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革开放进程中多元文化激荡问题的凸显及其主要表现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建构的各种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居于最表层的物质文化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居于中间层的制度文化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的整体性质；而居于最深层的精神文化则最本质，它是孕育文化的灵魂。精神文化可分为外显形式与内隐形式两个层面。所谓外显形式是指各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理论学说等，它们具有明确的外在形式，并以文字等符号系统作为其载体；而内隐形式主要是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系统、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理想信仰、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它们没有具体外在形式，只表现为一种意向性力量或趋向性力量，或者是某种自成体系的密码系统。这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文化会延续下去。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总是多元的、多样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92]
实际上，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交流与碰撞历来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现象。早在古代，人类就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成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传统，这些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吸纳和涵化共同推动了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93]在日益趋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的当今社会，世界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文化交融也愈来愈广泛和深入，文化全球扩展的趋势已经渐露端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3年出版的《多种文化的星球》的研究报告中，把当代世界文化具体定义为由欧洲文化、北美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等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序组合，以及经过整合加以平衡的多样化的产物。可见，世界文化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既是由各种文化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化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汇、促进和发展的。人类文化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汇普遍性，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不过，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交汇总是伴随着文化的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对抗。比如，古代历史上印度佛教和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曾遭到中国文人士子的强烈反对；在20世纪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更是水火不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激荡问题更是空前地凸显，不但波及整个世界范围，涉及所有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文化的最深层，给人们正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此，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向我们预示了21世纪事态发展的方向，并且描绘了未来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一种文化实体以及人们主观上的文化认同，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主要是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构成。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尤其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正在迅速复兴。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界线进行重构，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明和核心国家形成的联盟。现在世界历史各种文化正走向对峙，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亨廷顿还向我们描绘了21世纪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文化间的战争，由于强烈的敌意以及冲突的多样化和突发性，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从而最终将演变成全球性的核战争。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它片面地夸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排他性与对立性，而忽略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关性与可借鉴性；它把文化差异夸张地看作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显然不正确，因为文化仅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冲突的根源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文明，但亨廷顿的确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受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驱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荡与碰撞正愈来愈频繁、愈来愈猛烈，多元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
多元文化激荡与冲突问题在我国社会更加凸显、更加严峻。正如衣俊卿教授所言：“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社会转型期中国现实的文化景观，那么最确切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94]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与世俗化进程中，我国多元文化的激荡、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与我国民族文化的激荡
全球化时代是文化普遍交往和碰撞的时代，各民族文化都将被带入全面的交汇之中，文化之间的交汇、摩擦甚至冲突将是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遭遇。
民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建构的各种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的总和，它包括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狭义的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乃至各种习惯等，它既是既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积淀，又是当下该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凝结。民族文化反映着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属于“深层结构”的东西，反映着该民族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更主要的是它是这个民族繁衍、生息发展的根本支撑。没有自身文化的民族是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更谈不上生存和发展，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往往被融合、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去。因而，民族文化被视为一个民族的“根”和“魂”。它哺育和传承民族精神，滋养民族的生命力，激发民族的创造力，铸造民族的凝聚力。总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立的重要因素和标志，是一个民族昌盛的重要表现和景象，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基。不过，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生存环境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而民族文化的个性往往同时意味着其狭隘性和片面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原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下存在的民族文化都将被全球化进程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经受全球化的挑战和洗礼，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必然加剧。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普遍交汇，将使民族文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遭受挑战。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在经济对外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扩张，西方强势的文化将依靠它多年所蓄积的落差，势不可当地冲击着处于弱势的文化体系。而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充当着世界文化总裁判长的角色，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优秀的，总是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用自己的文化来统一全球。实际上，文化碰撞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文化与生产的密切关系，决定着一种生产方式总是要求与其相应的文化支撑。因而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先进文化必然会对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和挑战。其实，文化挑战是从民族文化发生交往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普遍现象，它总是发生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即落后文化总是受到先进文化的挑战，弱势文化总是受到强势文化的挑战。在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文化普遍交往的过程中，落后文化和弱势文化更是面临着被先进文化和强势文化侵蚀、消解和同化的担忧和危险。我国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优越的方面，但中国文化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中，相对于西方后工业化、信息化文明，毋庸讳言，还存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内容和方面。它虽然拥有五千年的厚实积淀和世界上最多的文化主体，但在现代化大生产和高科技发展的冲击面前，还是一种势单力薄的弱势文化。因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依据文化交往的信息流总是存在落差的趋势来审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处境，我们也不难理解，在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交往，但这些交往都没有触及深层次根基。当我们自觉地由封闭走向开放，当历史的潮流把我们推到世界舞台前面，迫使我们面对文化的深层次碰撞的时候，我们无不深切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压力。
虽然中华民族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其间经历了多次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遭受了近代意义的“西方文化”的狂飙式的震撼，依然以其独特的风貌挺立于世，但面对全球化浪潮，盲目的乐观主义是不可取的。因为今天的冲击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20世纪以前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抱着掠夺财富或改变意识形态的企图来推销西方文化，那么，今天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日益全球化，迅速拉近了各个民族文化的距离而使我们直面西方文化。如果说，20世纪以前我们还可以回避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接触，或者与之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交往，那么，今天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高速、高效传播，网络文化无孔不入，我们再难找到一块赖以藏身的“净土”以逃避浸染；更重要的是，现在是我们主动走向世界，主动参与世界的文化交往和交流。1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苦果已经让我们懂得，拒绝交往将使我们的文化在对环境的适应性中日益单向度发展，结果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历史证明，交往越狭隘的文化也就越难于获得正常公平的交往。当它一旦被置于全球普遍交往过程中时，所受到的震撼也更大，所经受的痛苦也更多，这样的震撼和痛苦正是当今中国文化所必须面对的。[95]
二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
中国“后发式”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境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交汇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在当下中国，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正迅速泛起而与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
（一）传统文化思潮复兴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儒学思潮开始重新在中国大陆复兴，先是一批新儒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出版、研究和评介，接着是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明确倡导的以科学、民主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于是，一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复归论思潮在我国学术界泛起。这种儒学复归论思潮的理论观点主要有：第一，将儒学重塑为现代宗教，即“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第二，使儒家理论成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理论，甚至主张建立“政教合一”体制。这种观点认为，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经过损益的儒家学说——现代仁政理论——可以成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的合法性理论。此外，这个准宗教体系要与国家政权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和合作，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第三，将儒学发扬光大，惠及全世界，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文化中国”。这种观点认为，复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复兴儒家文化，复兴儒家文化的捷径就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认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儒教不仅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的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提供启示。如果说，早期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无论如何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还毕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期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那么，目前“儒学热”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则不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而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现代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病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如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问题。甚至一些人更是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将在21世纪复兴的结论。尤其当萨依德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及稍后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理论传入中国后，更是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他们愤愤地批判和拒斥西方“帝国霸权主义”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后殖民文化统治”，从而要求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话语。于是，一种拒斥现代性、批判现代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大陆泛起，这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构成了阻滞力。[96]
（二）后现代文化思潮涌入
20世纪90年代初，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通过文学与哲学领域切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一股文化思潮，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以强大声势震撼了整个欧洲思想理论界，并使其思想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否定性、解构性、摧毁性和颠覆性是其显著特征。它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表现主义和人本主义，反对权威、终极和绝对，反对历史社会群体意识、国家形式和乌托邦，反对历史决定论、体系性和意义确定性，反对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普遍的逻辑、公式、规律和原则来说明和统治世界，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从而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它以一种彻底的否定精神，去怀疑和解构所有整体化的、统一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和结构，并蔑视和嘲弄一切所谓人与社会的目的性、超越性和崇高性，转而倡导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意义不确定性，标举开放性、丰富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无序性、对抗性、破碎性、多变性以及矛盾性，主张自我表现、非理性、个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返璞归真和纵欲，奉行多标准、多规则、多模式和相对主义以及尊重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概而言之，从整体性转向破碎性，从正统性转向非正统性，从主体性转向非主体性，从历史必然性转向偶然性，从二元对立论转向多元论，从精英文化转向世俗文化，从意义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从理性转向非理性，从中心性转向边缘性，从绝对性转向相对性，从统一性转向差异性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系列理论特质。由上可见，后现代主义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无中心的、不确定的、破碎的多元世界，它猛烈地批判和否定传统，具有一定的革命色彩，但并未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开创出新的正确道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一方面是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一次自省与反动，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全面反省和基本价值的消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兴起，势必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产生消解作用。[97]
三 市场化进程中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发展状况和水平，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构成，形成了当前中国文化若干复杂的层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主导文化。主导文化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文化，旨在宣传、论证、传播、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有人干脆把它称为意识形态文化。主导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维护性和强制性，其存在和发展得到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在文化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当前我国主导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理性沉思、批判和探索旨趣，主要是文化精英所创造和传播的学术文化和高雅文化，诸如哲学社会科学、严肃文学、高雅音乐等，它以追求真善美为核心指向，试图为政治上层和社会大众提供一种理想设计、伦理规范或精神享受。三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是指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它包括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大众化舞蹈、广告艺术、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现代民间文化等多种形式。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复杂多样性、商业营利性、巨大数量性、娱乐消遣性、强烈感染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殊规定性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在现代文化系统中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等相互区别、相互影响、相互竞争。
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大众文化直接诉诸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的世俗人生，它是工业社会背景下与现代都市和大众群体相伴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物质依托的、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平面性、模式化的文化表现形态，其服务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消费。而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则与之不同。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具有历史普遍性，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代；而大众文化则只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从反映的主要内容来看，大众文化所反映的是工业化时代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其他几种文化的核心内容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文化功能与使命来看，主导文化是一种辩护性、论证性、控制性、统治性的文化；精英文化是一种批判性、引导性、规范性、教化性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娱乐性、消遣性、营利性、消费性的文化。从传播方向来看，主导文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的从政治上层向社会大众传播；精英文化是自下而上地向政治上层和自上而下地向社会大众传播，并在文化精英之间相互传播；而大众文化则是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双向性传播，而且社会大众直接介入了大众文化的构意活动。从影响范围来看，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文化。[98]
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结构，它的构成不仅表现为精英文化、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样并存格局，而且也表现为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态势。主导文化是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其他文化的运作和发展。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支配、制约和引导功能，主导文化提倡什么和鼓励什么，虽然对这种文化本身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同时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也会带来复杂影响。不过，随着我国市场化的迅速发展，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活力和优势的文化形态，相对于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它占有广泛市场和广大受众，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影响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和冲击。另外，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渗透和同化也愈演愈烈，它往往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构精英文化，同化主导文化。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主旋律”作品表现出这样一种努力，即为其政治内涵和道德规范寻求一种娱乐性的表述方式和大众文化的包装效果，其手法不一而足，明显地暴露出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日益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比如，大众文化广泛采用机械化、电子化复制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复制出无限多的文化复制品，这就导致大众文化作品及其创作中的模式化、重复性和齐一性，对人们的个体性、创造性有一定负面作用；为了满足大众娱乐消遣的需要，大众文化内容中充斥着平面性、非历史性、无深度性，易导致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大众文化的渗透性如果把握不好，会增加大众的受动性、被操纵性，削弱大众的批判性、主体性等。
四 世俗化进程中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
随着近代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传统社会日益非宗教化或世俗化，宗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具有至高的统辖权，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们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在社会日益世俗化进程中，各宗教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都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和革新，在为人们提供人生与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不再一味强调超自然的神圣存在及来世彼岸的学说，而是更多地关注和参与世俗社会的各项事业，力图对世俗社会的发展和导向维持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不过，与宗教世俗化进程相对应的传统宗教复兴及新兴宗教兴起的现象还会持续，各种邪教仍会沉渣泛起、屡禁不止。可以预见，在21世纪，宗教的世俗化与反世俗化进程仍将持续发展，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仍会很复杂。
宗教本质上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但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一种人生关怀体系，在我国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在我国社会存在与影响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正统宗教，在我国社会正式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种是民间宗教，在我国社会非正式存在但也发挥着一定影响。目前，在我国社会正式存在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正统宗教。我国的五大正统宗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都拥有相当规模的信教群众，在我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社会非正式存在的宗教有很多种，也比较杂乱。这些非正式存在的宗教，主要是指各种民间宗教，当然也包括各类邪教。邪教是民间宗教中的一个变种。它往往采用宗教的方式，以现世教主为首，采取极端的教义，通过神化首要分子，制造、散布迷信邪说，以精神控制等手法发展和控制成员，秘密结社，实施危害社会行为。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来看，宗教最终是会走向消亡的。但是宗教，这种作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人的历史、人的幸福、人的未来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理论，其消亡必然也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现实向我们表明，在拥有长达2000多年宗教历史与传统的中国，在正处于急剧变革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还需要很久才能实现的今天，宗教在我国社会不仅没有消亡和被替代，而且还在扩展其影响力。我国宗教影响不断扩大的趋势与社会的状况和人们的心理有关。社会的迅速转型，现代生活方式的剧变，社会心理的不稳定为宗教影响的扩大提供了社会土壤。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高度紧张、家庭关系渐趋脆弱、人际交往愈益功利，使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单调、乏味，精神烦躁、压抑，对周围世界充满怀疑和冷漠，人际缺少正常的心灵沟通与交流。为了摆脱孤独、空虚，追求安宁、幸福，有些人便寄希望于神灵的力量和宗教的精神慰藉，而宗教适时地抓住这种社会心理来传播它的教义。当对正义、仁爱、幸福生活的渴望与正义、仁爱、道德的神学理论相遇，便容易撞击出信仰的火花，使宗教在我国社会的影响得以扩张。[99]
但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宗旨毕竟是根本不同的。宗教属于唯心主义，主张有神论，世界上没有不崇拜神的宗教，信仰超人间力量的神是宗教最显著的本质特征。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典型，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或主就是超自然力的神。所有宗教文化都以神为中心来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坚持以神为最高信仰，强调人对神的皈依和膜拜。而社会主义文化属于唯物主义，主张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既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无神论思想的优秀传统，又批判了历史上各种无神论学说中不科学的东西，因而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宗教是把“以神为本”作为其出发点，把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作为目的；而社会主义文化把“以人为本”作为其出发点，把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作为目的。因而，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不可能与政治完全分离。它或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是利用政治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得在21世纪里宗教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宗教作为西方推行其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权斗争工具的作用仍将长期存在。虽然西方宗教团体将会越来越减少专职外国传教士的派遣，但会更加注重利用文化交流、文化渗透的方式来宣传其信仰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宗教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难免会加剧。
第二节 多元文化激荡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挑战和影响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心圆的关系，只不过文化的边缘比意识形态更为宽泛，外延更为开阔。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则是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之中的本质，并且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核心，制约和规范着文化表现形式即物质文化生产的目的和方法、制度文化的制定与实施、精神文化的性质与方向。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但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文化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多维性的特点，由于文化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与筛选，有的文化形式往往对意识形态具有冲击、消解或背离作用。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与世俗化快速进程中，我国多元文化激荡问题比较突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安全的威胁
全球化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有其积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抵制全球化，相反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欢迎同各个国家、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努力借鉴和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并把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扩大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在文化领域，我国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全球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安全造成了冲击和威胁。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推动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力量，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从未放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取向去建构、统摄世界的企图。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赤裸裸地声称，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增强美国的文化作为世界各国的“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美国外交学者弗兰克·A.宁柯维奇也强调指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现代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成为美国超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100]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全球化的最大主导者，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国家大力进行文化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市场准入”，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试图实现西方（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一方面，美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美国）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的手段主要有：一是利用话语霸权进行文化控制；二是假手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援助项目以及培植代理人等方式进行文化渗透；三是凭借覆盖全球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进行文化扩张；四是通过大规模输出精神文化产品，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殖民入侵。
总之，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威胁。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种价值观念的扭曲错位将会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的“文化危机”，从而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渗透和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受到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而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当然，这种图景无疑是十分悲惨的。[101]
二 传统文化模式、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机制精神和思想道德的侵蚀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双重夹击，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对社会主义运行机制和人民主体精神产生阻滞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理想信仰、思想道德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传统文化模式对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与主体精神的制约
依据衣俊卿教授的文化哲学研究范式，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模式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日常化；二是自觉的精神活动的自在化。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模式相对于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农业经济基础来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当今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文化阻滞力量，对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与主体精神产生着制约作用。
1.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日常化对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制约
所谓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或大规模的社会活动领域。一般来说，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基本服从于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安排。然而，中国传统社会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并不受理性文化模式或制度安排的主导和支配，家庭这一构成日常生活根基的背景要素，却变成渗透和制约一切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环绕着家庭结构的血缘、亲属、宗法、情感、人情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成为渗透于我国传统社会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性的操控力量。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运行机制。费孝通教授在《乡土社会》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差序格局”，这一差序格局几乎扩展和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通过家庭、家族、宗族、宗法等机制或制度，贯穿于全部非日常的社会生活领域，导致了非日常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日常化。整个社会从体制到具体运行都表现为家庭的扩大，这就导致中国传统的国家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宗法血缘特征和专制集权特征。第二，人情化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模式。与家庭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的是人情化的日常交往模式向非日常的社会交往领域的全面渗透，其结果是裙带关系和人情关系左右着社会活动领域，导致社会交往的日常化。第三，“无讼”的礼俗文化基础上的法制“缺位”。在中国传统社会，调节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体系主要由各种自在的文化要素组成，这种“无讼”的礼俗文化及其人情化文化模式不仅调节着一般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左右着非日常的社会生活。这导致经济活动领域的契约原则、政治生活中的法制原则始终难以确立，或是自在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图式抵御理性化的法制和契约。第四，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图式。重复性、习惯性、常识性等经验图式是日常生活得以运行的规范力量。然而，这种经验图式同样也成了中国古代非日常社会生活的支配原则。虽然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浪潮对中国这种超稳定的传统文化模式构成巨大的冲击，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传统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和活动图式依旧对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发挥着作用，这不可避免地会对科学的、合理的社会主义机制及其运行起着制约和阻滞作用。
2.自觉的精神活动的自在化对社会主义主体精神的制约
一般来说，非日常的精神生产领域主要是指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生产领域或人类知识领域。从本性上讲，这一自觉的精神活动领域与政治经济等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理性化、自觉性、超越性、创新性和个性化的特征。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或知识领域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文化图式，相反却在自觉地加固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内在图式的自然性、重复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性和超越性的缺失。文化模式包含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两个层面。当自在的文化因素过分强大时，就会使人的存在停留在自在自发的层面上，使社会陷入停滞与徘徊的状态之中。因此，必须有自觉的文化因素不断向自在的文化因素渗透，不断改造和超越自在的文化的保守性和惰性，才能使活动主体不断由自在自发向自由自觉的层面跃升，才会使文化保持一种活力和发展的动力。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自在的文化因素过分强大，在这种以自在的文化因素为基本活动图式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基本上是由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宗法关系、自在的道德规范等文化因素所决定，因而，这种社会表现出以过去为定向、长期停滞不前的保守状态。第二，中国传统自觉的文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具有自觉认同与强化的特征。例如，儒家学说的宗旨并不是人的理性启蒙，不是引导人超越自在自发的行为体系，而是把人纳入由血缘关系、家庭出身、宗法制度、自然伦理纲常所确立的传统规范体系，从而保证社会稳定。道家学说是要人顺其自然，消除任何欲念，从而达到自然、清静、无为的回归自然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人的生存的精神导向。显而易见，以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自觉文化精神不但没有形成对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超越，反而表现为对立根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自觉的认同、肯定与强化。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觉的精神活动领域的自在化倾向束缚了精神的创造力和人的主体性，对社会主义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起着排斥和制约作用。[102]
（二）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消极影响
从西方文化涌入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我国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庸俗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世界和未来持悲观消极态度，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整体解体、焦虑不安、丧失意义、缺乏道德准则、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这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造成消极影响。
1.影响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传统世界观理论以本质和现象来界分事物，并赋予本质以事物根本性和权威性的特权地位，极力褒扬本质而贬抑现象，由此形成了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等范畴之间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状况。因而，它极力反对这种由本质主义引起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反对一切人为框定的规律、原则和模式。后现代主义也反对人本主义传统，主张消解主体。它认为现代社会中主体作为万物之灵和衡量万物的尺度导致了人本身的生存危机，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不但未使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张扬，反而使主体日益感受到来自客体的威胁和压迫，因此必须消除主客二分，消除主体中心，用非主体性原则来取代主体性原则和普遍人性论。后现代主义还反对意义确定性和统一价值标准，认为一切处于动荡和怀疑之中，一切中心、秩序都被解构和摧毁，在一片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中，没有了任何绝对的合法性和绝对的权威，一切都已失去终极意义。它倡导多元价值、意义不确定性，主张多标准、多规则和相对主义。这样，后现代主义就以彻底的否定精神，全面颠覆和解构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虽然对反对传统和拓展人们的思维与视角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隐含着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易使人们丧失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支撑，置人们处于茫然不知所向、不知所选和不知所措的境地，从而放弃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思考与追求而无聊地活着。后现代主义这种颠覆和解构传统的文化思潮无疑会影响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影响人们树立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
后现代主义以消解一切传统、权威、经典、神圣、中心、等级、秩序和信仰为己任，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普适的逻辑、规律、理论和原则来说明和统治世界，崇尚非同一、非固定、意义不确定性、历史偶然性、世俗化和语言游戏，并尊重各种关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103]显然，后现代主义企图摧毁和否定一切崇高的理想和神圣的信仰包括共产主义这一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信念。然而，理想信念是人生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后现代主义却以其全面摧毁、完全颠覆的彻底否定精神和戏弄经典、嘲弄崇高的游戏化理论表征，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崇高的理想信念的确立带来消极影响。
3.影响人们修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解构武器，具有明显的双面性。它在消解专制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与可能性。它的彻底否定性、极端相对主义隐藏着虚无主义的因子，可能滑向无原则的宽容、滑头、玩世不恭和“嬉皮士”式的游戏一切。这样，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精神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表面激进的背后是与真正专制的妥协，在无限度自由的背后是真正自由的丧失，在追求多元相对的背后是道德价值的失落。我们考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的时代背景，就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文化、道德领域的放荡不羁，恰好与现实政治、生活领域中集权主义尤其是新兴的技术专制主义和传媒霸权主义的强化同时出现，这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这种新的集权统治的激烈反抗，也反映了发泄反抗后的无奈与妥协，甚至走向了颓废与自弃。而我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西方后工业社会在科技霸权统治下思维与价值过于规范，而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明显的问题恰是价值失范。在当前我国思想、道德、价值等领域均存在失范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解构权威、倡导多元和游戏玩世的态度，无疑会起到加剧道德失范和价值紊乱的作用，使所谓的多元蜕变为无序与混乱。[104]
三 大众文化的兴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导文化的影响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世俗性、娱乐性、消费性等特征，在带来文化多样化、民主化、大众化的同时，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价值导向和文化趣味诱导，这就是消解崇高、消散理想、弱化信念。大众文化的这种负面影响当然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想追求、精神教化目的相矛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势必造成一定冲击。
（一）大众文化在根本宗旨、方向上与主导文化存在差异
当代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根本的精神就是以远大理想为追求指向，弘扬积极向上的高尚精神，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奋发进取的良好氛围，激励社会大众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主导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取向之间显然存在差异。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文化追求，它是取悦于大众的“媚俗”文化，它以实际的、世俗的、物质的、享乐的精神为主旨，倡导人们以关注当下的感受状态为目的，直接面向现存的生活境遇，不必过多关注价值的恒常性和超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远大理想和崇高精神。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基本精神上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可通约性，然而这也无法掩蔽二者之间在主导取向上的差异性。
（二）大众文化在话语、内容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如果说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还是一种潜在的观念差异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在话语、内容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忽视与冲击就把这种差异公开化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存在一些作品，为了迎合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一些社会大众不稳定、不成形的价值态度、文化品位、审美趣味，漠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甚至嘲弄和戏谑历史英雄、楷模榜样和先进人物。这就影响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的认识和心理。当然，这些大众文化作品和那些内含特殊政治动机的作品有着质的差别，在主观目的上它们并不是有意构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衅，但是其客观上还是造成了对主导文化的冲击，在大众观念中造成了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后果。
（三）大众文化在市场上不断挤占和争夺主导文化的时空
大众文化的巨大数量不仅挤占着主导文化的市场，而且和主导文化争取着文化受众。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商业化的运作，它借助于来自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强大的资本动力，又借助于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空间，现代化的复制、炒作手段又增加了大众文化的数量和影响力。而以意识形态为其意义负载的主导文化在创作上的政治要求、艺术上的高标准要求、传播上的官方渠道，使得它在文化市场上和大众文化相比较难免有局限。综观当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到处都充斥着大众文化产品，弥漫着大众文化的影响，而主导文化产品、意识形态声音则显得相对不及。可见，大众文化的巨大市场占有量本身就构成了与主导文化作用的不平衡。
总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难免会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导文化的影响力，这种冲击和弱化借助于社会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受动性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日益侵蚀、消解和冲淡广大民众的政治追求、理想信念及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105]
四 宗教的复兴对国家经济政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事业迅速复兴，宗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我国共有宗教活动场所7万处，宗教教职人员20多万人，全国性宗教团体8个和地方性宗教团体2000多个，宗教院校48所，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人数3000多万。到了1997年，据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的统计，中国的宗教活动场所超过8.5万处，增加了1.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增加了近10万人；各种宗教团体3000多个，增加了1000多个；宗教院校74所，增加了26所；尤其是信教人数骤增，仅中国大陆就有1.2亿多名宗教信仰者。而到了2005年，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的一项课题调查统计，中国信仰宗教的实际人数已达约3亿。[106]宗教在我国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又一个体现就是宗教文化热的形成。其中，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社会各界的影响更为突出。还有，我国信教群众的职业越来越多样化，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信教群众呈现从“三多”（老年妇女多、有病的多、无文化的多）到“三增”（男性增多、年轻人增多、知识分子增多）的趋势。宗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在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难免会对国家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宗教对国家经济政治的消极影响
目前，我国宗教领域存在诸多不良现象，如基于利益的驱动，一些不法商人以宗教为幌子，大肆兜售宗教假货，坑蒙拐骗；一些社会上的“假和尚”、“假道士”利用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与同情获取不法暴利；一些地方利用近些年的“旅游热”，大肆兴建“人造胜地”；一些官员基于对权位的狂热垂涎而大打“宗教牌”，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为地扩大宗教的影响；一些寺庙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下，甚至已经到了金钱至上、僧不为僧的地步。其实，我国各个宗教场所都存在很多优惠政策，除税收减免之外，修缮庙宇的钱部分来自政府拨款，部分则来自信众捐款。如果靠不正当手段聚集财富并大肆挥霍，这不仅有悖于宗教教义，而且有违于社会风尚，必然会对国家经济健康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同时，不良的宗教活动对国家政治稳定也具有消极作用。目前我国信教群众及其信教动因复杂多样，多数具有盲目性，加之有的地方对宗教组织管理不严，致使宗教活动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宗教行为特别是违法犯罪的宗教活动已经构成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各种宗教往往以是否信仰该教来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亲疏，教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各种争执和冲突时有发生，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影响政治稳定。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国内外反动势力往往利用宗教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对国家政治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107]
（二）宗教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
宗教作为对外部力量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消极的禁锢与束缚作用。宗教都是有神论，都以神为中心来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强调人对神的皈依。它主张神无限伟大，神创造了人，而人则卑微渺小，人因神的存在而存在，人的价值不在人自身而在于上帝或神。宗教世界观往往决定着信徒的人生观。既然神创造一切，规定好人生一切，因而人们只能服从神的安排，而违背神的意旨，必然要受到神的惩罚。神道高于人道，神权高于人权，神性高于人性，这就导致了天国成为尘世的主宰，人成了神的仆人，成了神牧役的羔羊。这样，人就被人的片面性本质——神遮蔽了起来，迷失了自我和本性。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真理性至今仍然有效。宗教总的来说是消极的、虚妄的。宗教抬高神性、贬低人性，迷信神力、忽视人力，不仅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主人的唯物史观进行否定，而且对市场体制下和民主建设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进行消解。宗教给人以幻想的幸福，在矛盾、痛苦的现实中装饰、点缀虚幻、空灵的花朵，以“幻想的花环”迷惑人，以“幻想的来世幸福”慰藉人，使人安于现状、迷恋虚幻，销蚀人们的奋斗精神。宗教以宿命论困扰人，使人服从命运、相信天定，使竞争失利者丧失信心，使竞争得势者滋长侥幸，抵消个体的竞争动力。总之，宗教禁锢人的思想，麻醉人的精神，使人背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与当今我国科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悖。
第三节 多元文化激荡下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对策
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冲突的背景下，要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就要在性质主导方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内容主导方面坚持和贯彻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原则，在地位主导方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并建立健全一套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在内的综合保障体系。
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了重大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又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多层次性等特点。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区域、民族等多种原因，由于多极世界格局、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不可避免导致多种思想意识存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推动现代思维方式变革，多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相互影响和促进，推动当代意识形态发生普遍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出现代表、维护、宣扬不同利益要求的意识形态主体，社会思潮斑斓多彩，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出现了多种意识形态声音共鸣。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等。这种客观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活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是指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维护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只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使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具有质的稳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以保证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坚持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性的基本内涵主要有：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面临许多复杂关系需要协调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既要正视客观情况，又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题，坚持主导方向，而不能被许多复杂关系所困扰，或限于纠缠、争论之中而无力引导。第二，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许多信息、内容需要选择，面临多种思潮需要鉴别、比较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置相关的信息、内容于不顾，又不能被多种信息、思潮的变化所困扰，更不能陷于错误而丧失主导性，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合理选择正确内容进行引导。第三，在面临人们的多层次、多特色表现、贡献需要评价，面临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引导时，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坚持先进性，又要兼顾广泛性，而不能在评价和引导上搞“一刀切”，一个标准，更不能忽视先进、压制先进。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性，是指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以及各种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等，这些非主导意识形态的某种理论、观念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在社会中传播、留存，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信仰信念，从而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不同程度差距的意识取向和表现。这种多样性，既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层次性，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层次性，也表现出不同意识形态的边缘契合，例如对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继承，对西方某些道德、法规的借鉴等，有些也表现为疏离甚至背离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取向。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边缘性、层次性、离散性状况，是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这种多样化也是现今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表征。但这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意识形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研究在多样性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坚持主导性以及在主导性指导下如何发展多样性的问题。
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主导性源于多样性，又高于多样性，主导、选择多样性，指导、支配多样性，制约多样化发展的方向。多样性不能离开主导性的支配和制约，否则，多样性就会迷失方向，无法把握中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陷于混乱。另一方面，多样性丰富主导性，服务主导性，推动主导性发挥主导作用。主导性也不能脱离多样性，脱离了多样性，或限制多样性的丰富与发展，主导性就会成为形式、教条而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主导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一般不会抑制多样性发展，而只会给多样性的无序发展提供条件，而无序发展的多样性在一定时候会产生另一种不正确的主导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观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原则的具体化。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事关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局。
首先，要坚持多样性基础上的主导性。开放的社会、信息的社会、竞争的社会，的确给人们提供了思想观念选择的多样性。但是，人们的选择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就是说，思想观念有可选择的一面，也有不可选择的一面。之所以有可选择的一面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不同。思想观念的发展呈现多层次性，只要有利于不同要求、不同层次的思想观念，有利于主导意识形态丰富、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内容，都可以选择、利用。之所以有不可选择的一面，是因为思想观念的方向性、思想性很鲜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致的发展性，与社会主义思想对立，限制、损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是不可选择的。因此，在选择、利用多样性的思想观念时，一定要坚持主导性，否则，就会发生两种偏向：一是以多样性冲击、淹没主导性。这种现象缺乏主导性内容的支撑、统领，主张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或在学术上把各种思想观念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看起来很丰富，但价值取向不明确，甚至不知所云，相互矛盾。二是以多样性否定主导性的“替代现象”。这种现象是用多样性更易主导性，即改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线，或提出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主导，或企求以宗教思想为主体来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上两种错误的偏向都是必须警惕和防范的。
其次，要坚持主导性前提下的多样性。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是前提，是根本，主导意识形态要有一以贯之的坚持性、发展性，不能模糊、动摇，不能放弃、否定，更不能停滞，否则，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质就会发生偏差甚至错误，过时、保守的意识形态就无力主导日益发展变化的多样性思想观念。在坚持主导性的同时，也要发展多样性，多样性是为了丰富、充实主导性。否定多样性，主导性内容就会变得抽象、单一。当前，采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有效手段。[108]正如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109]
二 坚持和贯彻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层次。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中心部分或核心部分，也有相对边缘的内容。中心部分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其鲜明的特性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边缘的内容服从和服务于中心部分，反映社会的一般属性，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边缘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兼容和交叉。中心部分制约、指导边缘内容，边缘内容丰富、维护中心部分。要坚持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和贯彻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原则。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理论，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仅直接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而且可以指导、带动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中心主导、整体推进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中心和主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渗透发展，是指对我国古代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继承与借鉴，例如继承我国古代以德治国的思想和传统美德，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思想和管理理论等。这些继承和借鉴的内容，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的素质提高有好处，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多样化、广泛性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是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发展状况。中心发展是主导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核心和重点；边缘发展是多样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和补充。中心发展指导、统领边缘渗透，边缘渗透服从、服务于中心发展。中心不发展或发展缓慢，边缘渗透势必缺乏有力的主导而出现混乱，中心发展而没有边缘渗透的多样性配合，中心发展发挥不了主导性。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只能坚持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发展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的这种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特点，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促进中心发展；另一方面，要勇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发展。[110]具体而言就是：
首先，要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不管面临什么情况，总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即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总结，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断然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确立党的基本路线，进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在理论上敢于创新，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形象，展现出巨大活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驾驭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探索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应遵循的规律，成为统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正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发展。总之，实践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发展也就永无止境。
其次，要善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其他各种文化现象、意识形式、意识内容和社会心理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并不是要把一切文化问题都意识形态化，或者忽视其他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功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应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改造，以符合现代人们多层次的精神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的思想精华，如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整体观念；抗击强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自尊自信、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同甘共苦、团结互助、顾全大局的伦理规范；艰苦朴素、勤劳忍耐的责己意识；言行一致、扶弱济贫、尊老爱幼的良知精神等。这些优良的传统在当今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都是我们需要的、可供挖掘的思想资源，我们应批判地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中国特色。
最后，要善于扬弃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一个民族绝不是在完全与世界隔绝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文化，而是在不断同外来文化撞击、交流中表现、发展自己的文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正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更需要引进和学习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以利于发展自身。显然，外来文化，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供挖掘的思想资源。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1]外来文化主要是指西方文化，固然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方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毕竟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矛盾与危机，提出了反映时代特征的种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而且在西方文化中确实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东西，如效益精神、自主意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等。一概排斥和拒绝，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一方面我们无法进行比较、分析、斗争，无法通过吸取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一些温室里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抗体。[112]
三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思想政治保证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战线。在多元文化激荡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造成冲击的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一）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由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党执政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因而，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通过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坚决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推进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
在新形势下，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有长达80多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并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丰富经验，我们要继承这一宝贵财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也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只是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办法和老方式，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在坚持好传统和好办法基础上，认真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积极探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努力在工作方法、手段和机制上改进创新，进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当前与时俱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思想政治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对社会思潮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与引导，抓住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认真研究和回答实践中的新课题，疏导和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努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和时代感，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深入人心。二是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与信息网络技术等多种手段，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大覆盖面，增强渗透力。三是要全面开展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学校和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实际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二）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工作格局。这是由其任务和目的所决定的。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全体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很显然，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不同地区的方方面面，涉及各行各业的人员，范围广泛，任务繁重。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单位、各部门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我国的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更多地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联系在一起，更多地同部门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联系在一起，更加需要各部门、行业、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要管，各级机关的群团组织等也要管。各级宣传、教育、文化、科技、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党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以及社会各界，都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其中，各级党委要精心组织，制定规划，既有长远计划，又有近期安排；既有宏观要求，又有具体措施，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各级行政组织要自觉地在党委领导下，把抓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工作议程，一定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和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工作来进行，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具体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务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防止出现“两张皮”；各级党委宣传部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情况，提出需要把握的问题，加强对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优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等部门要发挥相关职能作用；教育部门要抓好教书育人、德育为先的工作；社会管理以及经济、科技等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切实担负起涉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关职责，加强同宣传部门的沟通和配合，支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另外，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所属互联网站和各种媒体成为传播有益信息的渠道，所属教育、科研单位成为宣传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113]
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冲突的背景下，要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除了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要建立和健全一套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保障体系。即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为其提供强大的经济保障；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真正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其提供坚固的政治保障；要认真抓好思想理论战线的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宏大的思想理论工作队伍，从而为其提供坚定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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