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的乘客转运巴士上，我看见一对40岁左右的男女正盯着我们，男人说话的样子并不冲着那女人，而是在冲着我们：“怎么？又回来了，想干什么？来兴师问罪吗？”
我现在已经清楚地觉察到，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暗中有人盯着，只是我以前没有察觉，或者不太肯定。在回来的飞机上，其实坐在我身旁的男人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真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严密地紧盯着我呢？我既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需要保护，也不是为谁工作的特工人员需要被监视。真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奇怪的是，现在这些人已不是偷偷地盯着，而是必须发出点声音，传达出点什么信息。就算他们怀疑我是什么特工，那也用不着这么做，这些信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凭什么要被这样对待？凭什么要被监视？如果我真能兴师问罪的话，如果我真能证实罩在我头上的卫星的话，我一定会做的。
回家的路上，子健一边开车一边开始问话了。
“怎么回来啦？”他冷冷地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必要瞒着子健了。
“他们跟着我到了德国，搅惑得我在那里也待不下去。”我回答说。“谁呀？”子健奇怪地问。
“美国人。”我镇定地说。
“怎么跟着你啊？”
“用卫星。”
“为什么要跟着你？”
“我也不清楚。”
“你是不是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吧。”
“绝不是的。”
子健一脸不解的样子。
“那就奇怪了，怀疑你什么呢？或者认为你很重要，保护你吧。”他说。
“你看见过有这种保护法的吗？就是他美国总统也没这样被保护吧。怀疑不好说，我想不出我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回到家，我见到了子健的父母，显得更加尴尬。去德国之前，我担心子健和儿子精神上支撑不住，让子健把他父母接来了；一方面可以安慰安慰他们，另外也可以帮着照顾一下佳佳。现在见了面，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们态度很冷淡，一定是对我非要离婚很不满。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也无法跟他们解释清楚。
佳佳表面看起来变化不大，内心活动怎样就无法得知了。我想，经过这么一场家庭的动荡和波折，他内心一定是有不小影响的，但不论怎么说，他见到我回来还是很高兴。
回到家我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十几天。我可能是太劳累了，心理负担也不轻，有些心力交瘁；其实在飞机上就发作了，已经咳嗽不止了。
等基本上恢复过来后，我又不得不再一次面临该怎么办的问题，开始考虑今后的出路。我总不能这样坐在家里吧，还是应该去找工作。工作、工作、又是找工作，仿佛没有工作就没有一切似的。的确，“工作”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只是生存的含义了，它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无法想象没有工作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工作”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奋斗十年的回报；“工作”意味着我们在美国的地位和价值。“工作”也使我们与这个社会有所联系，能体现出社会价值的唯一方式。
可是，怎么找？不会像前两个工作一样被搅黄了？真不知道这些人的监视和搅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如果他们不停止，我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应该去找，找找再看吧。
于是，我又开始找报纸，查广告了。我就像一棵烈火烧不尽的小草一样又开始了自己艰难的重生之旅。我想，我算得上有耐力、有韧性的人了，已经都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境况还没完全失去信心，还要去争取那几乎不可能的希望。我真心地希望这些操控者们能醒悟，能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不应该和罪恶性，能够还我一个自由之身，让我恢复我本该有的正常生活。
我与子健的一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现在的这种状况真让我觉得别扭和尴尬。我现在算什么呢？我该以什么身份住在这里呢？我是算子健的前妻呢，还是朋友？可我不住在这里，又能去哪里？找到工作之前，我没有钱出去租房子。
子健的父母很难接受我，见到我气就不打一处出，总想找机会骂我一通。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什么。
“你住在这里不能白住，得交房租。”他们有时会冲我说。
“这房子现在还有我一份呐，我会给子健一些我的生活费。”我说。
他们一听就大吵起来。
“这房子没你的份，离婚时都给子健了……”
我不想吵架，走出房子，在楼外的墙角站一阵，等他们安静了再进去。
有时，他们还会冲着我说：“你不是去德国寻找新生活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沉默不语，不想作任何解释。我不想跟他们争辩什么，他们是无法理解我现在的处境的。他们是为他们的儿子打抱不平，心里恨我，有气要发。我能理解，也不想怨他们什么。我听着他们的数落和责骂，把委屈和伤心往肚子里咽，实在不行就出去，在墙角下待一会。
最后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跟他们在同一张桌上吃饭都别扭，就端上饭坐在楼梯上，隔着纱门一边看着门外的草坪和树木，一边吃饭。我只是觉得这样自在轻松些，没想什么别的。他们在一旁说：“现在她算是认识到她在这个家的地位和身份了。”
我不想说什么，他们如果这样想舒服点，就让他们这样想吧。总之，被弄成现在这个局面，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而那些一手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们大概正在幸灾乐祸，正在电脑屏幕前欣赏着这一幕吧。
一天，我在《科学》杂志的最新期刊上发现了一条广告，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要招聘一名做噬菌体展示技术的研究员。我立刻把简历投了过去。三天后，我就接到了该公司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答复。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该公司的消息。我想大概又没戏了。
突然有一天，该公司打来电话，说想请我去面试，我一听高兴坏了。一般被邀请去面试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被聘用；并且，我对自己的表现能力是很自信的，只要让我有机会面试，我就能征服他们，让他们接受我。
我开始作一切去面试的准备，把投影胶片翻了一遍，把西装裙拿出来熨好，又去理发店把头发重新做了一下。机票是用快件寄来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三天后，我就出发了，登上了去加州的飞机。
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三个三四十岁的白人男子。在检票口，我就看见了这三个人，好像是有意要引起我的注意似的。他们膝上都架着一台打开的手提电脑，正在大谈特谈些什么电脑程序，有时还往我这边看一眼。我觉得纳闷，难道就缺这么点时间？非在飞机上讨论不可，我拿了一本书在慢慢地读着，并不关心他们谈什么。
我感觉有些奇怪，这次怎么派几个这样的人来了。我突然恍然大悟，回想起前两天跟一个女友聊天的事情。她流露出对她们社团里的几个搞电脑软件的人的倾慕，当时确实是电脑行业很火的时候，搞电脑的人也身价百倍，工资比一般人都高。我想，她羡慕也正常，但也不是每个人都羡慕，弄几个这种人在我面前来搞什么。
从波士顿到加州相当于横跨美国，要从东海岸一直飞到西海岸，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比去德国也近不了多少。这家公司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是加州最漂亮、也是气候最好的一个城市，离墨西哥非常近。前两年开会，我来过一次，现在算是第二次来了。我对这个城市印象很好，如果真能来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下了飞机，我就坐出租车直接去了公司给我安排好的旅馆。下去一看，哇！有些吃惊，这是一家非常高级的旅馆，至少也是四星以上。在美国，我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旅馆。我心想，公司也没必要安排这么豪华的旅馆，不就是一次面试吗，是不是有点浪费？其实，我后来才反应过来，这一切都不是公司的开销，是这些“幕后者”安排的，公司只是陪着演演戏而已。
第二天早上，说是公司要来车接我。我下楼一看，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开的不是出租车，而是一辆林肯车。我心想，公司也太客气了，简直像接待贵宾一样。我还从来没受到过这种待遇，真有点受宠若惊。
到了公司，管技术的负责人接待了我。这是一位三十七八岁的中年白人男子，黄头发，身体有些发胖。我们聊了一会，就去了会议室。讲座结束后，我跟公司的几个搞技术的研究员一个一个地谈了话。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大多是华人，我面谈的好几个都是华人。这也是加州的特点，华人比较集中。
这些面试的模式每家公司都差不多，我早已非常熟悉，应对起来沉着老练。每次面试，我都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最后，我又回到接待我的负责人的办公室，他又问了些问题，我都做了回答。
随后，他就聊起了他自己，他介绍他自己是在加州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获得的博士，他的导师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在炫耀他的光荣背景，我不知为什么他会跟我说这些，一般面试是不会给被面试的人谈及这些的，只有被面试的人有可能说。
也许，他知道我的导师是史密森博士，我竟然就受到了如此的关注，他有着比我更强的背景也没受到这样的关注，心里可能有点不服气。其实，他根本不了解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关注，他可能只是知道国家政府级的机构正在插手和安排我的事情，大概也认为我是国家政府关注的什么重要人物吧。可能不只是他，那些被要求配合“演戏”的许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面试完后，我从大家的脸色和表情看，对我是满意的。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想他们是会愿意聘用我的。我在公司吃了一顿中饭。公司从外面的中餐馆订来了很多中国菜，我跟公司的职员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最后，这位负责人坐上车，一直把我送回了旅馆。凭我的感觉，我认为这一次的面试跟以前一样，是成功的；但有些异常的是，他们有必要把我当成贵宾吗？
晚上，我打电话给圣地亚哥的朋友，请他们来旅馆聚聚、吃吃晚饭。他们知道我有可能来圣地亚哥工作非常高兴，说以后我要是来了他们就有伴了。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哥伦比亚时的研究生同学，关系非常好。
回波士顿后，我怀着希望和兴奋的心情等待着聘书。等了一个星期，聘书没有来。我想，可能比较忙，还没有顾得过来。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来。我想，也许需要些时间考虑。我开始有些担心起来，每天都急切地去等待送信的人，可每次都失望而归。三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见有信来，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了。每过去一天，我的心就往下又沉一节；最后，越来越沉，一直沉到了底。
我心中刚刚浮现出来的希望火花又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刚刚萌发出来的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又一点一点地破灭了。一个月过去了，不会再有希望了。他们为什么连一封礼貌的告知未被聘用的客套信函也没有呢？这也有点不符合常理。
我决定打一个电话给那位面试过我的负责人。他居然对我说，他们已经招到合适的人了，让我不要等了。我不太相信这个结果，我不相信这是他们做出的决定，他们是很难找到比我更合适这个位子的人的。可我又能怎样？我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那些“监控者”，或者“幕后操控者”们安排的，就是公司真想要我也不可能。
这个打击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在现在的境况下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重击。我本来从德国回来后就已是身心疲惫、失望透顶，现在再加这样一层严霜几乎要把我推到绝望的悬崖边。可是，我没有掉下一滴眼泪，我那颗坚强的心让我挺住了这样的打击。我认为并没有到绝境的地步，认为一切还是可以有转机的，还是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我该怎么办呢？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不改变现在的现状，我不摆脱这些幕后操控者，就很难有什么转机。那怎样才能摆脱得掉呢？我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也没能摆脱，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想起以前在DEPE时，有一次聊天，查尔斯说了这样一些话：“……这是总统执行计划的项目之一，我们很幸运，总统每天都看着我们……”虽说是句玩笑话，但我相信不是无中生有，一定是有点根据的。的确，能操控卫星、操控国家高精尖技术，能操纵至高无上的、使一切人服从的权力之人，绝不会是街上的小流氓，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公司。只有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才有这样的威力和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想摆脱谈何容易。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们盯着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是我这个人呢？还是我手上的技术呢？还是什么别的？
自从我离婚以后，无论在德国期间，还是现在，操控者们一直都在不断地让各种男人来接近我；有时是暗示这个男人未婚，条件不错；有时甚至是走在大街上，弄一个男人来跟我打一个照面。他们想干什么？想给我找一个男人吗？是不是我嫁给他们找的男人，他们就能放过我呢？我无法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我每天处在他们的各种包围之中，各种设置的圈套和演戏，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可我要想真实地接触到他们，却是万万办不到。要想搞清楚哪怕是关于他们的一个最微小的疑问，却不知向谁去问。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天天都被他们包围着，却无法寻找到他们。这些操控者们就像在虚无缥缈之中，虽然他们授意的事情天天都在我身边发生，但不留下任何痕迹和把柄，一切都只能意会和感觉，不能言传和把握。而且，就是执行他们指示的这些人恐怕也不一定知道他们到底具体是谁。真可谓是一种看不见的战线与纠缠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起了曾经与我有过一段“绯闻”的安德雷，其实这也是那帮操控者们炒作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从他那里证实了我被监视的事实。既然这些操控者可以利用他，为什么我不可以利用他一下？我把他再找来问问，看看他怎么说。也许他并不敢告诉我什么，但通过他也许能向操控者们表达我不愿受控的强烈愿望。
可是，在家里怎么找他呢？连打电话都不可能。想起上次子健发现信稿的事，我还觉得心有余悸呢。可是，这好像是唯一可以试一试的办法。怎么办？最好是离开家，离开波士顿。去哪里呢？我想了想，离波士顿比较近的城市，又有朋友的地方就是纽约了。对，就去纽约吧。
拿定主意后，我就给纽约的米莎打了一个电话，说想去纽约玩几天。我们是哥伦比亚时的同学，好几年没见面了，在学校时我们是很知心的朋友，常常在一起谈心。我们之间既相互欣赏、又相互看重，彼此很在意对方的感受。研究生毕业后，我去工作了。她拿了博士学位后，又去参加了医生资格考试，现在在纽约一家医院作心理住院医生。听说我要去，米莎非常高兴，说要好好陪我在纽约玩玩。
我跟子健说，我准备去纽约找米莎玩几天，他没反对。我买了去纽约的火车票，带了些换洗衣服，第二天就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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