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问题，不可能离开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国的社会形态制约着，甚至是规定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就文学而言，尽管有说明和决定它自身的特质，但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依然强有力地影响和笼罩着文学，可以不含糊地认为，任何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历史而期望纯粹地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的意图，都将是天真而无效的行动。
通常讲的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公认的历史分期。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学开始在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分别而又有联系地发展。从50年代到90年代，这种格局基本不变。中国这四十余年的文学属于新文学的范畴，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均溯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均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载工具革命的产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以告别古典时代、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性质历经多种的社会变性而绵延不断，现代精神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以贯之的目标。40至50年代之后发生的政治变动并没有改变文学的这种性质。
之所以把这段文学划归当代文学，最主要的原因仍由于社会的因素。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的文学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加丰富了。同一文化母体之内的异向发展，事实上已为此后的文学多元化埋下伏笔和提供契机。隔绝在造成陌生和惊异乃至误解的同时，也造成了由于差异而导向的兼容、共生和互补。这种多边互动的局面对于僵顽守旧而力图保持大一统的文化强制力量，无疑具有重大的消解力。当代文学这一历史范畴的设置和托出，对于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繁复驳杂性质的描写、界定和预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当代”的无限延伸并不可取，作为现代文学30年的后续，当代文学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如何对文学进行更为确切的界定，有待学术界的关注。
二、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溯源
新时期文学的提出，如同当代文学的提出一样，系由社会变动所决定。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直至文学、艺术全面濒临崩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社会获得了转机。最初把“文化大革命”后开始的社会阶段称为新时期，见诸政治文件。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如下一段话涉及新时期的概念：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着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
显然，“新时期”这一术语的出现时间比这要早。自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这一溉念，以区别于“文革”前的“旧”时期。197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艺界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早半年，与会者已经在广泛而纯熟地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期文学”由此派生而来。虽然这还是那种“政治决定”的惯性思维，却也反映出中国文学的事实，即这里的文学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事实。要是据此推断说，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大体也是不妥。但新时期文学的提出，除了社会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诱因之外，文学自身也存在着导致弃“旧”图“新”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十年并不是凭空而来，一切（包括文学）都是一种堆积和迁移。冷静地看待中国的事件，从产生、发展到终了，都是一个过程。从没有“文化大革命”到有“文化大革命”，本身也是一个过程。文学到了走投无路、赶尽杀绝之后，就有了绝路逢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普遍地呼唤着“新时期文学”。1978年召开的第三次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人们一边回首昨天、流泪控诉，一边向着明天创造新的未来。巴金在那次会议的闭幕词中传达了否极泰来的信念：“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阵痛’，这是产生新的文化高潮的‘阵痛’，一个崭新的文化高潮就要来到了。”这是对于“新时期文学”的预言。他在这次会议的专题发言《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中，对这个“高潮”和“春天”作了文学的说明：“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载《文艺报》，1978（1）。）周扬则根据他一贯的逻辑，为这个文学新时期充填进关于“新的斗争”的内涵：“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大大地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来观察、研究和描写这个新时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这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周扬：《在斗争中学习》，载《文艺报》，1978（1）。）
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尽管新时期文学这一范畴系自政治层面“套用”而来，但文学却在这种近于下意识的“套用”中苏醒过来。1978年那时节，人们的语言习惯甚至思维习性还不曾和异常年代完全剥离，但迎接新的文化建设以及文学更新的思想萌芽却悄悄地伸出了刚刚解冻的大地。
巴金讲的“阵痛”，是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为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他显然非常重视这一场空前的破坏可能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立即着手写作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自身的反省为内容的《随想录》，同时又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前者因是个人行动得到了完成，后者则未能实行。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这位文学前辈把建立文学新时期放置于批判“旧时期”前提下的意图。
文学的新时期的确是以“旧”的离去为标志的。但这一时期文学之所以新，却不是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的依附的同义词。它不是简单地在旧有的文学形态中“装”进去“新”的“经验”或“新”的“斗争”内容的表面转换。这一文学新时期后来所展开的局面及所显示的内涵，超出了处于时代转型期的人们的想象。
前面引文中谈到，这个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是以建设和实现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方面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我们不难发现，要是把表面的意识形态特征加以分离，现代化的实质性主题将从那表层现象中突显出来。就是说，所谓的新时期就是旨在追求并实现涉及全社会诸多方面，包括文化和思维、生活方式的从封闭禁锢状态走向现代更新。这一切，当然与文学艺术有关，而且必然以敏感的文学艺术为先行。
20世纪70年代末，文艺方面很快就把文艺繁荣改革的论题与当日提倡的“四个现代化”联系了起来。徐迟先后写了《文艺和现代化》、《新诗与四个现代化》等文章，力图在文艺上与实现社会新时期规定的目标相衔接。虽然他的观点依然是以往“服务”观念的现实性替代，即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转移替代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在《文艺和现代化》中他说：“我们的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很好地为它服务”，“反映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文艺，已经跟‘四个现代化’本身一样提到了日程上来，是新课题”（参见徐迟：《文艺和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但是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已提到“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现代化的道路，创作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艺”这样的命题。要是我们把那些意识形态附加语加以剔除，同样，关于现代化的命题自然地就和“文学新时期”联系在一起了。
三、新时期文学的特质及其终结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个不曾摆脱社会意识层面的运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文学和政治不加区分的混沌，上节所举例子就是明证。从新时期文学到文学新时期是一种质的转换，因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时期文学显示着“新时期的文学”的含义。在这一范畴中，文学不曾从社会的意识形态规定下分离而出，它从属于、受约定于社会的新时期。唯有文学在新时代的精神召唤中觉醒，在主体性鼓舞下进行自主的和独立的文学自身变革和建设，这才进入了“文学的新时期”。现今沿用的“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确定的含混的表述，它同时含有的两个概念中，实际上指向了同一的对象，即不论文学差异如何，实际指的都是“文学的新时期”。
文学新时期首先是一场文学争取独立的运动，这种独立的要求生长于对长期的政治、社会依附的不满。文学新时期旨在改变以往的非文学对文学发展的规定、指令的一切行政的和权力的干扰，而使文学回到以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为动力的秩序上来。从这点看，新时期文学改变了长达数十年文学发展的轨道，即它开始了不是由人为制造的文学行进的历史。在这个时期，即使如“揭批四人帮”甚至早于新时期的“天安门诗歌”那样运动式的、带有强烈政治因素的文学运动，由于它是一种民众意志的推使而非行政性的号召，尽管涉及艺术层面的因素甚少，但仍属于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范围。
文学新时期最具实质性的转变是使文学回到审美和艺术的立场的努力。而这第一步的表现，是在涉及诗、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在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诸多品类全面展开的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借鉴和具体操作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受到迟到的却又是超常的关注，不能以该思潮的实际发展状况来评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式的有意的“误读”。人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不大考虑这一艺术思潮的实际内涵及其沿革，换而言之只是对其中的“现代”深感兴趣。因为“现代”与“古代”或“近代”相对立，它又与现实的“现代化”相衔接，造成了迷离的、不确定的“同一性”。中国的文学艺术家，由于急切排除传统阴影以及因袭的困扰，而向西方业已衰微的思潮投入了跨时空的热情。中国觉醒的知识界和文艺家，深感“古代”和“传统”对人的窒息，唯有“现代”能给这种状态以氧气，他们寻找“现代”，在没有“现代”时，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现代”。这就是新时期得到充实的“现代主义”的真谛。
对于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前已述及，二者取同义的角度通用，下同）来说，一件大事就是1980年《光明日报》发表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诗界围绕“新的崛起”展开的朦胧诗论战；另一件就是1981年高行健于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引发的关于“现代派”的讨论。这两次事件与历次文艺批判或文艺争鸣不同，它的论题超越了传统政治或思想主题功利等的范围，而主要涉及艺术自身问题。在这个方面，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本质特征。
冯骥才以《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为题写信给李陀，传达了他读到高行健着作后的兴奋感：
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过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见到，就请赶紧去找行健要一本看。我听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给李陀的信》，载《上海文学》，1982（2）。
冯骥才认为现代派的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而且论证了为什么“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的道理。他的论证依然是由社会而进入艺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政治清明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空前活跃”；“题材内容的广泛深刻的开掘，必然使作家感到原有的形式带有某种束缚”；“生活面貌、节奏和方式的变化，审美感的改变”；“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引起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好奇”等。这些片段的论述已经涉及了这一文学时期的若干新质。
以朦胧诗论争和高行健的小册子为标志，新时期文学在诗歌、小说和戏剧这些重要门类中，由于对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兴趣而越过了传统的政治运作阶段，进入对于文学的艺术、审美的回归自身的新阶段。这是新时期文学最富革命性的一个进展。由于艺术自主意识的建立，使这一文学时期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场文学运动，而具有了划时代的崭新的意义。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钟情于现代主义，除了现阶段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对“五四”新文学开始的文学现代化的追求是一次断裂后的接续。“五四”以后进行的改造旧文学而为新文学的努力，其实质就在于在文学中逐渐排除古典因素而逐渐注入现代因素的文学的现代更新。这方面的工作数十年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干扰而不得不中断了下来。其中干扰最严重的，一是传统的古典主义积习浓重，二是严重的生存危机下意识形态影响加剧。这情况随着20世纪70年代社会动乱结束而结束，社会的相对安定、政治的相对宽松，促使新时期文学有可能摆脱传统的羁绊而在艺术层面获得觉醒。
这种艺术本质属性在文学中的苏醒，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质的规定性：新时期文学的一切变革和探索都涉及了文学自身，而与非文学相剥离。新时期之所以“新”即在于此。当然，这一时期还有若干重要的特征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开放性。前此的文学处于严重的自我禁锢状态中，文学受到褊狭的自以为是的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制约，以过敏性的排他反应对待一切自认为“不纯”的文学，步步设防、处处设防，以致最后孤立了自己。再就是探索性。一旦意识形态的羁绊得到解除，文学自身规律启动的结果，便是奔涌而出的创作激情。原有的戒律取消了，文学自然地要寻求多种的可能性。整个的形势鼓励着文学冲出传统规范的实验和探索。开放性和探索性是条件，它们造出的结果是多元性。塑造单一的甚至唯一的文学，是一种文学的自杀行为，而数十年来却对此一往情深。封闭的文学设计出名目各异而实质不变的“最好的”方法、风格或标准，把本性属于各式各样的文学改造为统一的、在“样板”规范下的文学。说是百花齐放，实是一招一式都要受到模式的统治。新时期完全改变这种单一性，而以多元性来代替。多元局面的实质在于承认文学的民主化进程，在于承认文学的非主流性。统一规范的瓦解当然造成了文学的失控，但是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失控中获得新的生机。
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社会的开放相联系的文学新时期，在独立形态的运行中到达20世纪80年代的终点。一切新的都将变成旧的，何况文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它的完整形态。文学的发展也如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的推进中新陈代谢。新时期文学不能永远地新下去，终究要有更新的形态出现。但文学又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点，这就是尽管它服从于新旧替代的总规律，但一切“旧”的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消失的只是不具价值的东西。然而“旧”的并非不具价值，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新旧都将在文学王国中获得永生。
四、后新时期文学：商业社会的文学形态
后新时期这一概念与社会发展阶段也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它仅仅属于文学，或者宽泛一些说，涉及艺术或文化。后新时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但又不同于它的前身。就外在条件而言，它有从属于历史时代与社会的某些决定性因素；就文学自身的条件而言，经历了十余年的充分的、近于完整阶段的发展，为它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充分、令人信服的条件。
中国社会已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型转向经济型，社会转轨的阶段基本完成，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明确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0年代的结束，选择了一个让人全面震撼的时刻，它把当今时代的历史记忆导向了深刻。一方面，它无情地让人面对这个传统社会的深重悲剧性；另一方面，它诱逼更多的人逃避这种遭遇和命运。一百年的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促使一些人惊醒，也促使更多的人沉沦和忘却。
中国以庄严悲壮的心情面对过去的20世纪。从这20世纪回望上19世纪，中国人拥有一个沉重的记忆。世纪末在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也许只是时序的更迭，但在中国却易于激起特殊的悲凉情怀。一百多年前那些触目惊心的大事件，如甲午海战、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都会引发某种怅惘和失落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距离20世纪的结束越来越近时，一百年的追求和失败，以及对这个世纪苦难的反思，构成中国人特有的世纪末情结。这种世纪末情结是社会和文化的，却更是直接对后新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不论是激情还是隐逸，不论是调侃还是闲适，文学上的种种表现，都可以从这种世纪末的处境中得到解释。
再就是商品社会的形成，带来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性质。最封闭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也开始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业。电脑的普及、信息的革命、消费文化的膨胀，给这个古老社会以强烈的冲击。
一方面是西方超前意识的移入，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积习的充分展现，人口的爆炸，生态的危机，资源的匮乏与毁灭，城市和乡村的污染，还有国营企业的病入膏肓，这一切，又构成了复杂而矛盾的“国情综合”。至于文化上更表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汇的种种冲突。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长驱直入，吸引相当多的青年的兴趣；而传统文化在主流意识支配下，以弘扬为号召，使一切以往受到革命压抑的观念形态得到空前的弘扬。谈国粹不仅不可耻，而且洋洋自得，国学热迷浸于那些最具革命性的学说的讲坛，至于尊孔尊儒，更是一路绿灯。这一切的兴旺发达，堪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卡拉OK的狂热相媲美。
五、世纪末情绪与“90年代文学”
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是说不清楚的。这是一个不明朗和不定型的社会，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华洋交错，非古非今，不中不西。但有一点却是确定的--它已告别了中世纪式的封闭和禁锢。但是新时期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和激情已经黯然，不断透漏进来的阳光，叙说着外边世界的风景和节拍。告别了暗夜的社会于是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又往往由于现实的积重而化为泡影，混乱无序也许就是进入商品社会的常态。原先的有序状态本来不属于这一个历史时期，计划经济的解体就是一种暗示。
至于文学自身，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已经显露出诸多有异于前的新的气象：后朦胧诗的出现、先锋小说的实践、第五代导演、新生代艺术、新潮绘画等前卫文艺实践已相当广泛。80年代最后一年的事件，成为一个启爆的因素促成了文学新时代的转型。其实，这种转型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孕育之中，是以累积式的渐变来实现这种前后交替的。
20世纪80年代结束以后，文学研究界已经开始注意新的文学转型的现象。当时的思考是在“进入90年代文学”这一命题下进行的。1991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文学走向90年代”笔谈，参加笔谈的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的及青年学者，其中有谢冕的《停止游戏与再度漂流》、孟繁华的《平民文学的节日》、张颐武的《写作之梦：汉语文学的未来》、李书磊的《“走向世界”之巅》、张志忠的《批评的陷落》。这是80年代社会震撼后批评界第一次面对着新的文学世界的发言，可以把这次笔谈看做是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思考的先声和准备。
谢冕提出：“无论是从正面或是负面的价值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宣告终结”，“十年前开始的文学急流已经消退，随之而来的是冷静的回望与总结”。谢冕对当时文学的某些迹象表示了不安：“当生活变得不那么轻松的时候，当文学的环境也并不那么良好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仍然理直气壮把对象当做手中的玩物，是否有点近于残忍！于是，我们不能不从内心发出吁求：停止游戏！”谢冕在199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年会上，在高度评价新时期文学的同时，就在发言中正式指出这一时期“已画了句号”。至于“新时期文学”以后的文学形态及其命名，当时的讨论还并不明晰。值得注意的是张颐武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运用“后新时期”的概念，他说：“进入90年代，作为第三世界文化中具有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最丰富的文本存留的汉语文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新时期’文化向‘后新时期’文化的转移过程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出来。驳杂的、零散的、扑朔迷离而瞬息万变的80年代已经逝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张颐武这段话已经包含了对于新的文学时期的预言和思考。
这次笔谈对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某些特征作了预测性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的可能品质的预言。孟繁华认为，“90年代的文学将是平民文学的节日。平实的、充满世俗生活情调的文学将会充斥文学消费市场”。他认为这种消费性文学的特征，在功能上张扬娱乐性，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传统性，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故事性，总体表现为一次性消费的特点。许多论证和判断都溯源于社会发展的商业阶段，市场经济的明确化推进了社会心理和行动迅速转型，作为敏感的观念形态，文学的反应是超前的。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的骚动过去之后，人们开始在当时萧条的文学现实面前思考未来。开始考虑如何描写和概括“已画了句号”的新时期之后的文学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心理和文艺实践在近三年的困惑中得到调整。从主观到客观，从社会到文艺具备了对新的文学时期进行观察、研究和体认的可能性。1992年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发起、召开“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讨会，京、津、鲁及海外数十名学者、作家和编辑、记者参加了会议。宋遂良在发言中认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到了‘后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贯通历史、调谐情理的名字，我想历史是会承认这个名称的。”他在会议结束时还建议将这个会议作为后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大会。
会议确认所谓后新时期文学至少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区分仅在“前”与“后”上；一是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走过了完整阶段的中国文学，这概念包含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实质，即对它由前一形态进入后一形态转型的一个归纳。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阶段，它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目的不在于对90年代文学进行具体的描述，作为跨世纪的文学现象，它将投射出世纪末中国特有的情怀。世纪之交的机缘将赋予后新时期文学以特殊的内涵。
以这次讨论后新时期文学的会议为开端，新时期文学终结与后新时期文学开始这一事实，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对后“新时期”这一名词虽有不同的见解，但对于中国文学的这一新阶段已非新时期所能限定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异议。其中最从容地传递出新时期文学业已终结的信息的，是冯骥才发表在1993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迄今为止论述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最集中的一篇短文：
不知不觉，“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没了，连那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已然结束，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而论的历史形态了。
我说这时代结束，缘故有四：
第一，“新时期文学”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文革”为代表的被扭曲的畸形文学相对抗，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使命。首先是冲破各种思想禁区，其中最关键的是挣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十年来，从以往的“政治评判文学”到现在的“文学评价社会”，走过一条坎坎坷坷、不平静的道路。任何时代的使命都是阶段性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它非凡的一段历程。
第二，“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使命，是使文学回归自身。由于长久以来对文学的非文学需要，文学发生异化，因此作家与评论家对这一使命看得无比神圣。十年来，对形式感的探讨，对文本的提出与重视，对文学各种可能性争先恐后、不怕惨败的尝试，致使文学不但回归自身，并以其本身大放光彩。这一使命也已完成。
第三，“新时期文学”以它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魅力（包括众多作家个性与才华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作家一同思考，到寻根文学、实验文学，与作家一同审美与审丑。“新时期文学”拥有属于它的雄厚的读者群。每一文学运动都离不开信徒般的读者推波助澜；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着特定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内涵。如今，“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然涣散，星河渐隐月落西，失去读者拥戴的“新时期文学”无疾而终。
第四，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了。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奋力争夺自己，现在则是如何保存自己。一切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甘于寂寞。作家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板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
话还得回到题目上来：“新时期文学”已经划上句号。
冯骥才的文章只是认为作为一个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经终结，将要和已经开始可能不会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他的论点认为，不一定都有属于文学的时代，有的时代可能属于经济，如同有的时代属于政治一样。但我们的观念与之有异，即视文学的时代与时代的文学为一物，那么不论时代有多大变迁，总有属于这时代的文学存在，因为文学不会断流，而文学的时代永远会有。
六、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与品质
我们把作为新时期延续但又有巨变的文学时代称为后新时期文学，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进入商业社会时代的文学。这一文学形态将受到商品社会的极大影响和制约，经济的杠杆将给予写作、批评、推广、消费以至审美趣味、作品风尚等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以至那种在政治笼罩下以政治的功利目的为推动力，并且按照政治需要的模式制作文学的时期，也不同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以及呼唤人性的尊严和现代意识启蒙的新时期文学，但很明显，这一文学形态，依然有着政治性制约的余绪。
后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与社会功利以及启蒙使命等的脱节，不仅疏离意识形态而且疏离群体代言性质。后新时期文学极端个人化的结果，是文学既与反映无关，也与表现无关，文学只是个体生命的某种状态。极度张扬个体生命的结果，使文学既与现实人生也与理想空间相互隔绝，这一文学形态经常表现对于严肃话题的揶揄态度，它嘲弄他人也嘲弄自己。商品价值法则推进了文学的消费性，消遣、调侃、以梦幻的语言谈论遥远的甚至并不存在的事物，乃是它的常态。为了适应消费的需求，文学在后新时期加速世俗倾向造成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并存状态。
文学迅速地非主流化是又一特征。后新时期确定和巩固了新时期争取文学多元发展的成果。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个阶段变得空前的繁复多样。因为约束文学的力量已经转化，文学能够按照社会广泛的需求进行生产，多种需要造出了多种文学，这就最后地瓦解了指定和倡导的文学主流现象。商品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中国现有文学的多形态共生杂陈的特性。中国文学在现阶段消解中心规范的同时，生长出明确的无序状态，各行其是的主张和实践，取代长达数十年的指令性运作。这状态显示了文学获得一定自由度的宽松气象，同时也包含着无约束的随意性带来的混乱。当不具使命感的游戏精神支配着整个文学时，人们对处于世纪末的文学因缺失时代忧患的厚重感而怀有隐忧，则是可以理解的。
后新时期文学在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拥有了兼容性和谅解精神。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古老社会，本身就是兼容的，从国有到私有、引进外资的种种合资方式、乡镇企业到个体经营的种种方式，都体现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灵活性。至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形态，更是空前的驳杂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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