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来到了重庆。接机的师傅第一句话就问：你来过重庆吗？我突然呆住了：没有？不对！明明是在重庆的中心广场留过影的，还在一个码头上了船，畅游了三峡大坝建成之前的三峡，但那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以至于看着眼前飞速发展的重庆，我都不敢肯定自己曾经来过。
惊艳重庆
听说上次我到过长江和嘉陵江边游览，这次接待的公司又特意安排我去了那里。记忆中上一次，也就是2000年，我在岸边看到了对岸的万家灯火，点点灯光如漫天的萤火虫，在黑暗中给人温馨和神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当我来到两江汇合的岸边，看到的却不仅仅是灯火，而是一个放大了百倍的迪士尼灯光秀。对岸的点点灯火已经变成了一座座披着彩灯装饰的巨大楼宇。楼宇的整面墙壁变成巨型幕布，上演着仙境般的迷幻和奢华，免费赠送给每一个来到她面前的人，不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游客。朝天门码头上曾经高高的台阶夹杂在高楼林立的灯火之中，看起来竟然有些寒酸。俯首脚下，路人停留的江边小憩之处，竟然随意地呈现着我曾经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一间神秘的房间里才看到过的彩色喷泉，而且这里的喷泉似乎更大、更美丽。脚下的河岸上，露天的茶座里，有舒适的藤椅和逍遥的酒吧。河口处两条装点着彩灯的游轮在不停歇地穿梭着，似乎只是为了提醒我，面前看到的并不是一幅巨大的图画，而是真实的城市夜景。
看着眼前的灯光变换，我切身地感到，中国已经变了，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了非凡的、现代的繁华国度。而这个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快得像对岸变换的灯火。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来自一个重要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踏出国门
我是1976年上大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是随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在政治气氛浓郁的北京，每天只知道与一些刚刚在北京市卫生学校留校当教师的同学开开心心地玩，以为自己的一生将在这些朋友之间、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在漫长的牛街上度过。
还记得，1976年，在返回北京医学院的公共汽车上，我看到街上群众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心里止不住地开心，扭头看看车上挤在周围的陌生人，他们也看看我，给我一个微笑。那时人们知道，“文革”真的结束了，中国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很快，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570万考生步入考场。1978年春，我们在大学里迎来了“文革”后第一届通过考试进校的大学生。尽管我们七六级与七七级好像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群，但是在校园里，大家从未感觉有隔阂，所有的人都共同汲取着来之不易的知识甘露。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在翻阅刚刚被解禁的那些文学作品，我读了曹禺的《雷雨》和巴金的《家》《春》《秋》。记得我当时非常喜欢《雷雨》，所以急切地去寻找曹禺所有的作品。北医的图书馆提供《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小说月报》《译林》等文学期刊，在象牙塔里的我从这些期刊中感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记得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这是第一篇从思想上批判“文革”的小说。后来有了《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那一年街上的女孩几乎都穿红裙子。那时几乎每一期期刊、每一部电影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开放和改变。我计算着日子期盼每一期新期刊的到来，然后急切地一口气读完所有的小说，为每一个新的趋势和观点欢呼和叫好。那时的我尽管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坚信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而我的未来也充满着无限可能。
1980年，当我走出北医校门，又回到当年送我去上大学的北京市卫生学校，并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那个我曾经以为会待一辈子的美丽校园已经无法留住我的脚步了。在所有人惊奇的目光中，我报名参加了第二届研究生考试，并在半年以后进入了南京药物研究所，成为翁帼英研究员的硕士生，我当时是北京市卫生学校建校四十年以来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我的研究生课程是在南京药学院，即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完成的。在这所知名的药科大学里，我们不但从中国最好的药学老师那里学习知识，而且经常能够与外国来访的学者和归国的留学人员交流。我还记得，在一次与归国探亲的学姐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国外的电动打字机很好用，比我当时正在使用的机械打字机好用很多。后来我出国以后一直寻找她说的电动打字机，却不知道秘书使用的那个很简单的有一个电线插头的打字机就是那个学姐说的神奇的打字机。因为我两年以后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办公室里已经很少用打字机，而是开始使用王安电脑了。
1984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并且被分配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我从小就梦想的药学研究工作。记得我去北京人事局报到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个从北京出去，又回到北京的研究生。在全国最高水平的研究所里工作，我们有条件阅读大量的国外文献，很多研究工作并不比国外差多少，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国外的制药工业是怎样的，也不清楚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了解国外的机会很快来临，国家高瞻远瞩，为了科技现代化的需要，制订了与美国进行人才和学者交流的计划。这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大门。
1986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科委选派青年学者交换的计划，成为当年中国第一个被派到美国制药企业学习的进修生。据说当时一位参与交换计划的美国教授认识G. D. Searle公司的老总，所以通过私人关系，把中国的青年学者派到了私人的制药企业学习，而在我之前和之后，中国的学者都只能到大学里学习。我到了G. D. Searle以后，美国同事们都盛传我有什么背景，否则怎么会被选中出国呢。其实，我被选中是因为当时出国的名额最先给到了中央直属单位，而我所在的单位是卫生部的中国医科院系统，我又是研究所里少数几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之一，还凑巧通过了英语的口试。尽管当时我的英语口语基础很差，但是那个考我的美国老师，竟然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英文单词，最后她问我：“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英文水平，到了美国能生活吗？”我当时是多么渴望出国学习呀，于是壮着胆子说：“如果把我放在英语的环境里，我会很快适应的，应该没有问题。”也许是我的回答让她满意了，我竟然把一个英语系的毕业生比了下去，成为研究所唯一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选。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当时的佐治亚理工大学有一个中国学者交流中心，我在那里先熟悉了一下美国的生活。记得那位已经叫不上名字的老教授，给我演示用微波炉烧开纸杯里的水。我惊奇于水开了可纸杯竟然没有一点变化。在接待我的中国老师的家里，我学会了吹头发、打电话，还有穿合体的上班裙服。两个星期之后，我只身前往芝加哥的G. D. Searle公司。
在G. D. Searle一年的进修中，我对美国的制药工业有了最近距离的观察。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制药厂规模非常大，且十分重视产品研发，一个药厂的实验室的规模就比我们中国国家级的研究所的实验室大得多，科研仪器也更多。再到高等学校参观以后，才发现，美国的很多产品研发和科研其实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和资源反而比较紧张。美国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大，这是美国制药行业中，研发与生产紧密结合，一线生产与尖端科技密切联系、与基础科学研究密切联系的原因，也是促使新的药物研究成果能够快速投入生产、服务社会的重要原因。当时，我意识到，我们国家的药物研发在这一点上确实与美国存在差距。不过，我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也会蒸蒸日上，我来到这学习，不就是为了把好的经验和方法带回祖国吗？
一年的进修时光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回家时，我买了四大件和四小件家用电器，在俄亥俄飞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那时的航程是十九个小时。飞机飞到首都上空即将降落时，我非常激动，毕竟有整整一年没有回到家乡，没有见到亲人了。先生来机场接我，坐车经过前门大街时，我突然发觉前门大街很窄，两边的房屋很矮小。我疑惑着，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前门大街呀。第二天再去时，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当时空快速变换的时候，人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对比，感受到差距。第一次出国，美国的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包括公共汽车的刷卡机、机场的完备设施、家家户户的自动车库大门，都是当时的中国所没有的。
定居国外
两年以后，我和先生又飞往了美国，这一次，我们决定定居美国。没有了国家的支持，我们在美国从最艰难的打工开始。当时我们居住在费城治安比较差的地区，房子稍不小心就会被小偷光顾。很多人挤在一所房子里分租，每个人都试图省下生活费，为国内的家人带些东西回去。记得有一对夫妻来到美国后开了家洗衣店，每次回国前他们都会到旧货店买很多衣服，准备回去时送给国内的亲友。我们第一次回国的时候，也带了很多二手的衣服送给亲友。那时美国的二手货，在国内亲友中很受欢迎。但是很快，国内的亲友们告诉我，国外的二手货穿不出去了，再也不需要了。于是，我们把当时买好的二手衣服全都丢掉，重新去买美国商店打折卖的新衣服。再到后来，美国打折的衣服也不用买了，因为样式过时了。
等我们经济条件稍好些时，便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这样就免去了思念之苦。当我们终于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国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了。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熟悉的北京变得很不同了，但还是能依稀找到过去的影子，西单商场的高层里，我们还能吃到卤煮火烧和炒肝，还可以在新开张的连锁店吃一顿涮羊肉。那时我们赶在三峡大坝建成前去游了三峡，在山城重庆的解放碑购物广场上玩得很开心。广场周围高楼林立，已经有些像美国大城市的感觉。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街头的小理发店，只花15元人民币就足足享受了45分钟的洗剪服务。而在美国，一次15分钟的剪发，却至少要20美元。那时我们回国，还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行李箱中给亲友们带去的是在美国买的衣物、首饰和香水。
后来，我们每隔一两年都会回国一次。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几乎每回去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越来越多元，以前物质条件所限，下馆子是比较奢侈的消费行为，一般人家都不轻易下馆子，而现在去饭店吃饭是非常常见的了——朋友聚会、招待客人、过生日等等，有时去饭店吃饭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吃过饭，可以到商场里逛个够，还可以去唱唱歌、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会。而我从美国带回的礼物也越来越少，反而从中国带去美国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回到美国后，我会绘声绘色地在朋友聚会中动员大家回国的时候也去各家餐厅过过吃货瘾，去豪华的商场里逛一逛，去音乐厅里享受美妙的音乐会。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海外人士曾经的优越感已经没有了。国内的同学们开始问我：国内怎么样？和美国差不多了吧？你干脆回来发展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接收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号。
中国巨变
又十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在美国过着如同十几年前一样的生活，不论居住的房屋，还是工作，都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中国的发展，可以用“腾飞”来形容。城市突然间变得比美国任何城市都更豪华和先进，灯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耀眼。我的发小以前在医院的化验室里工作，告诉我她如今的退休生活就是每年冬天离开寒冷的北京，到海南三亚或是出国到泰国清迈去住两个月，享受异域风情。国内的同学们退休以后，参加各种旅游团，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尽情游玩，令我羡慕不已。
因为业务的关系，我每年都会出差回国两次，而每次我都要去很多制药公司联系业务。今天的中国制药业尽管在技术上与美国仍然有差距，但是赶上来的速度是惊人的。特别是近两年来，国家特别注重制药企业的改革，鼓励制药企业自主研发，促使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改革，并积极研发新产品。目前，美国制药业因为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企业裁员、兼并，而中国无疑是最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没有哪一个公司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制药企业主动寻求与中国制药企业展开合作。中国公司出口产品到美国也成了趋势。
每次回国，洽谈业务之余，我也会去细心感受祖国新的变化，去触摸改革开放跳动的脉搏。我住的酒店也越来越高级，敞亮的房间、宽大舒适的床、豪华的洗手间、丰盛的早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住在这些高档酒店中，我不禁感叹，这样的奢华是世界水平的，而这只能用中国的富强来解释。而我在机场里和飞机上看到，国人的修养和素质也在提高，候机时和飞机着陆后，大家都自动排队。走在街上，不时可以看到汽车礼让行人，人们互帮互助，“谢谢”“不客气”等礼貌用语常常闪过耳边，文明礼让已经成为风气，人们更加宽容和友爱地对待他人。在秩序井然、友好文明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国家，一个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魅力和开放包容的气度，逐渐赢得别国尊重的国家。这一切，都彻底刷新了我十年前对祖国的肤浅认知。
如今改革开放还在路上，中国的强国之路将继续前行。我在想，如果我五年以后再来重庆，对岸的灯火会是什么样？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呢？那一定会是更加艳丽、更加让人惊叹的对岸灯火，中国也将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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