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说，怎么这时候才哭？到底哭谁啊？我看他不正常。
我说毛主席啊，你死了我们找谁去平反？
我哭着，一直哭着。围观我的人一拨走了，一拨又来了。身前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交通堵塞了，警察过来了，呵斥道：又是你？刚才下面冒水，现在上面冒水，你有病啊，快起来快起来。
我不起来，他就架起我的胳膊朝一边拖去。
我擦着眼泪，拽着警察说，同志，毛主席真的死了？
他点点头说，都好几年了，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我又问，同志，请问现在是什么主席？
他说现在中国没主席啦。
我说中国没主席了？中国怎么会没主席呢？中国没了主席，我可怎么办？
警察把我拖到路边说，没有主席有总书记啊，看你像个丢了娘的野孩子，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我是反革命，被冤枉的反革命。
他问你是什么时候反的革命？
我说我没反革命，我说了我是冤枉的，1956年冤枉的，那时候我们是支边青年，说冤枉就冤枉。
他说那个时候的反革命早就平反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多喀克？什么时候来的？今天？怪不得，世道变了都不知道。我有个亲戚也是1956年的反革命，也是个支边的，他1978年从祁连山八宝农场跑回来，待了两个月就平反了。
警察拉着我离开了围观的人群，又说，你这样又哭又喊可不行，先找个地方住下，再打听清楚哪个部门管你的事，问题总会解决的。
我发现天已经黑了，四周一片灯光。我一脸茫然，似乎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警察说你没地方住是不是？那就去火车站，候车室里有的是椅子，凑合着睡吧。说着掏出十五块钱来：我一个穷警察身上就装这么多，拿去买点吃的吧。
警察走进广场去了，我愣着。我知道我应该说声谢谢但是我没有。我想西宁城通火车了，真是没想到，可我干嘛要去火车站睡觉呢？广场不是挺好的吗，在移民村，冬天我都敢睡在野地里。
我沿着阿尼玛卿大街走了走，买了一斤馒头，吃惊卖主居然收了我一块钱。毛主席那会儿可不是这样，一块钱我能吃一个星期。我吃着馒头回到广场，找了一个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来到市政府的门口，打听哪个部门管我的事。
哨兵说你去收发室问问，收发室的人说你去信访办问问，信访办的人说你去你们单位问问。
我说我没有单位。他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多喀克？是不是农场？那就对了，你让农场给你出具证明，说你没事，不管制你了，再把证明装到档案里，这不就是平反吗？
我想想说，那我还得回农场了，农场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回去了找谁？范大胡子已经不在了。我看他们听不懂又说，西宁城有个监狱我住过，让监狱开个证明行不行？
他们说也行。我说监狱不会把我再关起来吧？
他们说你没做坏事，还怕人家关你？我说我过去也没做坏事，他们为什么要关我那么长时间？
他们说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
我想也是，真的不一样了，我可能已经不是逃犯，要真是逃犯，昨天警察就能抓我，今天政府更能抓我。
我离开了政府，急急忙忙朝监狱走去。
监狱果然不再抓我了。
我来到探视室，对一个女狱警说我要找黑胖子。她说哪个黑胖子？我们这儿黑胖子多啦。
我挠着头说，他叫唐……唐……唐兴家。她说唐兴家？不错，有过这么个人。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看管过的一个犯人。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我认识他就来找他了。她说你挺有情义的嘛。
她起身离开了一会儿，再次出现时，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我和那人对视着。半晌，他问道，你叫什么？徐可凡？哦，想起来了。怎么变化这么大？就眼睛像，别的地方都不像了。你现在在哪儿？
我也想起来了，他是眼镜干部，他给我的印象是冷漠，但不做坏事。
我说我刚从多喀克回来，我要让黑胖子给我开证明平反。
眼镜说你找他平反？他也要找人平反呢。
我说他怎么了？眼镜说他也成囚犯了。
我说好点的人都成囚犯了？眼镜说好什么？他打死人了好什么？
我说黑胖子这种人也能打死人哪？怪了，我一走这里就怪了。他打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眼镜说肯定是坏人了，但坏人也不能打死啊，打死的也是一个老早就关在这里的人，叫赵国伟，你认识吧？
我说赵国伟？赵国伟怎么叫他打死了？眼镜说赵国伟打死了张明，唐兴家就打死了赵国伟。
我说怎么回事，乱打一气？眼镜说“文革”呗。
我觉得事情有点复杂，就不想再问了，愣了一会儿说，总得有人管我的事吧？
眼镜说平反的事我们管不了，就是我们想管人家也不买账。因为案子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只负责改造犯人。
我说那我去找谁？
他说谁抓了你，你就去找谁。
我离开了监狱。我想当初是军人抓了我，我现在到哪儿找那些军人去？蓦然，我又想到了老方，心说他审过我们，莫非就是他负责案子的？我飞快地走向老方住过的那条街，又飞快地走向最初关押我们的那所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看守所，发现看守所的牌子不见了，那儿又变成学校了。我在学校门口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看守所搬到郊区三十里铺去了。
当然我要去三十里铺。我不想花车钱我要走去。我路过了我和马霞睡过觉的那片农田，看到已是小田而不是大田了。有个老农民正从田埂上走过，扛在肩上的铁锨跟他本人一样已经磨损得只剩下又光又亮的半个了。我觉得他就是当初告发了我和马霞的那个农民，就冲他吐口唾沫，又冲他笑笑。我想他告发得也好，不然我和马霞去哪里呢？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农田的麦捆里吧。只是不知道马霞后来去哪里现在在哪里了？
咳，马霞马霞，我现在连她长得什么样都记不起来了。
傍晚，我来到三十里铺的看守所，门岗告诉我已经下班了，所有的事情都得等到明天上班以后。我当然不能再回去了，就在看守所外面的农田里挖了些土豆，找些枯枝败叶来点着烤熟。正吃着，来了一个妇女，质问我为什么吃她家的土豆。我说你不让我吃你家的土豆？你想把我饿死？她说饿死也不能吃我家的。
我看她长得有点像柳子，就嘿嘿嘿笑起来。她说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还笑，你这个贼怎么脸皮这么厚？我说吃几个土豆就是贼啊？在我们多喀克，偷了女人都不是贼。
她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你还想偷人？我打死你。说着就过来扇我的嘴巴子。
我没有躲闪，等她啪啪啪地扇出了一串响声，就说你这是喜欢我呢，我是不是又回到移民村了？
她看我还是不告饶就用脚踢，踢得我有点疼了，我就起身抱住了她。我说我不想惹你，你倒要惹我了。那就惹吧。
我撕扯她的衣服，她就喊起来：救命哪，坏人来了救命哪。连喊了几声，就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从后面拦腰抱住了我。
我被摔倒在地上了。那人骑在我身上用拳头揍我。我审视着他，我觉得他这样对待我既合理也不合理。我没有反抗，只是把一口血吐在了他脸上。
后来，这一男一女把我拉起来，说我肯定是从看守所里跑出来的老流氓，就拧着我的胳膊，送我到看守所门口。门岗立刻打电话从里面叫出一个值班的警察来。
警察上下打量着我说，肯定不是跑出去的，但既然这个人敢在看守所门口胡作非为，说明他比里面的也好不到哪儿去，也该进去待一待了。说着就掏出手铐铐住了我。
我想也好，说不定能见到老方呢。
我被押进院子去。许多双眼睛都从铁栅栏的窗户里望着我，我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冲那些男男女女的眼睛点着头，又挥挥被铐在一起的双手。
警察在后面骂道：这流氓，好像来这儿视察的，可见是个惯犯。
我被带进了值班室。警察没事干就审问我的流氓行为。我说你刚才说对了，我就是个惯犯，要不要我从头说起？
他说要的就是从头说起，越详细越好。
我要了一杯水，喝完了就从解放前说起，本来只想听点男女隐私细节的警察开始显得不感兴趣，慢慢地就进入佳境了，尤其是到了移民村那一段，他不禁感叹道：你这是享福去了，不是劳改去了，你干嘛离开呢？人活一世，不就是吃饱喝足有女人嘛。我说我是为了如斯啊。我给他形容如斯的漂亮，他半张着嘴听着。他说你们这一代人哪，说苦也苦，那些苦我们没吃过，说幸福也幸福，有些幸福我们是永远追求不到了。
一直说了大半夜，他突然跳起来：怎么没把手铐给你打开。
他打开手铐，又拿出几个虚腾腾的面包让我吃。多少年没吃面包了，我激动得手舞足蹈。我说面包肯定很贵吧？他说不贵。
吃完了面包我就打听老方，他说看守所里没有姓方的。以前或许有过，我给你问问。
警察去办公室了，我在值班室的床上睡了一觉。早晨太阳刚刚出来，他就推醒我说，他打电话问了两个老同志，是有过一个姓方的，还当过一阵副所长，三年前内调了。
我问内调是什么？他说就是调到内地去，他是浙江人，调到一个什么县的看守所去了。
我听着鼻子就酸酸的。我想起了那个敦敦实实的在困难时期同情了我的女人，想她去了那么远的浙江，去了一个这里的人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县，想她那么好那么好但我今生今世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唉，老方的女人，老方娶了一个好女人。
我说我的事看样子这里没人知道了。
警察说肯定没人知道，你还是去别处找找人。
我离开了看守所，警察送我出来，问我怎么回城，我说走回去，他说那多累。
他带我来到公路上，拦住一辆面包车，叮嘱司机拉我到城里。我不肯上车，说这得打多少钱的车票？警察说他敢要钱。
司机果然不要钱，我舒舒服服到城里了。
我下了车，漫无目的地走动着，又是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了。肚子有点饿，就去买馒头吃，刚买了馒头，一晃眼，发现馒头铺对面竟挂着黄河农场办事处的牌子。
这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怎么搬到这条街上来了？我走过去，立到牌子前面吃完了馒头，一转身就走了进去。
门房看了我一眼，居然没有拦我。我发现他把眼光投向正在往外走的几个姑娘身上了。我赶紧走进大楼去，穿过走廊时不知道进哪个门，就先进到厕所里撒了一泡尿，看到窗台上放着一张报纸，就又想到大便了。
大便的感觉真好，因为手里攥着纸，而不是捏着粗糙的土坷垃或冰凉的石头。
我想大便完了就去找领导，或许办事处就可以给我平反呢。想着，我把整张报纸都用完了——我一次一次地擦着，尽管我知道屁股已经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但我还是把报纸撕成一小块一小块一次一次地擦着。我擦着就觉得用手纸真是一种享受，一种做人的享受。又想既然是享受，我怎么一下子用完了呢？明天我享受什么？我很后悔，赶紧站了起来。
我看厕所里有肥皂，就洗了脸洗了手，浑身顿时清爽了许多。我放好肥皂，心想明天还来这儿洗脸，又意识到明天门房未必会放我进来，就毫不犹豫地抓起肥皂装进了衣袋。
现在我要上楼去了。我上得很慢，每上一阶就想，这儿的人谁还会记得我呢？
有人从上面下来，瞪我一眼，我也想瞪他一眼，但一眨眼就又不敢了。我低眉顺眼地哈下腰去，发现这人竟穿着一双高跟鞋，赶紧抬头又看他一眼：是男的呀，怎么穿着高跟鞋？……难看。我扶着楼梯扶手，闭着眼睛上楼去。大概上了有两层，突然有个女的问：你找谁？
我睁开眼睛，面前顿时大放光彩：问我的人居然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简直可以超过年轻时候的如斯了。我一下子就语无伦次：不找谁，找领导。
姑娘和蔼地一笑：找哪个领导？我说最大的领导。姑娘笑得更美了：再上一层，402房间。
402房间的领导跟我一样，是一个又黑又瘦的人，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肯定惊诧怎么进来了一个有些像他的人。
我说我叫徐可凡。他没反应。
我又说徐可凡就是我。他还是没反应。
于是我就从头说起。刚说了个开头就被他打断了：这样吧，你去人事科查查你的档案，在二楼，你去吧。
我说你不管我？你是最大的领导怎么可以不管我？
他说我当然要管，人事科查了档案会向我汇报，看有没有这么个人，有了再研究。
我只好走了，但我有个预感，这就是最后的拒绝。
人事科没有我的档案。管档案的人说，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单位的？没有物证也得有人证啊，谁认识你？
我说了几个我依稀记得的名字，包括办事处原来的主任。那人摇头：你说的这几个人都没有。
我说不可能啊，肯定是你脑袋出问题了。
他说你脑袋才出问题了，走吧走吧，我还忙着呢。
我说你忙我更忙，别以为你的事重要我的事不重要，我已经被冤枉几十年了。
他说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谁冤枉了你，你找谁去，神经病。
我说妈妈的，我怎么成神经病了？我一个支边青年，我要申诉，这是正常现象，我怎么成神经病了？你爸爸才是神经病。
我离开人事科，很不愿意就这样走出这个我曾经上过班的单位，又上到四楼，敲最大的领导的门，那门再也不开了。
我沮丧地穿过走廊，看到许多门上的信兜里插着报纸，就一份份取下来，叠起来放在怀里，心说我得擦多少天屁股啊。
又在大街上逛了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我来到阿尼玛卿大街，摇摇摆摆走向广场，找个地方枯坐了一会儿，突然看到前天给我钱的那个警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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