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给自己找了一群爹
噩耗传回，吴国举国皆哀。太子夫差迎丧而归，将阖闾厚葬于破楚门外海涌山。陪葬之物中有专诸当年用来刺杀吴王僚的鱼肠剑，还有其他剑甲六千副，金玉玩物不计其数。葬后三日，有人看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故此处又被称为虎丘山。
按照当时的礼仪习俗，父亲死后，儿子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不能动兵用武。所以，夫差暂时还不能出兵讨伐越国，为父亲报仇。但这并不影响他继位为王。
夫差继位后，立即将长子友立为太子。显然，这是吸取了他的父辈之间发生多次王位争夺的教训。夫差又令伍子胥和伯嚭在太湖苦练水军，为复仇做准备。
此后，夫差做了一件令人诧异不已的事情。他找来十个侍者，命令他们分别站在宫廷中几个夫差每天必经之处，只要夫差一走过来，这些人就立即大声对夫差直呼其名，大声呵斥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大仇了吗？”
夫差听了，立即低首垂泪，恭恭敬敬地说：“唯！不敢忘！”
这个“唯”字是当时的应答之辞，也就是成语 “唯唯诺诺”中的这个“唯”，而“诺”也是一个应答之辞。但“唯”和“诺”的使用方式正好是相反的：“唯”是指地位或者辈分低的人对地位高或者辈分高的人的应答，而“诺”则是指地位或者辈分高的人对下级或者小辈的应答。
夫差是吴国之主，而这些侍者不过是他的奴仆，地位比他不知道低了多少。但夫差不但允许他们对自己直呼其名（只有长辈对晚辈，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才能直呼其名），而且他自己竟然也用“以下对上”的“唯”字来予以应答。
夫差这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
但这一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却令吴国人对夫差肃然起敬。原来，夫差是让这些侍者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对自己耳提面命，以警醒自己勿忘父仇，勿耽安乐，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愤的状态。有了这十个“爹”每天无时无刻的提醒轰炸，就算是再健忘、再慵懒的人，也会矢志不忘，奋发图强。
国人明白了夫差的良苦用心后，也深受激励，个个像夫差一样，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备战之中，只等守孝期满，就要对越国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报复！
夫差的这个做法，简直深得心理学之妙，与现代人使用座右铭的做法如出一辙。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责任到此不再推”（The buck stop here），用来提醒自己要担当起整个国家的重任，而不是敷衍了事。
鲁迅先生少年时在私塾上学。当时他的父亲长期患病，需要他经常到当铺抵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去药店给父亲买药。由于这个原因，有一次鲁迅迟到了，被老师训斥。鲁迅没作任何辩解，却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暗自发誓以后一定要早起，绝不迟到。他以后也果真做到了。
从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例来看，“座右铭”确实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座右铭”来提醒自己呢？
人类对于外界事物的反应与应对，归根结底是由神经系统完成的。而神经系统在长期的进化中，遵循的是一种“偷懒”原则，也就是说“省力即是胜利”。不这样，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生物能量来维护整个人体系统的持续运行。而当一个人处于警觉状态的时候，人体在瞬间要消耗掉大量的能量。如果一个人持续处于警觉状态，人体摄入的能量根本就入不敷出，而这最终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枯竭与死亡。为了确保整体的生存，人类就进化出了这样的“偷懒适应机制”，让警觉状态只是偶而出现，即便环境中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但人们也很快习以为常，不以为然。
由此，人们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比如，明知道肥胖将会带来很多疾病，但我们只有在体检时发现诸多生理指标超标的那一刻才下定决心要减肥。而事过不久，警觉状态消失，我们很快又投入到新一轮的大吃大喝中去了。
夫差给自己找了十个“爹”，作为“人肉座右铭”，正是为了避免时间对自己为父报仇决心的侵蚀。毕竟，三年的守孝期对于复仇冲动的保持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还要看到，夫差使用“人肉座右铭”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这不得不令我们慨叹他的绝顶聪明。这样的一个人，何至于被他的父亲阖闾冠以“愚昧不仁”的负面标签？
不过，也许正是阖闾对夫差的负面评价，才激发出了他无穷的斗志与智慧，也才有了这极具新意的创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阖闾在吴国人的心目中是神一般的人物，具备极大的权威。这样的权威人物的评价，其影响力当然是巨大的。阖闾认为夫差“愚昧不仁”，夫差只有殚精竭虑，用实际的作为来彻底否决这一极差的负面评价，才能找回自己的自尊与自信。故而，阖闾不经意间的四字评语，经由伍子胥的转达后，反倒成了夫差的动力之源。这也可算得上是收效最为良好的激将法了。
在阖闾评语的暗示影响下，夫差一方面很不服气，另一方面却也很担心自己稍有不慎，无法为父亲报仇，就会真的验证了“愚昧不仁”这四个字。要知道，以阖闾的神威无敌，竟然惨然死于越人之手，对于尚未经历军国大事的夫差来说，他当然要高度重视这个将父亲击败了的对手。所以，尽管吴国人多年来一直认为越人无能可欺，但夫差却不敢这样想，他只能将越国当成一个非常强大而可怕的对手。而要对付这样一个对手，不拿出十足十的警惕与斗志，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才是夫差“唯唯不敢忘”背后真正的心理奥秘。
夫差继位后，吴国两大重臣伍子胥和伯嚭的心态也随之起了微妙的变化。
对于夫差的“人肉座右铭”，伍子胥是非常欣赏的。这自然源自于他的知觉定势。
所谓知觉定势，是指人们的经验、假设和预期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种认知判断上的心理倾向。
夫差等于是伍子胥帮阖闾选定的接班人，他的表现直接等同于伍子胥的判断力，伍子胥当然乐于看到夫差的不同寻常。而更重要的是，在伍子胥的人生经历中，复仇几乎是全部的内容，从而复仇也是他最主要的知觉定势。这世上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伍子胥更懂得复仇是怎样的一回事了。当他看到夫差时刻不忘父仇时，深深觉得“孺子可教”，自己没有看错人。
不过，伍子胥的个性一向慷慨激奋，当他在面对夫差的时候，又具有很大的心理优势，从而对自己的个性更加不加掩饰，这也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伍子胥当初之所以将阖闾的评价转告夫差，一方面是出于他直言直语、不吐不快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夫差，你之所以能够被立为太子，我伍子胥可是居功至伟的。夫差心领神会之后，当然对伍子胥毕恭毕敬。而当夫差真的成为吴王后，伍子胥自然就居功自傲了，在对夫差的言行举止中，隐隐然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硬邦邦姿态。
这固然多半是伍子胥的性格使然，但是，慷慨激奋与飞扬跋扈原本也没多大区别，以夫差心思之灵细，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不过，此时正是双方的“蜜月期”，亲密关系的账户中还有充足的余额。夫差也深知，如果没有伍子胥的力挺，他是没有可能继位为王的。况且，现在大仇未报，他也还必须倚重伍子胥。所以，双方相安无事。
但是，夫差隐隐中也不愿与硬邦邦的伍子胥太过亲近。作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聪明人，夫差虽然经验不足，但他也不愿天天被一个以父辈自居的老臣指手画脚。而这并不太明显的微妙情态，被善于察言观色的伯嚭看在眼里，喜上心头。
伯嚭原本以为夫差和伍子胥的关系是铁板一块，自己是无从插足的。现在，他既然看到了一丝缝隙，自然不会放过。以他之长袖善舞，能够搞定阖闾，又怎么会搞不定夫差？毕竟，每个君主都有不可或缺的亲密需求。况且，旁边还有一个硬邦邦的伍子胥也时刻在以他的言行为伯嚭“助力”呢。
就在这守孝期间，伯嚭与夫差的关系迅速升温。就像当年阖闾对伍子胥尊敬有加，对伯嚭亲密无间一样，这相同的一幕在夫差身上也得到了完美复制。
再说越国，在得知了夫差“找爹挨骂”的故事后，君臣上下的反应和吴国人却大相径庭。外群体偏见确实是根深蒂固地存在。吴国人对夫差是肃然起敬，而越国人却是哑然失笑。在越国人眼里，曾经不可一世的阖闾都被击毙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夫差又能把越国怎么样呢？
夫差的举动在越国一时传为笑谈。卿大夫在言谈中说到吴国的时候，往往会来上一句“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大仇了吗”，另一人则惟妙惟肖地回答说：“唯！不敢忘！”然后是一阵极其热烈的哄堂大笑……
心理感悟：健忘是人生的头号大敌。
43报应来得相当快
守孝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礼记·三年间》里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因此，所谓的“守丧三年”，并非指36个月，而是到第三年的第一个月结束，共25个月。到了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夫差守孝期满，立即决定发兵讨越。
夫差先在太庙祭拜祷告，这是应有的礼节，他也希望父亲的英灵能够护佑自己旗开得胜。夫差随即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尽举国之兵，从太湖水道攻越。
越国得知这一军情，内部立即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毫无疑问当然是主战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诸稽郢和灵姑浮。这两个人在两年前的槜李大战中一战成名，至今还没有从那辉煌战果带来的陶醉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眼里，新继位的吴王夫差根本就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不战何为？
第二派是主守派。这一派只有一个人，就是范蠡。范蠡对形势的判断没那么乐观，他认为夫差此次来攻，怀着一股压抑了三年的复仇意愿，群情激奋，士气很高。这样的对手很难抵挡，不如坚壁清野，死守城池，不与吴兵在水上展开对攻。
第三派是主和派，也只有一个人，就是文种。文种的判断比范蠡还悲观，他认为连防守也很难守住。因为吴兵不但善于水战，也善于陆战。文种的意见是，要像以往那样，卑言微辞，主动请罪乞和，让吴国退兵，再徐徐图之。
主守的范蠡和主和的文种，大致也可以归为一派，都是消极派。那么，为什么范蠡和文种两个人的意见和绝大多数持积极立场的越国大夫不相一致呢？
当初越王允常虽然对文种、范蠡很重视，但并没有给予毫无保留的重用。伍子胥之所以能够得到重用，是因为公子光（阖闾成为吴王之前的身份）和当时的吴王僚相互争夺产生的竞争促进。而孙武之所以能够得到重用，是因为伍子胥暗中帮他设计“不情愿卖家策略”使然。范蠡、文种主动投越，没有动用任何心机，最后在越国只是身列大夫（比在楚国时当然要好不少），但还是没有得到最大的施展空间。
文种和范蠡离楚入越，至今已经十七年了。当初伍子胥用了十六年为自己报了血海深仇，而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文范两人，在十七年后却依然一事无成。而这两人的业绩之所以如此惨淡，也和越国本土大夫的排外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掣肘大有干系。在一个内部并不和谐的组织中，要想建功立业是非常困难的。
也正因为越国内部存在着外群体偏见，隐隐被排斥在外的文种和范蠡才没有被彻底卷入两年前那场大胜带来的精神麻醉，从而才能更冷静地看清当前的形势。
但不幸的是，越国最大的主战派其实不是诸稽郢，也不是灵姑浮，而是勾践。勾践才刚刚二十出头，就已经被贴上“英明神武”的标签，一跃而成为神圣的权威。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胜利，这样的追捧，只能让过度自信之花以最放纵肆意的姿态盛开在勾践的心中。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邀请有关专家教授、智囊团分析家、政府顾问、新闻记者来预言5年后苏联或南非的政局变化。5年后，苏联已经解体，而南非告别了种族歧视成为了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泰特洛克再次邀请这些专家回忆和分析他们当初的预言。不出意外，这些专家再次表现出了远远背离事实的自信倾向。事实上，那些觉得自己有80%把握的专家，其真正的预测准确率连40%也不到。
所谓的过度自信，最喜欢和成功人士、权威人士结缘。勾践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主战派的旗手，他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文种和范蠡的意见。
勾践说：“你们两个一个说守，一个说和，都不是最好的对策。吴国是我们的世仇，如果他们打上门来，我们却不应战，就会被他们讥笑为我们不会打仗。”勾践的言下之意，显然将自己视为了最善于打仗的人。
当下，勾践点起国内的精壮兵力三万人，在太湖中一个叫做椒山的地方迎战吴军。
初一交战，吴军稍稍退却，折损了几百人马。这再一次给了勾践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他变得更加自信了，下令越国战船奋起直追，迎头正好遇到吴王夫差的旗舰。
夫差早已没了退路，他奋不顾身，亲自站在船头，秉槌击鼓，激励将士们奋勇向前。伍子胥和伯嚭也分率余皇大舰，顺风扬帆而下，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般射向越兵。越兵见吴军如此悍勇，不能抵敌，大败而退，吴兵分三路追杀。越将灵姑浮的坐船在败退中倾覆，溺水而亡。另一员大将胥犴也被吴军射杀。越兵狼狈而逃，吴兵乘胜追击，杀死越兵不计其数。
这一仗，立即将越国打回了原形。两年前的那场胜利，原来不过是侥幸。灵姑浮、胥犴已经为当初的侥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接下来的会是谁呢？
勾践带着残兵剩将，弃舟登岸，一路逃至固陵，决定严防死守。这其实就是范蠡提出的“主守之策”。
夫差也登岸追杀，指挥大军将固陵团团围住，并隔断了城外的取水之道。夫差的这一招，实属阴狠毒辣，他是要逼得越兵出战或出降，否则只有被活活渴死。这一战术，比诸稽郢的“罪人可使也”还要离经叛道，显然也是得了孙武的启示（孙武的兵法中专门论述了火攻、水攻等超常规攻击策略）。
孙武孙武，多少恶计自你而始！
不料固陵城内有一山，山上有一道泉水，可供越兵饮用，越兵暂无渴死之虞。但勾践却不想坐以待毙，他吩咐将泉水中的鱼打捞上来，派人送给夫差。夫差一看到鱼，就知道自己的“断水之策”是不会奏效的，不由犹豫起来。而勾践趁着他犹豫的这一良机，留下范蠡坚守固陵（谁让他当初提了坚守之策呢），自己率领残部，逃出固陵，直奔会稽山而去。
到了会稽山，勾践一点兵马，不由长叹一声。三万精壮兵马，如今只剩了不到五千。这一场惨败，一下子让勾践从神坛跌落，高高在上的神，顿时变成了愁眉不展的凡人。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勾践才领教到吴国人的可怕之处。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以父亲允常的桀骜不驯，多年来却总是俯首低眉，臣事吴人，只是偶然在良机出现的时候才一露峥嵘。
越国的实力和吴国比起来，实在太过悬殊。两年前的胜利，仿佛是一剂麻醉药，蒙蔽了所有的真相。当真相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揭开后，谁能有足够的勇气来从容面对？
此时的勾践，很容易就陷入了反事实思维之中。他长吁短叹道：“自先君至于孤，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
但复仇心切的夫差可不会管你的长吁短叹，他自领中军，令伍子胥在右，伯嚭在左，对固陵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范蠡眼看难以为继，告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但就靠勾践手中这点兵力，又哪里救得了固陵？
而固陵一旦失守，吴军很快会挥师杀向会稽山。以越国人的血性，当然不甘束手就擒，必定会拼尽最后一滴血，但再拼也无法挽回越国举国被歼的悲惨命运，越国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在地图上消失。
一想到这幅可怕的情景，文种的内心比勾践还要焦虑。
文种当初怀抱着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梦想，与范蠡一起来到越国，如今在越已经十七年，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迈入了人生的中年。人生又有多少个十七年呢？尤其这十七年还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年华？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成就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释放与满足。也就是说，文种这十七年的投资，还根本没见到回报（在这一点上，范蠡也是如此）。理想尚未实现，梦想尚未成真，这样的结果，谁会甘心接受呢？
所以，文种不想死。他并不是怕死（当时世代的人们，几乎都不怕死），他怕的是，功业未成就死了，等于是浪费了大好年华，荒废了大好才华。
但是，要想不死，向吴国求和已经不行了。吴军杀戒已开，再想让这帮杀红了眼的人收刀回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文种思来想去，觉得只有“求降”这个办法了。
求和和求降是不太相同的。“和”，双方大致还是平等的。而“降”，则是高下分明的。文种才华过人，自然心有傲气。而要一个心有傲气的人主动去向敌国屈膝投降，分明是一种无可忍受的耻辱。
但是，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只有先求生存，才有可能再谈理想；只有先卑躬屈膝，才有可能赢得时间来重新做人。
曾经的巨大付出，构成了更为巨大的投入陷阱，让文种欲罢不能，只能选择求降。但是，要想求降，还必须征得勾践的同意。
那么，这个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蛮夷之国的年轻王者，肯不肯忍辱含羞，低下他那桀骜不驯的头颅呢？
心理感悟：人生最关键的进步就是从理想主义者迈向现实主义者。
44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要劝说勾践向吴国投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对勾践以及所有的越国人来说，荣誉比生命更重要。为了维护荣誉，可以不惜生命，但决不能为了活着而摇尾乞怜，玷辱荣誉。
这种强烈地关注坚韧、男子气慨，以及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和侮辱进行报复的意愿和能力所带来的名誉，被称为荣誉文化。
在一个充溢荣誉文化的地域，人们对于他人的轻蔑和侮辱分外敏感，并且倾向于用暴力行为来保护或重建个人的荣誉。
尼斯比特、波利、兰德等人对美国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白人谋杀案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他们重点关注两类谋杀：一类是涉及荣誉的“争端谋杀”，另一类则是和荣誉无关的“重罪谋杀”。结果发现，重罪谋杀在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普遍程度基本相同，但涉及荣誉的争端谋杀在南部和西南部要比在北部普遍得多。
尼斯比特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南部和西南部，荣誉文化更为盛行的缘故。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们继续做了如下的实验。
他们找来一些分别来自南部各州和北部各州的学生来参加实验，并安排这些被试将一份答卷放在一个狭窄大厅尽头的桌子上。要完成这项任务，被试必须从一名实验助手身边经过，而这名助手必须关上自己正在翻看的一个装文件的抽屉，才能提供足够的通行区间。当被试交完答卷往回走的时候，必须再一次经过这名助手的身旁。这个时候，实验助手会故意碰撞一下经过的被试，然后嘴里咕哝一句“混蛋”，并在被试没有反应过来时，起身离开，撤到旁边一扇有所准备的门里面去了。这一安排就是为实验提供必须的“侮辱”。
尼斯比特等人判断，来自南部各州的学生对这一侮辱的反应比来自北部各州的学生更加激烈。结果正是如此。来自南部各州的受到侮辱的学生在面部表情上表现出了更多的愤怒。而且，在受到侮辱后，南部人在与另一个人握手时会比北部人更加用力。这似乎是为了重建他们的实力、荣誉和男子气概。
研究者还在回程上故意安排了另一名膀大腰圆（身高6英尺3英寸，体重250磅，相当于1.91米，113.4千克）的实验助手。这名助手得到的指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从刚刚受到侮辱的被试所行走的路上让开。
结果，作为实验对比的、没有受到侮辱的南部学生，在距离这名强壮的助手9英尺（相当于2.745米）时，就主动让开了。而受到侮辱的南部学生，则一直要到距离这名强壮助手3英尺的时候才肯让开。而北部的学生，无论有没有受到侮辱，在距离5英尺的地方，都选择了让开。
这些实验非常鲜明地展示了美国的北部和南部在“荣誉文化”上的区别。对于荣誉更加敏感、更加在意的南部人来说，他们更愿意付诸暴力，来维护或重建自己的荣誉。这也是在南部地区“争端谋杀”发案率更高的原因。
春秋时代的吴越两国，也正是“荣誉文化”的忠实奉行者。这两个国家地处南蛮，民风彪悍，往往宁死也不愿受辱。
在吴越槜李之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些越国罪人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罪人所犯的罪行，对他们的荣誉来说就是一种耻辱。本来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洗刷这种耻辱的，但是当诸稽郢给了他们一个在战场上集体自杀的机会，可以将因罪致辱转换为为国尽忠的荣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诸稽郢的安排。尽管这样做，并不能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但他们既然已经重新赢得了荣誉，死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在“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一的《鞭楚》中提到过的勇士椒丘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椒丘炘也是吴越地域的人，他去吴国参加朋友的丧礼时，被吴国的勇士要离当众凌辱。当天晚上，椒丘炘就潜到了要离家中，准备杀掉要离以维护自己被玷辱的名声。椒丘炘当然知道杀人要偿命，但是他依然决意要杀要离，而不顾自己也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后，当要离以口舌之厉逼得他既不能动手，又无法雪耻后，椒丘炘毅然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勇士的名誉。
越国的罪人们尚且如此在乎荣誉，越国的君主怎么会不在乎荣誉呢？
在吴国大军围城的时候选择投降，显然会被视为软骨头的行径而被所有的国人嗤之以鼻。国人能够在赞扬声中将勾践送上神坛，就能在唾骂声中将勾践扔下地狱。而此刻的勾践，也并不是一个历尽沧桑，洞明世事的人。他才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年少轻狂、不肯服输的年纪。这样的年纪，即便是在一个对荣誉文化不那么在乎的地域，也是充满“斗”志而绝不肯服软认怂的。面临这样的选择，年轻人本能的冲动就是不顾一切，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要劝说勾践向吴王夫差投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文种别无选择。
文种抓住的就是勾践曾经慨叹过的这句“自先君至于孤，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
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这场惨败是越国近三十年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勾践对此深为懊悔。而要洗刷惨败的耻辱，固然可以选择拼死一战，玉石俱焚，但这样做，并不算是真正洗刷了耻辱。因为这样做会导致越国被灭国，即便到了九泉之下，也难以向筚路蓝缕、开创了越国的列祖列宗交代。
而选择在惨败之后投降，固然是辱上加辱，但却可以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也就有可能东山再起，真正将耻辱洗刷干净。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文种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一一剖析清楚，留待越王勾践裁决。
勾践少不更事的特点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就暴露无疑了。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主张，既然文种说得这么有道理，那就听文种的吧。相反，如果另有一人先行痛陈必须决一死战，勾践多半也会从善如流。只是他现在还不会想到，一旦乞降成功，那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将会如何让他“痛不欲生”。
勾践同意了文种的乞降之策，但问题又随之而来。
这会不会是文种出于私心而一相情愿的想法？吴国人会接受他们投降吗？
要知道，对夫差来说，这是杀父之仇，对吴国人来说，这是杀君之仇，两者都是不共戴天的。当吴国人举手投足间就可以将越国歼灭时，他们为什么不痛快淋漓地杀人放火，一泄三年之愤，偏偏要接受越国人的投降呢？
勾践同意求降后，首先想到的正是这个问题。
文种点了点头，说：“如果我们直接去找夫差求降，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我们去找伍子胥求降，他也是不会同意的。”
文种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夫差为父报仇，不惜使用“人肉座右铭”，可见其用心之决绝。而伍子胥疯狂报复楚国的行为早已将其塑造为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夫差和伍子胥是吴国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这两个人要是不同意投降，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但幸好吴国还有第三号人物，这就是太宰伯嚭。
文种接着说：“我听说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妒能。他与伍子胥同朝为臣，却志趣不合，不相和睦。而吴王夫差对伍子胥比较敬畏，却和伯嚭非常亲密。如果我们能够私下里说动伯嚭，再借助伯嚭的力量去说服吴王，这件事就成功了。”
勾践一听文种说得有理，又接着问道：“那么，如何才能说服伯嚭呢？”
文种笑了笑，说：“投其所好是最好的办法。军中最缺乏的就是女色。我们立即找几个越国美女送给他，如果老天爷还不想让越国灭亡，他就应该笑纳，然后帮我们成事了。”
文种说着说着，连“老天爷”也搬出来了，可见他本人也是越想越没有底气了。试想，伯嚭虽然深得夫差宠爱，但他以一介副将的身份，会不会甘冒风险，接受越国的性贿赂，而去阻扰夫差的为父报仇呢？
但事已至此，也别无良策了。勾践只好命令夫人在自己的后宫匆匆选出八个美女，将她们盛装打扮，送到前线。同时，勾践还准备了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一并交给文种，让他连夜赶去拜见伯嚭。
对于女人来说，生于这样的世代，真是一种无尽的悲哀。但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的，这几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女子，到底能不能打动伯嚭，为越国挽回一线生机呢？
心理感悟：最在乎荣誉的人，反而最容易失去荣誉。
45得失之间的选择题
置办完毕后，夜已深沉。文种丝毫不敢耽搁，立即带着美女宝货，连夜来至固陵城外伯嚭驻扎的左营门口，让人通报，求见伯嚭。
为什么文种要趁着夜色前去乞降？
这固然是因为白天行事，容易走漏风声，过早被伍子胥或夫差得知后，可能会横生阻碍。而黑夜天然所具备身体匿名性效应，也让当事的双方更容易迈出逾越世俗规范的脚步。所谓身体匿名性效应，就是指当某种环境或情境让身处其中的人的个体形象辨别度下降时，这些人更容易突破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大胆行事。
所以，月黑风高，从来都是杀人放火的好时机。同样，相对而言，在夜色中，文种大夫更能放下尊严，苦苦乞降，而伯嚭太宰也更能心安理得地收下敌方的厚贿。
再说太宰伯嚭得知越人求见，第一反应是拒绝，但转念一想，一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油然而生。伯嚭随即又追问了几句，当得知越国使者带着美女宝货而来后，决定先见了再说。
伯嚭的判断是这样的：吴军大兵压境，克越指日可待。在这样的节点上，越人夤夜来访，必有所求。
在人的“大三需求”中，除了成就需求和亲密需求外，还有一种权力需求。权力需求是指人们希望对他人施以影响的一种需求。
在吴国的权力架构中，伯嚭所处的位置已经不低，但却总是被压制在伍子胥之下。比如，当初齐国鲍牧护送少姜来吴国成婚时，就只去拜访了伍子胥，而对伯嚭置之不理。这让伯嚭很不开心，也因此对伍子胥妒意横生。
此刻文种前来求见，顿时激活了伯嚭内心的权力需求，一种掌控一切、生杀予夺、舍我其谁的伟岸感充溢胸中。伯嚭立即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倨傲冷淡的样子，吩咐从人让越国使者来见。
伯嚭叉开大腿，箕踞而坐，等着文种进来。
春秋时期的坐姿一般为跪坐，臀部落在脚上。这样的坐姿是符合礼仪的。而伯嚭的这种臀部落地，张开大腿像个“八字形”的坐法，是极其不礼貌的。伯嚭这样的坐法，暗示了他内心强大的心理优越感以及对越国来使不屑一顾的轻蔑感。
文种碎步快跑而进，这也是小人物在大人物面前不由自主或不得不为的常规做法。文种见了伯嚭，立即跪下，开始了他的艰难说服。
文种一开口，伯嚭的内心立即柔和了一下，因为他听到的是久违的乡音！
别忘了，文种可是纯正的郢都人，在越十七年，他并没有忘记乡音。而傲居于上的伯嚭，也是不折不扣的郢都人。伯嚭在吴近二十年，自从与伍子胥交恶后，已经很少听到楚音了。文种的话，顿时勾起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老乡见老乡，虽然不至于两眼泪汪汪，但彼此之间的亲近感也就在这乡音中若隐若现地滋生了。这样带给文种的最大好处是不会立即被拒之门外。但伯嚭随即涌出的权力需求，又再度压抑住了这种亲近感，他立时又板起了脸，傲然地看着跪在他面前的文种。
文种当然是有意为之的，但他的火候把握得很好，只是用楚音说话，却没有过多向这贫瘠不堪的老乡关系榨取惠益。
文种垂眼低眉，说：“寡君勾践年幼无知，不能善事大国，以至于获罪。寡君现在已经悔恨莫及，愿意举国臣事上国，但又担心吴王不肯宽恕接纳。我们深知太宰您功德巍巍，在外是吴国的干城，在内是吴王的心腹。所以，寡君派下臣文种，先叩首于太宰的辕门之下。希望您能在吴王面前美言一句，收留寡君于吴国之下。下臣冒昧前来，聊备薄礼，此后当源源不断进贡而来。”说完，就将礼单恭敬呈上。
文种的这番话，可谓是极尽卑躬屈膝、奴言媚语之能事。在他的这一生中，还从来都没有这样低三下四过。但在这样生死间不容发的时刻，他只能将内心的屈辱感死死压住。而对面的伯嚭，在听了这番话后，却是别有一番春意在心头，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挥发着浓浓的舒畅之感。
首先，文种对伯嚭在吴国的地位极为推崇，置地位还在他之上的伍子胥于不顾，简直将他捧上了天。这令伯嚭的权力需求得到空前的满足。而这一满足，也隐隐将赦越与否转换为伯嚭与伍子胥之间的权力斗争。伯嚭知道，伍子胥是决不会同意手下留情的。那么，要想胜过伍子胥，伯嚭只有尽力促成赦越。
其次，文种对伯嚭之于吴王夫差的控制力极为推崇，认为只要他美言一句，就可以让夫差赦免越国之罪。这不由令伯嚭想起了当年夫差因伍子胥一言而立的往事，而此刻如果他也能做到一言而赦越，岂不足可与伍子胥相并肩？
第三，礼单的丰盛程度也足以令伯嚭心动。正如文种事先所了解的那样，伯嚭贪财好色，这一份大礼，正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上述三点，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对伯嚭形成了围攻，他会不会为之心动呢？
伯嚭当然心动了。可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绝不会就这么轻易表示首肯的。他压制住不由自主浮现出来的笑容，再次板起脸，说：“越国旦夕之间就要被歼灭，整个越国的所有，都是吴国的。你怎么拿这么一点小东西来糊弄我？”
听到这句话，文种久悬的心顿时放了下来，知道有戏了。不怕你多要，就怕你不要。只要你想要，哪怕要得再多，越国就有了一线生机。
文种变得更加冷静，说：“越兵虽败，但是在会稽山还有精壮士卒五千人，足可拼死一战。如果战之不胜，就将所有库藏积累，付之一炬。然后就像楚昭王那样流亡他国，求助天下，谋求复国。太宰您怎么能说整个越国的库藏都将为吴国所有呢？况且，即便是全为吴国所有，那也是大半要归于吴王，太宰不过同其他诸将瓜分一二而已。如果您能够保全越国，那么寡君其实不是委身于吴王，而是委身于太宰您。所有春秋贡献，未入王宫，先入太宰府，这就是太宰独享保全越国的好处了，其他诸将分毫也沾不上。再说了，困兽犹斗，难免会有不测之事。如果越国被逼到了死路上，后果就谁都难以预料了。”
文种这一长篇大论，实际上就是给伯嚭出了一道得失之间的选择题。
两千多年后的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曾经让150名被试回答下列问题。
决策一
在两者之间选择：
1.肯定得到240美元。
2.25%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75%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决策二
在两者之间选择：
3.肯定损失750美元。
4.75%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25%的可能性没有损失。
结果，在决策一中，84%的被试选择了A选项，仅有16%的被试选择了B选项。而在决策二中，87%的被试选择了D选项，仅有13%的被试选择了C选项。如果将对两个问题的反应结合起来，有73%的人选择了A和D选项，而仅有3%的人选择了B和C选项。
决策一和决策二实际上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决策框架。决策一是正面获利框架，在这样的决策框架下，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而决策二是负面损失框架，在这样的决策框架下，人们倾向于风险寻求。上述实验数据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问题框架的不同，会影响到人们决策偏好的逆转。当人们面对获利时，会表现出保守倾向，力求稳妥。而当人们面对损失时，会表现出冒险倾向，力求一搏。
文种的这番话就是给伯嚭设定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
其中的正面获利框架是：如果您能够保全越国，那么寡君其实不是委身于吴王，而是委身于太宰您。所有春秋贡献，未入王宫，先入太宰府，这就是太宰独享保全越国的好处了，其他诸将分毫也沾不上。（方案一）
显然，从利益角度考量，这是对伯嚭最有利的方案。
负面损失框架是：如果不赦免越国，那么越国五千精兵，拼死一战，如果战之不胜，就将所有库藏积累，付之一炬。然后就像楚昭王那样流亡他国，求助天下，谋求复国。（方案二）
同样，从利益角度考量，这是对伯嚭最不利的方案。
而如果伯嚭对此不作为，那么也有可能获利，但所获大半要归于吴王，他只能同其他诸将瓜分一二而已。（方案三）
伯嚭就像绝大多数的被试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方案一。与此同时，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大张的双腿也往回收了收。
文种早已窥见这一微妙的神情变化，不等伯嚭招呼，自己就大胆站了起来，指了指礼单上八名美女的名字，说：“这八个人，都出自越宫，如果民间还有比这更美的美女，等寡君保住性命后，定当竭力搜求，以备太宰扫除之用。”扫除字面上的意思是打扫卫生，太宰家里哪里会缺扫地的人，这只是一个隐晦的说法。实际上，这些人是文种投其所好为伯嚭准备好的“性贿赂”，她们都将成为伯嚭的侍妾。
这等于是在伯嚭内心的衡量天平上再次加上了一个巨大的砝码。伯嚭一看这个老乡这么懂规矩，终于绷不住笑了出来。
笑声中，伯嚭站了起来，说：“大夫您不去右营，而来我的左营，是知道我没有乘人之危的坏意。既然你这么看重我，明天我就带你去见吴王，让他赦免越国。”
再贪得无厌的人，都不太会赤裸裸地暴露本性。所以，伯嚭一定要给自己贴上一层“不乘人之危”的道德标签，才能毫不客气地笑纳越国的厚礼。说完，伯嚭吩咐从人入内，重新以宾主之礼来款待这个风尘仆仆的老乡。
文种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但很快又重新悬了起来。在曲意迎合伯嚭的热情款待时，他内心依然焦灼万分。
毕竟，这绝不是一桩与伯嚭相谋于暗室就可以成交的小交易。伯嚭明天会如何对吴王夫差言说呢？他到底能不能说服复仇心切的夫差呢？
心理感悟：人生不过是得失之间的一场游戏罢了。
46总是忘不了那句话
第二天一大早，伯嚭带着文种前往中军大帐，去见夫差。他之所以要早早行动，就是要赶在伍子胥到来之前搞定夫差。
伯嚭吩咐文种在帐外等候，自己先行入内。这也显示了伯嚭老谋深算的心机。如果他一开始就贸然带着文种入内，一旦情势突变，他就没有退步的余地。而现在他孤身先入，则可视夫差的态度而应对自如。
伯嚭对夫差禀明越国派文种前来乞降，请求赦免。
对伯嚭来说，赦越与否是一道充满诱惑的选择题，但对吴王夫差来说，却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判断题。
夫差一听，立即勃然变色，怒道：“越国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赦免他们呢？”如果伯嚭不是自己最信任的宠臣，夫差早就一脚将他踢出帐外了！
伯嚭昨晚早已深思熟虑、反复酝酿该如何来说服夫差。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王，您知道先王最大的憾事是什么吗？”
作为阖闾的儿子，夫差当然知道父亲最大的憾事。而且，也不仅是夫差知道，几乎整个吴国的高层人物都知道。
这就是在攻克郢都后没有实行孙武提出的“赦楚而得楚”的妙策，最终逼得楚国绝地反击，请来秦兵，击退了吴国。阖闾不得不失去了整个楚国。
伯嚭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他搬出了阖闾的伤心往事，来比拟今日的极为类似的局面。这等于是在问夫差，您的父亲已经犯过一次无可挽回的大错了，您今天是不是还想重蹈覆辙？
而这一问，又成功地将问题的焦点从“为父复仇”偷偷转换为“对越策略”了。如果问题始终是复仇，那么就根本不用考虑其他的可能。但如果是“对越策略”，就存在着到底是赦越对吴国有利，还是灭越对吴国有利的判断与抉择了。也就是说，伯嚭这一句话，是将毋庸置疑的判断题转换为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选择题了。
夫差不由一愣。
伯嚭不等他回过神来，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大王，您难道不记得孙武当初说过的‘兵者，凶器也，可暂用不可久也’这句话了吗？”
孙武在吴国早已成为神圣的权威人物，他的退隐则又更为其形象添加了巨大的神秘光环。孙武说的话，吴国人当然是铭记不忘的，而他说这句话的背景也与“对楚失策”密切相关。
当时，秦楚联军已经击败了吴军的先锋大将夫概，吴王阖闾内心惊惧不安，颇为懊悔没有像孙武建议的那样“赦楚而得楚”。孙武眼看形势已经逆转，吴军已经不宜在楚久留，就说了这句话，劝阖闾尽快退兵回国，以免夜长梦多。阖闾追悔莫及，对孙武当然是言听计从。但伯嚭急于表现自己，强行要再与楚秦联军一战，结果惨败而归。
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实际上是伯嚭本人的一段糗事。但是，一个人自揭其短，现身说法，反而更具说服力（自轻性说服）。这一方面说明伯嚭有勇气面对教训，另一方面说明伯嚭已经吸取教训了。而对于这个伯嚭曾经经历过并已经吸取了的教训，夫差还要眼睁睁地重蹈覆辙吗？
这两句铺垫的话是伯嚭苦苦思索了一晚上才想出来的，果真收到了奇效！
夫差虽然没有表示首肯，但脸色明显缓和了下来。这也说明，至少他已经不再拘泥于只做判断题，而是考虑起做选择题的可能性了。
伯嚭察言观色，立即趁势跟进，说：“越国确实有罪，不过他们对吴国也可真算是低声下气了。他们的国君请求当吴国的臣子，国君之妻请求当吴国的臣妾。越国的宝器珍玩，尽数进贡给吴国。他们所祈求的不过是大王赦免他们的死罪，让他们保留一线宗祀而已。”
伯嚭见夫差没有摇头否决，就继续说了下去：“大王如果允许越国投降，就可得厚实大利。而赦免了越国，又可以得到仁义的显名。这样岂不是名利双收？有了这两点，吴国就可以称霸了。”
伯嚭的这段话里有两个词击中了夫差的心灵。
第一个是“仁义”。
这几年来夫差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就是父亲阖闾的四字评语——愚昧不仁。而“仁义”正是夫差最需要用来解毒“不仁”的灵药。
第二个是“称霸”。
阖闾虽然以武力纵横天下，但一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称霸。而他所缺少的，正是“仁义”。如果夫差今天能够凭借对越国的“仁义”而得以称霸，那就是超越了阖闾的成就。而超越了阖闾的成就，不就等于洗刷了“愚昧”的耻辱了吗？
由此，赦免越国可以一举摘掉“愚昧不仁”这顶并不光彩的大帽子。夫差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伯嚭眼看成功在望，抛出了最后一击。这正是文种昨夜用来说服他的那些说辞。
伯嚭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对越国赶尽杀绝，勾践就将焚烧宗庙，杀掉妻子，将一切金玉珍玩沉到江中，然后率领五千死士，与我们决一死战。这样，我们吴国就算最后取胜，也不能没有丝毫损失吧？大王，我看还是‘赦越而得越’吧！”
当初阖闾没有做到“赦楚而得楚”，而此刻“赦越而得越”就摆在了夫差的面前，做与不做，一切只在他的抉择！
在面对获利的时候，人们总是选择规避风险，抓紧落袋为安。而在面对损失的时候，只有当损失已经无可避免时，人们才会选择冒险一击。
夫差完全可以选择不冒风险而名利双收，但如果他一定要将越国逼到绝路上，也有可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而这等于又走上父亲阖闾的老路，让悲剧再度上演。那么，夫差也就“成功”实现了父亲当年对他的评价——愚昧不仁！
夫差完全陷入了纠结之中。他最初的目的根本就没有考虑任何利益得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为父亲报仇。但现在，如果他不赦免越国，就是不仁。不仁，就会逼得越国负隅顽抗，而这又会给吴国带来巨大损失。那么，夫差就没法逃脱“愚昧”的诅咒。
夫差决不想“愚昧不仁”，他要的是“聪明仁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伯嚭的说服也就水到渠成了。
伯嚭的心计与口才，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说服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体现。他说服的这几个步骤，环环相扣，丝毫不能脱节变动。唯有如此，才能完成这一场原本绝无可能达成的说服。
不过，归根结底，夫差并不是被伯嚭说服的，而是被他已经死去的父亲阖闾说服的。因为夫差总是忘不了父亲阖闾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夫差的这个决定是对他先前信念的一次彻底颠覆，自然会造成他内心的认识失调。但是，以他的聪明，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足以成功地自我欺骗，来平复内心的失调。
夫差问伯嚭：“现在文种在哪里？”这句话并没有直接表示首肯，但以伯嚭对夫差的了解之深，他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了。
伯嚭尽量表现得平心静气，回答说：“文种此刻就在军帐外等候。”
夫差说：“唤他进来。”
伯嚭对夫差的说服其实并没有花太长的时间，但等候在军帐之外的文种却是度日如年，惶惶不安。
此刻，军帐之内已然春意盎然，但文种的心中依然冰封雪飘。他心里没底，忽听得帐内召唤，只好双膝跪倒，以最卑微的姿态膝行而入。文种没敢看伯嚭一眼，唯恐目光的对视会泄露他们曾经密谋于暗室的默契。但这也导致他没有注意到侍立一旁的伯嚭眼角眉梢隐隐的笑意。
文种再一次卑言微辞，将越国乞降的请求对夫差陈说。
夫差冷冷地问道：“既然你们国君请求当吴国的臣子，能不能跟着寡人一起去吴国哪？”这句话一说，旁边的伯嚭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明白自己大大低估夫差的智商了。
夫差让勾践夫妇跟着他去吴国，这可不是邀请他们去观光旅游，而是要他们去吴国当奴仆！
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征战颇多，经常会出现战败一方向战胜一方求和的情形。所谓的臣服，更多的是在外交礼节和年岁进贡上的表现，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战败一国的国君到战胜国去当奴仆的事例。可以说，夫差提的这个要求实在太过无礼，不啻是一个奇耻大辱。
那么，夫差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要求呢？
夫差敏锐地认识到，毁越确实是逞一时之能，是为不仁，但简简单单就放过越国也是心有不甘。他抓住伯嚭和文种都提到的“勾践夫妇请为吴国臣妾”这一点，提出了“辱越”之策。是啊，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让勾践到吴国给自己当奴仆，为先王守墓更能体现报仇的痛快程度的事情呢？（事实上，尽管文种和伯嚭都提到了“勾践夫妇请为吴国臣妾”，但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示，而不是真的要如此行事。）
夫差认为，辱越和赦越并不矛盾，这样既避免了“不仁”，又足可体现真正的复仇之意。何乐而不为呢？
但伯嚭却乐不起来。他非常担心文种不甘受辱，而断然拒绝，并当场将暗中贿赂自己的丑事揭穿。
那么，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越国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极端苛刻的条件呢？
勾践委派文种乞降，并没有给予他全盘接受任何条件的授权。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文种还有退路吗？只要他稍有犹疑，夫差就会认为越国其实并没有投降的诚意而勃然大怒。那么，文种辛辛苦苦的谋划，十七年的等待，弹指间都将付诸东流。
文种反应很快，立即坚定地回答道：“既然身为臣妾，生死都在大王决定，又怎么敢不随侍左右呢？”话是这么说，内心中却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激愤。
夫差听到这个答复，深感满意，内心中的认知失调顿时烟消云散。伯嚭见状，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勾践夫妇愿意随大王入吴，大王赦越而得越，更有何求？”
夫差大悦，示意文种从地上站起，就此答应了文种的请求。
和议既成，文种暗地里长出了一口气。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个怒气冲冲的人冲进了中军大帐……
心理感悟：只有你真正在乎的，才能真正约束你。
47用你的刀来杀你
整个吴国只有一个人敢于不告而闯吴王夫差的中军大帐。这个人当然是伍子胥了。
伍子胥怒气盈面，瞅见文种（因其是陌生人即可断定）和伯嚭站在一旁（而不是跪），心里顿时了然，对着夫差喝问道：“大王，您已经同意越国求和了？”
伍子胥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这一声喝问，因着他内心的急愤而显得有雷霆之威。夫差素来畏惧伍子胥的刚硬耿直，吃了一惊，有些底气不足地回答道：“是的，我已经同意了。”
伍子胥暴怒，大叫道：“不可！不可！”吓得旁边的文种倒退了三步，心中暗自叫苦。以伍子胥这样暴风骤雨般的威势，这个已经达成的和议眼看就要被他推翻！
说实话，如果今天没有文种在场，以伍子胥对夫差的一贯影响力，再加上他暴烈发作的威力，这个所谓的和议真的就会烟消云散。但是，文种的在场，却让整个情境大为不同，也让夫差的心理起了微妙的变化。
在夫差和伍子胥、伯嚭三个人构成的小群体情境中，夫差无论是采纳（听从）伍子胥还是伯嚭的建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人在场，在改变情境的同时，也会提醒身处其中的人更加在意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
伍子胥凶形恶相的表现，其实不过是他一贯的风格，但当着文种的面，却让夫差感到了一种胁迫感。文种的在场，让他更加敏感及在意自己的面子，毕竟他才是吴国的第一人。伍子胥即便是他的恩主，也没有权力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夫差虽然内心有些恐慌，也确实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决策失误，但在文种面前，他决不愿意表现出对伍子胥的敬畏，也决不愿意承认自己刚刚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伍子胥见夫差不置可否，内心更加焦灼，于是就开始了他的长篇说服。其实，伍子胥又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他硬桥硬马坚持到底，就摆出一副不讲理的架势，还是可以成功搅黄和议的，毕竟他积威甚重。而且，只要这次得逞以后，他在夫差和伯嚭面前，永远就高人一头，说了算数（当然这必然也会招致夫差和伯嚭的忌恨）。
但讲道理却是他的弱项。这一点，我们已经领教多次了，只是他本人尚不自知。
却听伍子胥说道：“越国和吴国，相邻而存。如果今天吴国不灭了越国，越国以后必定会灭了吴国。”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伍子胥“报仇必要赶尽杀绝”的复仇观，也是他的独特经历赐予他的不可磨灭的心灵印记。
夫差刚刚以得胜之姿领略了文种（代表着越国）的卑躬屈膝，怎么可能接受伍子胥的这个观点，当然是不置可否，听他继续往下说。
伍子胥又说：“如果我们战胜了像秦、晋这样的国家，他们的土地我们是不能据为己有的，他们的战车我们也不能用。而战胜了越国，就可以据其地，乘其舟。这中间的区别就是相邻与否。况且，越国和我们有先王之仇，不灭越，你对得起自己每天找那么多人来提醒自己勿忘父仇吗？”
管用的话，其实不用多说，因为言多必失。伍子胥本来只要说最后一句就可以了。当初夫差给自己找了十个“爹”，只要看到他，就问：“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的仇了吗？”这是夫差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只要用这句话，再一次逼问夫差，夫差必然赧颜而悔，不再同意与越国的和议。
但伍子胥前面啰里啰唆，说了一大堆，反而对自己最具说服力的核心观点起到了稀释作用。
观点一经稀释，就像牛奶加了水一样，看似数量有增，却变得平淡无味，反而削弱了说服力。而更要命的是，这一大堆话又给对手提供了极大的反击之机。
夫差在伍子胥面前一直处于心理劣势，而伍子胥敢于在夫差面前放言无忌，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心理优势。这样的心理对比，一方面是因为伍子胥确实在夫差继位上施予了巨大恩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伍子胥的强悍个性使然。而夫差初立，阅事不多，截至目前还没能从这样的心理态势中解脱出来。所以，面对伍子胥的逼问，夫差语塞而不能答，只好频频目视伯嚭。
伯嚭明白夫差的用意：和议之事是你一手挑起来的，现在这个家伙喋喋不休，你赶紧帮我处理好。伯嚭也知道，如果自己今天不能帮助夫差过了这个难关，日后不但很难得到他的信任与重用，而且在伍子胥面前也再无法抬头了。
伯嚭虽然与伍子胥早已不和，但一直是“暗斗”而不敢“明争”，因为他对个性刚烈的伍子胥也是颇为忌惮的。如果今天文种不在场，伯嚭可能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不敢公开与伍子胥撕破脸皮。
但是，昨晚文种对伯嚭的大肆吹捧让他心神俱醉的同时，也给他套上了一个社会形象的沉重枷锁。如果在伍子胥的威势面前，伯嚭唯唯诺诺而不敢言，岂不是颜面扫地？
在夫差和文种的双重影响下，伯嚭鼓起勇气，对伍子胥发起了攻击。有了勇气，一切都好办了。伍子胥的话语中本来就存在着很多技术上的漏洞，以伯嚭之口才，伍子胥根本无从抵挡。
伯嚭说：“相国，您的话可是大大的错了！当初周王建国，分封诸侯时是水陆并封的。吴越宜水，而秦晋宜陆。如果按您所说的，因为其地可居，其舟可乘，吴越就不能并存，那么，秦晋齐鲁都是陆国，其地可居，其车可乘，这四个国家岂非只能合并为一国了？”
这是用伍子胥自己提出的观点，加以演绎发挥，反过来攻击伍子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说服中无可抵御的杀手锏！
但这还不算完，已经摆脱心魔的伯嚭既然已经和伍子胥公开对决，就再不留情。这一点其实和伍子胥颇为相似，但在口才上，伯嚭胜过伍子胥远矣。
伯嚭咄咄逼人地道：“如果一定要说先王大仇，决不能赦，可相国您对楚国的仇恨比大王对越国的仇恨还要深，可您为什么当初不灭了楚国却要允许其乞和呢？现在，越王夫妇都甘心到吴国服役，远胜过楚国只收留了芈胜。相国您自己要做忠厚之事，却为什么一定要把大王置于刻薄不仁的境地呢？我觉得一个忠臣是绝不会这样做的！”
永远不要因为小人的品性低劣而低估他们的智商与能力！
伯嚭的话轻柔温和，但伍子胥的赫赫威势在这几句话面前却是冰消雪融，毫无还手之力。一旁的文种只听得心潮澎湃，暗自叹服，而夫差则是心花怒放，暗暗称快。
伍子胥并不是不想灭了楚国，后来由于形势突变，才不得不与楚国讲和。但无论如何，讲和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伯嚭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将其定性为伍子胥的决定使然。紧接着，他又列举数例，将伍子胥自己的所为定义为忠厚仁义。然后再以此为武器，攻击他逼迫夫差远离忠厚仁义。最后则一锤定音，将他的做法定义为“非忠臣所为”。
这段话一气呵成，逻辑强悍，伍子胥气得要死，却无从反击。
这次交锋，是伯嚭和伍子胥第一次公开决裂。言辞上的大获全胜，给了伯嚭足够的自信，从此，伍子胥再也不被他放在眼里。
伯嚭的胜利也给了一直在伍子胥面前束手束脚的夫差以信心。得益于伯嚭的言辞轰炸，夫差在人格意义上站了起来，从此也有了直面伍子胥、否定伍子胥的勇气。
伯嚭的胜利还给了第三个人以信心。这个人就是一直忐忑不安的文种，他深深感到，自己确实是找对了“靠山”。只要牢牢傍住伯嚭，根本不用担心伍子胥从中作梗。只要牢牢傍住伯嚭，越国的这一线生机就不会被扼杀了。
夫差调整好心态，笑吟吟地对气得说不出话来的伍子胥说：“相国啊，我看太宰说得很有道理。这件事您就不用操心了。等到越国进贡的宝物珍玩送来了，我决不会少了您的。”
伍子胥的肺简直要被气炸了，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愤愤不已地跺了一下脚，转身冲出了中军大帐。
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这一次，伍子胥没能扭转局势，却让夫差和伯嚭结成了联盟，从此以后，他就很难力挽狂澜了。这一天，可以说是伍子胥后半生坎坷命途的开始。
看到这幅情景，文种内心竟又隐隐有几分不忍。但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他没有让这一情绪蔓延，而是转而庆幸越国这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又闯过了一关。
心理感悟：绝对不要给别人第一次拒绝的机会。
48从暗斗走向明争
伍子胥恨恨不已，冲出军帐，自言自语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悔不听被离之言，竟然与这等佞臣同列！”
当初伯嚭刚来投奔伍子胥的时候，吴国的相术大师被离就告诫他说：“伯嚭这个人鹰视虎步，生性贪婪，好出风头，好抢功劳，而且杀心很重。这样的人绝不可亲近。如果您重用他，将来一定会连累您自己。”
但伍子胥却不以为然，反而因为伯嚭和自己的遭遇相似而“同病相怜”，引以为友，在阖闾面前大力举荐，让伯嚭轻松获得了大夫的职位。
后来，在攻楚之际，秦楚联军来袭，孙武建议阖闾撤军，但伯嚭为了争功出风头，强行与秦楚联军对战，结果惨败，还是伍子胥舍命赶去接应，将其救回。孙武看透了伯嚭的本性后，也对伍子胥说：“伯嚭私心很重，目中无人，且又贪功冒进，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按军令斩之！”
但伍子胥还是不听，反而在阖闾面前为伯嚭开脱，让他逃脱了处罚。
伍子胥把伯嚭视为最亲密的兄弟，以满腔的热忱来对待他，没想到却换来今日的无情决裂。在惨遭打击的时候，伍子胥这才想起被离的话，但却为时已晚。
相术大师被离的预言再一次神奇命中，而伍子胥心中的郁闷却难以言表。
伍子胥在劝谏夫差的方式上可能不够妥当，但他确实完全是从吴国的利益出发来整体考量的。伍子胥，这个曾经的楚国人，早已将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吴国的血脉之中，甚至比吴国人还要热爱吴国。但为什么，和他同样出身于楚国，并且也在吴国得到重用的伯嚭却会在越国的美女重金诱惑下，毫不犹豫地将吴国的利益抛诸脑后？换言之，这两个背景几乎一致的人，为什么在对吴国的组织忠诚度上如此大相径庭呢？
心理学大师埃利奥特·阿伦森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设计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和他的助手贾德森以举行几场性心理讨论的名义招集了一群女学生来参加实验。在实验之前，他们事先告知这些女学生，因为性话题的敏感性，很多害羞的学生在群体情境中都不敢大胆谈论，而任何阻碍讨论顺利进行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无效。所以，只有在参与的女学生明确表示她们可以在小组讨论中无所顾忌地谈论性话题后，才能入选。
阿伦森设计了三个组别，分别是无入门考验组、轻度入门考验组和重度入门考验组。如果被试被选入了无入门考验组，那么她立即就可以成为讨论小组的成员。而对于分配到轻度和重度入门考验组的成员，则必须通过难度不同的筛选环节，以确保她们能够对性话题畅所欲言。
为重度入门考验组设计的测试足以令被试非常难堪。这些女学生必须背诵“操”、“吹箫”等12个淫秽词语以及选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的两段色情文字才能过关。这样的测试无论是对背诵者，还是对作为测试者的阿伦森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都是极为难堪的。
与此相对，为轻度入门考验组设计的测试则要好得多。被选入这一组的女学生只需要背诵一组和性相关，但并不淫秽的词语，诸如阴茎、阴道、性交之类。
接下来，每名被试将听到一段有关性行为的讨论录音。阿伦森声称，这就是每名被试各自将要参加的小组的最新讨论录音。但事实上，每名被试听到的录音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段录音的内容非常乏味而冗长，其中有个家伙结结巴巴咕哝着说，他还没有阅读有关某种稀有鸟类求偶方式的必读材料。
然后，特意不知道每名被试是属于哪一组的贾德森出面对每一名被试进行访谈，让她们从多个维度对这场讨论和小组成员的表现进行评价。
结果，重度入门试验组的被试普遍认为小组讨论相当有趣，而轻度入门考验组和无入门考验组的被试认为小组讨论枯燥乏味，甚至有几名被试立刻要求退出讨论小组。而对那个结结巴巴的家伙，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觉得这个人非常讨厌，认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笨蛋，连最基本的阅读都没有完成就来参加讨论，把整个组都搞砸了。但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却对这个被另一组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笨蛋相当宽容，认为他坦率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她们很愿意与他同组共事。
为什么同样的一段录音和同一个结结巴巴的人，在不同的组别里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在这个实验中，被选入重度入门考验组的女学生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强忍着巨大的难堪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背诵那些淫秽的词语和色情的描写）才得到了加入小组的机会，又怎么会不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呢？所以，即便是枯燥乏味的讨论，即便是不负责任的笨蛋，在她们的眼中也变得有趣、美好起来。而那些没有为加入付出太大代价的被试，反倒能更加客观地给予评价，并且可以很轻松地放弃。
阿伦森后来总结道，对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东西，人们会加倍珍惜。这个结论听上去仿佛直接来源于生活经验的总结，但有了阿伦森煞费苦心设计的上面这个实验，才被注重科学的心理学家完全接纳。我们不妨将其称为阿伦森定律。
阿伦森定律在个体组织忠诚度上的体现就是，一个人加入组织的过程越是艰难，其对组织的忠诚度就越高。
现在，伍子胥和伯嚭的问题就找到答案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伍子胥从加入吴国这个组织到获得真正的认可，其过程是何等的曲折艰辛！
伍子胥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逃到吴国，正逢吴王僚当政。吴王僚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当即拜他为大夫，还要为他发兵讨伐楚国。如果伍子胥真的就此如愿，那么他对吴国的忠诚度也不会太高，因为这一切得来太过容易了。但是，阴谋篡位的公子光搅黄了这一切，伍子胥不得不在阳山种了整整六年田。最后伍子胥转变立场，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登上王位，才换来了公子光将会兴兵为他报仇的承诺。此后，阖闾（即公子光）任命他为行人（负责外交之类的事务），却还是以客卿之礼对他。表面上是客气，骨子里还是不够信任。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阖闾一直没有谈兴兵伐楚的事，却要伍子胥不断地为他奉献。等了整整十六年，伍子胥才得以破楚复仇，而此时他最大的仇人楚平王和费无忌早已死去，留下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伐楚归国，伍子胥被阖闾拜为相国，这才算是真正得到了组织的信任。
反观伯嚭，由于有了伍子胥先前打下的基础，他在吴国的节节上升来得毫不费力：初到吴国，因着伍子胥的力荐，立即得到了大夫之职；此后，更是轻松获得了阖闾和夫差的亲密对待。
如果说，伍子胥是重度入门考验组的成员，那么，伯嚭就是无入门考验组的成员。所以，伍子胥才会是一个对吴国极度忠诚的“爱国者”，将吴国视为自己心灵中的圣地。而伯嚭很轻松地就被越国的糖衣炮弹攻陷，成为了一个可耻的“卖国贼”。
在现实中，也有很多组织，为了确保成员的忠诚度，特意为新加入者设计了种种的考验，甚至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比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卡帕·西格玛会社的新加入者，必须吃下一块四分之一磅的生牛肝，而且必须整块吞咽。一个名叫理查德·斯旺森的人连续试了三次，才勉强把这块令人作呕的生肝吞了下去。但不幸的是，这块生肝最终堵住了他的喉管，生生地把他噎死了。
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新生在申请加入兄弟会时，必须在所谓的“土牢”中度过两天。在这两天中，他们只能吃很咸的食物，却不被提供任何饮用水或饮料。他们只能用仅有的一只塑料杯接自己的尿液来喝。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入门考验，实际上却收效奇佳。而且，越是这样的组织，越是能吸引新的加入者，而新的加入者日后对组织也越是忠诚热爱。
伍子胥当然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热爱吴国，伯嚭当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不在乎吴国。但是，这也许值得现代的很多领导者好好思量。
伍子胥冲出帐门后，迎头碰上大夫王孙雄。他脱口而出，对王孙熊说了一句：“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教训，不过二十年，吴宫就变成沼泽了。”
这个“二十年论”其实并不是伍子胥自己的原创，而是源自多年前孙武的一番话。但伍子胥此刻并没有想起这是孙武所言，因为睡眠者效应发挥了作用。
当时，阖闾执意伐越，刚被重用的孙武以岁星在越，伐之不祥而予以劝阻。但阖闾不听，出兵伐越后大胜而归。孙武对此评论说：“四十年后，越强而吴尽矣！”听到这句话的正是伍子胥。当时的伍子胥听后并不引以为然，因为阖闾的胜利以及当时根本看不到的如何对吴国不利，使孙武的权威度有所下降，所以当时他的话影响力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今日机缘的巧合，这句话在伍子胥脑海中突然复活了。
一旁的王孙雄不明就里，听得满头雾水，只是任由伍子胥自归右营。
心理感悟：忠诚取决于你付出的代价，而非你得到的惠益。
49励志纯粹是种错觉
伍子胥大闹中军帐，夫差虽因文种的他人在场而勇气倍增，顶住压力，坚持与越国达成和议。但伍子胥的强烈反对，也逼得夫差在内心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决定会不会真的导致如伍子胥所言的后果。“不仁”固然不好，但如果因为“仁义”而造成“愚昧”的后果，也不是夫差愿意接受的。
夫差仔细思量，想出了三个措施。
第一，尽快让勾践夫妇入吴为奴，让越国群龙无首，以免夜长梦多。
第二，悉数征敛越国库藏，让越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滋生二心。
第三，大肆削减越国的领地，只留下十分之一，其余部分都划入吴国版图。
有了这三大措施，即便越国有心背约谋叛，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那么，吴国就可确保无虞，伍子胥所言也就不过是危言耸听而已。
真不知道当初阖闾为什么会对夫差抱有“愚昧不仁”的错误看法。从他截至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无一不是“聪明仁义”之举，非常人可以企及。
计议已定，夫差立即逼问文种：“勾践夫妇什么时候能够入吴呢？”
这句话差一点就把文种给逼疯了。到目前，和议虽成，但自己所答应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和勾践商量过，勾践到底会不会同意这样屈辱的和谈条件，还是未知之数。文种怎么能答得出入吴之期呢？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文种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了。好在他机敏过人，以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为自己，也为勾践争取到了一点机动的时间。
文种说：“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为表诚意，将悉数敛集玉帛女子，进贡给大王。请大王稍微给点时间。如果我们负心失信，难道还逃得过大王的雷霆之威吗？”
这个说法合情合理，也暗合夫差的决策。夫差点头表示同意，说：“那就给你们三个月的期限吧。”
随后，夫差命王孙雄押解文种回越国办理诸项事宜，并留伯嚭屯兵一万，在吴越边境处的吴山静候，如果越王过期不入吴，立即将其歼灭。安排停当，夫差自行率领大军回吴。
夫差之所以留下伯嚭，而非伍子胥，有两个用意。
首先，如果留下伍子胥，以他暴烈的个性，在受挫后很可能自作主张，撕毁和议，将越国歼灭。这会导致夫差失信，不但脸上无光，而且有违“仁义”。
其次，留下伯嚭，夫差在归途中可与伍子胥独处，便于修复两人之间的裂痕。毕竟，与伍子胥决裂不是夫差的本意。
回国途中，夫差将自己的想法与伍子胥细细沟通，以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冷静下来的伍子胥得知了夫差的“三大措施”后，也觉得颇为有理。他同时想到，既然勾践要入吴为奴，那么，自己还可以趁他在吴国孤立无援的时候说服夫差将其赶尽杀绝，永绝后患。这么一想，伍子胥心中对夫差的隔阂与不满很快就消去了。两个人的关系也暂时恢复了正常。
再说文种，带着虎视眈眈的“贴身保镖”王孙雄，回到了越王驻地。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天大的说服难题。
到底该如何说服勾践接受入吴为奴，而不是奋起一战，拼个玉石俱焚，拒绝接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呢？
正在彷徨无计之际，文种突然想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建议勾践乞降？文种不想死，是因为壮志未酬，不甘心就此结束人生。既然自己有壮志，勾践又怎么可能没有呢？既然自己为了壮志可以忍辱贪生，勾践又怎么不可以呢？
文种随即又想，作为一国之君的勾践，会有什么样的壮志呢？这样一想，思路豁然开朗，文种的头顿时恢复了原状，非常自信地去见勾践。
文种先说和议已成，勾践面露一丝喜色，他当然不会想到和议的代价就是自己和夫人两人要入吴为奴。
文种随即说：“恭喜大王。吴王还要您和夫人两人去吴国。”
勾践一愣，文种不等他发问，紧接着说：“从前商汤被囚在夏台，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后来这两个人都成就了王业。齐桓公逃难到莒国，晋文公逃难到翟国，后来这两人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艰难困苦之境，都是老天爷特意用来成就王者和霸者的。大王您此去吴国，正是秉承天意，此后必有勃兴之期。所以，我要恭喜大王！”
文种这番话一说，吴越第一励志大师的桂冠就不可能属于其他人了。
首先，他用这番话婉转但却异常准确地说明了夫差让勾践入吴去干什么，而这确实是不能明言的。
其次，经过他这一番列举与总结，勾践入吴为奴非但不是什么耻辱，反而是天大的好事。你看，那些成就王霸雄图的人，哪一个没有过狼狈逃窜或被囚为奴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福气领赐的。老天爷只把这样的经历赐予经他选定、将要称王称霸的人。
普天之下的王者，哪一个不想成就霸业呢？勾践当然也想。而此刻，根据文种给出的确凿例证，要想成为霸主，就必须经历屈身被囚、忍辱为奴。或者说，不经历屈身被囚、忍辱为奴，就不可能成为霸主。
恍惚中，勾践仿佛看见了商汤、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在遥遥对他招手，他那颗因失败而沉痛的心一下子又振作起来。
此前，如果勾践知道必须以自己入吴为奴为代价才能换回和议，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抗战到底，而拼死一战本来就是一种冲动之下的反应。但此刻，当他的求生之念生发后，再要鼓足勇气与吴国拼个你死我活就很难了。再加上励志大师文种为他描绘的有着光辉前景的蓝图，不但可以让他有一个足够好的理由保住他在众多下属前的面子，而且也点燃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眼前的困窘就算再难堪，也就不再那么难以接受了。
说到底，人都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只要未来有希望，就会有克服时艰的勇气。未来的希望越大，克服时艰的决心就越大。如果真的能成就霸业，那么，入吴为奴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文种再一次涉险过关，成功地说服了勾践。但其实，文种这个励志大师所赖以成功的不过是一种典型的错觉相关。
所谓错觉相关，就是人们倾向于在毫不相关的两件事或几件事中发现相互间的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
20世纪初期，美国南部爆发了“糙皮病”，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这种病被认为是一种由不明微生物引发的传染病，其主要症状是头晕、嗜睡、溃疡、呕吐和严重腹泻。
经过研究，很多医学人员一致认为，糙皮病与患者的卫生条件有关。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人们虽然也身处南方，但却很少得这种病，因为他们的家里拥有自来水管道和良好的污水处理设施。
由此，人们得出结论，这种传染性疾病是通过糙皮病患者的排泄物传播蔓延的。
但是，一位名叫约瑟夫·戈德伯格的医生对这一结论却表示怀疑，并由此展开了很多研究。为了确证糙皮病是不会传染的，他给自己注射了一名患者的血液，还吃了一名患者喉咙和鼻子内的分泌物。他还选择了两个病人，一个有皮癣，另一个有腹泻症状。他从患者的皮癣处刮掉鳞屑，然后和该病患的4毫升尿液混合到一起，再加上另一个病人的液体排泄物，最后与四小撮面粉混合，揉在一起做成小药丸。
戈德伯格以及他的助手和妻子自愿服下了这些药丸。但奇怪的是，他们一个也没有被传染上糙皮病。
戈德伯格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糙皮病之所以在美国南部密集高发，是由于南部普遍的贫困造成的，许多患者赖以维持生存的食物都是一些高碳水化合物（大量的谷类、燕麦和玉米），饮食中所含的蛋白质极低（很少有肉类、蛋类、牛奶）。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戈德伯格又选择了密西西比州监狱农村的两组犯人，这些人都是没有罹患糙皮病的健康人，并自愿参加实验。其中一组犯人被给予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食物。另一组犯人则被给予营养成分更均衡的饮食。
5个月后，连续食用低蛋白质的这一组犯人果真如戈德伯格所料，患上了糙皮病。而作为对照的另一组犯人，却没有丝毫患病的迹象。
在这个案例中，被戈德伯格证伪了的“糙皮病与患者的卫生条件有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觉相关。如果没有可敬的戈德伯格医生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孜孜以求，“卫生条件”将会一直背着“糙皮病罪魁祸首”的黑锅。而更可怕的是，当人们投入巨大资源、心力去改善卫生条件时，却丝毫不能减少糙皮病的发病率及危害。
再回到文种的说服。
其实，商汤、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所经受的苦难和他们日后的称王称霸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受苦受难并不是称王称霸的充分条件，称王称霸也不是受苦受难的必然结果。这四个人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主要是时势与机运的完美应合。这世上受苦受难的人多了去了，但因此而称王称霸的却寥寥无几。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世上很多称王称霸的人，也根本没有受苦受难。
但是，当一个失败者必须面对心灵煎熬的时候，这样的错觉相关又是多么的必要啊！如果连这一线希望都不再存在，可怜的人们又该用什么去承受即将到来的重重苦难呢？
所以，勾践选择性地相信了，越国的众大夫选择性地相信了，文种本人也选择性地相信了。
心理感悟：在希望的寒冬，人们往往用谎言来取暖。
50最是心痛辞庙日
未来虽然被文种勾画得很美好，但毕竟还遥遥无期，而现时的痛苦从不给人以任何喘息之机，扑面而来。
勾践在懵懵懂懂中接受了入吴为奴的命运安排，但那种从至高无上的巅峰跌入无底深渊的感觉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坚强的人，更何况勾践还不过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王孙雄的任务就是监督越国君臣尽快料理好遗留事项，登程赴吴。文种等人尽管心乱如麻，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收拾库藏宝物，装箱入车，又在国内收罗美女三百三十名，准备送给吴王夫差三百名，另三十名送给伯嚭。
做这些事非止一日，三月之期转眼将至。王孙雄早已等得不耐烦，频频催促勾践动身赴吴，勾践受此催逼，内心极为憋屈，忍不住泪水长流，对群臣哀叹：“孤承先人余绪，兢兢业业，不敢怠荒。今夫椒一败，遂至国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无归日矣！”
文种唯恐勾践陷入心灰意冷而不可自拔，又再强作笑颜，给勾践灌了许多“商汤”，勾践这才停悲止泣。
文种知道入吴之期绝不容有误，就和勾践定于第二日启程。伯嚭统帅的吴国大军就在左近的吴山虎视待命，王孙雄料定勾践不敢爽约，先行上路，与伯嚭会合，在吴山等候勾践次日前来。
勾践即日祭祀宗庙，心中无比灰暗，既觉得自己愧对列祖列宗，又担心自己此后再无机会回来祭拜祖宗。最是仓皇辞庙日，勾践的沉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但不管心情如何低落，前路如何苍茫，还是得踏上那充满未知的旅程。群臣送勾践夫妻到浙江之畔。范蠡从固陵驾舟而来，迎接勾践。
群臣举酒送别勾践。文种举起酒杯，为勾践送上祝福：
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淹滞，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
这一祝酒词与此前文种的励志言辞大致相同，勾践听了，仰天叹息，举起酒杯，正要一饮而尽，却突然哀上心头，停杯不饮，泪水长流，默默无所语。
范蠡见状，立即说道：“大王，我听说‘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时的圣人、贤人，都遭遇过困厄之难，蒙受过不赦之耻，不仅仅是君王才会如此啊！”
范蠡的这个说法，对于文种此前苦心经营的错觉相关是一个及时而有效的补充。文种所列举的君主案例不过四个，很容易就找出反例来，而范蠡则将“错觉激励”的范围无限扩大至所有的圣人、贤人，这就大大提高了错觉相关的涵盖度与可信度了。
范文两人所处的情境相同，自然心意相通。此前范蠡得知文种耗费无数心血力促和议后，立刻懂得了他的苦心所在。而在文种有了这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现（亦可理解为大出风头）后，同样蛰伏了十七年之久的范蠡也跃跃欲试，想要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这并不是像伯嚭对伍子胥那样的嫉妒之心，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却又要比出个你高我低的良性竞争心态。
就在这一瞬间，勾践被痛苦的阴云遮蔽的心灵之门突然洞开，一缕清醒的阳光透门而入，令他心地澄明。
勾践突然想到，为什么文种、范蠡等这些大臣一直不厌其烦地力劝自己振作起来？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他是越国的君主，君在，国就在；君振作，臣就振奋；君有信心，民众才不会放弃。
相反，如果他再沉溺于失败的痛苦而不能自拔，那么，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也将黯然心伤，整个越国的民众也将人心涣散。当这样的场景出现的时候，越王虽存而实亡。一个没有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国家等同于一盘散沙，是永远也不会有奋起翻身的可能的。如果真的这样，损失最大的依然是勾践。列祖列宗筚路蓝缕才开创出来的这一份基业，也就真的折损在勾践手上了。
事实上，战败三个月来，在沉闷而抑郁的悲愤中，群臣离心离德的迹象已经渐渐显现了。自始至终，坚决不肯放弃、苦心积虑开导勾践的只有文种和范蠡两人。这不仅是因为和议是文种本人促成的，更因为范文两人壮志未酬，决不肯就此永远失去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但除了这两个“外来派”，越国的“本土派”在勾践的情绪感染下，也变得十分消沉，始终未置一词。“本土派”大夫的位子多由世袭而来，得之太易，也就不会特别珍惜。况且，这个国家是勾践的，如果勾践本人都没有信心来忍辱负重、重振山河，他这些臣子又何必越俎代庖、苦苦操劳呢？
深处忧伤中的人，只是在自己的情绪起伏中打转，很难洞察身边人的微妙情绪。勾践也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三个月来“本土派”大夫们的情绪变化。但是，一旦他的心灵之门再度打开，勾践就警觉到了这一潜在的危险。
战败受辱已经很对不起列祖列宗了，难道还能再让越国名存实亡吗？勾践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而要改变这一切，他首先必须从沉重的挫败感中抽离出来，以无比的自信笑对这非人的磨难，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复兴越国的重任。
勾践迅即想到了文种不断提起的商汤、周文王、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其实并不是“受苦受难”让他们日后“称王称霸”，而是他们在“受苦受难”之际表现出来的乐观、自信、勇敢、坚强，支撑着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最痛苦的逆境，推动着他们在失意中奋起，最终才得以完成“王霸雄图”。
勾践突然又想到了，其实这样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例子并不需要到古时候去找，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个人就是与越相邻的楚国的楚昭王。
就在十年前，楚国被吴国攻破，楚昭王仓皇弃都而逃。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不负责任的软骨头可以重振楚国雄风，就连他的大臣蓝尹斖也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为亡国之君。但是，楚昭王在历经磨难后，却成长为万众归心的一代明君。在经过十年的苦修内政、修养生息后，楚国再一次雄踞南方。就在一年前，楚国出兵灭了周边的小国胡国。就在几个月前，楚昭王会合陈、随、许等小国，一起攻打蔡国，报了蔡国当年追随吴国攻楚之仇。
楚昭王当初出逃的时候，年龄与此时的勾践大致相仿。而楚昭王当时的处境也是朝夕难保，比之今日的勾践也强不了多少。商汤、周文王之属，毕竟年代久远，几近传说，而近在眼前的楚昭王却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身边之人的成功，因其更接近事实（而非传说）更容易鼓起人的信心。既然楚昭王能够绝地逆转，勾践不由自问，难道我就做不到？
此刻的问题并不在于做不做得到，而是你想不想去做。
勾践当然想去做。既然想做，榜样就在眼前。
在这一刹那，勾践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自若，顾盼自雄，拿出了当初大败吴军的气势，环顾群臣，说：“古时候，尧帝任用舜、禹而天下大治，即便发生了洪水大灾，也没有造成危害。今天，寡人将去越入吴，这个国家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可有什么要说的，能够宽慰寡人吗？”
勾践说这番话的感觉，就像是要出国旅游般轻松，顿时惊住在场的诸位大夫。而最先省悟的文种、范蠡知道大王终于懂得了自己的良苦用心，热泪抑制不住地流淌下来。
说实话，勾践确实是具备成为一代雄主的潜质的。一旦明白了职责所在、利害所系，他能够立即转换心境，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直面这已经无可变更的悲劣处境。
我们其实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而一旦认知到了这一点，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信心，从而也更能迎接生活的挑战。健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旦你能够挺身迎接人生的挑战，就可以激发出自己原本潜藏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会突破、改变我们原来对自己的约束性认知。这就是创伤后成长。
当勾践能够意存悠闲，以类似于开玩笑的口吻向群臣发问的那一刻，他心田里的创伤后成长的种子就开始萌芽了。而他在问话中提到的尧、舜、禹，甚至是比商汤、周文王更为古老，也更具传奇色彩的帝王典范。显然，在潜意识中，勾践已经睥睨自雄，将自己与这三位传奇帝王相提并论了。这又需要怎样的自信呢？也许，这自信来得太快了一点，也太盲目了一点，但应对绝难艰巨的逆境，不就是需要这样的自信与勇气吗？
心理感悟：在逆境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51危难就是凝聚力
再说范蠡，听了勾践的问话，不禁热血沸腾。
过去的十七年，一直一平如水。他和文种这两个外来户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施展机会。而现在，文种已经率先垂范，靠着他如履薄冰般的精彩表现，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越国争取了时间与机会。范蠡那颗尘封已久的雄心，也禁不住跃跃欲试了。
范蠡看了诸位同僚一眼，大声说道：“我听说，君上的担忧，就是臣下的耻辱；君上的受辱，就是臣下的死罪。现在大王有‘去国之忧，臣吴之辱’，我们浙东，难道就没有豪杰之士，能为大王分忧担辱吗？”
这一声喝问，有振聋发聩之威！诸位大夫无不深受触动，不约而同地大声回应道：“吾等俱在，惟王所命！”（我们都在这，就等着听候大王的吩咐！）
勾践闻言大喜，也变得激奋起来，说：“诸位大夫对寡人不离不弃，希望你们各自说说你们的想法，谁跟着我入吴赴难，谁又在越守国？”
文种看了范蠡一眼，说：“大王，四境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臣；与君周旋，临机应变，臣不如蠡。”
文种这么说，其实与事实不符。大家早已见识过他在吴国军帐中“与君周旋，临机应变”，为越国挣得一线生机的精彩表演了。那他为什么还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如范蠡，而主动揽过了守国之责呢？
文种之于范蠡，虽为好友，实为长兄。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兄弟憋屈了多年而没有发挥的机会？而跟随勾践入吴，必然是危机四伏，险阻重重的，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施展机会。非沧海横流，不足以显英雄本色。他也深信范蠡的才华足以应付裕如（当然，他对自己也是自信满怀的）。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动让给了范蠡。而在越守国，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守得好，是分所应当；守得不好，却是大罪一桩。文种主动揽过守国的任务，既是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也是为了成就兄弟而不得不为。（当然，此刻的文种不会想到，这样的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日后竟然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范蠡明白文种的意思，在心中对自己说了一句“子会我决不辜负你的厚望”后，对勾践说道：“文大夫说得很对，大王将国事委任给他，一定可以使耕战足备，百姓亲睦。至于辅危主，忍垢辱，往而必返，为大王复仇，我决不敢推辞！”
文范二人，这一副大难当头，却当仁不让的奋勇姿态，深深感染了勾践和诸位大夫。而与其同时，这两人也借势这危难之际，一唱一和，先发制人，巧妙打破了越国先前的权力格局，取得了对越国的领导权，凌驾于其他大夫之上。
可见，机会往往是带着危机的面具出现的，就看谁有慧眼识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在文种、范蠡营造的这个激奋向上的情境下，其他大夫也纷纷壮语言志。
原本位列第一、总揽政事的太宰苦成说：“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统烦理剧，使民知分，臣之事也。”
负责外交事务的行人（伍子胥在吴国初期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曳庸说：“通使诸侯，解纷释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负责监察事务的司直皓进说：“君非臣谏，举过决疑，直心不挠，不阿亲戚，臣之事也。”
负责军事的司马诸稽郢说：“望敌设阵，飞矢扬兵，贪进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也。”
负责农事的司农皋如曰：“躬亲抚民，吊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陈储新，臣之事也。”
负责天文历法等事务的太史计倪曰：“侯天察地，纪历阴阳，福见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
勾践听了，深感宽慰，说：“我虽然远离越国，入吴为虏，但诸位大夫怀德抱术，各显所长，以保社稷，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诸大夫齐声附和，均觉气氛融洽，同心同德，浑如一体。
越国留守内阁的分工就此定局。文种取代太宰苦成成为越国留守内阁的第一人，总揽政事，替代越王行政。而范蠡则陪着勾践夫妇，远赴吴国。
越国内部本来分为两派，相互间颇有嫌隙，但为什么此刻却空前团结，甚至连文范两人取得凌驾于本土派的地位也没有引发新的矛盾呢？
这要归结于超级目标效应所起的作用。
心理学家谢里夫组织了22名11岁的男孩，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参加夏令营。这些男孩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心理学实验的被试。
出发前，他们被随机分成了两个小组。两组男孩抵达公园后，住在各自的木屋中。两个小组分别给自己的小组取名“老鹰”和“响尾蛇”。
实验者让这两个小组开展对抗性的竞赛，两个小组间的敌意很快就被制造了出来。当响尾蛇小组最后赢得了竞赛活动的奖杯后，两组的对立变得非常激烈。响尾蛇小组把他们的旗帜插在球场上，以表示这是自己的领地。两个小组间开始相互辱骂，唱贬低对方的歌曲，甚至后来都拒绝与对方在同一个房间吃饭。
为了让这两个小组重归于好，实验者首先尝试了让他们一起参与看电影、放爆竹等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实验者随即又把两个小组的男孩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出了一系列难题让他们解决。
首先是所在地的供水系统被人蓄意破坏了。如果不及时修复，所有的男孩都将陷入了断水的困境，不但不能洗澡，甚至连饮用水都成问题。在这一难题面前，两个小组暂时放弃了对立与争吵，联合起来，通力合作，成功地疏通了水道。
随后，一辆载有夏令营补给品的卡车在距公园不远处神秘地“抛锚”了。研究者在卡车旁边放了一大捆绳子，希望这些男孩子能一起用绳子拉动卡车，让它发动起来。结果，所有的男孩子都团结起来，与卡车进行了一场“拔河比赛”，成功地解决了“抛锚”难题。
第三个任务则是两个小组必须一起看一部电影，看电影的费用需要所有的男孩把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凑到一起才够。等到这项考验结束的时候，分属两个小组的男孩子又坐到一起吃饭了。
接下来的几天，谢里夫等人又设计了一系列必须两个小组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男孩们终于和解了，他们高高兴兴地乘坐同一辆车回家了。
谢里夫的实验表明，在一个大群体中的人们很容易分成不同的小群体，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小群体文化。在外群体偏见的驱使下，小群体之间会很容易出现利益纠葛、观点争论等。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危机，各个小群体都无力独自应对时，为了渡过难关，这些小群体会摈弃前嫌，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诸如艰巨的任务、迫在眉睫的危机等超级目标可以有效地消除各个对立群体间的矛盾纷争，而让他们团结起来，合力应对。这就是超级目标效应。
比如，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其民众的构成也极为复杂。平时这些不同的群体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辩不休，似乎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融合到一起。 但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东部时间）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却做到了这一点。当天，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导致包括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其他23座高层建筑遭到破坏，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五角大楼也遭到袭击。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再没有什么事件能像“9·11”恐怖袭击这样把美国人团结起来。从最初的新闻报道发出的那一刻起，全国各地的美国人——来自各个民族的、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无不充满恐惧和愤怒。他们买国旗，献血，捐款、捐物，向受害者表示同情。商店停业，学校放假，体育和娱乐活动取消，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9·11”恐怖袭击事件一下子唤醒了早已习惯于安乐生活的全体美国人的危机意识。每个美国人都在为自己、家人和国家的安危担忧。当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宣战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站到了这一号召之下，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的整体。
反恐行动正是一个标准的“超级目标”，需要所有各方的戮力同心才有可能达成。而对越国来说，要在吴国这个强敌虎视之下，确保国家的生存，也是一个“超级目标”。在这个超级目标的感召之下，越国“本土派”与“外来派”之间的矛盾立即就退居二线了（如果不是已经消融弥合了的话）。诸位大夫都知道，如果此时再相互内斗，必然是死路一条。而且，当文种、范蠡两人明显表现出了超人一等的智慧与勇气后，“本土派”的各位大夫在自愧不如的同时，也将嫉妒之心远远地抛到了脑后。
危机就像一种强力胶合剂，将挤在一条破船上的所有人等都粘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时刻，个人的私利全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至高无上的整体利益。
对明智的领导者来说，危机反而是促进内部团结的最好抓手。甚至有的领导者，为了增加团队的凝聚力，经常有意识地给自己的团队成员制造危机感、紧迫感。（事实上，确实有人怀疑“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出自美国政府的有意安排）
勾践当然不是故意设计了这样一个“超级任务”，但他还是凭借着本能，从这个巨大的危机中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内部的团结、安稳。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踏上入吴的漫漫长路。
心理感悟：当危机开始布道时，就连上帝也自愧不如。
52身在高处颇胜寒
身处逆境者的心情，就如同六月的天气、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勾践刚刚还振奋不已，但真的要别离而去了，心情一下子又灰暗起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忽喜忽悲，时怒时怨，这样的振奋与低落反复交替，还要在勾践的心灵剧场不断地上演。
尽管心中依依不舍，但告别的这一步终究是要迈出去的。勾践忍不住仰天长叹道：“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闻死，胸中绝无怵惕。”
这段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怕死，可是我听到了死，心中却一点恐惧也没有。
不怕死，并不只代表勇敢。不怕死，更多是因为绝望。绝望，意味着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力、对未来的控制力。而这样的人生状态，是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稍有追求的人，都无法忍受的。死，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在脑海中浮现。与绝望相比，死反倒变得更能为人接受。这是因为，通过自杀来实现的“死”，还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
但是，勾践真的绝望了吗？
当然没有。
一个真的绝望的人，连这样的话都不会说。勾践之所以这样说，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内心那种对自己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缺乏控制力）的极度愤懑。
勾践的这句话一说，在场的诸位大夫不免也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不禁一起放声大哭。勾践强忍泪水，转身登上航船，再不回顾。勾践夫人和范蠡也紧随着登船而去，只留下文种等人在江边哭声一片，闻者无不肝肠寸断。
这种告别的情境令勾践夫人心伤不已。这个一直养尊处优的女人，自从嫁了勾践，以为自己这一生的幸福都有了保障，却哪里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从越国的一国之母沦落为吴国的阶下之囚？
巨大的反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勾践夫人一直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与失落，不敢给夫君再添烦恼，但江边送别，却让她的情绪饱溢，难以抑制。
勾践夫人坐在船舷边上，呆呆地望着浩淼江水。只见江面之上，飞鸟往复盘旋，时而高飞嬉戏，时而低翔啄鱼，意甚闲适。勾践夫人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往昔之乐，从今以后却不复自由，不禁双泪长流，放声悲歌：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奋健翮兮云间；啄素虾兮饮水，任厥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风飘飘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辍辍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勾践听着夫人的悲歌，内心大恸，但却强忍着悲痛，生硬地挤出轻松的笑容，说：“夫人，孤之六翮备矣，高飞有日，复何忧哉！”
勾践这是将自己比喻成了在江面上飞翔的鸟儿，说自己的翅膀已经齐备，一定会有展翅高飞的时候，用不着太过忧伤。
前路茫茫，勾践自己也不知道这一次赴吴，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安排。但为了宽慰夫人，他还是强作笑颜，为夫人，也为自己，描绘了一幅美好未来的图景。
其实，勾践和他的夫人在这一刻都低估了自己的心理免疫能力了。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往往倾向于高估情绪事件的持久性影响，这就是影响偏见。比如，一项心理实验要求人们在进行HIV检测时预测其知道结果的五个星期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些被试理所当然地预计，自己会对好消息兴高采烈，而对坏消息痛苦不堪。但事实上，五个星期过后，研究者发现，与这些被试的预期相比，得到坏消息的人并没有那么痛苦，而得到好消息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快乐。
心理学家进一步发现，消极事件导致的影响偏见更甚于积极事件。也就是说，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负面事件给自己带来的情绪破坏要持久、浓烈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往往比自己认为的更容易从负面情绪中摆脱出来。
威尔逊和吉尔伯特认为，人们会忽视自身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与力量，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免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的心理免疫系统暗中协助我们比与自己预期的更容易适应残疾、恋爱关系的终结、考试失利、竞选失败、被炒鱿鱼等消极事件。而且，他们还发现，越是重大的消极事件，越是能在更深程度上激活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从而比轻微的消极事件所引发的痛苦持续更短的时间。
由此，我们知道，勾践夫妇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将会让他们的心理免疫系统迅速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消除他们的负面情绪。
不过，另一个因素却也可能对心理免疫的正面努力起到抵消作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圣母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在对肯尼亚野生狒狒群落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在群体中地位较高的雄性狒狒受伤后仅需25天就能恢复，而地位最低、年纪最大的雄性狒狒的恢复期平均为31天。
排除年龄因素后，那些生活在优势群体（地位较高的群体）中的狒狒的健康程度也显著高于劣势群体（地位较低的群体）中的同类。
研究者指出，高等灵长类动物已经进化出可以很好地控制因为位高权重而带来的较高压力水平，不让这高压力损害自身免疫系统及健康。相反，处于组织底层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却因更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压力的影响，而显得更为脆弱。
也就是说，这种某些个体因为占据了社会阶层的较高位置而更能适应高压力影响的现象，就是顶层优势。 我们人类，也属于高等灵长类动物，从而也会出现顶层优势现象。
身处高位颇耐寒。显然，勾践夫妇作为越国之首，本来是最具备顶层优势的人，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命运的难题。但问题是，他们当前的痛苦就是因为失去了曾经的高地位所致。顶层优势的丧失，往往使得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更不容易度过人生的低谷。
那么，在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博弈下，勾践和他的夫人到底要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屈辱岁月中熬过那无尽的煎熬呢？
船上的勾践君臣三人，都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船行迅捷，很快就来到吴越交界处的吴山。吴国太宰伯嚭正驻兵于此，等待着勾践等人的到来。
勾践先派范蠡去见伯嚭。伯嚭见了范蠡，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文大夫为什么不来？”
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伯嚭之所以答应帮助越国，就是因为文种在他面前许了大愿：只要能保全越国，越国所有的春秋贡献，未入王宫，先入太宰府，伯嚭可以独享保全越国的好处。
但这只是文种和他之间的一个口头承诺。伯嚭见越国换了使者，担心越人食言而肥，不由自主地就问了这一句。
范蠡早已心知肚明，连忙呈上礼单，将早已备好的金帛女子献给伯嚭。伯嚭笑逐颜开，范蠡趁机解释说：“文大夫为吾主守国，也好为太宰经办春秋各项贡献，故而不能一同前来。”这句话意在点明，尽管文种不来，越国也不会忘了先前的承诺。
对于伯嚭来说，只要越国能遵守承诺，文种来不来倒是没有太大的关系。范蠡也是楚国人，同样也用楚音与伯嚭交流，这也让伯嚭十分舒服。正可谓“老乡见老乡，金帛满柜箱”，岂有不乐之理？
伯嚭心情大快，主动提出跟随范蠡去见越王勾践。本来，作为占领者的伯嚭，虽然地位与越王勾践高下不一，但还是要战败乞降的勾践主动来拜见他的。
勾践见伯嚭主动来见，知道这个人足可在吴国翻云覆雨，不敢怠慢，急忙深致谢意。伯嚭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勾践的大恩人、越国的大恩人。如果不是他鼓足勇气，与强悍无比的伍子胥公开对抗，并用伶牙俐齿说得伍子胥哑口无言，越国断无保全之可能，勾践断无保全之可能。
伯嚭受了勾践的大礼，内心的权力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不由踌躇满志，一口答应在吴王面前为勾践美言，让他早日脱离苦海，回归越国。
勾践吃了这颗“伯氏定心丸”，顿时感激涕零，心中也安稳了不少。
只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容易“罹患”过度自信，此刻春风得意的伯嚭是不是也已过度自信？他的这张“返越包票”在意在辱越的夫差和虎视眈眈的伍子胥面前，到底能不能如愿兑现呢？
心理感悟： 地位能够让很多人忘了伤痛，但失去地位的伤痛却没有太好的祛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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