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说到公益，一种观念认为就是“学雷锋，做好事”，比如雪天扫路、上街捡垃圾等等，是无事的闲人去做的，从而不屑；另一种倾向将之作为施舍，认为是自己实力或者身份优越的象征。事实上，我们恰恰能够在一个平等、繁荣的社会，发现普遍活跃的公益精神。那么，公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何可能形成发达的志愿参与机制，从而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益呢？

    首先，为什么个人会有公共价值追求？公共道义、关怀他人，总是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那么，对于予以者，仅仅是一个付出者吗？其实我们可以感知，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比如金钱、健康、心理、年龄等等处于弱势，因而，对于“弱者”的关怀和对于公共环境的改善，就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处境。当我们予以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以关怀，就意味着在社会上累积了对弱者关怀的精神；当我们参与一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发展了改善公共环境的能力。所以，公益精神首先是一种正义心，它的本质含义不在于牺牲自我，而在于唤起每个公民的个体责任，实现一个人人有责、社会关爱的公民社会。

    中国传统有“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它将奉献和牺牲自我作为为公精神的核心。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已”与“人”、“公”与“私”、“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通过舍此而及彼。它迫使人们在两者之间作出单一地取舍，舍弃个体固有的追求。这样，当利益激励被显化、被认可时，放弃利益和自我的“高尚”就成为一种“傻”的选择，特别是一旦人们的舍弃所换来的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甚至被某些利益群体所利用时，就会产生被利用感，对道德行为失去信任，对公共价值反感、冷漠，乃至形成过度的极端自利、破坏公共事务的倾向。为什么“雷锋”一度成为“傻子”的代名词？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心里失去了志愿、公益的意愿，而在于旧有的道德观不足以整合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了。我们面对一个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公共精神应被视为对平等的私人领域的保障，公共利益的提升实际是对每个个体利益的同等提升。个人是众多个人中的一员，“公”成为众“私”的集合体。我们看到，现代公益精神并不必然与个人、私域相对立，相反，它需要具有的是一种人本心，即平等地善待每个个体的精神，博爱的精神。它也包含着自爱和独立责任，因为个体的自由意志，是其可以实现其社会责任的前提；具有自由意志和公民责任的个体，就是自治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将公益视为一种社会自治、共同提升的模式，就会意识到它不是一种超于我们生活的特殊的品质。关注世界和平、人类生存环境，固然是公益行为，但是关怀身边的人、接受外来工作为自己的邻人、为社区事务尽责等，同样体现着公益的精神。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是弱者；同样，它意味每个人也都有某些方面是强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可以贡献给社会的东西，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事业。比如一位捡垃圾的老人可以向灾区捐献一件新衣，一位残疾人可以开设心理健康热线等等。因而，公益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而在于他是否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怀。公益精神更重要体现在平常心。换言之，公益不是一种地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的是人人帮助人人的精神，是公民自治的理念。

    慈善公益是一种态度

    自从2008年5月12日之后，公益慈善成了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仁富榜的发布也是应着这样的潮流所做的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因为所拥有的财富，富人首先受到了社会关注。

    仁富榜只反映了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观念转变就是从改革之初的“羡富”变成今天的“仇富”，但是富人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却在增长。为什么富人群体做了更多的捐助却形象下降呢？这是因为，一些反市场的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国进民退等，压制了老百姓的致富空间。过去羡富是因为大家都有致富的广阔空间，现在仇富则是因为致富空间变小，很多人直观上把自己的致富空间变小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他们希望富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仁富榜”把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和他们的财富增长进行对比，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富人的形象，化解仇富情绪。但是仁富榜反映的只是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即他们在慈善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仁富们在积累财富时，就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样说的前提是，那些财富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

    仁富是市场自发生长的，而不是靠政府管出来的。仇富情绪让很多人呼吁政府多对富人进行管制，一些官员、学者拿着书本教诲富人说，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国富论》，赞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写了《道德情操论》，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这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写作于《国富论》之前，“看不见的手”已经包含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看来，人类天然就有同情心。理性人假设和助人为乐并不矛盾，因为助人为乐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一种交易。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类能更好地发挥同情心、帮助他人。慈善心本来就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不是官员、学者发明的，如果人类天生没有慈善心，那么政府也不可能管出慈善心来。

    并不是只有富人才做慈善，穷人一样会做慈善，但是富人做慈善的能力的确要强很多。富人做慈善有两种目的：第一，满足自己的慈善心；第二，满足他人的慈善心。因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慈善心，富人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多做慈善，会改善自己的形象，赢得或者稳固客户的认可。不管是哪种目的，都是慈善。

    富人做慈善，不管是出自内心的慈善心，还是为了树立形象，都需要真心地替穷人考虑。如果不真心替穷人考虑，他们要么无法满足自己的心灵需求，要么无法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因此，他们的效率比政府效率要高得多，他们比政府更爱穷人。

    富人一般把善款交给专门的民间基金打理，这些民间基金之间存在着竞争，谁使用善款的效率高，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善款，竞争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提高效率。并且，由于他们没有特权，因此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他们用专业的慈善手段取代政府的官僚习气，这是穷人的福气。

    仁富榜不仅应该以展示富人的慈善形象为己任，还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富人呐喊。只有富人的发展环境更好，仁富榜才能越来越辉煌，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提升。

    人与人之间帮扶互助的仁富行为是建立在一种自发基础之上的内心行动的体现，而自然会有一种自发的规律在社会中间起着作用，但其中若是夹杂任何的强制行为，都会使之变味变质，甚至走向反面。

    慈善公益是一种文化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于是，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热闹”过后，在行政动员缺乏对慈善事业持久影响力的状况下，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建构慈善文化，发展慈善文化。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就要确立如下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

    政府组织为第一部门，企业组织为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为第三部门。三个部门具有各自社会职能，建立起社会的组织架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作为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舍恩赐的含义，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爱、共同进步的新内涵，帮助了弱者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帮助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目标。

    2.依法行善的理念

    我国慈善事业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1998年抗洪以后，慈善事业冲破种种观念的束缚，全面走向前台，改变了曾经有过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积极扶持和规范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规政策的制度环境。依法治国同样需要依法行善。

    3.企业公民的理念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慈善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善家。现代社会的“企业公民”理念告诉我们，企业是国家的法定公民，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出贡献。评价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单是实现超额的利润，理所当然还要包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宣传“企业公民”的理念，就要为建立“慈善家”队伍开辟道路，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4.慈善无界的理念

    慈善事业的重要标志在于高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化。“慈善”是我们的共同的“机构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克服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的狭隘地域观念，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要克服由于“行政力”影响形成的地方封闭式援助机制，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观。要创新工作机制，构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协作平台，强化“大慈善”的社会观念，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

    5.开拓创新的理念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在这个每天都在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将大有可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把慈善事业摆上了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看到，由于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实践，开创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在建构慈善文化价值理念的同时，要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把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理应成为两者的重要载体。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为我们建设慈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慈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应该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营造“以人为本”“助人为乐”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慈善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2.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许多优秀的成分，至今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应对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旧的道德传统已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型，这中间的“断层”如何衔接？慈善文化应该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做更多的事情。“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迪，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

    3.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离开了企业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离开了质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慈善机构的准市场化策略告诉我们，慈善文化必须积极主动地溶入企业文化，慈善机构要与企业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强化服务意识，努力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要积极倡导“公益营销”，利用公益平台，推动企业“品牌”的发展。要当好企业的“公益”顾问，使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视为一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使企业为善不仅是“最乐”，并且是“好生意经”。要通过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培养企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慈善机构与企业达到双赢，并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队伍。

    4.与社区文化相结合

    要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光靠几个机构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关怀的重心在基层。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慈善事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凸现。社区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互助互利、奉献爱心，民主自治。社区文化的核心是“志愿和奉献”，慈善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合，对于改善社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建设一个现代新型社区离不开慈善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在基层社区建设中大有可为。

    5.与消费文化相结合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加入WTO，全方位开放市场，国外知名品牌大举涌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和高消费群体。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花千元、万元买盒化装品买款新衣的时候，慈善机构也在为筹募百元千元去救助一个失学的学生，一个残疾人，而四处奔走。这中间难道没有我们应该感悟的东西吗？消费时尚和公益时尚这原本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在消费时代到来的时候，使慈善文化渗透到这个广阔的领域中去，推动慈善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使富人更多关注穷人，使人的外在美与内在美得到和谐的统一，使公益时尚与消费时尚一齐引领时尚的潮流。

    6.与传播文化相结合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现代传媒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它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慈善机构与媒体合作开展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策划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救助活动，呼唤社会公平营造“人文关怀”舆论环境等，都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对于丰富传播文化，提升媒体品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慈善公益类的报刊杂志逐年增多就是一个例证，慈善文化与传播文化的结合已显得越来越紧密。

    7.与宗教文化相结合

    慈善不是宗教，慈善文化也不是宗教文化。但是，不论何种宗教，都有弃恶扬善，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在中国，不少佛教机构扶贫济困“普渡众生”的善心义举，为配合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台湾佛教慈济会多年来在内地开展赈灾救助工作，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的各项扶贫济困活动，浙江普陀山佛教协会创办的孤儿学校等都彰显“慈悲济世”的情怀，佛教机构参与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我们看到大批善男信女烧香拜佛，无私捐献的时候，他们祈求的是平安幸福，健康长寿。他们得到的回报除了精神的抚慰和对未来希冀，是不是应该引导他们更多地溶入现实生活，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精神化为爱心行动，使慈善文化与佛教文化有机结合，把慈爱的光和热奉献给社会。

    慈善文化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形成慈善文化的环境归根到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当前来说，慈善机构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将全社会和整个市场环境当作我们的工作平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结合起来，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慈善公益是一种力量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慈善，就是这种优良传统的传承。

    199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慈善事业下了如下定义：“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

    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定义极大地扭曲了慈善的本质。似乎行善者的客观效果是利他的，而主观动机却是自私的。尽管如此，这个定义还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出慈善是一种自我救赎、净化灵魂、升华精神境界的力量。

    在当今社会浮躁、追逐功利、诚信缺失的环境下，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并不容易。行善，能够让人们在助他的过程感受真情，理解高尚，体会善良，从而收获付出后的快乐，助人后的欣慰，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坦然。但慈善的力量绝不仅仅于此。

    记得若干年前有这样一幅宣传画：一个手握铅笔的女孩，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无限渴望的神情。她渴望读书、渴望知识，但更深层次的渴望，是切切地期盼爱心帮助，渴望慈爱、渴望改变命运。正是这种善良的渴望，点燃了成千上万善良人士心中的善良烛光。全国范围规模宏大的“希望工程”从此开始。千千万万缀学儿童重新走进堂，万万千千失学女孩重新背上书包，难以计数的孩子走出大山，走出贫困，走出世世代代难以改变的命运。

    光明列车启动，让许许多多的白内障患者圆了重见阳光的梦；2000年开始的“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包涵了爱母和母爱的双重意境，让西部数万严重缺水百姓摆脱了生存和生活困境。

    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慈善工程。慈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可以救人于危难，拯人于险境，助人改变命运。人们不会一味强调，政府对此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而是深深感到压在自己肩头的使命；不再单纯抱怨国家救助体制的不完善，而是发自内心地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救危解难，匹夫有责”，成为民众的共识。

    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对于我们，深深留在记忆中的，不光是灾害的深重。成为永久记忆的，还有举国赈灾的壮举。在无情灾害面前展现的人间有情，让中国民族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得到空前浓化，也让自古以来传为美德的慈善传统，得到空前发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民族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热血沸腾。慈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大到可以极大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风尚。

    人与人相互关爱，倾情相帮，一个人付出钱、物的过程，与经济领域商品交换过程截然不同。在商品交换中，一方让渡了自己的商品，也就完成了这个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让，他从此不再拥有这个商品。而毫无铜臭味的慈善捐助，一方赠予钱物，同时献出了爱心。这个爱心，不会因付出而丧失，反而在捐赠者心里，得到了倍加的增长，让付出者精神上更加富有；受赠者得到了钱物，同时感受到了爱的温暖。这种爱的幅射、爱的润泽，让受赠者永远铭记在心，成为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慈善，就是这样一种神奇力量。它能让物质变精神，并能让精神无限增值。它呼唤出一种心灵的美，让慈善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凝聚力、向心力，成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人心向善的力量，抵御贪欲、战胜邪恶的力量，排除万难，共度时艰的力量。

    慈善的巨大力量，由一个个微薄之力汇聚而成。当慈善成为众人的自觉行为后，慈善的力量便大到无法估量。这需要把单个力量汇聚到一起，把个人的慈善行为升华为一种社会的慈善事业。只有这样，慈善之花才能更加绚丽，慈善之果才能更加丰硕，慈善的力量才会更加强大无比。

    慈善是一种力量。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要有善心，都可以加入一定的份额。或许我们难以成为慈善家，但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志愿者。我们付出的不一定是钱财，但一定是爱心；不一定是响应某种呼唤，但一定是内心的自觉自愿；不一定记载下每个志愿者的名字，但一定会留下奉献者的足迹。

    当我们感慨“慈善是一种力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扪心自问：这其中，有我多少力量？但愿我们不会脸红，不会有愧。

    慈善公益是一种幸福

    美国纽约健康增进学院曾对1700多名经常做义工的妇女进行分析，发现她们为别人提供帮助时，自己的生理、心理疾病逐渐减轻甚至消失。有88%的义工感觉自己安全、健康、舒畅、幸福，她们说做完义工后，觉得平静自在，很有价值感。

    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助人者快乐”的原因是大脑分泌出的内吗啡呔在起作用，这种化学物质会令人兴奋，感到快乐、平静、满足。

    不管科学结论如何，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志愿慈善活动中找到了快乐的动力和长久的幸福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

    1919年8月11日，美国钢铁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因支气管肺炎逝世。正在外界对于卡内基庞大的资产分配议论纷纷时，随后公之于众的遗嘱内容却令世人惊叹。

    “现在，我无法判断出为女儿提供些什么才能让她感到最快乐……自由的金钱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错，不能做自私的富翁而过着毫无价值的生活……”在卡内基的遗嘱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了无数慈善组织和美国教育机构。之后，家人遵从遗嘱意愿为他举办了一场低调的葬礼。

    有人说，卡内基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而他的遗嘱则是他最后一本爱心账簿。在立下遗嘱的那一刻，卡内基真正履行了“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警示，带着快乐和幸福离开。

    在物欲世界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金融家的任务是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增加社会生产的财富，而经济学上也假定人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获得幸福的生活和快乐的人生，绝不仅仅是靠单纯物质享受的提升所能解决的命题。

    正是为全人类创造福音的慈善事业，让卡内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为社会带来福祉。在卡内基之后的慈善百年间，美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家、金融家几乎都履行了“拥巨富者耻辱，做慈善者快乐”的人生信条。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世界各地都发起了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的善举。

    在四川省成都市中心的义务捐赠现场上演了感人的一幕：在拥挤的捐赠人群中，一个衣着褴褛的乞丐将自己积攒的硬币和一张百元钞毫不犹豫地全部投进捐赠箱并默默离开。当摄像机镜头捕捉到这幕的那一刻，人们清晰地看见了乞丐的脸上幸福的笑容，他为自己还有能力做善事而感到满足。其实，每一份捐助都是可爱的，无论多寡。

    慈善事业是扶贫济困、愉悦心灵的快乐事业，慈善活动中能够让施惠受惠双方都增加幸福感。

    盖洛普民意调查组2010年按个人捐赠、志愿劳作和施助于人三项指标给全球慈善热忱度排名，澳大利亚位列第一。调查中的平行数据也显示：越是热衷于慈善的国家，国民快乐指数就相对越高，习惯为慈善机构捐赠的人比不捐赠的人的快乐指数高43%，志愿者比非志愿者的快乐指数高42%。

    古代犹太神学家迈毛尼底斯把慈善的捐赠分成七等：第一等是帮人找份工作，扶他站起来；第二等是捐钱的人不知道钱捐给了谁，受惠人也不知道钱是谁给的；第三等是捐钱人知道钱捐给了谁，而受惠人不知道钱是谁给的；第四等是捐钱人不知道钱给了谁，而受惠人却知道是谁给的；第五等是在被要求之前，就提供捐款；第六等是在被提要求之后，提供捐款；第七等是捐钱人态度悭吝。

    毛尼底斯为慈善双方的帮扶意愿和受益程度划分了等级。我们也可以试着为慈善的捐赠等级续写上“第八等”，那就是：捐赠人快乐自愿，受助人快乐感恩。这是慈善双方的共同的快乐，也是慈善的至高境界。

    快乐慈善包含两个方面：捐赠不应成为压力，受捐方也不能失却尊严。慈善的快乐，是双方的快乐。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

    在荷兰最大的慈善机构——荷兰郁金香基金会总部的院子里屹立着一座老人的塑像，塑像的底座刻着一行字：一手给予帮助、一手给予尊重。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费尔南德的人。

    1940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荷兰，许多荷兰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费尔南德一家因德国后裔的身份得以生存，他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帮助那些饥饿的逃难者。

    每天早晨，费尔南德会站在门前，看到有逃难者经过，就走上前请求人家帮他把院子里的一根长木抬到门口，作为感谢，他会拿出食物送给逃难者。待其离开后，他又站在门口等待，请下一个逃难者帮忙把门口的长木抬回院子里，并以食物感谢。

    一根木头每天反反复复被抬来抬去，解救了许多饥饿的人。这种一手给予帮助、一手授予尊重的行善方式受到了荷兰人的推崇。1964年，费尔南德逝世一周年后，荷兰郁金香基金会成立，并为他建立塑像以示纪念。

    荷兰鹿特丹一家电视台在报道一次慈善活动时，不慎出现了一位受助者受赠的镜头，尽管是短短的一秒钟，却遭到了这位受助者的起诉，也受到了观众的谴责。最后，电视台台长不得不在黄金时段发表道歉声明。

    尊严无价，如果伤害了受助者的尊严，给予再多的物质帮助也无法弥补。真正的慈善是给予贫弱者物质帮助的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救助不是施舍，不应该只关注物质上的给予，更要让受助者感受到对于人格的尊重和尊严的保护。

    近年来，慈善模式得到开发，各种“慈善音乐会”、“慈善拍卖会”、“慈善比赛”等娱乐活动，在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也将捐赠落到实处。

    在墨西哥，有一个慈善基金会，主要利用体育运动、电视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慈善活动的过程娱乐化。墨西哥所有的足球队都乐意在闲暇之余参与这个基金会的活动。随着比赛的哨响，不管哪个队进球，电视屏幕下方就会立刻出现一行字幕：“因为这个进球，慈善基金会向某项慈善项目提供一笔捐款。”而更加有趣的是，每一种不同方式的进球对应着不同的慈善项目，比如，角球进球对应教育、点球进球对应健康等。据统计，这种“教育进球”已经使22万多名孩子受益，“儿童营养进球”则为农村地区的两三万名儿童补充了营养。他们说，这叫“寓善于乐”。

    有多少种爱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慈善的方式。慈善，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必将在行善中种植更多快乐，收获更多快乐，创造更多快乐。

    慈善公益是一种双赢

    过去的几千年，慈善是一种施舍，是一种仁德。就是说它是用金钱或物质，以施舍别人的形式，获取一种心理上、道义上、名誉上的仁德感或评价。施助方这样看，受助方也这样看。比方说在过去的灾年，穷人以草根、树皮充饥尚不能果腹，有那财主便搭了席棚，支了大锅，熬米施粥。对此，那乞食者当然感激，而那施粥者便有了“仁义”的赞誉和“善人”的美名。那样的慈善，过去的人们看起来很美好，很高尚，便是今天的人们看起来也不能说不美好、不高尚，因为它毕竟是善，只是在这种善的里面含了一种隐隐的居高临下。

    而今天，慈善却拒绝了施舍的涵义，同时也拒绝了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今天的慈善行为，对于受助方，是一种爱心的沐浴，也是一种奋发的激励。它可使受助方看到自己为他人和社会所关注，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和慰藉，从而坚强起来去完善自己。对于施助方呢，则是一种爱心的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它可使施助方获取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从而肯定自己对于他人和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这样看起来，慈善这事情，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实现了。这一点，才是今天慈善的本质。

    有一个现象，应该是心理学上的问题。这个现象，简单地说就是：第一，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索取，也可能来自付出，但比较起来，通过付出所收获的幸福感要大于通过索取所收获的幸福感。第二，同样是付出，付出越大所收获的幸福感便越大。

    比方说你上了公交车才意外地发现自己囊中羞涩时，一位陌生人微笑着递给了你一元钱用以购买车票，解了你的燃眉之急，你肯定很高兴。这种高兴，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小小的幸福。然而，倘若反过来，不是别人给了你而是你给了别人一元钱用以购买车票，解了别人的燃眉之急，那么，你就会发现当你看见别人那充满了谢意的眼神儿时，你心中的那种幸福的感觉肯定要超过前者。

    当然，倘若你不是仅仅地给了别人一元钱用以购买车票，而是比方说当你看见一个小孩儿身陷火海，生命危急，便冒险冲进火中，一把抱起小孩儿成功逃离……那么过后，你心中所涌起的幸福的感觉肯定就不是给人一元钱所能比拟的了。

    这两个例子中，你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的幸福感，来源于你感到了你对于他人有用，你活得有价值，你的爱心得到了抒发。这就叫施出善举，收获幸福。所以说，慈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给予，而是有所给予，有所获得，而且是给予越多，便获得越多。

    慈善行为的本质，既然已经因为时代的演进而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施助者的仁德感的获取变成了施助者的自我价值实现，那么，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受助者要不要感恩？要不要回报？

    应该说，所谓感恩，所谓回报，其实都是与施舍相匹配的。现在，施舍既已成为了历史，那么，所谓感恩，所谓回报，自然也就应该抛给历史才对。君不见对许多受助大学生提起要感恩、要回报，他们的心里就感觉不很舒服么？因为要感恩、要回报，会使他们感到你的慈善行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更带有一种投资的目的，这就有可能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我们不主张再提什么感恩、回报。

    不过反过来说，慈善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施舍，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受助方就可以无动于衷呢？当然不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助者的表现反倒是应该更加地主动，更加地积极，并且不避彰显。因为任何一次慈善行为的完成，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不是结束于前者的施助，而是结束于后者的完成。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慈善过程，是从施助方开始施助，一直到受助方把它实现，实现到双方共同期待的结果出现。

    施助方以施舍的姿态施助，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受助方以“维护自尊心”为由，连个“谢谢”都不肯说，也同样不可接受。因为前已有述，当今慈善已经成为了人们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或一种途径了。这一点，对于施助方如此，对于受助方也是如此。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施助者，也不存在永远的受助者。施助者可能变成受助者，受助者也可能变成施助者。施助和受助，都是一个特定的过程。在你困顿之时，你接受了他人的帮助，等到你将来有了能力再去帮助他人，这正是一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正常过程。因此，你完全不必为了你现在的受助而羞惭。相反，你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却连个“谢谢”都不肯说，反倒是恰恰说明了你并没有把这看作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恰恰是看成了是他人对你的施舍。

    施助者应该尊重受助者的人格与尊严，受助者也应该尊重施助者的善意和愿望。只有这样，慈善行为才能通过一个美好的互动而完成。

    慈善公益是一种责任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他在每个国家访问了1000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及其他阶层的人员。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他讲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我是公民，而不是老百姓。”这是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树立的观念。因为，只有具备了公民意识，才能谈得上公益意识。

    按照中国有关社会公益的法规，公益事业分为四大项：救灾、济困、助残等活动；教科文卫体事业；环境保护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公共和福利事业。

    无论哪类项目的公益活动，都是一种基于个人的慈善与博爱的行为，是以志愿精神从事公益的行为。

    公益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不以要求回报为目的的利他行为。公益不仅是一种利他的奉献，还是一种道德自律，包括不损害他人利益等。

    有人认为，公益事业是富人、有钱人、大企业做的事情，与工薪阶层特别是少年儿童关系不大，他们只是社会公益的受益者，有心却无力去为社会和他人做事情。

    其实公益心与慈善是不同的。公益心是对社会普遍现象的关心，是一种朴素而美好的道德情操；而慈善是一种个别行为，是对某种危机状态的救助，两者有着层次上的不同。

    一位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人士说：“做慈善的人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需要有自信心；而参与公益事业是一种习惯，谁都可以去做。”参与公益活动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历，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感和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是滋养生命的营养液。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碰到邻居老人上下楼困难，帮助扶一把；外出时找不到垃圾桶，把垃圾带回家；在清明节时，去烈士陵园扫扫墓；假日里，到敬老院陪伴一下孤寡老人，给他们表演几个节目；冬天打扫院中的积雪，向居民宣传防火知识；把自己读过的书寄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在阳台上种花种草……这些并不需要钱，要的只是一种公益心。所以说，并不是只有富人才能给予别人幸福。

    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让孩子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如果学生到学校学习的目的也是以将来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为目标，那么，有了好工作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是否人生目标就实现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好工作”之后，人就会变得毫无追求，失去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再说，以“考好学校”“找好工作”为目标的“动力”，也不足以给一个人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力量，因而人的持续发展也将受限。

    那些在社会上真正取得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有着为社会作贡献、服务他人的远大志向。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每天都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领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

    世界著名科学家、黄色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小的时候问父亲：“炸药是伤人的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研制它？”父亲这样回答他：“虽然炸药会伤人，但是我们要用炸药开凿矿山，采集石头，修筑公路、铁路、水坝，为人民造福。”听了父亲的话，诺贝尔说：“我长大了，也要研制炸药，用它来造福人类。”

    就像很多人所了解的那样，在美国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并且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的行为也许有代表意义，他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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