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杀了父亲后，算是痛快活了一次。

    她犯罪之前品行就不端正，进过三次监狱，全是因为打架之类的琐事。所以你看，有这么一个不良母亲，我多半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当然，在外界看来是这样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恶俗的根源深扎在脑中，盘根错节，没有对错。母亲的放荡成就了她在镇子上的名声大噪。

    我对她的记忆只有桌前摆放的烟盒和朱红色口红，还有衣柜里一件件黑色蕾丝的丁字裤。

    要说更清楚点的记忆，大概就是我读小学时，在窗户外面听到的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呻吟声，以及隔着窗户看到的压在她身上的男人。

    她结婚前，叫蕾思，我父亲经常喊她杜蕾斯。

    父亲是母亲为数不多的固定交往对象之一，在父亲之前，母亲还和东片区的支书家大儿子张黑有染，张黑照料过母亲多年，这人也义气，一直照顾着母亲开的发廊的生意，三天两头去洗头发，没事晚上再搞搞。后来张黑结婚了，媳妇管得严，有时悄没声地偷溜进发廊，对母亲又是摸屁股又是捏大腿，但就是不敢提枪就上。对张黑来说，时间短，味不足。而对母亲来说，她没有丝毫和张黑在一起的理由了。

    父亲曾说过，母亲和张黑那档子事，可远没有她嘴里说得那般轻松。

    人和人，最害怕的就是对比。黑乌鸦和凤凰没法比，游戏人间，该遵守的规则还得遵守。所以你看，父亲配母亲，走到哪都说得过去。

    一个不良女配一个出狱没多久的男人，这种天然无公害的搭配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我母亲不是什么好鸟，我父亲当然也不是。

    或许有人会问我：“既然都不好，你还好意思讲出来？”

    谢谢您，我还真就好意思讲出来。人分三六九等，畜生也分。每年的父亲节、母亲节，就该给道德高尚、一心为家之人颁奖，不善良的妇女，蹲过监狱的男人，在某种环境下，只配头顶这两个字，不害臊地度过余生。

    2

    十岁时我就知道，我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回家面对的是化妆品、烟味、麻将碰撞声，以及永远热不完的冷剩饭。母亲会在很晚回来，一身酒味地躺在沙发上，大卷头发垂在胸前，嘴里吆喝着风月之词。

    我读小学时开家长会，母亲站在台上，就像那车站上每个夜晚四处飘荡的揽客女子，穿黑丝袜，戴大耳环，我躲在她身后低着头。那时候我居然还会害臊，还会脸红，她张开双手把我揽在怀里，指着讲台上的男教师讲：“她不听话你就打，娃就该挨打，挨打才能教育好，不是吗？”

    如果地板上有洞，我肯定是为数不多钻得最快的那个。这画面让我联想到生物书上学过的生命诞生的过程，精子们奋不顾身，争相游向卵子，只为自己投身这世间来饮冷暖。如果可以，我倒宁愿从未来过母亲的子宫。

    她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母亲出去会客，我跟在她屁股后面，她和别人亲热、接吻、互相挑逗，我就挨着她的大腿怯怯地看。有几次她会管我，一把转过我的头，但有时候激情上来，就顾不上我，只顾着呻吟。

    这种场合见多了就习惯了，父亲更是习惯了。他的麻将生涯和酗酒生涯，全靠母亲支撑。其实我挺好奇，母亲怎么也算女强人，她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不用管父亲，就算他再次喝酒出事，哪怕是死了，也不关她的事。她大可以找男人养着，活得潇洒自在。

    原本就是靠身子养活自己的女人，风花雪月的，包养也不为过吧。

    她生活作风就这样，但待我还是很好的。小时候不懂事，老爱跟在她屁股后头，后来大点了，读了高中，渐渐知道礼义廉耻，以不碰见为喜、碰见她为耻地生活着。

    高中三年我在县城读书，寄宿生，每周末回家一次。那三年父亲去了北京打工，总共问母亲要过三次钱，最后一次时，母亲对着电话筒就是一嗓子：“再要我跑到北京剁死你！”

    自那开始，父亲便没再跟母亲要过钱。

    那三年她待我还不错，每周末回去，难得能吃上一次她做的菜，红烧肉是黑色的，苦苦的，麻婆豆腐咸死人，米饭是半生的，厨房更是被她折腾得到处都是油烟。她在手机上下载了学做菜的APP，说以后我每次回家，都做不一样的菜给我吃。

    人大概到了一定阶段总会散发某种天性，而那应该是母亲的母性情怀弥漫整个天空的时候吧。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很热，蝉鸣声盖住整个夏日，她新染了头发。

    3

    我对母亲渐渐不友好是高中毕业以后。

    思想得到解放，会想些多余的事。灵魂就像待烧的木头，挂在火苗上四处跳动，炽热难耐，于是别人说什么都成真的了。

    曾经当作放屁的那些话，自从我的灵魂变得敏感，它们也就越发敏感起来。我开始眼里揉不得沙子，耳朵听不得风声。

    她的脾性改不了，自小的生活习性造就她放荡的一面。其实每次形容她，我最害怕用的就是这些破烂不堪的词句，尴尬的是，我居然找不到矫揉造作的词来形容她，就如同坐在小区楼下织毛衣的妇女，吐口唾沫指着背影骂她婊子那般无奈。

    她和张黑搞过一段时间，在我毕业那年。我在肯德基打工，下班回去时是晚上八点半，走到小区楼下，楼上的灯亮着，推开门进去，就看到门口端正地摆放着一双深灰色拖鞋，卧室门紧闭着，隔着门，探着耳朵就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呻吟声。

    我的指甲用力掐到手心，握着拳头几次想上前去砸门，我害怕推开门那一瞬间自己的狼狈以及她面无表情、跟没事人一样的神情。对母亲来说，这种行为太正常了，她不良下贱了这么多年，睡过的男人太多，又何须担心其中一个落在女儿手上呢。很多时候你不愿去相信现实，但它总会绕着弯上前就给你一巴掌，不甜也不痛，刚刚好。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落叶盖住整个城市，父亲临门一脚的痛踢，算是彻底把母亲从呻吟中拉扯回来。她的梦做了一半，爱做了一半，意犹未尽时，被父亲一个拳头斩落马下。我穿好衣服下床跑过去时，张黑已没了踪影，母亲斜靠在床头，赤裸着上身弯腰点支烟抽，她见我进来，又把烟头藏起来，然后就是两个人的争论。

    母亲说：“你在外面就没搞过？”

    父亲回：“你个天生做鸡的，你看你哪纯了？”

    母亲又说：“我哪哪都不纯，要不是当初怀了，我能跟你？呸！”

    父亲又回：“你他妈怎么不打了？生出来干吗？”

    母亲哈哈大笑：“老娘问你要钱，你给吗？你还好意思讲，让女人怀了，你连打胎的钱都给不起！”

    父亲也笑：“下贱胚子！”

    这种对话原来都是因为多了一个我，那突然间从地缝里冒出的多余感让我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握紧拳头，往前走几步站在床头前，上前一拳头砸在母亲胸前，接着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她木讷地转过头，摸着火辣的脸看我。

    这一巴掌扇得我好爽，唯一让我丢脸的是，掌心挨着那张脸时，居然有一丝的不忍，我也会想她的好，想她为我做的饭，想她生我时的痛苦，想她将我养大，但这种种，都抵消不了她躺在男人怀里的一声呻吟对我的刺激。我实现了多年自己想下手的心愿，竟是这般结果。我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

    “当初就不该生下我。”

    4

    我不明白的是，那巴掌下去，她非但没怪我，也没再找张黑还有其他几个男人。第二天一大清早，就看她穿着乳白色睡衣，蓬乱地绑个马尾，素颜，手里提着一个卷在一起的床单出了门。那之后她的化妆台空了，只留了几瓶补水的和乳、霜，以前琳琅满目的大红色口红和彩色眼影没了踪影。衣柜里那些性感套装、丁字裤还有露乳房的内衣也都不见了。

    她的脾性我猜不透，我们长达一星期没说过一句话。她早早出门，晚上九点多回来，一进门就钻进厨房炒菜，端上桌，之后关了自己的屋门。奇怪的是，这段时间她出门居然都是素颜，我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奇地看着她，素颜出门对一个化了十几年妆的女人来说，是残忍的，可她居然做到了。

    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曾模仿母亲化过精致的妆容，坐在公交车上假装偶遇男生，整个公交车上的人都能闻到我的香水味，偶有上来搭讪的，先是寒暄几句，再问我电话号码，愚蠢的男人大概都是这样和女孩搭讪的。

    我曾试着迎合过，试着接触过，我想去试着做这种事，它到底有何种魅力，能让母亲这么多年一直难以把持。她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我曾试着接触过，也无耻地想过，我会不会遗传了她放荡不羁的脾性。但结果表明我是拒绝的，在这一方面我是绝缘体。

    你怎么也想不到，风花雪月、躺着挣钱的女人，有一天突然穿起衣服说她不靠男人挣钱了。这简直如比萨斜塔直立起，埃菲尔铁塔倒了一般，但母亲却在尝试着去做。

    她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铺，在我知道的时候，牌子都从广告公司打印出来挂上了，她素颜站在小卖铺里，穿一件青色裙子，腰上挂一个包，冲着前来买圆牌的小学生吼：“挤挤挤，挤着去投胎啊，我这架子刚做好，谁挤坏谁赔！”

    和她年纪一般大的男人有时候会探头进店，打趣地问她：“卖情趣内衣吗？”“卖振动棒吗？”

    “卖啊，喊你们媳妇过来我再教她点别的功夫啊，哈哈哈。”

    我不在时她会调侃，我在的时候她会很正经地轰走前来打趣的男人。母亲的连续剧，被生活逼迫得没了样子，她眼神变得落寞，却多了几分生活气息。父亲又一次出远门，母亲坐在床边塞给他一张存折：“最后一次！”

    我不对我的父亲做任何评价，自打我记事以来，对他没抱过任何想法。他们两者对比起来，我依靠母亲的次数多些，毕竟她年轻好看，而父亲，光头，头右侧一块疤，个头低，皮肤黝黑，要不是意外怀孕，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太小。

    我曾问过母亲，当初为什么跟了父亲。她的回答倒是干脆利落：“我这种人，跟了谁都一样。”

    母亲算是从良了，开了小卖铺，渐渐和以往的生活划清了界限。要说她一点也不想那是不可能的，月圆的晚上她会坐在院子里抽一支香烟，抬头望着天，一望就是半晚上。

    世人对世人都是不友好的。人群可以被分成几类，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对从良的女人，良家妇女总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她们用犀利的眼神洞察一切生物，凡是对男人有利的生物，毫不夸张地说，杀一儆百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男人这般，如果是一颗毒瘤污染环境，最大的痛快就是摘了以除后患，所以不管你现在如何，前科就是那毒瘤。

    她们容不得母亲改变，在她们眼里，这狐媚之术哪怕是素颜也能勾男人魂魄。日子久了，母亲的小卖铺就被孤立，常有小孩编着顺口溜喊她“破鞋”“千人骑万人跨”。她心态好，端坐在椅子上，抓一把瓜子坐门口看热闹，有时候逼急了也会吼一句：“真想翻身干一票！”

    5

    我想象不出她的改变是为谁。

    或许想开了，过了大半辈子风花雪月的生活，想过过素颜生活。或许她觉得，不管结果如何，总要为自己活一次。所以父亲回来，他越发地变态，越发地挥霍着钱。她面无表情，嘴里天天嚷着离婚，却看不到丝毫大的波动。我不知道，什么事才能让她被日渐压垮的背影有所波动。

    我结婚那几年，母亲过得好不好我不清楚。我嫁到邻市，生活过得还行。隔一个月会给母亲打一次电话，从沉默到沉默，最后挂掉电话，我们脾性相投，都不会假装嘘寒问暖。我想，她活得好就行。

    腊月三十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那头的男声很平静：“你母亲杀人了。”

    那晚的雪很大，通往县城的道路被堵死，司机只能抄小路走新铺的石子路，拐了几个小时，车子停在公安局门口，大门口是一层厚厚的积雪，看不到路，也分不清时间。我是迈着最大的步子跑到她跟前去的，所有以前觉得假惺惺的动作，都在那刻做了出来。

    她先是转身看我，然后拉过我的手，再一把抱住我痛哭。我拍着她的肩，泪水滚落在肩膀上，那一刻我发现母亲老了，如这积雪，来过一次，就进了心，等到想起时，已经快要融化了。我喊她一声“妈”，她捂着嘴就哭。

    “冷吗？”

    这是她问我的第一句话。

    “不冷。”

    没说完我就开始抽泣。

    那晚很冷，雪上覆盖着一层厚冰，窗户外有人撑着伞前行，滑倒在厚冰上。女警的一字一句，都像儿时心中那根炙热的木头，让我越发想逃离。

    “你妈用烟灰缸砸死了你爸，事后还用刀子捅了三下来确定是否死亡。”

    我问她：“为什么？”

    她像一个老者，鬓前垂几根白发，一言不发地坐在灯光下，残留在她身上的灯光透着挡板洒在她身上，像极了五线谱。她是我的母亲，曾有过不堪和放荡，那些人性的罪责在证据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此刻我什么都没想，唯一在心底重复千万次的，是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

    我试想过种种可能，或者是因为她受够了父亲的无赖，又或者是被什么组织逼的，再或者是失手杀了他，但这些都被随之而来的想法通通否定。

    我从看守所的椅子上站起来，看着她一步步朝里面走去，在拐弯的瞬间，她突然一个箭步冲向前，用双手扑打着玻璃，示意我拿起电话筒。我赶紧握住电话筒，屏住呼吸。

    母亲哽咽着说：“是孝啊，这老不死的要给孝喂毒啊，这使不得啊，万万不行啊，我只能杀了他，你晓得吗女儿？”

    孝是我老公，老不死的，是我父亲。

    我看她哭，我弯着腰趴在椅子上。

    之后，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我从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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