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进进出出是很有味道的，但断了路，不能回家，像个苦行僧一样，长期呆在一个旅馆里，那就是寂寞和煎熬。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即便旅馆里有电话，家里也没有电话。写信又太慢，新鲜的事要寄回到温州也已经过期了，要紧的消息被拖了几天，也都成旧闻了。但信又是非常能解决问题的手段，猜测、想象、思念、牵挂，都可以通过信来传达来完成。
我前面说过，我早年也有点叱咤什么的味道，在一片地方，在那条路上，提起我，还是有人知道的。就像英雄就要美人配，或者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早早地就有了女朋友。那年我17岁，她15岁，我们在一个厂进进出出，很快她就被我瞄住了。人长得不算漂亮，但顺眼，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顺眼最难，顺眼最有境界。女朋友在厂里也很“吃香”，上班有人等在路上用自行车带她，产量有人多做些偷偷记在她名下，到外面买吃的，也都会给她藏一份，但这些，统统都被我识破了，没有得逞，因为她已经被我瞄住了，就不允许别人再生什么念头。
那时候谈恋爱也没有什么花招，就是看电影、逛马路。逛马路最多是去九山路，那边有一个九山湖，路边种满了栀子花，对于这种花，温州人有更好听的名字，叫“白玉瓯儿”，有歌谣为证——九山湖边白玉瓯儿开，一对对一双双在这里谈恋爱……去九山路原来是为了寻找一种气味，抑或是为了某种释放。
到上海就没有办法了，回又回不去，见又见不着，电话又没处打，只好写信。有了信，思念就会稍稍地平复，有了信，牵挂就会明显地减轻，有了信，感情就像是放了酵母，日夜不停地膨化起来。其实都不是，有了信，人好像被下了药，就有依赖了。我会故作很苦似的要女朋友给我写信，什么孤单啊，寂寞啊，解闷啊，安慰啊，把信的作用和意义有意地扩大，好像没有了信我们马上会死去一样。我和女朋友约好每星期写一次信，我星期一写，马上寄，到了温州是星期四。她收到后也马上回，回到上海正好是下个星期一，如此循环。这样才把我们的心思都绑在了时间上，才让自己忙碌和充实起来。这样也不多，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四封信，一年都不打折也就四五十封。
有一天，我收到她一封信，拆开，里面没有信肉，只有些不灰不黄的粉末，闻闻没有气味，舔舔也没有味道，想想是她寄来的，不会是什么坏东西，也许是什么好东西，就把它泡在水里，当补品一样喝了。再一次收到她的信时，才知道，是她家花樽里的泥土，她怕我在外面水土不服，就寄了几撮放在我身边，以保平安。噢，怪不得那几日我心里是那样的舒坦。
上海回来后，我们的写信还延续着。那时候，她家里还不怎么接纳我这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的往来只能是地下式的，所以，写信也代替了我们艰难的见面。我们仍旧约好一星期一信。星期六下午四点之前，我会把信“准时”地投进邮筒，这样她星期一就能如约收到。要是星期六我万一来不及，没把信投进邮筒，那她星期一就会守空，就会失望，那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怎么办？这当然难不倒我。我会在信封的邮票边画一只邮戳，然后在星期一上午偷偷地摸到她单位，把信快速地丢进他们的传达室……那时候，恋爱对于我来说就是疯狂和创新。
我们认识九年后才正式结婚。我们把过去的信都合在了一起，足足有几百封，堆在那里像一座山。但结了婚，天天厮守在一起，又有现代的通讯工具，信就自然而然地没有了。偶尔有事，不方便说话，也只是意思意思地写一张字条，算是还延续着我们多年的习惯。
后来，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从高盈里搬到水心区，又从水心区搬到大同巷，再从大同巷搬到学院路，每一次搬家，老婆第一件事就是带上我们的信，这可不能丢了。这里说明一下，我们都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雅的情调，写信纯粹是出于无奈，有时就为一件事、一种情绪、一个棘手的困难，趣味都很通俗。但集得多了也会成为一道景象，自己也珍惜了。
这些信后来就不仅仅只是信了，它成了一种纪念，成了镇家之宝。有时候整理家什，也会翻出来看一看，温暖立刻像音乐一样弥漫开来。有时候，两人说不爽了，脾气僵住了，想到这些信，心里马上会柔软下来，会觉得这样不好，心想，我们都写了这么多信了，应该给信一个面子，应该摒弃点什么，我们就啧了一声，会心地笑了。
前些天，老婆不知从哪里找出一张字条，寥寥几个字，她却看得很认真。字条是2000年我去北京的前夕写的：老婆，桑塔纳给你开，这种车比你的奥拓大，你不熟练，要慢慢开。晚上和雨天视线不好，能不开尽量不开。注意休息，作息时间要有规律。多做些好吃的给自己，要当个事放在心上……老婆看看我说，字条，还是要经常写写的。我说是啊，这样的字条，我也写了有好几年了！
关于这些信的故事，我曾经在一档婚姻节目里作过介绍。当天，就有三个看到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一个说，瞎说，编的！另一个说，矫情，不可能这样的！还有一个说，感动！我后来想想，三个态度正好反映了他们三个的婚姻状况：第一个关系不好，早已经离了；第二个勉强凑合，已完全没有了信心；第三个还不错，就是缺少点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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