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已经四十年了。距离我去国离乡，也已有三十年。
最近几年，我几乎每年回国。感受最深的是上一次回国，看到了武汉街头的这句口号：“武汉，每天都不一样！”因为我几乎每次回国都要惊叹：“家乡，每年都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虽然身在异国，却也从每次回来的见闻和在国外的观察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变化之大、变化之快。
一、行路不再难
“妈咪，我们快到了吗？离我演出的时间只有四十分钟了。”女儿九岁那年去纽约参加钢琴比赛，我们被卡在“林肯隧道”动弹不得。在暗暗的隧道里，我望着前面纹丝不动的车龙，除了叹气，没有任何办法。
“妈妈，我们快到了吗？离我们比赛开始只有一个小时了。”女儿十三岁那年去纽约参加游泳比赛，我们被堵在“荷兰隧道”的新泽西一边进不了城，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车辆，好半天前进不了一米，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心里焦急如焚。
“妈，我们还没有出城吗？都在这条街上快一个小时了。”女儿大学毕业了，我们去纽约参加毕业典礼，回家的路上又被堵在纽约城里的华盛顿大桥那头，出不了城。
在新泽西州住了二十多年，女儿也从一个黄毛丫头成长为藤校毕业生。可是每次进纽约城心里都发怵：进城一趟太难了，几乎每次都毫无悬念地被堵在哈德逊河两岸。
尽管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但哈德逊河却成了隔断新泽西和纽约城的天然屏障，这一老大难问题几乎是众所周知，却无人能解决。小河两岸的纽约和新泽西州政府，为了再修一座桥已经论战了几十年了，结果是论战还在继续，堵车依然如故，唯一变化的是不断增长的过桥费、隧道费。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我离开了不到三十年的武汉，“天堑变通途”已经不再是梦。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10月通车。将近四十年后，武汉长江二桥才于1995年通车。而从1995年到现在仅仅二十多年，长江上的第七座桥正在建设中。原来从汉口到武昌都得用半天时间，现在几十分钟就到了，并且武汉市所有的桥都是不收费的。仅此一点，就让我们这些被年年增长的进出纽约的隧道费、过桥费折磨得头痛的人羡慕不已。
我对以前武汉市内交通的感受，几乎可以用“恐惧”来形容。记得每次等车的时候，人都可以挤满半条街，来了车大家就一拥而上。徒手挤车还不算那么可怕，跟着车跑出几十步，顺着门边往上挤，都是当年练出来的好身手。但是抱着孩子挤车，几乎每次都是个噩梦。
记得有一次带儿子坐公交车，在15路公交车起点站，站了半个小时都没见车来。好不容易盼来了一辆，拼命在众人的推搡中挤上了车，关了车门，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间隙。突然儿子尖叫一声大哭起来。听到孩子的哭声，大家拼命挤出一条缝，我才有机会低头查看了一下，原来儿子的腿，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还在流血。
多年后，我和孩子们宽松地坐在同一路公交车上，向孩子们说起这件事，他们的反应让我很吃惊：“妈妈，你抱着孩子怎么不打的士？”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被问道：“没有饭吃，你为什么不吃肉？”我只好告诉他们，那时候除了公交车，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孩子们还是不懂：怎么会没有的士呢？
行路难，是我离开中国以前对中国的交通出行总的印象，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童年时在河北的姨妈家住了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和姨父姨妈一起去赶集，远远地看见两座桥，近处是一座绿桥，远处是一座红桥。姨父问我：“妞儿，你喜欢红的，还是喜欢绿的？”我说：“我喜欢红的。”姨父说：“好，我妞儿喜欢红的，我们就走红桥。”说完就把肩上的我往上耸了耸，让我坐稳，然后大步流星地向远处的红桥走去。那时候，没有坐车的概念，好像无论要去哪里，姨父的肩头就是我的出行工具。
从河北回到武汉，我和姨妈是坐火车的。记得那长长的绿皮火车，冒着热腾腾的白烟，不时还会“呜呜”地响几声。白烟中的细颗粒还带着煤渣，会随风吹进车窗，打在脸上。坐车时间长了，脸就变黑了。那火车开不了一会儿就停一次，不知道走了几天，也不知道换了几趟车，只是模糊地记得，总是在黑夜里，被姨妈紧紧地拉着手，睡眼蒙眬地翻过一条条铁轨。
第一次到上海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的那一次，是坐轮船去的，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船上脏乱而窄小的餐厅，几乎无法下脚的厕所，都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坐船出行。然而就在十年前，我们转道上海回武汉，坐上了宽敞明亮的动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动车，车上舒适干净的程度令我惊叹。更令我惊叹的是：上午十点钟上车，下午三点已经走在武汉街头，吃到了我日思夜想的热干面！当时我心情是非常震撼的，没想到原来三天的路程，竟然缩短到了五个小时，据说动车还不是最快的。
第一次从武汉去北京，是坐火车去的，那是我们大学毕业前到北京去实习。和另外十个同学一起，坐的是直快。头天下午六点半上车，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才到北京，总共花了二十一个小时。而后来回国转道北京，坐上到武汉的高铁，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原来从老家信阳到武汉，都是一大早就起来去火车站，晚上才能到。那次表姐们放下电话，两个小时后就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我问她们怎么这么快，她们说现在方便得很，车又多，说上车就上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所以总的感觉是，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无论到哪里，都不再需要用天，而只需用小时来计算了。
如果说高铁改变了远距离路程，那么武汉市内交通情况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公交车的车次、车站都增加了，服务态度也有了长足改进。以前没听说过的地铁已经修了好几条线，并且连接了机场、高铁站，让人感觉十分便利。建设速度也让我惊叹不已，常常是头两年回国听说在规划隧道呀，地铁呀，第三年回去的时候就已经通车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对武汉的地铁和江底隧道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安全吗？质量能保证吗？”但是当我第一次坐车过江底隧道的时候，那份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改革开放四十年，行路不再难。
二、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些年来，每次回国时间都安排得很紧。有次临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在国内下厨了。于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亲手给八十多岁的母亲做一顿饭，所以带上俩孩子去了超市。
我们先从熟食肉部开始，只见猪牛羊，鸡鸭鹅，辣的，不辣的，炸的，烧的，卤的，样样俱全。我开始很贪心，每样要一斤，眼看着太多，就改成半斤，后来发现肉部还没走到一半，东西就太多了。等儿子把青菜、水果拿过来时，我们的购物车就快堆满了。后来想要的东西还很多，就只敢每样买二两了。
我们推着车去付钱时，女儿突然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一直在笑？”“我在笑吗？没有啊。”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在笑。“是的，妈妈，你一直在笑。”女儿肯定地说。啊，真的吗？如果我一直在笑而自己毫不察觉，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笑。于是我告诉女儿：“妈妈高兴啊，妈妈是真的高兴。”“买菜有什么好高兴的啊？你在美国不是每个星期都买菜吗？”儿子在旁边也插嘴问道。“那就是因为我高兴，我高兴家里人再也不用为买菜发愁了。”看着儿子女儿一脸的茫然，我给他们讲起了四十多年前，我们半夜起来买菜的往事。
“文革”时期，国营商店里的东西很少有不要票的。粮、油、布、柴、煤、肉、豆制品通通要票。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发黄花票、木耳票、粉丝票、京果票、杂糖票等等。就算是有票，也还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才能买到。每个星期天，买菜都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痛的事。星期天家里有时会来客人，我们要拿着肉票去买肉（每人每月一斤），肉很紧缺，因此我们三姐妹经常和邻居的女孩们一起半夜起来去排队。
现在大名鼎鼎的汉口商业一条街——汉正街上，当时有家“紫阳菜场”，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晚上，菜场正面的大铁门紧闭，侧面的小巷子有三个小门。通过小门的缝，可以看见在黯淡的灯光下，各有一堆青菜。卖菜的小窗口前早已经有几块砖头、几个破篮子占了位子，我们就把菜篮子放在后面开始排队。武汉的冬天夜里很冷，我们的棉衣棉裤挡不住那刺骨的寒风，出门没几步手脚就冻僵了。一开始，就使劲地跳啊蹦啊让身体暖起来，可是跳一会儿就跳不动了，不跳吧又冷得要命，我们就互相把手伸到对方的腰间取暖。其实腰也凉，只比手热一点。
早上三点到五点是最难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但又冷又饿，还困得睁不开眼睛。一般过了五点以后天会特别黑，五点以后人开始多了起来。我们也都来了精神，因为一场紧张的位子保卫战就要打响了。这时前面的砖头和破篮子都变成了人排在前面，我们开始数前面到窗口还有几个人。
菜场一般是六点半开门，而快到开门时原来排得好好的队就开始变形了。一些新来的但特别有劲的“狠人”开始往小窗口边涌。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能被挤出人堆，只要是在人堆里，就还有希望接近小窗口。
好不容易盼到六点半，菜场里的灯亮了，小窗口打开了。立刻就有十几只手，通过小小的窗口伸向女售货员。她只能每次都拿那只伸得最长的手里的钱，然后把菜倒进在很多手上面摇晃的篮子里。等到前面的“狠人”都差不多买好了，那一堆菜也剩不了多少了。好在限制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斤，所以我们这些半夜来的，又能坚持待在队伍里面的，才有希望接近小窗口。即使这样，有时候也买不到菜。很多时候，我们三姐妹排三条队，能买到两样菜就算很幸运了。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国家最初的转型。那时，什么都要票的生活常态刚刚被打破，大家都不习惯。所以最开始盐不要票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惊慌，冲进疯抢的队伍，我一口气买了二十斤盐搬回家。最开始领不到布票、豆制品票、煤票、柴火票的时候，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特别是看到虽然不要票，但是价钱却涨了，心里非常不踏实。还有几次，我冲进不知是卖什么的长队，买了一大堆几年都用不完的物品。
在美国长大的俩孩子，听了这故事，都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古人曰：“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普通人，当我看到我的老母亲和家乡的亲人们，不用每天再为饭桌上的几个小菜发愁时，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从最初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到应有尽有的超市一个个开张，前后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再到后来，人们习惯了应有尽有，年轻人都不知道那些票证的存在了。
四十年，对个人来说很长，对一个国家来说不那么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更不值一提。可是能在短短的四十年里，让十几亿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三、于细微处见精神
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精神文明上的变化，让我不断感到震惊的，主要还是家乡的人。以前的武汉以“脏乱差”闻名全国，武汉人不论男女，都是火气十足的，常常是一言不合就火力全开，吵得天翻地覆。大街上吵架屡见不鲜，商店里服务员的脸色就像谁欠她钱似的。以前在餐馆里吃饭，不论桌子上剩下多少菜，都是嘴一擦就走。记得我好几次让亲戚们打包，他们都说不好意思。难道浪费粮食就好意思了？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呀，记得那时候真的很痛心。
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第一次看到高大敞亮的天河机场大厅和崭新的地铁站，面对干净得能照出人影的墙壁与地面的时候，我的判断是：过不了多久，就会狼藉一片了。可是事实证明，我错了。当我第二年、第三年，以后每年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些地方依然光彩照人，崭新如初。看着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我感到欣慰，也感到吃惊：家乡的人真的变了！
武汉的地铁是最近几年才通的。那天我在地铁站等车，看到人们安安静静地排成两队等车，不拥不挤，那一刻，我非常惊奇。因为在我印象中，武汉人是不会排队的，总是要堵在车门口挤上车的。当我上车后一转身，却发现还有几个人居然没挤上来，而是站在原地等下一辆，这也让我感动了，因为我以为他们肯定是要推搡着挤进这趟车里的。
随后我发现，再过两分钟，下一班车就来了，所以不用紧张，也不需要挤，人们不在乎这两分钟等待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后面还有车，而且肯定会来。这不就是物质文明带来的精神文明的变化吗？我深感欣慰，印象中的那种挤车挤破头的事情，再也不会出现了。
以前回国最头痛的事之一，就是烟民无处不在，所到之处都是烟熏火燎，让人很不自在。不记得从哪一年起，我看到几个大城市的公共场所都设有吸烟室。无论是巨大的无支柱上海火车站，还是规模较小的杭州火车站，烟民们都规规矩矩地到吸烟室去吸烟。当我在武汉机场看见一位中年人匆匆忙忙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吸烟室在哪里的时候，我真的有些震惊。
第一次在武汉的长途汽车上看到了“无烟车”三个字，心里很高兴，不过上了从武汉到黄石的无烟车，却碰上了司机抽烟的事。当时我指着“无烟车”三个字对他说：“师傅，这是无烟车，请你把烟灭掉。”谁知司机不听，竟然说：“我需要抽烟提神，是为了保证旅客安全，安全第一。”这样一来，我就不高兴了：“保证旅客安全是你的责任，按规定这是无烟车，你就不能抽烟。你抽着烟还开什么无烟车？”司机不理我，还继续抽。我拿出手机看着举报电话，又说了一遍：“请你现在就把烟灭掉！”司机悻悻地看了我一眼，把烟灭了。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百姓的禁烟意识和氛围都有了很大改观，我想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新一代人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希望。当我和母亲在陌生的路上犹豫的时候，热情的年轻人会走过来问：“阿姨，您要去哪儿？”然后仔细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在公共场所，人们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排队等候，不排队的人也会得到善意的劝告。服务人员也都态度和蔼，笑容可掬。在车站里，一个年轻的妈妈坚定地告诉小男孩：“你不能打妹妹。去，去给妹妹道歉。”在公园里，年轻的父母对孩子说：“不能乱扔垃圾，捡起来，扔到那边的垃圾箱里去。”特别是现在在餐馆里吃饭，我很高兴地看到，顾客吃不完的大都主动打包，很少看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了。“于细微处见精神”，从这些小事上，我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变化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
每年回国，每年惊叹不已，感觉改革开放四十年带来的家乡巨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我看到的改变，不仅仅是新建的高楼大厦和道路桥梁，更是家乡人民精神面貌的改善、文化素质的提升。武汉，我还会每年都回来，因为这是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与四十多年前比起来，国家的巨变、人民的富足，都让我感觉到，家离我更近了。作为一个久居国外的华人，我衷心地希望：每年都不一样的家乡，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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