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焦虑地聚集在牛斗派出所后面的空地上，等待坍方修复的消息。派出所的两位警员是山地人，热情地端水果，倒茶水：你们今晚还是住宜兰吧，公路不可能那么快就修好的。山地警员说。我们半信半疑地互相望着。
暮霭开始降临到牛斗这个小地方。这的确是一处十分偏僻的山地乡，从派出所望下去，山谷间稀疏地散布着一些简陋的屋子，狭窄的方窗里已经上灯了，有的屋顶上开始冒出缕缕炊烟，一个黝黑、强壮的山地青年骑着一部不断咳嗽的老机车，噗噗地通过我们所置身的坡下，向那些屋子的方向开去，后座载满了一截一截的蛇木。
我走下派出所那片峻的斜坡，向那些屋子走去。有两条土黄色的狗向我吠了几声，然后转头跑了几步，定定地站着看我。几个山地小孩正在屋子前面收集曝晒完毕的野生菇类，看到我走近，不约而同地停止他们原是匆忙的动作，用明澈、黑亮的大眼睛凝视着我；有个脸上刻着蓝色黥纹的老妇人走出来，用山地话向孩子们吩咐些什么，然后转过头来，望着我的眼神同样疑惑。
绕了一大圈，这个人口稀少的山地村，看不到几个年轻人（年轻人都到外地去谋生了吧？），像我曾经路过的几个山地乡，不是年已老迈的妇人，就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看人的山地小孩，一切都孤独极了。转身走回派出所，一个山地老人抱着一个婴儿走出来，蹲下身子，哼着一种小调似的歌，大概是替婴儿哈尿吧？噗噗噗！方才那个骑着老机车的山地青年从我身后骑过来：喂！你们的车快开了，快点回去。我微笑称谢，顺口问他：你住这里？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休假日才回这里，平常住厂里，我在台塑做工。其他的人呢？我加快脚程，一面问他。他憨厚地作个十分认命的神情：有的到西部去做工，有的跑远洋渔船，有的去做矿工，有的在桃园那一带烧砖块。
我们的车子决定掉转方向，回到宜兰去投宿。那个骑机车的山地青年及那几个大眼睛的孩子们都跑来送行，他们笑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挥舞着手臂，还有两个牛斗派出所的山地警员。曾经在新竹山地教过书的陈君半个身子都伸出车窗外，大声叫着：
斯卡也答！斯卡也答！（再见）！
以后，这件温暖的昔事，在我心里消失了很久。只是偶尔会在突然萌发的意念里，想到那些山地的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些我们岛屿最初原住民的后裔们。
有一次到南岛的港都旅行，住在运河右岸的旅舍里，刚就寝不久，楼层的服务生用力敲门。打开门，见到她那张谄媚而猥琐的脸颜：一个人不寂寞吗？找个漂亮小姐陪好吗？我从半开的雕花门后看出去，站在她后面的，一个十七八岁大，轮廓很深的女孩，怯生生的。她是高砂族的，很温柔体贴。要不要？服务生说。
又一次，在台北闹区，我看到一个卖野生兰花的山地青年，极力推销着一株株绿意盎然的兰花，都市人冷冷地看着他，还有人交头接耳地品评着他：番仔呢。卖兰花的山地青年似乎到后来显得颓丧极了，靠在骑楼巨大而冰冷的大理石柱上，茫然地望着高楼林立的市区。他微微地皱起眉来，在高楼巨大而冷酷的阴影下，显得那般的微渺。最后，他扛起他的兰花，消失在拥挤的人潮里。
另一次，我经过一处建筑工地，几个山地青年正忙着将一些砖块扛到鹰架上面去。他们很吃力地顺着倾斜四十五度的竹梯颤巍巍地走上去，黝黑的身子淌得全身淋漓汗水，我清楚地听见站在下面双手叉腰的监工，大声地破口大骂，嫌他们动作慢。两个正在搅拌混凝土的山地青年奋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铲子，相对而视，没有笑容，竟是一脸忧苦的样子。我默默地想到：他们一天到晚替城市人盖房子，什么时候，他们才会为自己赚到一栋房子？
再一次，在南方澳渔港看到几个山地籍的远洋渔船船员，正齐聚在码头边喝红标米酒，他们喝得十分尽情，并且拍起手来，一起引吭高歌。我听不懂歌的含意，跑去问，他们倒了一杯米酒请我：你喝下去，我们再告诉你。我一饮而尽，并且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还是没有告诉我歌的含意，只是告诉我，明日他们又要到远洋去了，要顶着风浪，追捕鲔鱼群。于是，我们又继续喝酒，在昏暗的船灯下，那低沉忧伤的歌又起——mimanai nima nai zi wama nomi ta mi ta bo ko……我一一望着他们年轻而黝黑的脸颜，好像含带着原住民族深切而无言的忧郁与辛酸呢。
还有一次，我到台东的都兰去探访一位中学时代的师长，他是本岛极少数原住民的国中校长，是阿美族酋长的后裔。去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山地国中毕业典礼的日子。我站在校园一角，静静地观看典礼的进行，毕业生齐聚在升旗台前，每个人脚畔都放着大小不一的旅行袋，几部游览车停在校园的一角。典礼完毕，我那位多年不见的师长迎了上来，我们热烈地握手。然后他幽幽地告诉我，大多数毕业的山地学生，马上就要投入社会生产的工作行列。他指着那些车子，平静却感伤地说：待会儿，那些车子就要把孩子们带到西部的工厂去工作了。
又有一次，我在金瓜石矿区遇见一对小姊弟，他们有一双山地人特有的，异常乌黑、明亮的眼眸，他们坐在简陋的屋前玩一只已经掉去大半身毛的玩具熊，弟弟摔了一跤，大声地哭嚎起来，我刚好路过，把他扶起来，并且用卫生纸帮他擦掉一脸的泪水与鼻涕。爸爸妈妈呢？我问那个小姊姊。爸爸到矿坑去挖煤炭了。小姊姊说。妈妈呢？我再问一次。妈妈……妈妈在台北上班。小姊姊嗫嗫地说着，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好像要哭出来。
最后一次……
我常常想起那一次在牛斗的往事。那片孤独的山地，许多年轻人都离开了的小村，只有年迈的，仍然不轻易却又无可奈何向残酷的现实妥协的山地老人，他们默默地守住古老陈旧的家园，种植着他们的玉蜀黍、小米过活。而那些分散在全岛各个城市角落的年轻山地人呢，在受漠视甚至侮辱的劳动工作里，在为了生活，出卖肉体的苦痛中，他们是否想起如今已经十分孤独的山地？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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