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女性主义视角与男性气概

    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一辩》的著名论文，该文批判了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的观念，明确提出妇女应当在政治、教育和工作方面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随后，日渐兴盛的西方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的争取投票权这样的政治权利诉求，逐渐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文化运动，上至总统竞选，下至是否要为女士开门，甚至连“人权”（Rights of Man）一词的英文表达是否意味着性别歧视，都成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对象或关注焦点。换言之，用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视角来评述各种社会现象和思想观点，张扬女性主义意识，已然成为当下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哲学教授哈维·C.曼斯菲尔德——一个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居然敢冒天下女性主义者之大不韪，通过对“男性气概”这一主要为男性所拥有的特质的历史追踪，肯定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定位并为之大加辩护，试图说服女权主义者接受某些相对固定的、自然的性别角色，并对当今社会男性气概的日渐淡化乃至丧失深感忧虑。曼斯菲尔德的这种意图和主张，在女权主义声浪甚为高涨的21世纪，自然会招致诸如“反潮流”“令人厌恶”这类的批判和挞伐。

    但是，正如史学家胡绳所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更多的不是对立而是互补，借鉴曼斯菲尔德的“男性气概”一词和他对之作出的“适度的辩护”，笔者试图通过对“男性气概”的内涵，男性气概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根源，“男性气概”的现实价值，两性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四个方面，全面深入地阐释和论证两性社会角色定位的生理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揭示男女两性地位历史变迁的深层动因，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对19世纪以来女权运动的利弊得失，对“21世纪我们怎样做女人”提供参照和反思。

    “男性气概”是曼斯菲尔德《男性气概》一书的关键词和核心命题，作者在第一章中就预告“给它（男性气概）下定义的努力将会贯穿本书”。可事实上作者并没有对“男性气概”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且在论述中经常把“男性气概”与“攻击性”“血气”“坚定主张”“绅士风范”“骑士精神”“德行”“勇敢”这些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交换使用。作者声称，这是为了“理解作为整体的男性气概”和研究“男性气概的不同层面”而采用的技术策略，当然，作者强调就其个人倾向而言，他是“尽力发展坚定主张和血气这两种男性气概的特征”。根据译者刘玮先生提供的资料，曼斯菲尔德在就《男性气概》一书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男性气概”给出了完整定义：“男性气概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的自信。问题可能是实际的危险，也可能是你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将这两者加到一起，你就有了某种客观的风险，比如一场战斗。具有男性气概的自信或者男性气概就意味着在那种情况下有能力负起责任或具有权威。女人也有自信，但是她们不会像有男性气概的男人那样寻求有风险的情况。”[11]曼斯菲尔德的这一段阐述仍然语意混乱，界定不明。他说“男性气概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的自信”，但自信不等于“负起责任或具有权威”，“在有风险的情况下”，不等于“寻求有风险的情况”，而后者属于冒险。大致地归纳一下，曼斯菲尔德心目中的男性气概主要指自信与冒险。

    在笔者看来，曼斯菲尔德这样的理解有些肤浅和狭隘。说其肤浅，是指他未能抓住男性气概的本质特征；说其狭隘，是指他的眼光仅仅局限在男性社会中的男性，更准确地说，是局限在西方近代男性社会中的男性身上，而没有看得更远、更广。

    一 何为男性气概

    男性气概尽管是一个人格心理学范畴内的概念，与人的个性密切相关，却又不是某一单个人的特征，而是一种群体共性。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也不以某一个人的感受和观念为准绳，而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共识，也就是说是一种集体意识。在近5000年来的人类文化中，确实存在“男性气概”这一社会集体意识，尽管其表述用语可能略有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大丈夫”的观念及其相关论述，就与曼斯菲尔德概括的西方文化中的“男性气概”十分接近。那么，人类社会为什么产生“男性气概”这一社会观念及其大体相近的内涵，这些问题都应该首先从人类的社会存在中探求原因，因为任何集体意识的生成和发展，必然以其社会存在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有其根本需求，小到家族、家庭和个人，大到民族和国家，其根本需求就是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然要求有一部分人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而其承担者必须具有特定的素质。在近5000年以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中，这一重任自然应由男性来承当，这也就是男性气概的根本来源。

    因此，男性气概的特征首先是“刚毅雄强”，这主要着眼于其能力或力量。因为要维持自身、家庭和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就必然要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残酷的生存竞争，艰难困苦在所难免。小到一个家庭的衣食温饱，大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都需要男性挺身而出，坚韧不拔，万难不屈。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要“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否则不能担当天降大任。所以，为了民族存亡，中国唐代军士“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二战中盟军几千万男儿血肉横飞，战死疆场。此情此景自古皆然。为了家庭的温饱，男人们不顾千里冰封戈壁采油，不避矿难频发深井挖煤。曼斯菲尔德所说的“自信”与此有关，但自信只是“刚毅雄强”的派生物，“刚毅雄强”者必然自信。曼斯菲尔德认为“寻求有风险”或者说冒险，也是男性气概的另一个特征，但笔者认为，主动冒险并不是男性气概的必有内涵。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男人闯关东、下南洋，钻矿井、上战场，含辛茹苦、赴汤蹈火，并不是他们喜欢冒险，而是为了家庭、民族的生存发展不得不直面苦难。“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紧紧拉住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路口。”家有如此钟情的小妹妹，哥哥走西口哪里是喜欢冒险，实在是家里太穷，不得不外出打拼，挣点钱回来娶小妹妹。曼斯菲尔德认为喜欢冒险是男性气概的特征，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国家海外扩张、海外殖民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麦哲伦、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诸国的南美洲、东印度殖民淘金，的确一度鼓动起西方国家的男性向往冒险致富的社会浪潮，这种习性在当代西方男性中尚有遗存，但是放眼世界历史和东西方社会差异，这一习性并不够持久和广泛。

    男性气概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的责任感。这一点主要着眼于其人生态度，即能够自觉地担当起维持个人、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重任。在中国文化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表达的都是这种集体意识，在其他民族、国家和文化中也同样如此。源于印度的佛家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表现的也是普度众生的高度责任感。时至今日，当代女性在择偶时首先考虑的仍是这个男人是否具有责任心，能否对自己、对子女、对家庭尽心尽责，让“小女人”终身有所依托。即使双方分手离婚，男方也要能拿出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来赡养对方终身。由责任心这一特征还派生出其他一些特征，如忠诚和事业心。忠诚就是始终不放弃责任，事业心是担当责任的必要保证。男人要能积极上进、建功立业，才能“封妻荫子、耀祖光宗”，若是自身无能，反要依靠女人过活，那就要鄙之为“吃软饭”，这个男人简直就不该活着了。曼斯菲尔德所概括的“男性气概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的自信”，其中心词“自信”只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估计，而责任心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一种人生信念，并且与个人能力关系不大。

    男性气概的第三个特征是庇护弱者。男性是社会的支撑者，自然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身为男性，尤其是要庇护妇女，并由此派生出对妇女的尊重和谦让，甚至是宽容和迁就。因为男性气概既然是男性的特点，当然主要是相对于女性而言，所以在两性关系中，庇护女性理应是男性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是男性责任心的一种独特表现，因而也是男性气概的必有内涵。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妻子衣食不周，是丈夫的无能，风险在前，男性要将妇女挡在身后。“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是普天下男性的共识，“女士优先”则是男性的美德。女人有些小毛病，男人不能计较，而男人更不能染上这些“小女人”的毛病，否则谁都可以责问，“你还像个男人吗？”仔细想想，男人这“大老爷们”还真不好当。这种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在亚洲民族和国家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在欧美国家中可能没有这么突出，所以曼斯菲尔德没有将其列入男性气概之中，这也是可以解释的。

    当然，笔者在本书沿用曼斯菲尔德所使用的“男性气概”这一术语，难免有些风险。因为所谓男性气概的这些特点也并非男性所独有，在女性群体身上也常常有所表现，只是不如男性群体典型和突出罢了。而且在当代西方社会女权主义风生水起之时，这一术语的使用更容易招致女性同胞的抨击，曼斯菲尔德已经是前车之鉴，但是笔者觉得仍有继续使用这一术语的必要，其中的道理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二 男性气概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根源

    上文是静态地、平面化地评述近5000年来男性社会中“男性气概”的特征，评述的依据是男性社会的生存发展对男性群体的需求。下文将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考察“男性气概”产生发展的过程，揭示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男性气概的产生有其生物学基础，甚至可以称之为“雄性气概”。自从生物界进化到两性生殖时代，尤其是哺乳动物出现以后，在哺乳动物世界中雌雄两性的性别分化和性别分工就非常明显。在某一哺乳动物（如狮子或猩猩）群体中，其基本需求是生存和繁殖。要生存就必须捍卫生存领地，驱逐其他物种和同类物种的其他群体，这必然导致厮杀或谓之战争。由于雄性个体的体量和体能一般要大于雌性，因此捍卫领地的厮杀任务主要由雄性承担。雌性的重要职能是养育幼崽，在雌性生育阶段，特别需要雄性提供保护，包括提供食物和保护幼崽。在哺乳动物群体中，雄性动物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生殖竞争，即争夺交配权。每当进入繁殖期，成年雄性都会展开拼死争斗，失败者被驱逐，胜利者（即最强者）则拥有雌性群体，大量繁衍后代。这样的结果是在哺乳动物群体中，常常是一雄多雌，首领多为雄性。到了下一轮繁殖期，被驱逐的雄性和刚成年的雄性又会与首领雄性争夺交配权，争夺首领地位。因此，哺乳动物社会中的雄性必须比雌性更勇猛雄强，才能捍卫领地，争得交配权，争得首领地位。雄性还必须有很强的责任心，要时时保护群体生存，保护雌性和幼崽不受侵犯。雄性一旦年老力衰被驱逐，后果非常可怕，原属自己的雌性会被其他雄性所占有，自己的幼崽也常常被其他雄性所杀死，“杀婴”在哺乳动物界是很普遍的现象。美国电影《狮子王》表现的就是动物界这一残酷现实。

    因此，动物界的雄性身上必须具备明显的“雄性气概”，必须勇猛雄强，必须有很强的责任心，必须能庇护弱小、保护雌性，这正是“男性气概”的主要内涵。当然，“雄性气概”的这些特征在雌性动物身上也有所表现，雌性动物也要强壮勇猛才能更好地捕猎觅食，协助雄性守卫领地，也要有责任心保护幼崽，但是由于雌性动物没有生殖竞争，其“雄性气概”的广度与强度还是不及雄性。有趣的是，在有些哺乳动物群体中，例如在大象家族中，虽然只有一只成年雄象，但是象群首领却由一只成年雌象来担任，它以其沉稳和经验管理着象群家族。但即便如此，一旦危险来临，比如遭到狮群的攻击，雌象的职能主要还是保护幼崽，而雄象则要奋勇御敌，这种分工很像人类的母系社会。

    人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正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存在着明确的两性分工，两性的社会角色有着明显的差异。当时的生产活动是采集植物和捕猎动物。捕猎猛兽和大型动物有极大的风险，需要强壮的身体，男性的体量和体能强于女性，而且捕猎活动常常要远行，女性需要养育儿女，不能离家远行，捕猎活动只能以男性为主。女性的职能分工主要是在居处附近采集食物，并照料管理家族生活。加上当时的婚姻方式还处在群婚阶段，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以其母亲的身份必然受到子女更多的尊重，家族世系也只能以女性来计算。由于上述原因，女性自然成为家族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便是母系社会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家族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所具有的素质和个性特征是成熟稳当、细心周到，能吃苦耐劳，有爱心和耐心，办事还要公允公正，这样才能服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的就是这种领导者的素质和风度，但是这些并不是“男性气概”，周公虽然身为男性，却从来没有被推崇为“男性气概”的标志性人物。母系社会时代的生存竞争十分激烈，氏族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经常发生，男性以其体能优势当然是战争的主要承担者，常常要战场厮杀，出生入死，以血肉之躯捍卫家族的安全和利益。因此，虽然母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婚姻方式使女性处于家族管理者的地位，但是捕猎和战争还主要是男性的职责，并因此让男性身上原有的“雄性气概”得以保存，并且进而发展成为“男性气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由采集狩猎为主发展到以畜牧为主，人类社会也就逐步进入畜牧业社会。当时的畜牧活动完全是游牧，人们驱赶大批牲畜逐水草而居，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往返迁徙，顶风雪、冒寒暑，翻山岭、越戈壁，还要抵御野兽和外敌的侵袭，所以对人的体能有着很高的要求，男性自然成为主要劳动力和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加上人类对自身生殖活动的认识不断丰富，父亲知其子女，子女也知其父，父亲身份的确认大大提高了男性在家族中的地位。这样男性就逐步取代女性而居于家庭的主导地位，家族世系也逐步以男性计算，人类社会于是进入父系社会或男性社会。这就衔接到上文所述及的近5000年来的那个时代，在男性社会中，“男性气概”在男性身上必然比母系社会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

    因此，“男性气概”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坚实基础，可以说是自然界物种进化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必然产物。只要男女两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职能分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两性之间的群体“气概”特征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这种性别气概的差异有利于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男女两性的社会职能的分工源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动物世界中就存在雌雄两性的社会分工，并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职能分工比动物社会更为复杂和精细。举其大者，有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工，而且每一次分工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男女两性的分工正是社会分工的类型之一，而且由于这种分工是源于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因而这种分工更具有合理性、稳定性，很难轻易改变，并且为男女两性和整个社会所乐于接受。“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描绘的就是这种两性分工的和谐景象。所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分工包括两性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动物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这本来就是亿万年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当然不会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改变。不过，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而且事实上在近百年来的人类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已经并且正在发生一些改变，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张扬正是这种改变所导致的结果。

    曼斯菲尔德的这部著作受到当代女权主义者的激烈抨击，说他视野狭窄，看不到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状态，尤其看不到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女性的职能和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女性精神状态。的确，谈论两性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男性社会的时代范围内，就这一点而言，曼斯菲尔德有些难以自辩，这也是本书拓展考察范围的原因。

    三 “男性气概”的现实价值

    “性别中立社会”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性别中立”，是指男女两性性别特征的淡化、消解，日趋一致。所谓“性别中立社会”，是指一个消除了两性性别差异的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思想观念与男性等同。“性别中立”是西方女性运动和女性批评理论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观念，在与女性主义者的交谈中，倘若某个男士不小心冒出“男性气概”这个词语，都会引起对方不悦，建议你能否换一个用语。[12]那么，现代社会包括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进入“性别中立社会”，是否到了要消解“男性气概”，将“性别中立”写在社会改革的大旗上的时候了呢？

    结论是否定的。虽然现代社会在男女平等或曰“性别中立”方面已经有了重要的进展，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如欧美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上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地位，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出生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权利、选举权利、言论权利、医疗权利、养老权利等。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两性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社会作用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普通劳动领域，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危险的工作岗位仍然由男性承担。例如，军队与战争，地质勘探与采矿，海上捕鱼和运输，航天与潜海，乃至建筑工地上的艰苦作业，都是男性在承担。女性则大多在田间农业劳动、工厂流水线生产、商业服务行业等领域工作，体力消耗不大，危险程度不高。

    在高科技高智力岗位，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例如，在科学家行列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女科学家寥若晨星。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知名的专家学者多为男性。在工业、商业部门，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男性为多。在文学领域，著名作家中男性远多于女性。在影视行业中，女明星能够摇动得风生水起，但是编剧、导演多为男性。在音乐领域，女歌星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著名作曲家、演奏家仍然是以男性为主。这一现象在医疗领域特别分明，主治医生、主刀医生多为男性，护士、药房等岗位则多为女性，两性分工一目了然。

    两性差异最大的是政治领域。在西方社会，如美国和欧洲，女权主义运动风行了100多年，没有哪个国家敢在法律上限制女性从政，但是女性政治家还是那几个，可谓凤毛麟角。美国的希拉里勇敢挑战总统宝座，可敬可佩，可还是逊了奥巴马一筹，只能在奥巴马麾下为其奔走效力。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诞生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这个日子恐怕更为遥远。印度甘地夫人的总理位置显然还是得力于男性的余荫，不足为据。即使在政界的一般岗位，如国会议员、政府各级首脑，女性的比例也远远低于男性。每每见到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在公共场所赤裸上体，要争取与男性相同的裸身权利，总是让人感到困惑，有这等闲工夫，为何不去竞选总统、议员，或者像施瓦辛格一样去竞选个州长当当，那样岂不更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即使你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客们的职业操守还不如性服务工作者，你也可以像爱因斯坦那样去发明相对论，或者像海明威那样去弄个诺贝尔文学奖，何必总是将自己的身体摆弄来拨弄去，定要争取什么裸露的权利呢？

    由此可见，当代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中间层次，即劳动强度不大、技术含量不高、危险程度较低的岗位，因而整个女性群体的技术层级不高，经济收入不高，相应的社会地位也就不高。

    家庭生活领域的两性差异同样十分明显，“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状态没有大的改变。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普遍高于女性，家庭的住房开支、子女的养育开支、日常生活开支等要由男性承担主要责任，子女的读书求职事宜、家庭与外部社会的各种事务也主要由男性出面解决，否则妻子可以理直气壮地斥责丈夫的无能。女性的家庭责任主要是养育子女和料理家务，其经济收入的多少、社交能力的高低，男性一般不予计较，即使一心在家相夫教子，当个全职太太也可心安理得，甚至还让人羡慕。

    通过以上对当代社会全景所作的鸟瞰式的剖析，结论非常明显，即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仍然存在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当代社会距离两性平等、性别中立还很遥远，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还任重道远；另一方面表明，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家庭生活领域，男性仍然是主要支撑者。这个现状对男女两性都不是理想状态，这个结论虽然无奈，却是事实。由此必然引申出另一个令女权主义者不愉快的结论，那就是“男性气概”还没有到消解的时候，社会对男性“刚毅雄强”“高度的责任感”“庇护弱者”的严格要求，男性还不能拒绝，因为这种“男性气概”还是当代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是男性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虽然当代男性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堪重负。

    四 两性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还存在很大差异，两性平等的理想追求还如此步履维艰，这一切是否出于当代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主观欺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上文简要描述的是两性差异的社会现状，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需要一定的基础，这种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女性必须具有与男性相当（并不是相同，下同）的能力，承担与男性相当的责任，作出与男性相当的贡献。很显然，当代社会中的女性群体还没有在观念上和现实上达到这三方面的“相当”，这是导致两性地位差异的直接原因。进而要问，为什么女性未能与男性在这三个方面“相当”，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社会中个体的发展都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和个体所付出的努力。从社会条件的角度看，欧美和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早已从法律层面给予女性以同男性相等的权利，包括出生权、受教育权、劳动权、选举权、言论权、医疗权、养老权等，即使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少量性别歧视现象，但是在权利的享受上总体上差距不大。从受教育权利上看，中国中小学男女生入学率大体相当，每年各地高考“状元”中女生常常多于男生。在中国高校的学生中男女生比例基本相当，高校文科专业的女生的比例还超过男生，在校学生中优秀女生的比例至少不低于男生。许多女权主义者常常理直气壮地将女性的育儿负担和家务负担重于男性这一点作为影响女性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看不到男性的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劳动负担比女性要沉重得多。我国台湾女作家龙应台也曾在旅居德国时有五六年忙于育儿，暂时放下她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但是几年之后重新出山，依然风光无限，并且跻身政坛大展身手，可见只要处理得当，一段时间内的育儿负担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家务负担并不一定妨碍女性自身的发展。

    从个体自身努力的角度看，不应讳言，女性自身的独立性和事业上的进取心明显不如男性。中国的古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中国当代社会仍然得到普遍认可，“嫁人”仍然是女性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重要途径。在面临就业困难的时候，许多女大学生普遍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只是要想嫁得好也并不容易。每见富豪征婚如同帝王选妃或选美大赛，各色美女应者云集，回眸一笑百媚千娇，可惜落败者常常十之八九，但仍然“壮心不已”，不折不挠以图再战。倘若自身有些身价，例如，奥运冠军、影视明星、金牌主持之类，也经常嫁入豪门。

    如前所述，在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的条件下，许多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大体相当，中国近几十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包括硕士教育、博士教育的比例与男性迅速接近，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业水平也很优秀，只是在毕业后的发展中逐渐拉大与男性的差距。以同等学历进入同一职业领域工作的男女，十年左右，两性之间就会出现明显分化，男性在专业水平、工作职位上迅速提升，而女性的发展则相对迟缓。特别是有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女生，结婚以后放弃工作去当全职太太，所学专业付诸东流，这对于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社会教育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国家创办专门的女性学校，培养适应贵族家庭生活的家庭主妇，学习烹饪、购衣、插花和育儿等生活技艺。这类学校倒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于女性自身和社会资源而言都可减少浪费，但是这实际上是将“嫁为人妻”作为女性的一种职业，甘心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如何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当然还是可以去争取裸露身体这一类的权利。

    对于上述原因的评说，女权主义者们当然不能接受，她们还是会指责社会给予女性的权利太少，尤其不能承认女性自身努力不足，我们也不能完全无视她们的抗辩。当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许多的劳动岗位需要较强的体力，例如采矿、运输、建筑行业等，这就限制了女性的就业范围，在看似平等的同工同酬的社会原则之下，必然导致女性总体经济收入低于男性。这种状况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很难通过法律法规来改变，只有生产力、生产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消除了劳动岗位对劳动者的体力需求，这样两性的体力差异才不会导致经济收入的差异。在当代社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在农业劳动领域，两性的体力差异对劳动成果和劳动收入的影响已经不大。在工业生产领域，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对体力的要求降低，大量的流水线式作业女性与男性一样能够承担，工厂中女工的比例常常高于男性，已经能够与男工同工同酬。在第三产业，即商业、服务行业以及高科技领域，女性已经没有体力障碍。此外，随着社会服务行业的兴起，大量的服务项目进入家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和育儿负担也在迅速减轻。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体力差异对女性就业和经济收入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是重要因素了。

    两性地位的较大差异恰恰产生在非体力劳动领域。大凡是科技含量稍高的岗位，女性大都处于中下层次。工厂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女性很多，而少量机修工却多为男性。商场的营业员多为女性，而少量技术员却多为男性。饭店的服务员几乎全是女性，而厨师却几乎全是男性。在教育领域，幼儿园、小学、初中教师多为女性，而高中、大学教师则是男性居多，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因此可以认为，女性的进取心、事业心不强才是影响自身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则是社会观念中的“性别角色定位”。在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就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甚而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近百年来，这种观念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发展变化、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有所改变。在西方社会由于女权主义者的不断抗争与呼吁，这种观念的改变更为明显，而在东方亚洲国家这种观念的改变还不如西方。当然，严格地讲，社会观念本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男性社会的存在方式，即男性对社会的支撑地位与作用产生出对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定位”，而这种观念又巩固和强化了这种社会存在，彼此相互适应，并且能为男女两性基本接受，虽然这种基本接受中也包含有不满和反抗。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还远远没有进入两性中立社会，“男性气概”还不应消解。建立两性平等的社会是人类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女权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有其现实意义。只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和抗争更多的是对权利的索求，而不是对自身努力程度的反思。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自尊、自重、自信、自强、自立”本是妇女寻求解放与平等的重要思想和重要途径，可惜这种倡导并不为一般女性所欢迎，女权主义者甚至对此嗤之以鼻。这种心态应该改变。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与女性中心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初影响到我国台湾，要求提高女性的权利和地位，追求男女平等的强烈呼声随即响彻岛内。大批女性作家开始关注女性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并努力以文学创作来反映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应该说，在女权运动的展开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台湾都远远地走在大陆之前，因为同一时期的大陆创作界和理论界对女权运动以及相关理论，几乎还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这一点，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男性作家王蒙先生都曾坦言当年他对诸如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概念、理论非常陌生。

    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显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她们爱答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13]

    如果说吕秀莲的《新女性主义》代表的是台湾女性主义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那么，龙应台则因她的女性主义评论在台湾占有重要地位。她以“胡美丽”为笔名发表的杂文集《美丽的权利》，以一位女性主义者特有的敏感和尖锐，从一般人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层层挖掘剖析，批判了台湾当代工商社会进步文明的外表下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男权意识及其具体表现，把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14]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15]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出龙应台女性主义批评的锐度和深度。

    但是，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以理性思考见长的龙应台在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泥淖。正是从这一点而言，瑕瑜互现、优缺并存的杂文集《美丽的权利》，为我们全面考察和理性辨析女性主义理论和创作上的利弊得失及其成因，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极富价值的分析样本。

    一

    杂文集《美丽的权利》首先体现出龙应台女权主义批评的敏锐性。

    《小姐什么》一文从国际电脑会议上男性主持人介绍男女代表时称呼有别的现象入手，剖析这一不经意的细节中所泄露出的男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心理。主持人介绍与会男代表均以委员、院长、主任、教授、博士这些表明男性个体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的头衔相称，而对“我”这个与会的女代表——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女教授，则“以娱乐圈里通行的暧昧的‘小姐’”之名相称。龙应台正是透过这一常人司空见惯的现象，敏锐地揭示了其中隐含的男权意识：即使在属于人类精英的男性高层知识分子头脑里，即使事实上女性知识分子在专业技术领域与他们一样贡献甚巨，他们也根本没有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因为在男性的思想观念中，女性仅仅是作为被观赏的性对象而存在，所以他们以“小姐”——男权社会对一般女性特别是有姿容的年轻女性的通行称谓，来称呼同一专业技术领域里具有同样建树的女性知识分子。学术会议上对女性代表的“小姐”这一称谓，清楚地折射出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潜在的性别歧视，这种男权意识根深蒂固，甚至已经成为男性的一种“集体有意识”，即使连男性本人都未必有清楚认识。

    龙应台杂文批评的敏锐性在她的《一瞑大一寸》中同样得到了鲜明体现。这篇文章以充斥台北街头的各类“丰乳器”广告和婴儿奶粉广告为观察对象，敏锐地揭示出在一般人眼中毫无关联的这两则广告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进一步挖掘出现代女性对男权传统、男权观念的自觉消费：“美丽优雅的母亲用胖嘟嘟奶粉……只有粗俗贫困的乡下妇人才用母奶，或者用麦麸之类的代用品。这个信息就和‘速隆美’丰乳器扯上关系了，女人的乳房纯粹为了‘美’而存在，是性的诱惑，不是用来哺乳的。”所以，“缠足与丰乳，一个缩小，一个放大，含义却都是一样的，女人把自己当作男人‘性’的宠物”。[16]这一揭示多么深刻敏锐！针对男女两性的批评又是多么尖锐！

    女性以自身的姿容、美貌作为资本来博取男性的青睐与宠爱，从而获求对方提供的优厚物质享受，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依附意识的惯常表现。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提高，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女性的依附意识也有所淡化。但是千百年来男权社会下形成的“女为悦己者容”——以己之容取悦于男性，并一味迎合男性审美趣味的心理依然根深蒂固。放眼当今社会，丰乳器、减肥茶、代乳粉广告铺天盖地，并获得现代女性的恒久青睐和热烈回应，不正隐晦地体现出女性身上残存的男权意识和男权观念吗？龙应台清醒而敏锐地揭示出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淡薄，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龙应台的女权主义杂文同时体现出批评的尖锐性。

    龙应台不仅能见人之所未见，更敢言人所不敢言，毫不留情地剥去披在男权意识表面的堂皇外衣，拷问出当代男性们灵魂深处的丑陋和阴暗来。《我不是一张卫生纸》一文堪称此中代表。文章以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女职员辞职一事为关注焦点。该校声称：“女人结婚后要煮饭，洗衣、补内裤，陪男人上床，从今后上班会迟到，办公时间打毛线，照顾客人时候谈厨房、卧房等家庭琐碎，家庭与事业不可兼顾，她就非走路不可。”[17]该校辞去已婚女职员的举措和罗列的种种所谓理由中，性别歧视（歧视女性）倾向十分明显，这一点一般人都能见之分明。

    龙应台的尖锐处在于她更觉察到，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映出男性对女性固有的性别歧视之外，其中还潜藏着的不易为常人觉察的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心理。所以她尖锐地指出：“对男人（上司、老板）而言：我是一张茅厕纸，一朵花，一个可以性交的肉体……一旦结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了的肉体——所以你要我离开。”[18]龙应台大胆而无情地揭开了部分功成名就的现代工商人士道貌岸然的嘴脸，对他们自身无法言明的阴暗心理洞若观火：在男权社会的思想观念中，女人作为第二性，与性紧密相连，她们被男性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占有和享用的对象——已占有的或可占有的，物质上享用的或精神上享用的对象。一旦这个女人结了婚，就意味着她已经属于一个特定的男性，一般也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无法再插足和占有，这个性客体，在其他男性看来自然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利用价值，因而对她们生出无限的嫌恶鄙弃之心。龙应台毫不隐讳地尖锐指出：男性这种占有心理的无法满足，才是导致已婚女性职员招致男性上司无理辞退的真正原因。这是多么大胆的揭露和令人震撼的批判！所以，这篇《我不是一张卫生纸》引发了那么强烈的反响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龙应台作为一名敏锐执著的社会批评家，她并不因为当前女性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提高而沾沾自喜无比满足，她清醒地洞察到了在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中男权意识的无处不在；同时她更敏锐地认识到女性自身思想意识上的不觉悟，所以她不遗余力地批判男权传统、男权意识和男权社会推行的“愚女政策”，号召广大女性警惕比缠足更可怕的“缠脑”“缠心”。龙应台的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女性重塑自我独立人格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警示与鞭策作用。

    二

    但是，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龙应台作为一位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女性觉悟的女权主义者，在她的女权批评杂文中的论证很不严密，理论上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以致在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采取了女性中心主义的立场。

    以文集的标题篇《美丽的权利》一文为例，此文通过驳斥街头一则“穿着暴露，招蜂惹蝶，自取其辱”的标语引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我是女人，爱美是我的事”，并进而得出“我的腿漂亮，我愿意穿迷你裙；我的肩好看，我高兴着露背装”，“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权利，也有自制的义务”。[19]这一段表明论点的全文的中心段落，无论是论点本身还是在此基础上引发的议论，都有着非常明显的疏漏和偏颇。爱美固然是个人的事，但如果认为自身某处漂亮就暴露某处，不加选择和限制地暴露身体部位，就会有暴露失度之嫌。而失度的暴露既是对异性的侮辱，同时也是对异性的诱惑挑逗，可能诱发异性的骚扰和侵犯。所以，在强调女性天赋“美丽的权利”，令异性赏心悦目的同时，也要遵守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充分尊重异性，美丽更要安全。如果女性仗着自身拥有“美丽的权利”而恣意暴露存心诱惑，因此遭到男性性侵犯，那就真的是“自取其辱”了。

    《女教授的耳环》立论上与《美丽的权利》抱持的是同一逻辑。文中由美国驻奥地利女大使因离婚再嫁、“喜欢穿低胸晚礼服有失身份而被迫辞职”一事件作出评析，“是人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当大使的人为什么没有离婚的权利？”其次，“女大使同样是个女人，她若觉得低胸的晚礼服最能表现出她的个性与魅力，凭什么不准穿？……谁可以剥夺她美丽的权利？”因为女人拥有“美丽的权利”，女大使就“常可穿着低胸晚礼服穿梭于多种外交宴会场合”，推而广之，爱美的女性都可以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打扮，不分场合、无视身份尽情展露自己的女性魅力，认为某处漂亮就暴露某处（没有分寸与限度），龙应台这样的主张和逻辑，岂不和她本人特地撰文全力抨击的标语制造者的逻辑同样荒唐可笑？

    难怪有读者针对她的这一逻辑写了《男大使的开裆裤》一文，边调侃边质问龙应台“是否男大使也同样可以在公开场合穿上他喜欢的开裆裤”。[20]但为何后者会因此被扣上“性骚扰”的罪名？为何男性就不能与女性一样随意暴露他自认为英俊雄强的任何一处部位？所以，《女教授的耳环》与《美丽的权利》两文在立论和逻辑上有着同样性质的偏颇，即在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又滑入了一切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中心主义这一极端。

    《女教授的耳环》与《美丽的权利》两文其实体现出这样的立论依据：一个女性完全可以置他人或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于不顾，亦即一切以女性自我为中心，我爱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你们男人满意不满意干“我”甚事！试问，一个男人是否也可以如此这般对待女人——他爱怎样就怎样，他想怎样就怎样，你们女人高兴不高兴与我何干？显然不能。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必须在同一社会中与许许多多不同的他人融洽相处共同存在。因此，无视他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就无法与他人共处共存，也就无法立足于社会。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再绝对自由的世界都还得有两个人：你和一个卖烧饼的。否则，你就会饿死。其实这世界果真只剩下你和卖烧饼的，你还得付钱给他，和他处好关系，否则他就不把烧饼卖给你，你只能饿死，你只配饿死，在饿死的过程中再去陶醉于个人的绝对自由，再去畅想万物皆备于我，得到精神上的绝对满足。因此，一个人既不可能只为别人活着，时时处处牺牲自己满足他人的欲望（当然有时也需要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但是也不能一切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完全置他人利益于不顾。“人的理想不是在差异的基石上强造一个平等的世界，而应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21]所以，我们既反对男性中心主义，但同时也反对另一种极端——女性中心主义。

    三

    在男性对已婚女性心理排斥问题上的尖锐揭示，是龙应台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论述之一。几乎人皆赞同、人皆首肯，不像她的“女人具有诱惑权利”一说那般偏颇而招致诸多的反驳与责难。但是，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她在这方面的议论，总觉得仍有不周全之处，使人最直接浮上脑海的疑问是：男人的确如此，女人就不是这样的吗？随便翻翻手边的报刊就会发现，女性的情欲和占有欲丝毫不在男性之下，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说女性的情欲。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1998年在上海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时，台下一名女歌迷当场冲向舞台“一把搂住刘天王强行索吻，并使出浑身解数把刘摁倒在地，与刘边打滚边吻个不停”。[22]这出闹剧除了证明这位女性对“刘天王”的极度迷恋和强烈的情欲外，还能作何别的解释？同年足球世界杯期间女球迷的表演也颇为“不俗”：前方绿茵场上男足队员鏖战厮杀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台下的女球迷们却正为某个男球星的光头或是光屁股大动芳心，以至于兴致勃勃地评选起“世界最性感球星”[23]来。所以，男女两性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情欲，只是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使得她们难以像男性那般充分表达或表现而已。

    再说女性的占有欲。一些功成名就的男演员（男歌手）从不敢携妻挈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因为此举会招致女影迷（女歌迷）的强烈反感和激烈抗议。个别女影迷（女歌迷）甚至以自杀相威胁，阻挠偶像的婚姻恋爱，以致这些男性偶像连自己意中人的姓名都不敢公开。有些男艺员甚至以终身不娶为代价，来获得或保持在女影迷（女歌迷）中的持久魅力。唯有如此，这些女影迷（女歌迷）才会心理平衡。号称“成龙不嫁团”的女粉丝们对其偶像婚恋的干涉，便是女性占有欲的鲜明例证。

    所以，检视一下龙应台的女权主义批评杂文便可以发现，她在抨击男权提倡女权的同时，又陷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误区。其一表现为在强调女性应有的权利之时，忘记了或者不认为男性也应当具有同样的权利。女性可以为所欲为，男性却必须自戒自律，不能对女人有丝毫冒犯，她（她们）似乎想不到男性也是拥有同样欲望、拥有同样权利的人。其二表现在对男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所共有的毛病常常是痛加针砭，却看不到女性亦然，或者说即使看到也不置一词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甚者还不无欣赏之意。

    笔者由此联想到1999年《上海文学》刊载的三位女性作家的三部中篇小说，即赵波的《等待三十岁的来临》、潘向黎的《牵挂玉米》和逸晴的《广州气质》。三位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和情节简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女主人公都是拥有体面职业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们都有一位并非同性恋意义上的闺中密友，她们都无一例外地对家庭对丈夫有一种或明或暗的不满和厌倦，她们都对婚姻以外的男性怀着莫名的恋慕和憧憬，满心渴望着另一种新鲜别样的生活方式。可是，在妻子们整天一边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一边心怀不满耽于怀想之际，她们眼中不合格的丈夫们却正在为事业、为家庭、为维持她们现有的生活水准而苦苦打拼，并且毫无怨言。而那三个女人（老婆）除了一味地抱怨、厌憎，似乎就很少见到她们承担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潘向黎的《牵挂玉米》最典型地表达了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类型。“我”与丈夫感情隔膜同床异梦之时，另一位完美的男人恰逢其时地出现了。这个陌生的男人认定“我”就是他一直在找的前女友“玉米”，于是就尽他一切所能无条件地爱“我”、关心“我”、照顾“我”，甚至天天如一日为“我”送上他亲手烹调的搭配合理、营养丰富的午餐。他的一切行为都以“我”的需要为旨归，这种不求回报、无条件的单向付出，不仅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假“玉米”无限庆幸沉醉其中，甚至连女作者本人对此都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向往和艳羡。苛求男性的完美无缺，而对女性自身却一无要求，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文以龙应台为例的女权主义者头脑中女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局限。

    应该说，目前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出现上述这类种种认识上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是因为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第二，从感情上来说她们觉得受压抑久矣，现在好不容易轮到翻身做主，于是迫不及待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一切都要翻个过。实际上她们对所要反抗的目标和对象缺乏必要的、理性的认识和正确的行动，就像受压迫之深之久的阿Q一样，他要不分好坏地把他的对立面统统打掉，把对立面所拥有的一切统统占为己有，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对方的老婆他都有权占有和挑选，因此阿Q式的反抗显然带有极端的功利主义和一切以自我（男性）为中心的特征，这使人感到龙应台的女性中心主义与阿Q的男性中心主义竟如此相似，这大约正是人性的共同弱点。

    至于龙应台本人，一面鼓吹女权主义、女性的自立自强，一面又待在家里六年，安享丈夫为她提供的优厚待遇，优哉游哉地哺养两个幼儿，因此遭到她的理论崇拜者——台北女大学生的指责，那只能算是龙应台个人的缺陷，不能把这笔账记在女权主义者的头上，因此可以存而不论。

    第三节 男权与人权

    要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基本权利，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便是鲁迅作品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即鲁迅时代。那个时代的女性人权和生存状态是鲁迅作品的重要题材，它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借镜永远也不应该忘却。从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当代女性的人权和女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变迁。

    一

    要对鲁迅笔下的男权与人权、女性的人权与女权有一个充分认识，首先必须对《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成因作出分析。祥林嫂悲剧根源何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自作品问世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当推“四权”说。“四权”说源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4]正是这四条绳索的捆缚造成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四权”说几乎成了《祝福》研究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式的定论。

    所以，当笔者读到香港黄维樑先生发表的《人权导致祥林嫂的悲剧——试用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析论鲁迅的〈祝福〉》一文时深受启发，文中提出了“人权导致祥林嫂的悲剧”的新观点，认为“祥林嫂悲剧的最大成因，是她对人权、人的尊严的执着”。[25]但是，对于黄维樑先生的观点，笔者又不能完全赞同，故不揣鄙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笔者认为，把“四权”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在制造祥林嫂悲剧命运中的主从角色、轻重影响作一厘清，才能清晰地总结祥林嫂的悲剧成因，同时也能更加理性地认识和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男权与人权、女性的人权和女权之间的纠结制衡和互动影响。

    黄维樑先生认为“祥林嫂悲剧的最大成因，是她对人权、人的尊严的执着”，“把人的尊严、价值视同生命”。也就是说，祥林嫂悲剧的成因，不是由于她的人权被剥夺，而是由于她对人权的追求。这一观点颇令人费解。依黄先生之见，祥林嫂本不应该执著于人权、人的尊严，不应该在“被逼再嫁时，她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抗拒，一头撞在香案角上，鲜血直流”。不应该去“捐门槛”，“以为可获‘平反’为正常人，可赢回尊严和人权”。祥林嫂只应该和四婶、柳妈一样，“没有对人权的觉醒”。黄维樑先生还毫不含糊地认定，“导致祥林嫂死亡的元凶不是他们二人（鲁氏夫妇），而是上面所说的祥林嫂的性格”。[26]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元凶居然是祥林嫂自己，那么，祥林嫂为了避免悲剧该当如何才是？难道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任人摆布、得过且过？这似乎实在不合鲁迅先生的本意，鲁迅先生写作《祝福》，大概不是为了批判祥林嫂对人权、人的尊严的执著，告诫妇女大众不能把人的尊严、价值视同生命，以免成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元凶。当然，对小说的解读可以见仁见智，不必以作者的本意为定论，但是这样的理解，距离常情常理也未免远了一些。

    黄维樑先生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还特别引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的悲剧作对照。黄先生介绍说：“后世学者分析被亚氏（亚里士多德）奉为经典的《俄狄浦斯王》，认为其主角的弱点，是他太执着于对知识、真相的追寻。”“太执着于追求真相，是他的悲剧性弱点。”这种说法也颇令人费解，难道人们不应该追求知识，追寻事实真相，只应稀里糊涂、浑浑噩噩，不知其所以然地过日子？古希腊的先哲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哪个不是仰观宇宙、俯察众生，殚精竭虑，追寻真知，并且著书立说，启迪后人，何曾认为追求知识、追寻真相是人性的弱点？真不知道这些“后世学者”的说法从何说起。

    黄维樑先生的观点，或许与佛老有些渊源，不过，即使是佛与老，对人世间的善恶是非也是自有判别，如大乘佛教的誓词即是“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它以“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为己任，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为“菩萨行”，为个体修习的中心与根本。老庄哲学同样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教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当然，笔者对佛老之说知之甚浅，此处不敢妄言。

    二

    黄维樑先生认为是“人权导致祥林嫂的悲剧”，自然他就不认为“四权”对祥林嫂的命运产生着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在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中，“四权”的作用不可忽视，分析祥林嫂的悲剧成因，还得从“四权”说入手，只不过此中各权所起作用有主次轻重之分，得细加甄别。

    首先说夫权。

    黄维樑先生认为，夫权没有实施和参与对祥林嫂的压迫，“在第一次婚姻中，少她十岁的丈夫怎样对待祥林嫂，作者没有交代。第二次婚姻中的丈夫，有没有恃‘权’凌妻，作者没有描述，我们不得而知。作者通过中介者卫老婆子之口说‘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如此而已。卫老婆子又说祥林嫂‘真是交了好运了’。我们可推论，贺家这位男子汉，只把力气用于做活和生产，并没有行使高高在上的夫权”。

    黄先生这一说法表明他对“夫权”的理解过于狭隘。夫权对女性的压迫，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整个社会观念对女性贞操的苛求，对所谓“失节”妇女的惩罚和歧视，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是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每个家庭中必然存在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和摧残。例如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等，虽身处夫权制时代，但他们彼此间倒可称得上是感情笃厚、相敬如宾，甚至丈夫可以为妻子殉情而死。

    鲁镇的人们对祥林嫂的歧视，并不是认为她背叛了第二任丈夫贺老六，而是认为她的改嫁就是侵犯了第一任丈夫祥林的夫权。祥林嫂所处的那个时代夫权观念之强大，还表现为连神权都充当着夫权的帮凶，助纣为虐。鲁四老爷夫妇之所以看不起祥林嫂，鲁镇的闲人们之所以不放过祥林嫂，说到底都是出于对未能守节的寡妇的厌憎与鄙弃，甚至连她额角上的伤疤也引来大家的冷嘲热讽，因为在世人眼里，伤疤是祥林嫂寡妇再嫁的证据，是祥林嫂失节的标志，是她冒犯夫权的罪证。祥林嫂只得“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更为不幸的是，深受夫权观念支配的祥林嫂自己也完全认同众人对她的裁决，“捐门槛”这个举动表明，对自己失节也即冒犯夫权这件事上，祥林嫂所持的态度是认罪服法。然而“捐门槛”的举措并未能改变祥林嫂的命运，到了年终祭祖的时候，祥林嫂仍然被视为“败坏风俗”，“不干不净”，不准接触祭品。其原因仍然是歧视她这个改嫁的寡妇。这最后的残酷一击，仍然是来自对夫权的维护。所以我们认为夫权对祥林嫂的虐杀和摧残，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要说到族权。

    《祝福》中族权在祥林嫂人生悲剧中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夫权。正是她的婆婆倚仗族权强行剥夺了祥林嫂守节的权利，直接导致了她的失节。对此连讲理学的鲁四老爷也无可奈何，“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这表明对于族权的势力，鲁四老爷其实是默认了的。

    族权的第二次施威，就是大伯子的收屋，迫使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这处精神屠宰场，导致她最终倒毙街头。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大伯子的收屋，祥林嫂在山墺里尚有一处容身之所，她对于生活的要求又是低得不能再低，凭着“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活下去应该不成问题。正是大伯子依仗族权剥夺了祥林嫂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物质资料，由此可见族权对祥林嫂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

    再次就要说到神权。

    鲁镇弥漫着浓厚的迷信气氛，鲁四老爷就视再嫁再寡又丧子的祥林嫂为“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浊物，认为祭祀时的饭菜如经她沾手，“祖宗是不吃的”；而“吃素，不杀生”的“善女人”柳妈，更相信有阴间世界的存在，并且恫吓祥林嫂，说她这个改嫁的女人将在阴间被阎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柳妈这番话对祥林嫂的精神产生无限威压，听闻此言的祥林嫂“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并且听从柳妈的指点，随即到庙里千求万求地恳请“捐门槛”，以赎侵犯夫权之罪。由此可见神权充当的是夫权的帮凶。

    最后说到政权。

    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在小说中，封建政权始终没有用行政的手段介入祥林嫂的悲剧经历，我们也难以确定鲁四老爷便是政权力量的化身”。[27]不过仍应看到，族权、夫权、神权其实都以政权为后盾，政权是它们共同的基础。在夫权、族权无法收效的情况下，政权就会出来发挥其功用了，鲁迅小说《离婚》对于这一点表现得相当充分。《离婚》中的女主人公爱姑与夫家“已经闹了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连乡里的头面人物慰老爷出面“说和也不止一两回”，但两家的事情“总是不落局”。族权不能奏效，只得调动更高一级的力量，即由政权出面。来自“城里的七大人”可以说是政权的代表。正是这位“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所具有的威权，彻底压垮了爱姑的反抗意志，以至于他老人家一个不出声的喷嚏，就把起初表现得还很“骁勇善战”的爱姑彻底慑服了。

    与爱姑相比，无论就现实处境还是个人性格，祥林嫂都要差得多，无须动用政权，就在夫权、族权面前，她就已经没有多少还手之力了。

    依笔者之见，在导致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四权”说各因素中，首先当推夫权，其次是族权，再次是神权，而政权则在“三权”背后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三

    除了“四权”之外，世人“对苦人的凉薄”[28]也是导致祥林嫂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鲁迅先生曾经通过孔乙己的悲剧，痛心地揭示出“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而祥林嫂除了承受着孔乙己不必承受的族权、夫权、神权的三重压迫外，也得承受着来自鲁镇周围群众的同样的冷漠和尖刻。祥林嫂所叙述的关于她儿子阿毛遭狼的故事，最初在鲁镇的人们中曾引起一些反响：“男人们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而女人们“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而且“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听完以后，“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试问，这种听故事的兴趣和为之所掉的眼泪是否发自内心深处对祥林嫂真正的同情？当然不是。这仅是这些灰色人物在死水一般的生活中，出于对偶有的、不同平常的事件的看客心态，“这些人只不过是把祥林嫂丧子的故事当作一出情节悲惨的戏曲在观赏罢了”，[29]从中获得宣泄后的满足。所以，当众人的好奇心得到充分满足，而熟悉的故事还在他们耳边不断重复，于是“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而对悲剧的遭受者、痛苦的承受者祥林嫂，则施以极其尖刻的冷嘲热讽和鄙视厌弃，因为“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后来大家又都知道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变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有这么大了么？’”这是对受苦人的极度歧视和彻骨穿心的冷漠，是失去良知后的精神麻木。这群赏玩牺牲的精神麻木的看客，令举目无亲的祥林嫂如同生活于冰刀霜剑的人间地狱。

    无论是《祝福》还是《孔乙己》，鲁迅都十分沉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而且还揭示了这种凉薄的普遍性和残酷性。在孔乙己和祥林嫂悲凉而短暂的人生路途中，正是他们生存其间的凉薄的社会、冷漠麻木的世人充当了落井下石者。孔乙己和祥林嫂等鲁迅笔下这些苦人的死灭，这个社会以及周围看客这一“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30]无法推卸其罪责。

    四

    以前虽有论者注意到了“接二连三的厄运”使得祥林嫂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但是把这些仅仅归结为天灾，即“非社会性灾害”。[31]表面上看，天灾是一种“非社会性灾害”，但是不同经济地位的阶层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却各不相同，所以笔者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原因而外，经济上的极端贫困所导致的对于疾病之类天灾的无力承受，也是导致祥林嫂悲剧命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以前的论者没有予以足够的认识。

    小说中没有具体交代祥林嫂的第一任丈夫祥林的死因，依据小说所能提供的一些线索和人物当时的生存境况来推断，比妻子要小十岁的祥林大约也是因病而亡。继后第二任丈夫贺老六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又被狼吃了。如果没有祥林的死亡，就不会有祥林嫂的被迫改嫁；而如果再嫁后丈夫贺老六尚能得以正常存活，而非“年纪青青断送在伤寒上”，祥林嫂就不至于再寡；就算她再寡，如果没有狼的祸害，好歹还有个儿子可守，那么她的命运也断断不至于如小说中的那般悲惨。疾病等天灾对祥林嫂的命运的确产生着重大影响。

    但是，只要再进一步思考，就可发现，表面上看来纯粹是天灾的东西，实际上完全与人的贫困有关。所以，祥林嫂的两个丈夫实际上都是死于贫困，贫困导致年轻患病，贫困导致有病无钱治疗从而死亡，从而致使了祥林嫂一步步地走向悲剧。就是她的儿子阿毛之死，表面看来是因为狼的出没，可事实上还是与贫困有关——因为贫困只能住在山墺里，才会时时处于被狼吃掉的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即使同样面临这三次灾难，经济富裕的鲁四老爷家庭是有可能抗拒的，而对于贫困的祥林嫂及其家庭来说则是灭顶之灾。世人的贫富差距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不同命运遭际，恐怕不能完全称之为天灾，谓之“非社会性灾难”，而应该说，贫困这一社会因素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根源。

    五

    可见，夫权对祥林嫂的虐杀和摧残，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首要原因。在祥林嫂所处的清末民初，夫权与男权几乎等量齐观。祥林嫂为争取任何一点点的人权，如她寄望通过“捐门槛”解除精神痛苦、重新做稳奴隶的努力，都被强大的夫权观念和男权社会彻底摧毁。身处那个时代的祥林嫂，头脑中自然不可能产生同时期西方女性那般的女权主义意识，面对假夫权之手施加于她的种种肉体和精神戕害，祥林嫂除了主动消受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对此笔者并无苛责之意，因为女权意识与女性的人权息息相关，在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应有保障的时代，谈论女权简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女性人权状况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的女权意识的提高。鲁迅笔下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女性子君，为了争取婚恋自由，慨然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从父亲的家门走入丈夫的家门，但是，勇敢无畏的子君又把婚姻当做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和最终归宿，在家庭和婚姻中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伤逝”悲剧。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大都市的时髦女郎甚至未成年少女，仅仅为了从店员手里获得一点小便宜，自觉地动用起自身的性魅力，“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32]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33]强调经济权的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34]其实，更为沉重的问题在于，即使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并不必然地保证她们在精神和人格上就能真正独立，这是女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使然。这一问题将在下文继续讨论。

    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给人们提供一幅内涵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作者的思想倾向只是深藏其中，而不直接宣示，这样也就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和阐释的空间，鲁迅小说《祝福》正是如此。人们对祥林嫂悲剧成因的探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十分有益的。由此引发的对人权、男权与女权问题的思考，更赋予这篇小说以时代活力。

    第四节 男权社会中强势男性的弱势心态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家庭领域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他们自然而然地位强势。但是正如任何命题往往都有例外那样，男权社会并不确保其中的每一个男性个体都绝对强势，所以男权社会中也必然存在一些强势的女性和弱势的男性，典型者如“河东狮吼”和“惧内”现象。

    本节笔者仅以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白蛇传》、《杨门女将》和《木兰从军》为例，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男权社会中强势男性的弱势心态。

    一

    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对夫妇和谐的两性关系充满渴望，广为流传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就是对这种渴望的形象描绘。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深意厚，生死相随；《天仙配》中董永夫妇“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恩爱苦也甜”。最有意味的是《白蛇传》，丈夫许仙眉目清秀，温柔多情，但又性格软弱，易受他人蛊惑。而妻子白娘子却是武艺高强，侠骨柔肠，对许仙一往情深。许仙受人挑拨而弃家出走，她非但全无怨恨，还多方袒护。许仙病重垂危，她不顾有孕在身，冒死去盗仙草。为了从法海手中解救丈夫，她不惜“水漫金山”，与法海以死相拼，最后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依然无怨无悔。白娘子的故事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感动不已、敬重不已，鲁迅提到法海最终被玉皇大帝拿办一事时也说，“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35]这段议论表达的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心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白娘子处理夫妻关系或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与方式也堪称楷模。她与许仙之间分明是女强男弱，但是在白娘子心中，夫妇之间情到深处何分彼此，哪有什么强弱可以计较？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白娘子是一个具有独特光彩、无可相比的女性形象。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中，居然能够产生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居然欣赏和推崇这样一位女性，一般说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是贤妻良母，三从四德。她应该美丽贤惠，忠贞守节，相夫教子，侍奉枕席，还要能吃苦耐劳，与丈夫甘苦与共。但是，她可以没有才干，“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可以“女攀高亲”，安享夫荣妻贵；她可以软弱，可以畏缩，可以悲悲切切，可以无所作为。总而言之，男性社会希望也愿意让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女性被置于一般也安于这种依附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相容”。

    但是白娘子却偏偏不是如此。

    白娘子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良贤淑、百般柔情，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高风亮节，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都无可相比。白娘子形象的奇还奇在，一个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故事中的女子，即使用今日社会中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的“自尊、自重、自爱、自立、自强”，早在白娘子身上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而今日中国的现代女性，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

    白娘子形象更奇特的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并不符合中国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依附角色的定位，相反，她身上的男性才干与品质让许许多多男性如许仙之辈在她面前相形见绌，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其文学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来呢？文学常常是对社会心理缺失的一种补偿，白娘子形象的产生，表明中国男性社会心理对这种强势女性的渴求。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固然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在强势的外表下，男性并非就没有软弱，就不可能力不从心，就不希望能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份支持和扶助，也就是说，强势男性也会有弱势心态，更何况有许多男性从来就没有强过。如许仙，除了善良忠厚之外，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在社会底层任人摆布，这样的男人，还有多少志气和胆气要独撑门户，封妻荫子，他们心中何尝就不希望有一位能干的女子帮他、助他、拉他、扶他？只不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到这样的女子罢了。现实中的缺失就转化为梦境，就演化为文学，民间故事中的白娘子就是这种男性“弱势心态”的产物。

    中国文学中还有几位令男性崇敬的女英雄，那就是花木兰以及《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和佘太君。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发生在西北少数民族君主可汗大征兵时期，木兰家中父亲年老，兄弟年幼，“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只能由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花木兰骁勇善战，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代父为国尽忠，代弟兄为父亲尽孝。可是她的男性战友“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所以连花木兰本人对此都颇感自豪：“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杨门女将》的故事背景则是北宋边关告急，满朝男性无一人可以领兵出征，杨门男将也大多战死沙场无人可派。最后只好由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或者让佘老太君“百岁挂帅”，领着一帮女将奔赴疆场，解除边关急难。可见产生这些女英雄的故事背景都是男性在家中、国中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正是男性的这种有别于主流意识的弱势心态造就了文学作品中的强势女性，花木兰、穆桂英和白娘子都是如此。

    三

    说起男女两性地位的强势和弱势，自然又涉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即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男女平等，指的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担当同等的义务和职责。这种平等当然包括男女两性精神上的平等，那就是不仅要承认女亦有强，更要宽容男不乏弱，强势的白娘子处处呵护着弱势的许仙，与硬汉杜丘的英雄救美一样成为佳话。男人可以软弱，男儿有泪尽情弹，男人哭吧无所谓。

    可是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定位除了男强女弱就别无二选，对男人来说，就是不强也非得硬充强，最好都是一肩担尽天下愁的硬汉铁汉；对女性而言，明明不弱还都得假装弱，所以男人女人都很累。像白娘子和许仙，明明是女强男弱却彼此欣赏、互敬互爱，这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这一点非常难能，因此就显得更加可贵。

    白娘子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一个男权社会，那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那个社会里，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买卖妇女则是社会上的正常交易。白娘子从西湖水底来到这世上，根本不可能从社会上自然获得任何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白娘子依靠自身的聪明才干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奋力打拼。她用自己的一片真情打动许仙，争取到自己的美满婚姻。她靠自己的辛苦操持，与丈夫一道经营药店，行医卖药，维持家庭生计。面临法海这种社会势力对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迫害，她挺身而出，凭借自身的武艺与法海舍命相拼，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亲人与家庭。她与许仙生的儿子后来还中了状元，回来拜祭她，令世人仰慕不已。世上谁还能说这个女子不如男？白娘子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平等地位更值得称道。白娘子刚柔兼备，智勇双全，远非丈夫许仙所能相比。那许仙确也厚道，一切都听从妻子安排，说起来倒像是个女主男从的家庭模式。但是白娘子全没有强势女性在家中常有的那种骄悍之气，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呵护有加，不急不躁、不离不弃，无意强弱、不计高低，唯一看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份情意。情到深处，无有彼此，这才是男女平等的至高境界。

    当代的某些女权主义者，既要享有男权社会才能给女性（弱者）提供的种种优待和便利，又理直气壮地尽享男女地位和权利之平等，同时却把本该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闪避、推卸得一干二净，这已完全堕入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中心主义，这种“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阿Q式的革命（或曰反抗）万万要不得。白娘子身上全无半点这类女性的霸悍和自私，有的则是平等互助、勇于担当、相亲相爱、温柔贤淑，有的是对弱势丈夫的百般体谅和无限包容。这才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和力量所在，这才是女性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若将白娘子誉为当今女性争取真正平等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不免有点滑稽，但其中还是有些道理在。

    第五节 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为何集体失声

    如果以研究者朱虹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36]发表日期1981年算起，对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相关文学批评理论的介绍在中国已逾30年，而且这30年中后15年的介绍密度和女权主义为国人熟悉的程度又远远超过前15年。所以时至今日，无论在文学创作界、批评界抑或日常生活领域，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也算得上是风声水起，不时能够听闻到她们的动静和声音。

    一

    在此笔者要由两个女人在娘家、婆家两家家事上的现身说法来展开话题。

    其中一个身为保姆，她饱含感情述说自己伺候卧床多年的父亲是如何尽心尽力，直至老人家安然离世。但她随即话锋一转，非常冷静、非常肯定地说：“老实说，如果是他家的老头子（即公公，丈夫的父亲），要我做儿媳的那等服侍，不可能！想都别想！”

    另一个身为大学教师。她年届九十的老娘有四个儿子，可老太太在每家只被允许待三个月，天数一满，对不起，卷铺盖走人。老人家每年都得舟车劳顿奔波往返于山西、甘肃、上海和江苏老家四地。笔者的这位女同事经常在众人面前抱怨她的弟媳妇们忤逆不道、良心全无，当然她更加痛恨四个弟弟在他们老婆面前的窝囊和无能：“那几个女的可还有个人样？还不全是被你们骄纵出来的！你们四个，全是孱头！”

    女同事在向我们控诉她的四个弟媳妇时义愤填膺，眼珠里都要喷出火来。但一转身，同样为人儿媳的她本人，却动辄撂脸子、摔东西，死活不同意公爹进她家门，还对丈夫申明：“别对我要求太高！我，女人！”其骄横无理与她经常抨击的弟媳妇们相比简直是半斤对八两。女同事的丈夫最终以离婚相要挟总算得以把年迈的父亲接来同住。这个胜利超乎夫家所有亲属的心理预期，于是他们（包括小姑子在内）以各种方式明告男方：以后你老婆（嫂子）要是有啥不痛快，你千万千万要让着她，因为她能够容忍老人搬去同住已是做了很大牺牲，实属难能可贵，世界上比她还不如的媳妇多着呢！

    上述两个女性，文化程度无论高低，她们的思维简直如出一辙：照顾自家父母天经地义，对待夫家公婆则视若无物，死活由他去，同样性质的一体两面，为何到了今日中国大陆的儿媳妇们那儿，反差之大不啻霄壤？她们为何能秉持二重道德标准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面对这类比比皆是的生活实况，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者为何不置一词、集体失声？

    上文所述的那个女同事和女保姆的所作所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再进一步说，一个女人主动或被动地做了一点她本该做的分内小事（例如仅仅是容忍公婆与之同住），为什么就令人觉得她不容易、了不得，连别的女人都要出来为她这个女人说好话，仿佛她真的是吃亏无限、贡献甚巨？犹如不偷不抢就能作为好人标准一样，为人妻、为人母的一些基本要求甚至最起码的行为底线，何以在部分女性这儿似乎成了难以企及、足为楷模的最高标准？

    二

    在中国大陆女界司空见惯、存在普遍的这种非正常现象，笔者以为，至少说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这种现象反映了女性群体素质不高，她们是有意识地在娘家、婆家的问题上实行二重道德标准。试问，做女儿的要把父母接来同住，会有多少女婿（男人）会因对方是女方的父母而胡搅蛮缠，直至把事情搅黄为止？现实生活中倒常有一些男性自结婚之日起就与女方父母同住，并尽心尽力予以照顾，可有谁会觉得这些个男人简直做了一桩惊天伟业，为妻的一方就该时时让着他、忍着他？对一般男性说来理所当然的平常之事，为何到了女人那儿就成了天大的难事？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电视剧《金婚》中丈夫佟志对老婆文丽的那句著名控诉：“你还要我怎么让啊？我都让了你一辈子了！”这话曾经引发男性观众多少共鸣和感慨！鲁迅先生有言，“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37]可是某些女性的粗蛮无理有时简直令她们的女性同胞都无话可讲、无计可施，只得静观其变，以所谓的“现世报”作结：“等着吧，一报还一报，将来她的儿媳妇自会收拾她，到时看她还能狠个啥？”

    面对女性同胞这种蛮不讲理的“集体有意识”，面对女性群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和事实，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者为何集体失声？

    第二，这种现象说明整个社会和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的宽容乃至纵容。部分女人何以能够如此为所欲为，在家庭中胡搅蛮缠，在社会上蛮不讲理，动辄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不二法宝，取得不是胜利的胜利？整个社会、整个男性群体难辞其咎，他们对女性的宽容乃至纵容，就是一个重要成因。“好男不跟女斗”，跟一个女人去斤斤计较，你还能算个大老爷们？于是，女人们不仅理直气壮，甚至还得寸进尺倒打一耙：“跟我一个女人叫骂不休，你还活像个男人？！”事实上，男性群体中也不乏一些小肚鸡肠的现世宝，但他一定会被千夫万妇所指并落下一世话柄；可只要是女性，就天然地被赋予豁免权。所以男人们要讲求绅士风度，要女士优先，要保护妇女和儿童，言下之意，妇女如同儿童都是弱者（其实妇女明明已是成人），需要加以保护呵护，自然更加不能和她们计较。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和男性群体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对错，一概地对“女性—弱者”群体予以保护乃至迁就，这也纵容和助长了女性的自我降格和自我矮化。“我，女人！怎么说？！”“别对我要求太高！”也就成了许多女性不思进取、推卸责任的堂皇借口。

    第三，这种现象背后同时折射出整个男性社会对妇女群体的鄙视心态。“女人嘛，就这样！”“女人的话你也能当真？”“她能这样就不错了，你还指望她能怎样？”男人们的这些口头禅中包含着的潜台词犹如说，养一只猫啊狗啊之类，能给你看个家，高兴起来还叫两声，就已经很不错了，难道你还指望着它来给你烧饭做菜洗衣服？猫狗一点没错，错的是你这个净想好事的人！这个比方尽管刻薄了点，可它把男性群体对当今女性的价值定位和心理预期概括得相当精准到位，反映出整个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无限鄙视：女人嘛，就是这样的角色（货色）！错不在她，错在你男人，谁叫你对她要求太高？！

    这种鄙视仅仅是出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式，还是对部分女性现状的真实反馈？针对这一务必予以甄别和反思的现象，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为何集体失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普遍发生于中国大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也可算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男女平等——对于这些妇女而言，男女平等就是男女权利的平等，而绝非权利、义务和责任三者的平等。所以，要求中国大陆妇女提高整体素质（简称“提素”），应该不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吧？！

    面对中国大陆女界存在普遍的这种病态现象，女权主义者为何集体失声？

    三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一位女性形象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她就是《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白娘子处理夫妻关系或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与方式也堪称楷模。她与许仙之间分明是女强男弱，但是在白娘子心中，夫妇之间情到深处何分彼此，哪有什么强弱可以计较？白娘子身上全无半点当代某些女权主义者的霸悍之气，有的则是平等互助、相亲相爱、温柔贤淑、体谅包容。这才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和力量所在，这才是女性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产权等等。从国家法律层面而言，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利，包括经过一代一代的女性努力奋斗才获得的权利，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已经拥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还没有全部落实。例如，一些地区女孩的入学率还偏低，不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我国农村一些地区，女儿还不能和儿子一样同等分得家庭财产，说明女性的财产权还受到侵犯，等等。但是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而且有些方面还采取保护女性的政策，如在各级选举和干部配置等方面常常专门为女性划定名额，这与白娘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平等还仅仅是条件上的平等，还不能保证女性与男性在结果上的平等，即让女性与男性在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队伍中拥有同等的数量，在经济上获得同等收入，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和声望。因为仅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直接促成所需要的结果，结果的获得，还必须靠女性凭借这些条件，像白娘子一样去努力、去打拼，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业绩，发挥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作用，去赢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放眼现实，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如“两弹一星”“嫦娥一号”的研制人员中，大多是男性昼夜奋战；煤矿井下、戈壁油田，大多是男性精疲力竭；远洋航行、极地考察，大多是男性顶风冒雪；上甘岭前、老山脚下，大多是男性粉身碎骨。因此，在这些领域女性就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即使是在女性正常参与的工作范围内，如熊熊高炉前挥汗如雨的大多是男性，手术台前救死扶伤的大多是男性，服装制作中，从事工艺设计的大多是男性，餐饮服务中，名师大厨大多是男性，那么女性要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显然也不容易。看看白娘子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过程与途径，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

    四

    可再看看中国当代女性眼下的现实境况，许多女性自觉或半自觉地重新退回到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上去，而且她们既想拥有男权社会才能提供给女性的种种实惠和便利，又动辄声言并追求权利上的男女平等。这种要求甘蔗两头甜的愿望和做法显然只能充分暴露女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说是“女利主义”。

    值得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疾言厉色痛加针砭的这类病态现象，实在不胜枚举。

    譬如，尽管当前房价高得惊人，但是男性一方别无二选，只有勒紧裤带高筑债台买房一途，因为“没有房子别想和我结婚”几乎是当今所有未婚女性的杀手锏。2009年9月16日的《大河报》就以《房价太高“不重生男重生女”“顶梁柱”成“柱摇摇”》为标题，报道了许多家庭因无法承受“购房—娶亲”之重，对生了儿子这个事实颇有悔不当初的懊恼和沉重，所以“丈母娘逼高了房价”一说，并非无稽之谈。网上曾流传一份全国九个大中小城市娶老婆成本的统计账单，尽管数目不尽相同，可成本都来自“男方倾家荡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数十年”。为什么结婚的所有开支就该由男性一方承担？因为即使在现代女性的头脑中，她们仍把自己定位成待价而沽的（性）商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依附意识根深蒂固。更何况今日之女性对男性所提供“衣”“饭”的质量要求“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是一名空姐，想要和我结婚，你养得起我吗？”质问如此理直气壮，也就难怪大学名校佳丽踊跃竞争激烈PK，只盼能被千万富豪相亲团选中（2007年11月9日南京《周末》报）。“找个好工作不如找个好老公”，“婚姻也是一种就业，好的婚姻就是最好的就业！”等观念在知识女性中颇有市场。针对当代女性这种坐享其成、自我物化的鄙俗心态，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何集体失声？

    当代女性道德底线丧失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对此继续保持沉默。“宁当富人妾，不做穷鬼妻”，各种层次的女性，从女明星到女大学生，再到打工妹，那么多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男性的附属品，“二奶”“小蜜”简直成了她们眼中的金饭碗。2007年初吉林省妇联对吉林几所大学女大学生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发现，21.2%的女生认为“傍大款”很正常，只有43.7%的女生反对“傍大款”，1%的人表示“赞成，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

    再如，走红网络的上海黑女孩娄婧居然是其母亲婚姻内偷情的产物。更令人咋舌的是，其母居然还在电视媒体当众讲述那段偷情史，其无耻无畏让人目瞪口呆。上海某女大学生失业后，竟然想出拍卖“胸部广告位”来谋生，其创意之疯狂耸人听闻。而“80后”女写手张丽华公然晒裸照性挑逗，高调宣称把余秋雨作为她一夜情的意淫对象，她的意淫广告还在热炒，自称“美女写手”的佛公子朱秀给韩寒的性爱宣言又赤裸登场……

    如果说中国的女权主义者面对上述种种丑闻乱象集体失声，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惯性心理作祟，那么，面对全国百姓一致称赏、足以为傲的女界楷模——不畏强势奋力抗暴、自尊自爱的巴东洗脚女邓玉娇，我们的女权主义者却为何又是集体失声？

    五

    笔者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关注女性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在有关女权主义或性别研讨的学术会议上常常发现，女性学者们要么动辄批判男权社会激烈声讨男性，要么愤愤于当今女性地位（更确切地说是权位级别）如何低下：为什么我国女性高官这么少，这就是男权社会压迫的结果！仿佛她之所以至今没当成总统、总理、书记或大学校长，都是男权惹的祸！而哪个女性稍稍涉及一下女性自身的不足或缺陷，立马就会被女同胞们甚至是一些女性学者指斥为女性叛徒。安享男权社会才能够为女性提供的种种便利，又动辄要求男女权利的平等；苛求男性的完美无缺，对女性自身却毫无要求，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何其可笑！因此，风闻对方是从事女权主义批评的女性，男性学者往往或避而远之，或以调侃口吻赶紧自我表白：“哎，我从来没有压迫过你们，账可不要算到我头上，本男士对男女平等国策可是举双手赞成啊！”

    应该说，目前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出现认识上的上述种种偏颇，完全可以理解。第一，从感情上来说，她们觉得受压抑久矣，现在好不容易轮到翻身做主，于是迫不及待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一切都要翻个过。第二，是因为女权主义思想上理论上的幼稚与不成熟。她们就像受压迫之深之久的阿Q一样，其实对所要反抗的目标和对象缺乏理性认识和正确行动，只知道无论好坏反正得把他的对立面统统打掉，把对立面所拥有的一切统统占为己有，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对方的老婆他都有权占有和挑选，阿Q式的反抗显然带有极端的功利主义和一切以自我（男性）为中心的特征。部分当代女性既想拥有男权社会才能为之提供的种种实惠和便利，又动辄声言并追求权利上的男女平等，这种女性中心主义或曰“女利主义”，与阿Q的男性中心主义竟如此相似，连著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评论家龙应台女士都未能幸免，这大概正是人性的共同弱点。

    说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总是集体失声，似也有违事实。譬如，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常回家看看》中“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几句歌词，就曾被个别女权主义者指斥为歧视妇女的罪证。当代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自我沦落现象如此触目惊心，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倒是始终保持沉默，却对描写家庭生活场景而且无伤大雅的几句歌词大加挑剔、愤愤不已，笔者认为这实在是力气用错了地方。难怪有网友说，如果像上述那位女权主义者这般矫情起来的话，看看现代版的“三从四德”：“老婆的话要听从，老婆的命令要服从，老婆外出要随从。老婆骂时要忍得，老婆逛街要等得，老婆购物要舍得，老婆床头要跪得”，他都觉得应该成立男性维权组织了。

    行文至此，笔者也失声——面对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呜呼，吾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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