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真正的小说
我的小说将近写完了。也许你还记得，二十年前这部小说初版时，被称为“伤风败俗师生恋”，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遭到最猛烈的批判，所以销得不错。现在出到二十一版，总是这老一套，谁都懒得批我，大概也卖不出几本。对此应有种达观的态度：哪能年年都关注我。公司给我开份薪水，我也不能给公司招灾惹祸。我把电脑关上，转向窗子。今天出了太阳，阳光投射到玻璃上，整面窗子变成了棕色。
所有的人都到楼顶上去了，但F2没去。抓住这没人的机会，她正好对我“诉求”一番——我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这词很逗。她在我面前哀哀地哭着，说道：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啊……大颗大颗的泪珠在她脸上滚着，滚到下巴上，那里就如一颗正在溶化的冰柱，不停地往下滴水。我在身上搜索了一阵，找到了一张纸餐巾（也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递给了她。她拿纸在脸上抹着，很快那张纸餐巾就变成了一些碎纸球。穿着长裤在草地上走，裤脚会沾上牛蒡，她的脸就和裤脚相仿。我叹了口气，打开抽屉，取出一条新毛巾来，对她说：不要哭了，就给她擦脸。擦过以后，毛巾上既有眼泪，又有鼻涕，恐怕是不能要了。F2不停地打着噎，满脸通红，额头上满是青筋。我略感不快地想到：以后我抽屉里要常备一条新毛巾，这笔开销又不能报销——转而想到：我要对别人负责，就不能这么小气。然后，我对F2说：好了，不哭——回去工作吧。她带着哭腔说：老大哥，我做不下去——再扯下去又要哭起来。我赶紧喝住她：做不下事就歇一会儿。她说坐着心烦。我说，心烦的时候，可以打打毛衣，做做习题。她愣了一会说：没有毛衣针。我说：等会儿我给你买——这又是一笔不能报销的开支。我打开写字台边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本旧习题集，递给她；叫她千万别在书上写字——这倒不是我小气，这种书现在很难买到了。
白银时代（6）
过去，我做习题时，总是肃然端坐，把案端的台灯点亮，把习题书放在桌子的左上方，仔细削一打铅笔，把木屑、铅屑都撮在桌子的右上角，再用橡皮膏缠好每一支笔（不管什么牌子的铅笔，对我来说总是太细），发上一会儿呆，就开始解题了。起初，我写出的字有蚊子大小，后来是蚂蚁大小，然后是跳蚤大小，再以后，我自己都看不到了。所有的问题都沉入了微观世界。我把笔放下，用手支住下巴，沉人冥思苦想之中。F2的情况和我不同，她把身体倚在办公桌上，脖子挺得笔直，眼睛朝下愤怒地斜视着习题纸，三面露白，脸色通红，右手用力按着纸张，左手死命地捏着一支铅笔（她是左撇子），在纸上狠命地戳着——从旁看去，这很像个女凶手在杀人——很快，她就粉碎了一些铅笔，划碎了一些纸张，把办公桌面完全写坏。与此同时，她还大声念着演算的过程，什么阿尔法、贝它，声震屋宇。胆小一点的人根本就不敢在屋里待着。不管怎么说吧，我把F2制住了。现在习题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我把这世界所有值得一做的习题都做完了。但我是物理系毕业的，数理底子好。F2则是学文科的——现有的习题够她做一辈子了。
我面对着窗子，看到玻璃外面长了几株绿萝。这种植物总是种在花盆里，绕着包棕的柱子生长，我还不知道它可以长在墙角的地下，把藤蔓爬在玻璃上。走近一点看得更清楚：绿萝的蔓条上长有吸盘，就如章鱼的触足一样，这些吸盘吸住玻璃，藤蔓在玻璃上生长，吸盘也像蜗牛一样移动着，留下一道粘液的痕迹，看起来有点恶心。然后它就张开自己的叶子。这些叶子有葵叶大小，又绿又肥，把办公室罩进绿荫里。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有人把蜗牛的基因植到绿萝里，造出这种新品种——这不是我这种坐在办公室里臭编的人所能知道的事。我知道的是，坐在这些绿萝下，就如坐在藤萝架下。这种藤萝架可以蔓延数千里，人也可以终生走不出藤萝架，这样就会一生都住在一道绿色的走廊里，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这不是不能实现的事：只要把人的基因植到蚂蚁里，他（或者她）觉得自己是人，其实只是蚂蚁；此后就可以在一个盆景里得到这种幸福……我回头看F2，她穿着棕色的衣服，在绿荫的遮蔽下，显得更棕了。她吭吭哧哧地和一些三角恒等式纠缠不休。这是初中二年级的功课，她已经有三十五岁了。我不禁哑然失笑：以前我以为自己只有些文学才能，现在才发现，作践起人来，我也是一把好手。
F2说，她要写真正的小说。如果换一个人说这话，我听了心会往下一沉。我也想写真正的小说，而且一直都在想着，但我没有写。听见这话心里不是滋味。她说这话，我心不沉，头里面倒有点疼。如前所述，我头疼是动怒的标志。我总在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说出那四个字来；F2听了这四个字就会扑上来咬我——这四个字是：凭你也配？全公司都知道这位F2是个缺心眼的人，有下列事实为证：本公司有项规定，所有的创作人员每隔两年就要下乡去体验生活——也就是说，在没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电的荒僻地方住上半年。根据某种文艺理论，这会对写作大有好处。公司虽有这项规定，但很少有人真去体验生活——我被轮上了六次，一次也没去：一被轮上我就得病：喘病、糖尿病，最近的一次是皮肤瘙痒症。除我之外，别人也不肯去，并且都能及时的生病。只有F2，一被轮上就去了。去了才两个星期，就丢盔卸甲地跑了回来。她在乡下走夜路，被四条壮汉按住轮奸了两遍。回来以后，先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然后来上班。这个女人一贯是沉默寡言的，有一阵子变得喋喋不休，总在说自己被轮奸时的感受：什么第一遍还好受，第二遍有点难忍了云云。后来有关部门给了她一次警告，叫她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狭隘经验给大好形势抹黑，她才恢复了常态——又变得一声不吭。老实了半年，才撒起了癔症，要写什么真正的小说。要写真正的小说也不用这么嚷嚷，自己偷偷去写好了。我看她是不知道自己有多笨，所以出几道题给她做做。像她那么笨的人，做点数学题有好处，也许就此变聪明了也不一定。
9．我的家
天终于晴了。在雾蒙蒙的天气里，我早就忘了晴天是什么样子，现在算是想起来了。晴天就是火辣辣的阳光——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但还像正午一样。我从吉普车里远远地跳出去，小心翼翼地躲开金属车壳，以免被烫着，然后在沾脚的柏油地上走着。
远远地闻见一股酒糟味，哪怕是黑更半夜什么都看不见，闻见这股味也知道到家了。
停车场门口支着一顶太阳伞，伞下的躺椅上躺着一个姑娘，戴着墨镜，留着马尾辫，穿着鲜艳的比基尼，把晒黑了的小脚翘在茶几上。我把停车费和无限的羡慕之情递给她，换来了薄薄的一张薄纸片——这是收据，理论上可以到公司去报销。但是报销的手续实在让人厌烦。走过小桥时，下面水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薄纸片，我把手上的这一张也扔了下去。这条河里的水是乳白色的，散发着酒糟和淘米水的味道。这股水流经一个造酒厂，或者酱油厂，总之是某个很臭的小工厂；然后穿过黑洞洞的城门洞——我们的宿舍在山上，是座城寨式的仿古院子——门洞里一股刺眼睛的骚味，说明有人在这里尿尿。修这种城门洞就是要让人在里面尿尿。门洞正对着一家韩国烧烤店，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在烧烤店的背后，整个山坡上满是山毛榉、槭树，还有小小的水泥房子。所有的树叶都沾满了黑色的粉末，而且是黏糊糊的——叶子上好像有油。山毛榉就是香山的红叶树，但我从没见它红过。到了秋天，这山上一片茄子的颜色。这地方还经常停电。为了这一切——这种宿合、工资，每天要长衣长裤地去上班，到底合算不合算，还是个问题。
当然，我现在穿的远不是长衣长裤。刚才在停车场上付费时，我从那姑娘的太阳镜反光里，看清了我自己的模样。我穿着的东西计有：一条一拉得领带，一条小小的针织内裤，从内裤两端还露出了宽阔的腹股沟，和黑毵毵的毛——还有一双烤脚的皮鞋，长衣长裤用皮带捆成一捆背在了背上；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冰盒子。那个女人给我收据时，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可见别人下班时不都是这种穿着。她的嘴角松弛，脖子上的皮也松弛了，不很年轻了。但这不妨碍我对她的羡慕之情。看守停车场和我现在做的事相比，自然是优越无比。
我住的房子在院子的最深处，要走过很长的盘山道才能走到。这是幢水泥平房，后院里长满了核桃树，核桃年复一年落在地下，终于把地面染得漆黑。这座院子的后墙镶在山体上，由大块的城砖砌成，这些砖头已经风化了，变成了坚硬的海绵。但若说这堵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又不大像。我的结论是：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假古董一墙上满是黑色的苔藓。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我自己的家。每当我感到烦闷时，想想总算还有自己的家，感觉就会好多了。
大学毕业以后，他们让我到国家专利局工作——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就是在专利局想出了相对论，但我在那儿什么都没想出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国家实验室、各个研究所，最后让我在大学里教书。所有天才物理学家待过的地方我都待过，在哪儿都没想出什么东西来——事实证明，我虽然什么题目都会做，却不是个天才的物理学家；教书我也不行，上了讲台净发愣。最后，他们就不管我了，让我自己去谋生。我干过各种事：在饭店门口拉汽车门，在高级宾馆当侍者——最古怪的工作是在一个叫做丰都城的游乐宫里干的：装成恶鬼去吓唬人。不管干什么，都没有混出自己的房子，要租农民房住，或者住集体宿舍。最后我只好到公司来工作。同事还都很羡慕我，惊叹道：你居然能在外面找到事情做！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明白事理，达练人情——我要真有这些本事就不进公司。这只是因为我个子大罢了。
每回我从停车场里出来，都要经过看车人住的小房子。那房子只有里外两间，合起来也没有我的客厅大，面对着一条小山沟，沟里满是烧过的蜂窝煤。我很喜欢这样的小房子——我需要一间房子放张大床来睡觉，还需要另外一个小房间，供我在其中遐想、写点东西，这么大小的窝正合我意，我现在住的房子实属大而不当。但看停车场的事我也干不来的：人家会在我眼前把车偷走。偷第一辆、第二辆，我都不敢说什么，让保险公司去赔车主车——这太过软弱了。偷到第三辆时我就会暴怒起来，抄起铁棒冲出去，一棒把窃贼打死，这又是反应过度。正常的反应我就是做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进公司，把《师生恋》写上二十一遍。这是前生注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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