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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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世态万象、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三个维度的研究考察,重点阐释了女权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偏颇得失,特别是该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就男女两性的生存现状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作出客观评判,从而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两性平等的未来展望,提出个人见解。

    但是,对女权主义这个话题的研究和探讨远未结束。对笔者而言,本书仅仅是本人针对这方面的初步探索。笔者的目标是试图重新建构一套女权主义的批评话语或理论体系,以区别于一百多年来现有的女权主义理论体系。因为这一百多年来的女权主义理论,其核心论点无非就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是第二性,这完全是男权社会压迫所导致的结果。一言以蔽之,男权社会的压迫使女性沦为第二性。迄今为止的有关女权主义的汗牛充栋的著作、连篇累牍的论文、洋洋大观的演讲或报告,无非都是上述那句话的不断重复;现有的女权主义理论类别无论是美英派还是法国派,无论是有关女权主义运动史、女权主义方法论还是女权主义文学作品方面的数量不菲的研究项目,也无非是为上述那句话提供不同例证,而且几乎所有的结论都超不出“男权社会的压迫使女性沦为第二性”这个命题的范围。问题是,我们的女权主义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颠来倒去地无数次重复这同一句话而不知厌倦,以至于哪怕是发现了一个男性压迫女性的新的数据,都足以让她们欣喜若狂,视为重大学术成果。她们自己甚至都不觉得这等言说早已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了。这样的著作即使再出版1000部、这样的数据即使再提供1000组,也不能为那一句话、为这一命题增加一个字的新鲜内容。所以,当你跳出庐山、置身于庐山之外再来看看上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针对女权主义这个研究对象,实在是应该有一些新的内容、新的观点、新的资料,实在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了。

    如能这样一想,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转换一下固有立场,你就会觉得女权主义研究其实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视角和更多值得关注的领域。

    第一,女性何以被拉下了神坛?“女性第二性”现在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女性并非始终是第二性。在数万年前的母系氏族时代,女性曾经是家族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家族世系以女性来计算,女性曾经是第一性;只是到了最近的五千年前,男性才逐步取代女性而居于家庭的主导地位,家族世系也逐步以男性计算,人类社会于是进入父系社会或男性社会,男性成为第一性。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女性拉下了神坛?原来身为第二性的男性何以跃升成了第一性?

    第二,即使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或第二性处境其实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导致“女性第二性”这一结局原因究竟何在,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男权社会的压迫。不错,男权社会确实剥夺过她们身心发展的权利和条件,如中国女性曾经被“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所束缚,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更遑论全面施展自己的个性才华了。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产权等等。国家的法律所赋予的女性权利已经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平等还只是条件上的平等,并不能直接促成结果上的平等,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明白。

    需要指出的是,一味地强调结果上的平等往往容易导致平均主义,那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实是掩盖了本质上的不平等。而结果上的不平等有时恰恰体现了公平和公正。以农业劳动为例,男劳力有时一天能挣十个工分,女劳力则至多是八个工分或九个工分,为什么?因为最苦最累的活计如罱河泥、挑土方等往往都是由男劳力包干;而拔秧、插秧等相对轻一点的活计则主要由女劳力承担,劳动强度不同,所得工分自然不同。所以,在同等的生产劳动条件下,男女劳力所挣工分不同,这种结果的不平等正是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公平公正原则。

    第三,从男女两性的生存状态来看。当今社会男女两性的生存状态,除了为女性自身反复控诉和谴责的“第二性”状态这种单一角度和评价标准而外,是否还应该有更多的、其他的考察角度?譬如,这样的男权社会到底苦累了谁?生活其中的男女两性到底谁的社会压力更大?谁的社会负担更重?是身为第一性的男性还是身为第二性的女性要活得更为自在轻松?当然,这样的问题我们最好不要去请教当代那些女权主义理论家以及她们的高头讲章,只要去问一问中国的普通民众如月嫂、钟点工和打工妹们,她们就会用非常质朴的语言告诉你:“我们家经济不宽裕,我们家幸亏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压力要小得多。要生个儿子我们还真的吃不消,结婚用房就得上百万元,怎么了得?生个女儿么,有钱就多陪嫁几件衣服,没钱就少陪嫁几件。要是生了个儿子,把我们娘老子杀了卖肉也娶不起一个媳妇!”

    第四,在两性关系上我们的理想是什么?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是消除性别差异追求性别中立?笔者认为,对于两性的性别差异应该予以尊重;而“性别中立”一说则语带歧义,远不如“两性平等”说表述得准确到位。所以,笔者认为,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倡导两性平等,男女两性各显特色各展所长,而非男女两种性别消融特点、相互接近的“性别中立”,因此像“春哥(李宇春)”“伪娘”理所当然不被欣赏而受到厌弃。

    两性平等,各显特色、各展所长这个理想境界,在奥运会上体现得非常清楚,如男女体操比赛一项就是典型。男女体操比赛设置的项目不同,男子体操比赛项目是“两杠两马一吊自由操”,即单杠、双杠、鞍马、跳马、吊环和自由体操六项。女子体操比赛项目是“平衡跳马高低自由操”,就是平衡木、跳马、高低杠和自由体操四项。可见,只有跳马和自由体操两项男女相同。男子体操比赛项目重在展示男性力量如肌肉的坚硬、线条的刚劲和过人的膂力,而女子项目重在展示女性的轻盈柔韧。男女体操比赛追求和展示的不是性别中立而是性别差异,而且把性别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男女运动员各展所长、各具特色,因而异彩纷呈。把男女两性的性别特色完美结合同时又把两性各自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数花样滑冰中的双人滑。其中男性一方身材高大,力量强大,他能单脚支撑,轻松自如地把女性一手托举过头顶并高速溜滑,甚至同时还能把女性连续抛举2~3周,尽显男性的阳刚和壮美;而双人滑中的女性一方则身形小巧,体态轻盈柔软,在男运动员的上下挪移、缠绕、翻腾,极尽女性之柔韧优美,男女两性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各呈异彩,这就是理想的两性关系象征。

    因此,笔者以为,“性别中立”消弭男女两性的特点和各自的美,因而面目可憎,只能是一个悲剧。男女两性各自保持自身特点并相互谐调,这才是两性相处的理想状态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并思考上述这一切问题时,我们就能依稀看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或理论体系的身影和雏形。对于“男权社会使得女性沦为第二性”这一既有的理论命题,笔者主张采取扬弃的态度。因此,笔者另辟蹊径的这个新的理论框架,并非完全否定“第二性”一说而是包孕它、更新它,男权社会对女性有压迫,但这种压迫并非女性沦为第二性的全部原因,女性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人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有十多个命题,可以用简单的图表来加以表示。

    当然,就中国目前社会而言,社会为男女两性提供的条件、权利还远未达到绝对相同或完全平等,如“重男轻女”意识一定程度上还很有市场,这就充分说明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即社会观念或社会意识)影响到女性的生存权利,是女性自我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重男轻女”观念本身也是社会角色定位导致的结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女性本身“轻”才会被“轻”,因为男性本身“重”才会被“重”。试想,在几万年前的母系社会可能“重男轻女”吗?到云南泸沽湖的摩梭村落——被人类学家公认为母系社会“活化石”那儿去看一看,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本人正在努力向建立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目标迈进,本书只是第一个台阶或第一块砖石,这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说实话,当下的女权运动或者动辄以女权主义名义进行的各种呼吁或抗议,实际上是女人们找个机会嬉闹一通,借个由头脱光自己的闹剧而已。例如,呼吁女性注意乳房健康她们要脱要裸;呼吁防止艾滋病她们要裸要脱;呼吁环保、抗议猎杀海豹她们又要脱光;反对世界杯仍要脱光;抗议斗牛还是要脱光……“脱”“裸”简直成了女权主义者表示抗议或支持的不二之选。其实,乳房健康与露臀有何关联?再说,抵制不良性行为和高危性活动,才能防止艾滋病,可是女权主义者们又脱又裸,岂非明目张胆的性引诱、性刺激,她们到底是要给艾滋病灭火还是火上浇油?想想实在让人发笑。这也可见,现在的女权运动何其无聊啊。

    正是基于这样迫切的现实存在,本人越发感到建立全新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体系的必要和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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