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妇女以及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影响极大。但是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反抗、揭批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加诸女性的种种压迫歧视，试图重建属于女性的性别文化的同时，女权主义运动和它对应的女权理论本身常常不自觉地滑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泥淖。
而在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位女性形象虽经千百年的历史考验却葆有永恒魅力，即使以现代人格标准来衡量也依旧光彩照人，这就是白娘子形象。白娘子身上体现了女性传统美德和现代人格的完美交融，对于今天的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当代妇女实在具有太多的借鉴意义。若将白娘子誉为当今女权运动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不免有点滑稽，但其中还是有些道理在。
一
《白蛇传》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至今仍焕发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各种形式的《白蛇传》的现代演绎，从地方戏到京剧，从评话评弹到歌舞剧，从电影到电视连续剧，它们都深受观众的喜爱。但是，《白蛇传》的原型本是一个西湖蛇妖作祟害人，法师降妖救人的故事，而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却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一个优美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态造成了这种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白蛇传》故事的演化过程。
《白蛇传》故事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西湖白蛇的民间传说。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雷峰塔……俗称王妃塔。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223]今人则多把《白蛇传》的故事跟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简称《三塔记》）联系起来。《三塔记》所写的故事是南宋淳熙年间，临安城一个名叫奚宣赞的青年男子，清明节在西湖游玩时救了迷路少女卯奴，后被邀至其家，见到了卯奴穿白衣的母亲和穿黑衣的祖母，宣赞惑于其母风姿而与之苟合，却差点儿被这个白衣妇人害死。原来，卯奴乃鸡妖，老妇是獭妖，白衣妇人则系白蛇精变化而来。宣赞后来得到真人（道士）相助，三个女妖被降伏并被镇压在西湖“三潭印月”那三个石塔下。从《三塔记》中，已经可以看出后来《白蛇传》故事的背景、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印迹。但话本里的白蛇，是一吃人心肝的蛇妖，这跟近世民间传说和戏曲舞台上美丽善良、温柔多情的白娘子不啻有天壤之别，而且话本的主题自然也流于一般道教告诫世人勿贪恋美色，以免为妖魔所害的俗套。
继《三塔记》之后有关《白蛇传》故事的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明代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中的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从《三塔记》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作品主题终究未脱佛家“警戒后世”的“色空”说教的窠臼，但是小说中大大强化了白娘子作为“人”的一面，写出了她心地的善良、情感的真挚，她对许仙的执著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作者对白娘子命运的深切同情，这就为后来《白蛇传》的完善与定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产生了民间艺人的剧本《雷峰塔传奇》，这便是梨园旧抄本。该剧本将以往故事中渲染白娘子妖气之处几乎都删了去，而另行增加了几个段子，如《端阳》《求草》《救仙》《水斗》《断桥》等，这几个段子，恰恰是现代本《白蛇传》的精髓，白娘子的正面形象第一次真正树立起来。她纯正勇敢、聪明美丽，渴望人间幸福生活。她对爱情的信念是如此执著，不惜为此以死相拼。不仅如此，在这个旧抄本中，高僧法海处心积虑要降伏和镇压白娘子的行为明显失去了合理性和正义性，他由救危扶难、普度众生的正面形象转变成了一个反派角色。梨园旧抄本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在其后清代方成培所著剧本《雷峰塔传奇》和陈遇乾所著弹词《义妖传》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且增加了“水漫金山”和“白状元祭塔”等情节，增加了儒家“孝道”的思想内容。到了近现代，《白蛇传》故事的种种改编本又增添了小青“劈塔”“焚塔”的结尾处理。这一切都不断丰富着《白蛇传》故事的文化内涵。
《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过程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态把一个儒、道、佛三家用来教育世人不要贪恋美色，以免为妖孽所害的训诫性的故事，彻底改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将一个害人吃人的蛇妖改变成一个温柔贤惠的白娘子，而将一个仗义降妖、救人苦难的法师，改变为一个一心拆散他人婚姻、面目可憎的“老法海”。这应该从人性深处尤其是从老百姓的生活理想、生活追求中寻找根源。“食、色，性也”，对性爱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遇到一个中意的女子，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是人生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是那么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容易实现，因而常常要借助于想象，借助于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于是在《牛郎织女》《天仙配》《宝莲灯》等民间故事中，孤苦无依的牛郎、卖身葬父的董永、赴京赶考的书生刘彦昌都遇上了天上的仙女，与之相亲相爱并结为夫妻。在《田螺姑娘》《孔雀公主》《追鱼》《柳毅传书》等民间故事中，田螺、孔雀、鱼、龙等动物也都能变成美丽女子，与人间的男子结成美满姻缘。这就是人的愿望，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愿望。当一个男子遇上一个美貌女子，两情相悦，这时他的心愿是什么？是希望有人告诫他，这是一个害人的妖精，你赶快躲开，还是希望有人对他说，这是一个好女子，你们好好相爱吧？答案不言自明。所以，老百姓从心理上厌恶那些束缚人性的道德说教，厌恶那些训诫类故事，而宁可相信那些男欢女爱、好事成真的美梦。例如，童年的鲁迅就曾被“美女蛇”的故事吓得够戗，而看起“老鼠娶亲”的年画来却津津有味，这便是人的天性。《聊斋志异》中，虽然也有少量害人的妖魅，但是更多的狐妖鬼怪却是那么美丽纯情，全无害人之心，令人不忍因其为异类而舍弃。聊斋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以聊斋故事为题材的各类戏剧之所以久盛不衰，就是因为世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爱的就是这些美丽纯情的妖狐鬼怪！这正是《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过程中吃人的蛇妖最终转化为纯情的白娘子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婚姻的态度则更为明确，“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不能成婚，也要让他们死后化作蝴蝶成对成双。牛郎织女夫妻二人纵然不能朝夕相伴，每年七夕也得让人家在鹊桥上相会一回。孟姜女给丈夫千里送寒衣，衣服送到而丈夫已死，这是再伤心不过的事了，怎么办？于是让孟姜女哭倒长城，露出丈夫的身体，夫妻终得团聚。这便是中国老百姓维护婚姻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老百姓看来，既然白娘子与许仙（许宣）本是恩爱夫妻，你法海就不该多事，强行拆散他人婚姻。所以，最后连玉皇大帝都要惩罚他，吓得他只好躲到螃蟹肚子里去，这就是法海形象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受众心理的选择作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重要影响，尤其是直接面对受众的评话和戏曲作品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的戏曲多为“大团圆”的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否则观众不依。
归根结底，文学植根于人性，植根于人心，是人性、人心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文学的趋向和命运。而对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进行一种精神性补偿，则是文学的重要功能和文学内容的重要来源。这就是《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过程所展现出来的文学规律和文化内涵之一。
二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白娘子是一个具有独特光彩、无可相比的女性形象。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中，居然能够产生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居然欣赏和推崇这样一位女性，一般说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是贤妻良母，遵从三从四德。她应该美丽贤惠，忠贞守节，相夫教子，侍奉枕席，还要能吃苦耐劳，与丈夫甘苦与共。但是，她可以没有才干，“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可以“女攀高亲”，安享夫荣妻贵；她可以软弱，可以畏缩，可以悲悲切切，可以无所作为。总而言之，男性社会希望也愿意让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女性被置于一般也安于这种依附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相容”。
但是白娘子却偏偏不是如此。
白娘子重情重义，知恩必报。就因为当年许仙在西湖上救过她和小青的性命，就一定要化身女子，以身相许，报答许仙。尽管此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千磨万劫，但白娘子却不改初衷，与丈夫生死相随。当初许仙救下她们姐妹二人不过是举手之劳，而白娘子却是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许仙虽然也与白娘子一见钟情，但他当时只是个药铺的小伙计，穷得连迎娶白娘子的费用都无力承担。白娘子不嫌他出身寒微、家境贫穷，只想着“如何帮些儿才好”，[224]自备钱财嫁与许仙，只图夫妻恩爱，两情相悦。
白娘子精明干练，自立自强。两人成婚之后，白娘子主动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自主创业，筹划开了一家药铺，与许仙挂牌行医。她整日里辛苦操持，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才干让许仙折服不已，“我许仙福星高照，成了家，立了业，全靠多娇”。[225]白娘子生性仁厚，宽宏大度。平日里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甚有美名。可丈夫许仙却是天性软弱，全无主见，经不住法海一番挑唆，便对白娘子心生猜疑，多有冷落。面对这般委屈，白娘子唯有伤心落泪却无半句怨言。端午之日，许仙竟然听信法海蛊惑，在怀有身孕的妻子酒中下药，害得白娘子现出原形，他自己被吓得昏死过去。可是白娘子却发誓“拼了千年道行”也要到蓬莱山盗取仙草，救许仙还魂，为此“纵死仙山，也不枉我与许郎夫妻一场”。[226]如此胸襟气量，许多七尺男儿也应自愧不如。
白娘子尽管温柔善良，但是面对邪恶则自有一身威武刚烈的气概。她九死一生才救活的丈夫，再次被法海诱骗去了金山寺。白娘子忍无可忍，为了救回丈夫，终于拔剑而起，水漫金山，以带孕之身与法海舍命相拼。纵然最后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却依然无怨无悔。
白娘子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良贤淑，百般柔情，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高风亮节，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白娘子形象的奇还奇在，一个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故事中的女子，即使用今日社会中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的“自尊、自重、自爱、自立、自强”，早在白娘子身上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而今日中国的现代女性，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由于社会的种种努力，一度唤起了中国女性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存在着的女性依附地位和依附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在政治、经济、精神、情感等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批新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曾得到鲜明表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大潮的上下翻卷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与男性相比，较之以前出现了更大的落差。这种状况激发起一些女性自立自强的意识，社会也给了她们施展才能的机遇，成就了一部分女性的事业，文学作品如《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外来妹》《生活秀》中，这类形象也时有所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更多的女性却自觉或半自觉地重新退回到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上去。当前社会上，各种层次的女性，从女明星到女大学生，再到打工妹，那么多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男性的附属品，“包二奶”“养小蜜”现象比比皆是，洗头房、泡脚屋随处可见，“潜规则”“性贿赂”不绝于耳。一些女大学生的流行观念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常有女研究生以“美貌、处女、高学历”的资本征聘家财500万元甚至1000万元的丈夫，以免去自己十数年的事业打拼，轻轻松松坐享其成。一些女性白领、艺坛演员也甘愿放弃事业去嫁个富豪，在富丽堂皇的鸟笼里做一只锦衣玉食的“金丝雀”。这类女性形象在当代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如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陈丹燕的《女友间》、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如此。一个几百年前的白娘子的精神境界，仍然让今天的许多现代女性无法望其项背，真不知道这是白娘子的幸还是不幸。
白娘子的形象更奇特的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并不符合中国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依附角色的定位，相反，她身上的男性才干与品质让许许多多男性如许仙之辈在她面前相形见绌，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其文学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来呢？文学常常是对社会心理缺失的一种补偿，白娘子形象的产生，表明中国男性社会心理对这种女性的渴求。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男性固然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在强势的外表下，男性并非就没有软弱，就不可能力不从心，就不希望能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份支持和扶助。也就是说，强势男性也会有弱势心态。更何况有许多男性从来就没有强过，比如许仙，除了善良忠厚之外，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在社会底层任人摆布，这样的男人，还有多少志气和胆气要独撑门户，封妻荫子，他们心中何尝就不希望有一位能干的女子帮他、助他、拉他、扶他？只不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到这样的女子罢了。现实中的缺失就转化为梦境，就演化为文学，民间故事中的白娘子就是这种男性“弱势心态”的产物。中国文学中还有几位令男性崇敬的女英雄，那就是花木兰以及《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和佘太君。花木兰家中父亲年老，兄弟年幼，只能由她代父从军。《杨门女将》的故事背景则是北宋边关告急，满朝男性无一人可以领兵出征，杨门男将也大多战死沙场无人可派。最后只好由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或者让佘老太君“百岁挂帅”，领着一帮女将奔赴疆场。可见产生这些女英雄的故事背景都是男性在家中、国中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正是男性的这种有别于主流意识的弱势心态造就了文学作品中的强势女性，花木兰、穆桂英和白娘子都是如此。
三
说起男女两性的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自然又涉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即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男女平等，指的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在中国当代社会里，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一下身为女性的白娘子与男性的相互关系，探寻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正确道路。
白娘子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男权社会，那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那个社会里，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溺死女婴的现象在民间时有发生，买卖妇女则是社会上的正常交易。白娘子从西湖水底来到这世上，根本不可能从社会上自然获得任何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白娘子依靠自身的聪明才干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奋力打拼。她用自己的一片真情打动许仙，争取到自己的美满婚姻。她靠自己的辛苦操持，与丈夫一道经营药店，行医卖药，维持家庭生计。面临法海这种社会势力对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迫害，她挺身而出，凭借自身的武艺与法海舍命相拼，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亲人与家庭。她与许仙生的儿子后来还中了状元，回来拜祭母亲，令人世人仰慕不已。世上谁还能说这个女子不如男？白娘子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平等地位更值得称道。白娘子刚柔兼备，智勇双全，远非丈夫许仙所能相比。那许仙确也厚道，一切都听从妻子安排，说起来倒像是个女主男从的家庭模式。但是白娘子全没有强势女性在家中常有的那种骄悍之气，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呵护有加，不急不躁、不离不弃，无意强弱、不计高低，唯一看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份情意，情到深处，无有彼此，这才是男女平等的至高境界。在那个本不平等的男权社会中，白娘子靠什么在社会上和家庭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不是靠宪法的保护和法律的支持，不是靠男性社会的施与和照顾，也不是靠社会公理和道义，没有谁给她提供任何现成的条件，白娘子凭的是自身的才干和努力，凭的是自身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家里家外的重大作用，正是这份社会作用奠定了她与男性的平等地位。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产权等。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看，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利，包括经过一代一代的女性努力奋斗才获得的权利，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已经拥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还没有全部落实。例如，一些地区女孩的入学率还偏低，不能享有与男孩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我国农村一些地区，女儿不能和儿子一样同等分得家庭财产，说明女性的财产权还受到侵犯，等等。但是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而且有些方面还采取保护女性的政策，如在各级选举和干部配置等方面常常专门为女性划定名额，这与白娘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样的平等还仅仅是条件上的平等，还不能保证女性与男性在结果上的平等，即让女性与男性在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队伍中拥有同等的数量，在经济上获得同等收入，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和声望。因为仅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直接促成所需要的结果，结果的获得，还必须靠女性凭借这些条件、像白娘子一样去努力、去打拼，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业绩，发挥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作用，去赢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据说美国有不少妇女主动请求参军入伍上战场，说是要争取享有与男性同等的为国牺牲的权利。看来在她们的观念中，男女平等还不仅仅是权利上的平等，而且还包括义务上的平等，甚至把为国牺牲这种义务当成权利来争取，还真有一点白娘子血战金山寺、永镇雷峰塔的壮烈气概，难道这些美国女子也都看过中国的《白蛇传》不成？想不到一个古代的白娘子身上竟然有如此丰富的现代内涵，竟然能给当代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如此深刻的启迪，不能不感叹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拥有这样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唯有自强不息，否则还真有点不好意思面对白娘子呢。
第二节 底层女性的理想人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画廊中，底层女性往往是被启蒙的对象，男性作家包括女性作家通常都会挖掘她们身上勤劳善良与愚昧麻木互为表里的性格特点，以展示女性生存状态，寄寓改造国民性的良好愿望，这类女性形象构成了现代文学30年中的一道寻常景观。平心而论，出自男性作家许地山笔下的底层女性形象春桃却堪称异类，因为她被赋予了当代女性都难以企及的健全理想的女性人格，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
春桃形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顽强地保持了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不做无爱婚姻的牺牲品，大胆追求应该得到也能够得到的爱情生活；不做爱情的奴隶，不因爱情而放弃自我独立人格和应尽义务。
遗憾的是，春桃这位底层女性形象身上所具备的健全理想的女性现代人格，历来并不为人注目；即使是当代的女性主义者们也多把目光聚焦于城市女性、知识女性或所谓的“性工作者”等底层特殊女性群体，丝毫没有留意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拾荒女子身上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就是连当下社会的中层、上层女性都未必具有。
所以，重新评估底层女性春桃形象的意义，对于我们反思当今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主客观成因，更好地实现女性自身的真正解放不无裨益。
一
短篇小说《春桃》发表于1934年的《文学》杂志，历来被认为是区分许地山前后期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该篇一扫作者早期作品中浓郁的异域传奇和宗教色彩，把笔触伸向了特定时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现实人生。但对该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春桃这一艺术形象具有的独特意义和审美价值，研究者们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但是至今未臻深透。如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都未论及这部作品，[227]在其后的文学史著作中，《春桃》才逐渐得到关注。如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就认为该小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228]以后的评论对《春桃》作品和春桃形象的认识也主要围绕着唐弢先生的观点展开。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春桃这个历经磨难的拾破烂女子身上“民间的仁义和宗教的慈爱混合在一起”。[229]朱栋霖先生等主编的1999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和2007年的修订版中都认为“《春桃》刻画了一个在命运恶浪的拨弄面前不屈地驾驭着人生之舟的春桃。……表现了劳动者在生活的重压下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准则。春桃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显示出了比敏明、尚洁、惜官、玉官等女性高得多的道德审美价值”。[230]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对春桃形象的真实性有所保留，但同样认定春桃“极慈悲极有德行”。[231]
上述这些评论都是仅仅从春桃顽强的生存意志或所谓的慈悲情怀作出的考量。其实，春桃的身上固然体现了劳动妇女的强悍不屈与独立精神，但更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的是，春桃性格中的这种独立品质恰恰是在她对婚姻家庭问题的冷静处理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正是她在婚姻恋爱方面种种卓尔不群的举动，丰富了她独立人格的精神内涵，从而使她迥异于其他文学女性而独具风采。但是春桃身上最为核心的这一特点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深入发掘，因此，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对小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二
小说《春桃》在战乱的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它讲述了30年代老北京城里一个拾荒女子与两个男人的情感故事。这位名叫春桃的乡下妇女，在逃难中与一夜新婚的丈夫李茂不幸走散。后来春桃流落北平，此间偶遇另一青年男子向高。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对男女开始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同居生活。春桃靠捡破烂维持两人的生活。不料有一天，失散了四五年的丈夫——如今已双腿残废，仅以乞讨为生的李茂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春桃毅然接纳了李茂。面对着过去的丈夫和现在的爱人，春桃泰然处之——她不放弃任何一方，在两个男人面前她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正是从她为维系这二男一女形式独特的家庭付出的苦心操持中，充分体现出这位女性的强悍不屈与独立人格。这篇小说距今已发表70多年，可春桃形象迸发出的独立精神与奋斗品格在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发展演进中却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
春桃这一艺术形象的独特价值，首先表现为：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顽强地保持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壮丽辉煌的女性世界。人类之母女娲，炼精石以补天，抟黄土而造人，双手整治乾坤，双乳哺养人类，在苍天碧水之间，洒遍女性的神圣光辉。然而，自从人类进入奴隶制时代以后，女性的太阳开始黯淡。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里，女性往昔的辉煌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残酷的现实使她们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数千年封建社会为女性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角色定位。这重重严酷的角色规范把女性牢牢地钳制在奴从的地位，完全剥夺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和自身应有的尊严。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一生，正是封建社会里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更为可悲的是，为陈陈相因历史意识浸淫了几千年的女性自身，也无条件地自觉认同了这种因袭的观念，并把它内化为个体在社会中处世立身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由此产生了浓厚的依附心理，心甘情愿地委身于男性，充当男性的附属品，以便从男性的手中分得一份残羹冷炙。
春桃正是作为这一切的对立面而鲜明地出现在社会人生的舞台上。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子，“显露着天然的秀丽”，从兵荒马乱的农村漂泊到京城，生活无着。这种境况下的女性，按照传统的行为惯性，可以很轻易地走上依附男性以谋求生计的道路。“她若是肯嫁人，按媒人底行情，说是二三十岁的小寡妇，少说也值个一百八十底。”[232]婚姻之于女性，就如简·奥斯汀所说的那样，尽管婚姻并不一定叫人幸福，但总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颂莲，走的正是这条道路。她宁可在成群的妻妾中明争暗斗，宁可接受她本不愿忍受的丈夫老爷的蹂躏，夺回失去的宠爱，而从未想到挣脱这种残酷的现实，从而寻求独立的人生道路。
除了嫁人以外，这种境况下的女性还有另一种依附男性、取悦男性以求生计的方式，这便是“玛格丽特道路”。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同样是一个流落城市的农村青年妇女，她起初当过洗衣妇，由于不愿活得如此艰难困苦，便轻易走入娼门，甘心充当男性的玩偶，沉醉在法国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之中。虽然她也一度希望寻求一个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然而希望破灭以后，她仍然为了获得每年10万法郎的花销重操旧业，却不愿再回到自食其力的洗衣妇生涯中去。而春桃则不然，她“整天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堆里讨生活”，“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苦”，岁月的风霜摧蚀了她美丽的容颜，但动摇不了她独立生存的意志。劳动之于她，已不仅是一种在冷酷社会里赖以糊口的谋生手段，更成了一种充满愉悦的创造和享受。她甚至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自立门户，出售文物字画”，像模像样地经营一番。她按照自己的心愿建立了一个家庭，容纳了两个男人。这个家庭是她的产物，她当然不是这个家庭的附属品；男人对于她只是生活上的伴侣和事业上的帮手。她当然也不是男人的附庸和点缀。尤其可贵的是，春桃的这种独立精神中还颇具一点民主意味，她不依附男人，也不希望男人依附她，“谁也别想谁养活着谁”，个人都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她考虑着三人如何各尽其能，在这个冷暖自知的社会里把这个家庭勉力支撑下去。在这位有着美丽容颜而自甘以劳动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春桃面前，那些四姨太颂莲、巴黎名妓玛格丽特们显得多么猥琐和卑微，真的要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233]
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仍然沉埋在历史的底层。试看滚滚经济大潮中，当代女性对出洋外嫁趋之若鹜，“傍大款”“包二奶”现象屡见不鲜，从娼卖笑触目惊心。春桃这一形象仍然像一支亮烛，闪耀着熠熠光辉，透视出当代女性弯曲的脊梁和灵魂中的暗影。
三
春桃这一艺术形象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她不做无爱的婚姻的牺牲品，而是大胆地追求那份自己应该得到而且也能够得到的爱情生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缔结的婚姻，像一根根挣不断的红丝线，将一对对青年男女牢牢缚定，致使多少痴男怨女徒然抱恨终生。然而在春桃眼里，这根绵延数千年的红丝线，却如蛛丝一般，一抬手便可轻轻抹去。她与丈夫离散多年，尽管名义上还是李茂的妻子，但由于两人之间并无爱情，“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没信，可不是白想？”因而一旦遇上她中意的男人向高，便毫无顾忌地与他过起了无名无分的同居生活，并尽情享受这份爱情所带来的甜蜜与温馨：“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同居这些年“生活状态若不配说像鸳鸯，便说像一对小家雀罢”。从一般意义上讲，男女的相处一开始有激情有爱意，维系与吸引彼此的就是这些。而像春桃与向高，相处已经有了相当时日，激情潜沉，生活中便增添了一种血脉相连的亲情，这其实是一种升华了的爱情。此时两人相处未必时时激情如火，但那爱意却早已弥漫于吃饭穿衣等平常琐事里。
李茂的出现，使得春桃平静的爱情生活顿时掀起巨大波澜，这对春桃不啻是个严酷的考验。按照当时社会认同的世俗心理，李茂生死未卜，春桃与向高的同居尚属情有可原，但如今名正言顺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岂有一女事二夫之理？就是李茂与向高两个男人，面对如此尴尬局面也为“王八不王八”的问题痛苦不堪：一个要换帖转卖妻子，一个要出走成全夫妻两人。可是春桃对此却异常坦然而坚定。
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底事，决不会玷着你！
春桃决不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真正爱情，也决不做无爱婚姻的牺牲品。这对封建社会的夫权意识是多么严重的背叛与挑战！可春桃无所畏惧，我行我素，仍每天劳作于烈日暴雨下，操持着这个艰窘复杂的家庭。春桃的独立坚强于此可见一斑。
春桃勇敢地追求爱情，但她不做爱情的奴隶，在爱情面前消融了自我。与向高相比，春桃可谓胸无点墨；和李茂相比，她亦毫无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乡下女子，对人生对生活本质的把握远较两个男人直接与深刻——对春桃来说，得到爱情并非得到一切。所以她不仅仅为所爱的人活着，决不因为爱而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应尽的社会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其他许多作品中的文学女性都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把得到爱情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盲目地认为获得了爱情便获得了人生的全部。于是，《伤逝》杀出封建礼教重重围困的叛逆的子君，与涓生结合后便不思进取，日渐平庸；勇敢地与无爱婚姻决绝的安娜·卡列尼娜，在最终失去了弗龙斯基的爱情后，生活的全部支撑在她面前轰然坍塌，于是选择卧轨自杀，以生命来殉葬这段逝去的感情。而春桃的最难能可贵之处便在于：她没有在爱情面前消融自己，更没有因为所爱的人而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当她遇见了昔日的丈夫李茂时，尽管她已有了自己中意的男人，有了“样样顺心，事事如意”，洋溢着幸福和温馨的家，而且李茂又已经成了一个残废，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家里，并且说：“……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个人吗？”体现出春桃作为独立的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因此就不难理解她能同时容纳两个男人。相形之下，作为男子汉的向高，倒缺乏如此的襟怀与气度。在他眼中，李茂，这位春桃的丈夫无疑是自己的一个情敌，于是他先是苦闷，继而出走，丝毫没有考虑到艰难时世里春桃和李茂是多么需要他的帮助。正是春桃这种超出常人所能的举动，更使她的人格在独立性之外兼具了健全性。
应该看到，尽管作者有意为春桃与向高、李茂三人同居的尴尬现状辩解开脱，认为“多夫制底社会不能够流行”源自“一般人还不能摆脱原始的夫权和父权思想”。[234]但“二男一女同睡一铺炕”毕竟境况难堪，所以就是勇敢的春桃也常常陷入名分与感情的矛盾：她一面向李茂诉说自己与向高爱情生活的美满，一面又表示“我还是你底媳妇。一日夫妻百日恩”，可见传统名分观念在春桃心目中仍占一席之地。春桃与向高情投意合同居四五年，但她坚决反对向高称她“媳妇”，“咱们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正是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直接的理由透露了春桃难以言明的遗憾：如果我和你向高拜过天地，喝过交杯酒，我们将会是多么般配的两口子啊！从中我们体察到了春桃对名分与情感、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婚姻的渴望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别附着在两个男性身上得以完整体现的春桃的婚恋观，已超越了传统观念的樊篱，显示出其向现代情爱观的自觉靠拢。
与其他作家笔下那些光有热情与理想而缺乏行动的知识女性如露沙（庐隐《海滨故人》）、颖贞（冰心《斯人独憔悴》）、玉君（杨振声《玉君》）、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相比，作为劳动妇女的春桃身上体现出了她们难以企及的人格独立、婚恋观的进步性以及人格的健全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春桃形象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突破与超越。
四
许地山作为一位人生派作家，在他2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始终不倦地把妇女问题作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他在《宗教底妇女观》一文中对宗教（以佛教为主）在女子的婚姻问题、解放问题、职业问题上所持的鄙薄态度，一一罗列并逐一反驳，提出从社会观念到宗教意识都要把轻视女子的观点改正过来，“要当她做与男子一样底人格，与男子平等和同工底人”。[235]在杂文《强奸》中则强调，要根除人类强婚强奸的罪恶，必须恢复“母的庄严”，“解除女子在家里头的束缚，教她们底身、心和男子一样刚强”。[236]这种具有民主进步性的妇女观始终贯穿于许地山的所有创作。在散文《别话》里，他如是宣称：“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不会爱或拒绝爱女人底，纵然他没有烦恼，他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237]所以散文《七宝池上底相思》和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黄昏后》，就细腻摹写了作者本人和男主角关怀对亡妻深沉朴素的爱情。许地山还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命命鸟》中因恋爱无望而殉情投湖的明敏，《商人妇》中饱受劫难依然宽以待人顽强求生的惜官，《换巢鸾凤》中因为一念之差导致人生天壤之别的和鸾、鸣鸾姐妹，《缀网劳蛛》中命途坎坷仍能从容达观的尚洁，《玉官》中可怜又可敬、可爱又可嫌的乡村女传教士玉官，《归途》中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最终命丧黄泉的败军遗孀，《七宝池上底相思》中与佛爷大胆抗争、愿受莲花裹身之苦从极乐世界返归尘世以享人伦之乐的少妇，《女儿心》中为要找寻父亲而颠沛流离的旗人小姐麟趾，等等。通过她们人生路途上的种种不幸，揭露了传统势力的强大和现实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身处其中苦难尤深、受压迫最重的广大女性的深切同情。
当然，许地山并非凡女性一概都加以同情赞美，如小说《无忧花》中通过兜售自身性资本而买官鬻爵、奢靡放浪的女性加多怜，《东野先生》中感情游移不定的东野夫人，对这些德行有亏的女性，许地山则是痛下针砭毫不留情。就是《人非人》中的社会局科员陈情女士，许地山固然感佩她的牺牲精神，但对她夜间卖淫挣钱来贴补革命党遗属的行为，还是持否定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寻求妇女解放道路的不懈探索者，许地山早期的作品更多的是在宗教的天国里为这些饱受磨难的妇女营构幸福的乐园，因而这一时期他笔下的女性大多温婉柔顺，缺乏反抗性，偶有抗争，也仅停留于宗教指引下的自我救赎：明敏选择自杀来摆脱尘世的阴险污浊；尚洁、惜官们则借“蛛网哲学”聊以自慰，用听其自然、顺乎天命的被动态度来化解人生苦难，在禅机佛理中寄托自己来世渺茫的幸福。但到了30年代的小说《春桃》中，春桃这一形象就焕然一新：许地山赋予春桃以独立和强悍的性格，坦然面对命运的种种挑战，努力抗争，顽强不屈，自信自立。这个与许地山早期作品中迥然有别的女性形象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女性独立问题、婚姻问题上寄予的热切希望和作出的现实思考，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探求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正是春桃的精神品格至今还值得当代女性效法的原因所在。
第三节 中国文人的两面人格
文如其人，“风格就是人”，这些观点都意在表明，任何文学创作都会烙上作者人格、气质等鲜明的个人印记，而且一般说来，作者的精神个性、创作个性在他的一系列作品应该显现出相对统一的特点。
《雅舍小品》作为梁实秋先生的代表作，直接奠定了梁先生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界不可移易的地位。然而，读一读《雅舍小品》中开卷篇《雅舍》和收录其中的、写于同一时期的其他33篇文章，想必一般人都要惊诧不已，不能相信这些意趣全非、格调迥异的文章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因为除《雅舍》一篇之外，《雅舍小品》中的其他篇章全无半点《雅舍》一般物我交融、怡然自乐的平和之气，而是充满乖张怨戾之气，作者仿佛看什么人、什么事乃至什么物都不顺眼，于是一路骂将过去，而且语言之刻薄、心态之偏激令人咋舌，已经远远不是什么有失宽厚，有时甚至近乎冷酷和残忍了。《雅舍小品》的迥异风格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两面人格，实在令人惊讶。
仔细分析《雅舍小品》所显现出的梁实秋先生这个中国文人的两面人格，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成因，或许会对男权社会中男性生存处境的艰难窘迫有一番别样的认识。
一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一文，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小品文中的精品。小品文前冠以“中国”而不加“现代”二字，意指《雅舍》在中国古今小品文之列也堪称上乘。就题材和内容来看，《雅舍》与唐代刘禹锡的小品文《陋室铭》很是相近。《陋室铭》1000多年来脍炙人口，而《雅舍》的格调、品位、境界恐怕还要在《陋室铭》之上。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传统文人普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但在艰险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能够实现兼济天下这一宏大抱负的达士毕竟少之又少，所以中国文人历来又常奉独善其身、安贫乐道为个人处世哲学，以化解他们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失意和痛苦。《雅舍》一文中的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达观洒脱的中国传统文人。
《雅舍》一文最大的特点是把恶劣的生活环境写得妙趣横生、趣味无穷。“雅舍”是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寄居重庆郊外的住所，它地势陡峭，处“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即使“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雅舍”地处荒凉，屋前屋后渺无人烟，只有高粱、竹林、水池、粪坑环绕其间；“雅舍”之简陋，甚至连遮风避雨的基本功能都难具备，“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所以“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毫无隐私可言；至于鼠患频繁、蚊灾猖獗，动辄让人“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更是平常而又平常。作者对这一切都视之泰然，“我则久而安之”，“我仍安之”。即使大雨滂沱屋顶灰泥突然崩裂，梁实秋也谑之为“如奇葩初绽”，仿佛欣赏了某一精彩瞬间。既然尽了人力仍无计可施，那就索性让这种种不便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加以享用吧！
梁实秋先生对“雅舍”敝帚自珍，非但不因其简陋寒碜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而且还能苦中作乐，时时从艰苦环境中寻觅生活情趣，“‘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月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濛濛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能把身居陋室的生活描绘得如此富有诗意和美感，且全无半点强颜欢笑的酸涩和做作，给人的感觉相当真实动人。这等艺术感染力固然与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要归功于梁先生豁达洒脱的心境，把人生艺术化、审美化，这等境界实在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居陋室”仍“不改其乐”的颜回，联想到“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的明代学者宋濂。
梁实秋先生深谙“境由心造”的道理，努力营造生活情调，他对“雅舍”及其间的生活已超越了现实功利性，达到了一种审美境界——在寻常等闲中努力营造美，善于发现美，懂得欣赏美。他推崇“个性之为美”，“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雅舍”的诸多不便乃至恶劣环境，在梁实秋眼里正是其“个性”之所在，而“有个性就可爱”。作者既珍惜当下的“雅舍”生活，又常怀超脱之念，明白“人生如寄”的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在这些充满禅机佛理的言辞背后，“透露出知足自娱的豁达俊逸的心境”，[238]表明作者深得儒家安贫乐道、禅家随顺自然的精髓。
相比而言，历代为人传诵的刘禹锡《陋室铭》貌似清高，其实世俗之气满纸。文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句，以名山灵水的“仙”“龙”自比，标榜自己德馨满室，文末甚至以孔子自比，作者自命清高、自矜自夸之态跃然纸上。要参透《陋室铭》作者的这种真实心态，必须得联系到他的另外两首诗作《玄都观桃花》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作一分析。
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而被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年）他奉召回京，《玄都观桃花》一诗就是写于这一背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作者用玄都观里的千株桃树影射朝廷中的新贵，认为他们都是些专擅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才爬上去的政治暴发户。诗中“尽是刘郎去后栽”一句，大有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那般的悻悻然。因为此诗刘禹锡再次被贬为连州刺史。14年后，他重返京都复为主客郎中，再游玄都观，发现“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这就是《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尤其是最后两句，把他官复原职后的顾盼自雄、扬扬得意之情表露得一览无遗。
对于个人的仕途穷达、宦海沉浮如此在意，如此无法释怀，怎能让人相信刘禹锡会以“德馨”为满足而安居陋室？而且文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等句尤为不堪，格调较杜甫《客至》一诗相去甚远，更无后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么亲切随和。所以，与梁实秋《雅舍》相比，《陋室铭》一文的格调自然也就相形见绌了。
与《雅舍》相似的还有今人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一文。李乐薇先生用绘画般的彩笔，对自己心爱的山间小屋精心描摹，表达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之情。两文在抒写对象、抒发意趣方面相似，但是风格大不相同。《我的空中楼阁》一文中，作者是精心挑选了他所处环境中的可称道处加以渲染，譬如小屋踞山临海、绿树葱茏的周遭环境，小屋在四时光影变化中的妩媚多姿等等，而有意回避了诸如环境简陋、交通不便等居住其间的种种不足，所以《我的空中楼阁》一文显现的景象都是“以中有足乐者”，因而读来令人只有心驰神往之感，故觉得作者乐在其中、沉醉其中也就理所当然，不见得有多少为难之处。而《雅舍》中所写的环境读者一见便知其粗陋不堪，一般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由于作者不同流俗的审美眼光，那等恶劣之境在他笔下也显得妙趣横生、回味无穷。从这里可见出作者思想境界之大不易、之大不俗了。就此而言，比起《我的空中楼阁》来，梁实秋先生《雅舍》一文的内蕴还要更丰富一些。
二
然而在《雅舍小品》其他33篇小品中，梁实秋先生的骂声可谓不绝于耳。男人他要骂，因为在他眼中男人又懒又脏又馋又自私，还动辄在妻儿面前滥施淫威（《男人》）；女人也该骂，她们尖酸刻薄蛮不讲理，又虚荣又小气，“开电灯怕费电，再关上又怕费开关”（《女人》）；孩子在他看来也是讨厌者居多，因为“‘幼有神童之誉，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乃与草木同朽’，这确是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公式”（《孩子》）；医生显摆他要骂（《医生》）；公共场合中旁若无人、行同豪猪的人他更要骂（《旁若无人》）；邻居是个诗人他仍要骂（《诗人》）。总之，没文化的他要骂，有文化的他还要骂。
人要骂，狗要骂，风俗礼节梁先生他也骂，衣食住行他都要骂。“狗的眼力总是和他的主人差不了多少”，因此狗的主人更该骂（《狗》）；善变莫过人脸，所以也该骂（《脸谱》）；势利社会常常“狗眼看人低”，“只见衣衫不见人”，所以“衣裳”也得骂（《衣裳》）。结婚典礼他嫌琐碎无聊；席间谦让他斥之为虚伪；所接信件他嫌毫无“雅丽可诵”，因此连“信”都得跟着挨骂（《信》）；至于“握手”这一礼节遭其痛骂更加不在话下，因为“握手时总会遇到一些不想握、不愿握的对象”（《握手》）。客人来访他视之为“入侵”，讥之为“客灾”（《客》）；而且依他之见，所谓“送行”都不过是送人者和被送者的虚与委蛇、客套应付而已，着实该骂（《送行》）。
如果说上述的人和事遭到梁先生痛骂还算有些由头，那么，在一般人情物理视为充满愉悦和享受的物事，梁实秋都要揪来斥骂一通，就实在有点无理可言了。譬如，梁先生视理发如受刑，“理发不是一件愉快事。……理发店的椅子……使你感觉到坐上去就要受人宰割的样子。门口挑担的剃头挑儿，更吓人，树着的一根小小的旗杆，那原是为挂人头的”，“行刑”的理发匠自然更加难逃其骂（《理发》）。画家办画展在他看来如同乞丐求人施舍，“幅幅后面都隐现着一个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人影”，对画家奚落刻薄至此梁先生还不解恨，“门口横挂着的一条白布如果把上面的‘画展’二字掩住，任何人都会疑心是追悼会”一句，已近乎诅咒（《画展》）。即使被大家奉为精神食粮的“音乐”都未能免于其骂，而令梁先生恨恨的理由居然是“音乐这样东西，在所有的艺术里，是最富于侵略性的”（《音乐》）。
一言以蔽之，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事似乎都令梁实秋先生坐卧不宁、芒刺在背，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毫不相容，所以他无一不烦、无一不骂，这与《雅舍》中那个安贫乐道、怡然自乐、恬淡平和的主人公简直全无半点相似。由此恐怕可以推断，梁实秋先生活得实在不轻松。
三
梁实秋先生曾批评过鲁迅的杂文，认为他思想偏激，出语尖刻。撇开两人思想观点的分歧不论，首先，“思想偏激，出语尖刻”根本不能涵盖鲁迅所有杂文在思想上的深广博大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独特丰富；其次，即使鲁迅先生的少数杂文的确存在梁先生所说“思想偏激，出语尖刻”的缺点，可是，平心而论，梁先生本人的这些文章之偏激之尖刻也实在不在鲁迅之下。梁先生曾自我辩解说他“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病》），但他何以看他人时把别人之不足无限放大，老跟别人的缺点过不去，而对自己同样的毛病却如此浑然不觉呢？这真令人大惑不解。而且，梁先生对那些真正应该投之以抱怨甚至憎恶的东西却视而不见，譬如他在文中对达官贵人的骄横跋扈、流氓恶霸的倚势欺人等社会丑恶现象倒视之淡然，不发一句骂声，偏偏对一些寻常之事、等闲之辈憎恶不已，耿耿于怀，不骂不快。更何况在这些文章中梁先生所骂者、所议论者多为日常琐事，都是当时所谓的“与抗战无关”[239]的鸡毛蒜皮之类，其议论和观点，几乎没有一处能与鲁迅《灯下漫笔》中“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一类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见解相提并论。在洞察社会、批判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梁实秋与他批评过的鲁迅相去委实太远。叶永烈先生认为梁先生“对生活的观察力比别人显得更为细腻，甚至近乎女性格调”，[240]想必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
《雅舍小品》一书中的34篇文章彼此大相径庭，但确乎是出自梁实秋一人手笔。这倒让人发生了疑问：到底哪一个梁实秋是真实的呢？是《雅舍》中的安贫乐道的梁实秋才是真实的，还是除了《雅舍》以外那个无一不骂的梁实秋是真实的呢？其实，无论是达观从容还是怨骂不绝，都系梁实秋同一人所为，皆为他不同阶段、不同心境下性格不同侧面的真实流露。
尽管都是真实的梁实秋，但笔者更喜欢《雅舍》一文和写作《雅舍》的梁实秋。因为除《雅舍》外，梁实秋在其他33篇散文中呈现的是人性之常情常态，也是一般人的通病，而且还是需要克服又难以克服的通病。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因而，《雅舍》中那个安贫乐道、苦中作乐的梁实秋才更值得奉为楷模。读读这样的文章，学学这样的为人和心态，与自身与社会都大有益处。所以，它应该是日趋浮躁的现代社会一个人人都宜服用的心灵处方。
四
《雅舍小品》曾经风行文坛，而且影响力一直不衰。以台港澳地区为例，“到1976年为止，台湾版已销了37版，香港翻印的版数则无可查考，但起码应有台版的半数，加在一起当在50版以上，真是个卓绝的记录”。[241]再从近年的大陆图书市场来看，“这几年，一反往昔，梁实秋的作品成为中国大陆的畅销书，读者争阅的热点。其中，特别是梁实秋散文的精品——《雅舍小品》，成了中国大陆许多家出版社争出的热点书”，[242]印数动辄十几万，而且一版再版，图书馆关乎梁实秋小品创作的书籍也常常被借阅一空。
那么，如何看待梁实秋《雅舍小品》在今日大陆的再度流行？撇开梁先生以前为人诟病的一些政治观点不谈，单看这些文章本身，内容相对琐碎，言辞流于偏激，特别是作者的心胸和气度失之狭小，让人读了以后总觉得不大舒服，就此而言，它们就连作为“小摆设”供在案头供人消遣的作用都丧失了。前几年一度流行的“小女人散文”不久就因其小格局、小眼光、小情调，缺少见识流于琐碎而受到冷落，与之相比，尽管“小女人散文”并无多大意思，但毕竟还没有如梁氏散文这般让人难受，谁愿意闲来无事听一个人絮絮叨叨、骂骂咧咧、尖酸刻薄不绝于耳？
但梁实秋的小品文确实为不少人喜欢，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说明今天还是有不少读者在生存境遇和生活心态上与梁实秋当年颇甚为相似，因此才心生共鸣。这部分人他也活得非常压抑、非常屈憋，别人功成名就、志得意满，自家却湮没无闻、落魄潦倒，蓬门茅牖、寒碜终生，所以他要骂……这样的人他很少自我反省，而是把自身的失败原因全部归咎于外部世界，怨天尤人，所以恨不能把周围的人和事挨个儿骂一通，以泄自己心头的不平之感。现在读到梁实秋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当然就不禁“于我心有戚戚焉”。
的确，当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自然令失利失益者牢骚满腹，愤懑不已，《雅舍小品》正满足了他们精神宣泄的需求，然而，梁实秋先生的散文如果仅仅是适合了这类人的阅读兴趣，与这类读者的心态相共鸣，那么，也终究让人感到意思不大了吧！
第四节 严酷的社会现实与跛腿的道德理想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已达1000多所，这是中国继经济崛起之后文化崛起的显著标志，证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正在发挥它的巨大影响。在诸如《2012》《阿凡达》等美国大片席卷全球的文化语境下，全力打造中国传统文化品牌形象，倾情展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真实一生的电影《孔子》，正可谓是对国内当前传统文化热的一个热情回应。
由胡玫执导的国产大片《孔子》，用了近两个小时的片长，以气势磅礴的宏大场面和史诗般的手法，展示了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这位后来被誉为“至圣先师”的鲁国没落贵族，为了传播其“礼治”思想，周游列国席不暇暖，“知其不可而为之”。影片总体上比较真实地还原了两千六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失败者孔子的形象。孔子缺乏政治家的眼光和韬略，而他“礼乐”治国、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既失之幼稚又不合时宜。
笔者试图重点论证的是，孔子所持的是跛腿的道德理想，他对社会本质、对人之本性的见解和认识实在不够成熟和深刻。道德的作用是否至高无上无远弗届？道德教化要发挥“软实力”有无基础和前提？追求个人的道德理想和保存生命之间孰轻孰重如何取舍？子路为“礼”而死价值几何？一味奉行“忠恕之道”是否就已臻于理想人格？孔子失败的政治理想和他颠沛流离的一生，倒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建构理想人格提供了反思和借镜。
一
先说电影《孔子》情节和细节上的一些不足。
某些关键情节设计上有疏漏。譬如，为了搭救季氏的小家奴漆之弓，帮他逃脱被殉葬的厄运，孔子与当时把持鲁国实权的三桓势力就殉葬制度的存废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主废一方获得胜利，影片以此表现孔子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的历史进步性。问题是，殉葬习俗是否属于周王朝礼制之一？如果是，那也足以证明并非所有的“周礼”都该一并加以肯定和发扬，对“周礼”也应该批判地继承。这样一来，以恢复和弘扬“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其思想学说之价值和努力践行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无疑就被自我贬损。这是孔子自身思想上的矛盾，还是“周礼”原有的弊端，这个关键问题影片没有作出应有的清晰交代，这样就会影响观众对孔子及其思想价值认识的全面客观。
“子见南子”是孔子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人们认为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难以免俗，要走“夫人路线”，所以“子见南子”的结果是“子路不说（悦）”，不过对“子见南子”的负面评价也仅止于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此虽有记载，但完全没有电影中的那等庸俗暧昧。电影《孔子》的当代编导们难以摆脱张艺谋影视作品的流行病，硬要给孔子这位历史伟人添加情色的时尚佐料，所以片中着力渲染了南子的风骚，有意要给孔子制造一段风流韵事。即使历史上的南子对孔子确有敬慕之意，影片也不必如此渲染。编导这种做法不仅无聊，甚至难免有亵渎神圣之嫌。何况南子之死的情节实在让人莫名其妙，她是因为出宫为孔子送行抑或是为了挽留孔子，才丧命于篡位者的弓箭之下？影片对此交代不清。在孔子为传播个人理想而“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颠沛流离中，影片中的南子虽可谓是慧眼识英雄，但南子对凸显孔子形象的意义也仅止于此，反过来说，没有南子，也并不影响孔子性格的完整，所以片中“子见南子”这一情节大可不必。
一些细节的刻画不真实。例如，出逃的季氏家奴漆之弓，中了前来抓捕他的季氏家臣的毒箭居然没死，这一细节缺乏可信度。因为从先前的铺垫和场面渲染引发的观众心理蓄势，漆之弓是必死无疑，可是影片仅让他断了一臂，其他一切正常健康，这样的结局出乎观众意料之外，也与先前的情节缺乏呼应。
另一个失真的细节仍与漆之弓有关。孔子及其弟子们喝酒时，漆之弓微呷一口就皱着眉头说酒“辣”。“辣”是喝白酒（或曰烧酒）才有的口感，但是中国白酒的产生或者说酿造，目前最为可靠的说法是始于元朝，也就是说，此前中国的酒都还只是甜型米酒，所以不太可能产生片中所谓“辣”的感觉。
片中的老子形象也有违人们历来对老子的认识。老子是与孔子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有关孔子向老子问道的传说，在司马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篇和《庄子》中都有记载。影片也用了五六分钟的片长表现了孔子与老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问题是，片中孔子既然向老子明确地表达了他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思想，按照老子为人处世的特点，他就不可能强劝孔子再来接受自己的思想，而片中老子还喋喋不休地对孔子临别赠言：“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一做派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式不相符合。所以笔者认为，鲁迅小说《出关》中“老子毫无动静地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的描绘，倒是比较准确地抓住了老子这位历史伟人的性格核心。
其他诸如齐鲁会盟时的场景，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渑池会”实在太为相似；而孔子靠布设疑兵（疑阵）居然蒙住了兵强马壮的齐国，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何况这一情节与影视剧《三国演义》中展现的诸葛亮的常用谋略也如出一辙。
二
影片《孔子》再次印证孔子及其理想在那个时代遭逢失败有其内在必然性。孔子宣扬崇奉的“为国以礼”、“礼乐”治国的理想，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注定会失败，即使是当今这个讲求和注重发挥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也同样会碰壁。因为任何“软实力”的真正张扬都必须也必然是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和前提，否则就是无视自身真实处境的一种自我麻痹。其实，孔子一生的失败境遇，就是否定他“礼治”思想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孔子既不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和韬略，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合时宜，特别是“隳三都”这一无视现实处境毫无胜算的削藩行动，可以说正是造成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重要原因。孔子一度得到了鲁国国君鲁定公的提拔和重用，位居代国相和大司寇的要职，一开始他的确不负众望，帮助定公收回了被齐国霸占的三座城池，可谓政绩斐然。但接着他就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盲目施行起“隳三都”（即削藩）的策略来。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於是叔孙氏先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隳费。将隳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隳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孔子嫌季孙、叔孙、孟孙三个大夫家的城墙太高了，不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就向鲁定公提出“隳三都”的计划。应该说，孔子的削藩主张是出于维护以鲁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利益的目的，自然不乏其合理性，何况他的削藩主张也为后来的帝王多次采用，如汉代的景帝削藩，唐代中后期乃至有清一代的康熙皇帝也多次采用过孔子的削藩策略。问题是，任何政治措施都应该视具体情势而定。孔子提出削藩主张的时候，鲁国国君的地位很不巩固，既无财力，更无兵权，也就是说孔子推行削藩是无视主客观条件的一意孤行。事实上城墙让孔子这么一拆，鲁定公的性命连同鲁国的政权差点儿被一并葬送。当时鲁国的形势相当危急，“隳三都”引发了鲁国内乱，紧邻的齐国又大兵压境趁火打劫；仓皇之中鲁定公逃进季孙家未及拆毁的高墙内才保一命。可当被边境战事吓得六神无主的鲁君坚决要求停止“拆迁”时，那不识时务的孔子居然还死死抱住“隳三都”政策执迷不悟，他跪倒在鲁定公面前声泪俱下，苦苦哀求要求继续拆迁：“君上啊，不能啊，隳三都可是咱定好的国策啊，怎么可以随便停止呢？志士仁人宁杀身以成仁，也不可以求生而害仁……”他的这番道理遭到鲁定公斩钉截铁的反驳：“战败了，谁还在乎你有没有仁义？世上只有成败，仁与不仁，那只是说辞，你忘了么？先君昭公就是被三桓联手赶出鲁国，流亡到死，要是现在三桓和寡人也翻了脸，寡人的下场恐怕会比先君昭公还惨！”
说实话，看到这儿，让人感到孔子实在迂腐得不可理喻，他居然无视国家当前形势的严峻危急，他居然要求国君为了自己的仁义丢弃社稷江山杀身成仁。鲁定公就比孔子冷静理性得多，他非常清楚确保江山社稷靠的是武力或实力，而绝非孔子宣扬的“仁”或“礼”。“礼乐”治国在此幼稚得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隳三都”隳出一个天下大乱后，孔子只得离开鲁国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的流亡生涯，直到最后表态不会过问政事，只想专心做学问，他这才被季康子请回了鲁国颐养天年直到去世。可见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孔子“为国以礼”的治国方略没有现实可行性，也表明孔子毫无政治头脑和长远的政治眼光，孔老夫子焉得不败！
再从孔子几个忠心耿耿的弟子如颜回、子路等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孔子过分强调“礼”，强调个人道德自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颜回堪称那个时代的道德楷模，他不仅是孔老夫子的忠实追随者，而且几乎承继了孔子思想的所有精髓。“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但就是这样一个品德臻于完美的君子，史书记载他最后是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对于颜回超常的个人品德，笔者当然非常钦佩，但是，以颜回一个个案来对道德的有限作用无限夸大，强调道德做人的至高无上，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欺软怕硬、畏强凌弱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写照，这种现状下强调以德报怨和以德服人，其结果往往是助纣为虐。尽管影片对颜回之死——因抢捞掉入冰窟窿中的竹简而身亡，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仅有违史实，而且非常牵强，可是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颜回与他的老师一样迂腐：保全生命以更好地传播夫子思想和冒着丢命危险打捞书籍，颜回竟不知两者孰轻孰重、孰主孰次。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有勇有谋有主见，他的理想就是在战场上杀敌制胜，建功立业，可就是这样一个本可在乱世大有作为的杰出青年，最终却死得非常窝囊。为了保持君子所谓的礼仪，子路在和敌人战斗中竟然置生命安全于不顾，放下武器将打歪的帽子扶正，结果被敌人乘机砍成肉酱。子路为“礼”而死，死得真是没有价值，就此而言，孔子真是误人子弟啊！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在他的长篇大文《五蠹》中曾断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的见解和认识无疑要比孔子成熟和深刻，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国家的实力面前道德简直不堪一击。“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六国的被吞并并非是输于道德而是输在实力。孔子口口声声推崇周公之礼，其实就是文武周公，当初何尝不是靠着武力争战才建立了西周王朝？笔者此处并非要否定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而是要强调道德教化终究只能是辅助力量，仅仅依靠思想上的学习熏陶，全社会成员就能个个成为“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身上必然带有动物性遗存，恩格斯也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243]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同主题，但是，“落后就要挨打”同样是硬道理。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硬实力，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法制建设，真正健全法律法规，只有首先靠这两者双管齐下，在此基础和前提下，人们才会弃恶扬善，孔子的一套“礼治”思想和道德教化作为“软实力”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真正发挥；孔子以“忠恕之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内核的理想人格，才能获得滋养它的土壤并生长光大，否则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式的美好幻想。
至于如何建设法制国家，那就不在本节探讨之列了。
第五节 科幻世界中人格理想的坚守与捍卫
前文从历史到现实、从真实到虚构，探讨了古圣先贤或普通民众在理想人格的追寻、建立或重塑上的偏颇得失。本节则从人类对未来的科幻设想中，通过未来世界的人们在正义和邪恶、贪欲和理性之间的激烈较量，表明即使世易时移，可对人格理想、对普世价值的坚守与捍卫，是人类永恒的信仰。这就是电影《阿凡达》带给我们的启示。
《阿凡达》是有“金奖导演”之誉的詹姆斯·卡梅隆继纯情、唯美的《泰坦尼克号》之后，耗资3亿美元、历经14年构思打磨的IMAX-3D新片。该片上映17天就创下了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尤其在中国，从普通观众到公众人物，对《阿凡达》几乎都是一片叫好，对它的拜服之词更是俯拾即是。“你《阿凡达》了吗”一度如同“你吃了吗”一样，成为国人见面时的习惯问候语。《阿凡达》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依笔者之见，撇开影片大量高科技元素所造就的“视觉盛宴”效果，从影片的主题、人物刻画、情节设计等其他重要方面而言，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阿凡达》表现实在平平——该片主题陈旧，故事情节肤浅老套，人物形象失之单薄。所以，国人诸如“震撼”“完美”“不得不看”“神作”“梦境旅行”“满分”等的评价当属溢美之词，有失理性客观。
在政府公信力不断遭到挑战的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对来自政府的“和谐”宣传常常抱以怀疑和观望态度，却为何对一部出自洋人（西方人）之手的未来世界“神话”有如此好感，这倒引人深思。
一
《阿凡达》讲述在未来世界的2154年，地球已被人类折腾成了废墟。为了获得昂贵的超导物质，人类一个有着官方背景、名为RDA的土地开发公司，又开始觊觎4.4光年之外的潘多拉星球，妄图赶走世代居住在宝贵矿藏上的星球土著纳威人。他们在动武之前先行“外交手段”，启动“阿凡达”（字面意思就是“化身”）计划：动用自身与纳威人的DNA混血，培养出身高近3米的“阿凡达”，令其去纳威部族做卧底，刺探对方居住的地理位置以及搬迁条件。
男主人公、下肢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兵杰克·萨利，同意接受实验并以他的阿凡达来到潘多拉星球的人类基地。他只要躺进一具金属棺材般的仪器中，就能够“附身”于一个阿凡达，用意识控制阿凡达的躯体。在从事卧底的过程中，杰克的阿凡达不仅逐渐爱上了一个纳威女孩、部族酋长的女儿，更爱上了他本该去掠夺侵占的这个潘多拉星球，地球人杰克最终“变节”为纳威人历史上第六位伟大的精神领袖“魅影骑士”，领导他们反抗人类的暴力侵占和非法殖民。影片最后的结局自然也完全符合广大观众的心理期待，纳威部族在杰克领导之下，利用自制燃烧瓶、弓箭、大型野生动物或家养宠物，以及与人类的武器相比技术含量极低的冷兵器，彻底制伏了已把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人类军团入侵者。
不可否认，《阿凡达》的IMAX-3D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感官愉悦，是它获得国人普遍称赏的重要原因。卡梅隆充分调用了当今最新的影像技术，如三维建模、数字高清、高速摄影、虚拟摄像、图像合成等，运用了3000个视觉效果，新建了一个美妙奇幻的外星球幻境：灵魂树纷披的枝桠柔若荑草并发出宁静幽紫的光芒，杨花般漫天轻盈飞舞的爱娃树精魂，受惊吓的小虫张开螺旋似的飞翼翩然逃匿，手指稍一触碰就变小并迅即消失的奇花异卉，旋转飞行的“蜥蜴”，色彩斑斓明艳、身躯庞大、生性凶鸷的“皇虹鸟”，巨大山石风姿各异悬浮空中无所依，纳美土著心地澄澈、怡然自乐，与自然万有惺惺相惜，彼此心灵感应……《阿凡达》的每一处细节在挑战人类想象极限的同时，也令观众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或者如爱丽斯梦游仙境一般，沉溺其中无比享受。
除了上述的外因，笔者以为，影片的主题或者说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即对正义的坚守与自由的褒扬，应该也是赢得中国观众认可的一个间接因素。“你可以打败我，但是你无法消灭我”的硬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始终是潘多拉星球纳威部族的行动指南。即使在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上与地球人相比无法望其项背，也要为保卫家园、捍卫自由独立倾尽全力舍身拼搏。影片从正面集中展示了纳威部族健全理想的人格以及他们对这一人格的坚定捍卫。纳威族人淳朴善良，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存平等相处，对宇宙生灵都予以充分尊重。相形之下，打着“开发”名义的地球人，为侵占对方祖居无所不用其极，其嘴脸是何其可恶可鄙。影片编导的褒贬崇抑或者说价值立场非常明朗清晰。
有网友指出，《阿凡达》严格遵循了好莱坞的叙事路线：有关键时刻鼓舞人心的讲演和振臂一呼；有一开始男女主角情感进展顺利的铺垫和上升；也有他们关键时刻彼此反目，使事件进展陷于僵局的迂回波折；还有最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的圆满结局；有顽固到底、制造麻烦的大反派；有结尾处正邪双方的单独PK……其实，《阿凡达》的情节套路在中国红色经典电影中也很常见。如《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带领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最后击毙日酋获得胜利。又如《烈火金刚》《夜幕下的哈尔滨》《大宅门》等影视片中，都穿插了几个日本志士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暗中支持，与《阿凡达》中那些有良知的科学家站在杰克阵线的情节设计十分相似。还有网友一一对照了《阿凡达》与其他美国大片如《野战排》《黑客帝国》《风中奇缘》《与狼共舞》《指环王》等的某些相似处。毋庸讳言，《阿凡达》在电影数字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大大掩盖了其故事层面的相对平庸。这种平庸不仅表现在情节编排的俗套和叙述方式的老套，还表现在人物性格刻画的粗糙上。人性本该的复杂曲折干脆被悬置不论，所有人物不外乎好坏、正邪的简单两分，所以形象失之苍白单薄。不仅如此，《阿凡达》所展示的未来世界中（2154年）势单力寡的纳威部族在人类的步步进逼下毫无退路，可终因天降神兵，在生死攸关之际扭转局势取得最终胜利。影片这样的结局设计，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任何一个观众来讲都只能是痴人说梦，或者美其名曰“超现实神话”。
按说，《阿凡达》的主题也并无新见，因为影片表达的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即对普世价值的信仰和坚守，何况世界电影史上表现这类主题的优秀电影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更加矛盾的是，“影片用最先进的拟真技术讲了一个反技术的故事，砸最多的美元说了一遍原始社会的美好”。
那么，这样一部仅仅在技术上堪称标志性的作品，何以获得中国观众几乎一边倒的拜服崇仰，恐怕更多地要从形而上的层面找原因了。
二
撇开《阿凡达》技术层面的因素，国人之所以对它欣然接受和高度认可，应该与国内影视创作的病态现状息息相关。《阿凡达》对正义与自由的坚定捍卫，对自由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正是被当下中国影视抛弃日久、国人所久违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叙事主题。
其实，中国有电影以来，讴歌正义、自由以及生命尊严的影片就并不罕见，早期电影如《桃李劫》《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小城故事》等都演绎过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1949年以后摄制的“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乃至《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和“主旋律”影片，都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殖民、反抗强权，为了独立自由浴血奋战，奋发昂扬创造美好明天的鲜明主题。这类普世价值观曾经激荡鼓舞了几代中国人。
三
观众（读者）的任何解读都与他们的现实处境息息相关。导演卡梅隆大概不会想到，中国观众在《阿凡达》中解读出了弱势群体对“暴力拆迁”舍命相拼的顽强坚韧，称《阿凡达》“是钉子户的伟大教材”，“是一部讴歌钉子户抗击暴力拆迁的成功典范，不论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值得借鉴”。在席卷中国而且现在势头仍旧不减的拆迁浪潮中，暴力拆迁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间惨剧屡屡上演，普通百姓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拆迁命运？国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后感，当然是出于一种切肤之感。所以，《阿凡达》中纳威人的抗暴行动以及最终的抗暴胜利，无疑给现实生活中人微言轻、活得没有尊严的中国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心理宣泄和精神抚慰的途径。
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有观众认为《阿凡达》“是一部‘反现代’观念浓厚的环保片”。其实，即便是环保主题，也不足以赋予该片主题以任何新意。因为环保意识在美国社会之普遍之浓厚，表现在连他们的小学生都曾提出过令世人震撼的动议：倡议全美公民人人捐款，买下每天都在遭到砍伐的亚马孙雨林，以达到永久保护的目的。笔者认为，之所以有观众作出“环保主题”的阐释，因为现实中国为GDP的数字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是无法挽回的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损，看到《阿凡达》中纳威人的灵魂树家园，被贪婪的人类用高科技夷为废墟，如何不令国人悚然自省？
第82届奥斯卡奖获奖名单早已出炉，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只得了一个最佳艺术摄制奖，这一结果与笔者对该片的评价倒是不谋而合，只是大大出乎曾经那么热捧该片的无数国人之意料。尽管如此，卡梅隆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他带给我们国内影视久违的正义与崇高，特别是对人格理想、对普世价值的坚守与捍卫，他给我们创造的“视觉盛宴”和“精神会餐”，仍让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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