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要干什么？她说你要干什么？
我们互相推开了。我说你这么严肃你要干什么？
她于是就笑了。她一笑我就更不能了。她很灿烂，房子很灿烂，我的心很灿烂。我说你不姓赵，你不是赵如斯的妹妹，但是你笑得跟赵如斯一样。这样我就不能了。她是个冷美人，她跟我永远保持着一堵墙的距离，她其实从来没笑过，但我觉得你的笑就是她的笑，所以我就不能了。
我后退着，我知道我该走了。这么一想，那门就开了。我来到了外面，冲她招招手。
再见了，我走了。
她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说我不知道。
离开小洋楼，走下石阶，出了铁门，回望一眼，姑娘还在望着我。我匆匆地走了。
我走远了。小洋楼还能看见。我松了一口气，心说她一定会觉得我神经不正常。可是，我知道自己的神经不一定不正常，怎么就会不正常呢？笑话。
我看到有人朝我走来了。
又是个女人，多喀克，移民村，无边的荒原啊，没有人管我，谁管我？
我唱起来：没有云朵儿下不了雨，腿根里唱了一出走魂的戏。
女人走来，她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迈着轻盈的脚步朝我走来。走近了我才看清她长得多么像柳子啊。她袒胸露背，露胳膊露腿，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她腰肢扭着，眉眼抛着，天生就是强奸对象了。
我说喂喂喂。她立住了，用眼睛说，干什么？
我说我不能轻易放弃，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把一座小洋楼留给开封了，你就得给我点什么。她好像点着头，好像同意了。
我立刻就贼眉鼠眼起来，四下里看看，这儿没人，这儿没有妨碍自由的眼睛，这儿太棒了，绿茵如坪，高树似棚。再说有人也不怕，难道这座城市不允许正常的谈情说爱吗？那就动手吧，对不起我要动手了。
女人说哎哎哎你要干什么？
我说你难道不是女人？你难道没看到我是个男人？
女人说可是我们不认识。
我说现在已经认识了，你要么喊救命，要么就给我乖乖的。
女人选择了后者，猫一样偎过来说，大爷你真的想勾引我，你有多少钱？
我吃了一惊：她怎么叫我大爷，我老了吗？我推开她说，我没钱，我为什么要有钱？
女人说那就别来招惹我，我就这点本事我为什么不要钱？
我说这种事情得男人说了算，由不得你。说着就撕住她要推她倒地。
女人说大爷，你得有点自知之明，咱们两个还不知道谁强暴谁呢？说着掰开我的手，转身走了，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
我死僵僵地立着，心说我怎么成大爷了？我真的是她的大爷了吗？唉，怎么搞的？我已经是大爷了，已经是一个老老老支边了，已经从一个支边青年变成一个支边大爷了。好哇，支边大爷，好哇。
我朝前走去，再也不想女人的事儿了，只想老了吗？老了吗？一时间，我发现自己步履蹒跚起来，胡子拉碴起来，腰背伛偻起来，整个儿已经是一个老头了。
怎么办？一个老头待在一个绿树红花、满眼清秀的地方实在是倒霉。这么想着，我就来到火车站了。但我没有买票，也没有上车，我睡在候车室里，直到出来了四个太阳，送走了四天的星光。我数了数姐姐给我的钱，发现明天就得要饭了。
那就要吧。可是我不能在这里要，这里，我的故乡，太陌生了。我又来到太平街，来到我家的小洋楼前，咚咚咚地敲门。没有人开，住在里面的人很可能死了，敲得震耳欲聋也无人理睬。绝望之际我把院子里的许多花都摘下来，用花粉在门上写了几个字：我要走了，但我没钱。
我回到了火车站候车室，正要睡觉，就见那姑娘急急忙忙走来，见了我就说，你真的要走？你要去哪里？
我说先去西宁城吧。
她说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来：这是三千，是我全部的积蓄，你拿着，但是以后你会常来打扰我们吗？
我接过了钱，心想她刚才肯定在家里，见敲门的是我就没敢出来。我真是把她和她的家人吓坏了。
我说不知道，你们就先这么住着吧，我尽量少打扰你们。说罢起身，穿过候车室，来到售票厅，买了一张去西宁城的车票。
姑娘一直跟着我，这时她笑了。是我想象中的如斯的笑，我知足地欣赏着，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了。
我招手告别了她，来到候车室，这次是真的候车了。只候了半个小时，我就来到了火车上。
再见了，故乡，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离去。我望着窗外，看到月台上人来人往，也不知他们是谁，他们要去干什么；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姑娘，酷似如斯的姑娘，都笑着，冲着火车，迷人地笑着，但与我无关，与我永远无关了，越是青春烂漫的笑就越与我无关了；看到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迷茫地望着就要起程的火车，举起手想招又不招的样子。他就是父亲了，他肯定是我的父亲了。他身边还有两个老人，一胖一瘦，肯定是我的大哥和二哥了。他们继续开着洋布行，他们很富很富，几乎就是用大仓库码钱的人了，他们拥有一切，惟独没有青春了。他们来这里干什么？来为我送行？还是来叫我回去？不不，即使他们真的是我的亲人，也已经与我没关系了。
火车开动了。我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呜的一声长鸣，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1956年，我也是这样离开故乡的；想起了1956年的那个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宣讲会，会上那么多人同唱一首歌，唱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
唱着歌，就这样唱着歌，几天几夜就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了西宁城。
第十九节
还是住在了火车站候车室。尽管在这座城市我还能找到几个熟人，但是我没有去找。找他们干什么呢？我老了，一到西宁城我就更加明显地老了——车站的人都叫我老头，老头比大爷更可怕了。老头无所谓，有熟人也好没熟人也好，都已经无所谓了。
我每天起得很早，首先要做的是把候车室打扫干净。这是人家允许我住下去的条件，一开始就约定俗成了。然后就坐着，坐累了就去车站广场上转悠，免不了吃东西，一碗豆腐脑、一个大饼，或者一碗粉汤、一个大饼。我有那个开封姑娘给我的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后来我打扫候车室时捡到了一个皮包，有个资本家模样的人来找时我还给了他，他就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算了算，每天吃饭的花销是六七块，按我的资本，我还可以在候车室住一两年。一两年以后的事情我是不会去想了，我无忧无虑，闲适自在，除了渐渐老去，别的再也不会有变化了。
遗憾的是世界不能和我保持同步。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青春，越来越无序了。我很生气，我觉得这是违背规律的。我说你们不能在候车室里放这种电视，这是什么？英雄好汉全是资本家；也不能放这种音乐了，听了难受，难受得连老鼠也会蹦起来。我说这么多外国人，你们怎么就放进来了？也不检查检查，看他们是不是带进来了定时炸弹。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的炸弹都是裹着糖的，不知是白糖还是红糖，或者是蜜糖。外国人走时大包小包一大堆，居然也没人过问。包里是什么？如果不是咱中国的军事机密为什么要锁起来？为什么要有人掩护？那个承担掩护任务的中国姑娘年轻漂亮，居然和一个外国老头搂搂抱抱的。那老头肯定比我还老，他怎么就不服老呢？当然也有相反的，一个中国老头搂着一个年轻得几乎是孩子的外国姑娘，旁若无人地亲嘴。我跟上了他们，突然大喊了一声住嘴，惊得那老头目瞪口呆。
我没事干，有到站的火车和进站的旅客就去看。我看到一个唱歌的来了，毛头小伙子，长得又难看，居然有一广场的人欢呼着迎接。车站广场大屏幕上放起了他唱歌的情形，嗓子是哑的，唱不出来就硬挣，拉屎似的，比我唱得差远了。后来又来了一个演戏的，听说他不是来演戏而是来卖书的，也有一些人欢迎。我想奇怪了，敢情他们对换了工作，托尔斯泰和鲁迅都去演戏了。再后来，就来了又一个和外国姑娘亲嘴的老头，对他当然不会有人迎接，除了我。在我喊得那老头目瞪口呆之后，我发现我成了惟一一个迎接他的人。
他是夏光明。夏光明回来了。和我一样，他也是苍颜白发了。但是我们互相并不陌生，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这使我突然发现：夏光明到老也是夏光明，徐可凡到老也是徐可凡。
夏光明目瞪口呆了一阵，推开怀里的外国姑娘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
我寻思我不能承认我不是来接他的，就说我听说你要回来了。
他说你听谁说的？见我不回答，就对那刚才跟他亲嘴的外国姑娘说，过来，娜塔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徐可凡，我的老同学、老难友。又对我说，这是我妻子。
我愣着，我怀疑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他的妻子不是赵如斯吗？如斯到苏联找他去了，找他就是要嫁给他嘛。
我点着头说，好，不错，真漂亮，你的妻子叫娜塔莎？那就一定是苏联姑娘了。可是夏光明，你有几个妻子？
夏光明说妻子还能有几个？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这一个都有点招架不住。
我说那赵如斯呢？她不是你妻子吗？
夏光明嗯了一声：赵如斯？我的妻子？谁说的？她自己说的？不可能吧？她在哪里？
我说她不是到苏联找你去了吗？
夏光明说早回来了，你不知道？
我哦了一声，突然就笑了，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笑了。我说你们赶快走吧，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还等个人。
他说原来你不是接我们的？那就更是缘分了。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叮嘱道，一定和我联系，咱们真该好好聚一聚了。
夏光明离我而去。他年轻的妻子扭着年轻的屁股，就像一只美丽的天鹅。我盯着他们，一直盯着，眼花缭乱的时候，我感到所有姑娘的屁股都是苏联姑娘的屁股了。
我想当初我在多喀克移民村的时候，不知道如斯就在农场，结果把大事耽搁了。如今我在西宁城，又不知道如斯已经回来，是不是也把大事耽搁了呢？
如斯在哪里？在西宁城的哪个角落里？
这么想着，我就离开火车站了。
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好像这样就能碰到赵如斯似的。终于累了，终于意识到这样走下去，只能碰到星星月亮，最后碰到鬼了。于是就坐下来休息，休息好了又走，这次我左拐右拐地有目标了。我来到了李晋升家的门口，那门一敲就开，但不是我要找的人。那个老女人说李晋升早搬走了。再问搬到哪里去了，她说你快走吧，知道也不告诉你。
我笑笑，我对瞧我不起的人总是笑笑。
又是走，又是拐弯，阿尼玛卿大街小学到了。我去仓库找高梧，仓库门锁着，再打听，有人指着说他们搬到宿舍楼里去了。我又去楼里找，找到了却敲不开门。邻居说今儿是星期天，大概到广场摆摊去了。我说他一个大师傅摆什么摊？邻居说他现在是老师了，老师都有第二职业，倒卖一点乳罩、鞋垫、假首饰什么的。
我想去广场，突然又不想了。我想我这是干什么？找到高梧就能找到如斯？或许是吧，但找到如斯又能怎么样呢？我老了，已经没有挣钱养活自已的能力了。这样一个人还要去找女人，去找恋人，如斯会怎么想？——徐可凡，你真是太可怜了，你肯定饿了吧？你怎么穿得这么寒碜？你在哪儿住？在火车站候车室？哎哟妈呀，你是叫花子呀？是人就越活越好，你怎么越活越惨了？
我想着，毅然掏出了夏光明给我的名片，从下面塞进了高梧家的门：你们去跟夏光明联系吧，我就不联系了，我一个落魄无用之人就不跟过去的任何一个熟人朋友联系了。
我回到火车站，在一家面食摊前要了一碗面汤，买了两个大饼，美滋滋地吃了下去，然后就去候车室睡觉，一睡就是第二天了。
生活一如往日。
但很快就不如往日了。那一天有人告诉我：你不能再在候车室睡觉了，美国代表团要来访问咱们市，上面要求清理闲杂人员，绝对保证代表团的安全。我说我跟美国人的安全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绝不会扔炸弹。那人说我们也知道你绝不是个扔炸弹的料，但是上面说了，所有的闲杂人员都得走，你不走，查出来要扣我们的奖金。快走吧，现在就走。
我被撵出了候车室，心里恨死了美国人，无处可去，就在车站广场上蹓跶。蹓跶到晚上，来了一辆警车，蛮横无理地把我装进去了。
我被送进了一座礼堂，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冰凉的水泥地和满地躺着坐着的人。送我来的警察说，这儿是临时收容站，你要是有去处，我们就送你去，要是没去处，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四面都有把守的人，你想出也出不去。我说我又没犯罪，关我干什么？警察说没犯罪就不能关了？你表现好一点，等美国代表团访问完了就放你出去，要不然就把你一直关下去。
我似乎是有去处的，但我不想去，就老老实实待着，人家说得对：没犯罪就不能关了？我过去也没犯罪，不是关了那么久吗？关起来也好，有饭吃有地方睡，而且不花一分钱，比火车站候车室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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