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兰考，看看那里的风沙到底有多重

    开封地委书记找焦裕禄谈话，想调他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

    张申在找焦裕禄之前，已经找过其他年轻的干部，结果有人推托，有人请假。焦裕禄曾经因为肝病住院疗养，这个时候，找焦裕禄到兰考去吃别人都不敢吃的苦头，以焦裕禄的身体状况来说，他显然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焦裕禄又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一个能吃苦、有担当的人，是一个可以和基层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的人。在工作能力上，他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兰考县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穷和苦呢？无数有关焦裕禄的传记作品均记录了这些数字：“刚刚经历了三年灾害的兰考，当时全县的水利工程基本被毁坏一空，干旱时庄稼绝收，风沙打死了214339亩麦田，秋天大雨因为没有排水设施，内涝又淹死了203769亩玉米。全县差不多有10万亩禾苗被盐碱地碱死，全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有5000万斤，比解放前还要低。全县9个区中，7个区严重受灾。有灾社队1524个，灾民193192人。缺粮1320万斤，缺草1802万斤，缺煤7130吨，缺衣缺布31万尺，缺房18000间。土地荒芜，人口外流，兰考呈现了人穷灾大的贫穷凄凉景况。36万人民身处绝望之中，盼望着有人能指出一条解决温饱的道路。”

    这些数字均是在焦裕禄逝世后，新闻报道中屡次出现的统计数字。而事实上，兰考的灾情比这些数字反映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兰考县原本是由兰阳、仪封和考城三个县合并而成。最早的历史记载是一个历史传说：相传黄帝蚩尤曾途经县境，黄帝的儿子青阳氏死后埋葬在青陵岗，即今本县红庙镇青龙岗村。东周春秋时期，春秋五霸首霸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即为盟葵丘强齐称霸，其中葵丘即在今兰考县境内。清代，兰阳、仪封二县合并，称兰仪，以二县首字为名。因讳皇帝溥仪之“仪”字，改兰仪为兰封。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称兰考县，又以二县首字为名。

    因为黄河故道在兰考镜内，兰考历史上多水患，查《嘉靖兰阳志》可知：“每逢夏秋，城郭漂没，民鲜定居。”

    兰考县志记录：黄河大决于境内17次，小泛无数。嘉靖元年（1522年），开封府设管河衙门于县城内，其治河多是河逼则筑堤，河徒则废。自咸丰五年，河北徒多为废堤。县志可考者13处，纵横断连50多处，皆历代河防要地。

    兰考的民间，曾经传唱的歌谣中能听出兰考现实生活的苦难：“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洋，一年劳动半年糠，交租纳税恨官堂，扶老携幼去逃荒，卖了儿和女，饿死爹和娘。”

    1962年年底，焦裕禄抵达了兰考县城。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摘录了兰考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侯永胜对蔡生茂的采访，还原了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县委组织部报到的情景。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沙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过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说。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简单问过情况，蔡生茂赶紧招呼焦裕禄坐下，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后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组织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着焦裕禄去了餐厅。因为兰考县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焦裕禄到兰考的时间是12月6日，很多传记作品中均写到焦裕禄到兰考的当天便参加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包括由周长安、赵永祥和吴玉青整理编辑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天》一书，也是这样写的：“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县委报到。当日，他参加了县委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讨论中，他逐区听发言，询问了解各区、各队的情况。晚上，焦裕禄修改会议总结报告。他在关于领导问题上，增加了五点意见：1．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道路，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觉悟；2．从生产入手（受灾队从生产救灾入手），解决生产生活上的突出问题；3．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思想水平，改进干部作风；4.认真贯彻60条；5．通过总结经验，进行评比表彰，认真表彰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五好党员、团员、民兵、社员，树立起办好集体经济，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旗帜。”

    而上面兰考县蔡生茂的回忆则证实，焦裕禄是当天晚上才到组织部报到的。所以说，其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内容以及做的修改意见应该是在12月7日。

    焦裕禄到兰考的时间是1962年底，而1959年至1961年是全国最为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我们阅读过这一段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看出，这场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也有着人祸的因素。历史不忍细看，焦裕禄到达兰考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用脚步一步步地测量了兰考县的受灾情况，他要亲眼看一看，这个他将要掌管的县城，穷到了什么地步；他要仔细看一看，自己身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

    1958年之前，兰考虽不富裕，但是田野里绿草青青，庄稼连续多年是有收成的。“大跃进”首先发动了大炼钢铁运动，这是一件极不符合生产规律的事情。大量的树被砍伐，用来烧火炼钢铁，结果可想而知，愚昧必然会受到惩罚。没有了树，首先风沙大了起来；其次，灾荒又造成了老百姓疯狂地挖野菜吃，田野里所有绿色的东西全被拔得干干净净，灾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来的。

    而在灾荒多难的兰考，党员干部们的作风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我们一贯的想象中，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不过是千千万万领导干部中的一个。

    事实却并非如此。

    创作了多部与焦裕禄相关作品的作家任彦芳是唯一一个在焦裕禄生前便和焦裕禄见过面的作家，他的继父孟昭芝当时在兰考县委做副书记，和焦裕禄是同事。而他在1963年冬天回兰考看望母亲的时候，见过焦裕禄本人，且从和母亲的对话中了解了焦裕禄的一些情况。

    在任彦芳著作《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1966年采访手记》一书中，任彦芳曾有这样的段落，通过母亲的叙述来描述焦裕禄与前任县委书记的对比：

    我看完两个文件，在一边沉思。这时妈妈过来和我说话。我说：这位焦书记可是个细心的人哪。

    妈妈说：“他可是细心。他太操心了，操着兰考百姓的心，他还操着妈妈工作的心呢。”

    妈妈坐在我身边，对我细说她的心里话。

    “焦裕禄和那个人不是一路。”妈妈用下巴扬了一下我家北边，那儿曾住过的邻居是原来的县委一把手。焦裕禄来兰考时，是第二书记。妈妈对那个书记不提名字，而叫那人。“那个书记，只想他个人的家，不想兰考老百姓。这几年多困难，可他家什么都不缺。听说，他在下边还让人家给了他一块自留地，让农民给他种，收了东西都给他，这不是跟旧社会地主一样吗？他吃的菜都是下边的人给送，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好烟好酒。这还是共产党员吗？真给共产党丢人哪。妈妈是个普通党员，可我看不上这不像党员的领导。他下乡光去丰收的好地方，他还在自行车的后面绑上个椅子，这样他好拿好要啊。我跟老孟说，可他让我别管，依妈妈的脾气，早就向组织反映了。老孟说我不了解情况。我要说，就说我亲眼见到的事。可焦裕禄和他不是一路人哪，这是个真共产党员，他让妈妈赞成。”

    “我还跟你说一件事。那人的老婆，也是个党员，可她和妈妈心思正相反哪。她是有工作不干，只想自己家；我是想工作，没有人给工作呀。你听听人们怎么说她的吧，暗地里管她叫第二组织部长。人家找她男人谈工作，男人不在，她说，你们有事跟我说一样，我说给你们书记听。我们住邻居，我也不理她，自己过自家的日子呗。可她闲的，找事。有一天，她叫喊，说她的白菜少了，说她家的煤少了。这个院里，有几家？她还不是冲着我叫喊的吗？我生气，跟老孟说，他说不要理她。他不同意我向组织反映她。后来她还叫喊，说有人偷了她家的东西，我不能一忍再忍，我见到焦裕禄从下面回来了，便和焦裕禄说了。他可是负责任的人，他说，他要说说这事。果然，他在县的一个会上公开说了。他说同在县委大院，不要做影响团结的事，不要说影响团结的话，不能没有根据地说谁，这样不好。焦裕禄这样做，让我觉得这个县委书记真是负责任哪。”

    任彦芳通过母亲的口评价了焦裕禄以及兰考的前任县委书记，同时也说明了，即使是在最为苦难的年代，并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一样那么乐于奉献，那么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理想。

    二、到兰考制定的第一个规章制度是针对干部的特权思想

    那么焦裕禄到了兰考以后，他究竟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我们可以梳理一下。

    12月6日报到以后，12月7日，焦裕禄便参加了兰考的三级干部会议。12月8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张思义一起到城关区的多个村庄去走访。12月9日，他继续在城关区的村庄走访，并在老韩陵村认识了村子里的老饲养员萧位芬。

    作家何香久在《焦裕禄传》中是这样写萧位芬与焦裕禄的谈话内容的：“萧位芬老人看出焦裕禄是个实在人，打开了话匣子，把自己几十年来在风沙中积累的经验都倒出来了。他告诉焦裕禄，老韩陵的沙土适合种泡桐。泡桐挡风压沙，还能卖钱。另外，村里牲口太少，五十亩地才合一头牲口。要发展生产，必须多养牲口。还进一步出主意，不光是老韩陵，兰考的沙地都适合种花生，花生秧子可以喂牲口，多种花生，牲畜也就发展起来了。如果能够给饲养员一些奖励，牲口的发展就会更快。”

    接下来的很多天，焦裕禄一直在老韩陵村附近做调查研究，针对老韩陵的牲口缺草料等现状，焦裕禄还动员了群众用三天的时间打扫垫糠400多车，收草63000多斤，将原来牲畜轮流喂养的规矩也改了，改为固定到户，承包喂养。他还同公社的同志一起统计各个村庄的受灾户和困难户，制定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和计划。

    1962年12月17日，焦裕禄到达兰考的第11天，他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焦裕禄分析了韩陵公社的生产现状和自然条件，提出了工作思路和方法：大力种植花生和泡桐。

    从1962年12月中旬到12月底，焦裕禄几乎跑遍了临近县城几个公社的村庄。在城关区的韩村，秋季内涝严重，庄稼全部被淹死。村里面每一个人只分了12两高粱穗。村庄的大多数人都开始外出讨饭。焦裕禄召集了村干部和公社干部开会，发现干部们都没有主见，没有一个主张是生产自救的。他在会上提出来：再多的方法也都是临时抱佛脚，如果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要生产自救，要有积极的想法，要真正行动起来。人都有两只手，只要能不停地劳动，能活活被饿死吗？

    韩村大队的村干部被焦裕禄的讲话精神鼓舞，号召大家集体劳动了五天，仅割干草一项就收入了1400元钱，他们拿着卖草的钱买了一些过冬的粮食，不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

    不但鼓励基层干部和群众在灾难面前不畏惧，要生产自救，焦裕禄还对干部的作风进行了整治。1963年1月1日，焦裕禄收到了群众的来信，信里反映城关区盆窑公社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焦裕禄根据举报，实地去调查，发现公社干部不按劳分配，利用自己的职务，多吃多占。他自己起草了一份通报，标题十分让群众振奋：《看盆窑公社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恶劣到何种程度》。焦裕禄的通报标题，向群众传递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现在上任的这个人，他是和群众一条心了。他自己不多吃多占老百姓的利益，也不允许其他干部多吃多占老百姓的利益。

    这个通报，给焦裕禄的下一步群众思想工作打通了道路，所有的老百姓都渐渐通过焦裕禄做的一些事情、讲的一些话，知道了他，信任了他。

    焦裕禄到了兰考以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1963年1月3日这一天，12岁的儿子焦国庆因为看戏回家晚了。焦裕禄就问他，你又没有钱，怎么去看的戏？焦国庆就说，看门的老肖问我是谁，我就说我爸是焦裕禄，他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很生气，认为焦国庆这是在看白戏，他批评了儿子，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焦裕禄从兜里掏出两角钱，让焦国庆第二天一早把戏票钱补给戏院。

    焦裕禄这样做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有他的具体目的。2016年11月9日，我去兰考北关刘俊生老师家里采访时，他说了当时兰考县戏院和县委大院的事情。刘俊生说：“焦书记到兰考来之前，县里有个书记喜欢看戏，看戏呢，还要坐好位置，戏院的第三排中间的位置就老是给他留着。他看戏还不是一个人看，有时候老婆孩子一起看。戏院里第三排他如果去了，就给他坐，他如果下乡了，那第三排就空着。有时候，他要去看戏，去得晚了，戏班子就等着他来。他不来不开戏。下面买票的群众就会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行，谁让县委书记爱看戏呢。因为原来的县委书记老是坐在第三排，所以慢慢看戏的群众知道了，就说这个书记是排长。排长不来不开戏，慢慢大家也就习惯了。等一会儿呗。结果，有时候其他领导家的亲戚也想看戏呢，慢慢地，为了让县委大院里的人看戏方便，就直接在戏院和县委大院那里打了一个门。焦裕禄到兰考的时候，这个门已经打通了很长时间了，而他家的焦国庆就是通过这个门进入的戏院。焦裕禄擅长从一件具体的事情着手，来出台所有类似事情的解决方法。所以，从焦国庆看白戏这件事情入手，焦裕禄制定出了一个针对县委大院所有干部及其亲属的规章制度。”

    三、领导干部“十不准”

    1963年春节前夕，焦裕禄起草了一份《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这份通知强调，兰考是灾区，面临着许多困难，过节必须坚持勤俭节约。通知主要针对的是全县的领导干部，要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做到“十不准”。

    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不准赌博。

    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

    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

    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道具，铺张浪费。

    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农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票不能只卖给国家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许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

    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

    积极搞好集体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

    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还是在1963年春节前夕，焦裕禄建议将县委大院里的“劝阻办公室”的牌子给摘了。这个办公室是兰考特殊时期的产物，看名字便知道，这是干部们为了让老百姓不外出讨饭而设立的一个部门。这个办公室不仅仅是县委里有，在各个区和各个公社都下设分支机构。在焦裕禄看来，如此大动干戈地来劝阻陷入生活困境的老百姓外出，不如有组织地领着他们外出，或者有组织地领着他们在家里进行生产自救。

    关于摘不摘“劝阻办”牌子，县委还开了专题会议来讨论。

    何香久在《焦裕禄传》中写道：“围绕撤销劝阻办的问题，县委开了常委会，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认为劝阻办这块牌子摘得对。眼下兰考的灾害很严重，把人劝回来吃什么？救济粮只能救急，兰考更大的问题恰好是贫困。人都是长腿的，他要想从穷窝里走出去，谁也留不住。也有人把这股外流风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焦裕禄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群众外流，堵不是办法，得疏导。他还提出了疏导的具体办法，那就是有组织地集体外流，组织外流人员到外地去挖煤、修路、搞建筑，或者是干其他活儿，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又可以增加社员收入，一举两得，是生产自救的一个新途径。他特别强调，对集体外流要加强领导，统筹兼顾，还建议抽出一名常委来专门负责这个事情。于是地委新派来的县长程世平便自告奋勇地当了这个叫花子头。”

    摘掉了“劝阻办”这个牌子以后，焦裕禄马上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1963年2月10日，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从现在起，要拿出7至10天的时间安排群众生活，稳定群众情绪，要把救济款发至群众手里。”会议以后，焦裕禄亲自组织了80名干部到各个公社去做救灾工作，焦裕禄也分配到了张君墓区。

    2月14日，焦裕禄到张君墓区检查生产救灾情况，详细统计了受灾情况。张君墓区是全县三个重灾区之一，共有19个公社，5万人口，13.3万亩耕地。因为张君墓已经连续三年受灾，所以调查的结果很是沉重：全区共有缺粮生产队287个，缺粮户5729户，缺粮涉及人口24291人，缺粮食765692斤。除去口粮以外，还缺粮食种118700斤，缺牲口饲料43500斤，缺饲草320万斤，缺烧柴220万斤。除去已经拨给的救济粮和贷款外，资金缺口至少在50万元。

    只要真正地在下面奔跑，不可能不了解民情。在张君墓，焦裕禄很快便发现了问题。在张君墓王大瓢村，焦裕禄发现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都晒着剥好的牛皮，就问是怎么一回事。一问大吃一惊，原来是生产队里的牛，没有吃的，饿死了，肉被分吃了，皮只好分给了饲养员。

    这个村庄有大量的人外流到外地去讨饭。然而，上面拨下来的救济款呢，却被村干部们给分了。焦裕禄非常恼火，立即对多吃多占的干部进行查处，将分给他们的粮食和救济款再次进行分配。

    四、分包试验，让每一棵树都有主人

    1963年3月初的一天，焦裕禄路过城关公社的朱庄村南地，看到白茫茫一片沙荒地。他当时就想，如果这里种上一片泡桐树，几年就能成材。于是焦裕禄就叫朱庄的村干部给他找一把铁锹，他要挖几锹土看看土质。挖了几下以后，发现土质可以，就亲手栽了一棵小泡桐树苗。然后，焦裕禄就召集朱庄村的两个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开会，给他们规划了一下下一步的植树造林计划。而焦裕禄亲手栽下的这一棵树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3月3日，焦裕禄来到朱庄旁边的孙庄和余寨。在余寨村的枣园里，到处可以看到被砍伐的树茬。村干部说，这个枣园子里原来有18000多棵枣树，可是因为这是公家的树，管理不严的时候，村里的人就偷偷来砍伐，现在只剩下两千棵树了。焦裕禄问他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村干部说，最好是承包给个人，这样就没有人来偷了。

    焦裕禄觉得可行，就在余寨村的第五生产队搞包管试点。经过焦裕禄的提议，他们的承包方法是：

    每人包管一把粗的枣树6棵。两把粗的枣树一棵顶两棵，三把粗的枣树一棵顶3棵，依此类推。一把以下的两棵树顶一棵，幼树在包区的由管理者负责。

    生产队与包管户签订合同，内容是：管理的标准是，现在的树棵量和空地上可以栽种的量要加在一起，将来栽活一棵，奖励干枣一斤。

    估产包收，秋后干枣60%归生产队，40%归承包人。

    奖惩办法：采取全奖全罚，超产部分归自己。实收低于估产者，属于人为造成的，按估产上交；如果是天灾造成的，按实产上交60%。

    包管的枣树，如果被砍伐，用个人自留地种枣树赔偿。

    三天后的全县植树造林大会上，焦裕禄便将余寨村的包树到户的方法在全县进行了推广。

    五、在下大雨时出门才能看得清水流的方向

    1963年5月18日夜里大雨。焦裕禄趁着大雨到街上看看县城里的水是不是能排出去，淹没淹民房。然后第二天一早，焦裕禄召开县委常委会。焦裕禄开会的主要思想就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时候，也是老百姓家里受灾最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论你是县委书记还是村干部，都不应该躲在办公室里避雨，一定要出现在村庄里，要看一下那些房子漏雨的人家需要什么。

    开完会，他便从县委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带着救济物资，在大雨中分别到以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焦裕禄负责的小组一行是往火车站南边的城关公社的田庄、金营、杜河庄和梁孙庄。大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焦裕禄便带着全县的领导干部在大雨中出访了七天七夜。这次大雨又造成了一批房屋被大雨淋毁的人家外出讨饭。

    内涝内涝，总要知道大雨时水是往哪儿流的，才能确定下一步在哪里挖沟挖河来疏通。所以，雨越是下得大，他就越顺着大水走。他和县委办公室的三个人相互扶持着往城关区的几个村子里走，每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不止他们四个人，焦裕禄已经下令除“三害”办公室抽调的75位干部都和他们一样，拿着棍子正在大雨中探路呢。

    他们哪里水流急往哪里走，哪里水深往哪里跳。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还要记笔记，绘图。

    就是在这样连绵的大雨中，焦裕禄和三位同志走到金营村，村支书李广志看到焦裕禄从天而降，望着天上的大雨吃惊地问他：“这么大的雨您是咋来的啊？”焦裕禄晃了晃手中的高粱秆说：“我们是坐着这条船来的。”

    1963年5月20日，大雨依旧。焦裕禄带着几位同事走到城关公社柳林、王孙庄等大队，他顺着水流的方向察看，发现桂李寨的地势高，水流不过去，然后，紧挨着桂李寨的六个大队便有了积水。于是焦裕禄现场指挥作业，要求城关公社书记带着人从桂李寨挖一条排水沟，将积在六个村庄的水通过排水沟排出去。

    正是因为焦裕禄大雨中的走访及排查，桂李寨的水沟挖通了，六个村庄里已经种好了庄稼的2500亩地没有被淹。

    大雨就是命令，灾难就是通知书。这是焦裕禄给基层干部传递出来的信号，他这样做了，下面的干部的劲头便也带了出来。

    这场七天七夜的大雨所造成的灾害远远超过焦裕禄步行所察看的情况，所以，焦裕禄要求全县的党员干部都动起来，天气一晴好，立即下乡，给受灾严重的家庭发救济粮食，房子被大雨冲倒的，要迅速帮助修复起来。他坚信，如果群众在受到自然灾害的第一时间，干部们出现了，群众是不会逃离自己的家乡的。

    尤其是从外地调来的粮食和衣物到达兰考以后，不论时间有多晚，焦裕禄都要求，立即分配，尽量不隔夜地送到老百姓的手里面。

    灾难面前有温暖，那么，政府才能有威信，也才能有动员能力。只有将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才有资格劝那些要外出逃荒的人留下来，和他们大干一场除“三害”。

    焦裕禄来到兰考半年不到的时间，他已经品尝了春天的风沙和初夏的大雨，接下来，还有干旱和盐碱。

    六、不能让兰考县被瓜分了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写到1963年的兰考还面临一次被四个临近县瓜分的可能。当时兰考的灾情十分严重，大批外出乞讨的兰考人像是一封封的加急电报，很快省委便得知了消息。1963年7月上旬，省委派出了第二书记何伟带着离兰考较近的开封、杞县、民权和山东省东明县四个县的县委书记来兰考调研。

    焦守云在书里写道：

    在会上，何伟书记先是铺垫：兰考是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盐碱、内涝把兰考折腾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解放十几年了面貌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前灾情又那么严重，应该怎么办？他点我父亲的名字，说你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何伟书记就交了底，他说：“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请过来，是想给你们增加点负担，省里想把兰考一分为四，你们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的问题就会好些。”兰考县的领导一下傻眼了。何伟书记表态以后，其他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也纷纷表态：愿意接受兰考，请组织放心。父亲和县长张钦礼商量了一下，就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瓜分兰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兰考一直是合并的趋势，这些年兰考出现的灾情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不是兰考人民没本事。张钦礼表示：“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改变不了兰考的面貌，达不到这个目标，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自动辞职，解甲归田。”最后父亲表态：“三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死不瞑目。”这样说了之后，他身边的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开玩笑说：“老焦呀，老张呀，我不是拔你俩的气门芯，三年时间要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县的帽子，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父亲和县长当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意将困难转给兄弟县。”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焦裕禄成立了除“三害”领导小组。而早在1963年5月份开始，焦裕禄已经成立了一个“三害”调查组，开始长达40多天的风沙、盐碱和内涝的灾况统计调查。

    1963年5月8日，焦裕禄到仪封公社的岱庄、水口、马庄、汤坟等几个村庄调查“三害”的情况，发现汤坟村春季种的高粱40亩差不多被风沙打死完了，有十多亩地棉花只出了十几棵苗，三个生产队种的240亩小麦，也基本被风沙打死，或者被盐碱碱死了。他将这个情况让“三害”调查组登记造册，然后按人头补发生活救济。

    接着，他又到张君墓公社调查，看到的情况和仪封一样。盐碱地如果不改善土质，种上庄稼也只能是浪费种子。所以，焦裕禄让生产队的人记着，领了种子，盐碱地先不要补种。他和除“三害”小组要想出来改善碱地的方法。

    从5月到7月，焦裕禄跟着除“三害”小组在全县范围调查统计，得出了下面的统计资料：

    城关公社有大风口12处，危害耕地达3万多亩，其中绝收的土地有15700亩，受灾减产的有14358亩，减产的受损失的粮食产量初步估算在300万斤。这个公社的胡集大队1962年种的冬小麦2400亩几乎全被风沙打死。

    三义寨公社有大风口8处，危害耕地达2.5万多亩，其中绝收的土地10944亩，受灾减产的土地14346亩，大约减产粮食350万斤。最严重的孟角大队9500亩地有一半绝收。金寨村两个生产队共276人，140亩冬小麦打死了122亩，剩余的地产量不高，只收了80斤小麦，如果平均分了，每一个人只能四两小麦。

    爪营公社有风口20处，危害耕地3万多亩，其中绝收土地1.5万亩，受灾减产土地1.58万亩，约减产粮食300万斤。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焦裕禄等人在兰考县境内跋涉了1000多里，走遍了全县每一个风口和荒地，最后统计出了兰考“三害”的数量，如下：

    全县共有沙荒地24万亩，其中国有荒地8.6万亩，集体荒地15.4万亩。分布于三义寨公社、城关公社、爪营公社、堌阳公社、南丈公社、小宋公社、张君墓公社、红庙公社、仪封公社。

    全县共有沙丘261个，沙丘群63处，沙龙17条，占地18755亩，最高的沙丘达9.9米。

    全县共有大风口86处，危害耕地达30万亩，其中绝收土地面积总计有12万亩，严重减产的土地面积有18万亩，约减产粮食3000万斤。

    这种数字统计出来以后，除“三害”小组陷入很绝望的气氛里。一边是自然生态的破坏现状；一边呢，县救灾办又报来了6月至7月份兰考县外出乞讨人员的数量，达到了1.2万人，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

    虽然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在兰考调研的时候给了兰考县拨专项救济款40万元，可是，这些钱对于一个受灾深重的兰考来说，只能是救急之用，长远下去，仍然无法满足。

    除“三害”小组成立以后，焦裕禄经常召集那些有着斗风沙经验的老农开会，让他们出主意。

    在张庄村的一个沙丘考察的时候，焦裕禄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坟头上封着一层厚厚的胶泥，胶泥像一块布一样，压住了坟头下面的黄沙，风再吹，坟头也不会垮掉。

    焦裕禄找到了坟头的亲人，张庄村的魏铎彬。原来，魏铎彬很孝顺，可是，他们村风沙太大，母亲的坟头无论如何堆，堆多高，风一吹，就将沙土卷走了，魏铎彬试了各种方法，都斗不过大风。他是一个孝子，不能让自己母亲的坟头被风给铲平了。他就是抱着这样朴素的念头，在地里挖了一个大坑，挖得深了，便挖出了水，挖出了胶泥。这种胶泥有黏性，即使风干后也不会沙化，可以防风固沙。

    焦裕禄觉得魏铎彬的这一发现对整个兰考县的风沙治理管用。他一个人用一早上的时间便可以挖出一个坟头的胶泥，那么，有风口的村庄便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去挖胶泥，先将村头的沙丘固定住，种上树，种上草，等树和草都活了，又能挡风稳沙，岂不是就治好了风沙？

    焦裕禄还带着工作组的成员，在城关公社、堌阳公社以及仪封公社的很多大队找到了一些有治理风沙和盐碱地经验的老农民问计。座谈会以后，焦裕禄又有了很多收获。统计以后，他们现在给全县建议治碱的方法已经有5种：

    排涝治碱，利用暴雨冲洗，然后将盐碱水排到河沟里，但不能流到别人的地里，这个方法既简单又省力省工。只是这种方法只适合夏季有大雨的季节才能应用。

    深翻压碱，盖沙压碱。这个办法收效很好，但是需要动员很多人力，只能在农闲的时候，或者集中很多个村庄的力量一起协调劳动才能有成效。

    刮碱、起碱，冲沟躲碱巧种。这是多种苗的好办法。意思是把地里的盐碱刮到一个沟里，一沟碱来一沟种苗，这个宜于大面积推广。

    深耕细作，多施有机肥料。这是综合治理、改良土壤的好办法。但是这适合牲畜多的村庄。兰考因为受灾严重，牲畜严重不足，只能是备用方案。

    种秆状耐碱作物，如大麦、青谷、扫帚苗、大麻籽、田青、棉花等，在碱地里种这些能抵抗盐碱的作物收成会好些。

    七、哪个村子干得好，就把干部带到哪个村子里学习

    焦裕禄喜欢现场办公，哪个大队做得好，他就会叫上附近公社里所有的大队干部到这个大队来现场参观；学习好了，马上动身回去干。他有一个信念：只要干起来，动起来，困难就会越来越小。

    1963年12月底，焦裕禄在张君墓的赵垛楼村主持召开治理风沙现场会。全县8个沙区公社的党委书记、社长和54个沙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全部出席会议。在会上，由赵垛楼大队的支书介绍了他们治理风沙的情况。本来赵垛楼大队受风沙危害的田地有3580亩，占他们耕地总面积的47%。可是最近半年来，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将村子里所有的大的沙丘全用胶泥压住了。在压沙的过程中，赵垛楼村又总结出了许多实用的好经验。

    比如很大的沙丘，就要先用胶泥压住，然后沙丘不再滚动了，才有可能种上树。如果是连片的沙丘堆，村民们会在沙丘地带挖上一个深深的防风沟，或者直接在地面上垛一个防风墙，这样大风来的时候，有墙挡着，这面的沙土便不会滚动。然后再利用翻土压沙的办法继续固沙种树。

    固沙是为了植树造林，最终使得一片片沙地成为绿洲。所以，焦裕禄将张庄村魏铎彬给母亲封坟头的固沙方法叫作“贴上膏药再扎针”。而赵垛楼是第一个实践这个方法的村庄。他号召到场的54个村支部书记，回到村里面便动员大家照方抓药，治理他们自己村的沙区。

    排查完“三害”的风口沙地以及因大雨内涝淹毁的庄稼和房屋，焦裕禄和除“三害”小组的工作人员便开会商议，是时候出台一些规定，要把除“三害”工作当成一项长远的工作任务来抓了。

    他让除“三害”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他自己呢，也一字一字地参与了讨论和制定。

    这个草案1963年7月下旬在县委会上进行了讨论和审查。

    “初步设想”将他们调查的结果先公布于众：“兰考县历年来的自然灾害是风沙、盐碱和内涝。兰考在一般年景中都有20万到40万亩庄稼受灾，有10万到20万亩庄稼有劳无获。有20万群众因灾缺粮，每年国家供应粮食不下2000万斤，群体生活依然困难。眼下还有一万多人谋生在外地。我县有36万勤劳的人民，110万亩可耕作土地，最适宜种植小麦、大豆、高粱、玉米、谷子、花生、红薯、棉花等农作物。在河滩洼地适宜种植芦苇、蒲草。河岸、堤旁以及沙碱地均可造林、晒盐、熬碱，并盛产泡桐、杞柳，出口国外，换取外汇。但是，近几年来，每年收获都养活不了自己。要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治沙、治碱、治水，这是发展我县农业生产的根本出路，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交代了现状，明确了想法和任务之后，这份“初步设想”里也提出了具体的治沙、治碱和治水的方法。焦裕禄强调了在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地块上，要认真编号，要知道每一块要治理的土地造成现状的历史原因以及彻底的解决方案。

    方案中有这样的内容：

    一、治沙。治沙的主要办法是造林，造农田防护林，乔灌结合林，四面围攻盖顶林，经济林，农桐间作林。争取在三年内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林区面积，五年以后起防风固沙作用。先堵风口，后治一般。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缺片补片，缺行补行，缺株补株。

    二、治碱。治碱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因为碱的程度、性质、深浅、自然条件不同，必须认真总结运用当地群众行之有效的治碱经验，试验性地接受外地的科学技术经验指导。疏通渠道，减少积水，开沟澄水，降低地下水位。多施有机肥料，深耕、伏耕、晒墒，都是治理次生碱的好办法。在方法上，应该是先治次生碱，后治老窝碱。

    三、治水。治水主要是治理内涝。最适宜以小弄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整理配套产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坚持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不使水灾搬家的原则。

    “初步设想”报给了地委和省委之后，焦裕禄立即让县委办公室铅印了1500份，要求全县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每人都要有一份。

    经过全县各个灾区的摸排和调查，焦裕禄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然而，除“三害”办公室的工作还在进行。他呢，马不停蹄地又背上行李和大家一起下乡了。

    1963年11月19日至30日，焦裕禄组织了除“三害”办公室和县农业局、科委以及各公社机关站的工作人员64人，对全县碱地面积、分布情况、地下水位进行全方位的丈量和摸底调查。这次历时12天的普查，焦裕禄几乎成为一个农业专家了。他有时候会捏一把土尝一下味道，从味道里他可以判断出来，这块地是盐地、硝地，还是马尿碱地。最后他们普查的结果是：全县共有盐碱地262699亩，占耕地面积90万亩的29.2%。其中老盐碱地有146841亩，近年里因为内涝新增的盐碱地多达115858亩，分布于全县的9个公社一个镇，共有1532个生产队。

    为了更简单地处理碱地，焦裕禄让工作人员把这些盐碱地分成牛皮碱、马尿碱、瓦碱、卤碱、白不齿、其他碱等六大类进行统计，并绘制出全县的分布图。

    在宣传治碱和排查碱地的过程中，焦裕禄发现一个村庄的典型便会立即宣传这个村庄的治理方法。

    在三义寨公社的侯寨大队检查“三害”情况时，焦裕禄发现侯寨大队组织人员已经挖好了田间地头的排水沟。侯寨村的支部书记和队长们研究了他们村的地形，根据实际情况挖了排水沟，但是挖出来的淤泥并没有堆在河岸边上，而是将这些淤泥一车车地拉到盐碱滩地上。这样，既排了地里的水，也改造了荒着的盐碱滩，可谓一举两得。这种主动思考、对症下药的干法让焦裕禄很感动。除了在会议上表扬他们大队的积极主动，焦裕禄还进行了物质奖励，给侯寨大队奖励了一批架子车和铁锹。这可是村子里最需要的硬家伙，得到这些奖励，那里的村民们干劲更大了。

    八、孩子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治疗

    1963年的兰考大雨天气很多，5月份下了七天七夜，8月份又下了八天。焦裕禄又一次在大雨的时候出发，沿着大水流动的方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查访。他发誓要将兰考内涝的地图给做出来。

    这一次他走到了南漳公社的最东部，他顺着吴河沟和武新庄的沟，一直沿着雨水流向走到山东曹县的魏湾公社，发现在南漳与魏湾交界的地方，积水最严重。原来沿着河堤到曹县的几处泄洪口被山东曹县的人给堵上了。他们下游也常常发大水，没有地方排涝。为此，南漳公社几个村庄的村民都商量好了，要和山东曹县的人打一架，来解决向下游泄洪的问题。

    焦裕禄提议派代表到山东曹县去沟通协调一下，要想一个长久行得通的办法才好。当时的曹县属于山东，而山东属于华东局；兰考属于河南，属于中南局。虽然离得近，但是在大的区域划分上却完全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所以，有人觉得这事可能会比较麻烦。

    然而，焦裕禄不信这个，他说，不论菏泽专署还是开封专署，不论华东局还是中南局，都是社会主义的局，都是党领导下的兄弟县。

    经过焦裕禄的沟通，曹县县委派人到兰考境内实地查看后，同意兰考南漳公社的几片积水通过曹县的闸口泄出去。不久后，焦裕禄又申请水利部协调两个县召开了一个治水联席会，两县在水利部的总协调下，顺利达成了排水协议，建立了一个长久有效的机制。这一下，才算是根除了南漳公社东部乡村的历史遗留问题。

    张继焦现任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副馆长，他和焦裕禄的缘分很多个版本的焦裕禄传记中均写到了。2016年11月22日，我去张继焦扶贫所驻的村庄——兰考县许河乡赵楼村采访，他又一次向我说起了他和焦裕禄的故事。

    他本名张徐州，因为出生在逃荒的路上，降生在徐州郊外的一户农家。那个时候，刚生完孩子的产妇，是不能进到别人家里的，主人家都怕带来晦气。因为听说家乡开始治理“三害”，父亲张传德带着他又回到了村子里：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

    一岁的时候，张徐州得了一场怪病，营养不良又加受了风寒，时热时冷。家里穷得很，也没有钱看病。他父亲张传德就想着，这孩子命不好，生得不是地方，这又得了重病，也没有钱看病，还是扔了吧。那年头穷人家未成年的孩子夭折了，是不置办棺材的，一般都是放进一个筐子里，直接扔到村子外面的沟里。

    张传德要去扔孩子，张徐州的母亲不舍得，抱着孩子哭。正在这个时候，焦裕禄带着除“三害”调查组的人进到了他们家，看看他们受灾的情况。看到母亲抱着孩子哭，焦裕禄便察觉有些不对，他想亲热地抱一下孩子，可是孩子母亲不给他，还继续哭。

    焦裕禄问孩子的父亲张传德，孩子的母亲怎么了，为什么哭个不停？

    张徐州的母亲就答话了，说，孩子快要断气了。

    焦裕禄问孩子得的是什么病。

    张徐州的母亲说不清楚病情，只知道孩子发烧了几天以后，现在身体变凉了，已经快没有气了。

    焦裕禄说，孩子病得这么严重，你们还在愣着干什么，去看病啊。

    张传德在一旁蹲着，这个时候站起来，说，孩子不行了，快没有气了，只能扔了。

    焦裕禄一听吃了一惊，要扔了？他赶快摸了一下孩子的鼻息，还有气。他大声说，孩子明明还有气，怎么能扔掉呢？

    张传德也跑过来摸了一下张徐州的鼻子，果真还有气，一下子，张传德也哭了。说到底，那时候，他们家里还是穷，别说看病了，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张传德哭的不是孩子还活着，而是这病该拿什么去看。

    焦裕禄二话没说，撕了一张纸给人民医院的院长高芳轩写了一封信，让他务必治好这个一岁孩子的病。他让张传德拿着他写的纸条赶快送张徐州去看病。然后焦裕禄又说，我再到公社里给院长打一个电话，让医院里的医生等着你们。

    张传德拿着焦裕禄写的信，带着孩子的衣服便和老婆一起推着张徐州上路了。家里没有架子车，只有一辆独轮车。已经入冬了，天有点冷。两口子走一会儿，就掀开衣服看看张徐州，他们担心走到半路上孩子就死了。孩子如果没有气了，拉到兰考也没用啊。张徐州命大，父亲就那样一路上推着他，一直走到了县医院，孩子仍有气在，两口子觉得是焦裕禄书记护佑了他们。

    到了医院，张传德发现医生们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第二天，焦裕禄还专门到医院去看望了张徐州，张徐州已经好转了。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天以后，张徐州还吃胖了。

    医生对张传德说，小孩子的病很严重，再晚来一天，张徐州的性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事后张传德逢人便说，他儿子的命是焦裕禄书记救的。

    半年多以后，焦裕禄因病逝世。张传德专门将自己孩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为了纪念焦裕禄对他的救命之恩。

    九、只有自己比别人多吃苦，别人才会信服你

    焦裕禄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是一个外地来就职的干部，究竟该如何建立威信，让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都信任他呢？他首先做的便是，凡事自己要做在前面，他要比别人能吃苦。是啊，这一点效果非常好，但凡大雨或者大风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冲出来，跑到各个受灾的村庄里。

    比别人能吃苦，这有利于他建立自己的威信。除此之外，焦裕禄还善于学习，他的一生从当上民兵有了自己的自由开始，其实就是不停地学习的一生。当了兰考县委书记，照理说，不就是在办公室里开开会，研究一下方法和方案，让下面的人去干不就好了？焦裕禄偏不，他要以身作则，他自己吃土，要尝一尝盐碱的味道和类型。他和所有人一起干农活，挖河沟，他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时代里，他做到了这一点。所以，焦裕禄很快便在底层的民众里有了好的口碑。

    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是一个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如何让老百姓听你的呢？你要有威信，而焦裕禄深深地懂得如何在老百姓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建立起良好的威信之后，也就有了媒体或者老百姓之间的口口宣传。焦裕禄善于树榜样。在那样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人只要稍微一松懈，精神便会和物质的贫困一样，会垮掉。所以，焦裕禄深知，如果物质上的资助不能及时地给大家，那么，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用精神上的鼓励来刺激民众，是一个既节约又有效的管理方式。

    所以，他很快便树立起了兰考县的四面红旗。

    焦裕禄首先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韩村精神”。城关公社的韩村位于陇海铁路的南侧，内涝、风沙和盐碱“三害”都集中在这个村庄。1962年秋天，韩村遭遇了连续多年的涝灾，按照当年的收成，全村每人只能分到一斤二两高粱穗。许多人家都外出讨饭去了，全体村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焦裕禄刚刚到达兰考，第一站便是去了韩村和周围的几个村庄。在韩村，焦裕禄被村庄里的贫穷教育了。沙荒地里，除了秋天已经泛黄的荒草还是荒草，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地上全是盐碱。村里的人说，春天的风一吹，人都看不见人，大白天也得点着灯做饭。

    焦裕禄带着村干部在全村转了一圈说，村里人要动员起来干活，一切都有可能。现在开始动手治理盐碱和风沙也不晚。他指着荒地上的茅草，说，这些干草，如果割了卖钱，就可以换来食品，还可以买架子车和农具。

    农民们不干，村干部带头先干了，只用了五六天的时间，韩村人便割草数万斤，卖了1400元钱，这些钱换来了工具和粮食。群众一看干部们领着大家赚了钱，也开始干了起来。整个冬天，韩村将碱地上的茅草全割了个干净。不仅如此，他们用换来的农具挖了沟，种了树，为下一步治理盐碱地做了铺垫。

    1963年春天，韩村村民用淤土压沙的方法治理了村子外的3亩地大小的沙丘，还在140亩盐碱地上挖了9条排水沟，并在沙荒地上种了50亩防风固沙的泡桐树。

    到了秋天大雨过后，9条排水沟果然起了作用，没有挖排水沟的低洼地上的庄稼全被淹死了，而9条排水沟地里的大豆依然活得壮实。焦裕禄听说了以后立即去看韩村的防内涝成功的土地，他高兴地指着大豆地说，以后像这样的沟，要多挖几条，一定要将那些低洼的土地也彻底治理好。

    1963年，韩村村民不但没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而且还提前归还了国家的贷款1000多元，并添置了架子车和4头牲口。

    焦裕禄将韩村人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命名为“韩村精神”，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推广，并给予了物质上的奖励。

    焦裕禄在兰考树立的第二个典型是“秦寨的决心”。焦裕禄第一次到秦寨村的时候是盛夏，极热。在秦寨村外一个超大的盐碱窝里，只见成群的农民正在用铁锹翻地，挖很深的一个坑，才能将胶泥和泥浆翻出来。这样的劳动效率非常低，而且那么热的天；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高耗体力的活，而当时，秦寨村的粮食不够吃，老百姓正闹饥荒。

    焦裕禄有些不理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么笨的方法治理这么大块的盐碱地。

    村干部们就告诉焦裕禄，村子里的地大都是这样的盐碱地，因为碱太大了，种不成庄稼，去年的收成，一亩地只见30斤粮食，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秦寨村不能长久地吃国家的救济粮，即使是这样的笨办法，也要一块地一块地翻下去，一定要将好的泥土翻上来，将盐碱地压下去。

    村里的人都吃不饱，一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干，村干部们就分头给村民做思想工作：虽然这是个笨办法，但是，翻一块地就收一块地，这样一直不停地翻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将整个秦寨村的盐碱地全部深翻一遍的，到那个时候，就一劳永逸了。还别说，村干部给老百姓画了一个美好的蓝图，村民们便被鼓动了。

    焦裕禄听了秦寨村干部的说法，很受感动。他对秦寨的干部说，你们这是愚公移山的决心啊，也是蚕吃桑叶的办法。县委大力地支持你们。

    焦裕禄立即命令县供销社特批给秦寨村一批铁锹和劈铲，这可是那个时候最稀缺的劳动工具。一批劳动工具送到村里以后，村里人的干劲更足了。焦裕禄还专门要求秦寨村的干部们一定保护好老百姓的积极性，不能让他们因为干活而受伤了，要劳逸结合，要分好工，搭配干部。

    于是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秦寨的决心”便成了焦裕禄树立的一面红旗。

    焦裕禄树立的第三个典型是“赵垛楼的干劲”。

    赵垛楼村属于葡萄架大队，因为位于一个低洼的区域，只要一下大雨，整个村庄和所属的土地就积水。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直到1963年，连年遭灾，地里基本上荒了，绝收。一年三灾，春天风沙，夏天暴雨，秋天呢，盐碱又出来肆虐。所以，赵垛楼村是一个靠吃国家救济粮外加逃荒要饭的村庄。这就是他们村的现实。焦裕禄在1963年夏天的一场暴雨中到达了赵垛楼村，他要亲自掂一掂“三害”的分量，首先要绘出“三害”的地图。所以，焦裕禄和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们一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查访。

    到达赵垛楼以后，焦裕禄在雨中查看了这个村庄的洼地，领着村支书赵培德看他们正在水里淹着的大豆苗，说，老赵，你看看这是多好的豆子，都长得齐腰深了，如果淹死了，多可惜啊。

    赵培德说，往南挖沟的话，南边的地也会被淹掉。焦裕禄指着南面整个开阔地说，挖一条沟可能会将地淹了，挖很多条沟，不但不会淹地，还可能让南边的地以后永远也不会被淹了。

    焦裕禄给他们指了方向，赵培德开始在村里召开动员会。他们村整个都在洼地区域，如果想要通过挖沟排水，那一定比任何一个村庄挖的沟都要长，出的力也要多。所以，赵培德在会上讲了很多好处。看着淹在水里的庄稼，老百姓们被鼓动起来了。是啊，救活这些豆子，明年就有吃的，就不用吃国家的救济粮啊，为什么不试一下？

    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赵垛楼村在洼地里共挖沟475条，在一些长年存水的低洼田地里，还建成了320亩水田用来种水稻和莲藕。

    连挖475条沟，比别的村多出几倍的人力，这种干劲被焦裕禄拿到全县来表扬，赵垛楼在这种荣誉的感召下，又在来年的春天，一口气用深挖深翻的办法治理好了全村26个大沙包，将风沙也压在了他们村的干劲下。

    焦裕禄树立的第四面红旗是双杨树村。

    双杨树村属于红庙公社，离县城不算太远，但是因为“大跃进”和风沙盐碱，村里的收成也不好。人吃不饱饭，牲口自然也养不活。1963年，村里的地没有办法耕种了，因为牲口饿死了。

    地没有办法犁，最关键的是，种子也没有了，连续几年绝收，家家户户都将留作种子的粮食吃了。村里面接不上粮食的人家都已经外出逃荒了。

    村支书召集大家来开会，说是要对钱买牲口和种子，地要种上，明年才有盼头。党员们先带头，大家就将自己家里仅有的积蓄都交到了村支书的手上，一下自筹了1800多元钱。有了钱以后，双杨树村便去买了7头牲口、1500斤麦种，劳动工具各家拼凑。于是在这样饥饿和贫穷的年代，双杨树村硬是没有伸手向县委县政府要钱，每一户人家都为集体做了贡献，这种精神让焦裕禄很是感动。

    焦裕禄总结了他们的精神是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同舟共济的精神，是一种在困难时期共同出力渡过难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才能凝聚得成。所以，焦裕禄给双杨树村的做法起名字叫“双杨树的道路”。

    十、讲话稿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自己看到问到的情况

    焦裕禄虽然只在兰考工作了470天，可是他的工作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关注的是细碎而具体的村庄、饥饿、大雨和疾病。他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睡。他是将自己种在了兰考，然后生长了470天。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身体应该不会恶化，甚至会健康地在兰考生活很多年。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他面对的现实是兰考的困境，是大批流民逃荒，是干部人心涣散，所有的所有，都需要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是的，他如果想要改变兰考的面貌，正如省委第二书记何伟考察兰考时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提醒他的，可能要脱三层皮。焦裕禄做好了脱五层皮的准备。

    作家任彦芳在《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1966年采访手记》一书中引用过一篇焦裕禄讲话的原文，是1963年冬天他回到兰考看望母亲，在继父孟昭芝家里看到的。从这篇电话会议讲话稿里，可以看出焦裕禄对工作的投入程度。

    我录在这里：

    焦裕禄同志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1963年12月25日）

    今天电话会主要是说一说社员生活安排和副业方面的一些意见。

    前两天下去看了一下，开了一些座谈会，了解了一下当前统销情况。现在下边一般抓得比较紧，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当前粮食统销和副业生产，总的看来要抓紧抓细，正当外出人员要管松一些。重体力劳动如盖沙丘、深翻土地、挖河等这些工作要往后推一下，给社员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业生产抓好。

    各公社领导同志要在部分深入到队，应把粮食统销、安排社员生活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其他工作和统销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影响统销的一些会议一律不要开。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亲临前线，以点带面，抓统销，抓组织副业收入。凡是副业抓得早、抓得好的，不但搞起了副业，创造了经验，也进一步贯彻了生产救灾的方针，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增加了收入，提高了战胜灾荒的信心。城关公社南部的灾队比好队还有钱，因此减少了国家的统销，打下了长期搞副业的基础，进一步贯彻了以农业为主、以副养农，农业副业结合的方针。葡萄架大队刘楼搞副业买了七辆架子车、两头牛，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要千方百计找门路，扩大生产，变死钱为活钱，变死钱为物资。有些队有钱没有粮，怎么办呢，迅速做好副业分配，社员可以到外地买些粮食，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去买粮食回来分给社员。

    有些队存款想外出买粮食，不敢外出，干部也不敢表示态度。因此，钱虽多不顶用。这个问题主要是没有划清界限。因为，今年一年来，在群众中讨论外流的坏处比较多，社员划不清什么是外流，什么是正当副业的界限。因此，我们的干部应该告诉基层干部和社员，只要不搞投机倒把，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棉花、花生、烤烟、油料、金银、票证等，不违犯国家的法制，可以允许社员投亲靠友，允许外出换粮。吃利保本不算投机，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可以找些好的贫下中农、生产队干部出去搞些副业。我们在葡萄架大队发现有些社员有枣，但没有粮食，社员说：我家的枣是不是可以换些粮食？干部不敢表态。有枣可以换些粮食不算投机倒把；有些地区藕很多，允许出去换些粮食。

    要注意劳逸结合，当前一些劳动强度太大的农活，如翻地、挖河，要有意识地根据不同情况该停的停，该放长线的放长一些，以避免现在吃了春耕生产的粮食使将来生产造成被动，不要撵得过急，不要要求过高，为什么呢？因为，前段自力更生方针贯彻以后，再加上一些典型经验传播，基层干部和社员鼓足干劲，改变面貌的精神实在可嘉。可现在已经是天寒地冻，再加上口粮标准很低，因此我们就要注意这方面的领导，注意有劳有逸，有紧有松，给社员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积蓄力量，明年大搞春耕生产。

    统销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搞法上，有些地方要因地制宜，该简单的简单，该复杂的复杂。例如：绝收队、重灾队就可以简单一些，除个别的不销户，其余每个按75斤算账扣除现存粮，缺多少补多少；对轻灾队的家底要摸细一点，时间放长一点。首先解决断炊户的口粮。绝收队从现在计算，5个月75斤，家里有多少再给多少，现存粮加半斤就行了。

    这个讲话稿里反复说的一个词语“统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产物。通常统销是和统购合在一起说的，称为“统购统销”，百度一下这个词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上世纪80年代，该项政策被取消。

    焦裕禄在这个讲话里所表达的内容是如何做到细致公平，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当下几乎不可想象。一个县委书记做到如此的具体，不是因为他精力旺盛，而是因为这些具体的工作关系着整个县里的风气。如果有一个村庄出现不公平的分配和统销统购，那么，首先和干部有关，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亲属；如果干部作风不正，那么秩序立即会乱了，而民怨起来，治理就会停下来。

    1963年12月29日，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常委会上给兰考县委做了一个调查报告，随后被县委转发给各个党委机关。

    这份调查报告依然是关于统销工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焦裕禄以仪封公社圈头大队的统销工作为例，来说明当时调查清楚，让老百姓真正能享受到政策福利的好处。

    他强调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在方法上，根据圈头大队的做法是，因指标分了三次，经过前段摸底，有的户不应该销，有的户安排已经保证了，但因粮少，有些本来缺三个月，只销了两个月。因此，将用扒两头补中间的办法，即将不销户和按政策已销够的户站出，再补销未按政策销的户。这部分户的补销，有两次会就结束了。第一次先召开生产队贫农代表和干部会，在上次摸底排队的基础上，重新摸下底排下队。标准是到5月底现有粮食加统销每天保证半斤，缺多少补多少。如张三上次摸底是现有粮每口人还有10斤，贫农代表和干部若认为可靠，这一户到5月底就每人再销65斤。若上次摸底不是这样摸的，而是因为指标少，首先保证了困难户五保户每人半斤后，余下缺粮户不是按现有粮加统销粮保半斤销的，而是根据粮食多少，按等级分配的，如一等50斤，二等40斤，三等30斤，问题就大些，如本来按政策应销60斤的，但因指标少只销了50斤，缺10斤，这次再补上。若这样做指标还不够，有的户还有缺口，可缺到困难小的户身上。再发动自力更生搞副业补缺口。这个会摸底后，再召集补销户，逐户协商逐户落实。在方法上是，工作队和大队干部组成若干小组（两人一组），分队逐户协商，协商时先讲明政策，自己的加国家保半斤，光说自己的，然后再用统销粮补足每天半斤。这样逐户落实下来，然后再填购粮证。”

    在这份调查报告里，焦裕禄举了圈头大队的一个窑匠的例子来说明摸底还是很必要的。“圈头有一户是个窑匠，给外队烧砖瓦窑，烧一窑管吃，还能赚30元到40元钱，而这个窑匠不向队里交一分钱，这类户可不销，叫他到市场上买高价粮，今后应订好每月或每窑向队交款数，在农业上给他记工分。有的窑匠向队里交过款，但他家存款很多，可动员他买议价粮。”

    这一段报告基本上将“统销”这个词语介绍清楚了。所谓统销其实指的是低价粮食。在兰考灾荒的特殊时间里，所有庄稼绝收，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而粮食本身是被国家统一规划。如果你买不到统销的粮食，那么到市场上只能买高价的粮食了。所以，正因为统销的粮食价格很低，才成为优抚品。

    十一、他手下的干部并非每一个都配合他的工作

    焦裕禄在兰考发现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灾难深重，这已经通过他的走访可以确认；再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大的灾难中有的政府官员不作为。老百姓受灾了，政府不作为，那么他们只能往外逃荒。所以焦裕禄到兰考以后，凡事都要立规矩。他为什么处处吃苦地去做调查，而不是根据别人的汇报就制订方案呢？因为他担心他听到的汇报不是真实的。越是在群众有灾难的时候，越要仔细核对每一个信息来源，老百姓的觉悟还得靠政府来引导。如果党员干部都在为自己做打算，那么老百姓一定不会为集体奉献，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焦裕禄的每一个工作报告，都有具体而鲜活的例子，比如圈头村的这个烧窑匠，他属于那个年代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因为有一门手艺，他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有存款，有吃的，还有额外的收入。那么，从当时的缺粮食的生存环境上来说，如果他和大家一样，也定量地购买低价的统销粮，那就对特困户造成了资源上的侵占。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中，不能对温饱没有问题的人进行照顾，只能照顾真正的缺粮户，这就是一种相对的公平。

    焦裕禄详细地在报告里说明一定要摸底，就是怕像烧窑匠这样的家庭有很多，他们有积蓄，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发扬风格，将自己的统销粮指标让给别人。如果没有摸好底，那么，粮食本来就不够分的，他们挤进名额了，多占的部分，就会让一户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断粮断炊，就又会造成一户人家的外流。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以及调查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曾任兰考除“三害”办公室主任的卓兴隆在接受任彦芳采访时说了一个事件。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羊啃树很厉害，为此，城关出台规定，禁止羊出村，要圈养。焦裕禄要治风沙，支持植树造林，当然支持城关公社的做法，同意他们出台的规定，不许放羊。三义寨区委的领导就写信举报焦裕禄，说县委出台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农业的60条规定。

    焦裕禄一向是一个凡事耐心、扎实做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赶明儿就要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就是不发展羊，我们是以农林为主，羊吃了树苗，损害集体肥了个人。”

    这也是焦裕禄——和柔软地对待村民的焦裕禄不同，在治理“三害”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强硬的县委书记。

    县委副书记刘呈明曾经讲过一件焦裕禄的旧事。焦裕禄到兰考走访，听取报告，实地调查以后，决定从根本上改变兰考的面貌，不是做面子工程，他要从基础做起，一步步地来。

    他决定先给农民送架子车、铁锹，让他们干活，治理风沙。让他们干活，还要记工分，有工分呢，就有粮食吃。这样的做法，吸引了很多外出逃荒的人，在家里干活有饭吃，这多好啊。

    他一个人做调查毕竟还是有限的，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他发动全县各区的一把手，都要到村里去蹲点。

    有一个公社书记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不喜欢焦裕禄这一套吃苦干革命。他不想去村里面蹲点。主要是因为吃不舒服，住也不舒服。焦裕禄要求所有人都得下去蹲点，他就说，让我蹲点可以，以后别叫我开会。

    他后来去了东邵岗大队蹲点，不过他将公社里八个和他要好的干部全都带去了，还带了一个炊事员，开了小食堂，每顿饭必须得有菜有酒。吃完喝完做什么呢，打扑克。蹲点了一个月，焦裕禄问他村里面的情况，他一概不知。后来他换个村蹲点，新蹲点的村庄叫笼庄，到村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村里地主家的一个棕床要了过来。

    这个村里的村干部们联合起来，将村集体的1300多亩地侵占了，所收的东西他们集体分了，或者是卖了，但隐瞒不上报。这个公社书记来蹲点后，吃了他们一顿请，这事就算过去了，不追究了。

    这也是焦裕禄当时手下的干部。

    当然，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县委委员孙天祥在接受任彦芳采访时说的一件事情。

    当时孙天祥负责全县的供销社。焦裕禄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为了让那些困难户不再外流讨饭，不要直接发钱给他们，要直接救济他们一头猪，或者一些小鸡，有了这些家畜，他们就有了希望，把这些家畜养大了就能卖钱。这样一举两得，既让这些人把心放在了兰考的建设上，又让这些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救济。

    可是，想法是好的，落实起来就难了。比如，焦裕禄让供销社想办法给困难户买牲口，过几天再去看的时候，发现牲口没有草吃，饿死了，死了后就被村干部们杀了分了。

    县里的扶贫牲口本来是想着稳住老百姓不让他们外出讨饭的，结果成了有些乡村干部的一个可以挣钱的项目。到后来，这些县供销社送到村里的牲口，村里的干部并不下发给农民喂养，而是借口村子里没有干草来喂养，直接杀掉，和县城里的一些屠宰户做起了生意。

    焦裕禄事后知道了这些，很恼火，但是村干部说的也是有理有据的，说什么村里的人手少，有些草早些时候被割掉卖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地里全是盐碱，没有草。

    结果，县里分下去一些猪啊羊啊，在有些村庄不但没有成他们勤劳的理由，反而又成了向县里伸手要钱的依据。

    这也是焦裕禄所面临的基层干部们。

    十二、剥花生该找什么人也是焦裕禄考虑的事情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情，也值得说一下：剥花生。

    焦裕禄给市里打报告，申请到了10万斤花生种子。可是还没有种下去，他就想到了剥花生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土地还没有承包，一切都是生产队，大家劳动记工分，集体分配。所以，剥花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偷吃。如果大家都吃的话，那么，花生多少都不够吃的。最重要的是，剥花生的人偷吃，那么，不剥花生的就会有意见，也会争着来剥花生，然后都来吃，那么，花生还没有剥完，就会被瓜分了。

    所以，焦裕禄提前做好了一个设计，有关剥花生人员的审查要求。焦裕禄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党员干部会议来研究剥花生的人员构成问题，最后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一个剥花生小组，大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如下：

    不准四类分子剥。所谓四类分子，就是土改以后，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统称。

    剥花生不准带小孩。

    不准好吃的剥花生。

    好偷好摸的不准剥花生。

    集中起来剥，不分散。

    找公证人，找出仁率，再分给个人。

    事情管到该如何剥花生上，这也算是个兰考特色了。然而，事关老百姓的利益和分配问题，任何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才有可能办好。这也是焦裕禄给兰考县干部留下来的一笔管理财富。

    要改善土质，要求必须得多上农家肥。什么是农家肥？其实就是人和牲口的大便。卓兴隆当除“三害”办公室主任时，就在统销粮上动了手脚，他暗地扣下了7000斤统销粮不往下发，用来换大粪。因为当时处于饥荒期，民众没有力气自愿交粪肥。那么粮食短缺，用粮食换粪便就很容易。焦裕禄看到卓兴隆换来那么多粪便，很高兴。当卓兴隆将实情告诉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并没有恼火，而是对他说：“以后别这么搞了，这回也别写检讨了。你没有意见吧？”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焦裕禄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讲人情的人。尽管他一向认为凡事都要讲规矩，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规矩。可是，当时的兰考还处在一个民众只认粮食不认人的时代。所以，想要老百姓参与有公共利益的事情，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焦裕禄深知这一点。他不可能永远让老百姓处于道德的亢奋期，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宣传能力，更没有那么多可供奖励的物质，他有的是一颗做人做事都真诚的心，他希望能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能团结一个人是一个人。

    既要团结那些底层的民众，也要团结身边的人。

    焦裕禄对身边的干部们很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不好，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去请假休息，但是身边的同事如果有人病了，他会立即要求那人去看病。这是焦裕禄的道德。我相信他如果不是来到陌生而艰苦的兰考，他不会这么做。即使这样做了，也不会如此地虐待自己。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别人的身体重要，自己的身体当然也重要。

    可是，现在兰考给他的题目是，他要指挥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那么，该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指挥与听从的关系呢？这便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的话题，如果想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威信，在那样一个时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比别人能吃苦，比别人能承担责任。

    十三、心里装着全兰考的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作家何香久在《焦裕禄传》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焦裕禄下乡回来，已经快半夜了。刚进办公室，就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一位包队的公社干部连累带病，再加上营养不良，突然倒在治沙的工地上，大家把他拉到公社医院，大面积心梗，没抢救过来。焦裕禄捂住脸，眼泪流下来。他掏出一支烟，手却抖得点不着火。他去了那个干部家。天亮前回到办公室，坐在藤椅上，肝部剧烈疼痛，他用茶缸使劲顶住。这次顶的劲头太大，藤椅顶出个窟窿。县长程世平进来了。焦裕禄说：“老程，我觉得我不但欠了兰考老百姓很多，对兰考的干部我一样欠了很多。”第二天一上班，他让人把人事科长请来。人事科长来了，焦裕禄让他汇报一下全县干部的身体状况和死亡情况。起先，人事科长不敢说实话，只说有些干部水肿，死了两个人。焦裕禄神情严肃，要他从共产党的党性出发，讲真话。人事科长才说：“从1960年到现在，已经饿死、累死了27名基层干部。”如一声惊雷响在焦裕禄的心上，他眉头拧成疙瘩，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泪水盈满双眼。沉默了一会儿，焦裕禄说：“对这27个干部的家属、子女，咱们一定要照顾好。党把这么多干部交给我们，让他们带领群众斗‘三害’，我们对干部关心得不够了。27个干部啊，我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他们的家属？从现在起，对全县干部进行一次体检，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口粮方面要给予照顾。对去世同志的家属，要做好安置工作，赶快派人去外地购些议价粮。”程世平提醒他，购议价粮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焦裕禄说：“这件事出了问题我一个人顶！”

    果真如穆青、冯健和周原在那篇著名的通讯里写到的那一句：“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4年3月19日上午，兰考县委常委会就安排群众生活和改进领导方法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开封地委副书记延新文参加了这次会议。

    焦裕禄在会上讲到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安排，如下：1．开一次对账会，把社长和管生活的干事叫来，组织查清各种账目。2．组织调运各种救灾物资，成立指挥部，各公社要有一名党委委员负责。3.做好组织工作，可以把救灾物资分配到队里，结合着运。五保户、困难户的东西由生产队负责运回。4．对分配的救灾物资张榜公布，账物对照。

    焦裕禄还对干部如何下乡蹲点做了具体的安排，而关于种泡桐树这件事情，焦裕禄直接说：“育桐苗要群众的桐树根，每根可给2分钱。机关要带头育树苗。”

    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开县委常委会，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他关心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树苗。只有一个无比努力，一定要干出结果的人才会如此地执着，如此地关心细节。

    地委副书记延新文在这次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给兰考带来的新变化。他是这样说的：“到兰考下去看了四天，把你们县大部分地方都看了。总的印象，感到兰考的情况正在起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干劲大，信心高，不但有规划，而且有行动。变化的原因多，主要是县委领导思想比较明确，摸透了县里的情况，下了决心。方法、措施比较具体对头。如压沙，原来听到消息，总考虑中不中，顾虑重重，担心压了沙会不会再刮起来，下大雨是不是会把沙土冲跑。这次看了确实不错，这条路是对的。兰考县委的同志很好，去年虽然困难很大，但在困难的情况下，办了很多事情，别的地方不敢干的你们干了，效果很好。从去年看你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没有被灾情方面的困难吓倒，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

    隔了一天，3月21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骑自行车去三义寨公社看看村民们的副业搞得怎么样。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路两边新栽的杨树，沙丘已经被压住了，排水河道也挖好了，麦子在田地里长势很好，看来往后可以丰收。焦裕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在省委第二书记何伟面前可是立了军令状的，三年要改变兰考的面貌，现在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可是，还没有到三义寨公社，焦裕禄的肝部突然疼起来，焦裕禄的自行车骑不了了，只能下车来捂住肝部。张思义看他脸色难看，对他说，咱们要不先回。焦裕禄挂念着听三义寨公社书记的汇报，就推着自行车往前走。

    到了三义寨公社，焦裕禄听着汇报，一只手摁住肝部，另一只手试图拿笔记一点内容。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不仅如此，焦裕禄还疼得满头大汗，钢笔从手上掉落下来。

    这一天，他没有能坚持听完汇报，而是住进了兰考县人民医院。

    3月22日，县委本来要送焦裕禄去开封就医，可是焦裕禄的工作太多了，他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天。

    3月23日，焦裕禄肝部疼痛难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开封看病。这一去，他再也没有能回到他的藤椅上、办公室里。他永远离开了兰考，离开了他关心的2分钱的桐树根、盐碱的味道，以及牛羊要吃的草从哪里来的问题。

    十四、人们在他去世后都怀念他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时间很短，但给我们留下的却是一座丰富的宝藏。470多天，他用一个急促的生命，刻写了一个生命的高度和强度。

    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以后，全国人民从此知道了中国有个兰考县，兰考有这样一位县委书记。焦裕禄成为那个时代党群关系的一种特殊象征。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有一个采访，是在2016年1月15日进行的，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兰考人在焦裕禄带领下治理风沙盐碱的记忆，被采访人叫雷中江，曾是兰考县坝头乡敬老院的管理人员。

    问：当时是怎么防治风沙的？

    答：拍墙、拉沟，那时有（柴油发动机带动的）拉沟机，地面平整的用拉沟机，那时是1963年和1964年。把胶泥都拉出来了，拉了有一米多深。

    问：挖出的防风沟效果怎么样？

    答：不怎么样。要是好了，就没有最后的翻淤压沙的程序了，焦书记的方法是最好的，翻淤压沙立竿见影。

    问：当风沙来时，你家里有没有落沙土？

    答：有。我家至少比外边低三十公分。风沙一起老百姓是黄脸黑地，白天都要点灯了，不然屋里看不到。

    问：你家院子里有树没？吃水怎么弄？

    答：不多，只几棵椿树；吃水用土井，老百姓土方造的井。县城的碱大，水都是咸的。

    问：你第一次见焦书记有印象吗？

    答：那是1963年3月下旬在兰考火车站，我准备去安徽要饭。当时我23岁。那个年代安徽情况好点。当时的火车是单轨，只能跑一趟车，要求货车让客车，慢车让快车，所以兰考停了好多货车，为扒车提供了条件。人们在货车没来前隐蔽起来，我们跑到东闸口在那儿等着，有三个人来了，他们走得近，躲是来不及了。前面的人问我们是哪儿的，干什么去，我们实话实说：准备到安徽拿布换吃的。

    前面那个人又往前走了两步到我面前，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扶着我的肩膀，说我是兰考县委的，我姓焦，叫焦裕禄。我们没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这几句话说得很沉重。我没看他的脸，估计他的眼泪在打转转。我们等了20多分钟，就扒火车走了，到安徽蚌埠。

    问：你们见到焦书记时，他穿的什么衣服？

    答：穿的衣服褪色，不显眼了，但是很规矩的，不是这补一块那补一块。可以说我见焦书记的次数很多，但衣服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

    问：你见到焦书记之前有没有讨过饭？

    答：我3岁随着父母讨过饭，到江苏徐州东。要了8年饭，1949年的9月我才回来。

    问：哪一年成的家？1949年到你成家的那几年中间有没有出去要过饭？

    答：1963年3月。步行到杞县、太康。

    问：都能要来什么？

    答：在杞县以南瓜为主。

    问：当会计时大队有什么家底、牲畜？

    答：大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最多的一个生产队有十来头猪，小生产队三到五头。我所在的生产队有2000多人。

    有个第十生产队，队长叫韩玉河，1963年全年夏季收了720斤麦，有3头牲畜，151口人。那个年代要“三留”（国家、集体、个人），种子都不够。焦裕禄书记在我们这儿的时间不长，人们怀念他，是因为他指出了让我们生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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