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事有兴趣的都是年轻人。中年人也想知道，但不是这些事。有位朋友自费去了英国，和当地的同字号朋友交流。他还自费到了各大城市，甚至宣化、大同一类的小城，到处找朋友聊天。有位岁数更大的朋友写了论文，想找地方发一发，和别的同字号朋友商榷。他说，我要讲一讲我知道的，也想听别人说说。
有些朋友不喜欢谈论这些事。有一位被我们撞上的说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没必要张扬。他还说，他看不上社会上的人，觉得他们没羞耻。至于他自己，只盼有一天发明了一种药，打了就不再想搞同性恋。他还说，寂寞得很。
光夫说，假如老不到社会上去，他也要感到寂寞。他说，他不但要有人爱，能爱上别人；还要知道别人也在爱。今天知道了有个小结核，明天也许就和小结核认识，爱上了他。心里抱有这样的希望，日子好过一些。
大野马说，同性恋的爱情不能长久。一年就是同性恋的金婚，半年就是银婚。年轻的时候，心里有个盼望，想有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常相厮守，岁数越大越觉得这愿望虚无缥缈。他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男人。他说他很想作变性手术。假如变成女人，就能和男人在一起，别人也不会说什么。我看这哥们还是不变好，他当男人比女人好看得多。
大野马想当女人，别人说他这种想法一点不典型。他们说，当男人很好。还说大野马大概有病。但是同性恋的恋爱不长久，却是公认的事。老和一个人待在一起，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怕人说。
对于光夫来说，社会是一个更永久的情人。无论小结核、小丽都不能取代。
如果有人问光夫，你爱我吗，一般他总是这么回答：我连我自己都不爱，还能爱谁。你要跟我好，我就跟你好，不好了就拉倒，废话少说。社会上的事就是这样的，社会上人很多。根据光夫的说法，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风度，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性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力，不像异性恋那么狭隘。你对谁好都行，别人对你一般也不坏。根据这些说法，我觉得同性恋的感情和异性恋的区别，在于它有很大兄弟感情的成分。用英文来说，叫做BORTHERHOOD。
我们访问的人，对母亲都有比父亲更好的感情。弗洛伊德说，同性恋和恋母情结有点关系。这话有点道理。我们访问的人和女性的交往都没有困难，有一些人还说，他们有话更乐意和女孩说，因为女孩听男孩说话很认真。
我访问了一个上高二的男生，他已经有了五年同性恋经历。近半年又在社会上找朋友，和各种人都搞过。我问他还准不准备找女朋友，他说现在太小，不敢。他还说，女朋友是很神圣的概念。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女孩可爱。
别人也说到过，过去有过女性圣洁的想法。有人说，过去他们觉得女性高不可攀，但到了可攀的时候，他们又没了兴致。相反，和男孩在一起很随便。随便的结果是同性恋。有个孩子这样概括同性的感情：就像和自己在一起一样的。这件事很轻松，像兄弟之间的感情，在家庭里也是最轻松的。
光夫觉得社会是更永久的情人，也许是因为它总在那里。不管什么时候，到那里都可以找个人说说。除了谈心，还可以干别的事。所以社会上的人总在变，而社会的性质不变。永远忠心耿耿，永远关心，永远在爱。社会上永远有新人出现，像小丽那样的新人，还没有被同性恋的痛苦压倒的新人，还在渴望真正的爱的新人。和他们相遇，永远是真正的幸福。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同性恋的痛苦。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只好辩证地回答。正如G·格林说过的那样，有痛苦才能有幸福。首先要渴，才有饮的快乐。假如你说，同性恋根本不快乐，但是也不痛苦，那么就不知他们在干什么了。
光夫说他不能长久只爱一个人。台湾一位作家说，同性恋归根结底还是自恋。假如他这话有几分经历做依据，我们就可以说，他所爱的，无非是他自己的影子。终归影子不是自己，所以最后还是不满意。而一个人只爱自己又太寂寞了。所以光夫说，我连我自己都不爱，还能爱谁。
光夫说，他在北京有两千人见了面能打起招呼。这都是同字号的朋友。他还说，见面熟的人大概有一万。有这么多的人还不够。不管怎么说，还是孤单得很。大家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是件好事。就以光夫来说，起码是不希望他弟弟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这回事。但是没人知道也不快乐。
另一位朋友说，有一次在浴室听见谈同性恋的问题。有人说听说有同性恋这种事，另一位说：什么同性恋，那都是外国大阔佬们的事，穷光蛋玩不起这种高级享受。这和奔驰车一样，都是洋玩艺。那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得了的，要看你有没有这福分。他说，听见这样的话，连哑巴也要急出话来。但是真要开口，又不知说点什么。
同性恋成因问题
自1989年起，我和李银河开始一项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男同性恋者，存在着同性恋社群和同性恋文化。时隔五年，回顾这项研究，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发现之一，我把它叫做科学研究中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我们在研究中和研究后的一些遭遇有关。花剌子模是一中亚古国，当地的习惯是这样的：假如一名信使给君王带来了好消息，就可以升官；假如他带来的是坏消息，就要被杀头。所以将帅出征时，常把传送好消息的任务作为奖赏派给有功将士，把传递坏消息的任务作为惩罚派给有罪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的人也像一个信使，我们从研究的对象那里获得信息，传递给公众。中国存在着广大的同性恋人群，这本身不像是个好消息，虽然这发现本身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在出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还因为发表文章吃了一个红头文件。假如我们研究发展模式问题，或者民族团结问题，就会获得好评。当然，作为研究者或者信使，我们以为，传递了一个坏消息不能说明我们很坏。但是假如有人持有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和他争辩。
在做这个研究时，我们对同性恋的成因很是关心。当时对同性恋的成因尚无定论。大体上有先天与后天两说，主张后天说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强调恋母情结对同性恋形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学派主张行为对同性恋成因的意义（男孩子玩娃娃）（贝尔）。主张先天说的主要是一些医生。现在来，先天说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一些间接证据说明男同性恋者有母性遗传的基因缺陷。假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是同性恋者，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他们那些人有一种倾向，希望证明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觉得这样自己比较无辜。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倾向于同性恋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样和我们的领域比较接近。现在看来，研究者往往受私心的左右，难以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好的。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假如同性恋是自然现象，对同恋者本人就有什么光彩之处，文化现象不一定坏，自然现象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同性恋者的苦心。
我的研究笔记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男同性恋者有恋母情结。有一位调查对象说，他到八岁了还在吃母亲的奶。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母亲怎样在摇着缝纫机，他怎样走过去，钻到母亲怀里，她解开衣襟，喂他吃奶，一面继续摇机器，等等。这些细节一般人不会记着的。像这类的例子，有半数以上的同性恋者都有讲述。就现象来说，非常显著。因为我们很希望证明同性恋是后天的，所以这些例子对我们有很大的诱惑力。不过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几位同性恋者在三四十岁之前没有同性恋经历，一经尝试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想见，假如不是有先天的倾向，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们在研究报告里对同性恋的成因取了一种折中态度，就是先天后天的原因都不能排除。现在看来，假如同性恋者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也可以是恋母情结所致。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在研究中发现显著的现象容易，断定因果难。恋母情结和同性恋显著地相关，但也不能断定它就是成因。
在社会学的专著中，假如有说某两件事相关，这是可信的。假如有说某两事有因果关系，十中有九靠不住，这是一种经验之谈。
有关“上帝被打了”
11月14日，山东卫视播了一则报道，题目叫做“上帝被打了”。我觉得基督徒见了这个题目准要吓得跳起来，以为魔鬼撒旦翻天了，竟然敢向全能的主伸手。其实不是这样，是说济南有家酒楼雇了一帮保安，经常无端把客人拘押起来，严刑拷打。这个节目我没有从头看，打开电视就见到一位医学院的教授对着镜头说，他被人打了六个多钟头，骨头断了好几根。然后就是一段真正“少儿不宜”的镜头，演这位教授的背部和臀部，几乎完全是紫的，到处是淤伤，比故事片里演到受刑后的场面刺激了百倍。然后又出现了一位市政府的科长，其状更为悲惨。再以后是两位商人，也被打得很惨。听说还有一位菲律宾华侨商人，挨打后连夜逃回老家去了。这几位受害者全是老实的中年人，不但惨遭棍棒、高压电枪的殴打、电击，有一位还被保安捅了一刀。保安身上居然有流氓身上才有的冷兵器，他们是伙什么人也就明白了。我以为，那家酒楼的保安是一个流氓团伙，或者是一群黑社会歹徒。那些受害者一一教授、机关干部，还有本分商人，落到他们手里，也叫倒了霉。那家酒楼雇流氓当保安，经理自然难辞其咎，或者有失察之过，或者本身就有问题。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性质是清楚的。但那个报道里倒有不少让人看不懂的事。
首先，电视记者义正辞严，说这是一件严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我听了觉得着实有点怪。继而操起心来：难道还让工商局来办这个案子？工商干部去办这种案子，搞不好会被打在里面。好在报道中还说，济南警方正在侦察此案，暴徒可望得到严惩。这是令人欣慰的。这个节目最古怪之处在于，到临结尾时，冒出一个商场的经理来；他和一位受害者有某种牵强附会的联系，被邀出镜，在那里讲了一通商业道德，令人啼笑皆非：说消费者花钱消费，服务态度要好等等。很显然，严刑拷打不是一种服务态度啊。我不信哪个商场的经理有这么糊涂，连歹徒的暴行和服务态度都分不清楚。倘若真有这种经理，进商场倒要小心了。正因为这种道理叫人难以相信，我总疑他受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提调。很显然，电视台正在“配合”什么。小心地把节目看到结尾，果然看出门道来：出现了一个“提法”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依法来办事。诚然，这个提法是好的：酒楼要守法经营，就不能刑讯客人。但我恐怕“法制经济”的正解不是这样一种讲法。
对于这件事，我有另一套想法。在现代社会里，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该遭到非刑拷打一～^是人权啊。谁要是动手折磨别人，显然是歹徒、恶棍一类。现在有一帮这种歹徒把一家酒楼变成了人间魔窟，必须把这个魔窟和这些人赶紧铲除掉，这才和我们社会应有的文明程度相符。我的题目也不叫“上帝挨打了”，要叫“好人挨打了”，因为人都被打成这个样子，赚他那点可怜的消费者权益，未免肉麻。当然，像我这样做节目，准要被毙掉，因为没配合上应有的“提法”。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对的：除了“提法”，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等等，就不值得关心吗？
说到“提法”，根据我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好的。所以我很欢迎“提法”，觉得它越多越好。很不幸的是，一些最基本最必要的提法至今还没有，这是令人无法欣慰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没有这种提法，就拿另一种来将就，总归是要伸张正义。我以为山东卫视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些善良的人，鉴于本文可能会给人以否定他们努力的印象，笔者要特地说明，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并在文章结束时，向他们致敬。顺便说一句，笔者把脑子现存的提法想了一个遍，还没想出更切题的。所以还要对他们表示佩服。
刘罗锅子与雾都孤儿
最近收到了一纸会议通知，上面写着：进人九十年代以来，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它涉及了三教九流、千家万户，更与道德风化、社会稳定有关，在这方面急需明晰坚定的引导，云云。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去开这个会，但心里已经犯上了嘀咕。去开这个会吧，我不赞成这样的议题；不去开吧，有些话很想说一说。好在会期还远，可以临时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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