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时11分，7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渐渐来到机场上空。6架是盟方的银色战斗机；1架是日本的漆着绿白花纹的双引擎机，机翼下清楚地漆着两个太阳徽，八年来它们一直是残忍和狂妄的象征，一年前它们还满载炸弹蹿来芷江，就是几个月前它们还在湘西会战中耀武扬威、恣意横行，今天它载的只有屈辱了。机场周围，早站满了成千上万的军人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人们早就等急了。只听机场广播台广播：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日机已过辰溪。但12时已过，还是不见踪影。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误将洪江作芷江，耽误了时间。人们的脸上有的洋溢着胜利的欢笑，有的写满仇恨，有的甚至含着眼泪愤怒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死日本狗强盗！”、“抽日本鬼子的筋，剐日本鬼子的肉！”忽然间一架战斗机顽皮地从高空对准日机冲去，又巧妙地掠过了机头，引起地面上一片愉快的哄笑。7架飞机盘旋了两三圈，让地面上的人们看个够。然后按照中方的规定，领航机一架先导着地，我国飞机多架则翱翔上空，犹如群鹰。接着，日机在东边跑道上降落，方向由北向南。人们更加看得清楚，它漆有6个日徽，4个在机翼，两个在机身。日机接着向南驶去，很快消失在野草背后，像一只蜻蜓、一只蚱蜢。

    今天，负责机场警戒的是美国宪兵，担任接待日本降使的是中国士兵。

    许久，一个美国机械师又领着日机在机场西边出现。到人群面前停下，又掉了一个转身，把机尾向着人们，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出机翼两边都挂着一小条红绸。按中方规定，这应当有5米长，作为降机的标志，可能是高空的风把它吹断了。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海洋的波涛，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今井武夫一行虽说都是洞庭湖的麻雀——久经风浪的，如今从机舱里看到这种架式，不免都打一个寒噤，唯恐在这人海里淹死。

    12时25分，日机在中方宪兵严密的监护下启开机门，日方人员两名立于机上，向观众注视，彼此寂然无语。记者们则立刻骚动起来，几十架摄影机都急于向前行动。负责警戒的郑司令急得连声喊：“别忙别忙！反正等一会儿有3分钟，要把吉普车开到大家面前来照相的，不用忙，不用忙！”

    这时，陆军总部负责接待的陈少校等几个人迎了上去。今井走到机门口，一个立正，第一句话便是向陈少校问：“我可以下机吗？”陈说：“可以。”于是递给他纸，叫他写下他的全部随从，并逐一核对，还检查了他们的行李。除了今井和两个参谋带了指挥刀以外，8个人都没有任何武器。

    首先下机的是一个穿藏青色西装的日本翻译木村辰男，是一个结实的胖子，中国话讲得很生硬，略带福建口音；接着下机的是今井武夫，他头戴硬壳帽，秃头顶，戴眼镜，着草绿色哔叽翻领军服，佩少将军衔，佩军刀，挂参谋带，蹬马靴，面带戚容，神情颓丧，缄默无语，缓慢地从舷梯上下来。这不免使人想象得到，当日天皇颁诏投降时，在皇宫外那一群可悲的臣民是怎样的一种脸色！跟在他后面的是随员桥岛芳雄和前川冈雄，最后下机的是4个航空员，一共8个日本人，并同时从飞机上带下5口大皮箱。这时候，记者群中又骚动起来，几十部摄影机不停地按动快门，发出一连串咔嚓咔嚓的响声，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着。

    此时4辆吉普车已列成一行，中间两辆插有白旗的是给降使的“专座”。陈少校引导日本人坐上降车，自己坐到最前一辆来，显得很矜持也很威武。充当战胜国的代表，是不容易有的机会。听说本来派定的代表是胖子李中校，但中校的阶衔显得太高，后来才改为陈少校。李中校曾诙谐地说：“我希望降一级就好当代表了。”

    今井被引到第一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上，坐在前排的司机台旁，后面坐着三位随员，后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载着其余4个日本人和行李。陈少校率领担负警戒的宪兵班，分坐在最前和最后的两辆车上。4辆车成纵队缓缓驶出人群，上了公路，在人巷里缓缓穿行，向降使的住所开去。日本代表尽量装出一副矜持的表情，直挺挺地坐着，没有人动弹一下，但眼光下垂，神情沮丧，只有桥岛芳雄不时地左顾右盼。今井在他所写的《今井武夫回忆录·飞往芷江》一文中如此描述他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战败的我们，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消除不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那位驾车的中国司机大概觉得给降使驾车不光彩，大不情愿地掉过脸去，避免记者们将自己跟这些沮丧的形象摄在一起。

    从机场到住所的路上，到处可见宪兵的岗哨，到处都是中美两国的军人，照相机不停地在今井的眼前晃动。由于人们竞相观看“东洋贵宾”的“尊容”，常常阻挡了车队的行进，吉普车也只得开开停停。今井一行，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

    日本降使安置在空军总站内，那儿树木青葱，幽静而冷落，实为避暑佳地，灰色的墙壁上写着两个白色的大“十”字。室内的陈设简朴而整洁。今井的房间，棕绳编织的绷子床上铺着新军毯，临窗处放置有一桌两椅，桌上预备了茶杯、笔墨纸张之类的用具。其他随员的卧室紧靠在今井的住房旁，室内也各放置着两条椅子和一张小桌，不过军毯是铺在木板床上的。

    房外布置了多处宪兵岗哨，没有特别命令，谁都不许进去。

    晚上，今井要求穿木拖鞋，招待人员可给难住了，只好送了两双新的中国布鞋给他。

    这也许是对日本降使的特殊关照吧！今井对这样的接待已很感满足了，这虽无法跟他过去住惯了的豪华宾馆相比，但他自知现在不是前来做客的贵宾，而是代表200万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累累罪孽、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前来乞降的代表，原以为要受到惩罚性的虐待，而现在人家在生活上能提供这般方便，足以体现中国人的宽仁大度了。今井通过从下飞机到住处这半个多小时的观察，发现中方并未有故意侮辱和刁难，原来十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也就渐渐缓解了许多。他在后来的《今井武夫回忆录·飞往芷江》中写道：“从机场到宿舍的路上，差不多到处都是中美两国军人，这里同样有照相机对着我们，甚至不得已停车多次……军人们一律是喜气洋洋、生机勃勃的。……宿舍距离机场大约两公里，那是两所临时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周围设有数处宪兵岗哨加以戒备，不许群众接近，据说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警卫和哨兵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宽容，给人们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给我准备了两个房间，其他随员每人一间，室内虽没有什么装饰，却铺着新的席子，被褥和日用器具完全是新的，朴素而给人以好感，尤其是临时安装了浴缸。”

    中方给他们一般的伙食标准，可以说不咸也不淡。但由于他们有“心病”，自然会吃得不那么香。据说有一个驾驶员，曾在中国横行多年，从未受此屈辱，到芷江后竟有两天不进饮食。

    不知在洽降会上的苦果，又是一番什么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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