙碌着下雪，屋子里却很温馨，呱都拉遍了。狼提议：“咱们换个话题吧？每人讲一件自己做过的坏事儿。”

    狼，当然是绰号，因此君整天把齐秦的《狼》不离口，猛不丁就吼一嗓子：“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大伙儿就送他“狼”之雅号。有时说他像黄鹂鸣翠柳，那是调侃他。

    这时他颇来劲儿：“大家说大家说嗬，自古至今哪个英雄人物没做过坏事儿呢？再说咱这也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一屋小年轻人表示赞成。确实，互相说说自个儿做的坏事儿，倒有份勾结在一起的亲密意味。先从东道主琴轮起。琴讲自己的第一次偷书，很惊心动魄，很深刻，还有一丝丝洋洋自得。

    看来无论好事坏事，一旦成为历史，回忆起来都有份雾里看花的美。

    没等我回过味来，就轮到我了，我就坐在琴的旁边。我觉得没啥可拉，从小听话听到大。于是挖空心思地想。

    “上中学时，敲了老爸一竹杠，说买复习书，其实买了块飘飘的丝巾。”

    “这不算坏事。”

    没过关，我只好继续到思想深处挖掘，憋了半天，又想起一件事：“对了，我小时候偷过妈妈一块钱。”

    “案发了吗？”

    “嗯，挨了一顿。”

    “不行不行，偷自己家钱不算，那是你家对你管得太紧了。”

    “就这些了。”我为难地瞧诸位。

    “算了，饶了她吧，她太小才经历了多点事儿？”狼说。

    知道他本意为我解围，可就有点恼，分明看不起人嘛！却又想不起什么坏事儿，只好悻悻地坐下。

    轮到狼，他讲的是他有一次在火车上逃票的事。

    “这算什么坏事？”我报复。

    “不算坏事，你小不点就没经历过。”

    恨他叫我小不点。我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敢逃票。”

    “你？”

    “嗯，这次寒假回家我就敢不买票。”

    “打赌？”

    “赌就赌，输了请客买牛肉干。”我已不能步步为营。

    很快寒假到了，老乡都结伴走，狼心真黑，为让我孤立，给每人买了票，独给我买了张站台票。我有些打怵，但逼上梁山，只好装洒脱的样儿顺人流缓缓地滑向检票口。

    检我票时，我心虚地说：“送人的。”

    检票员木无表情地在票上咔嚓一剪子，打了个洞，放行。

    进了站，抢了座，坐好，很快车出发了。我的逃票生涯开始了。

    取得第一步胜利，我嘘了口气。

    转头看见狼眼里溅着笑意，狠狠地瞪了他两眼。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把整个头都缩在大衣里，透过厚厚的双层玻璃看窗外光秃秃的田野，耳朵却警惕地竖着，听车厢里的风吹草动。

    狼一伙吆吆喝喝说打“够级”（流行在山东的一种扑克游戏）。我心不在焉地参加，玩了两盘输了两盘，不打了。

    狼说：“感觉不美妙啦？五斤牛肉干。”

    我嘴硬：“谁输还不一定呢。”

    狼坏透了地笑：“好，不哭就好。”

    我不理他，继续看外面光秃秃的田野。忽然，双层玻璃窗上映出一列车员的身影，径自向我走来。我心跳加剧，猛转身。

    他手里拿着扫帚，原来是打扫卫生的。

    虚惊一场。我有丝后悔：干嘛打这赌弄得自己紧张兮兮呢？

    挨到中午，车厢里传来喇叭声。仔细地听，竟是让旅客们准备好车票，以备检查。

    查票？我傻眼：上车时怎没想到这？

    “没事，那次我是藏在厕所里逃过查票的。”狼仍笑嘻嘻地说风凉话。为牛肉干这样，真白认老乡了。

    补票已经来不及了，我坐不住了。几位女老乡也替我着急，说狼真不是东西怎出这馊点子。

    说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有么用？我开始胡思乱想，大脑急转镜头：查我的票。票呢？女大学生逃票？跟我上列车室去！罚钱；告诉校领导；人人都嘲笑我。

    列车员已慢慢地查过来，我别无选择，任人宰割。

    “票呢？”查我的票。

    “我——”

    “女大学生逃票？”

    我一下子无意识了。

    忽然，从旁边伸来一手：“票在我这儿。”救星！我感激地抬头，竟是狼！他手掌里摊着一张票。

    “你的呢？”列车员不放松。

    “在这儿。”狼变戏法般又掏出一张票。

    列车员狐疑地看我们，没发现破绽，查前面去了。

    “怎么回事？”女生们七嘴八舌。

    “我上车就给她补了票，这事男生都知道，怕你们女生透风，没告诉你们。”狼又对我说：“记住，不要轻易做坏事，你不是伟人。”

    男生们哈哈大笑起来，我这才想哭。

    （原载1994年第8期《文友》）

    棉猴

    母亲牵我的手，来到百货商店，截了一块涤卡布，她要给父亲做件中山装。截完，仍在一卷又一卷的蓝灰中留恋。我在旁边，扭着身子。母亲说也要给我扯块布，做件棉猴呢。我一进店，就瞧上一块厚实的条绒布，墨水蓝的底子上，摇曳开着一朵又一朵娇嫩小黄花儿。我不敢向母亲要，我已经上三年级，能看懂纸片上的价格。我家里并不富裕，父亲是家中老大，在农村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父亲一半的工资都要寄回老家，哪有闲钱讲吃讲穿？我只有再三瞄，企图让母亲主动发现我的心思，终于母亲叹口气，指着蓝底黄花布，朝戴着套袖的售货员点点头。售货员便利索地拿着一根姜黄色木尺，一尺一尺量过，用剪子在布上剪一小口子，双手扯住用力一撕，我的心随着“哧啦”一声美上了天。

    母亲夹着两块布，走在我右侧，蓝底黄花布时不时从母亲的胳肢窝里羞涩地探出脸面，冲我笑笑，又倏地缩回去，撩拨得我脸儿通红。

    在楼梯，遇见我的好朋友卫红和陈丽，她俩拽着一根长长的松紧带。

    我大声地说：不，我要做功课哩。

    我迅速跑回家，板板正正坐在桌前摊开课本。楼下，因为我的缺席，卫红和陈丽只好把松紧带拴在一棵树上跳皮筋。我一探头，就能看见她俩又蹦又跳的欢劲。按我以前，早孙猴子一个筋斗云窜出去了。可那天，我稳如泰山。母亲都给我做那么贵的棉猴了，我怎么能再出去疯耍呢？

    要说母亲是我们院里最巧的女人，针线茶饭样样拿得上台面。我们衣裳坏了，母亲总是精心找块颜色相近的补丁打上，不像陈丽妈，任意找块布，远看像贴了片狗皮膏药似的。不过有一回，我去父亲单位，却见父亲垂首站立在狗皮膏药的陈丽爸旁边，像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

    扯远了，还是说我的棉猴。在母亲针起针落中，我的棉猴慢慢有了俏模样。一天，我趁母亲没在家，跑到她卧室看我的棉猴。她静静地躺桌子上，身子已经缝好，两只胳膊也已缝好，只是没连在一起。我忍不住穿上，一时舍不得脱，就穿着写作业，不小心，一滴墨水滴到棉猴下摆，紧赶慢赶去擦，一朵黄花上还是留了一坨蓝，像长了斑，不注意，发现不了，可我还是很懊恼。

    我终于还是没忍住，把我即将拥有一件全世界上最好看的棉猴的秘密分享给卫红和陈丽她俩皮筋也不跳了，一起上我家看我的棉猴，两人呼吸都短促了。我大大方方地让她们试穿。陈丽穿上就不脱了，我催促她，行了吧，卫红还要试呢。

    我的棉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母亲突然变得忙碌起来。

    有天我放学回家，听见父亲和母亲在低低地交谈。父亲说，陈科长张了一回口，我怎么能拒绝？母亲说，闺女那里怎么办？父亲叹口气说，做两件吧。母亲说，哪有那么多钱？父亲说，我的先退了。

    又一天，我回家好半天，母亲才从外面回来，把一个包裹匆匆地锁进柜子。那之后，母亲每天坐在卧室里缝着什么，到做饭的点儿，把手里的东西窝成一团，又锁进柜子里。

    她到底在忙什么呢？梧桐树叶子都被溜溜的小北风刮上天了，她闺女的棉猴身子和袖子仍旧分着家。

    好像过了一辈子似的，终于母亲捏着棉猴的两个肩，让我试试。

    我穿着问父亲，好看吗？父亲说，好看好看，然后夹着一个包裹出去了。

    第二天我就美美地穿着棉猴上学。在楼下，遇见陈丽，我傻了眼，她竟然也穿了一件蓝底黄花棉猴。

    我冲上去质问，你怎么也有？

    陈丽理直气壮地说，地球那么大，兴你有不兴我有吗？

    我扯着陈丽的棉猴，她棉猴下摆的一朵黄花上，有一坨蓝，像长了斑。

    这桩事简直像马良的画笔一样稀奇，我顾不上和陈丽理论，扭头就往家跑。

    父亲和母亲对望一眼。母亲胸有成竹地说，怎么这么巧？

    父亲摸摸我的头鹦鹉学舌地说，对呀，怎么这么巧？

    他俩兴奋得像做了一件瞒天过海的大事似的。

    哄谁呢？我剜一眼父亲身上的旧衣裳，没有哭闹，没有追问，只是心里，像偷吃甜桃的人，吃了枚青杏，涌上一股酸楚的味道。

    （原载2014年第4期《小小说出版》）

    十年

    我在我的画展前，被一个嘴唇上长一圈淡淡胡须的小青年揍了。

    其实我站在主席台向来宾致欢迎词时，就注意到他。年龄不大，穿一身劣质西装，还很正式地打条红领带。他的目光让我不安。我致了三分钟的词，他盯了我三分钟，像蚂蟥那样死盯。我想我素日与人无冤无仇，从小到大，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这么一想，就释然，觉得自己神经过敏了。

    画展圆满结束。我和朋友站在我的巨幅照片前合影，留念。他又出现了。

    画家，你还记得我吗？

    抱歉，看着面熟。我客气地寒暄。

    青年一拳掏过来，我猝不及防倒在地，一颗牙掉了。后面我的巨幅照片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

    他理所当然被保安扭到保卫室。

    下面是保卫科长和小青年的对话。

    年龄？

    20。

    职业？

    无业。

    为什么打人？

    青年沮丧地蹲地上，西服的口袋在刚才的扭打中，撕破半边，很狼狈地卷着。他抬起头，目光空洞地看着上空说，我从早上就来了，足足徜徉一天，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你的每幅画，我都认真揣摩，我承认，绘画不仅靠勤奋就能成功，还要有天分。

    保卫科长厉声说：别说不中用的，交代为什么打人？

    我用眼神制止保卫科长。

    青年继续说，我从十岁开始学画，足足学了十年。那时我家里虽说没有多少钱，我爸开出租，我妈在超市，一家人欢欢乐乐很幸福。可自从我学起美术，颜料，纸张，拜师学艺……硬硬把我家折腾穷了。本来有一年，我爸都把买房子的首付交了，又被我妈到售楼处要了回来。我妈对我爸说，房子重要，还是儿子的前途重要？

    我妈一直认为我在绘画方面很有天分，直到半年前，她毅然辞掉超市的工作，应聘到一个著名的画家家里当保姆。她那么做的目的，是想让画家收我为徒弟。我妈果然把画家感动了，他让我妈把我的画拿给他看。看完，画家说，这个孩子在美术界不会有大出息，建议他改行吧。

    这句话无异于晴天霹雳。我妈问，为什么？画家说，绘画不仅靠勤奋就能成功，还要有天分。

    我妈不知怎么走回家的。看着出租屋里的桌上地上，到处都是我的习作，而我还在卖力地画着，她号啕大哭，边哭边说，怎么可能？林中泉曾经说你很有天分啊！

    林中泉是我的名字。我在旁听得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青年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又说，你还记得十年前的邻居吗？那时你和你父母住在一起，我妈常领着我去你家玩，我有次用你的画笔，信手涂鸦，你摸着我的头说，这么有天分，不学画画，可惜了。因为你无意中的这句话，我妈第二天就给我报了美术班，从此我没有了童年，对着一个可恶的石膏，一画就是一天……

    青年痛苦地抱着头，我忽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特别讨厌邻居家的小孩，那小孩精力充沛，天天像沂河的小草鱼一样满楼乱窜，还喜欢来我家翻这动那，一不留意就在我的宣纸上乱写乱画。有一天，我灵机一动摸着他的头说，这么有天分，不学画画，可惜了。

    果然，楼道里从此不再见他大呼小叫的身影，他每天耷拉着脑袋，背着画夹，被他妈带着去美术班。我从此耳根清净。

    青年若知道当年的真相，恐怕我掉的就不止一颗牙了。

    我很内疚，我说，你有随身携带的画吗？

    青年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幅画，刚才激烈的扭斗，他的包都完好无损，可见他很珍视他的画作。我看完，却连句鼓励的话都说不出口，他的画，徒有技术，而无灵魂，就像一盘五彩缤纷的菜，看着不错，其实毫无营养。

    青年再一次面如死灰。

    保卫科长问我怎么处置他？

    我挥挥手。

    青年走了，拖着长长的影子，人和影子走得都有些踉跄。

    我擦擦嘴角的血迹，只想抓紧回家。

    我女儿三岁了。我妻子是个音乐家。有一天女儿随着我妻子的音乐，哼哼几句，我妻子就觉得她是个音乐天才，从此每天把她抱到凳子上，练琴，不练足六个小时，不准吃饭睡觉。

    我只想给妻子讲讲这个青年的故事。

    （原载2015年第3期《小小说大世界》）

    往事叩门

    世事苍茫，渐行渐远，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如过眼烟云，不留踪影，唯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却让我至今思之仍内疚不已……

    那年我上四年级，我们的学校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颇幽静。照说我应该用功才是，但偏偏我们的学校和电影院隔一条街，上学放学都要路过，那贴在橱窗里花花绿绿的海报时不时地诱惑着我们，便常有意志不坚定的学生逃课去看电影，而我只能眼巴巴地暗中羡慕他们，我的父母是没有闲钱让我做这种奢侈事儿的。一张电影票顶全家一天的伙食费呢。

    学校仿佛知道我的心思，常常包场。只有那时，父母才踟蹰而又无奈地给钱。那次，学校组织看《飞来的仙鹤》时，我忽然发现电影院门口那个检票员很面熟，像极了我们班的王美玲。就回头瞅美玲，见她低着头冲检票员嘟囔句什么，红着脸进了影院。

    看完电影。我叫住美玲：“那个检票员是谁？”

    “我爸。”她还不好意思。

    “什么？你爸是检票员？”我惊喜万分，“那以后我们看电影岂不是不用花钱啦？”

    美玲嗫嚅着，我不由分说地说：“别不够意思啦，以后放映新片，让你爸弄些票给我们不就得了。”

    没几日，电影院放映了新片，谁知她竟一点动静也没有。直到新片放过，又换新片，也没见她的“意思”。年少轻狂的我恼羞成怒，没多想就认为她存心不把我这个班长放在眼里。走着瞧好啦。

    我开始充分利用“职权”找美玲的碴儿，像故意批评她值日打扫卫生不干净啦等等。同学见美玲得罪了班长，遂纷纷讨好我而疏远她，美玲顿时孤立了。

    这种局面果然没撑多久，一日，美玲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票给我：“我爸给的。”

    我把票发给同学，那天我们美美地看了一场免费影片。从那以后，每逢新片上映，我只要一句：“又放新片了。”美玲总会自觉地拿来一些票。奇怪的是同学们竟不感激她，反觉得是我恩泽全班。

    一年过去，我们看了许多免费电影。忽一日，美玲没来上课。下午有同学捎信：美玲的父亲出了车祸而丧生。

    我们去看美玲时，才发现她家竟那么贫穷，几乎是家徒四壁，还有个瘫痪的母亲卧在床上。美玲跪在她父亲的遗像前焚烧遗物，我默默地帮她。当翻一本账本时，我吃惊地发现，她父亲生前竟欠了一大笔钱，其中就有他给我们买的整整一年的电影票钱。

    我一时呆了，不敢抬头看美玲，更不敢看遗像中美玲爸爸那张慈祥的脸。

    （原载1997年8月9日《大众周末》）

    父亲送我上中专

    那天早晨，父亲脱下了平日里被汗水侵得发污的汗衫，换上雪白的的确良衬衣；脱下那双灰不溜秋的“沂蒙凉鞋”，换上崭新锃亮的皮鞋。母亲在一旁笑话：你当新郎官时，也没这么隆重。父亲却说：不能给闺女丢人呢。

    那天早晨，父亲要送我去上学。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泰安的一所学校。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中专”，但在父亲眼里，他的女儿从此要成为“吃国库粮的”的了。于是就总是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其实离开学时间还有一天时间呢。他说，早去一天吧，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周转的时间。我想能有什么事呀，但终是拗不过他。

    穿戴一新后，父亲从橱顶上掏出一盒未开启的香烟。如今我已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那是农民一般不舍得抽的“过滤嘴”儿，气宇轩昂地走了出去。

    父亲在村里转悠，逢人就递上一棵烟，说：今天送闺女上学去。人家就接了烟，恭维道：闺女有出息了呀。父亲就咧了大嘴笑。直到烟盒里剩下最后一棵，他自己点了，喜滋滋地回了家。

    吃过饭，父亲把包望肩上一撂，我们一老一少就迎着朝阳，上路了。父亲肩上的行李很庞大，里面装着一床母亲给我新絮的棉被，很厚，那是母亲密密麻麻的爱意。父亲背着它，显得更加瘦小，但他却不让我背，他摆摆手说：不沉不沉。

    我俩坐汽车，转火车，直到夕阳西下，才碾转到了泰安。站在人流如织的宽阔的马路上，有些发懵，因为提前了一天，也没有接站的人员。但父亲仅仅呆怔了五秒，就放下行李，冲一个人奔去。鼻子下面是路，父亲说。

    少顷，父亲充满自信地折回，他说：还有三站的路。不过，现在没公交车了，咱们走着去学校。父亲说着这些相对他来说很陌生的城市术语，像一个贪玩的儿童背书一样，结结巴巴。

    走走问问，直到天上黑影了，我看见了学校的牌子。可父亲兀自朝前走，我说：到了。不识字的父亲冲着门口烫金的牌子仔细打量一阵，我感觉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虽然，繁华的街灯已把我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但是学校里依旧熙熙攘攘的，很热闹。看来有很多家长和父亲的想法一样，提前送子女来上学。我进了女生宿舍，父亲则被接待的老师安排到了男生宿舍，暂住一晚。

    翌日清晨，我刚起床，父亲就过来找我。他说，他已顺利地把我安置好了，他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我想起来新认识的同学昨晚告诉我，来泰安岂能不爬泰山？就对他说：要不咱今天爬泰山去？父亲犹豫了会，说好。

    泰山就在我学校的后面。一刻钟的工夫，我们就到了泰山脚下。往里进的时候，被一个保安模样的人拦住，他问：票呢。我们这才知道爬山是要买票的。父亲连忙说：这就买。

    站在卖票的小窗口，父亲决定豪爽一回，他遂大声地问：多少钱一张？里面的人回答：六十。父亲掏钱的手就停在兜里不动了。

    我永远清楚地记得，那是1990年9月1日的上午，父亲终因不舍得六十块钱而没有爬泰山。那天，他迎着灿烂的阳光眯着眼久久地看着雄伟的泰山，一脸的神往。我站在旁边看着已有白头发的父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酸楚的眼泪。

    （原载2004年8月30日《齐鲁晚报》）

    业余打工

    想去打工时，脑子里并没有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学游泳的想法。那天，在精品屋看到一套美轮美奂的裙装，顿时爱煞，但价钱令人咋舌：500元——够我这个“小统计”不吃不喝攒仨月的。为了这身时装，寻思着去业余打工。

    再上班的时候，就翻报纸，连前些日子的报纸也翻出来，专拣招聘广告看。终于在报缝里看到一则启事：沂河饭店招收服务员。嘿，有门儿。

    跑到沂河饭店，径直去经理室。总舵主是个颇让人感到可亲的中年人。他对我提出的“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打工方式有些犹豫，还幽默了一句“前无古人”，我就觉得他肯定试用我。

    果然第二天，我下了单位的班，就上饭店的岗了。我被安排在卡拉OK厅当迎宾小姐。任务是穿着旗袍，披着绶带站在门口，对进来的客人微笑着说：“您好，欢迎光临。”内容简单不复杂，贵在坚持。一晚上，不知说了多少声“欢迎光临”，反正下了岗时腰酸腿疼，但想到那件裙装已挣到一只袖子了，我揉着因定格笑容而僵硬的腮帮子：值！

    渐渐地适应下来，我的笑容日趋职业化，动作日趋完美，还能忙里偷闲地观察来往芸芸众生，揣摩他们的五脾六性。手痒，遂写了篇文章《淑女去应聘》送到日报社。很快报社就登了出来。

    由于文章里频繁出现“沂河饭店”一词，惊动了经理。他亲自把我叫去：“你是记者？”我笑着摇头，把通讯员证亮了亮。这是我“打”的另一份“工”，按版面按字儿给“银子”，常常是绞尽脑汁写出来的“绝活”因不中编辑的法眼被“枪毙”，不大挣钱，我一般不好意思说。这时，瞅着经理那目瞪口呆样儿，一自豪，就端出来了。

    过了几天，日报社刊出新闻报道，标题是《记者到沂河饭店来打工》，旁边配发了一幅我站在卡拉OK厅的笑容可掬的照片。

    不用花广告费，就为饭店作了宣传（我因此得了个大大的红包），我不得不佩服经理做生意的精明。

    两个月下来，买回套裙，仍继续做这营生，我已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后来因家人的强烈抗议，我不得不提出辞职。经理惋惜地说：“做下去吧，我可以给你加薪。”我颇心动，半晌，才义无反顾地离去——不能因小失大。

    想想那段紧张而充实的日子——上班打工作文拍拖，忙得不亦乐乎，仍悠然向往。也常常以顾客的身份到饭店去玩，总是情不自禁地向门口一瞥，那里已换了位迎宾小姐，可总依稀觉得有个穿旗袍的女孩站在那里——那就是我。

    （原载1993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武侠与名著

    武侠

    大凡女孩总是偏爱琼瑶三毛之类的书，但我在古往今来的中外读物中，独五迷三道武侠，弄得我妈一个劲地唏嘘：柔柔弱弱的女孩干嘛喜欢刀光剑影？

    其实我爱武侠，皆因爱极书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直斥奸贼，面不改色，爱极那种邪不压正的侠气。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红尘里打滚，越活越没了棱角和骨气，常见街头上的恃强凌弱，而众人为了自保，竟满脸漠然。每当这时，我就幻想有位大侠迎头断喝，定会让鼠辈落荒而逃。但如今，这种侠气濒临绝迹，常会令人失望，唯有在武侠中寻找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相交的几位红颜知己，都是同道，个个对武侠如痴如醉。近交女友丽，来我家玩儿，瞅着我那些诸如三言两拍、四大名著，频频点头：我想象中你的房间就是这个样子。我见她文文静静，没有危险性，就窃笑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木箱，露出全套“金庸”。谁知一时走眼，正扮淑女的丽立即两眼发亮，并以割袍断交相威胁，搜刮去一套《天龙八部》，害得我天天跟在她后面要债，尽落“小气”骂名。

    但自此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翻着跟斗上升，不久引为知己。我俩常常一起过招，佯装武功盖世状，你一招“玉女十九式”，我一招“落英缤纷掌”，极尽缱绻。

    名著

    当初读名著之时，并不是为了陶冶情操。那时有一闺中密友，钟情名著，说起孔孟老庄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那气质，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又惭愧又羡慕之余，便拉着赞助（我父亲）直奔书店，点名要名著，可怜我父亲还以为孺子可教，尽管家境不富裕，也由着我豪购。

    常常是抱着一摞名著，回家挑灯夜读，以便与友再相见时作谈资，在不知不觉间便拥有了一个气派的大书橱。

    但随着女友举家迁往济南，那份在桃花下谈《飘》的雅事就渐渐成为往事，我那读名著的热情也骤然减了下来。

    后来便把名著打入冷宫尘封书架，视而不见，也许是小女子终难成大气候吧？

    一日，武侠之友唐来我家，欲借名著，我虽不喜名著，却敬重读名著之人，边庆幸它们找到知音，边悉数借与她。几日之后，在街上偶遇唐，只见她长发飘飞，怀抱《红与黑》，我赞果然多了份书卷之气。她笑曰：“你不见此书与我的红衫黑裙很相配吗？”我啼笑皆非，拿名著当装饰品，也算空前绝后，只是暴殄了天物，我不禁为名著悲哀起来。

    近来，作文常有山穷水尽之感，往日泉涌的文思仿佛枯竭，遂写信与远在济南的好友诉苦，她回信：“不妨细读名著。”一读，果然，于是又重新恢复了夜读名著的习惯。

    其实不论是读名著还是武侠，因书结交了一批红颜知己，隔段时间互相通通电话，写写信，促膝长谈，给平凡的日子增添几许温馨，不亦乐乎？

    （原载《临沂日报》1995年1月28日）

    记忆中的浪漫时刻

    我曾经做过一次媒，却差点使我的爱情故事变成爱情事故。

    那时，我有一帮玩得十分投缘的朋友，洪是其中的一个。俗话说：“爱无理由”。不知何故我竟对他死心塌地起来，但洪却不动声色地与我“偶有来往”。为了试出“我的相思为他，他的相思为谁”，我开始给洪当红娘——四处给他介绍女孩。

    洪每次都极痛快地去见面，结果总是一个：不行。他还一五一十地对我诉说“不行”的原因，那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更加猜不透他的心思。于是那个周六，我又把女友安“隆重推出”了。

    这回洪没能经受住我的“考验”。刚见面十来分钟，他就暗示我：“你不是说还有事吗？”我遂不好意思再作三人行，只有讪讪地离开。走了很远，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竟觉得站在街头的洪和安般配极了。

    回家后，我有些懊恼，但覆水难收，也只有阴暗地企盼他们“不成”了。谁知一日一大早，洪和安就双双来答谢媒人——请我去饭店吃饭。席间，他俩你说一句，我和一句，缠绵个没完，而我那顿饭吃得味同嚼蜡。

    那顿饭后，洪和安大约忙着谈恋爱了，都不再露面。有时我实在按捺不住给安打电话，她总是幸福无边地炫耀：洪的心底仁厚呀；洪的性格开朗呀。净给我的伤口撒盐，我也就懒得再打听了。

    忽一日，安竟打来电话，说晚上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想他俩可能要订婚了。

    晚上洪和安果然如约而来，进门，我故作轻松地笑曰：“恭喜恭喜，佳偶天成啊！”“什么呀，今天我是来‘完璧归赵’的。”安打趣地说。随后劈头盖脸一顿教训：“既然彼此爱慕，又何必虚荣至此呢？”

    安扬长而去，我呆怔地望着洪。洪对我讲了其中的原因：原来那个周六的晚上我走后，洪对安讲了“他喜欢我，而我却总是把他介绍给别人”的苦恼，深深了解我的安便与他合演了这场戏。

    后来我守着洪哭了个一塌糊涂。

    给自己心爱的人做媒，一场乱点鸳鸯谱的游戏，成了一生记忆中永远的浪漫时刻。

    （原载1999年4月15日《齐鲁晚报》，1999年第13期《辽宁青年》）

    金首饰

    快要结婚时，准丈夫洪从我们的“结婚资金”里取出一沓钱，让我去买套金首饰。

    我不肯，倒不是我故作矜持清高，而是因为觉得这笔钱可以派作别的用场。那些天，购家具订酒席，已使我俩辛苦积攒的“银子”所剩无几，而我们又不愿向父母伸手，婆婆家在农村，供丈夫上学已是不易，我家姊妹众多，家境也不富裕，又何必倾囊所有买那一小堆不顶吃不顶喝的首饰来满足虚荣呢？但洪却执拗地要我去买，我知道他不肯让我脖子空空手指空空地委屈嫁掉。终于我不忍拂他心意，拿着钱去了金店。

    金店里的首饰令人眼花缭乱，我却把手揣在口袋里紧攥钞票围着柜子转了三圈，仍不忍心花掉这三千元。

    我决定不买金首饰，但又怕丈夫不会善罢甘休，忽然灵机一动，去商店里花二十几块钱买回一套仿真首饰，把这笔钱悉数存进银行。

    回到家，不识货的丈夫根本没看出此乃假货。于是，我戴着那套亦金灿灿的仿真首饰参加了我们的婚礼，骗过所有宾客。

    但最终我的这套首饰还是露了馅。那天丈夫喜忧参半地告知他单位房改，但需交两万元钱。两万，对初结婚的我们来说已不是小数，我和丈夫翻箱倒柜地筹起钱来——把结婚剩余的，别人送的礼金统统找出，仍差三千多元。丈夫开始盘算该找谁借钱了。

    我便诡笑着拿出了那张存有三千元的存折。讲了那套首饰的事，一向讷言的丈夫照例没多说什么，但我分明看见他用温柔的目光温暖了我很久。

    之后，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在琐琐碎碎中，也难免瓢勺相碰。说来惭愧，在情绪控制得不好时，我也曾面目狰狞恶声恶状，但丈夫总是一味迁就隐忍。事后，也曾问他何故如此宽厚仁义，丈夫难得地说出一番“甜言蜜语”：“自从知道你买了那套仿真首饰后，我就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善待爱人。”没想到那套仿真首饰竟成了我们人生之路上坚定的情感基石。

    （原载1999年3月7日《齐鲁晚报》）

    温柔一刀

    尽管为购房和置办结婚用品已使我们倾其所有捉襟见肘，但瞅着精心打扮的“窝”正日渐丰盈，满心欢喜之余仍不忘请朋友来“指导”一番，看新房有何疏漏。

    友欣然而来，环视四周后疑问：“怎么没见你们的婚纱照呢？”虽早就听说如今结婚流行拍婚纱照留作纪念，但总感觉花大价钱拍些既不挡寒也不果腹的照片委实不值。友认真地说：“别人都拍，你敢逆世情而不顾？”我依然是不以为然状。准丈夫却开始自责：“拍，拍。”大有一番比学赶超的劲头。

    于是我俩决定把安装电话的钱省出，星期天去了影楼。

    影楼的小姐热情地先把我们领到价格表前，我仔细浏览：婚纱摄影分户内和户外两类。户外高价是8888元，低价也是五六千元不等，此非我辈敢问津。我的眼光迅速往下溜，直至寻到倒数第二行868元时，才松口气：就照这种。

    便有小姐带我去化妆。我被盘起了长发施起了浓妆，眉笔口红飞舞了一小时之余才算妆毕。穿上层层叠叠雾一般的婚纱，镜中人儿妖娆得都不像我了。

    正式拍照的时候，谁知我们操练了20余年的起坐行止竟全然不到位了，只好任摄影师肆意摆布；或四目对视一脸的假温柔假体贴，或双手相握作秋波盈盈默默无语状……长裙短打地换了6套服装，艰辛无比地折磨了4个小时。拍毕，我俩头也不回地逃出影楼。

    隔十日，被告知去看样片。果然是包装有术，一套照片的确精美，我深切感到：完美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虚假和艰辛。小姐问：“放大吗？”我头也不抬：“放。”那间宽大的卧室需配36寸。“加568元。”我顿时呆住。接下来的情景更像一场精心安排的诡计：底片要吗？不要就烧掉，要，每张40元；影集要吗？每册300元；挂历要吗？小姐单独拍的不放大几张吗？……等到我俩从影楼出来，才发现为这套婚纱照已花了3000元。

    36寸的大照片终于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精制的挂历也悬在了客厅里，但令我伤心不已的是，所有看过照片的人都摇头说不像我们，可我们却为这套我已非我他已非他的照片花了整整一部电话钱呀。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老了之时，回忆青春，这是影楼的广告语。我深信不疑，但将来我们在怀念青春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温柔一刀。

    （原载1997年2月15日《大众周末》）

    浪漫与真实

    真没想到，颇讲究情调的我竟嫁了个不浪漫的男人。丈夫是记者，职业习惯使他修炼得十分理性，什么事都要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一丝虚假，那些华而不实的情话自然属于“打假”之列；而我却像天下所有平凡女孩一样，先读了爱情小说后知爱情，总认为爱情是细语诉衷肠是花木传人意。这么说吧，我愿将平淡的生活过得缤纷美丽，他却想将纷乱复杂的生活变得朴实而平静，于是小摩擦顿生。

    我俩之间的浪漫与反浪漫斗争此起彼伏。起初他还能摆出一脸的假温柔体贴温言慰藉，直到把我逗笑为止，后来让他说句美妙动听的话他便如害牙疼般哼哼，再后来即使我嗔怒，也别指望他能吐出半句“美丽的谎言”。

    终于磨合出今日的情景：我在厨房里为爱情叮当饭菜，做着扎围裙的女人；他则倒在沙发的怀里看报，间或我探出头来说两句闲话，他头也不抬地“嗯啊”敷衍几声。刚结婚数月，就修炼成老夫老妻状，我那“英雄舞剑我抚琴”的梦想悲壮而落。

    我决定给丈夫上回“浪漫教育课”。那日，我正襟危坐地从“顺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插发间”讲起，我说为何仅仅是顺手摘一朵仍千古传唱？只因浪漫透顶。讲到老式的婚姻靠承诺来维持，我们这一代还必须懂得经营。博古论今联系实际一小时之余，丈夫终于被点通，频频点头：“我改我改。”大有一番比学赶超的劲头，我暗自窃喜。

    翌晨，他喊我吃早饭（我俩之间有协定：早饭他买，晚饭我做）。待揭开扣在我面前的碗，我顿时傻眼，只见碗里没盛稀饭，而是一颗鲜艳的纸红心和“LOVE”字样。丈夫边大口嚼着油条边诡笑：“浪漫大放送！”我忽然乐起来，抢过油条大嚼起来，心中澄明一片：其实一饭一菜中体现的深情厚谊远比山盟海誓来得隽永啊！

    从此，我不再嫌丈夫不浪漫，丈夫竟也时不时能陪我“心血来潮，浪漫一回”了。雨中散步，他不再揶揄我“会感冒”；买花，他不再讨伐我“不如买吃的实惠”。不知是浪漫改变了真实，还是真实改变了浪漫。平时他舞文弄墨我激昂文字，之余，乒乓球台见高低，闲敲棋子落灯花，端的是志同道合。我俩的生活竟高山流水琴瑟相谐了。

    （原载1997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

    高厨

    结婚之初，我使出浑身解数欲做“贤妻”。想当好主妇，首先还得从一日三餐做起。

    虽说在娘家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导致我拙于为厨，但我的信心一向比学识充沛，便瞅着光洁干净的炊具跃跃欲试。可一连几日，夫君都抢着在厨房里忙活，我只能作为机动人员被调东遣西。他非体贴我，实则不信任我的厨艺。为此我愤愤不服，伺机一展身手。

    忽一日，夫告：中午不回家吃饭。我暗喜，正好偷偷练活。于是下班，我直奔厨房，锅盘刀铲叮当，很快便做出一道颜色美丽味道鲜美的汤。下午回家，尽管夫已做好饭菜，我仍坚持道：“没汤怎么行？”说话的工夫，一碗汤已被我驾轻就熟地端上桌面。谁知我俩刚喝了一口，便同时吐了出来：怎么这么难喝？夫瞅着残红败绿的一碗汤大笑，我只有保持沉默：谁让那成功的汤被我自己喝了呢？至今我仍百思不解：一样的生菜、一样的调味品，味道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扬眉吐气不果，倒惹耻笑，我总结教训：干什么事都不能搞投机。这才脚踏实地钻研业务。于是买菜谱，求师拜友，不久，厨艺大进，做的饭菜终于有板有眼，色香味俱全。

    如今，我和夫君的体重迅速上升，早被挤出“美女俊男”之外，不知是我之功劳还是罪过？不过，我俩体胖，却互相不再担心后院起火，遂心宽地专心作文，以致所获不菲，也算胖的补偿吧？现在我俩在外面吃饭已似乎没有胃口，偶尔外出，到饭时，夫妻二人定会异口同声：回家吃去。

    （原载1997年4月25日《齐鲁晚报》）

    树女人藤女人

    周末清晨，正在酣睡，手机响起，竟然是闺蜜丹青打的。她说，几点了还睡。我解释，昨夜写稿到半夜。丹青说，你不知道熬夜对皮肤不好吗？

    我当然知道熬夜对皮肤不好，但我是上班一族，写稿子是我的职业，我又不是天资聪明之人，只有用“勤”补拙，每篇文章都是苦写，可即使这样，稿子还常常不入领导法眼。哪个女人没有臭美之心呢？可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饭碗毕竟比脸蛋重要得多。哪像丹青，当年像一棵缠树的藤一样嫁了个有钱人，从此不用低眉顺眼地谋生活，真是一劳永逸啊。

    丹青约我去逛街。密友就是密友——知道怎么蛊惑我，她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果然，不到三分钟，我就被游说成功，迅速从床上跳起来，找出工资卡，夺门而出。

    敲门，一个穿蕾丝花边睡衣的女人迎出来，我径自进去，熟不拘礼地问：在干什么？她答，老公出差儿子寄宿我在发呆。眼前的美妇是娇嗲的，慵懒的，有一点萎靡，有一点失落。我艳羡地大叫，我们忙着讨生活，你却整天过这种神仙日子！记忆中还是上学的时候，睡醒之后无所事事恹恹地坐着发呆，不着边际地漫想一些转瞬即忘的心事，自从上了班后，哪有这种幸福？

    可丹青还来刺激我，她像个水蜜桃似的对着我啧啧有声，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你看你的熊猫眼，你看你的大眼袋。

    我的自尊心正受损，偏偏此刻手机响，是我家那个打来的。他问我在哪里。我像个炸药包似的，几乎是冒着白烟吼：少啰嗦，快挣钱去，告诉你，今天不到半夜我不回家。老公知道我又犯“间歇性心态失衡”的毛病了，很波澜不惊地挂了电话。

    丹青对镜描山绣水一番，熊猫和水蜜桃逛街去。女人天生爱逛街，直到傍晚时分，我俩才逛足街瘾回来。坐定，我迫不及待地问，准备怎么招待我？丹青从容地端出一盘苹果说，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十年了，我的晚餐仅仅是一枚苹果。我像条饿狼一样眼都绿了，贪婪地去翻她家的冰箱，但见里面青菜火腿一应俱全，遂乒乒乓乓地炒了一盘菜。丹青凑上来，尝了一下我的手艺，眉头马上皱起来：呸呸，你炒的这叫菜吗？猪食一样，难吃死了。我嘟囔，总比苹果果腹吧？看你少奶奶做派，兴许还不如我呢。丹青一掳袖子，瞧我的。

    很快，丹青炒的菜端上了桌，但见四盘精致小菜，入眼入画，看我惊奇的样子，丹青很是得意，要抓男人心，先抓男人胃，我专门学过厨艺。我风卷残云地据案大嚼。丹青呢，此时退出饭桌三米之外，轻轻地咬那枚苹果去了，她说不能坏了减肥大计。

    等丹青像个虫子一样把那枚苹果蚕食完毕，她开始提着抹布拾掇房间，我环顾四周很奇怪，这不是很干净么？丹青很有警惕心地说，现在世界诱惑太大，我要让老公觉得回家的感觉是最好的。

    丹青说这话时，我正躺在她家的大圆床上。听了此话，我马上闭嘴，想想我的家，何时明亮得像镜子一般？有时脏乱得不行了，老公发怨言，我都两眼一翻，工作忙嘛。看来做藤女人也不容易，只剩苦心经营婚姻一条路，可外面草木皆兵，一旦树跑了，除了委身与泥，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甚至——连偷懒的理由都没有。

    晚上九点，我回了家，乖乖地坐在电脑旁，继续敲我的稿子，全没了平日里的小牢骚小委屈。我想既然没有做藤女人的本领，还是乖乖地做一棵树吧。

    （原载2003年12月2日《临沂广播电视报》）

    降龙伏虎之人

    婚后，我家夫妻对垒，互不相让，我斥老公烟酒不离口，自负，造作，臭烘烘；而丈夫则冷笑反讥我：骨瘦如干柴还减肥，门厅里的鞋成山还疯狂购物，高度近视还痴迷上网，嘿嘿，真是身残志坚呀。吵完闹罢，我俩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忽一日，从天而降一气宇轩昂的男儿，他轻使降龙伏虎之术，从此结束了我们的为所欲为时代。

    我4岁的儿子——润泽降伏爸妈的手段果然了得。

    他先向当爹的开战，以往，老公每天烟两包，酒不醉不休，打牌能一夜到天明。任我用尽“一哭二闹三上吊”法宝，他都当我无赖！

    如今，他接连点上第二根烟，润泽就皱眉，当爹的会乖乖掐了烟；酒喝不到4两，儿子准发话，老公就讪讪地对客人说：“儿子不让多喝，呵呵。”晚上他躲办公室里打牌，以往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可儿子一出动，一定灵！

    很快，“五毒俱全”邪门歪道的老公就洗心革脸，重新做人。

    儿子不单降伏了他爸，也降伏了我。那天，我正在网上冲浪，背后传来一个哀哀的声音，妈妈，你怎么不理我？

    回头，润泽一脸委屈的样子。我心头一震，赶紧关了电脑，遂和儿子玩个不亦乐乎。终于儿子睡了，我窃喜，把他轻轻放床上，就往电脑上奔。可说时迟那时快，儿子猛地睁开眼：“你干嘛？”我复躺下，佯睡。很快，睡意袭来，一觉到天明。

    铁杆网迷从此浪子回头。当我疯狂购物时，儿子会一本正经提醒：“家里不是还有吗？”我会马上停住掏钱包的手；我忙于“瘦身”时，儿子祭出法宝：“你不吃我也不吃。”最后，唯有两母子互相监督，共同吃得个腰滚肚圆；过马路时，见没警察，我欲闯红灯，儿子会一声断喝：“红灯停绿灯行，不知道吗？”我大梦初醒，赶紧把车子停在斑马线后面，任凭别人如过江之鲫纷纷流向马路对面。

    我们心甘情愿为儿所降，透过儿子那没有被尘世污染的眼睛，筛出了我们这些成年人浮躁的社会恶习，是稚子逼着我们当爹妈的学会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原载《羊城晚报》2002年8月29日）

    儿子的荣誉

    那天，我去幼儿园接3岁的儿子润泽。

    站在小班门口，我张开双臂，可润泽却没有像往常鸟儿般扑进我怀里，而是雄赳赳地正步走到我面前，立正。正纳闷，他郑重地开了口：“妈妈，你不能抱我，那样，小红花就弄坏了。”

    我这才注意到润泽的胸前别了一朵小红花，拳头大小。

    一路上，他咿咿呀呀地告诉我，老师画了个太阳，问哪个小朋友能把它画出来？结果，只有润泽上去了，可他画了个不圆不方的东西，连太阳的金光也只花了两道。我能想象出他拿笔的手都是抖的。老师问：“这是太阳吗？”润泽老实回答：“不是，是包子。”老师笑了：“这包子还冒热气呢。”遂颁发“最勇敢小朋友奖”。润泽仰脸问我：“妈妈，我棒吧？”我亲了两口他那苹果一样芬芳的小脸说：“棒，棒！”

    润泽沉浸在生命成长的最初的清澈和甜蜜中，直到晚上睡觉，仍不肯把小红花摘下来。

    翌晨，我正手忙脚乱地煮饭，润泽却在床上添起堵来：“我的小红花呢？”

    我这才想起，我给睡着的儿子脱衣服时，把那朵小红花随手一放，谁知就这么一放，竟然找不到了。

    润泽生气了：“妈妈，我不和你玩了。”在他眼里，这是最重的惩罚。我忍着性子问：“为什么？”“因为你不喜欢我的小红花。”

    我一愣。

    一直以为我是个称职的母亲，因为我在照顾儿子的吃喝拉撒之余，孜孜不倦事无巨细地记录《宝宝成长日记》；因为我一有空闲，就带儿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不把我压抑多年的理想嫁接给他。可我竟把儿子的荣誉当成一张折叠的彩纸，忽视它，轻慢它，怎么算称职呢？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仔细地找起那朵小红花来。

    当我在床底下找到时，小红花已经一副开败的样子，我慢慢地舒展它，让它重新绽放。然后，我郑重地和儿子一起把它挂在墙上，尽管这会破坏了我刚装修过的墙，尽管这会耽搁我许多时间，可是，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皱皱纸啊，它是儿子生命成长中最初的荣誉。

    （原载2001年10月3日《齐鲁晚报》）

    盗版小资

    小资的流行风刮过我所居住的城市时，我正灰头土脸地站在离城几十里的高速公路上，吆三喝四地指挥着二百多号民工搞绿化工程，自然不知我红颜榜上的衣食无忧的女友们已经风风火火做小资了，于是接到“女友聚会，一个都不能少”的电话时，我甚至都没梳妆打扮一下，就风尘仆仆地赶过来。

    在一片茂盛的梧桐树的街的深处，一个很有情调的咖啡馆里，我的女友们摆着最优雅的坐姿，热烈地聊着杜拉斯王家卫卡尔维诺。我正自惭形秽，偏偏一女友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熟不拘礼地打趣：哪里来的乡下姑娘？旁人的目光刷刷地投过来，我奋勇反击：都说小资提倡回归自然，现在我这个乡下姑娘隆重宣布，我有二十亩地供我“回归”，你们小资呢？嘿嘿，以为讲几句听不懂的黑话就小资了？

    意气用事地说罢，我立刻后悔，因为喜欢与世隔绝的静谧和万古不变的安详，喜欢在大自然里听蚯蚓爬过萝卜根和蝴蝶须子拍破露珠的声音，我在城北租了一块二十亩的土地，栽树种菜，它是我在浮躁的众生喧哗里的一个心灵纳凉的地方。

    小资女友被我震住，但空气仅仅凝固了一秒，众女友就果然如我所料地扑上来，贪婪地大叫：地主婆，那么好的地方不和我们分享？

    露富的结果是：周末，和我的小资女友出城，喇叭长鸣地直奔我的土地。

    但小资女友的表现却让我大失所望，那天，阳光洒满我们的周围，风里带着绿的气息，但我的小资女友却头戴遮阳帽，眼挂太阳镜，足蹬登山鞋，捂得严实合缝，我猜想她们脸上肯定也涂满了指数很高的防晒霜吧？在我的地里，她们像个低智儿童见什么都要惊奇一翻：花生的花真的一沾地就是一粒花生吗？无花果果真没有花就结果呀……我哑然失笑：才“农转非”几年呀，至于对农业社会这么陌生好奇么？甚至她们临走时还不忘建议，你要是在墙上吊几串辣椒和玉米，地里摆几套从农村收购的石磨、辘轳，才小资呢。我忍无可忍咬牙切齿：贱人们就是矫情，净弄这些仪式了，我二十亩地还种不种？

    我发誓再也不带小资女友去“一日游”。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没过几日，我的另一拨女友忽然闯进我家，非要去“见识”我的土地。我拒绝，她们露出狰狞面孔：一样朋友，不一样对待？我怕落上“厚彼薄此”的骂名，就“约法三章”：第一不准矫情、第二不准喧哗、第三不准评头论足。她们说是是是。

    我的这帮小资女友果然有点“层次”，她们去的时候，一排排的玉兰花开得正盛，四处飘着醉人的香味，她们也仅仅靡靡地搭一眼，波澜不惊。我正庆幸终于见着货真价实的小资了，忽听一女友建议：这里这么多“放心菜”，咱们去割几斤肉，就地午餐？然后我就看见众女友的眼睛全放光了。

    后来，我地里肥美的白菜，娇羞的卷心菜，英武的萝卜，皆被小资女友指若柔荑的手炒着，拌着，据案大嚼着……

    我听见我自己喉咙颤抖着微弱的声音：什么小资，纯属盗版。

    （原载2003年12月9日《临沂广播电视报》）

    私房钱

    结婚不久，闺中密友找我聊天。她问：“你存私房钱吗？”我失笑：“我家里我管钱，存那个干啥？”谁料她认真地说：“傻瓜，那是公款，一分一厘都要报账的。”

    之后，她以过来人的口气讲了一大堆私房钱的好处。比如说自己的娘家人有事，可以偷偷帮上一把，既尽孝道，又不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我遂动心，想想自己还从没为生我养我的双亲分过忧呢。

    我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思攒私房钱的门道。工资是公开的，打“埋伏”几乎不可能，唯有把那偶尔有之的“稿费”私存。于是再来稿费，我不再炫耀，而是把它深藏在橱子里一只不穿的大布鞋里。

    那一阵子我稿运颇佳，不久，一只布鞋已经鼓鼓囊囊。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数数，有时也觉得怪对不起他的。就盼着我娘家急需钱用，我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我妈却老不开口问我要钱。好容易我小弟考上学，我还没来得及拿出我的私房钱，丈夫就与我商量：“给小弟点钱表表心意？”唉，我的私房钱又没派上用场。

    背着丈夫存钱，起初又兴奋又诡秘，后来却使我的生活负重心灵负债。那日我忽然想：丈夫是否也存私房钱？别看自己存私房钱，却不能容忍丈夫“不忠”。我开始明察暗访，未发现异情。一日我狡猾地“敲山震虎”，我说了一通“谁谁背着妻子存私房钱，被发现”之类的话，然后静瞧丈夫的反应。谁知他心无城府地说：“其实夫妻之间最重要最美好的东西是坦诚相待。”

    我心虚地不置一词，瞬间惭愧无比。是啊，真正和睦的家庭是不设防的，我心中豁然开朗。

    那天我把私房钱拿出来，悄悄地充了公。

    （原载1997年6月13日《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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