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rdes Fernández Esquivel

    [秘鲁-委内瑞拉]

    出生于1966年，秘鲁、委内瑞拉双国籍，毕业于夸美纽斯大学。曾在委内瑞拉和秘鲁的市级政府新闻部门担任要职。2004年至今，在中国国际电视台西班牙语频道担任主播。曾与同事赴西藏考察，制作的新闻专题获央视“优秀新闻奖”第二名。

    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早在1985年至1988年我在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有机会见证了改革开放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

    在描述我与中国的缘分之前，我想先介绍我的父亲，已故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塞（Antonio Fernández Arce）。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父亲作为为数不多的秘鲁记者来到了中国，那时他致力于建立中国与秘鲁的外交关系，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者之一。1966年，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首次来到北京，直到1971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在北京生活的那六年，给我童年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是我在中国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相比我的童年，我在18岁到21岁的阶段有了更丰富的经历。当时我已长大成人，并决定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念书，而我父亲从1980年开始在新华社国际新闻西班牙语编辑部工作，空间上的近距离让我能够有机会每年到北京来探望父亲。从1985年到1988年，我每年来中国都看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就。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不妨先简述我的教育背景。1984年秋季，我开始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夸美纽斯大学攻读新闻学专业。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在1985年的暑假里，我第一次独自一人乘坐火车来到中国。从我居住的城市——布拉迪斯拉发（现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出发，经莫斯科中转，经过近十天的劳累旅行，我终于到了终点站——北京站。这样的旅行在我本科期间总共进行了三次。正是这三次来到中国的机会，让我见证了当时这个正在复苏的亚洲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我所见到的变化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初所取得的成就。通过率先在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自行安排生产活动和剩余产品，中国调整和改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内、对外分别拉开了改革和开放的大幕，使得城市和重要的经济特区得以快速发展。

    1985年的夏天，我乘火车到达北京站

    在1985年7月的某个早晨，早上六点半我乘坐的火车到达了北京当时仅有的火车站，即北京站。用了长达八天多的时间，途中经过了多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从基辅到中国东北地区，我所乘坐的火车大都走的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的东西铁路干线，也是当时连接亚洲和欧洲唯一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旅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中国各个火车站看到的人民日常生活的样子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到中国境内，尤其是北京，外国旅游者可以从大街小巷感受到一个新兴的强大经济体正在形成。当我走在北京繁华的街道上时，看到北京有了处处可见的小生意经营地，这与我小时候对北京的印象非常不同。人们可以自由地买卖所需要的物品。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北京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北京的各商业街，如西单、王府井和前门大街，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小商铺，有趣的叫卖声一阵高过一阵。在各个狭窄的街道里，需求与供给成了社会的主流趋势，这一趋势间接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父亲住的友谊宾馆对面，很多农民摆起了小摊，向顾客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在北京其他地区，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我喜欢逛的手工冰棍商铺、服装店、新科技商铺都经常挤满消费者。改革开放有效地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

    除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同外，宏观层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自主定价权交给企业，以及从80年代初开始在南方设立多个经济特区，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外资来到中国后，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正是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让我在1985年后的连续三年中，每次来到中国都可以看到城市和产品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注意到，我每年来到中国都能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出现了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新产品，因此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效果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的整体风貌上。随着民营服装小商店的日益增多，市面上出现了多样化的新型服饰，普通百姓能买到更合适的衣服。众多的变化，使农民和小商人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

    1988年南下旅行，让我看到多元化的中国市场

    本科期间最后来到中国是在1988年。当年我决定在北京短期停留三天后，便乘坐火车去中国南方，计划在今天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几天。其间我所乘坐的火车停留在了广州和深圳，这样我有机会顺便到这两个地方旅游了几天。

    一列蒸汽火车把我从广州带到了深圳。当时的深圳经过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现代城市的面貌。我从1988年的深圳感受到了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空气中飘满了百姓福利得以改进的幸福感，他们对将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充满向往。

    今天的深圳，不仅是中国科技创新中心之一，而且凭借着其地理上的优势，成为全世界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这里处处可见高楼大厦，已经是耀眼的港口和成熟的现代城市，与香港、澳门和珠海地区构成大珠三角经济区，成为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当我到了香港后，所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风景。不出我所料，当时的香港是典型的现代城市，是我们看西方社会风貌的一个窗口。当时香港的很多商铺摆出了新潮服饰，会使人们产生非常强的购买欲望。

    但是，1985年的北京也能买到同样的服饰和电子产品。在北京能买到全世界流行的东西是我小时候在北京没有的购物体验。我在北京的大型商店里看到了质量好、经济实惠并且具有创新特征的产品。由于众多跨国企业将其生产线移到了中国，因此可以不出国门就买到全球著名品牌的商品。彼时，多元化的市场已经形成。

    在北京买到的电子产品令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当年在回布拉迪斯拉发前，我父亲在北京给我买了一个三洋品牌的音乐播放器。这个播放器有两个喇叭和一个光盘读取器，当我将播放器带到布拉迪斯拉发后，它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因为当时这样的电子产品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场上还没有出现。

    不同的改革，不同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并没有出现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生活质量提升的情景。当我将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比时，发现它们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计划经济作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远低于当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发展成就。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却由于改革开放促进了购买力上升和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田，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同时加快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计划经济政策模式没有提高生产力，阻碍了当地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即使苏联实施了“改革与新思维”政策，仍然没有有效地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所实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苏联主要从政治层面上来进行改革与开放，一方面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的政策制定当中，另一方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政策的目的在于让苏联能够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后这些政策由于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内部体系的阻碍，其激进的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政策效果与苏联共产党预期的效果很不一样，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能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要比苏联早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走向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成为如今的亚洲强国。以改革开放理论为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是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幸福，并且还能为全世界的发展带来希望的。

    1988年是我在中国第二个阶段的最后一年。这几年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我相信未来陆续会出现更多的积极效果，相信改革开放的步伐将永不停止。

    （何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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