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男女性器官的差异与两性平等之关系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1905年出版的《性欲三论》中，在论及幼儿期的性心理时提出了他著名的“阉割情结和阳具羡慕”论点，认为“男童和女童都形成了一种性理论，认为女性本来跟男人一样也是有阳具的，但是她们通过阉割失去了它。最终男童认识到女性本身就没有阳具，这常常使得他们对异性有一种持久性的鄙视”；[38]“当小女孩看到男孩的生殖器官与自己的不同时，她们不像男孩那样进行否认。她们马上就承认了这一点，而且产生了对阳具的羡慕——这种羡慕的最高形式是她们自己也想成为男孩，它的影响是巨大的”。[39]

    弗洛伊德对男女性器官差异所造成的男童女童性观念的差异的这一结论，一直以来都成为女权主义的批驳靶子，因为该理论被指斥为蕴涵着将“男性属性的那样东西与生物性和男人等同起来，甚至不惜将它们强加给他们，将女性属性与生物学上的女性等同起来”[40]的荒谬逻辑。如波伏娃就认为“弗洛伊德在解释时所根据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它的男性模式”；[41]“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42]“虽然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当并不全盘否定这门学科的贡献。或否认它的某些见解很有见地。我们并不局限于认为性欲是既定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由于没有对女性里比多进行有效的阐释而得到证明。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它从未进行过直接的研究，仅仅把男性里比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43]凯特·米利特则认为“弗洛伊德犯了一个将生物学与文化、人的解剖学结构与他的地位混为一谈的巨大的、十分愚蠢的错误”。[44]“一位在非意识和儿童的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理论贡献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身的理解的伟大先驱者，最终竟被调动起来鼓吹一种地地道道的保守观念。”[45]

    所以，当有幸读到来自挪威的夏星先生的《现代性学与SEXUALITY》一文时，笔者不免吃了一惊。夏星此文转引弗洛伊德的著作，认为男女性器官的差异是导致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夏文的论断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据笔者所知，弗洛伊德只是认为，性器官的差异可能造成男童和女童性观念的差异，从来没有认为性器官的差异是造成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况且，男女不平等这一重大社会矛盾，实在也不是由男女性器官的那点差异造成的。

    男女性器官的差异与两性平等之间到底有无关系，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看来并不容易认识清楚，所以实在有必要细加甄别。

    一

    夏星先生认为，因其生殖器的特点，“男孩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以后会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这是男性在社会上处于强权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女孩在‘阳具期’里由于注意到自己没有阴茎，而且自己的阴蒂也比男童阴茎小，从而产生‘阴茎羡慕’……对男性产生敬畏，这就是女性被动顺从人格的由来”，[46]并由此得出结论：“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意识的概念，解释了父权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且不说究竟有多少男童有这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即使是成年人，难道只要有了这种可笑的自我优越感，他就能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强权地位了吗？阿Q也曾气壮如牛，“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要谁就是谁”，可是赵太爷的两声喝骂和假洋鬼子的一根文明棍，立刻就让他抱头鼠窜而去，何曾因此而拥有强权地位？阿Q也曾跪求女佣吴妈，“我和你困觉”，结果却是立即遭到社会制裁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被剥夺得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他的性器官何曾让他有一点优越感？阿Q的强权地位只有在欺侮小尼姑时有所体现，可以强行在小尼姑的光头和脸颊上摸上一把，“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但是这等行径倚仗的是自身的蛮力，与他性器官的形状并无多大关系。

    早在三五万年前，人类的性器官就已经是现代人的这般模样，可是在那个时代的母系社会中，女性却是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缘关系依母系决定，全无所谓“父亲”的观念和地位。家庭乃至家族的日常生活均由一位女性长辈掌管，家庭内的成年女性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比男性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因而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和享有更高的家庭地位。那时的女性虽然也生有与今日女性相同的性器官，却全然不知“阉割情结”为何物，全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自卑感和压抑感。相反，女性（母亲）被视为生殖力、生命力的象征受到普遍的尊崇，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生殖器官受到虔诚的崇拜，成为人类早期绘画和雕塑中的神圣题材。被誉为“最早的维纳斯”的女性雕像，即维林多夫母神雕像，大约产生于两万年前。雕像体形粗短，脸部模糊不清，而肥硕的乳房和巨大的女阴却异常夸张和突出，显得十分圣洁和庄严。“女阴崇拜”的历史比“男根崇拜”的历史更为久远，而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在今日之广东丹霞山区，山崖上巨大的女阴象征物与男根象征物同样坦然地面对万千游客，而且有理由推测，这个女阴象征物受到尊崇的历史还远在男根象征物之前。时至今日，中国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和台湾地区，依然盛行“妈祖”崇拜，这或许与这些地区早期的女性崇拜观念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在今日风光依旧的云南泸沽湖畔，摩梭人仍然保持着古老的母系社会的社会结构，女性仍然居于家庭的主导地位。火塘边上首的尊贵位置只能属于家庭中的女性长辈。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也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优越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外来人员要给摩梭家庭摄影时，女性都是兴高采烈地拥向镜头中间，而成年男性却常常面带羞涩地躲向一边，有时甚至躲出镜头之外，画面上只有笑容满面的妇女和天真烂漫的女童、男童。女童的脸上看不到一点“阴茎羡慕”，男童的脸上也全无“君临天下”的气概。

    令人可惜的是，上述种种社会生活状况未能进入弗洛伊德的视野，他观察研究的仅仅是以“希腊神话”为源头的男权社会的文化现象。他所观察到的男性在男女性关系中的优越感，在男权社会中倒确实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值得加以深入探究。

    二

    大约在5000年前，人类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或称父权制社会，男女之间性活动领域的状况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国骂”便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征。鲁迅先生认为，“他妈的”可称之为中国的“国骂”。鲁迅解释说，“他妈的”三字是个缩略语，前面省去一个动词，后面省去一个名词。后面的名词指女性性器官，前面的动词，指男性的动作，在中国不同的方言里，这个字眼可以是“操、肏、入、日、戳”等，这些动词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都带有强烈的动作性、侵犯性、占有性。虽然所指的仍然是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但是与“做爱”“性交”两种用语不同，这句“国骂”具有强烈的男性优越感。它表明，这个时代男性自认为在男女性活动中自己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主宰地位，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则意味着女性被占有、被使用、被征服、被玩弄。这一观念，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男女两性都认可，这是稍具社会常识的人都了解的不争事实。

    在这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种性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否与男女性器官的差异有关，或者说，是不是男女性器官的差异决定了双方性观念的差异，并进而成为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确实认为，男女性器官的差异能够产生男孩的优越感，特别是可能造成女孩的自卑感。他认为，在女孩的眼中，自己的性器官就像是“阳具”被割去后留下的伤口，因而感到压抑和自卑，形成所谓“阉割焦虑”。这种童年期的经验可能对人的一生都存在重要影响，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心理疾病。弗氏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质疑者们提出的问题是：弗氏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对精神病人的研究，而在“正常人”（而非精神病人）范围内究竟有多少调查资料作为依据？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女性身体上的第二性征中也有不少明显“优于”男性的地方，例如，女性进入青春期后双乳饱满而坚挺，而男性的乳头依然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颗粒。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这样写道：“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劳伦斯的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男主人公梅乐士对康妮的双乳爱不释手，还不住口地赞叹：“啊，真是妙！真是妙！”莫言《丰乳肥臀》、陈忠实《白鹿原》中诸如此类的描写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年轻女性的双乳对男性是多么具有神秘感和诱惑力，而女性也深知这一点。这种状况为什么没有造成女性的优越感和男性的自卑感，并进而形成女尊男卑的社会地位呢？再说，在人体审美领域，从影视广告到人体模特，女性占据了大半江山，各类各级的选美活动更是几乎成了她们的专利。女性一旦摘得“亚洲小姐”或“环球小姐”“世界小姐”之类的桂冠，则万人瞩目、倾国倾城，风光无限、身价百倍，她们何曾有过半点生理上的自卑感？因此男女性器官的差异即使会造成幼稚的男童、女童的心理错觉，也绝不可能是造成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5000年来的男权社会中，诚如“他妈的”这句“国骂”所显示的那样，男性在男女性关系中确实具有一种优越感，这是源于成年男性的一种幼稚的错觉。由于男女性器官形状和构造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在性活动中常常处于“施动者”地位，因而男性便俨然觉得自己是性活动的操纵者、占有者、使用者、玩弄者，于是男女两性间的性关系就很容易被男性一相情愿地理解为占有与被占有、用与被用、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这种错觉之所以错，是因为施动与受动关系并不意味着必然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更不必然是主与从的关系。在社会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如理发、修脚、按摩、推拿等等，提供服务的常常是“施动”方，而享受服务的则是“受动”方。男客人弛然而卧，而按摩小姐则施动不已，难道倒是按摩女占有、使用了男客人，该由按摩女为之掏钱付费不成？更何况女性生有女性性器官，也并非不能“施动”，并非不能像男性所理解的那样使用与占有。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女性强奸乃至轮奸男性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而且，据报道，欧洲某国一男子到法院起诉，声称自己被合租同一住所的女子强奸。具体案情是这名男子睡在沙发上，惊醒时发现这名女子正对他的性器官实施口交。按照该国法律规定，在违背男性意愿的情况下与其性交（包括口交）确属强奸行为，那显然是女性施动的状态。

    三

    造成男女两性在性活动中的不平等地位与男性优越感的真正原因是男权社会中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强势地位，这种社会上的强势地位也必然在男女性关系中表现出来。人类社会中的两性性关系，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第一是婚姻领域，第二是性交易领域。在婚姻领域，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女婚姻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婚姻，男娶女嫁。“娶”字，即“取女”，男子取得女子，“嫁”字，本字为“家”，女子嫁入夫家以得其家。女子出嫁后改从夫姓的习俗在中国直到1949年以后才废止，而在欧美则一直保留至今。在中国民间，倘若男子入赘女方，则为“倒插门”，“倒”意即颠倒，即本不应如此。男权社会对女子的要求是“三从四德”，明确规定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上剥夺了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应有的权利。最专横的是所谓“七出”之条，即男子驱逐妻妾的七种条例，其中首列之条便是“无后”，一个女子如果不能生育子女，男子便可以将其驱逐出门。如此种种，决定了在男权社会中女子只能充当男子的性工具和生殖工具，男子对女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中国的江淮方言中，将男子娶妻称为“娶马马”，在明清时代的扬州，将待价而沽的幼妓称为“瘦马”，民间有俗语云“娶回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这些才是在婚姻内性关系中男子的占有感、支配感乃至玩弄感的真正来由。

    在性交易领域，由于男性在社会上的强势地位，嫖娼狎妓是男性的行为和特权，男性处于买主地位，其行为谓之为“买春”，而女性则处于卖或被卖的地位，谓之“卖春”或“卖淫”。买卖关系决定了在性交易活动中男女之间的主从关系。男方出了钱，理所当然地占有、支配和享用，女方为了赚钱只能曲意逢迎，最大限度地满足男方的性需求，这一切必然造成男性在性活动中的优越感，仿佛是他的性器官天生具有这种威势一般。此外，男女间的性活动还可能存在于“性暴力”领域，男性倚仗自身的体力优势对女性实施强奸，这也可能使少数男性产生性活动中的优越感。

    然而这种优越感其实与男性性器官的构造与动作方式并无直接的关联。如果两性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女主男从，女买男卖，那么，尽管男女双方的性器官还是那个性器官，但是双方在性活动中的地位和心态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女皇武则天专政时代，她所豢养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之辈，也都是曲意逢迎，甚至一身女性装扮，极尽媚惑之能事。在富婆富姐嫖男妓的活动中，女性则可以随意操弄，而男妓们却常常需要服用药物弥补体力，以充分满足女雇主的性需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性性器官的差异显然不是造成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这种不平等是由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在人类社会进入畜牧业和农业社会以后，男性比女性更强的体能优势使得男性在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以及军事活动中占据了强势地位，因而逐步扩展到男性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内的强势地位，并且最终导致了男女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形成。而这种不平等，也必然随着在生产活动中男性的体能优势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消失，当然这一阶段也很漫长。由此可见，把人类社会中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仅仅归结为两性性器官的差异，也未免太浅薄了一点。

    弗洛伊德关于男女性器官的差异会造成男童、女童心理差异的观点可能在一部分人中确有其事，弗氏的理论在他对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也可能确实有作用。但是弗氏的观察视野太狭窄，他没有看到父系社会以前的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状况，没有全面考察男权社会中更加复杂的两性关系的现实，尤其是很少从男女两性在现实社会中地位差异的角度来考察两性的性心理差异。这就难免会产生理论上的偏颇。但是弗洛伊德本人从来没有认为性器官的差异是造成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倘若有人将弗氏的理论滥加推广，形成在男女平等这类重大社会论题上的“性器官决定论”，这种谬误实在是不能归之于弗洛伊德的。

    第二节 男女“性意识”差异与两性平等之关系

    笔者在上一节中详细论述了造成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并非两性性器官的差异，而是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即在人类社会进入畜牧业和农业社会以后，男性比女性更强的体能优势使得男性在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以及军事活动中占据了强势地位，男性的体能优势，决定了男人渔猎、女人采集的原始经济分工。作为猎人的男人，在战争来临时就是战士。男性的体能优势所带来的生产、军事领域内的强势地位，逐步扩展到男性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内的强势地位，并且最终导致了男女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形成。而这种不平等，也必然随着在生产活动中男性的体能优势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消失，当然这一阶段也很漫长。就如今天工作在写字楼里的白领男女，男性比女性所拥有的体能上的优势，对男女两性来说已并无实在的价值或意义了。

    但是，夏星先生随后又撰文《弗洛伊德与女权主义——回应王澄霞女士》[47]，认为笔者没有读懂他的第一篇文章，把他所用的“性意识”一词误解为“性器官”，因而将他的观点误解为“性器官决定论”。但是，只要读一读夏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就可发现，夏先生所持的仍然是“性器官决定论”。当然，夏先生自认为，他所说的是男女不同的“性意识”才是造成“父权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夏先生所持的是“性意识决定论”。

    一

    笔者认为，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弗洛伊德以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但其纯理论价值要重于其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价值。何况，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臆测多于实证，个人经验多于客观观察。再者，时至21世纪，人类在性生理学和性心理学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远超弗洛伊德时期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现实情境下，再以弗洛伊德的近似臆测的理论来观照社会现实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此处暂且不论男女“性意识”的差异能否成为男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单单先问一句：男女“性意识”的差异是由什么导致的？夏先生文章解释说“‘男女不平等这一重大社会矛盾’确实是由‘男女性器官的那点差异’引致的”，还说“建立在男女生理差别基础上的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女性的顺从被动人格的形成却是内在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尽管夏先生也反复辩称，男女的“性意识”差异或“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但是这种社会建构的基础仍然是男女的生理差异，即性器官差异，仍然是由“男女性器官的那点差异引致的”，这不是“性器官决定论”又是什么？

    接下来再讨论，男女的“性意识”差异是不是造成父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本人的观点是“否”，恰恰相反，男女“性意识”的差异是父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地位决定的，夏先生将之本末倒置了。夏先生既然认为，男女“性意识”的差异是在两性生理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建构”，那么我倒要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社会意识建构了这种男女“性意识”的差异，社会又是如何建构出这种“性意识”差异来的呢？在古代母系社会和现代摩梭人的母系社会里，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生有女性性器官的女性并未形成“顺从被动”的“性意识”，而生有男性性器官的男性也绝无“君临天下”的“性意识”。身为女皇的武则天虽然长的也是女性性器官，但在其男宠张易之之流面前，她的“性意识”却是“君临天下”。可见，男女“性意识”的差异并不以男女生理差异为基础，不由男女性器官所决定，相反，却是由两性社会地位的现实差异决定的，正是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建构了男童和女童具有明显差异的“社会性别”。

    二

    夏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还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弗洛伊德关于“阴道高潮”导致女性“接受”型被动人格的观点。他说，弗洛伊德认为对女性来说，只有“阴道高潮”才是“成熟”的，但是女性“阴道高潮”的获得必须依赖男性，且同时还得承担怀孕这一后果，接受做母亲的事实，这就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天赋依赖”，从而造成女性“接受”型被动人格。并且介绍说，“一直到了70年代，才有马斯塔斯和约翰才用‘阴蒂高潮’的实验证明推翻弗氏的论断，从而掀起另一波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48]照夏星先生这般说来，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实现，竟然取决于女性性高潮的来源和类型，这不仅是仍然在坚持“性器官决定论”，甚至于已经延伸到女性性器官的部位差异上去了，简直可以称之为“性器官部位决定论”。想想真让人忍不住发笑，难道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社会使命，居然要由女性性器官中那粒阴蒂来承担，试问，叫它如何承受得了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如前所述，其实，女性“性意识”中的顺从与被动心态，根本与男女性器官差异无关，当然也与“阴蒂高潮”“阴道高潮”的生理因素无关。我们只要问一声，男性性高潮通常也只有借助女性阴道才能实现，而且只要与女性性交，就必然同样要接受“生育”这一事实，承担做父亲的后果，为何男性就没有因此形成对女性的依赖心理，没有形成“顺从被动”的“接受”型“性意识”及其相应人格呢？

    在当代社会的许多家庭里，男性对女性常常处于“顺从被动”的状态，而他们的性交方式却与他人没什么不同，与女性的性高潮类型更是无甚关联，难道这些家庭中的妻子个个都是“阴蒂高潮”不成？而事实上，想方设法让女性（妻子）获得不管何种高潮，却成为现在许多男性的一种天生的责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登载的让男性增大阴茎增强功能以满足女性高潮需求的医药广告便是充分的证明。对某些男性而言，阴茎非但不是保证他们获得“君临天下”的“性意识”的资本，反而成为他们在女性（妻子）面前诚惶诚恐的“焦虑”型“性意识”的根源。造成男性这种“性意识”变更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的重大改变。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表现的时代，男性的“老爷”明明是性无能，却依旧是三妻四妾，照样“君临天下”，而性功能正常的妻妾们却整天诚惶诚恐，焦虑不安。所幸的是，在当代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性器官虽然仍是如此那般，但是由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的逐步改变，两性的“性意识”也随之发生改变，而这正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征。

    第三节 “惧内”现象的文化内涵

    笔者曾在前文以《白蛇传》《木兰从军》和《杨门女将》的故事为例，分析了男权社会中强势男性的弱势心态。其实，男权社会中也往往存在弱势的男性，“惧内”，就可算得上是这些男性地位弱势的一个重要标志。本节就结合中外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现象，专门分析“惧内”现象所揭示出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

    “怕老婆”，又名“妻管严”，有时还取其谐音谑称“气管炎”。在中国古代妻有“内”或“内子”之称，所以“怕老婆”也名“惧内”。

    从古至今中国男人“怕老婆”的笑话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高官型“惧内”代表非唐朝宰相房玄龄莫属。《隋唐嘉话》中记载：

    梁公（房玄龄）夫人极妒，太宗欲赐美人于梁公，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一举便尽。帝谓人曰：“我尚畏之，何况于玄龄！”

    至于国人耳熟能详的草根“惧内”典型，则要数到民间版本中的那位无名姓的可怜虫。他被老婆追打得无处逃窜，窘急无奈之下只得钻入床下避难。当老婆穷追不舍并喝令“快给我滚出来”时，蜷缩床下一角的这个“窝囊废”此时倒是充起了男子汉：“男子汉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房玄龄的“惧内”名垂千古，所以“吃醋”“醋缸”“醋坛子”或“醋劲大发”“醋意十足”之类的俗语，成为两性关系中描摹男女心境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专用词。至于“男子汉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一语，也成了无数中国男人真真假假的自嘲。在国外，据说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怕老婆”与其哲学成就一样著名。“怕老婆”现象早已由现实存在走入文艺领域，成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的常见题材。如《茜茜公主》中的奥地利老国王，《欢喜冤家》中的法国国王，玛丽莲·梦露主演的《七年之痒》中的中产男人，好莱坞热门推荐影片《咸鱼翻身》中瘦弱矮小的黑人丈夫等等，这些年代不同的国外影片中，丈夫（男人）无论是贵为国王还是一介草民，无论是身量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被设计成仰人鼻息的“惧内”型，只得靠背后搞些小动作，从强悍霸道的老婆那儿争得一点可怜的小胜利。“怕老婆”现象之历史悠久之绵绵不绝，由此也可见一斑。

    现在，“怕老婆”已经堂而皇之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小品类节目设计的核心路径，如2006年春晚节目中的四川方言小品《“（火巴）”耳朵》。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火巴）”的语意解释有两条，即“①（食物等）烂糊；软和；②软；软弱”。小品对“（火巴）”的两条语意演绎得十分生动和充分。小品中那位川籍老婆，性格就是四川火锅特色“麻辣烫”。她整治丈夫的拿手绝活就是边吼边揪其耳朵，无论有理没理。长此以往，那位丈夫自然就会变得完全烂糊、软和，彻底地“（火巴）”了。2008年春晚小品节目《新闻人物》走的同样是“怕老婆”路线，郭东临扮演的丈夫身高个大，孔武有力，周涛扮演的老婆苗条娇弱，但是只要老婆嗓门一高，做丈夫的就不由自主单膝跪地上前检讨。此外，近年来央视春晚其他小品，如黄宏、巩汉林、林永健、董卿表演的《开锁》，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实话实说》和《火炬手》等等，无一不是将其中的夫妻（男女）关系设定为雌性一方强势，雄性一方弱势，老婆一声吼，丈夫的膝盖骨就自动发软，就主动要求跪搓板。老婆气壮如牛，丈夫低眉俯首做驯顺状，喜剧效果达成，于是台下观众无不报以哄笑。

    二

    以国产贺岁大片《手机》为例。影片颠来倒去不过就说了两句老话——第一句，男人真不是好东西，虚伪卑鄙，猪狗不如；第二句，这婚外恋男人万万搞不得，谁搞了让谁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片中以近乎漫画的手法，尽情表现了严守一、费墨两位男主人公因为“惧内”而丑态百出。严妻和费妻大有“悍妇风范”，所谓河东狮一吼，直把严守一、费墨整得够戗，观众看到这儿都会咧嘴大笑。男人的“怕老婆”成为影片喜剧效果的源头活水。扩编而成的几十集同名电视剧对男主人公的“惧内”更是不遗余力地展示，津津有味地咂摸。

    问题是，影视作品中这种出尽男人洋相、为女人挣得无限风光的情节编排设计，为何能获得男女观众心理上的一致认可，赢得他们一致的笑声呢？

    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传统观念中，“惧内”（亦即丈夫怕老婆）是不应该的，是难为情的，因此也是可笑的；其次，怕老婆毕竟又属于小事一桩，无伤大雅，所谓“好男不跟女斗”，甚至还被诩为雅癖。所以许多影视剧就乐于拿“惧内”的男人来开涮，以博观众一粲。因此怕老婆尤其成了中国特色的影视常见题材。而“夫为妻纲”古已有之，所以女人怕丈夫则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不仅没有什么可笑之处，甚至还让人感到沉重；至于悍妻悍到让丈夫戴了绿帽子，那已是对夫权的严重侵犯，与一般的“惧内”有了本质不同，亦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心理所拒斥，故这类型就不如怕老婆题材那般具有喜剧色彩。所以，冯小刚这位男性导演就拿着他的《手机》尽情地开涮男人——让“惧内”的男人在悍妻跟前低三下四，让他们的私情在悍妻面前无所遁形。一言以蔽之，在男性观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手机》是让“惧内”的男人扫尽了颜面、出足了丑。

    所以，《手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男子主义心理。换言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处于绝对强势的男性群体是可以容忍并允许少数“不争气”的弱势小男人，即“怕老婆”男人的现实存在和艺术表现。这一方面体现了占压倒性多数的强势型男性群体对“惧内”型小男人的开涮和嘲弄；另一方面，“惧内”现象的影视呈现自然让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扬眉吐气，在精神上很是胜利和愉悦了一把。“怕老婆”题材的绵绵不绝，其喜剧性效果为男女观众乐于接受，原因正在于此。

    著名作家聂绀弩在1948年的《论怕老婆》一文中出言犀利：

    怕老婆是一回事，怕老婆的故事是另一回事。表面上看，怕老婆的故事多，似乎就是怕老婆的人多，其实刚刚相反。正因为怕老婆人少，怕老婆的故事才被认为稀奇，不正常，可耻可笑，才被编成故事，传播开来……怕老公的事，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何以没一个故事称之曰怕老公，而且连“怕老公”这术语都没有呢？[49]

    聂绀弩先生的质问与笔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其实，在现实处境和中国一般的社会观念中，女性才是真正处于被戏耍被玩弄的角色地位，当年赵本山凭借小品《小草》之所以能一夜成名，就是因为他在舞台上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个满嘴没牙老太太的唱歌情形而博得满堂喝彩，因而一炮走红。现在还在走红的赵本山弟子小沈阳，不也正是凭着他这样一个“纯爷们”的超级仿女秀而一下蹿红吗？至于小品演员巩汉林，依托他身量萧索的先天优势和不男不女娘娘腔的夸张表演，同样也为他创造了一块招牌。再如以传统戏曲为例，一般说来女扮男装是正角，剃短发、着男装，这种俗称的“假小子”表现出的是绝对的英姿飒爽，所以能够得到编导和观众的一致赞许和称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黄梅戏《女驸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孟丽君》等中的女主角，她们或为从军或报仇、或为寻夫或求学都曾女扮男装，这些“假公子”或“伪书生”无一不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历来都为观众津津乐道。相反，戏曲舞台上如果出现男扮女角，那么，这个角色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丑角，如传统戏曲中的女丑角（譬如媒婆一角）就往往起用男性扮演，以便起到一种特殊的搞笑效果。当然，因男扮女装成名成家的梅兰芳先生情形有所不同自当别论，故不在本书探讨之列。

    三

    “怕老婆”现象尽管可以作为一个搞笑题材，但是，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影视文学中，对于那些令丈夫抱头鼠窜的霸妻悍妇，舆论大都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例如，明朝剧作家吴炳的《疗妒羹》、汪廷讷的《狮吼记》，从标题就可以断定剧中为妻一方都是“妒字生成不用教”，令她们的丈夫饱受苦累，这些妒妻悍妇最终都遭天谴。《红楼梦》中，花花公子薛蟠摊上了一个悍妇兼妒妇的老婆夏金桂，对方动辄寻死觅活闹得沸反盈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呆霸王居然也无可奈何，有美妾香菱却不敢受用。他的表兄弟贾宝玉看不过去，就向道士寻觅“疗妒膏药”。一位王道士给了一服“疗妒汤”，说是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就能治好夏金桂的妒病。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

    古代社会要求女性的第一美德便是不妒，就是对于丈夫的出轨行为毫无忌妒之心。女人嫉妒，被认为是不合妇德，它是古代男人休弃老婆的七种借口（即“七出”）之一。如《金瓶梅》中作为西门庆正妻的吴月娘，信守“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的古训，虽然常常独守空房，但她宁可叫来一帮尼姑念佛经，也从不流露妒忌之意。而小妾潘金莲则常常妒火中烧，所以她的下场与吴月娘相比就很悲惨。

    清初剧作家李渔阅定的曲目《十醋记》中，男主人公、节度使龚敬中年无子，醋性十足的夫人最终压下妒恨为夫纳妾，这个从未生养的正房夫人因为此举而积下阴德，于是上天赐子，她与如夫人在同一时辰为龚家分别添得一子和一女，彻底解除了夫家“无后”的燃眉之急。对剧中的男人龚敬来说，妻子深明大义，谨守“娶妾先王制，无儿断祖先”的古训，“小星”又是才貌俱全、善解风情，妻妾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实在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男性群体心中的白日梦。

    莎士比亚有一部著名喜剧《驯悍记》。该剧描写富商之女、悍妇凯特丽娜因为暴躁倔犟、傲慢无礼，令许多求婚者望而生畏。她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只好嫁给了唯一一个敢于向她求婚的男人——高大结实的彼特鲁乔。彼特鲁乔“以暴制暴”，他最后终于驯服了乖张暴戾的凯特丽娜，把她训练成了百依百顺的好妻子，而且剧本最后还让这个昔日的悍妇现身说法宣讲为妻之道，强调敬奉丈夫天经地义，益处多多。随着“男女平权运动”的出现，“驯服女人”这种主题开始遭到很多女权主义者痛斥，当代许多导演在排演莎翁这出名剧时，都会删除或削减凯特丽娜对彼特鲁乔俯首臣服的情节，有的导演甚至暗示凯特丽娜并非真正心悦诚服完成改造。这样的改编或许是出于“拯救”莎士比亚的目的，使他免于被戴上男性沙文主义的帽子。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被动接受婚姻到“（巧儿）我要自己找婆家”，从同居“试婚”、速配爱情到“丁克”家庭，从“剩女”流行到“我的生活我主宰”……中国女性的婚恋观发生了极大改变，这是中国妇女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的必然结果。所以，与中国男性择偶要求变化不大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几十年来改变极大，女性（妻子）对男性（丈夫）的要求普遍是水涨船高，甚至变得求全责备。有一句顺口溜极其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当下女性心目中理想男性（丈夫）的标准，即“身材棒得像运动员，容貌帅得像演员，工资胜过公务员，学问做得像研究员”，这一要求何其苛刻，符合者能有几人？但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权决定发言权这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所以经济收入的高低决定了家庭中夫妇嗓门的大小。在家庭中男性被男权社会赋予的天然优势地位日渐动摇。随着“女强人”“女上司”“女富婆”“女款姐”等群体的相继出现，说明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丈夫（男人）已经不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他在老婆（女人）面前如何能够气壮如牛，因此表现出“惧内”之症当是早晚之事。所以，60多年前聂绀弩先生的断言要有所修正，当前社会现实中，“怕老婆的事”和“惧内”的男人虽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完全堪称与日俱增，病象凶猛。以笔者所在的系科为例，没有“惧内”病象的男性至多5个，占全系男性的1/8，其余7/8皆要算得上是“惧内”的大多数。以此比例推广到全校，“惧内”的高校男性知识分子真可谓是“滔滔者全校皆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下的文学作品不再一味地或把女性当做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予以无限同情，或把女性塑造成圣洁的母亲或贤淑的妻子来大力讴歌赞美；而是如实客观地呈现和刻画人妻、人母身上的种种劣根性，包括她们在家庭中对丈夫对子女的精神压迫；等等。当前几部获得广泛好评的长篇电视剧就充分展示而非简单嘲弄了呈燎原之势的这种“惧内”病象，让观众自然而然地作出自己的褒贬评判。如《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妻子海萍是典型的悍妇加泼妇，因为买不起房，她把所有的怒气和怨气都发泄到善良勤恳的丈夫苏淳头上，不仅剥夺丈夫抽烟（哪怕是最便宜的香烟）的权利，而且还动辄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没有心情为由，理直气壮地剥夺丈夫对妻子的性权利。被生活腐蚀得相当“惧内”的苏淳，面对海萍的偶露温柔极不适应：“这还是我原来的老婆吗？老婆大人，我已经习惯了你对我的呼来喝去，快还我原来的老婆吧！”在这种略带夸张的台词和表演中，编导尤其把那母虎般霸悍的老婆尽情嘲弄了一番。再如电视剧《金婚》中丈夫佟志的婚前保证书有如下两条：“第一，老婆大人永远正确。第二，如有例外，请参照第一条。”从这样荒谬可笑的保证中也足以看出，佟志的老婆、身为小学教师的文丽，这个女人是何其骄横无理。还有如《中国式离婚》中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林小枫，整天捕风捉影、歇斯底里，把丈夫折磨得死去活来。看完这些电视剧，估计没有一个男性观众敢娶海萍、文丽、林小枫这类女性为妻。而片中的男主人公却赢得了电视机前男女观众的普遍同情，因为电视剧集中通过来自家庭尤其是来自老婆一方的有理无理的压力，把男性生存处境之艰难，精神负荷之巨大揭示得淋漓尽致，令人感同身受。

    鉴于目前男色消费的日渐兴盛和“男色时代”的悄然到来，当男人真的成为女人、女强人“吞噬”的口中之物时，这种“怕老婆”就因其已经带着现实的沉重，让人再也笑不起来了。因为现实中的悲剧是怎么也不可能转化为舞台或银幕上的轻松的喜剧的。2007年就有报道，一年之中吉林等地男性（丈夫）遭受来自女性（妻子）从肉体到精神的暴力案例达到十几起，吊诡的是，这些男性没有“夫联”可以求助，只得与传统观念中认定为弱势的女性一样，跑到妇女们共同的娘家“妇联”哭告求助，所以东北三省的妇联有意同时成为男性同胞的“娘家人”，为这些处于弱势的男人们撑腰讨说法。看到这类活生生的“怕老婆”的现实版，可有谁还能开怀大笑？

    第四节 “剩女”与“剩男”

    如果说“惧内”现象反映出的是婚姻关系内男女两性的某种生存境况，那么，堪称21世纪关键词的“剩女”和“剩男”，则又为我们考察尚未走入婚姻关系的男女两性之生存状况，提供了别样的研究范本。

    一

    男女两性的生存状态始终是网络流行语的源头活水。那些铺天盖地的网络流行语中，很有一些把准了时代脉搏，是世态万象的鲜活浓缩，堪称当今社会的关键词。譬如，刚一出炉就被舆论高度认可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为网络高频检索的热门词——“剩女”和“剩男”。

    其实，在“剩男剩女”风行席卷之前，“宅男宅女”也曾颇具人气。“宅”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一般都作名词解，指“居住的地方，住家的房屋”，但在“宅男宅女”一词中完全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即待在屋里、居家（室）不出之意。“宅男宅女”一词固然可以作为现代社会就业、办公形式多元化的表征，那就是随着科技文明高度发展，传统朝九晚五的刻板办公模式被足不出户的居家办公所代替；但该词更多地折射出时下人们的某种心态：他们对外界心存疑惧，因而宁愿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天马行空、心游万仞，也不愿意跨出家门直接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他们干脆都懒得去亲身体验。一个“宅”字意蕴多重。

    “宅男宅女”词语本身并无鲜明的褒贬色彩，而时下国人交口称引的“剩男剩女”则贬义明显。“剩”即“多余”“余下”“剩余”之意，换言之，“剩男剩女”意指在婚姻市场上被人挑剩下来、无主认“购”的被淘汰的大龄男女。该词折射出在当今一般社会观念中，婚姻仍是衡定个体价值的关键类项。这个通俗直白又语带贬损刻薄的新词一出现，我们立刻就惊讶地发现，似乎一夜之间自己周围果然就有无数“剩男”和“剩女”陡然冒出。根据美国媒体报告，中国眼下男女婴儿比例已经达到122∶100，远超105∶100的正常比例，这就意味着6个男婴中就有1个会因将来找不到对象成为“剩男”。难道仅仅因为性别比例的失衡才导致了“剩男”现象？或如有些舆论所谓的那样，是当今优秀男性太少才导致了“剩女”的出现？

    那么，“剩女”现象的产生到底基于怎样的社会动因？为何到了21世纪的中国，男女两性交往和婚姻结合都日益开放自由，婚姻市场上却会出现剩余男女？“剩男剩女”的出现将对未来中国社会产生何等影响？

    二

    邻国日本走过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又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社会的婚姻家庭现状及发展趋向，对于同属东亚文化圈而且正在经历深度变革的近邻中国，自然有着许多借鉴和启示。

    “根据2005年日本国势调查统计，25～29岁的男性中的71.4%、女性中的59%为未婚。即使看30～43岁年龄段的数据，男性中的47.1%、女性中的32%依然是未婚状态。”[50]在1975～2005年的30年间，日本的适婚女性（25～29岁）的比例由20.9%大幅上升到59%。同时，日本人的平均结婚年龄也在不断后延。“晚婚化”“婚活”“结婚冰河期”等词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国家由人口构成，而人口的再生产在日本和中国都是依赖于男女两性组建家庭来完成，所以婚姻这个看似很个人、很隐私的话题，越来越引起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51]已成为公众探讨的热门话题。

    由日本社会学者山田昌弘和日本少子化评论家白河桃子共同撰写的8篇研究报告构成的《“婚活”时代》一书，2008年3月一经出版便成为日本的畅销书，同年以《婚活》命名的电视剧便在日本热播。由该书两位作者创造的“婚活”一词，是“就活”（为了就业要进行的种种活动之简称）一语的仿词，是“结婚活动”的缩略语，即为了结婚这一最终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言下之意，日本当下已届婚龄的男女青年，如果不全力以赴进行与婚姻相关的种种活动，就只能让自己加入“剩男剩女”一族。据译者郑杨介绍，“婚活”在日本现已成为无须解释的通用词。

    《“婚活”时代》一书的作者提出，以1980年为界，日本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即“前‘婚活’时代”和“‘婚活’时代”。在1980年以前的“前‘婚活’时代”，日本青年人结婚并不需要“有意识地活动和运作”。因为那时的适龄男女，不仅有上司、长辈、兄弟姐妹的牵线搭桥，而且“男女‘派对’是被自动设置好的”，再者，当时人口少流动，选择机会少，反倒不会有“这山望得那山高”的举棋不定，所以婚姻成功率高。当然，女方当时的择偶标准尤其是对男方经济实力的要求相对简单是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只要男性是正式职员，那么他就首先有了生活的保障，他也被认为是可以作为结婚对象被考虑了，这就是当时的标准。而我们今天再重新审视这一标准不禁会发出感叹：这是什么标准，和没有一样嘛。[52]

    作者认为，水到渠成的恋爱结婚之所以在1980年以后的日本成了历史，原因有三：首先，“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使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很难整合到一起”；其次，“经济实力和表达能力拉开男性间魅力的差距”；再次，“女性对结婚对象要求之高成为结婚的障碍”。[53]其实，这三点原因都可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个体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意识的改变，晚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而就业状况的不稳定使得年轻人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他们就没有能力组建家庭，也就不敢轻易结婚，这也是导致当今婚姻“晚婚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至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剩男剩女”和“婚活”时代互相造就、互相影响，当然就会导致“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这一令人困惑的民生问题。

    三

    笔者以为，“剩女”现象在中国的出现，首先折射出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观念的淡化，这是一种进步。

    鲁迅先生早在1924年就曾疾呼从夫家出走的娜拉们“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54]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从社会文明发展中的最大得益就是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产权等。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看，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利，包括经过一代一代的女性努力奋斗才获得的权利，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已经拥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还没有全部落实。例如，一些地区女孩的入学率还偏低，不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我国农村一些地区，女儿还不能像儿子一样同等分得家庭财产，说明女性的财产权还受到侵犯，等等。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经济权的确立和独立，大大淡化了先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种把婚姻视为女性安身立命之本的观念意识，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自主性极大增强。是“宅”是“剩”，都首先是当今女性个体自身的自主选择，即“‘剩女’不是被制造，而是‘自造’”。[55]《“婚活”时代》的作者同样认为，“无论对于依赖型女性，还是自立型女性，结婚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是生活必需品，我认为这才是（晚婚和未婚）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结婚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嗜好品”。[56]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改变人们的观念意识竟至如此，让人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至理名言“物质决定意识”，现实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所以，“当今是什么时代，不结婚就不结婚，结了婚也不代表是完美，有什么所谓剩与不剩？”[57]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应运而生也就理所当然了。

    问题是，上文所说的进步性只是冰山一角，“剩女”现象更折射出了“男高女低”的“依附”型传统婚姻观念的根深蒂固。即使进入21世纪，女性在各行各业都体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但她们在婚姻观念上依旧为传统意识所主宰、所支配，自身条件出类拔萃的这些现代女性并未打破传统婚姻模式的框架和樊篱，她们依旧自觉遵从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的角色规范，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也是令人更感沉重的地方。

    美国社会学家巴纳德曾把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男高女低”的选择标准概括为“婚姻梯度”。[58]具体来说就是年龄上男大于女；身材上男高于女；学历上要男优于女；职业（收入）上男好于女。诸如此类等等。总而言之，男性社会希望也愿意让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女性被置于一般也安于这种依附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相容”。

    因此，这种“男高女低”的择偶倾向使得“婚姻梯度”的两极，即学历高、年龄大的女性和学历、收入相对低下的男性出现择偶困难，前者是因为再也找不到比她自身更出色的男性给她提供物质和精神的依靠，后者是找不出比他自身条件更等而下之的女性愿意相就，“剩男剩女”就此产生。这就表明，即使在现代女性的头脑中，她们仍把自己定位成待价而沽的（性）商品，而且婚姻早非先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般简单，那般因陋就简，男性只要能够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女性就愿意俯身相就。今日之女性对男性所提供“衣”“饭”的质量要求“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就是21世纪“宝马女”马诺声称“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传统心理依据，也是网络小丑“凤姐”之类“非北大清华毕业生”不嫁，“假如奥巴马离婚可以考虑跟他结婚”等惊人之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日本“剩女”们感慨自己周围“不乏男性，但缺少优秀男士”，[59]“好的男人却已名草有主”，[60]当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四

    与中国男性择偶要求变化不大形成鲜明对比，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婚恋观念改变很大，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被动接受婚姻到“（刘巧儿）我要自己找婆家”，从同居“试婚”、速配爱情到“丁克”家庭，从“剩女”流行到“我的生活我主宰”……不可否认，女性婚恋观的这一系列变化，固然都是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改善后催生的文明进步表现；但问题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男性向下找，女性往上找，“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和“依附”型婚姻模式依然主导人心，“工资胜过公务员，学问做得像研究员，身材棒得像运动员，容貌帅得像演员，体贴温柔像家政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妻子）对男性（丈夫）的要求越发水涨船高，甚至变得求全责备，永远只向最高标准看齐。

    与此同时，现代男性的择偶要求几乎还维持原状，而现代女性则因为自身条件的极大改善，就把婚姻标准也即对于男性的择偶要求大幅提高。这样一来，先前标准下堪称优秀的男性，当下无疑也成为不够格者而被淘汰出局。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社会，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相对于优秀的女青年，优秀的男青年是少了点，据说，大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在张先生看来，当今社会优秀男性的减少才导致了优秀女性的“剩余”。笔者并不同意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因为其实只要再追问一句：为何今天优秀的女生不越来越少？男性不还是先前的男性吗？并非今日之社会中“优秀的男青年真的越来越少”，而是现代女性囿于传统婚姻的角色定位和期许心理，把衡定优秀男性的要求不断标高，这才是造就“剩女”和“剩男”的又一重要原因。

    笔者同时认为，小康社会盛行的享乐主义观念和自我奋斗意识的弱化，也对催生“剩男”“剩女”现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放眼现实，从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电视节目、报纸和“白领”杂志的彩色画页，从各类女星入嫁豪门的娱乐八卦到“小三”“小蜜”们的现身说法，在在都在向年轻女性描绘通向“成功”的人生捷径和随之而来的无尽享受。“其他都是空谈，钞票才是真的！”诸如“一切向钱看”此类的朴素情感和市场经济混声合唱，对年轻女性有着巨大的心理诱惑。愿意与男性一起分担艰苦共同打拼创业的女性少而又少，中国传统文化中董永和七仙女那般“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佳话将成绝响。现代女性更加注重物质享受，更加乐意坐享其成，男方为之提供锦衣美食还是粗茶淡饭，是可否与之谈婚论嫁的先决条件。在当今社会，金钱杠杆权位至上，权力和金钱成了当今许多女性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是否值得嫁与的重要标准。所以《蜗居》电视剧中集权钱一身的腐败官员宋思明成为“女性杀手”，引发无数女性的无限恋慕；大学名校佳丽踊跃竞争激烈PK，只盼能被千万富豪相亲团选中，以免去自己十数年的事业打拼，轻轻松松坐享其成。因此，“找个好工作不如找个好老公”，“婚姻也是一种就业，好的婚姻就是最好的就业”，“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类观念在当代女大学生中颇有市场。这也就是女性对“自行车”弃若敝屣，对“宝马车”趋之若鹜，“宁为富人妾，不做穷鬼妻”的现实出发点。当代女性的眼光早已越过平凡男性的头顶，她们只为少而又少的“绩优股”男性竞相争拼。“剩男剩女”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

    综上所述，“剩男剩女”的产生固然有着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先天因素，但女性群体“男高女低”传统婚姻角色定位和依附心理，以及当前社会“金钱至上”的畸形价值观更是主要推手。中国女性解放已近半个多世纪，我们曾经有过“妇女也顶半边天”的自信和“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迈，但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陈腐观念沉渣泛起，现代文明为女性带来的经济政治地位改善，更多地成为部分女性增加自身择偶筹码的亮丽装潢，女性主体意识依然远远落后，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尴尬事实。

    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剩余”一群？《“婚活”时代》作者之一的山田昌弘先生为现代男性开出了药方：

    女性开始出去狩猎，优秀的男性就会不断成为她们的囊中之物，男性为了能被女猎手看重，好好地磨炼提高包括外貌在内的实力，这是“婚活”时代男性们的基本战略。[61]

    事实上，自我完善、自我独立应该是针对男女双方的共同要求。可山田昌弘先生却只对男性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男性自我加压，而对女性却网开一面、宽容有加，这固然体现了男性的勇于承担，但同时也清晰地折射出了作者本人的男权意识，尽管这种男权意识其实是便利了女性，而苦累了男性自身。再进一步说，正是男权社会观念支配下的男性社会的宽容乃至纵容，对女性自我的降格以求和甜蜜沉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

    社会学家李银河先生在她的博客中认为，“剩女”“这个词语的出现在我看是源于传统社会习俗的一种古老的恐慌”。[62]令人深思之处在于，为什么“剩男剩女”之说在欧美等国要少有耳闻？而在日本、中国等地不仅成为社会流行语，并且还引发了家长、社会一定的担忧和恐慌？

    依照笔者陋见，这主要是基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影响，在生活观念包括婚姻家庭观上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国都重视婚姻家庭；对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观念都有根深蒂固的认同感；男性养家糊口、养活妻儿老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夫为妻纲”意识浓厚；等等。所以，“剩男剩女”问题引发日本社会普遍关注，中国国内近年来频频出现父母大人亲自出马替“剩男剩女”们相亲，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美国文化崇尚自主独立，这种独立包括经济上、精神上甚至包括思考能力上的独立，他们以凡事靠自己为荣。美国女性并不欣赏为中国传统推崇的“小鸟依人”型，她们追求个体的独立与强大，追求与男性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平等。事事独立、内心强大的女性，她就不会尽力通过婚姻谋求依靠。美国男性则非但不排斥甚至很欣赏女性这种全方位的独立自主。所以，美国和中国在婚姻家庭观念上有很大差别。譬如，什么是适龄？中国人大多讲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不少美国人认为心理、财力、地位、学识、工作等方面条件都成熟了才适合结婚。而要在诸多方面做到万事俱备，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很多男女就自愿选择剩下。美国人也没有按时结婚的观念，他们不被要求过符合大多数人价值观的生活。在恋爱或婚姻伴侣的选择上，他们更重视价值观的趋同，性格是否适合、爱好是否相似，而非身高、相貌、年龄、收入等外在因素。

    当然，美国没有“剩男剩女”一说，并非指所有所谓的适婚男女都已结婚，而是指因为种种缘由独身的男女并不被社会另眼相待，更不会被冠以“剩男剩女”的贬称，或被“同情”，或被“奚落”。独身对美国男女而言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本人和他人以及社会对个体的这种自主选择都会予以充分尊重。影视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作者Candace Bushnell曾有创作感言：“开始写《欲望都市》是为了回答一个迫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是单身？经过若干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因为我们愿意这样。”[63]这可以被视为美国社会心态和单身男女心态的最好诠释。

    这应该就是文化环境差异带来的大龄未婚男女在东西方的不同境遇。

    六

    2012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社会学所前所长景天魁先生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剩女”是伪问题，“剩男”是真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也强调，“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

    所以有观点认为，当今“剩女”问题，多数是媒体“炒”出来的，鼓吹出来的。而“剩男”问题，才是真实社会的根源。[64]前几年，媒体就有报道称，中国男女比例出现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1个找不到配偶，将有数千万的男子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而这些“剩男”又将成为破坏和谐社会的主体。

    “剩男”问题如此严重，为何占据舆论要津的却是相对而言并非那么严重的“剩女”问题？笔者以为，这还是出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心理特点，即喜欢关注、赏玩有关“女”性的一切，媒体当然也就顺水推舟抓住“女”字做文章，于是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皆是“剩女”问题，真正严重的“剩男”问题被遮蔽，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3000万“剩男”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景天魁先生一针见血地说，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一方面有可能进一步滋生买卖婚姻、拐卖人口、性犯罪等现象；另一方面，当社会有一大批适婚人口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时，婚外恋、婚外性关系的现象很可能加剧。

    1986年中国国内曾出版过一套丛书《传统与变革》，在那个激情年代曾引发热烈反响。其中在《家庭的明天》一书中，作者尽情展望和大胆预测了电视、计算机、避孕新术，以及“试管婴儿”“精子库”“胚胎移植”“无性繁殖”等当年匪夷所思的新生事物，将会对中国家庭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作者当年的预测如今大部分都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现实。现在，面对着“不‘婚活’，就不能结婚”的现状，面对着3000万“剩男”的庞大数字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更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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