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开启大幕，我这样一个原本学习文科的知识分子，变轨换车，走上技术岗，成为一名坚定的中医药工作者。酸甜苦辣是一言难尽的。从我被平反落实政策到今年刚好就是四十年，这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国家高速发展的四十年。四十年里，我的人生、我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遇上良机，入中医学会获名师教导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缺口很大。在工厂做工、接受再教育的我，遇到了可以重新择业上岗的机会。我对后半生进行了第二次谨慎的规划，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走我父亲生前企盼我走的道路——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我参加了医生资格考试并高分通过，获得了行医资格。接着，我又第一批获得了浙江中医学院与杭州市科委联合办学的五年制半脱产中医专业的毕业证书，拿到了此生第二张大学毕业文凭。从此之后，我在杭州钢铁厂的医务室从事中医工作，尽管医疗条件非常简陋，患者也不多，但是终于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内心是非常欢喜的。
我发自内心地崇尚悬壶济世之道，全身心地投入这份新的事业。我不时告诫自己，要始终坚持病人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行医之路顺畅而平淡，也慢慢获得了病人的信任和口碑。但另一方面，随着接触的病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自己学不敷用，阅历浅薄，志大才疏，遇到疑难杂症往往难以下手，不知所措，多受牵制；更担心因此造成误诊和失治，给病人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痛苦甚至灾难。这常常让我诚惶诚恐，寝食难安。
要提高自己，我迫切需要高人指导，医院领导给了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争取，1986年我终于如愿调入名医荟萃、人才济济的浙江省中医学会（现已更名为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得以寻师学艺，登堂入室。这是彻底改变我人生的机遇。
省中医学会当时是省卫生厅和省科协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成立不到两年，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因为会长由浙江中医学院院长何任兼任，于是省中医学会在浙江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办公楼借用了三个12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办公用房。办公室比较狭小，比起来远不如我原来的诊室明亮宽敞。室内陈设很简陋，除了几张半新不旧的办公桌椅和几个文件柜，别无他物，喝开水也要去很远的开水房打来。
虽然办公条件较差，月工资也没有在原单位多（原来是126元，调入学会后是97元），但当时我一心渴望求知，何况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尚待振兴复苏，所以根本不在意物质条件。刘禹锡的《陋室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孔子云，何陋之有？”不正是当时我在中医学会的心境写照吗？简陋的办公场地蕴藏着无数的知识宝藏。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却是高手云集，卧虎藏龙。
我的幸运就在于，能够与我省四十三位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名医共事数年，得到他们的亲身教导。这些中医界的精英，在经历了“文革”长达十年的压抑和束缚之后，刚刚摆脱有力无处使的困境，个个精神振奋，蓄势待发。他们当时年龄都是六十上下，学识和经验都处在巅峰时期，他们也极其希望有生之年能再一显身手，为广大病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而由对浙江省中医事业贡献巨大的何任担任会长重任，中医学会更是如虎添翼。在何任会长的引领指导下，中医学会的名医们为改革开放后浙江省中医发展史书写了华丽而夺目的篇章。但凡习医的人都知道，仅仅依靠老师上课教授知识和从书本上学习，哪怕学到能倒背如流的程度，你也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医学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临床见习，随诊学习，这样才能灵活掌握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中医药理论，不然就会成为一个知病而不识病的“医生”，遇到病人根本无处入手，更不必说下处方给药了。所以，我能师从四十三位中医大家，收获丰富的知识宝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
1986年4月，中医学会克服种种困难创建了门诊部，开始运作后，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负责接送名医，陪伴相随，为他们临诊抄方，同时，我还能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丝毫不敢马虎懈怠，尽心尽力工作，勤勤恳恳学习，并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来整理归纳白天所学。几年下来，虽然不能全部继承，但是老师们在临床上的辨证思路和理法方药，特别是用药和处方的独到之处，已经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今日想来，想再一次获得这样的机会，就是踏破铁鞋，也不可能了，因为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如今不可复制。我有幸相知相交的先贤大师们，个个德艺双馨，要是健在的话，他们如今全都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二、走出国门，弘扬中医文化
1988年我被调去杭州市上城区中医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98年。偶然机缘之下，我得到莫斯科“东方医疗中心”的邀请，于是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去了异国他乡。
东方医疗中心的“老大”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原文化参赞卡雷莫夫。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通”，讲一口标准的中国话。他昔日在做运动员时患上腰腿伤痛，此病折磨了他几十年，而在中国任职时，正是中医治好了他的伤痛，他因此对中医十分热爱。卸任回国以后，他便在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医疗中心，推广心仪的中医药文化。
当时的俄罗斯刚刚经历了苏联解体，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物资相对匮乏，此商机正好吸引了改革开放大潮中活跃起来的大批中国“淘金者”，一时间大量的中国皮夹克、酒、鞋等日用品涌入俄罗斯。据俄罗斯朋友说，那个时候，大约75％的俄罗斯人穿的全是中国生产的衣服和鞋帽，五六十美元一件的猪皮夹克很是畅销。
随着大量不通俄语的中国商人涌入俄罗斯，中文翻译的身价陡升，平均要价每月一千美元。一般生意往来和日常生活用语，普通的翻译尚可应对，但中医药的专业翻译就少之又少了。所以东方医疗中心在招聘条件中就明言，应聘者必须是会俄语的中医药专业人士。这样我就成了当时唯一的候选人了。很快，我和夫人就到了东方医疗中心任职。东方医疗中心地处莫斯科河边，毗邻声名显赫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风景秀丽的列宁山和美丽的莫斯科大学都近在咫尺。我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一点下班，下午基本休息。这样的安排正合我意，淘金不是我的本意：一则走出国门，见见外面的世界，尤其是昔日想象中的“天堂”；二则难得有机会，曾经花了十几年修炼的中医药和俄语两个专业能同时用上，这更是我梦寐以求的。至少我这十几年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光阴，我学的全都用上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安慰。我夫人则一直是我的助手。同样学俄语的她，当然也十分高兴，这辈子专业没有白学。
在东方医疗中心，一个上午我可以不紧不慢地接待大约二十个病人，过得很从容，也很充实。在那里，我还带教了一名毕业于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的硕士、热爱中医药的俄国医生柳德米拉，她非常好学，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边听我解释边做笔记，而且一点就通，悟性非同一般。
莫斯科冬天太过寒冷，我和夫人无法承受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气温。尽管室内还是二十四摄氏度，温暖如春，但是不可能整天窝在家里，寸步不出，于是我们在冬季来临之前就选择返回杭州。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往返三次，冬季在杭，其他时间在东方医疗中心门诊，在莫斯科游览。
中医药虽然受到俄罗斯民众欢迎，但是中药饮片从国内运去却很麻烦。当时俄罗斯海关对中药进口有所限制，只能“灰色通关”，即将中药粉碎后，以茶叶名义入关，成本特高，安全又得不到保障，所以在俄罗斯推广中医药还是有一定困难。另外，在外久了，就想叶落归根，于是2002年暮春，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莫斯科，回到家乡西子湖畔。那年我刚六十二岁。
三、坐诊胡庆余堂，为祖国医疗事业贡献余热
回来以后，一向好动的我，是不可能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的，于是经亲友推荐，来到胡庆余堂，一切从头开始。记得第一天出门诊，一个上午只有两三个病人，倒是陆陆续续有俄罗斯病人经人介绍找来看病。一转眼，如今在胡庆余堂“坐堂”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了。年龄大了，我须量力而行，每周只出两三个上午的门诊，但我依旧坚持用心看病，每个月的病人一直维持在四百人左右，应该说晚年生活是十分充实而有意义的。特别是看到病人康复，心里更是乐不可支。
退休的商老师在直肠癌术后，从2002年起一直随我就医，其间病情好几次反复，但每次都转危为安，如今已经九十高龄，仍然健在。六十岁的王女士因车祸而致瘫痪，不能吞咽，靠鼻饲管注入喂食，大小便失禁。根据久病治络的原则，我大胆地用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加减，益气化瘀通络。在病情有起色后，我“效不更方”，继续用原方加上开窍的菖蒲和远志，仍然鼻饲。半个月后，王女士的嘴和上下肢能微微活动了。此后我就守法加减，治疗了将近八个月，同时对其加强功能锻炼。而今王女士已基本痊愈，生活能够自理。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归纳和总结，特别是吸取了先贤前辈的宝贵经验，在现代医学相对缺乏有效药物的慢性肝病领域，我逐渐积累了一些心得和体会。尤其是对脂肪肝、酒精肝发展为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诊治，通过辨证加活血通络治疗，能有效地恢复受损的脏器功能。早中期肝病的病人通过降酶、抗病毒和抗纤维化治疗，不仅病情稳定，逐渐好转，甚至小三阳转阴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至于慢性肾病，除了肾盂肾炎，都不是感染性疾病，如 IgA、IgG肾病和肾病综合征等免疫系统的疾病，现代医学一般都是采用激素治疗。一旦肾功能不全，或者出现早期肾萎缩，就会使用血透、腹透或者换肾等“替代疗法”来维持生命，因为现代医学认为肾功能损伤不可逆转。祖国医学几千年前就言明，肾脏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具有“先天之本”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慢性肾病必然导致肾虚，“久病必虚”，肾功能的逐渐下降，代谢产物的排泄受阻，日久就会造成体内酸性改变而致尿毒症，所以对慢性肾病患者必须辨证分型，分清阴阳气血，而不是一味盲目补肾。“久病必瘀”，在补肾的同时，加以活血化瘀通络之品，通过肾脏的血液循环，来改善和提高肾脏功能。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分型补肾，佐以活血通络、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治疗了无数肾病病人，总体效果相当满意，治愈者也绝非个案。
世有收藏家，往往因得到一件几百年前的古玩而自喜，而谁能拥有留传了五六千年的文物呢？我要明白地告诉世人，我们中医药业者坚守并传承的就是这样一件宝贵而绝无仅有的藏品。中医药理论立足于世，几千年不衰，如《扁鹊传》《黄帝内经》《伤寒论》等流传几千年，至今仍然是从业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回想四十年前的选择，我无怨无悔，至今非常感激改革开放给了我做出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师从名中医的机会，感激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我们所有中医药业者都应该珍爱和珍惜改革开放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做民族瑰宝的守护者和传承人，把中医药这一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无价之宝，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造福民众，造福社会——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也是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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