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爱学习的实习车间主任

    1955年3月，根据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焦裕禄到了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被分配到机械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对这段幸福生活有简单的介绍：

    父亲在任实习车间主任的时候，还经常写文章，他的文章厂报上、广播里经常都会用。他还给厂党委写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建议，一次又一次引起了重视，有的还形成了厂党委的工作决议。还有一次父亲主动请缨，要求编排生产计划，车间主任就有些犹豫，因为做计划就必须熟悉全车间上百台机器的性能、负荷、产品的要求及本车间与相关车间的情况。但是父亲非常自信，坚持要试试，于是车间主任就把任务交给了他。不承想父亲很快就圆满地制定出了计划，一下子让车间主任对他刮目相看。恰好车间主任要去党校学习，他就向厂里推荐父亲接他的车间主任职务。因为作风民主，业务精湛，父亲被称为最棒的车间主任。父亲的优异表现引起了厂党委的注意，他们想把他留在大连，但是父亲并没有接受，他认为洛矿更需要他。并且他还向大连起重机厂提出请求，希望他们派两个工程师支援洛矿，大连起重机厂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大连的时候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那个时候姥姥跟着他们，奶奶有时候也带我去大连住一段时间。母亲还给父亲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为了接近苏联专家，父亲学会了跳舞。他瘦高个儿，悟性高，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都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母亲也很时尚，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他们还经常用稿费叫上工友聚餐。这段生活经历，母亲回忆起来总是陶醉其中。

    徐俊雅之所以每每忆起这段时光都觉得陶醉，是因为，在那个大建设的时代，焦裕禄的身份是国家从民兵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干部，是一个国家随时可以决定一个人去向的奉献者，而在大连期间，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不但属于国家，也属于她和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说，徐俊雅自从与焦裕禄结婚以后，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温情的私生活，几乎都是各自为生活奔忙的社会主义集体生活。而从大连回到洛阳以后，焦裕禄基本上又回到了大集体的生活氛围中去了。

    只有在大连这一段时间，焦裕禄和徐俊雅才有了将近两年的温馨家庭生活。

    那是中苏友谊没有中断的时代，大连起重机厂因为有不少苏联专家而让这个城市有很多时髦的东西出现。徐俊雅和同伴们一起学着那些苏联女人烫了头发，也穿上了苏联风格的连衣裙（布拉吉）。周日休息的时候，徐俊雅和焦裕禄一起，到厂子里的小礼堂和大家一起学跳交谊舞。发了工资，徐俊雅给焦裕禄做了身黑呢中山装，她自己呢，还做了合身的旗袍。周末的时候，他们全家一起到大连海滩边玩耍。孩子们在沙滩上捡贝壳，焦裕禄陪着徐俊雅散步，时间仿佛进入到了爱情的时间里。有时候，为了哄孩子，焦裕禄还会给孩子们唱歌。一家子就那样共同享受着大连的海风和美景。

    徐俊雅难忘的生活细节还有大连的海鲜。那时候一家子虽然住在一间仅有十三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但是他们开了小灶。焦裕禄传记的作者殷云岭与陈新采访徐俊雅的时候，徐俊雅对他们说起那时的生活细节：“焦裕禄会做各种各样的菜，海鲜海味，炖炸炝炒，无不精通。焦裕禄最拿手的大概要数烧黄花鱼，还有做虾皮包子和虾熬豆腐。那时大连的海鲜特别便宜，焦裕禄又常发表文章，稿费一笔一笔地领来，买饭菜，做衣裳。三角钱一斤的大海虾，用焦裕禄的稿费时常购买，吃不完，就只好晒成大虾米，日积月累，待到两年大连生活结束要回洛阳时，已经积攒下半面袋大虾米，带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很多邻居也都尝了鲜。”

    不得不说，这段生活气息浓郁的描述里，也勾勒出一个勤奋学习的焦裕禄的形象。那些大虾啊衣服啊，都是用焦裕禄写稿挣的稿费买的。而写稿子的那个人，一定得有学习心得才能写作吧。而稿费一笔一笔地领来，说明，焦裕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攻克了。他学会了，他有了具体的操作体会，他骄傲地描述着这些心得体会，和工友们分享。

    虽然说，徐俊雅关注的是焦裕禄的稿费可以换回来好吃的，并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但是，她同时也向我们证实了，在大连的焦裕禄多么热爱学习。可以说，焦裕禄在大连生活的两年，已经有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写作；研究技术；和外国专家交流；为了和外国专家多交流，而学习交谊舞；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与后来他到兰考以后，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然而，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在大连起重机厂做实习车间主任的时候，焦裕禄一开始对计划科和调度科这些科室并不熟悉，甚至连车间生产的工种都不能完全识别。但是，他靠自己的小本本记下了所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没事了就跟在那些老工人后面问。渐渐地，他融入了车间里，计划科任务重的时候，他就在计划科帮忙，他先认真学习如何编制生产计划，如何节约人员和时间，如何下达这些计划命令。然后呢，调度科任务多人手少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在调度科里，当作普通一员，跑到材料科去领零件，然后按照分配表格，一个一个地去散发。

    就是这样，焦裕禄在很短的时间内，懂得了如何计算分配一个复杂多样的生产任务。

    有一次，他们车间突然接到了个加班任务，根据他们的人手和设备，在规定的时间里根本完不成。但是焦裕禄看完任务后，在车间减速器工段忙活了一阵子，召集大家一起讨论。焦裕禄仔细地分解生产步骤，他将现在的机器设备数量、生产可控量，以及人员加班后的工作量进行了列举，细细地给大家一算，在规定的时间内只需要稍微加班一下，便可以完成这个紧急的任务。

    所有人都被这个实习车间主任惊呆了，前些日子还嘲笑他跟在工人师傅屁股后面问东问西，这一下才看出来，原来，他熟悉各个生产步骤，是为了要全盘考虑生产计划的布置。

    就在焦裕禄实习期间，车间主任有学习任务，离岗工作。而焦裕禄正式接替车间主任的工作，带领着大连起重机厂一车间的战友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生产任务。

    不仅仅是和大家伙儿一起干活，焦裕禄边干活边思考，他还写了很多专业技术文章发表。看看他写的这些文章的标题，就明白了，他可真是钻一行通一行的技术标兵。他在起重机厂的厂报上发表了《减速器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焦裕禄的这些文章的发表，让他与工人们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因为，他既与工人们一起干活，又能当他们的代言人，在厂报上表达他们共同的关切。

    焦裕禄那一代共产党人，把信仰当成生活的最高目标。他们是从战争中活过来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仿佛都承担着更多战友的使命。幸福了，他们小心谨慎，觉得要让当年牺牲的战友们先幸福。而苦难来了呢，又都争着上，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觉得活着都是一种幸福，吃点苦算什么。

    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这一代人，那么，焦裕禄的人生轨迹便更容易理解了。让他到大连去，他高兴地去了。让他回洛阳来，他不讲条件，立即就回来了。他们的人生参照点是过往的苦难，所以，在我们当下的人看来，无私奉献啊，不计报酬啊，等等，这些人性中最为宽阔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起点，只是伴随物。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远远高于这些。

    二、富有探索创新精神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车间主任

    1956年12月，焦裕禄学成归来，又回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组织安排焦裕禄做矿山机器厂一金工车间主任，徐俊雅呢，被安排到分厂做统计和收发资料工作。

    刚回到洛阳的时候，焦裕禄的生活仍然是幸福的，只是工作比在大连的时候要忙碌得多，困难也多了起来。

    到车间上班不久，焦裕禄便遇到了一个难题，机器从苏联运过来，但是组装机器的工人没有从苏联过来，要自己来组装。自己组装也不打紧，重要的是这个机器设备竟然没有配备安装图纸。焦裕禄想起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经验，在厂子里召集了一群有技术有干劲的年轻人成立一个突击队。他们按照零部件的样子，自己绘制了图纸，在规定的时间，这一群技术工人终于将三米二立车给组装好了。然而，车床虽然装好了，很快就又出了问题，刀具的损耗率很高。这些工艺刀具的设计者是苏联专家茹拉耶包夫，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工人认为刀具设计的角度有问题，焦裕禄将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向厂工艺部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专家否认有问题，这些刀具的设计都是载入苏联的百科全书的。

    然而，焦裕禄不管这些，仍然鼓励他们的技术工人对刀具进行改造。有一天，车工孟庆章告诉焦裕禄，车间里的老工人吕师傅将拉网联的刀头的角度修改了一下，这一改非常好用，原来加工一个齿圈需要耗时16个小时，现在改过刀具以后，只要1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最重要的是，改动过后，刀具的磨损也降低了。

    有了这样好的效果，焦裕禄有了自信，于是自己拿着改动的刀具直接到了苏联专家茹拉耶包夫的办公室，向他说明刀具改进的意见。哪知，没有等焦裕禄说完，茹拉耶包夫就傲慢地摇着头说，根本不用改，不用改。

    焦裕禄只好找到厂子里的党委书记路书记，向他如实汇报了情况，路书记支持焦裕禄的探索精神。焦裕禄建议，要在三米二立车的车床上进行一个刀具的表演，让专家们也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改动过的好用，还是他们原来没有改的好。

    说实话，这是一个小范围的国际比赛，虽然只是在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但是这个表演赛有着焦裕禄的野心，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技术工人也不差，我们也有自己的努力成果。

    那天下午3点钟，听到消息的工人们早已经等在了三米二立车旁边，他们都为焦裕禄捏了一把汗，他们担心焦裕禄的表演失败，那样的话，这些苏联专家就会更看不上他们这些技术工人了。

    当路书记陪着苏联专家茹拉耶包夫来到车床旁边时，焦裕禄示意孟庆章开始。孟庆章按动了电钮，长盘开始转动，弹簧一般的钢屑衔着蓝色的光从刀口流出来，一切都非常流畅，茹拉耶包夫看着刀具转动的速度和摩擦出的火花，很满意地露出笑脸。他从地上捡起一截碎的钢屑，对路书记说，书记先生，你看看，这么好的钢屑，为什么要改刀具呢？

    路书记转向焦裕禄，让他来回答茹拉耶包夫的提问。焦裕禄也笑了，对茹拉耶包夫说，刚才您看到的表演用的是我们改进后的刀具。现在让您再看一下，您原来的刀具的效果。

    说完他又向孟庆章示意了一下。

    茹拉耶包夫很是惊讶，从焦裕禄手中接过了他的原装的刀头，用放大镜看了一下，确认是他们的刀具。然后递还给焦裕禄，他想知道，是不是真如焦裕禄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刀具不如技术工人们改进后的好用。

    茹拉耶包夫从六把刀中选了三把给焦裕禄，让他做试验。等到孟庆章将刀具装好以后，茹拉耶包夫又亲自调整了车床转速和吃刀量，车床慢慢启动，新换上的所谓原装的刀具，一接触钢件，刀杆就颤抖起来，声音也“嗞嗞”的，很难听。孟庆章连忙将刀具退了下来。刀退下来以后，不再颤动，却切不到钢件。如此反复试验了几次，均不成功。茹拉耶包夫看着孟庆章的试验，知道自己的刀具确实有了问题。他的脸色很不好看，示意孟庆章停下操作。驻厂的苏联专家组的组长斯契夫也一直在现场，他对试验结果很不满意，指着车床对着茹拉耶包夫摇头。

    茹拉耶包夫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把万用的角尺，翻来覆去地比量了好一阵，然后指挥着孟庆章重新换上一把他的车刀，小孟刚要启动，茹拉耶包夫突然把他拉到一旁，对着工长吕玉卿说，他太年轻操作技术不好，要吕玉卿亲自操作。

    于是吕玉卿开动了车床，茹拉耶包夫也登上了悬台，监督着吕玉卿操作。车床运转少顷，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响，一粒刀头擦过茹拉耶包夫的耳边飞入人群，引起一阵喧闹，工人们知道苏联专家失败了，发出一阵阵的嘲笑声。

    这一次小范围的胜利，让洛阳矿山机器的厂工人们充满了自豪感。焦裕禄通过这一次现场的试验也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

    三、在洛阳的幸福生活

    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的实习经验告诉他，专业的技术人才对于一个工业项目非常重要。所以，他一直很重视专业技术人才。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陈继光便是他看重的一个人才，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的陈继光擅长机械加工工艺，对齿轮啮合理论及其加工制造有很深的造诣。

    但是，因为1957年“反右”，陈继光的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得不到厂领导的重视和信任。

    焦裕禄发现了陈继光的烦恼，立即在党总支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却花重金从苏联聘请数千名专家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建设，而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呢，却放在角落里不用。这是人才的浪费。如果想要我们自己的工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用好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最为重要。我们应该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他们，在思想上团结他们，在生活上体贴入微地照顾他们，在生产上一定要大胆地重用他们……”

    焦裕禄的这些话在当下看来，合情合理，但在“反右”和浮夸风正风行的当时，这样的话说出来带有一定的风险。不仅如此，焦裕禄还强调政治与技术要分开。在殷云岭与陈新所写的《焦裕禄传》中，记载有焦裕禄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政治就是政治，与技术不能混为一谈。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它没有阶级性。我国的知识分子热爱共产党。”

    焦裕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接下来，他不但重用了陈继光，还在生活上关心那些从外地来到洛阳的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有一位张姓的上海籍知识分子吃不惯河南的面食，为吃不上大米饭而发愁。焦裕禄便将自己的20斤大米送给了老张。不仅如此，张家新生了一个儿子，焦裕禄还让徐俊雅给小孩子做了几件小衣服。这种生活上的关心，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让人感觉非常温暖，且非常珍贵。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写到他们在洛矿的家庭生活：“父亲工作之余喜欢带着孩子们玩。世人都知道焦裕禄有六个子女，并且名字也为大家所知晓，其实我们的名字还有另外的故事。大姐焦守凤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而大哥焦国庆一听就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不用说他是在国庆节那天出生的；大家都喊我二姐以为我排行老二，其实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原名并不叫焦守云，叫焦迎建，就是迎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思；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哭得特别厉害，声音像铃铛一样，所以就叫玲玲，后来她参军嫌名字太娇气，为了紧跟时代，就给自己改名为守军，这一点她也的确做到了，最终是在部队退休的；大弟出生于1958年，正赶上大跃进，所以取名叫跃进；小弟也是在洛矿出生的，1960年的口号是保钢保粮，所以叫保钢。对父亲来说，哪个孩子他都爱，没有远近之分。他带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还教我们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和我们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经常带我们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他趁着我们的假期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或者是深夜，或者出差途中，或者散步时，这段场景总是不由得浮现脑海。……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在洛矿母亲怀上保钢的时候，因为身体虚弱，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准备去医院做掉。父亲不舍得，但也劝阻不住，只得陪着母亲去医院，哪知一检查，医生说我母亲贫血，不适合做手术，这下可把父亲乐坏了。他大手一挥，说，咱这就走！带着我母亲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徐俊雅的记忆里，在大连工作生活的两年是焦裕禄最快乐的日子，因为焦裕禄的身体那时候非常健康，且工作没有在洛矿的时候累，当时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快乐。而焦守云记忆中父亲最幸福的日子在洛矿，因为那个时候，作为父亲的焦裕禄和孩子们在一起，再苦再累也不觉得，焦裕禄沉浸在被孩子们亲昵的生活里，觉得孩子们需要他来照顾，这种被家人需要的幸福感自然是任何成功或者成就都无法代替的。

    而之所以能为一种公共的利益付出这么多的心血，既和焦裕禄的信仰有关系，也和焦裕禄这几年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关系。他从饥饿且苦难的童年里走出来，在各种挫折和磨难中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这一选择拯救了他，让他在逐渐开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由此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觉得只要大家都忠于自己的岗位，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富强且美好。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和徐俊雅结婚以后，焦裕禄不但事业上顺利了许多，孩子们也一个个地惹人疼爱，他多出了为人夫和为人父的责任感。所有这些，都让焦裕禄感觉工作充实，干劲十足。焦裕禄的幸福生活，不仅仅是在大连的时光，还有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的七八年，他一直都是幸福的，那种在工作上通过努力获得大家认可的快感，那种为了家庭生活的富足而在外面打拼的责任感，都是他幸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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