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搞不清女画家是什么时候离开多喀克的，等我想再次见到她时，就怎么也找不到她了。好像她一走，外来的人就全都走了。有人说他们是原路返回，先去农场，再从那里回家去。我的心怦然一动，马上又死水一潭了。回家去了？难道我也能回家去？

    不能了，一离开多喀克我就是罪犯，别说回家，连保住自身都不能了。

    那就继续待着吧。生活平静而乏味，除了月落日出、风来沙去之外，荒原似乎再也不会变出新花样了。我每天东走西走，有时是为了寻找说话的对象，有时就是为了走，一走就走得很远，走远了再走回来，时间就在走来走去的乏味中过去了。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绝少人烟只有兽迹的明朗的天边，有人骑着骆驼鬼魅似的飘然而来。我大步迎过去，知道是从农场来的，便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不会是逃犯吧？那人吆喝着让骆驼卧下，跳下来，拿出一大摞印了字的袖章，神秘地说，现在都造反了，再不会有逃犯了。

    我瞪起眼睛看那些袖章，全是大红颜色，上面的字有黄有黑，什么“风雷急”，什么“从头越”，什么“追穷寇”，什么“八·一八”，什么“五·一六”，都是旧的，许多已经撕破了揉皱了。

    他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它干什么？他说成立组织啊。

    我心说我这种人也能成立组织？十二月聚会不就是个组织吗？我摇头：那不成反革命了？

    他说不成立组织才是反革命。说着从挎包里掏出几张报纸说，你看看你看看，外面的形势你看看。

    报纸上的标题十分醒目，全是看了叫人心惊胆战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向旧世界宣战》。

    我害怕了，小心翼翼地问，谁是牛鬼蛇神？

    那人说你，你不戴袖章，不起来造反，你就是牛鬼蛇神，你起来造反，别人就是牛鬼蛇神。

    我愣着，吃力地琢磨他的话。

    他又说，我是农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煽革命风点革命火。你要是不参加我们的组织，那就等着受罪，农场造反队马上就要来了，你要是参加，咱们就跟他们干，什么也不用怕。

    恍然我明白过来：荒原变了，几年前撵我离开西宁城的革命终于又要发生在这个天荒地老的地方了，原来我也可以造反，是人都可以造反，就像当初赵国伟造我的反一样。

    是的，革命发生了。照我后来的解释，便是多喀克山旷路野，消息闭塞，文化大革命来到这里时比别处晚了很多年。

    我挑了一个袖章戴在胳膊上。来人高兴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我姓王，你就叫我王队长。你姓什么？姓徐，好，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我带着王队长和他的骆驼来到了村里，在柳子家里吃了一顿饭，就跟着他去发动群众了。

    革命了，造反了，工农兵当家做主了，牛鬼蛇神统统完蛋了。

    王队长一声比一声高亢地喊着口号。人们走出家门，吃惊地望着我们。

    都来啊，造反了，你们都跟我来啊。王队长见人就把袖章往人家胳膊上戴，形势逼人，咱们得赶快造反，造了反咱们就去夺权。

    有人问，夺谁的权？

    王队长说自然是农场的权，修正主义一手遮天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人们更加莫名其妙了，农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修正主义是谁？

    王队长懒得解释，拿起报纸就大声朗读，又一再地说，毛主席都说了，知道吗？听毛主席的话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似乎大家都寂寞得要死，都巴望发生点什么事情，虽然不明白报纸上的话，但凭着对移民村生活的理解，仍然跟着王队长高兴得喊喊叫叫。

    王队长喊革命了，造反了，工农兵当家做主了。

    他们便含混不清地跟着乱喊：刚硬了，操翻了，公的母的做猪了。如此吆来喊去，很快便激发了男男女女的热情。有人问：徐可凡，这人说的是去农场操翻（造反）？我说对，现在就去。

    有人又问带不带我们的女人？

    王队长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带。

    于是就出发了。这是一个中午，移民村的造反大军背着干粮，热热闹闹挺进农场，一路上口号不断。喊着喊着，就有人忍不住对身边的女人嬉皮笑脸，甚至动手动脚，队伍立刻稀松凌乱了。王队长一看，怒从心头起，丢下骆驼，跑过去吼道，你们闹什么？这种事情回家干去。现在是去造反，造反就是推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权，就是打倒皇帝。

    突然有人冒出一句：那是要砍头的。

    王队长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有人又说那就会连后来人的头也砍掉，满门抄斩。

    王队长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造反有理，永远有理。

    有人说人家砍头更有理。

    我说这个地方谁管谁啊？举着头找刀子也没人砍。

    人们对我的话不以为然，歪歪扭扭地倒在沙地上，嬉闹了一阵就要纷纷撤退，王队长赶紧说别走别走。他告诉大家不是你造他们的反，就是他们造你的反，揭竿而起是惟一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农场男人多，移民村女人多，等咱们夺了权，就可以合而为一过日子了。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农场逛逛呢？农场已经是拖拉机耕地，脱粒机打场了，去不去？

    我说那就去了。心想反正也是没事干，趁造了反没人敢治你，去农场看看，看看文途禹也好啊，他可能还在吧？

    男人女人们叽叽喳喳的。

    荒原上出现了造反农民们的第二次轻生躁进。我知道，这样的革命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就一再地对别人说：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我没想到，革命失败得竟比我担忧的还要突然。

    忘记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走在队伍前面，有点亢奋地唱起了支边人的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正唱着，突然感到天地开始摇晃，前方地平线上，透亮的雾岚里，隆生出一道起伏的屏障。

    屏障是红色的，是一些旗帜的缀合。红旗下面是人和长途跋涉的骆驼，是一阵阵鬼哭狼嚎似的呐喊。我们惊呆了。移民村的造反农民遇到了农场的造反囚犯，双方都感到意外。但是农场的囚犯不怕，他们知道移民村里女人多，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把红旗舞得就像水淌，然后就喊喊叫叫地挺进而来。

    造反农民们顿时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在所有年间积攒下来的恐怖印象一下子显出了原形——无数只在烈火中永生的恶狼，带着一串串烧红了的锁链，扑过来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跑。男男女女掉头就跑。

    王队长跨上了骆驼，也跟着跑了。

    我很害怕，但我没有跑，因为我意识到我不能跟他们一样狼狈，我好歹是一个支边青年，又参加过十二月聚会，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怎么能抱头鼠窜呢？再说，我一定要去农场看看——文途禹，老朋友，早早地看透了世事，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荒原。

    我被农场造反队抓住了。

    我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造反的，我加入你们行不行？

    突然有人喊：他是逃犯，他叫徐可凡。我定睛一瞅：妈妈的，前面这个面目可憎的人不是黄制服吗？我说你怎么回农场了？他狞笑一声说没想到吧？又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撞到我手里了？我正在造反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他说那就好，那你就跟我回农场。

    农场造反队追逐着跑散的农民，抓住了一些女人。有人便做起男人会做的那种坏事来。黄制服如鱼得水，高兴得一边糟践着女人一边高喊着革命口号。

    然后就以为造反成功了，就是撤退。撤退的时候，他们人歪旗倒，疲倦地牵着骆驼，一路逶迤。

    柳林客栈到了。想不到农场会在离它还有几百里的地方建起这么个迎来送往的客栈。后来我知道这是范大胡子的举措，他想搞新农场，就先派人来这儿建房居住，不料碰到造反，计划就停下了。十多年以后，柳林镇在这里拔地而起，证明范大胡子还是有远见的。

    我们来到未来的柳林镇时已是傍晚。西天翻滚着火烧云，万壑沙丘起伏着辽阔的波浪。晒得火烫的荒原这时正渐渐凉下去。一片三春柳突然疯子似的摇荡起来。大敞院的客栈立时被腾跃的沙尘弥漫了。我们鱼贯进入大敞院。衣服褴褛的造反派们拴好骆驼，牲口似的张着嘴呼哧呼哧喘气。

    店主迎过来，大声说，没吃的，没喝的，就大泥炕闲着，住哩？

    黄制服瞪他一眼：放什么屁，不住我们进来干什么？

    我按照他们的吩咐，正从麻袋里给骆驼掏挖草料，听着店主的话，一屁股坐到地上。已经跋涉好几天了，我蓬头垢面，嘴唇结满了血痂，眼睛涩巴巴的，一脸的难过。

    黄制服冲我呵斥道：起来，谁闲着也不能叫你闲着。

    我疲倦得不想起来。黄制服一脚踢到我的屁股上。

    已是夜晚，马灯如豆，风从洞开着许多窟窿的窗户间刮进来，整个房子摇摇晃晃的。大泥炕上，人们躺的躺坐的坐。黄制服在炕前一手揪着布口袋一手抓出炒熟的麦子分给大家，一人两把。有人用帽子接过去，一粒一粒往嘴里丢，有人双手捧过去，一舌头一舌头地舔。轮到我了，黄制服不屑一顾地低着头，抓一把伸过来。但我没有接，我这时候正跪在炕上，全神贯注地望着墙壁。

    墙上挂着马灯，马灯周围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文字。黄制服凑近了看看，大声说接着，再不接我就不伺候了。

    他用手捣捣我。我仍然一眼不眨地望着墙壁，既惊喜又惋惜地说，书，他们用书糊墙了。我看到那书上说，有个叫李庆霖的给毛主席写信诉苦，毛主席就给他寄了三百元钱。

    黄制服将一把熟麦扔进布袋，伸手取下马灯，哧地吹灭了。

    我不禁喊起来：把灯给我，给我。

    黄制服一个耳光扇过来：你冲谁嚷嚷？妈了个蛋。我脸上顿时火辣辣的。

    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曙光已经非常可怕地耀红了半边天。几行沙狐或马狼的爪印翻越一道道半月形沙丘朝远方伸展过去。柳林客栈的大敞院里，黄制服一手拿着半布袋熟麦一手举着一只军用水壶，正在和店主交涉。

    全部给你啦，就换一壶。

    店主摇头。

    再加半袋生的。

    店主还是摇头。

    黄制服把半布袋熟麦一抖：你狗日的想叫我们渴死啊？

    店主舔舔嘴唇：谁叫你们不带够水？都八天了，农场人死绝了不来送水，我有毬的办法。

    我想，渴死黄制服，活该了，但我也很渴啊，我不能活该。

    我来到客栈后面的柳林里，寻觅了半晌，便在一个低洼处用手挖起来，很快挖了一个坑，抓起一把土闻闻，觉得有点潮，就又挖下去。

    有人过来说你能挖到水啊？

    我说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能。

    黄制服过来，踢着我挖出来的土说，徐可凡，我们跟你一起挖，但要是挖不出水来，我们就把你埋了。

    我说行，但要是挖出来了呢？我就是自由人，你们没有权力管制一个救了你们命的人。黄制服看看周围的人说，行。

    人们从大敞院里拿来铁锨，轮换着挖。坑大约有两人多深了。渐渐地渗出了水。人们喊起来，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捧着水吸溜。我躺在坑边的柳树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穿行在半是沙漠半是戈壁间或生长着一些骆驼刺的地方。无边无际、起伏跌宕的金黄色有时悄寂无声，有时因风沙而肆虐无度。风沙突然止息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麦田。

    麦田沐浴在残阳的血色里，远处是农场。农场静悄悄的。

    我多少有点怀旧地走过去，发现农场已经变得不认识了。

    人们在场部大门口停下来。那门不过是两根砖砌的方柱子，原来肯定挂在柱子上的新岸农场的牌子这时横躺在地上，有一半已经叫沙土掩埋。门内有一片红砖红瓦的平房，一条被铁链拴着的大黑狗饿死在房檐下。一个人也没有。许多门窗敞开着，风吹着它们啪啦啦响。

    造反归来的人们愣怔着。

    突然，黄制服喊起来：我们杀回来了，造反成功了。

    没有人回应。一切都静止不动。

    许多人拔腿跑向平房。我也跟了过去，看到房内所有的铺位都空了，偶尔也有被褥，上面一层黄沙。我想着文途禹，就一间一间地走进去。当我来到最后一排平房前推开一扇门时，发现里面很干净，有一张床上铺着被褥，床边的桌子上还放着茶缸、牙刷牙膏，还摆着一面小方镜。我走过去照照镜子，看到里面有一张清瘦黝黑、苍茫无限的脸，不禁吓了一跳：你是谁啊？你是徐可凡吗？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好长时间没看到自己了，已经不认识了。

    感叹了一番，我把小方镜扣在了桌子上。蓦然看到一个姑娘的照片惊心动魄地出现在眼前。

    姑娘很漂亮。漂亮的姑娘我认识，我绝对认识，她自然也是认识我的。但她绝对没想到我也在荒原，就像我绝对没想到她会返回农场。

    我嗅了嗅，似乎嗅到了女人不散的香气。

    一会儿，我跑出来，四下乱窜，甚至窜到了女厕所前，喊着：如斯，如斯。

    没有人回答。我跑遍了场部的院子，得不到回答。但我确信她没有走远，如同我在柳林客栈确信地下有水一样。

    我跑向场部门外，一边跑一边喊。没有人管我。造反归来的人同样在找人。

    我跑遍了有房舍的地方，最后跑上过去我常常登高望远的那座高岗。岗顶已经整修过了，四四方方，一周遭儿是女儿墙，显然是军人设哨卡的地方了。

    我在高岗上跑东跑北跑西跑南，眺望四面八方，除了空旷和寂寞，我什么也没望到。

    可是我的感觉明明告诉我，我已经靠近了如斯，我就要见到如斯。如斯啊，你在哪里？四周一片荒凉，是人居的荒凉，是备感凄冷的心的荒凉。

    我失望已极，瘫靠在女儿墙上，已是泪光闪闪了。早知道如斯在这儿，我干么要那么久那么久地待在移民村呢？我这个笨如狗熊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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