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2018年新春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献词中，当我听到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不由感慨万千，心绪难平——刚刚走过的2017年，对于我应该是终生难忘的一年，因为时隔二十四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个人诗集《彼岸花》。
尽管这一年，我已是年近半百，头上也有了几许白发，在很多人看来，从事写作三十多年才出版两本诗集（第一本是我二十三岁时出版的《青春雨季》），实在算不上是值得炫耀的事。毕竟，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迅猛推进，经济上日新月异，文艺上空前繁荣，我却在创作上长久地沉寂，似乎完全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作为一名身体上严重残疾的脑瘫患者，从小失去上学机会，完全靠自学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我，自知这条路万分不易。虽然在二十四岁时很幸运地成为当年成都市政府设立的最高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可这并不能减轻我人生路上的艰难，接下来我所要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依然是我将如何自食其力。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稿费普遍不高，诗歌的稿费更低，要想靠写诗挣钱养活自己完全没有可能。
那么，这样的现实，我又将如何突破？
有一些钟声，敲响在所有的钟声之外
有一些花朵，开放在所有的阳光之外
有一些记忆，深藏在所有的生命之外
有一些泪水，流淌在所有的心灵之外
有一些脚步，跋涉在所有的道路之外
……
这是我当时写下的一首短诗。迷茫与困惑，不甘与挣扎，应该是我二十四岁时面对生活与现实的真实写照。因为，这个年龄，我无论如何不再甘心被家里人养活，尽管父母多次说，我一分钱不挣他们也会养活我一辈子。
父母的这种想法，也许在我还很幼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吧。毕竟，我不仅说话不清，走路一瘸一拐，双手也有很严重的残疾，这样的身体长大后要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特别是我七岁时，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爸爸连续五年送我去工厂的子弟学校报名，结果每次老师都会用同样一句话来打发我：“明年再来报名吧……”最终，我的同龄人上中学了，我还是被学校拒之门外，也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这，便是我人生的开始，更是我需要面对的命运——身体上有残疾，还不能上学读书。谁相信这样一个人长大后能挣钱养活自己呢？正因为这样，四十多年后，听见习近平主席用洪亮的声音说“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时，我才会更加感激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用奋斗来改变人生和命运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我常想，如果不是有幸赶上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有幸生活在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我的人生将会是一番什么模样呢？尽管，以我的性格，我还是会很努力地奋斗；但这样的奋斗，如果不能植根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
二
在获得成都市政府设立的最高文学奖后，我的身体还是让我没有办法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但，也就是在那一年，成都雨后春笋般办起了很多报纸，也让我意外地找到了可以发挥才华的舞台，我由此从单纯文学创作转向了新闻写作，开始了自己作为媒体人的生涯。而这样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美好时代。
我至今不能忘记，成都当时有一张刚创办的报纸叫《蜀报》，是新华社四川分社主办的，由于常给该报副刊写稿，便渐渐和副总编杨力先生熟悉起来。了解到我完全靠写作为生，发表一两篇文学作品的稿费又很微薄，他便鼓励我尝试写写新闻。老实说，第一次听杨力先生叫我写新闻，我既意外又惶恐，因为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去采写新闻，便怯生生地答道：“我真能写新闻吗？”杨力先生大笑说：“当然能……你的文笔不错，要是能发现好的新闻线索，你应该一样可以写出很好的新闻稿。”他还说，文学刊物上稿很难，报纸的副刊版面又有限，要靠写文学作品挣稿费养活自己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建议我采写新闻，上稿的机会大，能挣到的稿费自然也会更多……终于，杨力先生的话让我蠢蠢欲动了。
不久后，共青团四川省委青年创业办公室要搞一次全国性的金点子拍卖活动，我了解到消息后，立即意识到是很好的新闻线索，便赶到团省委做了采访，写成一篇小稿送到报社。杨力先生看后很满意，第二天刊发在了《蜀报》经济新闻版上。
这就是我采写的第一篇新闻稿，没想到竟能如此顺利地刊发出来，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我有莫大的鼓励意义。我更没想到，几天后金点子拍卖活动就要在乐山举行，杨力先生又安排我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去采访！
知道报社有这样的安排，我非常兴奋，同时也很犹豫。毕竟要离开成都去另一座城市采访，又是代表一家报社，这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我害怕万一采访不好，不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不是会砸了《蜀报》的牌子吗？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杨力先生再次鼓励我说：“我对你很有信心，你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呀。去吧，相信你一定会采写回很好的新闻。”
这次去乐山，所采写的稿件最终刊发在了经济版头条！不过，正如杨力先生后来多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你能写新闻，是你的努力，更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我明白，这是一句大实话——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成都包括《蜀报》在内，之所以会创办那么多报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如同春风般激荡着神州大地，也让这座地处祖国西南的古老城市再次焕发出了她的青春和活力。
我，不过是很幸运地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用自己的奋斗抓住了后来改变人生和命运的机遇！
做新闻采访，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不在写稿上，也不在发现新闻线索的眼光上，而更多是在采访时的记录和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上——我说话不清楚，很难让采访对象一下子听懂；同时，双手的残疾也让我无法做到像其他记者那样很流畅地记录，很多时候对方说了一大堆话，我在采访本上才写下几个字。这样，交流和做记录就成为我做新闻采访最大的障碍。交流上的障碍，我可以用放慢语速或者多说上几遍等方式解决，可如何加快写字和做记录的速度，我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这时候，幸运又降临了。一次采访，我认识了当时在记者圈里已是“名记”的李银昭先生，他看见我很艰难地写字和记录，便要把他自费购买的一台采访机送给我！
李银昭先生的这台采访机，看上去只有巴掌般大小，那时候的价格却不便宜，大约是几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样贵重的礼物。李银昭先生坚定地说：“这台采访机，对你更有用，拿着。”
后来几年，就是用这台采访机，我采写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闻作品，包括获得1997年度四川新闻奖的长篇通讯《总得给下一代留下点什么》。
三
从二十四岁开始，我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型做上了新闻记者，并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了二十多年。其间，我担任过成都很多报社的特约记者，还做过四川有线电视台新闻栏目的通讯员。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参与策划、拍摄的反映成都老年人骑车去一代伟人邓小平故乡旅游的两集电视片《春日小平故乡行》，播出后好评如潮，被评为当年四川有线电视台的优秀节目。
尽管我以“通讯员”“特约记者”这样的身份在新闻界耕耘二十多年，也做出了在很多人看来以我这样的身体条件根本做不到的成绩，但我还是没办法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入职一家媒体工作。原因很简单，像当年杨力先生对我说的那样，我虽然做采访、写新闻都没问题，可身体上的残疾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媒体，如果要聘用我，很大的一个障碍是，行动上的不便会让我在出行上有很多障碍，也会给工作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我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外出采访时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我明白，这样的风险，任何一家单位都不可能没有顾虑。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想在自己的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以通讯员和特约记者的身份多采写一些新闻，为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喝彩。
但伟大的时代，必然不会辜负每个奋斗的人。2016年初，当年的“名记”李银昭先生，已任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了。他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坚持写作，竟破例要安排我去报社做副刊编辑，并鼓励我继续文学创作！就在去报社签订劳动合同的那天，李银昭先生对我说：“好好干，报社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副刊编辑……你虽然没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可写作这么多年，从诗歌、散文到新闻报道，你对报纸的运作应该很熟悉，你来编副刊完全有能力胜任。”
就这样，在我四十六岁那年，我以为我要一个正式工作的梦想将要完全破灭时，竟意外地被四川经济日报社聘用，入职成为一名正式编辑！
四
当生命的钟
敲响起来的时候
我相信在每一个生命的港口
都有一艘运载风的红帆船
正等待起航
……
回首自己四十八年的人生，由于身体上的原因，我从小到大的很多梦想都无法实现了，尽管这些梦想在很多人看来会是那么渺小而又微不足道，比如小时候上学的梦想，长大后对爱情和家庭的梦想，等等。但我真正难以实现的梦想、最大的梦想还是拥有一份工作，也就是在某个单位的办公室里能拥有一张属于我的办公桌，开会时能被领导叫到我的名字，还能被一些原本并不相识的人亲切地称作“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不再年轻，我无数次地想与这个梦想告别，但这个可以用奋斗改变命运的时代给了我转机，我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工作梦，终于在我四十六岁时成真！
记得第一天去报社上班，当我要对报社领导表示感谢时，李银昭先生却像多年前杨力先生一样对我说：“你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你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这个越来越包容、越来越美好的时代完美融合，才最终帮助你实现了人生中最难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是呀，在我八岁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那时候，我虽然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可身体上的残疾，还是让我过早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后来四十年，我便一直渴望能用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幸运，我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一个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一个蓬勃而充满机会的时代，一个可以用奋斗改变人生的时代，这对一个被上帝关上了一扇门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呀！这大概就是杨力先生和李银昭先生所说的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的原因吧。
由此，我也更加明白，“奋斗”应该是没有止境的。我入职报社，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我更应该在文学上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方能够回报我所生活的时代和众多给予我帮助和信任的人。
2017年夏天，时隔二十四年后，我的第二本个人诗集《彼岸花》问世出版。这本薄薄的诗集，很多诗句是我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和叩问，同时更是我向一个时代的致敬。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用二十多年的坚持让自己从媒体的通讯员、特约记者到正式入职报社工作，拥有了一份稳定收入，能过上温饱不愁的新生活，还能在精神世界种出自己的文学之花——我的奋斗，没有辜负人生，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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