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十七岁前，是个哑巴。

    不对，因某种心理疾病导致不能讲话者，应该不能叫哑巴。这么解释也不对，这世间，所有的哑巴，应该都被叫作语言障碍者才对。

    我把这段话很仔细地写下来，递给小区的林大妈，她憨笑着拿在手上，然后靠在火炉边，借着灯光仔细端详。半天，她笑，然后拍着我的头说：“哎哟，什么语言障碍者，这样别人听了啰唆，你写起来也啰唆，以后就在纸上写‘哑巴’这两个字就行了。”

    这年，我十六岁，在昏暗的灯光下，微微点头。

    在西北，“哑巴”“聋子”“缺胳膊”“断腿”等词语，在尚不是很崇高的地界里，通常被这些词语称呼的孩子，是社会不能接受的。也不能说不能接受，他们是被单列出来的个体，而他们的群体，自然也是有所缺之人。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唯独李亚军不懂。

    2

    我八岁时，母亲死于车祸，车祸现场留下一个我，还有在矿山打工的李亚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亚军在三中后门附近摆了一个烧烤摊。一辆赤红色小三轮上面焊了一块挡风玻璃和老招牌，架子上是成斤的菜串和猪肉，锅里的汤冒着热气，校门一开，那些学生就像非洲大迁移的羚羊一样穿过李亚军的烧烤摊。生意红火时，他卖掉了烧烤摊和一辆自行车，背上挎着和他身体不协调的挎包，拉着我的手，出现在成州小学教导处门口。

    教导处在四层，正值夏日，出来的老师都手握蒲扇，静悄悄的，李亚军抬头，打量着周围老师的眼光。我站在他身后，这是李亚军第四次带着我，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教导处门口。

    “啥？都说几次了，这娃要去聋哑学校，这学校不是她待的地啊，老李。”

    “你就跟我讲咋不能待了！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吧，她是意外受到惊吓，讲不了话，在正常学校好好待着，说不定某天病就好了啊。”

    “老李！我们有规定，请你端正你的态度！”

    “狗屁规定！”

    “你态度好点，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很丢人，对李亚军这样的做法感到丢人，蝉声绕耳、汗流四溢的夏季，急火攻心、气急败坏这样的词语，是最能在他身上体现的。他脾气犟，点火就着，我本想上前去抓那露在外面的手示意他回家的，可是你瞧瞧，不出三句话，一群人就厮打在教导处，那些热的、冷的、冰的知觉，都被冲动击败。

    李亚军的折腾并未奏效，他依旧如前几年那般，挎着包将我送进了聋哑小学，小学在幸福路和西关路的岔口上，离甸子河不远。

    推着烧烤车走不到三分钟就能看到甸子河。细柔的泥沙浪卷露宿的沙河，我坐在车座后方，抓着李亚军的衣角，脸埋在他宽厚的肉缝里，他的汗珠一颗颗滚落在我脸上，烫得我脸皮发麻。

    “你没妈咯，我没媳妇咯，以后啊，我们就是孤家寡人咯。”

    他又说：“吃苦受罪，反正就这么着了吧，你啊，当一辈子哑巴也好。”

    一个月之后，李亚军的烧烤推车又出现在校门口，他挽起袖子，吆喝着翻菜架的那些学生，在每个清晨里，这声音，总能打破我的思维，将我拉到他的身影下。

    3

    可这男人，哪懂得照顾姑娘，他五大三粗的背是风餐露宿的温饱，是清汤寡水的平凡。

    李亚军的烧烤手艺，可不是一般撸串烤肉的普通手艺，他跟着长水来的师傅学了半年，将待烤物揉进面里，掺和鸡蛋，一扣一拉，再倒进锅里煎炸。就连那和着拉面吃的牛骨汤，经过他改造，都能成为麻辣可口的蘸料，校门口的摊位旁，挤得最多学生的，总是李亚军的摊。卖煎蛋的林妈总说：“你爹啊，长了一张会哄学生娃娃钱的嘴。”

    那时候的我，总讨厌晚上回家的他，油腻脏垢，浑身上下散发的只有油和肉的味道，刺鼻难闻，他倒也知趣，每晚都晚回，却从未打扰安稳睡觉的我。

    扎马尾、买发卡、扎辫子这些事都是我自己勉强完成的。

    其他女孩子有的漂亮头发，在我头上就是一堆杂草，李亚军看不下去，塞给我钱，让我放学去马大姚家剪头发。

    长发的我变成假小子，他满意地给我买一顶帽子，盖住裸露的头皮。

    日历翻到八月四日时，是夏季升学的日子，我从小学升初中。李亚军给我买了一条花裙子，土到爆，我在他收拾碗筷之际，迅速脱了，换上平时穿的那条白色裙子，他撩起窗帘喊我出门，看我一眼，就开始嚷：“成千千！嫌弃老子给你买的裙子是不？你这丫头，心眼挺多，得了！就穿你这件烂货吧。”

    我低头将“妈妈”两个字写在卡片上，递给他，他捏在手心里，指尖的汗在洁白的卡片上留了一个印。李亚军摸摸我的头，尴尬地一笑：“哈，你妈买的啊，难得难得，她还留了念想给你。”

    他将我拉到面前，伸手欲抱我，又尴尬地落下。自我有记忆以来，只记得这个男人的背，这个男人所谓的尊严，致使他从未弯腰抱过任何人，除了他扛进厨房的煤气罐。

    他说：“那个啥，我要出门去拉菜，学校不远，你自己去，记得早点回家。”

    我坐在他的烧烤车后座，他蹬着车子左拐右拐地出了巷子口，红绿灯处，他停下车，我伸脚去够马路，他习惯性地将车倾斜，我的脚碰到马路下了车。他敷衍几句招呼，哼着歌，穿过人行道，去了光大菜市场那条路。

    我的对面是甸子河，河左侧有个父亲，肩膀上坐着自己的女儿，举得老高，女儿的头顶碰到柳叶，柳叶落在身后。望着这长绵娇羞的甸子河，我想，这个夏天大概会很热。

    晚上回去时，他把我叫到跟前，我站定，抬头看着他，李亚军嘴里叼着烟，伸手去掏怀里的东西。

    是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包裹住的东西，他打开，放在我面前，封面上的字很小，但是能够很清晰地看见“哑语教学”四个字。

    “千娃，我今儿去市场转了下，学习了一下，原来还有哑语这玩意，真是好东西，以后我教，你学。”

    我点头。

    他满意地续上一支烟。

    4

    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黄家驹在日本富士山电视台做节目时发生意外，昏迷六天后，于日本东京逝世，享年三十一岁。

    三十九岁的李亚军，抱着那台信号不怎么好的电视，哭了一个钟头。

    当年母亲死在医院里的时候，这个男人不说话，他的身后是一堆烟头。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听黄家驹的歌。他的烧烤车上至今挂着一个录音机，里面放着黄家驹的歌，每个夜里，没个三五根，没个黄家驹不睡觉，如果烟抽完了，哪怕是半夜三点，他都会提好裤子出门去砸商店的门。

    黄家驹也成了他收集册里的纪念品。

    一九九五年的冬日，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封了镇子唯一的一条路。李亚军跟着一群男人上了甸子山去铲雪开路，一天挣六块钱。一星期后他回来，把我裹得像个粽子，然后架在烧烤车上就出了门，到了百货大楼，指着货架上的高领毛衣和羽绒服对我说：“使劲挑，今天给你换身新的。”

    “先生，我们的新货在二楼，你可以去看看。”

    他拉我上二楼，见我选了一件毛衣，大笑：“哎哟，你这娃，真有眼光，那就它了，装上吧。”

    “先生不再看看了？”

    “不看了，我女儿选的是最好的。”

    这时这个服务员打算低头和我讲话，她摸着我的帽子，用糖果般的声音问我：“几岁了呀，小孩？”

    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在外人看来，我是很正常的女孩，上学、放学、回家、看书、写字。可我终究是有缺陷的，这缺陷，让我抬不起头。我的指甲掐着肉缝的时候，李亚军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然后起身，我就钻进他怀里，他嚷着：“啊呀呀，冷，把我丫头都冻得说不了话了，赶紧给我装起来。”

    几分钟后，我的脸埋在他的大衣里出了门，他随手把包装好的毛衣扔在车座后面，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下下下，下个鬼啊。”

    那是他，第一次抱我。那晚雪很大，雪花打到脸上，刺骨的冷。

    那年冬天他教我哑语，可是依旧是笨拙的模样，他对着电视学习，晚上拿着那本书比画。我放学后，他就把我叫到屋子里比画，可依旧是笨拙的模样，无丝毫改变。那个时候我用哑语基本能对话，在学校时学习到很多，我给李亚军比画，他就吵着我的是错的，他的才是正确的。

    李亚军脾气不好，以至于周围邻居基本不怎么帮他的忙。

    夏天的时候，他去了煤矿挖煤，工资怎么结算我不清楚，只是每晚我都会被寄放在离我家不远的包二家，包二是李亚军同辈的好朋友。他每晚几点回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晚上我在包二家，清早睁眼时躺在自家床上。

    他在煤矿上倒干得很安稳，没过多久就给家里换了煤气灶，换了新灶台，还将那台长年信号不好的黑白电视也换成了彩电。青年联欢会时，李亚军给我买了粉底、口红、眉笔，款式老套，难看至极。

    他笑着说：“我姑娘不用唱，这么一打扮，站在哪都美丽动人，何须去唱，哈哈。”

    5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经历着时代的变革。

    从分配工作到自己找工作，从分配住房到自己买房，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从自行车到私家车，那时候的李亚军哪懂得外面世界的变革，他的眼里除了煤矿，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杯。

    一九九八年第十六届法国世界杯，用李亚军的话讲，那是一届纸上谈兵的世界杯。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初中毕业毫无学问的他，居然爱世界杯爱到痴狂。

    李亚军说：“让半球真是无稽之谈！”

    我不记得李亚军钟情于哪支球队，我只记得他在电视前熬夜看球，最后挥泪关电视的情景，我只记得但丁歌手瑞奇·马丁演唱的The cup of life。或许，那就是父母的青春吧。

    也是那年世界杯之后，李亚军洗裤子时，发现我裤子上的血迹。那是我度过最漫长的夜晚，我望着两腿间的血迹，蹲在门口，我以为那是上天对我这些年苟活的惩罚。

    或许是得了白血病，或许是癌症。我反复写卡片，想用世界上最简单、最朴实无华的句子和李亚军告别，可我终究只字未写出。

    我第一次见李亚军脸红，他低头看着洗衣机里的衣物，那血迹如蔷薇花渗透在水里，消失不见。我开始哭，他赶紧蹲下，手忙脚乱，脸部发红，想讲话，却欲言又止。

    我继续哭。

    “祖宗祖宗哎，别哭啦！哎呀，你说这事闹的，咋收场！”

    “其实吧，千千，那个啊，不是血，那是……是……”

    他的脸又一次绯红一片，站起身来取下桌上的塑料袋塞给我，什么话都没说，我哭得更加厉害。

    李亚军急了：“哭哭哭，哭啥，又不是病，女娃娃大了，都得经历，知道不，傻丫头！”

    我打开塑料袋，看到一袋卫生棉和一卷卫生纸。

    李亚军去煤矿的时候，我在不远处站着，依旧裹得像个粽子。他在围栏里面，穿着特大号工作服，朝我摆手，示意我注意安全，随后他就下了洞。

    李亚军的一个负责煤矿后厨的工友拉我去了厨房，给我几瓣蒜，用手比画着让我剥，然后摸着我的头，叹息地说：“哎，这么可爱的姑娘，可惜了。”

    那些言语间，最多的是可怜，夹杂在数不清的流年里，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同情一类的故事，也懒得去沾惹。

    摘菜的和做饭的凑在一起细声地说：“亚军就该有个女人来照顾，四十岁嘛，再娶一个，好歹让千千有个妈，毕竟男人就不是照顾娃的料。”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肉缝里。

    6

    果真，李亚军娶了一个二婚的女人，叫何亚萍。

    两人还真是如出一辙，名字里都带“亚”字，萍水相逢啊。

    何亚萍进门的前一晚，李亚军难得买了牛肉和猪肉，在厨房倒腾许久，就变成了五个菜，旁边摆着一瓶酒，他拧开，倒出来。我坐在他对面，望着他，比画着问他要干吗。显然他看不懂我比画的什么，他索性坐下，喝了两盅，才同我说：“千啊，该给你找个妈了，这几年我也是大意了，总觉得能把你养成人，其实我一个男人，哪来的那些细心。”

    说实话我想哭，可终究是忍住了。我准备好的卡片，想好的话，都成了石像，站立在我的脑海，无法动弹。

    何亚萍进门的时候，没有大操大办，这个女人穿着一件红毛衣，怀里抱着两个洗脸盆，就来了。李亚军在她来的前夜，将母亲的照片都收在了箱子里。

    她长得没有母亲好看，母亲年轻时是省城的老师，书生气十足，眉眼间皆是温柔和诗情，而何亚萍有的，只是那山间流淌的水，朴实无味。

    我对她笑，她对我嘘寒问暖，倒没有李亚军对我那般随便。这毕竟是他选的女人，不管是为我，还是为他，终究是我的家人。

    她待我挺好，洗我的衣服和裤子，下雨时去校门口接我，开家长会时总会坐在我家人的位置。她待李亚军也挺好，至少每晚李亚军的饭菜有了着落。

    可是，人终究是自私的，是有占有欲的。我承认，李亚军幸福是我所期望的，可是他们在我面前笑的时候，彼此相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会闪出我的母亲，她那些年的坚强和柔弱，她每个夜晚独自等待李亚军的情景。

    这是我无法迈出的一道坎，可是李亚军做到了。

    和从前相比，李亚军现在生活有了着落，终归是好的，我是心甘的。

    有一天何亚萍和我说：“我还是没能成为你的妈妈。”

    我朝她笑，没写卡片也没打手语，她很暖心地摸我的头，尴尬地一笑，再没说话。

    他们第一次起争执，是我高考前一晚。

    可笑的是，他们的争吵，为的是我的治疗费。

    李亚军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说我的嗓子省城医院可以治疗，但是需要五万块钱手术费。五万块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根本就是天文数字，有时候逼急了，那都是命。

    何亚萍这次投了反对票，他们在屋里争执，那晚的雪很大。

    我坐在床边，没打算听，可是他们声音太大，从屋里吵到屋外，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的耳膜都快炸了。

    “五万不是小数目，治了干吗！”

    “老子的娃老子就得治！”

    “那我呢，我怎么办？”

    “你是老子的女人，老子也得管！”

    “拿五万去治，你疯了，都哑巴这么多年了，继续不说话又怎么了？”

    之后，就是震耳的一巴掌，然后就是玻璃杯和碗筷碰撞的声音。

    李亚军扯着嗓子嘶吼：“老子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你嘴里吐出的这俩字，你说话最好过过脑子，哑巴哑巴哑巴，她被这词折磨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你要再说这词，我砍死你，记住，是全家。”

    我从门缝看到李亚军暴起的青筋，看到他眼角的泪，那是一个父亲，流过的最坚强的泪。

    那也是一个女儿，最无法平静的一晚。

    第二天一早，李亚军还是没能在我的劝解下消气，他与何亚萍离了婚，自己攒的钱，也被这女人卷走了。他倒也轻松，钱是王八蛋，没了再赚。

    7

    李亚军攒了一年钱，加上跟亲戚借的，凑够了五万带着我去省城做了手术，可手术失败了，我依旧不能说话。

    他老泪纵横，欲言又止，在我床边，想说的话有很多，最后将眼泪憋回去，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去问问，失败的手术退钱不。”

    高考后，我由于自身原因没能去读大学，李亚军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坚持给我买了台电脑，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的千千，以后就在家写小说吧！”

    李亚军按我的要求去市场买了二十来本小说，都放在书桌上，他起初对看书是反感的，以至于他来我房间只是逛逛，后来家里的电视坏了，他也懒得修，就来我房间聊天。

    见我忙，他也不说话，随手拿起书翻看，起初也是随便翻翻，后来从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到最后会看几个小时。

    那段日子他痴迷《山楂树之恋》，看到结尾，悲伤的表情就上来了，哭得天昏地暗，梨花带雨：“我们的静秋和三哥，这太悲情了，千千啊，你以后可不能写这样的，扎心了老铁。”

    二〇〇〇年来临之际，李亚军随二叔去跑车拉货，那时候债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刚巧二叔一直做生意，就喊了他，去跑车拉货，走的线路是上山路。

    我在网上写连载小说，也算收益好，他的生活负担不算太重。

    可我不知道，他是往甸子山上运石头。

    夜里，我接到二婶的电话，穿了雨衣出了门，打了辆车准备上甸子山，只是路很滑，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家。

    第二天凌晨，二叔来敲门。

    他浑身湿透：“千……千……去医院看看你爸吧。”

    那时我所有的支撑土崩瓦解，那是最坚强的外衣被撕破的时候，那是甸子河最咆哮的一个早晨。

    李亚军躺在白布底下，白布已被血染红。二叔说：“人没了。”

    他的腿早已血肉模糊，那些滚落到山路上的巨石砸向他，他用血肉和巨石做斗争。

    我不能用任何词汇来形容，我的嗓子就像裂开了。

    跪下的瞬间，那声喊叫，响彻整个医院。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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