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阳雀叫的春天，小姑突然找回家来了，这消息是表伯伯杨白鹿赶来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家子高兴坏了，尤其是父亲，他似乎从失去爱女的悲伤中又复活过来。

    那天，我们匆匆赶去了明溪，小姑就住在表伯伯杨白鹿家里。我们来到芦花洲时，想叫上大伯一起去，大伯却不肯，他婉言谢绝了。

    我知道，小姑当年的出走与我大伯有关，也许，大伯是感觉自己当年伤害了妹子，内心一直愧疚着，才不好意思去吧。这当然只是大伯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情有可原，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身处乱世之秋，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过，我一直觉得，小姑的离去，应该与我表伯伯杨白鹿也有关联。

    父亲说，当年杨白鹿死了女人，我小姑其实是准备嫁给他的，最终因为白狗子调戏我小姑，那事才泡汤。我想小姑当年的出走多半因为此吧。也许，这就是我父亲与我表伯伯杨白鹿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又一个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父亲也太小气了。

    我对表伯伯杨白鹿最初的印象，是从他骑着白马在明溪河边打老虎那件事开始的。

    那年秋天，一只老虎突然下了白虎山，在河边捕杀了一头吃草的水牛，一度引起百姓的恐慌。作为乡队副，杨白鹿于是挺身而出，他提着快枪立即飞身上马，从街上撵了上去。看热闹的人也呼喝着尾随而去，当大家来到明溪河对岸时，但见杨白鹿一连打了三枪，第三枪才打中老虎的额头。

    那时杨白鹿已经追赶了四五里地，从白虎山下一直追赶到了白鹤湾口前。

    奇怪的是，有人看见那只中弹的老虎在倒地的同时突然一声咆哮，头上居然冒出了一片白色的云烟。那云烟荡悠悠的，仿佛几只飞舞的白鹤，一下子飞进了白鹤湾。有人说，那就是老虎的魂魄。

    我想，那只白鹤也许真是老虎的魂魄吧。先前彭梯玛就曾对我说过，这个世上不仅人有灵魂，万事万物其实都有灵魂，自然包括飞禽走兽。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团白色的云烟张开翅膀飞进湾里，就再也没有飞出来。父亲说那湾先前不叫白鹤湾，因为老虎的魂魄变成白鹤之后，才改的名字。改名之前叫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只老虎与白鹤也有了关联，这便为杨白鹿的人生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杨白鹿一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其实是他救了龙家寨三十多口人命。这件事，自然与我大伯有关，也与我外公穆和平有关。据说，是我外公穆和平当初下令剿灭的龙家寨。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武陵山区剿匪清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土匪下落而不报者，或是私藏土匪者，一律视做通匪，与匪同罪。而龙家寨的一位妇女打柴时，不巧发现了土匪头子穆和平的藏身之地——洞山，她就跑去乡公所告密。正好三省交界的明溪驻扎着一支剿匪部队，他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便连夜将洞山团团围住。据说那场大战发生在黎明，穆和平凭借天险顽抗了一天一夜，双方几乎不分胜负，最后打起了拉锯战、持久战。

    白狗子这就找来了龙大爷。龙大爷献计说，土匪时常采用的土办法保管有用——用辣子烟熏。这一招果真灵验，穆和平手下死了百十号人，因为受不了辣子烟熏的土匪们一冒头就被子弹击中。最后，穆和平趁着夜色钻出了洞山，这才侥幸得以死里逃生。

    后来，穆和平调查清楚了，告密的事竟是龙家人所为，他就发誓非报这个大仇不可！这一等就是数年。

    数年之后，国民党剿匪部队撤离了武陵山区，明溪一带随之成为穆和平的地盘。为了一雪前耻，穆和平便捎信叫龙家寨人将那个告密者交出来，从此既往不咎。身为一族之长的龙大爷依仗自己儿子是省府高参，再加上龙家祠堂固若金汤，居然严词拒绝。

    一气之下，穆和平给田大顺便下达了死命令，叫他带着突击连去灭了龙家寨。原因是龙家寨的族长——那个袍哥大爷——龙大爷，曾经逼死了田大顺的妹夫麻二佬，田大顺发过誓，非报这个大仇不可！

    那年冬月十三，田大顺领命而来，率部将龙家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龙家人一时插翅难逃。但龙家在明溪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田大顺也认为龙家寨与自己并无冤仇大恨，有仇恨的只是那个袍哥大爷——是他发话侮辱过自己，但这仅仅只是个人间的恩怨，与整个龙家寨无关。再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都是明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也犯不着去当这头号恶人。所以，一刚开始，他们的枪都只朝天上打，仅是做了个样子而已，毕竟龙家祠堂经过数百年修缮，犹如铜墙铁壁，坚固得很，想要打进去也绝非易事，田大顺也不想搞得两败俱伤，于是迟迟不肯进攻。

    这时候，杨白鹿不得不出面了。因为杨家与龙家沾亲带故，自然也有不少亲戚躲在龙家祠堂。杨白鹿于是去找田大顺，这个面子他不能不给，因为杨白鹿曾经救过他的命。这天，杨白鹿就将姓杨的女人和孩子都从龙家寨里带了出来。

    如此一来，其他几大姓氏的人家也纷纷前来请求杨白鹿出面赎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田大顺只得同意杨白鹿提出来的方案，让那些人家拿上银元、金条或者鸦片前来赎人。最后，由杨白鹿做中，一共赎出了三十多个人。

    这件事立马传到了穆和平的耳朵里，他当即大发雷霆，说田大顺不堪大用。无奈之下，田大顺只得谎报军情，说龙家祠堂坚固得很，一个连根本打不进去，况且龙家寨也有四五十条人枪，那也不是吃素的——他可不想拿兄弟们的性命开玩笑，这可不是猴儿把戏——是要死人的！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怒气之下，穆和平亲自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前来督战。这样一来，所有的土匪都不敢不真打了。穆和平一声令下，大家就朝龙家寨一齐放起枪来。

    打了两天，穆和平的人马终于攻破了龙家祠堂，祠堂内共死伤三十六口，仅逃出了八个汉子和小孩，据说还是守卡的土匪故意放走的，要不然，龙家就将遭灭门之灾。

    最后，穆和平下令将惹事的女人和龙大爷一同宰杀在洞山，祭奠那些死去的兄弟们的冤魂。

    就这样，杨白鹿骑着白马打老虎和救龙家人的故事，在三省边界流传开来，可谓家喻户晓。

    2

    我发现，我把那几只飞走的白鹤想象成了我小姑，至少小姑应该是其中一只。我想小姑的出走就像那白鹤一样，轻盈地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小姑回来之后亲口告诉我们的。

    小姑说，她的人生坎坷不平，不仅充满了苦难，也充满了传奇。

    从明溪出走之后，我小姑走过了很多很远的地方，她后来遇上了解放军，便参军去了。

    穿上绿军装的小姑一开始留在南方某座刚刚解放的小城，做收容工作，随后又参加了全国性的土改运动。那时的小姑可谓意气风华、斗志昂扬，早已把发生在明溪故乡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事实上，那些年小姑也曾给家里写过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小姑竟然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小姑说，她一共写过三封，一封是五十年代写的，另两封是六十年代写的，因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她还以为家里没人了。

    小姑说，这是她没有立马回乡寻亲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五十年代的小姑很走运，她因为出色的革命工作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还上北京开过几次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当时小姑是以苗族代表的身份参加的。

    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前来看望他们，问我小姑是什么族别？是不是苗族？我小姑说不是，又说自己虽然不是苗族，却是以苗族代表的身份前来参加会议的。

    哦！那领导很好奇，就问她应该是什么族别？

    “毕兹卡族！”小姑说。

    “毕兹卡族？”那领导又懵然地问，“难道新中国成立后，还有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吗？”

    “怎么没有？”小姑说，“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不就站在首长面前吗？”

    小姑灵机一动，便把这个山地民族的历史和来源简略地描述了一遍。那领导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叫毕兹卡的少数民族，译成汉语就是土家族，而毕兹卡只是汉语的记音，意即本地人。

    那个时候，毕兹卡人把汉人叫做客家，把苗人叫做苗家。可惜的是，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书上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然，即便如此，也抹杀不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信仰、传统跟习俗。

    那一年，小姑带着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命令，以一个妇女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考察队，带人来到武陵山地搞实地调查。通过大家多年不懈的努力，他们获取了大量翔实的人文以及地理资料，最终使这个民族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认可。1957年，国务院承认了这个既年轻又古老的民族。

    这是小姑人生中所书写的最为辉煌的一页，然而，也是因为这一页，小姑开始了她的另一出坎坷人生。

    那时候，风光无限的小姑怎么也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男人为了自保，居然站出来揭发她，大搞民族分裂活动！

    这一罪名可不小，可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我小姑简直百口莫辩。最后她只得含冤去坐牢。然而，心性刚强、心气傲然的小姑，与那个胆小怕事、不像个男人的男人便离了婚，开始了她人生的铁窗生涯。

    可想而知，那时让小姑想不通、想不明白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身陷囹圄的她，那时除了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小姑总是用土家语唱，谁也听不懂。她说，那是她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心灵听的。

    一开始，看守人员还以为我小姑唱的是反动歌曲呢，他们便想了一个土办法：在劳改的人中找来了一位精通土家语的老教授。那位老教授也是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而坐的牢，他与我小姑是同一罪名。不同的是，老教授在暗处，我小姑在明处。只是对于当时的情形，我小姑一点也不知，她想不到自己唱歌的时候居然还有人在暗中监视。

    那天，我小姑心情无比地好，她见一缕阳光从窗子里透射进来，便放开嗓门唱起了《兄妹成亲》里“怀胎生子”中生血球的歌：

    这是一个人种呢，

    水缸里头泡不得，

    岩坎下头丢不得，

    砍成坨坨往天边洒了吧，

    砍成块块往地角甩了吧，

    叫它五湖四海发人去。

    紧接着，那血球就被补所（傩神公公）砍成了九九八十一坨，从八仙台上朝天洒了出去。然后，众人齐唱开来：

    合他三斗三升火谷子，洒出去，

    苗家的人就有了。

    合他三斗三升河沙子，洒出去，

    客家的人就有了。

    合他三斗三升土泥巴，洒出去，

    毕兹卡人就有了。

    哟嗬喂，这里的人种就开始发芽了，

    这里的烟子就咚咚地冒了，

    这里的歌声就缭绕地升了，

    到处一看呢，帕卡白卡哄哄了，

    毕兹卡火火火了，

    五湖四海有人了，

    九州万里有人了，

    天下就有了一百二十大姓了。

    这一唱可不得了，看守人员还以为我小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在监狱里还在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而那位老教授因为替我小姑辩护，说那不是反动歌曲是《舍巴歌》，他也被关进了单人牢房。看守人员甚至还让他写材料搞检举，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他供出同党。

    这罪名简直是“莫须有”！然而，回天无力的老教授最后只好交代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交代的不是检举材料，而是一部洋洋洒洒、有着几百万言的《舍巴歌》，亦即《摆手歌》。

    小姑说，当时让她最最想不通的就是：这个世上的人都已经疯了，简直比疯狗都还要疯，不是你咬我，就是我咬你，只要见了人就乱咬！同样，那些革命小闯将们也要求她检举揭发其他同志，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行。然而小姑并没有这么做，她认为这是伤天害理、天理不容的事，所以予以坚决抵制。

    小姑还说，那时外面的人已经疯了，想不到里面的人也都疯了——她不晓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了？

    小姑说，在里面的时候，虽然不见天日，但相对于外面的人来说，思想却要单纯得多——只要你自己不去多想、歪想、乱想，那就可以什么也不用去想。

    然而小姑却不能不想。譬如说，当初自己拼死拼活地干革命到底是为什么？

    那一年，她跟着国民党兵一路向西，最后又折而向东。当时小姑已与一位国民党军医相爱了。她在医院里做小工，清洗各种物件。正当他俩准备结婚时，不想部队又开拔了，结婚的事便不得不推迟。不巧，在一次战斗中，这支部队被打散了，她和那名军医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络。

    这场遭遇战也便改变了小姑的命运，或者说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轨迹。小姑被解放军救下后，也便参了军。但是小姑没想到，在这支革命队伍里，她又遭遇了一次爱情，与一名军官相爱了，最后还被组织批准结了婚。本来，这是一个十分恩爱、幸福、和睦的家庭，可谓男才女貌、志同道合，不想一场文化大革命，又将他们的命运彻底地改变了。小姑为此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与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会将自己出卖了？

    小姑在狱中一直都在想：要是当初自己不出走，就在明溪嫁人的话，如今又会怎样呢？小姑说，其实最让她思念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表兄杨白鹿。

    小时候小姑最爱听表兄杨白鹿演唱汉戏。汉戏也叫人大戏、高脚戏，与京剧差不多，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那边传过来的。

    小姑说，小时候外公家开了个戏馆，她也曾学过汉戏、唱过青衣，那是跟表兄杨白鹿一起在外公家学的。但是小姑不是科班出身，她仅仅学了个半罐子水平。

    而小姑最喜欢看的恰恰是表兄杨白鹿表演武生，抖鬼壳子是他的拿手绝活——他能将一张俊俏的脸弄得扭曲变形、狰狞恐怖，十分夸张。只是小姑怎么也想不通，表兄当初为何要那样对待自己呢？还叫自己的大哥拿枪指着自己？最终将她仅存的一丝希望也掐灭了。为此小姑时常在想：当初自己要是嫁给了表兄杨白鹿，如今结局又将如何？后来表兄也被划成地主当上了反革命，而且历次革命运动中都曾受到过批判——游街和坐飞机。要是自己成了个地主婆，又将会是怎样的下场呢？还不是跟着一起挨批斗、坐飞机吗？谁又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祸得福？

    在狱中，对于这些如乱麻般解不开的问题，我小姑终于想了个明白通透——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无论你在哪里，也无论你嫁给了谁，只要是命中注定的劫难，你就都逃不过。而在这场革命的洪流中，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渺小了。

    小姑于是有了理解，有了原谅——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曾经伤害过自己。

    小姑就这样变了一个人，她将一切都看开了、看淡了，也便开始用歌声来歌唱自己的人生。

    那时候，看守人员不许小姑再用土家语唱，小姑就用汉语唱。可即便是用汉语唱，看守人员也不许小姑再唱那些与民族团结有关的歌曲，她就只能唱汉戏、唱青衣。

    小姑说，那时她满脑子里浮现的全都是表哥杨白鹿的影子。想象中，她正在跟杨白鹿同台表演。于是，在那方寸咫尺之间，小姑便开始尽情地挥舞着水袖、吟唱着土家歌谣，从而度过了一个个凄清、黑暗、茫长而又寂寥的日子。

    刚开始那些看守人员都以为我小姑疯了，后来才知道我小姑并没有疯，她是在唱汉戏、唱青衣。再后来，他们也都喜欢上了那些曲调，还不时地哼唱几句聊以自慰。

    小姑还告诉我说，那时一天要是不唱点儿什么，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也不知为什么？！

    3

    我们见到小姑是在我家祖屋里。那时天已黄昏，祖屋前洒下了一片血色的影子，一个微微驼背的老人正背对着大门久久地凝视着，不言不语，也不知她在想些什么？！

    “二姐！二姐！”父亲一见小姑的背影就呜咽着喊了两声。

    “是老幺吗？”小姑听见喊声急忙转过身来，她禁不住踉跄几步，顿时老泪纵横，“我……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父亲立马迎上前去，一把将我小姑抱住，激动得竟像小孩似的呜咽起来：“二姐啊，你咋这么多年了也不给家里捎个信啊！”

    “我写了，”小姑说，“可是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我还以为你们都不在了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小姑给家里写的信都被大队支书何诗光扣押了。这一切自然与父亲当年抛弃那个“麻婆”有关。这是一个伏笔，也是一个家族的必然命运，或者说宿命——只是那个魔咒似乎谁也打破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如今真相已经明了，即便再去追究又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事都早已经过去，只要人回来了就好。

    然而，偏偏冤家路窄。

    这天，何诗光也来到我家祖屋前，依在石狮子旁朝里面偷看。他显得很苍老，头发花白、眼袋低垂，醉眼模糊，皱纹深似沟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霸气与精明。在我看来，这倒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村里的印把子，而是他曾经害过一场大病——烧儿疯。

    那是一年冬天，大雪封山、河川封冻，何诗光突然浑身发烧，烧得一塌糊涂。有一天，他居然一丝不挂，沿着明溪河边一路疯跑，就像有鬼魂附身似的，一边跑，一边乱喊乱叫。

    最后，何诗光因忍受不了那高热，竟赤条条地从明溪桥上一步跃进了深潭——也就是我奶奶失足淹死的那个深潭——他在水里好一阵扑腾，这才退去了烧。

    从那之后，何诗光变了，人变得傻乎起来。当着人的面他老是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当别人问他有什么罪时，他又闭口不言。有人说，他之所以如此落魄，是因为遭到了上天报应——过去他坏事做得太多——他手上曾经卡过太多的人——那些人最后都没能走出去。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够捡回一条命，是因为我做了水鬼的奶奶原谅了他——不然他早就被淹死了。其实，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那句“我有罪！我有罪！”的话，已经变成了何诗光的口头禅，仅此而已。

    那天，何诗光站在我家祖屋的大门口，久久地望着却没有说话。我们谁也没去理睬他——也没有人再去问他卡过信件的事——他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于是低着头、挪着艰涩的脚步，一步步，猥琐地走开了，嘴里依旧还在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

    见他那副落魄不堪的样子，我也原谅了他。

    小姑似乎也原谅了这个人——其实，小姑的脑海里早就没有这个人的印象了。小姑也没有再去提那些关于信件的事——这事似乎早已与她无关，有关的只是小姑自己的事情——她已经平反了，又恢复了先前的身份和工作。也就是说，小姑的后半生又有了依靠和保障，而且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姑爷——就是那个懂得土家族历史、记录了《梯玛神歌》的老教授。

    那时，唯一让小姑想不通的是，我父亲为何要将我爷爷葬在祖屋里？虽然这话小姑一直都没说出口，但从她的眼神中我们都看出来了。可是谁也没有当着小姑的面去解释什么，似乎也不需要去解释。因为这已是一个无争的、不可更改的事实——

    爷爷依然静静地躺在祖屋里……

    4

    这天，父亲叫我哥哥翻过团山堡把我大姑接了过来。姐妹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

    大姑说：“妹子呀，你可回来了，可是你咋才回来呀！在你走后，阿涅的眼睛都哭瞎啦。”

    小姑说：“大姐呀，我不孝，是妹子害死了阿涅啊！”

    大姑说：“我也不争气，让爹娘替我操心了！不怪你！”

    说着说着，大家都呜咽起来，有的在哭泣，有的在呻吟，有的索性放开喉咙在大嚎。不用说，那个大嚎的人是我，因为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大姑小姑的命运为何都这么坎坷、离奇与不幸？为何她们嫁的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把她们给出卖了、抛弃了？我不知道，所以只能这么放肆地哭泣。

    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何要这般放肆地哭泣——大家只是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我家老幺最晓得事了，他最晓得心疼人了！”

    小姑说，她很遗憾没有早两年回来，要是自己一出监狱就回来，兴许我姐姐就不会去寻短见了。想想她们先前过的苦难日子，我姐姐又哪里还有理由去寻死呢？毕竟父母大人都健在，让个白发人去送黑发人，又情何以堪？

    但是这一切我姐姐都不知道，要是她泉下有知，兴许已经后悔了。之后我们回到两河口，几乎每天，我都要去阳雀坡，到我姐姐的坟头上烧香，陪我姐姐说说话——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她。那时候，山风吹拂下来，啾啾地鸣、呜呜地叫，就像我姐姐的灵魂在天上哭泣……当然，那只是我最初的想象罢了。

    那时候，大伯一直不肯来明溪，小姑就说：“他不来我去！”小姑还说，今后只怕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了。

    小姑说的是大实话，可也是断头话，让人听了怪揪心儿。事实上，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谁也不知哪一天，腿一伸、眼一闭，说走就走了。但是这样的话即便说得再在理，可听起来也是那么叫人揪心啊！你想人活着又多么地不容易，就仿佛草木一秋，刚刚都还是绿油油的，一转眼便到了枯黄时节。

    我们一行于是来到了芦花洲。

    一河的芦花又开始飘荡起来，飘了一河又一岸。我们于是沐浴着芦花，下船又登岸。

    老远老远，就见我大伯立在码头上朝着明溪方向不停地张望。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仿佛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哥哥早已赶到了芦花洲，告诉大伯说是我小姑要来。是我父亲特意这么安排的。父亲是想让我大伯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彼此太过尴尬。

    很显然，大伯的内心依然是痛苦的、矛盾的。只见他佝偻着腰，如风般站立在那里，依旧不停地抽着旱烟，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吐着烟圈……也不知他还在想些什么？！待见到我们时，他竟然想躲开了。

    “大哥！”小姑赶紧叫了一声。

    大伯这才慢慢地回过头来。那一霎那，只见他的嘴角不停地嗫嚅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始终无语。

    “大哥！”大姑也叫了一声。

    大伯这才“嗯”了一声，然后嗫嚅地说：“你们……你们可都来了！”就再也无话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出情景——我大伯、我大姑、我小姑和我父亲四个人，走过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像四个小孩那样放肆地大嚎起来。我又开始流泪了。

    其实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当这一星星芦花飘进你的眼眶、刺破你泪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流泪了。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或是对儿女们说起这一场面时，我依然声带呜咽、泪如泉涌。因为这一河岸飞荡的芦花，早已飘进了我生命和记忆的最深处，变成了我的灵魂与血肉……

    这一天，我们又回到了明溪。大伯跪在最前，开始对着我爷爷的坟茔诉说衷肠，最后他还建议说，如今思想解放了，还是给老爷子立一块碑吧，不然他心里不安。

    大家一致赞同，但是关于迁坟的事，谁也不好当我父亲的面说。父亲说，他今后再也不想回明溪了，等他死后再来陪伴自己的父亲吧。

    其实我晓得，父亲内心里有着多少痛苦和无奈，只是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察觉。也不是我麻木不仁，更不是我心狠、薄情、寡义，是因为我完全被这浓浓的亲情包围住了，再也分不出其他心思来。

    那几天，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住在坟屋里，说是要好好地陪伴我爷爷，想与他老人家再单独说说话。我知道父亲说了假话，他真实的目的是，不想住在我表伯伯杨白鹿家里，他心里依然还有疙瘩，一时间似乎怎么也转不过这道弯来。

    自然，我们谁也不好强求于他，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处世原则与交际方式。父亲一辈子爱憎分明，他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所以他的内心一直都是澄澈的、透明的、孤独的。可是，当他独自一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时，那种落魄似乎让人看一眼就想落泪——父亲的脊背都开始弯曲、微驼，就像虾公一样，总是直不起腰来。他背上似乎压着千斤重担——为我姐姐的死，他一直都不肯原谅自己——还经常独自悄悄地去我姐姐的坟头，给她烧香。我想，父亲一定是在忏悔，请求自己闺女的原谅……

    那天夜里，母亲悄悄陪伴父亲在我爷爷的坟前蹲守了一夜，他们相视无言、相对无语。我这才知道，一个女人一旦把自己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么她一生都将视这个男人为自己的依靠。他既是她依靠的一棵大树，同时也是她生活的一个港湾，而能依靠多久、停泊多久，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其实大多数男人并不这样想，他们只是把女人当做一艘航船停靠的码头或者一个港湾，兴许歇上一夜、温存一晚，第二天又要起航出发了。比如说，那天我们去给我奶奶上坟时，不巧在路上碰见了王开春。当时我走在最后，他便朝我背影子喊了一声“老幺”。我没有理睬他，因为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居然从没到我姐姐的坟头上去哭过一次，哪怕一声也好。他还当我是个天日不知、好坏不分的傻小子哩！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生活原本也像放电影，虽然他的人生也有色彩、有影子，但却不是真实的色彩与影子——那只不过是一种并不真实的虚幻罢了。

    “老幺，你听我说！”他似乎还不死心，在我后面依旧轻声地喊着。

    “呸！呸！呸！”我一连呸了三声，然后昂起头，迈着正步，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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