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就是带老外们参观我的祖国。乐趣不仅仅来自老外的反应——首次赴华，讶异或惊喜乃情理中事，乐趣也发自我的内心——去国三十载，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会在我胸中掀起无边的涟漪。
一般人到了北京，总爱把颐和园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呈现给客人，在一片赞叹声中得到满足。我却偏爱把队伍拉到圆明园，在无言的惊愕中，触摸人类心灵共通时的震颤。我至今忘不了十几年前的一天，我领着一群年轻的大学生走进圆明园，当面前突然出现那一片断壁残垣时，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眼中涌出了泪水。
去年开春，莺飞草长，我带领加拿大教育者访华团，再次来到废墟上。
校长们经多见广，心中骇然，却不动声色，默默掏出小本子，记下了镌刻在石雕上的雨果名言：“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看到旁边围起来的施工现场内一摞摞似乎是新造的砖石，他们掩饰不住心头的担忧，匆匆打探是否要重建被毁坏的圆明园。“千万不能啊！一定要保留目前的样子才好！彦，你能不能转告他们？”关切的目光，令我感到温暖。
逗留北京的数日，马不停蹄。工作座谈之余，领众人到利玛窦四百年前修建的宣武门南堂，与中国信众一同礼拜；在月明星稀时起身，陪几位兴趣盎然者一路小跑去天安门广场，挤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同胞们中间，踮起脚尖看升旗。虽疲惫不堪，心底却是快活的。
大家皆为首次来华，纷纷感叹：“真没想到，中国竟然和脑子里的印象截然不同！原以为满大街站着的都是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军人呢！”“见到的人都那么友好和善。真喜欢中国人啊！”
黄浦江畔停留数日，其繁华迷人，自不待言。此时有人宣称，更喜沪上的奢华舒适，但多数人坚称，仍偏爱北京的悠久文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酒吧区“新天地”游览时，众人都被爵士乐、咖啡座吸引住了，唯有一教育局局长自告奋勇，随我去了中共一大会址。本不期望老外能理解什么，没想到吃惊的却是我。
“想当年，古巴共产党成立之初，也是中途转移到船上完成的，和中共的经历巧合呢！那时的毛泽东才仅仅二十八岁啊！这十几个年轻人，都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他轻声慨叹。我回过头来，认真地打量着这位金发碧眼的老外。他在我眼里已变了模样。
因了他的兴趣，今年春天我带队回国时，便特意安排了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的行程。这次来的都是学校的同事。大家兴致勃勃地站成一排，与壁上的浮雕合影时，恰逢一队中国人在旁，齐齐举手，高声宣誓。同事们不解，探问他们在做什么。我解释说是在入党宣誓或是重温入党誓词，大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也许，直到那一刻，他们才开始理解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吧。
教学相长，给我启发最多的，应该是勃兰特教授。几年前我曾陪这位同事来华，拍摄一部介绍中国宗教历史的教学片。抵达北京当晚，他就按捺不住，掏出电脑，在酒店大堂里给妻子发邮件：“我终于来到中国了。一切都出乎意料！”我明白，他心中的震撼源自何方。勃兰特研究了一辈子宗教，著作等身，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宗教条目的编审。平日闲谈，论及儒释道各个流派，他如数家珍，常令听者生出高山仰止之感。但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老教授曾多次赴印度、日本、泰国等亚洲国家考察，却从未踏足华夏大地。此次来华，他像一个好奇的小孩，扛着摄像机，兴致勃勃地捕捉着他眼中的珍宝。在西安古城，步入“碑林”，在一尊石龟驮负的高大古碑前，他颤抖着双手举起了摄像机。一不留神，老人后退时踩了空，从一米多高的台子上仰天朝后跌倒下来。围观者一片惊呼，却见勃兰特一个后滚翻，怀中紧抱着摄像机，端端地立起身来，全然不像七十岁的老人。面对围观者的诧异，他整整衣襟微笑道：“我每周要打两次篮球呢。”
早已风闻回民街小吃的美名，也做好了准备，要放纵自己一次。可惜勃兰特面对琳琅满目的美食诱惑，无动于衷，仅索要了一碗豆腐粉丝酸辣汤和两枚烧饼，与我分食，草草打发了午餐。一头钻入近旁深巷中的清真寺时，他却兴奋得如获至宝，拉着我一刻不停地帮他采访、翻译，流连忘返。
雨过天晴，我俩在当地作家陪同下，结伴出城，去探访终南山下的“楼观台”，据说那里保留着两千多年前老子讲经传道的遗址。阡陌田野，桃红柳绿，一山一水都在娓娓述说着古老的传说。那一刻，我心头涌起了无限的眷恋，追问当初离乡背井，价值究竟几何。
二
时间回到1987年，在改革开放第九个年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来到加拿大继续深造。当时，班里的同学有一半去了美国，只有我一人选择来加拿大。原因是，二十岁那年，一个春风和煦的夜晚，我站在露天广场上，看了一场中加合拍的电影《白求恩》。从那个夜晚之后，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曾无数次地魂牵梦绕，无数次地定睛寻找“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加拿大是白求恩的故乡，我从小就对加拿大有一种神圣的向往。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我之后的写作道路上，多次成为我作品中的主角。
离开家乡，一切都是新的开始。读书、工作把我的时间挤得满满当当。写作成为我繁忙之余安放梦想和乡愁的伊甸园，跟随着心里真实的声音和呼唤，在电脑里，在稿纸上，留下我对人生的思索和对家国的情怀。渐渐地，写作成了我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命运也因写作给了我莫大的回馈。1997年，当滑铁卢大学聘请我教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课程的时候，一切如同梦境。从此我更加相信：坚守信念，诚实做人，生活绝不会欺骗你。
长年累月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海洋中，我逐渐经历了从写熟悉的故园往事，到写移民生活的艰辛，再到关注跨域文化的故事、探寻人类命运的异同、比较与思索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异同三个写作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我人生中三段不同的心路历程。
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国的留学生，最熟悉而难以忘却的，是记忆犹新的故国情怀，恰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的第一本书，英文小说《红浮萍》，便是在那种心态下完成的。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移民海外，周围的祖国同胞多了起来，我的关注点转向了移民生活。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我创作了英文小说《雪百合》，对新的生活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也表达了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人无论到了何种环境，最终还是可以走出困惑和迷惘的主旨。那时我的心境可以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形容。
如今，我的创作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可避免地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频繁接触。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力，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和西方人一起共舞，跨文化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故事，加之中国悠久而命途多舛的历史，就是我这一阶段写作的不竭的素材。写作的过程又自觉不自觉地沟通了中外，加深了友谊。
刚到加拿大那年，在一次晚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白人老者。当一盘什锦炒饭被端上桌后，老者突然开口，一口地道的河南方言使我大为震惊。原来，他曾担任过加拿大驻华大使，并有个颇为响亮的中文名字：明明德。谁能想到，仅仅两个星期之后，我就读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提及加拿大人明义士在河南安阳研究甲骨文、自学成才的往事。当我好奇地写信给明明德大使，确认了他就是明义士的独子之后，我多次去他位于渥太华的家中采访，日夜倾谈，记录下口述资料，并与他有了频繁的书信来往。但世事荏苒，接下来的岁月中，我陷入了年复一年的忙碌。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提笔，写下了非虚构中篇《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介绍了这个在中加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低调得令人惊讶的家庭。
一百多年前，明义士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却对中国的古文字痴迷不已，并成为发现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地的第一人。后来，他大概彻底忘却了自己当初来华的职责，华丽转身，成为齐鲁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甲骨文的学生。他花费毕生心血收藏了数万片甲骨。在日本侵华的危难时刻，他将甲骨分别保存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使这批宝贵的文物躲过了劫难。
在河南安阳出生成长的明明德，在离开中国几十年后，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身份重返故地。当他对我回忆往事，描述起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展现出的巨大变迁时，老人的声音充满了感情。与他同样在中国出生的两个姐姐，也曾在40年代帮助中国做战后重建工作。今天，明家与中国的交往已经传承到了第三、第四代。
当我在灯下执笔，将明家四代人与中国一百多年的交往史——这段反映中加两国人民之间情谊的历史展现给读者时，耳旁响起了明明德大使多年前为我吟唱的豫北民歌：“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
2010年，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明明德大使，在时隔多年之后第一次接到我的长途电话时，竟然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并说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也十分感动。然而，万分遗憾的是，几天之后，他在读到我的英文原稿后，便溘然长逝了。他的儿子肯尼教授写信安慰我说：“彦，请你相信，我父亲一定是带着欣慰和满足的心情告别人世的。”
命运仿佛会悄悄安排一些巧合，不仅让我与明明德大使相遇，也让我实现了出国追寻白求恩足迹的梦想。
不少中国人都知道，1939年初冬，白求恩临死前，躺在太行山里的土炕上，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把身边的东西一一分给了他在中国和加拿大的战友。遗嘱中有一句话，“那面日军大旗留给莉莲”。但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七十五年过去了，我在偶然中寻找到线索，揭开了这个谜底。就在距离我住处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我采访到了一位老人比尔·史密斯，发现莉莲就是他的母亲。老人的手中，不仅收藏着白求恩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白求恩邀约她前往太行山，与他并肩战斗，还保存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珍贵合影照片。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写就《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对生命的感悟过程。从白求恩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直面真实的勇者。那种果敢与坦诚、光明与磊落，恰是人性本真的珍贵品质。他的理想主义、他的献身精神代表着人类一种高尚的情操，永远像黑暗中的一盏灯，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有勇气走向光明。
这个故事，也为我赢得了出国三十年来在祖国获得的第一个荣誉：第二十五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2015年的秋天，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带领着来自加拿大各界的代表们，再次奔赴华夏大地，沿着白求恩的足迹，考察英雄战斗过的晋察冀边区。一个开放而便捷的环境，让我有机会将祖国的这些英雄历史分享给更多的人，将友谊的种子播撒在中加两国人民心中。
在北京饭店的金色大厅里，加拿大老人比尔·史密斯捐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珍贵文物：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如果有机会，我将十分愿意为中加友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虽然目前身体状况不佳，但我有一个想法——未来如果有中国友人到加拿大白求恩故乡追溯白求恩的成长和工作历史，我将乐意做向导。”比尔·史密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三
2007年，滑铁卢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上级问我是否愿意出任孔子学院院长，我欣然应允。我不禁回想起1974年的春天，我在所在单位开展的“批孔”运动中发出了另类声音，质疑为什么对孔子不能一分为二地看待。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以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地开花，担负起了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
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曾自问：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目的何在？我深深懂得，人类精神文明各有千秋，很难说某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他人的信仰。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消除误解、求同存异，才能赢得长久的友谊与和平，孔子学院才不辱使命。
为了这个目标，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高端学术研究与文学交流，组织召开过十次国际研讨会。“故土—历史—呈现”“文学中的历史—历史中的文学”“文学百衲被”“文学与我们的环境”“文化间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一个个主题，无不寄托着我和同事们的殷切期盼。
在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上，我们编辑出版了双语读物及中华文化研究专著，为海外大学生提供了简明易懂的教材，启发并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我们邀请中外专家学者互访，举办交流讲座，针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同时，我们还在不同城市建立了多个“孔子学院中文资料室”，每年举办中文朗诵比赛、作文竞赛等，鼓励、促进华裔青少年用中文写作，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薪火传承。在公共建设方面，我们持续与周边三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汉语培训班、中华文化兴趣班，组织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等，在多元文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为汉语在海外的运用与发展寻求和创造机会。
在搭建祖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帮助世界人民之间增进友谊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充满了快乐。蓦然回首，我似乎悟到了几十年前奔赴异国他乡时，冥冥中那个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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