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声音没变，仍细声细气的，像个问路的女孩子。每当我回忆或想象某个人的模样时，总能在闭住眼睛的眼帘上看到这人的影子，甚至能看到他的面孔和神态，看得很清楚。袁小毛个头不高，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盖住突兀的前额，尤其那张唇廓分明的小嘴显得特别女性。他没出事前，住在东河头巷27号的邻居都说他像个不出道的黄花闺女，跟谁说话都脸红，并常常以此打趣他。
那年我刚从兰州调回来，还没谈女朋友。我母亲见我下了班只待在家里看书不出门，心里很着急。尤其看到袁小毛走上小木楼，来我屋里借书时，更是忧心忡忡。你们两个书呆子都三十出头了，怎么还这么心定？母亲问我。在她的心目中，我早就该结婚了，有孩子了。她对我说，能有个人管管你，也好让我少操点心。我明白她说这句违心话，是要我赶快行动，否则越拖越麻烦。跟她一样，袁小毛的母亲也为此愁眉苦脸，不开心。当时这两个老太太常常一同坐在长着一株矮桃树的小天井里一边晒太阳，一边促膝谈心，亲热得像亲姐妹一样。我知道她俩谈得最多的，也最投机的，是各自儿子的婚姻大事。
其实袁小毛跟我一样，也不喜欢到邻居家串门聊天，当时只因我从兰州带回来许多书，又见我愿意借给他，所以常常来我屋里找我借书。那时我喜欢跟同龄人谈论哲学问题，谈萨特，谈鲍波尔，也谈熵。记得袁小毛对熵理论很感兴趣，而我跟他说起这个话题时，不免夸夸其谈。实际上，我也只不过像女孩子喜欢穿流行时装一样，喜欢谈论某些新颖的哲学观点，但若深入探讨，就颠三倒四，说不清楚了。我曾借给他一本书，那是控制论创始人，美国维纳教授撰写的社会学专著《人有人的用处》，专门讲熵的。后来他开始谈女朋友时，就不大来找我了。
那时候，每当我母亲从楼上的小窗探头看见他领着某个年轻姑娘走进天井，总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她对我说，你瞧瞧对门的小毛，别看他以前蔫糊糊的，可谈了女朋友还是很活络，不像你这么死。那我也给你三天两头领一个那样的女孩来家里？我问母亲。这时她便闭上嘴，不说了。
袁小毛一改从前窝窝囊囊的样子，突然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地站在那株矮桃树跟前时，住在这天井里的几家人家全都目瞪口呆，而后来又见他把一个个涂口红，穿牛仔裤的年轻姑娘带回家吃饭，更是骇然不已。当时邻居们议论最多的倒不是袁小毛突然变得大大咧咧，玩世不恭，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不吭不哈了，而是他家突然变得有钱了，像发了一笔横财，简直莫名其妙。此前我去过他家，知道他家的家境不好。他父母都是清洁管理所的退休工人，而且退休退得早，而他本人则在一家小厂里做钳工，因此家庭收入很有限。当时他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不过也没嫁给很有钱的人。看到袁小毛将他家那些旧得快要散架的五斗橱和大立柜当旧货卖掉，换上当时最昂贵的全套柚木家具，并把那两间小屋子装璜得金碧辉煌（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谁都纳闷。有人试图从他母亲嘴里套出真情来，可令人吃惊的是，他母亲对此也一无所知。
“小毛拾着一笔大钞票了？”我不止一次听到隔壁邻居如此探问这位矮小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夏天天热，有时到了半夜还有人在天井里摇扇子乘凉。
“他不跟我们说。”老太太无可奈何。“问他问急了，他也说他是拾着钞票了，叫我们别管他。”
“嗳是的呀。”问话的人总是很知趣，赶紧收回话头，并哈哈一笑，“猫有猫路，狗有狗路，小毛不声不响是掮大木头的。”
可是，这位扫大街扫了整整三十五年的退休老太却满脸愁容。他儿子的钱财来路不明，这使她心神不定，而她那贫乏的毫无生气的想象力也非常有限，无法猜破这个谜。她丈夫，那个心宽体胖的矮老头总是天不亮就拎着鸟笼出门，到城中公园去喝茶，不过这时他仍旧抽劣质香烟，喝劣质白酒，他曾再三申明他不用子女一分钱，当然也不会挖口袋给子女，他总是说他的退休金不多不少，正好够用，因此家里有吃的没吃的他从不过问，仿佛与他无关。可是老太婆却愁这愁那，整天唉声叹气。以前愁儿子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了又愁没钱结婚，可发觉儿子有钱了，又觉得这钱来得太突然，太奇怪，使她心惊肉跳。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支撑我们坚强生活的信念，那么这位老太太的生活信念便是有朝一日看到儿子结婚，从而了却做母亲的责任，也许这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
当时袁小毛经常换女朋友，连她母亲都觉得这太过分。我曾亲眼看到老太太站在天井里冲着她儿子的背影大叫大嚷，骂他不得好死，而且边骂边哭，泪流满面。也许这时她已意识到她儿子毫无结婚成家的念头，同时也意识到邻居们对他儿子如此玩弄女孩有反感，因此很伤心。以前她跟别人说起她儿子时，总是无可奈何地说他太老实，在社会上吃不开，因此找不着女朋友，尽管说这话的样子显得很难受，可也多少有些得意的神情，因为她认为她儿子不会在外面惹事生非。
其实我对袁小毛并不熟悉，因为当时我刚从外地调回来，而且尽管有段时间他常常找我借书，可我俩说话时总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即使他偶尔开开口，也不说他自己。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沉默的未婚男子，似乎因家境不好或身材偏矮，无法很顺利解决婚姻问题而郁郁寡欢。当时使我疑惑不解的，倒不是他突然有钱了，而是他品性大变，变得太突然。每每看到他挽着那些衣着俗丽的女孩有说有笑地走进天井时，总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没必要如此张狂惹眼。那时他见了我只点点头，不说话，一句都不说，当然我也同样只点点头，也不说话。以前我在大西北待过好多年，我很赞赏，并常常感动于西北人那种坦率待人的热忱态度，不过回到老家后，因从小就熟悉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暗暗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习惯，所以对此也不是太反感。后来袁小毛不再上楼来找我借书，而我也不再去他屋里站一会儿，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称得上友谊的话）便到此为止了。
不过他出事之后，我倒是又去过他家一次。当时他已被公安局逮捕，市检察院正以诈骗罪控告他，他对此供认不讳，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他向他的同事和他的朋友（在此之前他的朋友突然多起来也让人费解）许愿，他能替他们买到紧俏家电，尤其是那种直角平面的日本原装彩色电视机。他说他的舅舅是市商业局局长，写张条子就能弄得来，而且很便宜，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不少人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交给他，拜托他买彩电买录像机，其实有些人并非自己家要买，而是想弄过来，再倒出去，从中赚差价。当时的商业局局长确实是袁小毛的叔叔，当时也确实有人看见袁小毛拿着那个局长的条子弄到了大彩电，不过事后才搞清楚，那个局长只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叔，以前与他家关系疏远，从不来往，而那个表叔帮袁小毛解决一台彩电（就解决了一台）也只是看他老大不小了还找不着女朋友可怜他，帮了点小忙。而这时候，袁小毛却拿着骗来的钱大肆挥霍。人家来问他要彩电时，他总是说你别着急嘛，同时又颇为神秘地凑着来人的耳朵说几句悄悄话，告诉那人，他知道最近进来的全是组装货，而所有大商场都当原装的卖给顾客，或者说日本的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卖给我们中国的全是等外品，并关照道，应该等一等，等来了原装夏普买夏普；实在逼急了，就花高价买一台，搪塞过去。有些人知道他去过广州，去过深圳，见过大世面，也见过大钞票，再说朋友间也有个亲疏远近之分，或先来后到之说，所以不好意思老钉着他问他要货。而最关键的是，知道袁小毛的人都相信他为人老实，做事认真，因此他能频频得手，最终累计骗得现金高达十三万之巨。要知道，十年前社会上只称有钱人是万元户，因而在当时的普通人心目中，十三万是个天文数字了。若不是判刑公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恐怕谁都不相信。
那天下午，我去外地出差刚回家。天井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扔下提包，脱了外衣，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下楼。我走到天井里，凑着水龙头洗冷水澡。快洗完的时候，大门吱呀一声，有个女人进来了，我认出她是袁小毛的二姐。她扭过脸，径直往自己家走。这时我也赶紧拿起塑料盆上楼，回我屋里。当我正用干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珠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天井里喊救命。那声音尖利刺耳，令人毛骨悚然。我立刻套好脏裤子，赤膊下楼。由于太心急，差点从又窄又陡的木楼梯上滚下去。
袁小毛的二姐还在天井里喊救命。她双手捂住耳朵，脸色煞白，眼睛因极度惊惧睁得大大的，很吓人。
“啥事体？”我冲着她的脸大声问她。
“我妈死了。”
这时我立刻跑进她家。见外屋没人，便往里屋冲。
我看到老太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住她家隔壁的那个小张医生正嘴对嘴跟她作人工呼吸。医生跪在木板地上，一下一下地往老太太嘴里吹气，接着又用手掌按住老太太的心部，有节奏地挤压，叩击。他脸色平静，一声不吭。
“我妈死了？”老太太的女儿进来问。
“不要紧了。”医生轻声说。
“真的没死？”
“她有呼吸了。”
“阿要去医院？”
“用不着。”医生说，“你现在开炉门熬点白粥，等她醒了，给她喂点粥汤。”这时医生又转过脸对我说，“小马你别走，等一会你跟我一起把她抬到床上。”
我点点头，仍默默站着。这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硬板床外，几乎一样东西都没有。原先的那些柚木家具全被人拉走了，只是水曲柳地板仍保留原样，大概这些地板撬走了也没多大用处，所以没人要。
老太太的女儿请那些站天井里看热闹的人都出去，然后关好大门。她给小张医生端来凳子，请他坐下，心里万分感激。
“多亏张医生在家。”她用手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已平静了许多。“我们家要好好谢你。”
“不。”医生摇摇头。“是你发现得早。”
“吓死我了。”这女人说，“我敲门，没人开门。我有门钥匙，能自己开门进来。她拿绳子吊住脖子，另一头系住床框。她就那样坐在地板上，头耷拉着，舌头拖出来，我见了差点昏过去。”
“不要紧了。”医生从衣袋里掏出白手绢，擦去脸颊上的汗珠。
“也要谢谢你，大学生。”这女人转过脸，又对我说。她以前从未跟我说过话，大概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因此只是跟天井里的其他面熟陌生人一样，叫我大学生。
“阿要我去城中公园喊老伯伯回来？”我问她。
“不要去。”医生反对道。“现在没事了，不必弄得太紧张。”
“唉。”这时老太太的女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毛害人呀，害死人。”
“他以前蛮好的呀。”医生说。
“后来专门轧点坏朋友。”
“不过十年也不算长。”医生安慰道。
“啥人晓得他出来后会不会变好。”
“人变好变坏，主要看环境。”医生说，“他进去嘛，主要是受教育，出来后肯定好。”
“里面蛮苦的，吃得不好，还要成天搬石头。”
“人吃点苦头好。”
“下个礼拜我去看他要跟他说老娘危险给你害死。”
当时我听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平静对话，默不吱声。尽管我明白我对袁小毛了解不多，可我直觉地认为他不是那种容易受人影响而变坏的年轻人。以前他问我借书时，只借哲学方面的或心理学方面的书，而我引以为自豪的，也正是这两类书最多。当时我问他看不看小说，他说不看。我说我喜欢小说，而且想写小说，他只冷冷点头，不感兴趣。
我心想，也许他读了许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和心理学专著后，自认为已看透人生，看透社会，所以玩世不恭，甘心堕落。我后悔我曾多次向他津津乐道地讲解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悲观思想。当我觉得袁小毛的堕落与我有关时，我心情沉重，仿佛自己成了杀人凶手。后来每当我看到袁小毛的母亲木呆呆地坐在天井里晒太阳，就心如刀绞。这老太太以前总是遇见什么人就跟什么人说话，而且也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袁小毛出事后，就变得表情麻木，沉默寡言了。幸亏她两个女儿常常轮流来看她，给她一些安慰。不久后，我结了婚，从东河头巷搬走了。再后来，东河头巷全部拆迁，住在那个小天井里的老邻居也全都搬走了。如今那儿已盖起一幢幢安了电梯的高层居民楼，因此那些只容一部黄鱼车通过的小巷子和那些小巷子里所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也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记得后来我在城中公园还见过袁小毛父亲一回，不过那也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我见他默默坐在花坛旁，眼睛看着挂在树上的鸟笼。他旁边有许多老人坐着闲聊。于是我搀着我女儿的手，微笑着走过去，要跟他打招呼，可是当我发觉他已不认识我了，便从他身旁走过去，走向洒满阳光的绿草坪。我女儿问我为什么对着那个白头发老爷爷笑，我说我没笑。你笑了你笑了，我看见了，女儿说我骗她。
我妻子还在看电视，我没跟她说我明天去怡红酒家要见的那个人是刚出狱的诈骗犯，怕她阻拦我。她胆子小，生怕我无事生非惹麻烦，其实我也不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甚至至今见了陌生人还脸红，不过由于自己喜欢写小说，样样人及样样事都想知道，所以常常壮起胆子，硬着头皮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我确信袁小毛不是那种生性凶残的人，不会伤害我，何况又是大白天，而且那家小饭馆我很熟悉，我记得那儿的老板娘是个沈阳人，以前做过打工妹，后来才开饭馆的。我印象中她身材很好，气质也很好。
第二天中午，当我来到这家深藏在小巷子里的小饭馆，坐到袁小毛请我下坐的那张铺着白布的小餐桌跟前时，老板娘朝我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认识我。大约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因为以前我跟几位晚报记者来过几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喝酒聊天，谈诗，谈小说，也谈女人。
“你点菜，作家先生。”袁小毛接过老板娘递来的菜单，再递给我。
“哦，不。”我说，“我这个人最怕点菜。”
“你客气了。”袁小毛说，“你拣你喜欢的点。”
“我喜欢的这儿没有。”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面食。”我说，“喜欢吃郑州的烩面，乌鲁木齐的炒面，兰州的牛肉面，或者四川的担担面，当然西安的羊肉泡馍也行。”我知道我说这些罗嗦话很做作。
“那就来几样你这儿最拿手的家常菜。”袁小毛对那个身材高挑的老板娘说。
这家伙显得很平静。他身穿米黄色茄克，留着小平头，前额又高又亮。这时我故意问他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他说他不仅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而且知道我常常来这家小饭馆吃饭。
“你是大作家了。”他举起啤酒杯伸到我跟前，“我得好好祝贺你。”
“所以请我来这里吃饭？”我问他。
“是的。”
看着他表情诚恳的面孔，我莫名其妙。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热情好客的人，何况我们俩有十年没见面了，而且以前也并非很有交情，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作家，除了喜欢看晚报的人可能知道有个叫马林的家伙常常在晚报上写些乱七八糟的小块文章，恐怕没人知道我。现在袁小毛费尽周折找到我，我觉得很奇怪。
“你现在住哪儿？”我问他。
“住在西漳乡下。”他答道。
“你家是西漳人？”我问他。“那地方我去过一次。”
“去干什么？”
“参观社办厂。”
“我现在就在一家社办厂里做事情。”
“做什么事？”我问他。
“干我的老本行，做钳工活。”他见我没吭声，便顿了顿后，又补充道，“我喜欢做钳工活。”
这时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道很明显的白伤疤。我原以为他请我吃饭时，肯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可是他现在衣着简朴，显得很一般。记得最初认识他时，他也如此朴素，如此一般。也许因先入为主的印象所致，即使后来成了诈骗犯了，我对他仍有好感。我替他遗憾，替他惋惜，想到他因愤世嫉俗而破罐破摔，并因贪图一时快乐而坐牢吃官司，反而同情他。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愚蠢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看书看得特别多的，并且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的年轻人，更容易做蠢事。他为他的一念之差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他坐了整整十年牢，他母亲因他坐牢觉得没面子差点自杀死掉，而他父亲也已满头白发一下子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还要带着这个不光彩的污点在社会上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老死。
“你现在结婚了，还是仍旧一个人过？”我一边夹蹄膀肉，一边问他，同时脸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把他的筷子伸过来，帮我夹断那块炖得很烂很烂的红烧蹄膀。我朝他说了声谢谢。
“我一个人过。”
他说这话时抬头看了看我。这时我发觉他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充满仇恨的强烈目光，这目光不仅使我惊讶，而且叫我害怕。我仿佛看见一个杀人凶手正手持凶器刺向他的被害人。可是，当我意识到我在这家温馨舒适的小饭馆里作如此联想有点荒唐时，袁小毛的目光已经变回来了，变得仍像刚才那样平和，那样安详，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看了岔眼。当然，他对他的个人问题耿耿于怀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从前谈恋爱时屡屡受挫，而他成了诈骗犯后，却有许多女孩子来凑他。我直觉地认为，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而那些衣着俗丽的女孩显然不称他的心，甚至使他很反感。
“我刚出来半年多。”这时他向我解释，“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事。再说这也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事。”
“没给你减刑？”我这么问他。
“给我减了，减了两年。”他说，“不过我觉得待在里面也蛮好，所以申请继续服刑，等刑满后再出来。”
“可以这样吗？”我好奇地问。
“我在劳改队也干钳工，干得蛮出色。因为我自己愿意，而他们也欢迎我留下来。”
“你觉悟高。”
“不，不是这样。”他摇摇头。“我怕我出来后，找不着我喜欢干的活儿。”
“现在找着了？”
“是的。”
“你二姐说你在里面成天搬石头。”显然我说这话很无赖，也许刨根问底是我习以为常的恶劣习惯，因为我写小说嘛。
“最初也叫我跟别人一样炸石头搬石头，后来知道我是钳工，也正好我们的小车间里缺钳工，所以把我叫过去干我的老本行。”
这时我便厚着脸皮问起他在劳改队里的种种情况。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他回答时既不夸夸其谈，故弄玄虚，也不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只是用平和的口气平静叙述。问着问着，我渐渐没话可问了。幸亏我还稍稍懂点人情世故，因此不时举起酒杯，邀他一起喝一口。他脸色白皙，不像我一喝酒就脸红。后来聊着聊着，便扯起别的话头了，而且越扯越远。当我兴奋得说起我爬泰山没走十八盘，差点从峭壁上摔下去摔死时，他莞尔一笑，笑得很女性，但也很自然。现在依旧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他即使开口说话，也依旧不主动说自己。
也许这顿午饭吃了一个多钟头该结束了，也许我觉得越扯越没趣，扯得连我自己都厌烦了，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告辞，我说我要到报社去一趟，因为事先跟人约好的。他说谢谢你赏脸。这时他喊老板娘结账，然后拿餐巾纸擦嘴。看着他那张唇廓分明的嘴巴，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说起袁小毛时，总是说他若是个女孩子肯定很漂亮。如果他真是个女孩子，也就不会出那样的倒霉事情了，我母亲也总是不无遗憾地补充这么一句。
“说老实话，”这时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找我，请我吃饭。你没必要这样做，对不对？”
我这样问他，是因为我已意识到我们一起走出这家小饭馆，各奔东西后，不会再见面了。
这时他把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到还剩下两块大鱼头的鱼汤里。我觉得他扔纸团的动作很干脆，也很潇洒，这与他刚才文静说话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他沉默片刻，然后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你以前跟我讲过熵。”他说。
“对。”我点点头。“不过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给你讲了些什么。”
“你说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一个减熵小岛上。”
“是的。”我说，“人类需要行动，也需要组织，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增长着的混沌。”
“熵是混沌的标志。”
“没错。”
这时候，拿着账单站在一旁的老板娘正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莫名其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混沌包围着的减熵小岛上。”袁小毛接着说。
“若是单从哲学的角度上理解，可以这么说。”
“那么怎样才能减熵呢？”他问我。
“得依赖于以对抗混沌为目的的组织行动。”我顺口答道。
“你说得对。”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是要组织，二是要行动。”
“可这些废话跟你花钱请我吃饭有什么关系？”我仍疑惑不解。
“想跟你再聊聊这个话题。”
“就为这个？”我问他。
“对，就为了跟你再聊聊熵，作家先生。”
他称我作家先生不无调侃之意。这时我发觉他脸上正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仿佛很得意。我心想，虽然这种解释很勉强，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尤其对一个坐了十年牢，刚刑满释放的人来说，找个知已朋友一吐为快，是很自然的事儿。也许这家伙生性沉默，即使想说什么，也只三言两语不多说；也许他当过犯人，很自卑，跟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都不来往了，因此设法找到我，跟我聊聊。我深知再沉默的人也希望别人跟他说话。
这时袁小毛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大钞票，递给那个身材高挑的老板娘。这顿饭连酒带菜正好一百元。老板娘客气地笑笑，说欢迎下次再来。袁小毛站起身子。他站在老板娘跟前时显得又矮又小，很不起眼。
我们俩一起走出那家小饭馆，并肩沿小巷往巷口走去。袁小毛要搭出租车回西漳，他建议我去报社坐他的车，他说正好顺路。我点头同意。一同坐在银灰色的桑塔纳车子里，我看看他的脸，朝他笑笑。
“你那儿收入还可以吧？”我问他。“社办厂钱多。”
“还可以。”他点点头。“不过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
“你是说你一个人花销少？”
“对。”他点点头。“不过我也有些存款，因此想多花点也花得起。”
“那当然。”我随口应道。
“你知道我有多少存款吗？”他问我。
我抿紧嘴巴笑了笑，不想瞎猜。
“至少这个数。”他伸出两个指头，朝我晃了晃。
我仍笑笑。
“二十万。”他说这话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楚。
“有这么多？”
如果他是那种常常油嘴滑舌而信口开河的人，我不会惊讶得叫起来。
“对，至少这个数。”
这时我茫然不解。
“当初我搞了十三万，”他向我解释，“可我只花了三万。我把剩下的十万存起来了，现在连本带利翻了一番。”
我目视前方不吭声，因为我突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此刻我对袁小毛内心的得意觉得恶心，很恶心。我不想说话了，他也不说了，我们突然沉默起来。幸亏报社在市中心，离得不远，因此不一会儿就到了。我默默打开车门，下了车。我本想抬头挺胸，对着报社大门径直走过去，不理袁小毛了，可由于本性软弱，并习惯于礼貌待人，因此仍回过身子，朝他点点头。我知道我绷着脸的样子很难看。
其实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我到底是对袁小毛的诈骗行为感到可恶呢，还是对他特地找我把我当傻瓜跟我说这事感到气愤。也许他明白即使有人知道了，也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即使承认自己说过这事，也可推说是酒后胡言；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西漳，很难找到他；也许他深知我胆小怕事，不会到处乱说，给他把这事捅出去。坐了十年牢（我猜他对国家刑法肯定背得烂熟于胸，因此知道自己最多坐十年牢），却得到了二十万存款，他显然为自己因深思熟虑，瞒天过海，最终竟能如愿以偿而得意，而且得意得非找个人说说不可。
然而，当我想到他特意跟我提起那些鲜为人知的熵理论时，我才意识到他是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才铤而走险。也许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我曾对他说过诸如一个人如果不大胆行动努力减熵的话，必将淹没于日益增长的混沌之中这样的蠢话，而且他已把这些话直截了当地理解成一个人如果不设法弄钱的话，必定永远没钱，于是他才周密计划，勇敢行动。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后来我得知他母亲已于去年秋天去世，去世时六十五岁，当时他还在劳改队没出来。我不清楚他得知他母亲为他的事差点自杀死掉，即使此后又多活了近十年也毫无生趣时有何想法，也不清楚他拿着那笔绞尽脑汁得来的巨款派什么用。但是，我却固执地认为他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他以前装出挥金如土的样子，是给他人造成一种假象，好让法庭相信他把骗来的钱全花光了，而他这次请我吃饭花了一百块钱，也只是为了表示他现在有钱，已不再是从前那种因买不起书而厚着脸皮四处借书的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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