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自己过去的本事还是挺大的，每月26块钱的工资，在外面跑，平均一天只有一块钱的花费，还用得有声有色，有花有水，简直是个奇迹。

    在外面跑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衣食住行都要自己负担，都要自己安排，都要自己去运作。在家里你可以装熊，可以贪吃懒做，也可以像个无赖，厚着脸皮蹭饭，向父母伸手要钱。在外面就得靠自己，土话说，炉灶打在脚肚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温州人和外地人不一样，喜欢在路上跑，而外地人则不敢。外地人在路上跑，没有钱也许就饿死了。温州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不会叫路上的商机白白浪费掉的。就说跑上海吧，就是八块钱一张的三等舱，也不能白白花在路上啊。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它赚回来，带点白兔奶糖、搪瓷脸盆、高脚痰盂、绣花被面、铁壳热水瓶和印花玻璃杯，都是温州最紧俏的东西，就是拿扁担挑回来，只要轮船能让你上，谁有意见？当然，这还够不上投机倒把，算小打小闹，变卖了，能赚回路费，还能在手头上宽裕几天。当时带得最多的是上海香烟，大前门和牡丹，温州香烟紧缺，凭票供应，主要是温州酒席上一直有分烟的习惯，这烟就更紧俏了。好香烟又是千年一眼，特别是凤凰，抽起来那个香啊，你跟他讲这是中南海里面抽的烟，他都相信。

    上海就是气魄大，有大上海的风范，外地人在上海可以免票买两包香烟，上海“一百”就有这个项目，但排队较长。卖的大多是大前门，牡丹偶尔也有，牡丹不能买两包，一般要搭一包差的，比如红金与飞马。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买两包牡丹的，红牡丹四毛九，蓝牡丹四毛六，属奢侈品，买多了怕经济上把自己伤着。说这话的意思是可以把香烟攒起来带回来，打上个一至两毛，尤其是红牡丹，你就是翻上两倍，也有人要。有人说，你多带点香烟回来，不是发财了吗？这又是对具体情况的不了解。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在北京四天办一件事，在温州一天办四件事。上海在温州和北京之间，地也大，事也难办，我要去排队买两包烟，那我两天都不用办事了。当然还有其他东西是可以带的，上海有的是东西，比如平板玻璃，温州人就很喜欢。还有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花点工夫，把“一百”的管理人员或服务员买通，这是温州人拿手的，就不用辛苦地排队了。

    有一年温州流行针织尼龙，而且就要栗壳色的，做裤子穿在身上像蟑螂一样闪闪发亮，但大家觉得好看。有人找到我，说，栗壳的针织尼龙，有多少吃多少。这样的诱惑，像鼓风机一样推搡着我，我在上海就没有心思跑自己的业务了，都往“一百”“十百”的里面钻，后来在城隍庙商场找到一捆。上海人问，剪一条？我问，这一捆有几条？上海人说，有十几二十条吧。我说，那都剪了。没有人这样买东西的，上海人张着嘴，手上的剪刀也差点剪了自己的手。

    那一趟上海回来，兜里只剩下了四毛钱，但心里高兴啊，胜利在望啊，睡觉都在盘算那裤料出手后的利润。就在“民主”轮船上放开喉咙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碗盖浇饭。民主轮船是往返于温州至上海客轮的总称，其间改过几次，改过工农兵，改过长盛，改过繁新，有过单体的，也有过双体的，但温州人习惯统称为民主轮船，成了一个民间词条，你要在温州提一下民主轮船，大家马上就会联系到上海。那一趟是跑上海以来赚得最多的一次，每条裤料加五块不算多吧，二十条加下来是多少？可以买凤凰12型自行车了！

    当然也有亏的时候，心凶，替别人带结婚用的玻璃，就是铺在书桌上的平板玻璃。还仗着自己力大，一次就背了两块。这东西温州没有，都要到上海去买。温州玻璃厂曾经看到了它的市场潜力，想试制平板玻璃，但试出来的东西总是有一些波浪，没办法放在桌子上，做哈哈镜还差不多。那两块玻璃好不容易从徐家汇背到旅馆，又从旅馆背到了轮船上。我将它靠在轮船的板壁上，还特地买了张地铺在旁边守着，大风大浪，轮船摇摆，我都没让它出过差错，最后还是在上厕所时被什么人不小心撞了一下。纸板包裹得好好的看不出来，回到家打开一看，捶胸顿足，有一块已经裂了，就是玻璃裂了派不上用场，就是玻璃裂了跟垃圾一样，连本带利打水漂，心痛得差点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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