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焦裕禄所在的一金工车间承担了试制国产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任务，当时他们车间是想借着自主制造国内第一台卷扬机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所以，工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是“大跃进”开始的年份，如此短的工期，现在想来并不符合生产规律。可是，当时年轻力壮的焦裕禄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他吃住在车间，在车间的一条长凳上躺了五十多个夜晚，终于在五一节前夕试制成功。
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厂史中有关于焦裕禄的工作情况介绍：“三年时间完成了2米以上的大型提升机460台，为我国矿山采掘提供了提升矿石、煤炭的能力，解决了当时矿山的急需。为了实现高产，在组织生产提升机方面采取三项措施：1．组织产品批量生产，缩短生产周期。之后，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同志进一步发展，将不同型号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通用零件，组织一起生产，工效成倍提高。2．大型提升机减速器机盖，法兰盘（关键件）一模多铸，效率提高2-3倍。3．节假日不休息，延长工作时间。”
1959年春天，焦裕禄调任生产调度科科长。正是“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工业基础还很薄弱，焦裕禄所在的洛阳矿山机器厂承担了很重要的生产任务。该如何调度，如何安排生产顺序，才能让工人们既高效又不费工呢？这是焦裕禄要面临的问题。
他刚上任调度科科长不久，便接到了包头钢铁厂的一个超大订单，包头钢铁厂要在洛矿订购一台焙烧窑。这件产品总重量达600吨，其中有个大齿轮直径为6米，重20多吨。零件大，技术复杂，又要得很急，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金工车间。本来这个车间已经负荷过重，又没有加工特大零件的滚齿机。当调度员向焦裕禄汇报了这个情况后，焦裕禄发现下面有畏难情绪，就说：“我们厂的条件已经够好了，咱不挑重担让谁挑？咱不干难活让谁干？咱们多干些难活儿，国家就不作难了。”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他把这项产品的全部图纸搬进了办公室，一张一张地审查，一连好几天，天天工作到深夜，饿了，啃个干馍；困了，用自来水冲冲头。与此同时，他还找继任的车间主任和他熟悉的那些工人商量了加工办法，安排了生产进度。加工期间，他每天到现场检查两三次。对大齿轮抓得特别紧，没有大滚齿机，就在镗上加工。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
一个任务完成了，一个新的任务就又会到来。刚刚完成包钢的生产订单，又来了农村防汛用的大型的启闭机。这个启闭机重45吨，而接到生产任务的二车间，在加工启闭机大涡轮减速器的时候有技术难题解决不了。
调度员将车间里打的推迟交货时间的报告给焦裕禄的时候，发现焦裕禄趴在自己的桌子上睡着了。他太累了，已经和工人们连续奋斗很多个昼夜了。
调度员将报告悄悄地放在他桌子上走了，焦裕禄醒来看到报告，立即召集车间的工人和主任开会，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推迟。因为农村的汛期马上就要到来，往后推迟，农村的防汛工作就有很多潜在的危险。
就是这样，焦裕禄又一次开始深夜和工人们一起加班。有一天加班，因为找不到车子运送急用的零件，焦裕禄和工人们一起抬着零件往车间送。这次他没有扛过去，晕倒在车间里。
工人们把他送到厂医院，医生诊断为体力透支，疲劳过度，必须进行理疗。医生给他脖子上扎了几根银针，让他稍事休息。这个时候医院里来了急诊。焦裕禄知道是发生了安全事故，也起床看伤员的伤势，后来他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个病人，跟着工人来到了车间里，帮着安全部门分析事故原因，并提了很多建议。
等他走出车间，遇到厂党委书记路书记，一边走一边和路书记汇报他们部门的工作重点，临分手的时候，路书记让他停一下，问他脖子上的三根针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想起来，他是从医院出来的。
关于焦裕禄第一次在洛矿医院住院的情形，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也有描述：
在医院治疗的那段时间里，还发生了很多故事。他偷偷地从医院里溜出来，到各个车间和同志们一起谈论工作；后来是同志们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商量工作；再后来是厂党委切断了他的电话，禁止除他的亲属以外的任何人进入他的病房。可是有一天，在病房里经常听到车间里锻锤的声音没有了，父亲就怀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他跑到医院办公室打电话到厂里问怎么回事，接电话的是调度科主持工作的老刘。因为有厂党委的指示：在焦裕禄同志住院治疗期间，不准用工作问题打扰他。所以老刘告诉父亲一切正常，请他放心。父亲怀疑有问题，就说：你不要骗我，是不是5吨锻锤出了什么问题？老刘心里犯了嘀咕，心想刚刚发生的事情，怎么就传到焦科长的耳朵里去了？事已至此，只好坦言相告，说自己刚接到齿轮箱的轴扭断一根的报告。老刘纳闷地问他何以得知，他半开玩笑地说：哈哈，我有顺风耳，我在医院听出来的。就这样，父亲拖着带病的身躯，仍然时刻牵挂着他所从事的工作。
焦守云的这一段回忆将焦裕禄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来。长时间在车间里，焦裕禄本能地关注着每一台机器运行时的声音，即使在病床上，他的心也和那些机器有着共鸣，一旦哪一台机器不运转了，他都能第一时间感觉到出什么问题了。这是多么专注的精神啊。也正是因为焦裕禄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他为自己赢来了党的信任。
1962年6月，焦裕禄被调回尉氏县工作，他的介绍信上写道：“焦裕禄同志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名列薛德华同志之前。”
关于这一段，当时任尉氏县委书记的夏凤鸣曾写过一段回忆文字：“我看了介绍信，感到不解其意，县委书记是我，薛德华是第二书记兼县长，可介绍信却是这样写的：焦裕禄同志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名列薛德华同志之前。上级从未有过这样的安排呀，我心里默默想到：副书记怎能排在第二书记之前呢？一时摸不着头脑，便安排焦裕禄到办公室休息，自己打电话请示地委，问明情况。地委明确答复：对焦裕禄同志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以后县委只设一个书记，其余都是副书记。”
二、尉氏女婿又回来了
焦裕禄在尉氏工作过，又娶了尉氏人的女儿，所以，调动他到尉氏工作的确也考虑到了他的身体，可以得到徐俊雅更好的照顾。
焦裕禄到尉氏县工作不久，县委书记夏凤鸣病休，所有的事情都要县委副书记焦裕禄和县长薛德华一起商量。
有一天，薛德华和焦裕禄聊天，说：“现在，农村实行过了公社化、食堂化，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征购透底，年年运动。自然灾害又大，群众吃不上饭，我在尉氏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做好工作啊……你来了，我们一起努力吧。”
焦裕禄也有同感，他安慰薛德华说：“农村工作的困难，不是某个县的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一是政策问题，二是干部问题。有些政策不利于生产建设，年年搞运动，整干部，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许多人不愿意干了。还有一些政策，不与农村实际结合，动不动就大办，让群众负担太重。如果想农村工作搞上去，非得提高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不可。”
两个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早些年就熟悉，现在更加信任对方。
焦裕禄虽然在尉氏只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他做了许多求真、纠错且为干部和群众服务的事情。
焦裕禄去世后，有一个叫陈莲清的人写过一篇回忆录。当时的陈莲清是尉氏县的团县委副书记，而她的爱人侯文升因为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正在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她的文章的名字叫作《难得爱心如焦公》，有这样的段落：
1962年，焦裕禄调回尉氏任副书记的消息传来，我即写信转告了我的爱人，正在西华农场劳动教养的侯文升。文升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老领导回县工作，我很想去看他，但不能那样做：侯文升和我还身处逆境之中。然而，焦书记却并没有忘记我们，一天，一位公社领导告诉我：县里发了一批布票，是为获得平反的同志解决困难的，焦书记交代要给你一些。于是给了30尺布票。我当时十分感动，30尺布票事小，却体现了人心的温暖。又过了几天，他请人带了口信，让我去县里一趟。见到了焦书记，让我坐下后他说，听说你有好几个孩子，穿衣一定困难，布票给你了吧？接着又说，小侯（侯文升）给我来信了，管教干部告诉他，送他去教养的档案丢失了，解决不了摘帽问题，我找你来商量这事如何办。我当时很激动，把闷在心里平时不敢说的话都倒了出来。讲了1958年反右的经过及强加在侯文升头上的罪名，认为那不符合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焦书记听罢，显得思想上很沉重，缓缓地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回来以后也听说了一些。我想，小侯参加工作以来一帆风顺，傲气是会有的，至于反党……他说到此摇了摇头，接着说这是政策问题，目前上级对1958年上半年所划的“右派”，精神是基本上都要摘帽子的。今后中央还会有政策，等等看吧。最后他安排我到西华农场去一趟，请农场组织上给尉氏县委来一封信，写明三个问题：一、侯文升档案丢失情况；二、侯在农场劳动教养的表现；三、组织上的处理意见。并告诉我：有这封公函我好提到会议上讨论。焦书记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途径、考虑和安排合情合理，这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焦书记实事求是的公正处理下，我们这个被政治风浪冲破四年之久的家，终于又得到了团聚……
这篇回忆文字非常生动地将一个动荡岁月中有情有义的焦裕禄的形象刻摹了出来。正是因为涉及写作者的丈夫，所以，作者的这些回忆是最为直接的证据。在那样一个人心不稳，生怕不小心和右派分子扯上关系的年代，焦裕禄帮助一个右派的家属，又给右派在合乎规定的基础上出具了证明，终于让他们洗脱了罪名，并全家团聚。虽然这只是一个个例，但是所呈现的是焦裕禄的良知。而在那样一个人人自保的特殊年代，他的这份良知更加让人珍惜。
三、解决乡村纠纷
除了解决干部的问题，焦裕禄在尉氏的短短半年里，还解决了一场关涉尉氏县、鄢陵县和扶沟县三县交界处的农村土地纠纷，让一场一触即发的械斗化解于他的努力协调中。
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在尉氏县、鄢陵县和扶沟县三县交界的贾鲁河滩上，有一片枝繁叶茂的林地。1962年秋收时节，这片林地分别划分给三县的靳村、马庄和小岗杨村。这三个村庄长年累月存在着多占对方林地的想法，今年你在我的地头多种几棵树，明年，另外的村庄拔掉，再种他们的树种。
矛盾冲突爆发后，三个村庄的村民先是小范围争吵，后来大规模争执，最后三方约定要举行一场约战。
焦裕禄大概知道一点这块地上的情况，因为他曾经在彭店区工作过，而尉氏的靳村恰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焦裕禄专门又到了靳村来了解情况，他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一来，群众很欢喜，将前因后果给他说清楚了。
原来，靳村人所说的贾鲁河滩上的1500亩荒地，一直是黄沙区，寸草不生的。后来公社里组织靳村的村民用了多年的时间治理，在沙滩上植树造林，先种灌木柳，再种杨柳，后来又套种了庄稼。这些地慢慢地有了收成。
这1000多亩地本来并不属于靳村所有，靳村只有三分之一，但因为一直荒着，鄢陵的马庄和扶沟的小岗杨村根本没有打算开荒种地。所以，刚开始靳村植树造林的时候，那两个村庄不但不问，还来看笑话，认为他们是白费力气。
谁想到靳村的努力有了结果，眼看着那林地越长越好，沙地变成了绿洲。收益逐年增加，那两个村庄自然眼红了。他们要收回属于他们的土地。
两个村庄要拿回属于他们的土地，靳村呢，认为他们是不劳而获，不想让他们占这个天大的便宜。该怎么办呢？
焦裕禄思来想去，还是要做靳村村民的思想工作。如果化解这个矛盾，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靳村的人民发扬风格，吃点亏。
于是焦裕禄就召集靳村的村民开会，给他们讲了一下现在鄢陵县马庄村和扶沟县的小岗杨村为什么这么贫穷的原因。一是当年的历史原因。二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将黄河扒开了一个口子，将这两个村庄的地全都淹了，所以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翻身。
天下的穷人是一家，现在靳村的土地收益好了，但也不能从此就不顾其他人民的死活。都是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如果我们好过了，不管对方的死活，那和我们推翻的地主恶霸还有区别吗？
焦裕禄耐心地做通了靳村村民的思想工作。最后靳村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将贾鲁河滩区近700亩林地无偿地分给了马庄和小岗杨村。
一场争斗以阶级情和共同富裕的名义给化解了，焦裕禄做群众思想工作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四、“所有的腐败都是由特权造成的”
在尉氏工作期间，焦裕禄下乡检查工作是要到村民家里吃饭的，这叫作吃“派饭”，摊派到某一户农家吃饭，不过，公家要掏一份饭钱。有一次检查庄头区于家村，村干部给焦裕禄端上了白面馒头，还有萝卜、白菜粉条等丰盛的炒菜。村干部解释说，这饭菜是给机耕队的工人们准备的，书记碰巧遇上了，一起吃。焦裕禄不吃，说机耕队的人可以吃，他不能吃。村支书对焦裕禄说，下次一定从简。可是焦裕禄坚决不吃，对村支书说：“下乡工作一定要和你们一起吃饭，这样才方便交流。如果吃特殊饭，或者借着检查工作的机会下来大吃大喝，区社干部这么多，都来大吃大喝，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生活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群众都吃不饱肚子，干部只能做艰苦奋斗的榜样。”
焦裕禄擅长从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虽然只是一次下乡检查工作的巧遇，焦裕禄很快就知道，原来机耕队的这些同志下去干活派头大着呢，要求也高得很。这些人干活要看村子里的人招待得好不好，招待得好了呢，就干得认真；招待得不够好，或者他们的要求没有满足，他们就会在干活的时候耍特权。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专门写到这一个细节：
有一次，父亲了解到县机耕队工作作风有很大的问题，有些机耕队员吃拿卡要，到村上作业，要求有酒有肉，有茶有烟，稍有怠慢，不是甩地头儿，就是拉浅犁沟，或者干脆说机器坏了，停工睡大觉。那个年代的拖拉机还是稀罕物，所以滋长了一些人的特权意识。父亲看了一个机耕队的作业现场，非常生气。他召集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开现场会。他当时在耕作现场看到的是一块14亩的地，而机器耕作时闪出的地边地头儿就有四亩半。会议一开始，父亲就掏出一个小本子，大声念起来：好饭好菜，拖拉机跑得快；有酒有肉，犁得深，犁得透；无菜无酒，犁不到头就走；没茶没烟，犁不到边就颠。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好笑，父亲却严肃地批评了这些机耕队员。他表示这些都是群众对机耕队的评价。全县有五六个机耕队，几十个人，这影响可不小。机耕队一到，扯旗放炮，村干部都四处抓鸡牵羊，借精米白面。拖拉机还是稀罕物件，所以开拖拉机的也把自己当成了不起的人。可是，拖拉机的主人是谁啊？是人民。所有的腐败都是由特权造成的。他的这段话对机耕队员和领导的震动很大。当晚，全县机耕队的机车全部出动，田野里到处是灯光，到处是机车的轰鸣。机车手自带干粮，把所有留过边角的地面，加班复耕，又向招待过他们的生产队补交了饭费。
焦裕禄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是在这样复杂而生动的事例中给我们呈现了出来。本来只是到村子里吃一顿派饭，结果，村支书端上来的白面馒头和炒菜便暴露了机耕队的特权问题。发现问题后呢，焦裕禄并不直接处罚或者是坐视不问，而是找到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现场办公解决问题。这样，既让大家认识到了错误，也没有将机耕队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弄僵。
这就是领导能力。
或者是焦裕禄能吃苦的精神感动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或者是他处理乡村纠纷的能力让领导们有所耳闻，反正焦裕禄在尉氏只干了不到一年的县委副书记，又来了一纸调令，上级决定派他到开封市最穷的兰考县做县委书记。
当时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愁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到兰考做县委书记。三年大灾难已经过去了，别的县都开始生产自救了，可是兰考县外出逃荒的人成千上万，到处都是兰考的“大爷”。这让开封地委感觉很失职。张申在找到焦裕禄之前，已经找了好几个后备干部，可是，大家一听说要去兰考，都不愿意去，想尽一切办法拒绝。
只有焦裕禄，一听张申说“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时，焦裕禄骨子里的某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又一次翻腾出来。他一口答应，对张申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磨炼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就不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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