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那条路是没有公交车的，一定要说有，也就是8路，是开往乡下瞿溪的，途经西山。这样的车没有时间性，对我们上班没有用。但西山这条路上有手扶拖拉机，运货，同时也兼带着运人。远远的，你看见蓬蓬的一团黑烟，不用听到震天动地的声音，就知道是手扶拖拉机来了。自从在西山这边有了绰号和名气之后，我就不用自己走路了，我只要在西山这条路上出现，那些手扶拖拉机就会很自觉地靠拢过来，停在我身边，问，带几步怎样？我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像贵宾一样被邀上了手扶拖拉机，坐在驾驶员旁边的“雅座”上。虽然一路上被弄得满身灰尘，虽然脸上被油烟熏得墨黑，虽然腰和屁股被颠得酸痛，但坐手扶拖拉机比走路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这是1976年，不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待遇的，换了现在的比喻，就好像厅局级干部配上了吉普车。
因为这种待遇，厂里的领导也很器重我，觉得我是一个人物，就让我当了车间管理，管一百多号人的生产。当时的选人标准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讲文凭、职称、工作经历，当时讲有没有力气，能不能唬住人。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考察，现在的考察是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考察是要检验你有没有威慑力。厂里都是些不读书的“蟹饭”和“童子痨”，调皮捣蛋，没有“三思”，点一点拜一拜，像放牛一样，要有一个人能管得住他们，这个人就是我，既有力又有江湖色彩。而我，在西山路上的种种表现，等于就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
那时候，厂长每天要听听我的工作汇报。他一般不问生产情况，而是问，今天有什么人骨头痒了？意思是说有没有人被我揍了一顿？其实，我怎么会揍他们呢，我和他们不是一样的吗？放到社会的层面里，还不都是“喽啰”“马仔”？即使待遇上有点差异，那精神上也是一样的。我非常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也非常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我和他们其实就是难兄难弟，有时候甚至是亲兄弟。他们为我卖力地干活，使我在厂长面前好交差，有面子。而我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给他们一点点实惠。我的权力就是可以签签夜餐费，如果倾斜点人情，给他们一点实惠，就是刚刚超过了十二点，我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他们两餐。你别看不上这一份夜餐，在当时可是不得了，折成人民币是两毛钱，不折钱可以到食堂里去吃一碗没有肉的咸菜面，集得多了还可以换个大件的什么东西。
别看这小小的两毛钱，他们都非常在意，非常看重。他们合伙给我贿赂，我都知道，他们委托一个住在县前头的家伙，每天夜班前到中糖公司门市部买一个苏式月饼，偷偷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给我当点心。月饼五分钱一个，但我记住了他们的用心。他们为了这两毛钱，还专门匀出人盯我的梢，捉我的手后。每当我有朋友来访，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过来找我，给我递烟也给我的朋友递烟。他们的烟一般是两种，一毛三一包的“雄鹰”和两毛九一包的“飞马”，他们自己抽雄鹰，递给我和朋友的都是飞马。然后，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拿出已经造好的“夜餐单”，装出非常难得的样子让我签字。他们知道我有某种虚荣心，也知道我喜欢在朋友面前出出风头，在朋友面前，我总是非常豪爽地大笔一挥，问都不问，甚至看都不看就签下了大名。在初中读书时我对“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这句话不甚明白，每当这时候，我想起这句话才有了准确的体会。
在厂里虽然只是签签夜餐费，但也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用这些小小的手段，我足足可以指挥这些人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总有一些喽啰跟着，抽烟有人点火，吆喝有人响应。
当然，这是对付男工的办法，管理女工，我还有另一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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