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到外面去，我们每天走来走去的地方都没有离开过市区，我还算好的，我的能量让我在短时间里走了很多地方，东边走到洪殿，北边走到勤奋水闸，现在又在西山一带活动，但外面的消息还是不断地新鲜地诱惑着我。光长途车的消息就不少，说车在蚊香一样的盘山路上走，爬得比蜗牛还慢，说下坡都不敢尽兴，像顶牛一样抵着，半天才走出一个山头。带来这些消息的是我们厂的两个供销员，他们在温州时就比我们优越，骑永久牌自行车，黑色的人造革皮包是他们的标志，挂在车把的铃铛旁边，老远就看出了他们得意的表情。他们在外面穿的确良衬衫，透明的兜兜里塞着牡丹烟。他们吃饭店，睡旅馆，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有办法搭别人的便车出去。一般都是货车，他们坐在司机边上，隔一段时间递一根烟，也不用多，跑到杭州半包飞马就够。盘出大山的货车都会在一个叫“金马”的地方歇息，这里正好是温州到杭州的一半路程，要吃饭就在这里吃。在炒菜烧饭的同时，司机都会抽身到厨房后面去，跟老板娘抛眼说笑。他们知道饭店只是个掩护，老板娘真正的职业不是这个，他们说自己的东西好，不信你捏捏看。老板娘就腾出手捏了一下，马上招来帮佣的下人接手，自己一扭一扭地到楼上去了。司机也屁颠屁颠地尾随上去，甚至在楼梯上就拍打起老板娘的屁股……这是我第一次从供销的嘴里听到“暗娼”这个词。
不为这个，就为在“金马”那里的一顿饭，我也想到杭州去一次，那是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和对一成不变模式的逆叛。于是，我处心积虑地跟人家打听消息，留意着有没有什么货车可以载我们出去。我本来下午肚饿时都要吃一点“接力”的（温州人把下午三点光景的点心叫作接力），现在也勒一勒肚子不吃了。那其实就是一毛钱一碗的光面，我也要准备着攒起来，作为去杭州的盘缠用。
一天中午，一个朋友跟我说，下午四点我们搭便车去杭州。我激动啊，交代好厂里的事情，请了三天假，风风火火地扑回家拿东西，实际上就是拿钱，穷家富路的道理我懂，我从父母眠床下的鞋盒里拿走了30块钱。
我如约来到朋友家里等，等待传说中的那辆货车开到门口，把我们载走。时间还早，我和朋友躺在他们家的地板上说话，他们家的地板比我家的饭桌还干净，光可鉴人，木纹筋都洗出来了。我们按捺不住兴奋，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杭州之行。这个话题太值得说了，一是搭便车，这是那时候非常奢侈的事情，谁能够搭上一辆便车，就像现在能调动一架直升机一样。二是金马饭店的吃饭，那可不是一般的吃饭，还可以进到厨房里和老板娘调情，问，你要不要捏捏看？这机会！这体验！他妈的！
但是，那天下午，我们等得太久了，我们说着说着居然在地板上睡着了，也许是前面亢奋后的疲惫，也许是干净的地板又大又舒服，等我们醒来，朋友的妈妈说，刚才谁来过了，说下午不去杭州了，说改天再候机会吧。他妈妈又说，反正是不走了，我就没有叫你们，看你们睡得真香啊。这时候的我们，虽然醒了，但脑子里还是惺忪和糊涂的，我不知道那个朋友是什么感觉，但我的感觉很差，就像嘴里面咬破了一只大肚蜘蛛，苦得不得了。马上，我又发现还有更苦的事情跟在后头，我从地板上爬起来，无意间摸了下自己的裤兜，我立刻蒙了，我从父母的眠床下偷来的30块钱不见了！我脑袋嗡嗡作响，闪现在眼前的都是太阳啊月亮啊这些巨型的东西，这就是当时的天文数字啊！我又不能当场就惊慌失措，在朋友家说自己丢了钱是很尴尬的，也不合时宜，关键是我不知道这钱是怎么丢的，是从家里出来就丢了呢？还是……
我怎么向父母交代呢，当然是没办法交代的。在当时看来，我的胆子也太大了，擅自想外出杭州，又偷偷地拿走了家里的钱！杭州去不成也就算了，那30块钱怎么办？这个窟窿怎么来堵？我当时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既聪明又蹩脚的主意——我暂时不回家，避免与父母见面；30块钱父母没察觉最好，察觉了他们就会慌慌张张地扑向厂里找我；我其实就在厂里，但我和厂里说好了，骗我父母说我出差了，说这孩子挺灵光的，让他到外面去跑跑业务看，现在做阀门挺吃香的，他去的是胜利油田，大概要十天半月的才能回来；我父母听了这些没准儿会很高兴，他们巴望着我快快长大，现在他们都看到了，我都可以出差了；他们不会再吃惊眠床下面的失钱，他们会自我安慰地想，那一定是我出差紧急了拿的，是作为路上的盘缠用的，只不过来不及报告而已。
那十天半月我其实都躲在厂里，拼命工作，抢着加班。我那时月工资26块，每个月上交我父母13块，以示自己的孝顺。余下的一半，是我一个月的饭钱和生活费，现在我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补足到30块，再偷偷地放回到父母的眠床下，如果他们还没有察觉的话……
（附：1990年7月温州划出了一块地让飞机试飞；1998年6月温州人自己筹钱造了半条铁路与金华接通；2002年10月乐清段建成高速公路，但第二年年底才通到外面，山洞太多了。温州一直就是这样闭塞的，所以温州人老想着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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