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欠债的焦裕禄

    焦裕禄到兰考以后，基本上把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下乡考察上。他知道之前的县委书记不喜欢下乡，他呢，不想做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的人。

    有时候下乡，他会住在老乡家里。所以，焦裕禄在兰考的家庭生活少而又少。这也是他的疾病恶化的原因。

    肝病并不是致命的疾病，如果能好好休息，注意营养，慢慢地会自愈的。然而，焦裕禄在兰考所过的日子恰好是相反的。首先他很少住在家里，所以，饮食上不能保证。其次，他常常和农民们一起干重体力劳动，这也是肝炎患者所忌讳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证。

    焦裕禄离开尉氏到兰考报到的时候，还欠尉氏县137元钱。当时他还不上，直到他到了兰考后，才又从自己的工资里攒够了钱还给了尉氏。

    可以想象，他刚到兰考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积蓄的。再怎么说，县委书记也不能老是穿带补丁的衣服啊。可是焦裕禄就一直穿着补丁衣服。他心里不追求这些。原来在大连的时候，他过的日子多好啊，可是到了兰考以后，他能放下这些私欲。怎么说呢？不是他的品格天生多么高尚，这和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有关系。他的信仰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兰考的群众正处于饥荒中，那么，他便只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焦裕禄到兰考后不久，全家便搬到了兰考住，因为孩子多，所以，他的岳母也随着他们一起到了兰考，帮着看孩子，做些家务。

    焦裕禄1963年春节前来到兰考，一个月以后，兰考县委出了一个福利救济名单，有他的名字。相信这是多年来的惯例，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要享受一下财政支出的福利。焦裕禄打破了这种惯例，他找到机关的党支部书记，问他，享受国家救济的条件是什么？支部书记答：有三条，家住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焦裕禄说，我家不在灾区，本人也没有申请，为什么我的名单在里面？

    焦裕禄专门开会说并不符合条件的救济的事情，他表示，评给我的救济款，我一分钱也不要。他这样一说，县委机关有十名干部当场也表示，不要救济款。他不要救济款可以，但是，组织上知道他们家孩子多，冬天正是棉花紧缺的时候，就分给了他们家三斤棉花票。显然，这棉花票是给徐俊雅的。徐俊雅拿到棉花票以后，的确也很欢喜，她都在心里做好了打算：给大的做件棉袄，给老二做件棉裤，他们家的被子也烂了个窟窿，又想套一床棉被。如果能剩下一两半两棉花，就纺线给焦裕禄织一双棉袜子。

    而焦裕禄回到家里就问起了棉花票的事情，明确要求徐俊雅将棉花票退回去。徐俊雅能怎么办？退回去呗。家庭生活的温馨就这样被焦裕禄工作的认真给破坏了。

    棉花退了也就退了吧。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后不久，原县委书记因个人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原因被调离岗位，焦裕禄接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这个时候，徐俊雅的哥哥和嫂子给徐俊雅说了好几次，想让焦裕禄给他们的儿子新太在兰考县委谋个通信员的工作。因为新太有文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徐俊雅知道焦裕禄的脾气，一直不敢向焦裕禄提起，直到哥哥嫂子催得急了，才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向焦裕禄说起此事。焦裕禄不等徐俊雅说完，就回绝了，焦裕禄说：“我是县委书记，不能违反国家政策，随便用人。现在农业上需要知识青年，叫他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好好干吧。”

    焦裕禄连自己的女儿都送到条件最艰苦的县食品加工厂，他的家庭在他的工作中成为配角，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牺牲掉自己的原则。他不想让别人说他和前任一样，对自己家人是一个标准，对别人是另外的标准。

    二、女儿眼中的父亲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写了大姐焦守凤中学毕业找工作的事情：

    我大姐守凤初中毕业后，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但父亲不同意，说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缺了劳动这一课。因为守凤的同学是理发员，父亲觉得学门技术也不错，大姐赌气不想理他。听说县委书记的女儿初中毕业了要工作，学校想请大姐当老师，邮电局长说局里缺个话务员……各种好消息都有，但都被父亲拒绝了，他认为我大姐如果干这些工作，会沾染上厌恶劳动的不良思想。因为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一定得补上这一课。于是大姐被安排进了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父亲还对厂长说：“小梅（我大姐的乳名）到你们厂做临时工，进行劳动锻炼，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这对于改掉她怕脏、怕累的毛病有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就这样，正值妙龄的大姐在食品厂最艰苦的岗位工作了，她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对她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我爷爷开过油坊，我小的时候，也走街串巷卖过油，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怎么挑担子更省劲。”姐姐一听可高兴了。刚开始，姐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之前说过，我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对待守凤工作这件事情，看似不近人情，但也饱含了期望子女能独立自主的爱。

    焦守凤是焦裕禄和前妻的女儿，但是她和徐俊雅一起生活，和弟弟妹妹们相处甚好。所以，她毕业了，徐俊雅也希望她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做母亲的一个最正常不过的愿望。只是焦裕禄有自己的价值观，凡事他会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判断，他是一个吃过各种苦头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所有吃过的苦都没有白吃。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一个优秀的人。再则，焦守凤是家里最大的女儿，他也希望长女能给自己其他几个子女做个榜样，要求也格外严格一些。

    比如焦守凤念初中的时候住校，暑假里，焦裕禄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暑假的时候不要回家，要去尉氏县的舅舅家里，舅舅是农村的，去了以后自然是帮忙干农活。焦守凤去了舅舅家里，刚开始还很新鲜，可是干了两天就觉得苦，太阳太晒了，她不想去地里。

    焦裕禄自然又是一顿批评，所以焦守凤就不理解，老觉得她和弟弟妹妹们不一样，焦裕禄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好妥协一两次。

    焦裕禄去世后，焦守凤在《我的爸爸焦裕禄》一文中也曾写到过这一段，写得很详细：

    我在上学期间，爸爸除了给我伙食费以外，几乎不给我一点零花钱。1963年，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啦，冬天还穿着我九岁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给我做的一件花布大衣。刚做的时候长得拖到了脚跟，穿到我上初三，就只够半腰了，那上面已经补上了好多补丁。在学校里面，有个同学说我：“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哩，也不给你做件新衣裳。”我想，也是。春节放假，我就找爸爸要求说：“人家都说你是县委书记哩，还叫我穿这件破大衣。你也不怕丢人。”爸爸笑了笑，指着他身上的那个补丁衣服对我说：“你看我这县委书记穿的是啥衣服？这丢啥人！”爸爸看我低下头不吭声，就进一步开导我：“你知道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丢人呢。”我咕咕哝哝地说：“你光叫我穿烂衣服，也不给个零花钱……”爸爸教育我说：“艰苦朴素，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要比，得跟贫下中农比。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再说你现在穿得并不坏，冬有棉，夏有单。虽然破一点，也没有露出肉来，比我小时候穿得好多啦。”他还说：“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穿得再好，不劳动就不好。”听了爸爸的话，我就把那件大衣改成了小棉袄。后来袄袖破得实在不能穿了，我又换了两个袖子继续穿。

    焦守凤那时正是爱美的年纪，焦裕禄将自己的旧裤子改了一下，让焦守凤穿，焦守凤当然不想穿，对他说，我还是穿裙子吧。焦裕禄就觉得自己的女儿不能吃苦。实际上，这是焦裕禄一心为工作，无私带头，缺少对青春期女儿的关注。虽然那个时代物质极度贫乏，但是在学校里，人多了，大家也是会攀比的啊。作为全县最高官员的女儿，焦守凤穿的差不多是最破旧的，所以，有同学就嘲笑焦守凤装穷，他们哪知道这是焦裕禄一家的生活真实。

    三、在爱人眼里，他是一个喜欢孩子的父亲

    徐俊雅在接受任彦芳采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焦裕禄和孩子们：“他喜欢小孩子，一回来，就用车子推着一个个的。”这是焦裕禄和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了，无非是在院子里推着自行车跑两圈。

    有时候，焦裕禄会到街对面的小人书店里买一些书给孩子们讲一讲故事，这也是家里难得的温馨时刻了。徐俊雅还说：“他经常胳膊上抱一个，背上背一个，在院里跑。”

    那时候，即使是县委书记的家里，全年也吃不上纯白面的馒头。有时候，焦裕禄回到家里，会在地上看到孩子们不想吃了扔掉的粗粮馍馍。焦裕禄就会把孩子们叫到身边，给他们讲他下乡看到的乡村里的穷苦和饥饿，别说是粗粮了，下面的人吃了红薯干吃野菜，根本吃不饱肚子。孩子们没有下过乡，不知道下面的人有多苦，焦裕禄也不发火，就那样抱着他们在火炉边烤着火，将刚才他们扔到地上的粗粮馒头又烤热了，和他们一起分着吃了。一边吃，一边教他们唱：“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

    对自己的疾病，焦裕禄像是有预感一样。1964年春节，多年不回老家的他，请假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山东博山县北崮山老家。他带着六个孩子给他的父亲上坟，那天正好下大雪。焦裕禄在父亲的坟前给孩子们讲了他们家的过去，爷爷是如何被逼上吊自杀的，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日子虽然还不富裕，但已经有吃有喝，要知道珍惜。

    他还骑了自行车在自己村庄的周围转了一大圈，他想回到自己的过去，童年和少年时期，那些苦难对他而言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

    他似乎是有意向自己的故乡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然后春节过后，他回到兰考没有多久，便住进了医院。

    1964年3月的某一天，徐俊雅去开封专区开会，回到家以后发现焦裕禄躺在床上正难受，没有吃饭。徐俊雅就慌着给他做饭吃，当时的焦裕禄肝病已经非常严重，吃不下饭。他就对徐俊雅说：“我不想吃饭，心里难受得很！”可是，越是难受，越要吃饭顶一下啊，这是徐俊雅的想法。她就对焦裕禄说，我给你煮碗粥放点糖。那时候糖也是紧缺的食品，平时只有孩子得病了才能喝一碗糖水。

    焦裕禄坚持不吃，将徐俊雅气哭了。一向温和的她发了脾气，对焦裕禄说，如果你坚决不吃饭养身体的话，我就要去县委找你的同事们去说，让他们来做你的工作。

    焦裕禄拗不过，只好吃了点东西。

    四、疼痛时的所思所想

    在郑州住院期间，有一天，焦裕禄清醒过来，给正在难过的徐俊雅留了遗言：“咱俩商量个事，我说了你别难受，你也别哭，这样说说有好处。一是你要向最坏处着想。万一我有啥事，你一定要顶得住，以后事情多得很，你的担子很重啊。你不能倒下去，家里还有孩子，还有两个老人。你要教育好孩子。二是咱们向最好处努力。你看领导对我多照顾啊，袁局长找到邓小平书记，邓书记亲自安排……我听大夫的话，你又这么照顾我，大家努力，也许会好的。”

    焦裕禄的衣服，第二个扣子总是不扣上的，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方便自己的手伸进去，摁住肝部来止疼。

    有一天，焦裕禄自己摸到了肝部上长的一个瘤子，他对徐俊雅说：“俊雅，我这肚子里长了个疙瘩，你一摸它一缩，像老鳖的头样的。”

    徐俊雅有些担心，便劝他赶快到医院里去查一下。焦裕禄说，忙完这一阵子一定去查一下。可是，他永远忙不完这一阵子，一直到躺在了病床上。

    焦裕禄住院期间，吃不下饭。徐俊雅问他最想吃什么，焦裕禄说，我只想吃黄瓜。可是那时候是春天，黄瓜少得很。最后，终于找到了几根黄瓜，切成丝给他。他也没有咽下去。

    焦裕禄的病情，徐俊雅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后来他疼得厉害时，老问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徐俊雅只告诉他是慢性肝炎。

    焦裕禄不相信自己是肝炎，但也抱着幻想。刚开始疼得厉害，止疼针价格贵，他不舍得用。他疼得直出汗，徐俊雅只好给他换下贴身穿的衣服，衣服被汗湿透了，都能拧出水来。

    可是焦裕禄忍着不喊，不喊只能在床上打滚。他太疼了，直咬牙齿。再后来，他自己用烟头烫自己，一烫手腕当然疼得厉害，但是疼痛转移了，肝部的疼会缓解一些。再后来，烫的时间久了，胳膊也麻木了，肝又疼得厉害了。

    2016年10月12日，我特别带着家人到河南省保利艺术中心看了一场河南省话剧院排演的话剧《焦裕禄》，其中有一场焦裕禄在父亲的坟上喊疼的戏十分感人。我相信编剧采访了焦守云女士。在焦守云新近出版的《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她专门用一个小标题来写《疼痛的父亲》，在这篇文字里，焦守云写到焦裕禄直接烫自己的皮肤来转移肝脏的疼痛对身体的折磨。

    然而，即使他不喊叫，他在床上打滚的动静也是影响其他病人的。最后，医生只好给他调了一间隔间的单人病房。徐俊雅就劝他说，现在你可以大声地喊了，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了，你叫吧。

    焦裕禄最后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他不想让徐俊雅看着他难过，他想让徐俊雅回家照顾孩子。可是怎么可能啊，徐俊雅还要给他按摩他的血管，以便医生能将针扎进去。

    五、一个没有积蓄的县委书记逝世后家庭的贫困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终于没有能力再和疾病做斗争了。

    焦裕禄去世以后，家里六个孩子，按照烈士家属的补贴，在那样一个年代日子便不好过了。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里写到焦裕禄去世以后的家庭生活：“从那以后我家开始不行了，小时候我们都捡过煤核，在外面看到柴火捡回家也烧，我哥我姐放假了没事，就去帮人家铲煤，哥哥那时13岁，个子高，铲煤一天挣几毛钱拿回家都交给母亲。父亲刚去世那两年，我家变化并不大。1966年长篇通讯发表以后，母亲是哭着过来的。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那个年代要求她每天作报告，作一场哭一场，下来后被红卫兵簇拥着，出来哗哗啦啦的一身毛主席像章。那些红卫兵到了我们家后，就把他们的红袖章呀战旗呀送给我们。因为家里不宽裕，母亲就用汽油把那些字脱掉，做成褥子用。”

    因为孩子多，焦裕禄逝世后，徐俊雅家里常常陷入窘境。有一次，徐俊雅上街去买鸡蛋，拿了十元钱，卖鸡蛋的换不开钱，就让她看着篮子，说是去旁边的商店换零钱，然后再找给她。徐俊雅哪知道人心的贪婪，那人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徐俊雅为此哭了几回。一个县委书记的夫人，在那样一个年代，被十元钱逼得节衣缩食。

    焦裕禄去世以后的头几年，徐俊雅没有给孩子们添过一件新衣裳。长子焦国庆长得快，徐俊雅就将焦裕禄的衣裳改了给他穿。就连1966年参加红卫兵大串联的焦守云，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她的时候，她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裳。

    一直到后来焦守云在学校里报名参加文艺会演，她连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都没有，闹了徐俊雅很长时间，说想要穿着新衣裳去参加表演，徐俊雅才上街给她买了一块布做了一件新衣裳。焦守云这样写她当时快乐的心情：“母亲上街买了一块白底小绿花的布，亲手给我裁缝了一件。她给我做衣服的时候，我压抑住内心的快乐，不眨眼地盯着看。”

    六、有关焦裕禄母亲的一场风波

    相比较徐俊雅的忙碌和教育六个未成年的子女，焦裕禄的母亲在儿子去世后的日子便更难过。这个从焦裕禄被日本人抓去便开始天天操心焦裕禄的母亲，中间也享过焦裕禄的福，焦裕禄在洛矿工作九年，差不多每一年焦裕禄的母亲都会去住上一阵子，一是帮着徐俊雅带孩子，再则是看看焦裕禄。只要看着自己的儿子忙碌着，有出息，做母亲的就一定是幸福的。

    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焦裕禄母亲没有等到焦裕禄出院，而是等来了焦裕禄的一把骨灰。在焦裕禄殡葬期间，焦裕禄的母亲非常坚强，她一滴泪也没有落，陪着徐俊雅收捡焦裕禄的衣物。可是等她坐火车回到家乡所在的八陡火车站，一下车就瘫倒在地上，趴在地上叫着焦裕禄的名字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就是两年。两年里，每当有事情想起了儿子，焦裕禄的母亲便会到自己家的一口破窑洞里大哭一阵子。刚开始的时候，邻居们怕她哭坏了身体，常去劝她不要哭，后来，大家习惯了，知道她又伤心了，觉得还是让她哭出来才好。

    一直到穆青、冯健和周原的通讯报道发表以后，焦裕禄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全国很多人拥进了兰考县和博山县的北崮山村。这个时候，焦裕禄的母亲要给那些前来参观焦裕禄故居的人讲述焦裕禄苦难的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她慢慢地知道了，她养的这个儿子出名了，是全国县委书记的榜样。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她觉得自己儿子吃过的这些苦，有人记得，有人感动，这就值得。

    关于焦裕禄的母亲，还有一个风波。

    焦裕禄母亲去世的时候，山东省正在农村推行殡葬制度改革，不准再土葬，而是要火化。那个时候，焦裕禄的母亲是当地的名人，她去世后，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参加她的追悼会的。所以，按照规定她必须火化。可是，在农村人的思想里，火化是受刑。焦裕禄母亲的娘家人不同意火化，他们的理由是，老太太一辈子积德，命苦得很，中年死了丈夫，晚年又死了儿子，现在她去世了，要让她的灵魂安息。所以，老太太的娘家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当时都准备到焦家来抢遗体了。这个时候，山东博山县的领导找到了在北崮山村的徐俊雅，让她出面做婆婆娘家人的工作。那边的领导一直拿烈士家属这样一个道德的榜样来和徐俊雅说话，又说，老太太的身后事，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要参加，如果不实行火化，领导都没有办法参加，而且丧事也不能办。最重要的是，作为焦裕禄的母亲，她也得带头遵守党的规章制度。

    老太太生前为儿子的生和死操劳，没想到的是，死后也要受儿子的影响。

    徐俊雅只好去给婆婆的娘家人说好话，讲了很多道理，终于说通了。

    七、焦裕禄的第七个孩子

    有关焦裕禄在兰考的家庭生活，不得不说到张继焦。这位被焦裕禄救活了的农民的儿子，与焦家的关系在焦裕禄去世以后更加密切。因为感恩，张徐州的父亲将自己的儿子改名为张继焦，从此以后，这个小家伙便成了焦裕禄家的老七。等他中学毕业以后，他和徐俊雅妈妈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

    张继焦管徐俊雅叫妈，这便是兰考风俗中的认干妈。他叫得理直气壮，是啊，他觉得自己的命都是焦裕禄救的。焦裕禄去世了，他又得到了徐俊雅的照顾。徐俊雅对张继焦的感情朴素得很，她总觉得，这个孩子和焦裕禄有缘分。焦裕禄救了他，如今焦裕禄走了，那么接下来孩子如果有什么事情，她应该帮助，这也算是了却老焦的一桩心愿。

    于是，张继焦喊徐俊雅妈妈，徐俊雅应了。当了这个“老七”的妈妈，自然也要管他吃住和学习。等到张继焦该工作了，徐俊雅帮他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在县委招待所做保安。后来因为不是正式工人，被清退了。张继焦呢，也没有怨言，回到老家帮家里种了一阵子地，又回到县城了。因为徐俊雅又帮他谋了一份差事。为自己几个孩子，徐俊雅从来没有张口说过话。而张继焦不同，这孩子家里太穷，如果在农村种地，不出来找份工作，可能连个媳妇都不一定能娶上。

    张继焦工作以后，到了徐俊雅家里，有活干直接就做，吃饭的时候，直接上桌就吃，和亲生的儿子一样。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把徐俊雅家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因为焦裕禄的几个子女工作以后，工作很忙，成家以后只有焦保钢和徐俊雅住得近，其他几个子女渐渐离开了兰考，所以，阴天下雨把家里晒的煤球搬到走廊下面啊，将院子里的垃圾清扫到外面啊，这样的活儿，都是张继焦来干。

    张继焦能干活，徐俊雅话不多，但从内心里喜欢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等到他该娶媳妇了，徐俊雅很上心，甚至动员自己的儿女给她的这个老七介绍对象。最后，是二儿子焦跃进的媳妇给张继焦瞅了一个对象。

    结婚的时候，徐俊雅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操持，给了他钱让他盖房子。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文中两次写到张继焦。写到母亲的生活时，她这样写：“不过对继焦她格外关注。继焦该结婚了，母亲帮着他盖了房子，还向我借的钱。她说：‘老焦把他救活了，现在只剩下我，我就得对他负责到底。’”这是借着张继焦来表达对焦裕禄的思念。徐俊雅真心地对待这个孩子，张继焦呢，也知道感恩，真心地对待徐俊雅，家里面的孩子都陆续出去工作了，张继焦作为“最小的孩子”，即使结婚了，也三天两头地到家里吃饭，这让徐俊雅觉得家里有人气，不寂寞。这是徐俊雅心里最为安慰的事。

    等到徐俊雅逝世后，她专门留了遗嘱，自己的积蓄一共几万元钱，一式七份，六个孩子一人一份。张继焦这个老七，也分到相同的一份。

    焦守云在书中这样写了这一段：“2005年我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生的积蓄几万块钱。作为离休干部，又当过副县长，这点钱真不算多。大哥把我们七个召集到一起，把这笔钱分成七份。每人保留一份，其中的一份，给了张继焦。”

    2016年11月22日，笔者抵达兰考县许河乡赵楼村采访了正在驻村扶贫的张继焦。他在乡下已经住了一年多了。每周一至周五必须住在村里，早晨要到所在的乡政府点名。两年里，他熟悉了村子里每一户人家的情况。收入多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是需要项目扶贫还是直接钱物救济，他都一清二楚。

    张继焦住在村委会给他腾出来的一间房子里，房间重要的位置放着一张焦裕禄的照片。一见到笔者，他拿出一本焦守云写的《我的父亲焦裕禄》要送给笔者。刚好，前几天，我已经从焦裕禄纪念馆馆长陈百行那里拿到了一本。

    他翻到书中的第190页，指着给我看，说，二姐写到了我。所以，这本书我一直放在身边。

    村里的几个村干部坐在他房间里等着我采访。他们并不知道我要采访什么，以为是要采访村里的扶贫工作，所以，一个劲儿地说张继焦的工作做得好。

    乡村的人际关系仍然是如此的朴实。我相信人的感情都是累积的，张继焦和徐俊雅以及焦家几个姐弟的关系，张继焦和村民的关系，也是这样。采访结束后，我要和张继焦合照一张。他立即将焦裕禄的照片从远处的桌子上拿到近处。他说，我干工作，心是诚的，不然，焦裕禄他老人家看着我呢。

    他这样一说，立即让我觉得，他还真的是焦家的人。这个半路进入焦裕禄家庭的幸运儿，得到了焦裕禄和徐俊雅的无数的帮助，这种缘分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后天的巧遇。但不论如何，张继焦，让焦裕禄的家庭生活有了另外的延伸。差不多，从一个陌生的农民的孩子张徐州变成张继焦，再变成焦家老七的过程，再一次证实了，焦裕禄在特殊年代的工作作风，也让徐俊雅的生命得到了延伸。而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和县委书记有了这样的亲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中国当代是很难想象的。焦裕禄救了张徐州的性命，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怜爱，或者是出于县委书记的责任心，但是，孩子的成长和亲情关系的延续，则完全是徐俊雅来完成的，离开焦裕禄的徐俊雅不再单纯地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身上，焦裕禄的标签更加显眼。尤其是1966年穆青、冯健和周原的文章发表以后，徐俊雅更是替焦裕禄在活着。对几个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她常对孩子们说：将来你们如果工作不好，人们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

    这便是焦裕禄离世以后焦家的真实处境：焦裕禄为了工作为了改变兰考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伟大，既成了几个孩子的荣耀，也成为他每一个孩子的压力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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