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郑州知青李爱国已经是二十年以后。那年秋天我受报社委派去广交会上采访，在一家著名电子企业的展台前，我突然发现正在熟练地回答记者提问的中年男人有些面熟，我快速地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着，对，是当年的郑州知青李爱国，一定是他。虽然人雍容富态了许多，但大轮廓还依稀可辨。我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找了个机会挤过去，递上自己的名片。我说话的声音都有些绷紧了，我说，“李先生，我知道您很忙，今天也很累，所以现在我不想再勉强你，但非常希望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单独和您聊聊。”他有些惊异地打量了我几秒钟，说，“这位先生，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吗？”我说，“岂止见过？所以我想和您单独聊聊。”他微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点点头，递给我一张名片。

    晚上七点，我如约而至。为了方便，我们要了个较小的雅间。寒喧入座后，我不再绕弯儿，单刀直入地说，“李老师，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您还认识我吗？”

    “怎么不认识？只是没想到隔这么多年你还能认出我来。”他说。

    “这么多年您都是怎么过来的？”

    就像我从电影上无数次见到的那样，他从桌子上抽出一根烟，“啪”地点上了，深深地抽一口，幽幽吐出一缕袅袅的白色烟雾，仿佛那些遥远的往事正从袅袅的烟雾里浮出来，却又摇摇头，惨然一笑，说，“一切就像噩梦一样，还是不说了吧。咱们喝酒。喝酒。”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姐还好吗？”

    “挺好。”我说。

    “你父亲呢？”

    “也挺好。”我几乎没加思索。

    “其实当年我从五二青年林场出走时，无论如何应该告诉她一声的。”

    “您为什么不等着和其他知青一块回郑州，而冒着危险出走呢？”

    “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当时就是想离开那儿，马上离开那儿。离开后我也不敢回郑州，只好一个人在这边瞎晃荡，最惨的时候甚至一整天吃不到一顿饭，饿得皮包骨头，脸只剩下刀片宽，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又长舒一口气，继续说，“不过这些年每当我独自回想过去，总有几分不安。我知道我欠着你姐的情，我是有愧于她的。”

    我说，“您现在成家了吗？”

    他摇摇头，说，“哪敢想啊。”又说“习惯了，感觉这样挺好的。”他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由于用力过猛，杯子里的酒受惊似地跳了起来，红色的液体不但溅湿了我们的衣袖，而且还从桌沿流落到了木制地板上。我们对望一眼，相互抱歉地苦笑了起来。

    我本来想问问去邵洼大队看电视那天的经过，转念又想，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也许他早已淡忘了，况且问清楚又能怎么样呢，还是留一些秘密给他们，留一些想像给我这篇小说的读者朋友吧。

    我看看腕上的表，时间已经不早，我还要赶回宾馆发今天的稿，就起身向他告别。我说，“谢谢李老师接受我的采访。”“哪里，”李爱国说，“应该感谢你来采访我才对。”他叮嘱我有机会回老家，一定代他向我姐姐问好，祝她幸福美满。还说欢迎我到他们公司作客。整个谈话过程里，李爱国的脸上始终带着真诚而得体的微笑，他把我送出宾馆大门，送上出租车，又亲自为我关上车门，向我挥手告别。

    回到宾馆，我睡得很安稳，但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又有些后悔，想再给他打个电话，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的名片。到他下榻的宾馆去问，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李总一大早已经乘飞机回公司了，还说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转告。我说，“没有，随便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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