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
早在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之后他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陈嘉庚的努力下，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
此外，陈嘉庚还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如集美学村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据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1961年8月12日，这个伟大的企业家、教育家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遗产300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做出的不朽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其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在家乡，以告慰这个曾经辉煌、博大无私的爱国华侨。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常香玉
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是所有人都不陌生的，特别是她在抗美援朝时期捐飞机的事情可谓家喻户晓。
1951年，28岁的豫剧艺人常香玉，干了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向正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架“香玉剧社号”米格-15战斗机，作为历史的见证，如今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河南省档案馆则已经将常香玉的珍贵照片、演出剧照、口述录音带以及部分生前用过的物品等征集进馆。
1951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举国震惊。常香玉事后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后，她一夜没睡，一大早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了，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
据常香玉的二女儿陈小香介绍，常香玉曾经这样说过：“解放以后，我再也不是下贱的戏子了，我要保护我这个国家，我要爱我这个国家，当时全国人都起来捐献，剧社捐献了三天的演出我觉着少，就想着捐献一架飞机。”看起来简单而朴素的想法，是可贵的爱国之心。
常香玉口中的“下贱的戏子”是怎么回事？1923年9月15日，常香玉出生在河南省巩县南河渡镇董沟村一个贫农家庭，乳名张妙玲，父亲张茂堂是当地有名气的豫剧艺人。由于家境贫寒，幼年时，常香玉跟着母亲魏彩荣靠要饭度日。1932年，父亲为了让常香玉不做童养媳，把9岁的常香玉领上了学戏之路。村里张姓的人认为，宗族里出了女戏子是个耻辱，经常欺逐他们，死了也不得入祖坟，愤怒的她便随义父常会庆改名常香玉。1943年，常香玉因拒绝为军统宝鸡站站长娶姨太太唱堂会助兴，受到侮辱威胁，愤而吞金自杀，所幸抢救及时，但更使她体会到旧社会唱戏的行当被称为“下九流”，受人侮辱，被人欺凌的残酷现实。
捐献飞机的想法很好，但常香玉只是西安城里“香玉剧社”的社长，手里并没有多少钱。剧社里有师傅对她说“你别做梦了，你这就是痴人说梦，你连一架机关枪都不一定捐得了，你还捐飞机大炮呢”。但性格倔强的常香玉说：“我们进行义演，有人看戏这不就有钱了吗？咱们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两年，不信完不成。”
常香玉与古城西安有着不解之缘。据常香玉的女儿陈小香在其所著的《探究常香玉的艺术人生及声腔艺术》一书中描述：“1938年底，由于东北、华北沦陷，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几百万难民逃往西安、宝鸡等地，各地很多戏班和大批的名演员云集古城西安，外公带母亲和全家也来到了西安。”常香玉在西安一住就是18年，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常派艺术。常香玉生前曾不止一次说：“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娘家，我艺术上成长离不开陕西观众。”至于“香玉剧社”，陈小香介绍说，1948年底刚成立的时候叫“西安私立豫剧补习学校”，目的是培养豫剧人才，也为帮助穷苦人家的孩子找碗饭，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全免，学员主要是学戏，学得好的还可以参加演出。后来学校改称“香玉剧社”，并于1950年春正式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落户西安，进行营业演出。1954年底，“香玉剧社”改为国营，1955年底，剧社调回河南，落户郑州。
当时，时任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西安市长方仲如对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后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知道了这件事，委派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
大家算了一笔账，当时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15亿元（新币约15万元）。按当时常香玉演出的标价，即使场场爆满，她也需要不吃不喝唱上200多场。为了义演，常香玉卖掉了家中的卡车和房产，甚至掏出了压箱底的私房钱。
1951年8月7日，常香玉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了保育院，随即率领59人的“香玉剧社”从西安出发，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剧社一路南下，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义演。
对于当时演出的情况，陈小香说，剧社白天不停地赶场唱戏，夜里就直接住在剧场里，吃咸菜睡地铺。曲目中的《花木兰》最受欢迎。这是个女子替父慷慨从军的故事，常香玉用她独特的唱腔，把故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刚柔相济。
在义演的第一站开封，从8月8日至8月31日，剧社共演出23场、18个剧目，开封是常香玉少年成名的地方，一到这里就受到全城人的追捧，不少农民背着粮食去看戏；在郑州，剧社演出了25场，场场爆满；在武汉，剧社一口气连演了10场，观众一场比一场多，买不到票的观众就直接坐在剧场外面听；在广州，听说是为抗美援朝义演，出租方免掉了场租。在剧社到达广州的当晚，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叶剑英观看了常香玉的演出，演出后又亲笔写下了四个字——“爱国艺人”。这个头衔也成为常香玉的另一个别称。
1952年2月，“香玉剧社”圆满完成了捐献飞机义演，共演出178场，观众31.23万人，演出的主要剧目16个，其中以《花木兰》一剧演出场次最多，最受群众欢迎。义演捐款达到15.2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万元人民币。
很快，飞机购得了，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并很快去了朝鲜，投入战斗。后来，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时，常香玉也作为祖国赴朝慰问团的成员走上前线。空军英雄王海用击落的敌机残骸，为心中的艺术家精心制作了一架“香玉剧社号”飞机模型……
1952年2月，剧社从朝鲜返回西安后，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给常香玉发来亲笔签名的贺电。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也发表了文章，题目叫《爱国艺人常香玉》。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也专门接见了她，说“常香玉不简单”。
常香玉捐献飞机一事，也释放出巨大的明星效应，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事件。众多姑娘把自己嫁妆都捐了出来，有的老人把一生的积蓄献了出来。据资料显示，到1952年6月，全国人民总计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战斗机3710架。
后来，不少人提起常香玉，都称其“德艺双馨”，而常香玉本人则最喜欢说“戏比天大”，因为“只要活着，就不能没有豫剧”。
平凡的慈善家——林秀贞
林秀贞，1946年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1976年，衡水大旱，由于植物没生长起来，柴草也稀缺。南臣赞村有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78岁的朱书贵和76岁的刘秀焕。两位老人曾跟林秀贞的父母一起干活，两家相熟。林秀贞见老人总是挑不到水，就每天起大早给老人挑满一缸水。她还常做了好吃的，给老人送去。
有一天中午，她给老两口送饺子，一进门正见两位老人吃早晨的剩粥。她问怎么不热热再吃？老人说这样省柴火。她再一看，锅边上还结着冰碴。当时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回到家就和家人商量着要把老人管起来。丈夫和父母都支持，说朱书贵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咱不能看着人家受罪。
第二天一早，林秀贞就找到生产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生产队长是个明白人，他说：“秀贞啊，照顾老人不是一天半天，你可想好了”。秀贞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就放心吧。”从此，朱书贵、刘秀焕有了林秀贞这么个好女儿。这年她刚30岁，刚结婚3年。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义务赡养了本村和邻村的朱书常、朱金林、朱淑芬、张振起4位孤寡老人。林秀贞在义务照顾赡养6位孤寡老人的时间单个展开加在一起共计72年，比秀贞的年龄还长八个年头。林秀贞一人的付出，伴亮了6位孤寡老人的晚年风烛残年生活，成为他们晚年生活当中的唯一指向和共同精神支柱。
34年来，为了照顾这些老人，林秀贞付出了比其他农村妇女多出几倍的心血和汗水，吃了多少苦、受过多少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使这些老人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在他们患病时，林秀贞都是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住。6位老人中，最短的在秀贞家住了一年半，最长的朱金林老人一住就是12年。林秀贞从来没喊过苦，嫌过烦。有人对她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些老人与你不沾亲不带故，你一侍俸就是几十年，图的是什么”林秀贞说，“不图钱财，不图回报，为的就是报答党培育我这么多年的恩情。”
这些年来，只要老人们高兴的事，她都想方设法去做。1995年夏天由于连降大雨，呆傻老人朱书常两间破土房已成危房，秀贞怕出事，将他接到自己家住，与老人一日三餐同桌吃饭。老人过年有往自家请家堂的习惯，为满足老人这一意愿，在1996年底她花了3000元买了砖、木料，给他翻盖房子。1997年春节前终于使老人搬回翻盖一新、温馨如春的自家新房安心过年了，至今已70多岁的朱书常老人的生活仍由林秀贞承担。
34年来，为了照顾6位老人的饮食起居、病疗、康复，林秀贞不知贴补了多少钱、花了多少药费、熬了多少夜、磨了多少嘴皮、跑了多少路途、受了多少罪，搭上了多少时间、精力、物力、财力，连她自己也无法说得清楚。她用自己的爱心换得了6位孤寡老人晚年的幸福，换得了6位老人单个展开来共计72个年头的欢乐，圆了6位孤寡老人的“养老梦”、“康复梦”、“儿女梦”。
她不仅是6位老人的“好女儿”，更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好母亲”。1998年1月8日林秀贞在安微合肥捡回了刚出生40天就被亲生母亲遗弃的一个仅有40天的小生命，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小儿呆小症的男弃婴，并起名“宝逢”。用她自己的话说：孩子和咱狭路相逢，有缘。为了给孩子治病，她把小宝逢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带着他不知跑了多少趟石家庄、北京，先后花去了2万多元，并给孩子办理了当时农村人都很羡慕的城镇户口。如今，小宝逢已经十多岁了，成长为一个活泼可爱、聪明健康的小学生了。
她还帮助那些肢体残疾、听力残疾导致贫困的乡亲改变生活困难状况，免费为裴风仙、仉长圣等8名残疾人培训玻璃钢、橡胶生产技术，安排他们在自己办的玻璃钢厂、橡胶厂就业，使8户残疾人家庭脱贫。为使这8名残疾人家庭能够过一个幸福春节，她还在每年腊月二十六给他们每家送去40斤面粉、10斤猪肉和10斤油，贴补一下他们的春节生活。
而且她还无偿出资2.05万元，先后资助本村和邻村17名考取大中专院校的贫困家庭子女走入校园。他们当中现已有14人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然而至今，除了最早资助的那名学生知道是秀贞资助上的学外，其余学生都不知道是由她资助上学的，因为事前秀贞与孩子的家长达成了口头协议，不让孩子知道这些事，她怕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影响学业和生活。
多年来，林秀贞除了赡养孤寡老人，资助贫困学生，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捐款有人说四万元，有人说六万元，还有人说十万元也打不住，叫秀贞算一算。秀贞说，过去的事忘了，我也没法算。说实在的，林秀贞为社会捐助四万也好，十万也好，这与那些大款比起来，从数量来说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南江官村是秀贞的邻村，这个村班子瘫痪，林秀贞就主动帮着乡里物色新班子人选，新班子上任了，她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她听说前任班子的两个干部拒交农业税，影响新班子开展工作，秀贞就先替他们垫付了拖欠的税款，后来两人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把钱还给了秀贞。在林秀贞的帮助下，南江官村多项工作走在了全乡前列。
在林秀贞身上，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这些事儿，也许她早已淡忘了，可我们王常乡的干部群众却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心上。金钱有价，精神财富无价的道理在林秀贞身上得到充分印证。林秀贞主动为社会做了这么多好事儿，但是，她从来没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我们乡党委曾多次找林秀贞，希望能帮助她解决一些困难，可林秀贞总说：“国家现在还不富裕，政府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做为一名党员，就要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人民群众解愁。”
蹬车助学的老人——白芳礼
白方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
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方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碾出一条汗水之路，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老人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文化，但就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方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何况自己也老了，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那个露天的“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有啥急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尘土，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方礼支教公司’。”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说：“爸，您老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老人乐不可支。“爸，我们嘛也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方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消失在晨雾之中。不久，由市长亲自给白方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方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白方礼支教公司”，其实它起初只是火车站边的一个8平方米的铁皮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售货亭上面悬挂着一面南开大学献给老人的铜匾，写着“无私资助志在其才”，使这间售货亭显得格外光彩。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地雪球越滚越大，公司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摊位，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还余1万多元的利润。
不知道的人以为白方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出车，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精神世界。他尽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为了让贫困的孩子们能安心上学，白芳礼老人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支撑着。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每一个见过白芳礼的人，都会心酸。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那都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那已是“美味”了。
他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一年365天，白芳礼没歇过一天。他曾在夏季烈日的炙烤下，在三轮车上昏过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满地的路途中，摔到沟里；他曾因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他曾多次在感冒高烧到39摄氏度时，一边吞着退烧药，一边蹬车……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过高，冬天里，他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跑。
有人背地里称他是“高级神经”，他却说：“我不是不知道享受，可我哪合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只能往里挣才是！”这就是老人的精神世界。他把自己仅有的能为别人闪耀的一截残烛全部点燃，并且燃烧得如此明亮、如此辉煌。每一个人都因为老人的奉献精神而感到温暖。
白方礼老人于2005年9月23日早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停在他家楼下那辆老旧的三轮车，离开了那些他曾资助过的学生们，离开了崇敬他的人们。二十年时光荏苒，白方礼老人的支教事迹激励学子、感动中国。
大爱无疆——唐山十三农民
2008年春节前，中国南方发生了一场特大雪灾。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守在电视机前宋志永看到南方的百姓因为断水断电而生活异常艰苦时，内心感到极其沉重。天亮后，他把自己想去南方救灾的想法和几个村民一说，大伙都举手赞成，愿意和他一起前去。2月6日下午，农历大年三十，宋志永拿着家里的3万多元钱和一封村里开的介绍信，租了一辆面包车，准备好锹、镐等工具，和其他人一起奔赴湖南。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王加祥62岁，年龄最小的王金龙只有19岁。
他们中只有宋志永会开车，一天一夜的长途奔波，他始终没有合过眼，困得不行的时候，只能掐自己大腿。2月7日下午，他们到达长沙，但长沙附近抢险救灾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于是，13个人又连夜赶路，于2月8日赶到了受灾最严重的郴州市。此时，郴州的供电系统已完全瘫痪，这里成了冰雪中的孤岛。宋志永连夜找到电力抢险指挥部，对正为人手发愁的总指挥说：“可能我们不是对这个电力有特别的技术，但是我们运材料没有问题，我们有的是力气。”他们随即被编入了电力抢修先锋队。
在郴州，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山区，清理通往山顶电网铁塔路上的积雪，并且将准备替换的设备运上山，将损坏的设备从山上背下来，平均每个人都要背二三十公斤的重量，一个小时打个来回。他们每天起早贪黑、踏雪履冰，为抢修工地扛器材、搬材料、抬电杆，一干就是半个多月，直到完成任务后才返回家乡，他们被当地媒体誉为“唐山十三义士”，被郴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百年难遇的特大地震。当晚，宋志永从电视上看到震区的惨烈景象再也坐不住了。32年前，3岁的宋志永遭遇唐山地震，是上海的医疗队挽救了他的生命。32年后，千里之外的震痛让他一遍遍想起老父亲临终前嘱咐他的话：“咱要还人家的情，别的地方有困难一定要帮。”
就在12日晚上，宋志永不顾一切地出发了。从唐山到北京、郑州、西安、成都，宋志永的救灾之路辗转但从没反复，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地震灾区。
14日凌晨5点，宋志永在绵阳下了车，并决定到最需要人手的北川去。15日，唐山的其他12名农民兄弟组织了一批捐款赶到北川与宋志永会合，穿梭于北川重灾区的废墟中。在北川灾后最关键的3天时间里，这支突击队共救出25名幸存者，挖掘出遇难者遗体60多具。
5月21日，晓坝镇上200多名灾区孩子要转到云南去上学了，宋志永和志愿者们凑了1万多元交给校长。临走时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国歌，这位黝黑粗壮的唐山汉子终于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宋志永说：“跟着我干的这些兄弟都不容易，许多人家里都有好几万外债，我现在家里也在租房子住，就靠老婆的工资养活孩子，兄弟们的家属有意见我们只能不做声。可在这，我一说为孩子们捐款，一下又凑了1万多元，我的心一直打颤哪。”
是什么让宋志永和他的弟兄们这样义无反顾？“图啥？图个心里踏实。一条生命值多少钱？几万元换得回一条生命吗？账不能这样算。”宋志永曾这样说。
没有上级的号召，也没有组织的要求，十三位农民兄弟自愿到灾区救灾，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正如宋永志说的：“当年我们遭灾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救援我们，现在四川遭了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一定得赶过去搭把手。”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时，4岁的宋志永在震后第三天因重度肺炎而生命垂危，是上海医疗队的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救灾小分队中年已六旬的王加祥，回眸当年全国各地医疗队来唐山支援的感人场景，他由衷地说：“咱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知道知恩图报。”因此，无论是在郴州还是汶川，都是他“回报的时候”。
他们的义举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生动的、最朴素的诠释。他们淳朴和至善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知恩图报”，是十三位农民兄弟的朴素心愿，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担当。十三位农民兄弟的侠义之举，充分体现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将成为长久地留在我们心间的宝贵精神财富。
“不是归途，是千里奔波，雪中送炭；不是邻里，是素不相识，出手相援。他们用纯朴、善良和倔强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兄弟’的含义。”13位唐山的农民兄弟组成的“唐山青年志愿者突击队”让13亿人都为之震撼。于是，13亿人的力量有多大，这13个人的力量就有多大。
祖国的绿色种子——王有德
王有德1954年出生于宁夏灵武市一个回族家庭。曾经水草丰美沃野千里的家乡是他儿时的乐园，可随着过度放牧，土地植被退化，风沙一天天逼近家园。十几年里人们背井离乡，前后有20多个村子、3万多人被迫迁移，200多种动物随之消失……“从那时开始我心里就跟沙漠较上劲了，一定要把毛乌素沙漠侵吞的土地夺回来。”王有德说。
1985年，王有德调任宁夏白芨滩防沙林场副场长，面对的却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林场。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粗放管理和陈旧观念，生产已多年徘徊不前，职工一年中有7个月无事可做，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生活十分贫困，三分之二的人要求调走。
“先治穷，让职工富起来；再治沙，让沙漠绿起来！”深入调研之后，改革林场现状的动力和改善职工生活的使命感开始汇聚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在王有德心里萌动。
“要使林场彻底摆脱困境，必须从管理上动手术！”他力排众议在林场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当年，全场完成造林5093亩，减少抚育成幼林费用2.5万元，实现纯收入9万多元，白芨滩林场实现了“起死回生”的大逆转。
为了筹集更多治沙经费，王有德顶着压力四处贷款筹钱建实体，柳编厂、机砖厂……沉寂多年的场子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从1976年到林业系统工作至今，王有德和植树造林打了30多年交道，他记不清自己种了多少棵树，造了多少片林，但他清楚地记得这些树什么时候需要防虫治病，什么时候该施肥浇水，长年累月，他的指甲缝里钻满了抠不出、洗不净的泥土，身上是抖不尽的沙子。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步行八九公里，往来于各个绿化点之间，口袋里一直揣着剪子，可以随时修剪树枝；包里装着锯子、卡尺、手电筒，方便晚上装卸苗木；车上总是放着衣服、铁锹和干粮，饿了就将就吃一口，困了，就凑合睡一宿。”白芨滩管理局副局长魏蒙说。
“爱场如家、爱林如命。”王有德这样诠释白芨滩精神。寒冬腊月，他带领职工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沙丘上扎草方格；春天为了多植柠条、花棒、沙柳，他们吃在沙区，睡在野外；风沙不停地摧毁辛苦栽下的树苗，他们就不停地补种，直到树木连成片，把流沙牢牢锁住……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王有德和职工们风里来沙里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沙进人退、人进沙退，共完成治沙造林48万亩，控制流沙面积近百万亩，建设沙地果园4000多亩，兴办5个多种经营公司，建立1000余亩苗木花卉培育基地，对外承揽100多处绿化工程，创收1亿多元。315名职工建设和管护着148万亩自然保护区，以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的速度，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筑起了一道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绿色屏障，创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昔日黄沙满天、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贫困林场，如今已是物种丰富、生态优良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些外援林业科研项目纷纷落户，白芨滩被国内外治沙专家誉为世界综合治理沙漠的杰出典范。在治理沙漠的过程中，林场还开发沙地果园、建立苗木花卉培育中心、发展养殖业、兴建设施温棚。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有德劳动时明显感觉力不从心。20多年的关节炎让他的步履看起来有点艰难，坐骨神经痛发作时，王有德晚上睡觉只好跪在沙发上。下基层时，王有德随身带了一副左边没有镜片的近视镜，他的左眼已经接近失明，他说：“左眼已经提前下岗了，看什么都是一片片的，模糊不清，现在基本不用这只眼睛看东西。”
王有德说：“我治沙取得成果的每一步，都是伴随祖国不断进步而取得的。我要做祖国的一粒绿色种子。”“两种工作不能推脱：一种是必须做的；一种是自己喜欢做的。”“防沙治沙，既是我喜欢做的，又是我必须做的。”“只要有力量，只要能动弹，就要种树、治沙。如果有一天不能劳动了，还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沙海中总有我的工作……”
2008年7月1日，作为2008北京奥运会宁夏银川传递的最后一棒火炬手，王有德在万众瞩目中点燃了圣火盆。“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作为老林业工作者，我会积极发扬奥运精神，让治沙造林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势头更强，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奥运。”王有德的话铿锵有力。
2007年4月，王有德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治沙英雄”称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治沙人。2009年，王有德被评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大学生支教者——徐本禹
徐本禹1982年出生在山东聊城郑家镇前景屯村一个贫寒农家。从他有记忆起，他就知道村里最矮的土坯房是自己的家。父亲教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最多的时候每月能拿到270元的工资，最少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十几元，只到2003年转为公办教师后，工资才涨到了800元。这点工资几乎就是全家的收入来源。所以，1999年初秋，当他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武汉，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时，心里是忐忑的、茫然的。他知道知识可以改变贫穷，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念完大学。
其实，徐本禹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早已被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挂在心里。不久，学院将他列入特困生进行帮扶，为他安排了一个打扫楼道的勤工助学岗位。从得到第一笔勤工助学报酬开始，徐本禹就不断得到党团组织和老师同学在经济上、生活上、思想上、学习上的帮助。华中农大对来自农村的贫困生历来十分关爱。徐本禹在大学的四年中，通过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困难补助、特困生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得到上万元的资助，此外还得到老师、同学和社会上好心人的资助。这些爱的甘露滋养了徐本禹的心灵，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别人给了我一碗饭，我要还别人一碗肉”！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2001年12月一个晴朗的周末，徐本禹像往常一样乘公交车穿过繁华喧嚣的街道，从武昌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读到《中国少年报》上一篇报道《当阳光洒进山洞……》：“当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道通往18公里外的镇子，1997年，这里有了自己的小学——建在山上的岩洞里，五个年级146名学生，三个老师……”读着读着，徐本禹哭了。他想起在乡村小学教书的父亲，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2002年6月，徐本禹同另外四个同学组成了赴贵州社会实践小分队。他们顶着酷暑走遍武汉三镇，募集到了三大箱衣物、一大捆图书和500元钱，踏上了去贵州山区的征程。经过辗转和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周围山寨的村民知道大学生支教队要来，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达狗吊岩村，行李还没有整理好，徐本禹就直奔魂牵梦绕的岩洞小学。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给孩子们上课，只要不下雨，徐本禹和同伴就会去村民家里进行社会调查。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深深震撼了徐本禹。村里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不少农户辛勤劳作一年，收获只够吃半年，无力供孩子上学念书。那些孩子们每天都要背着背篓上山打猪草，他们用稚嫩的肩头为父母分担着艰难的生活。最让徐本禹受不了的是课堂上孩子们的眼神。那一双双纯净如山泉、明亮如水晶的眸子，一眨不眨地望着你，那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二十多天的社会实践一晃就结束了，徐本禹要回校继续他的学习。
2003年春天，徐本禹以372分、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本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伸手可及的现实！当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失眠了。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满足自己和父母的愿望，还是实践自己向孩子们许下的阳光下的诺言回山区支教？
经过一整夜的思索，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读了，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在电话的那一边，父亲很失落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挂上了电话。徐本禹后来写道：“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因为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对山区的孩子许下过诺言，我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贵州山区太贫穷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驱使着我无论如何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当时，徐本禹并不知道，学校已经开会研究了他的申请。学校认为，徐本禹的选择体现了当代大学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支持他、帮助他，则是大学应当履行的职责。学校决定为徐本禹保留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并在他义务支教期间为他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社会各界捐赠的3000册图书和几大箱衣服登上列车，去实践他阳光下的诺言。随行的还有7名大学生。临行前，徐本禹从自己刚获得的6000元国家奖学金中拿出2400元交给辅导员崔蜜蜜老师，请她给自己一直资助的湖北沙市孤儿许星星每月寄100元作为生活费。
支教工作也远比他预计的困难，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病倒了，继而一个接一个离去了，但是徐本禹却坚持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岩洞中的小学因徐本禹的努力开始迅速发生变化，来上学的学生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现在的250人，学校也搬进了新建的校舍，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2004年6月26日，华中农大的教授彭光芒和一位教师来到了贵州省大方县。他们看望了徐本禹，考察了猫场镇狗吊岩小学和大水乡大石村小学，深受震动。归来后，他俩把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网上。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不少热心的网友更是将这篇帖子整理后发到了国内外各大论坛。从发出帖子的7月11日到7月20日短短9天，这篇帖子在各个网站点击总数就超过了百万！很多网友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帖子的。他们在跟帖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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